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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余世存作品集 >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政事第二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欣明而敏。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文宗。论者以为可惜,因奕欣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于是被处斩。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欣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欣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戊戍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流言传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赴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太后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曰:“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国下罪已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薛以告张,张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磺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在这一年,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戍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戍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叶恭绰去见段:“现在既然已经参战,无论多少总得派点军队参加。不知已做怎样的计划?”段说:“他们(段说话时喜欢用他们二字)的意思想出一万兵。”叶问:“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钱呢?”段说:“不是有参战借款吗?”叶说,“从中国到欧洲,要走许多的路程,要花许多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段问:“怎么是两千元一个兵?”叶说:“参战借款只有两千万,出一万兵,不正是两千元一个兵么?”段至此默不作声。叶这时才明白,段根本无派兵参战的意思。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老段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开言。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遂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是年4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15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只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6年后能买一只鸡,10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请辞正式获准,共计70天。这70天中,蒋的环境与心情,写在《沪滨日记》中。蒋经国引过一位先生来信:“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仍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他说:“这句话说得太心痛。”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广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默不作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在延安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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