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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作品集

首页余世存作品集 >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荒诞第三十二

  鲍政被称为“怪题大仙”,其做主考挖空心思出怪题,令人哭笑不得。某年,鲍出《顾鸿》一题,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的秀才们寻思好久才明白此题出自《孟子·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举子们大怒,当即有人在考卷上写诗讽刺他。鲍照出不误,又来了个《及其广大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个秀才在卷上写诗讽刺道:“广大何容一物胶,满肠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色变草包。”但鲍政依然我行我素,调任湖北时又出一个《下袭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秀才们又是大怒,有人写诗骂他:“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中藏,侮圣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鲍政批阅考卷,见此诗,心中气极,又想自己实在出题太怪,也只得忍气吞声。

  康有为颇自负,曾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扬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而其讲文往往出乎本题之外,如讲韩文公《马说》,首言:“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至下课,则文公《马说》一字未谈。

  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有为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中国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独具。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冯景老(冯桂芬号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而此人不学无术,错别字脱口而出,其低能闻名遐迩,推荐人才时竟说该人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称作王,皋陶的“皋”读作“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诗曰:“帝降为王禹舜惊,臬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田桐为人偏激。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时,他力加反对,“拍案痛骂”,使会议无法进行。后见孙黄同意,才不再坚持,而变为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他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好比“开菜单作生日”,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以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孙岳是明末宰相孙承宗的后裔,常对人说他是天生的革命党,不反清做什么。孙家是高阳世族,孙岳在北方革命党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凯背叛革命后,袁的爪牙四处捉他。一天,孙突然光临何遂处,青衣毡帽,乡下佬打扮,神色慌张。何遂问他何以如此狼狈,他说:“家乡呆不住了,袁世凯要杀我。”何劝说:“这里有的是关中豪杰,你不用怕。”孙不安心,在华山下找了一间土房子,去做隐士了。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开头第一次专电云:“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元洪、段祺瑞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常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国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其他人也差点笑出声来。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上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普遍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素不信此,然不能不举行故事,因命于龙王庙设坛念经,彼将亲往祷告,民间闻之,皆大欢喜。届期,张果至龙王庙,但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夫妇从欧洲经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动员了麾下大批军政委员,反复游说汪精卫,要他留在上海“赞助清党”,切莫去武汉。其中吴稚晖甚至当场向汪精卫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楼梯,口中则连连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当时曾有人问:“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不再言其他。

  何键曾把“铲共”、“清乡”作为湖南省的中心任务,他把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他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

  何键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沈端先”改为“孙光瑞”,《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5年,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对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审判杜重远。吴铁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决,万事有我负责;不然的话,引起日军干涉,问题更严重。”杜出庭受审,即被扣押。这时吴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1941年,在日本的推动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政府代表周佛海签订蒙宁协议书。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大汉奸褚民谊忽然从苏州监狱内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他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为慎重起见,特把这件事交与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苏州找褚民谊,由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叶沈两人到南京他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迫不及待,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端神秘地不肯先说,只再三叮嘱务必认真妥慎办理,因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命与前途,而且认为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先生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怎样落到褚民谊手中。结果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发配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26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原来是脑溢血发作,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20世纪80年代初,韩羽刚调到《河北画苑》任总编时,一次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去看电影,韩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轿车,可电影快开演了,车还没有启动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组织者答复说等总编呢,韩羽闻听,气不打一处来,说什么狗屁总编,架子这么大,让一车人等他。大家当时还不认得韩羽,于是有人也跟着骂开了,正骂得起劲儿,车外的组织者见到车中的韩羽,忙叫道:“韩总编,下边的轿车等了半天了,你怎么在这儿?”韩才知道自己正是挨骂被等的总编,全车人见状,大笑不止。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70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72年,戴乃迭被释放,杨宪益先于他出狱。戴回到家中,看见杨宪益已经整理好房间,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兰地,戴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1975年,“四人帮”在“批邓”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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