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公使，在当时前所未闻。人们难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故乡湖南，风气更为闭塞，大名士王闿运编了一幅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当时只有李鸿章理解他，称赞他：“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
清朝末年，维新与保守较量频繁，当朝大学士倭仁反对招考学习天文、算学的人员，其理由是：凡学问都以中国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国去学习。他以病伤为借口，坚辞派他担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对西学极为仇视，他住在东交民巷，府宅与使馆相邻，做一幅对联说他“与鬼为邻，望洋兴叹”。
徐桐保守顽固，对一切洋玩意儿，一概深恶痛绝。有一次看到他的儿子，已经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着雪茄烟从他面前走过，立刻勃然大怒，训斥道：“我还活着，你都这样；我死了以后，一定禀明阎罗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并罚儿子跪在太阳底下暴晒。
戊戍政变之初，张元济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劝说“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京，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来与洋人议和。李经沪北上，张元济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什么！”
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俞樾耿耿于心。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系列仇满言论，更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藉此怒斥道：“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学太祖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
伦敦事件后，康有为认为，把自己的名字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是一件极冒险的事。他的弟子麦孟华还据此事件把孙斥为“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到政变失败，康梁出逃，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礼，梁启超指责康为“首造逆谋”，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在事后更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下罪己诏，开党禁，解散皇族内阁，任“袁总理”，荣庆充任顾问大臣。此时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已无意约束袁世凯，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折，无法发挥作用，大多数人如黄兴等极力主张跟袁妥协，汪精卫则怀疑孙中山有名利思想，“当面斥孙公”，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把孙中山请到北京，给以总统般隆重礼仪相待。一个多月时间，谈话十余次。孙每次讲话，袁总是随声附和，谦恭异常。孙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连声赞同，以至孙起了疑心，问梁士诒，梁沉思片刻答说：“先生为南方人，总统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总统并不觉得有何不可。”孙听后恍然，打消对袁的疑虑，对袁说：“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希望您当十年总统，十年之内我筑成铁路二十五万里，您练精兵五百万。”
宋教仁临终前致电袁世凯，对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宋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在上海时，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人们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辜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东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宿舍、补习学校等。有一次黎元洪总统到其厂参观，称赞他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邢宝斋为段祺瑞家仆，对段的发迹不以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当年在段父军中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段总不改，邢气极了，就说：“你这个鸟样！”邢总说这些事，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卖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散会后他跑到第一宿舍（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人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
1919年冬，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他跟人说，当时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竭力主张轰炸西安城，由于冯玉祥反对，他放弃计划，但仍派飞机去西安城外轰炸，宋美龄害怕蒋介石生命有危险，劝其不进攻西安。但宋一走，何改变主意，继续命令军队向西安进攻。宋愤怒地责问：“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这不是存心要谋杀他吗？”何应钦火冒三丈：“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许你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戒心日重，他决心用陈诚代替何应钦。何揽权过多，蒋就对他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我还是保举一人来接替你的军政部长职务吧。”何答道：“不，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
1943年11月，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清议，如王世杰所期望的，“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高论盈庭，而对现实问题毫无干预能力。黄炎培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个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藤椅冲破。余介绍说：“这是李烈钧先生。”臧对这个民国元老、赫赫有名的将帅说：“久仰了。”余为老人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乱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诗人心中起火又不好发作，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宋美龄的正统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欢迎宋美龄的会上，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标语：一条是“蒋夫人——我们伟大的妈妈”；一条是“蒋夫人——我们要饭吃”。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他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1945年冬，宋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何廉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宋子文看到这份纲要时对何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何有没有英译本，何廉说没有，宋就要何廉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树达感到疑惑不解，当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他找校长李达，李达权力有限，最后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详叙他对杨荣国的看法，毛没有回信。唐麟告诉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老先生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以求毛的谅解。接到杨两封信后，毛回信说：“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韩羽的漫画，在笔法上，状如童画。张中行曾对韩羽说：“人家都说你的画像小学生画的。”韩羽回答：“你也让他画一张来看看。”
王小波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时，说他想起了陈寅恪、冯友兰这样的教授。对陈教授，他想到，后者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王小波说，想到这件事，他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点伤感。
钱钟书、吴组缃是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说：“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寄了一套《管锥编》给吴：“我的书，你都没有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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