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就在大战开始之前，麦加的年轻王储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于归途中在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开罗的英国总督、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他请求英军派兵援助自己的父亲。
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是大谢里夫、麦加埃米尔，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贵族，先知直系后裔哈桑王族之后。这个家族是麦加世袭埃米尔，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曾把他囚禁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监狱内超过十五年之久，同时委派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埃米尔。1908年，由于缺乏候选人，青年土耳其党将他派往麦加（在那儿他的电话号码是“Mecca I”）。面对恩维尔帕夏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特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的对抗，侯赛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阿拉伯战争，要么起兵反抗伊斯坦布尔。
阿卜杜拉自豪地向基奇纳展示了他在同南阿拉伯半岛酋长战斗中所受的新伤，基奇纳也展示了他在苏丹得到的伤疤。这个矮胖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大的基奇纳：“阁下很容易成为目标，我个子这么矮，都让贝都因人给击中了。”尽管阿卜杜拉魅力无限，但基奇纳拒绝了支援谢里夫派的要求。
几个月后，大战改变了一切。基奇纳返回伦敦担任陆军大臣，发布了鼓舞人心的招兵海报，上面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基奇纳依然是不列颠优秀的东方专家，当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向协约国发动圣战时，基奇纳想起了侯赛因，他提议任命侯赛因为英国扶持下的哈里发，并希望后者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一场起义。他命令开罗方面联络谢里夫。
这件事情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15年8月，谢里夫侯赛因突然提出要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并以此向英国索取一定回报。此时，英国远征加利波利失败，但仍主张彻底击溃土耳其人以打破西线僵局，然而此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市惨遭包围。所以英国人认为，除非受到阿拉伯起义的牵制，否则杰马勒帕夏将会很快征服埃及。伦敦因此命令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勋爵同意任何条件以确保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谢里夫侯赛因此时已年过六旬，被“阿拉伯的劳伦斯”描述为“非常自负、贪婪和愚蠢的人”，“根本没能力”统治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老头”，而此刻英国非常需要他的帮助。受其精明的次子阿卜杜拉引导，侯赛因要求英国助其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哈希姆帝国[1]，这项过分的要求让英国无法接受，因为一旦成真，这个地区将出现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侯赛因提出，作为报答，他将通过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会，如“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和“盟约社”（阿赫德），在他自己所属的阿拉伯区域以及叙利亚地区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但这注定是不现实的：他仅统领着几千名勇士，甚至不能统治全部的汉志，而敌对的酋长如沙特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侯赛因的地位岌岌可危。至于那些秘密组织，他们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不久以后就被杰马勒消灭殆尽了。
麦克马洪不确定该对这些“悲喜剧式的自命不凡”的人作出多少让步，正当他为此烦恼时，侯赛因同时向“帕夏三雄”开出了比向英国人开出的还要高的价码，要求世袭汉志并结束杰马勒的恐怖统治。谢里夫派出三子费萨尔（Faisal）和杰马勒谈判，但是这个专制统治者却强迫他观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绞刑。
谢里夫和英国人的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世纪，英国东方专家伪装成考古学家，以开罗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熟知了巴勒斯坦的概况。基奇纳拍摄了许多耶路撒冷的照片并绘制了地图，他有时甚至会伪装成阿拉伯人。相比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他们当中许多人更了解开罗的各个俱乐部：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友善，却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认为犹太人在背后勾结敌人。当伦敦方面和谢里夫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坚持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谢里夫的敌人沙特人。英国似是而非的专家们发现自己正活在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绿斗篷》的现实版中，漂泊在广阔的奥斯曼海上，卷入了微妙的阿拉伯政治激流。
庆幸的是麦克马洪有一个非常了解叙利亚的军官。二十八岁的T．E．劳伦斯，被其同伴、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描述为“极为聪明的人”。劳伦斯是个古怪的局外人，他是英国保守党模棱两可的精神产物，并且始终苦恼于该效忠哪个主子——大英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他是个私生子：父亲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个世袭男爵，他抛下妻子和女教师萨拉·劳伦斯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并采用了她的姓氏。
劳伦斯从小就渴望将来既精力充沛又能深思熟虑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在牛津大学撰写关于十字军城堡的毕业论文时，曾训练自己以增强忍耐力。之后，他游遍叙利亚，掌握了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伊拉克境内的赫梯遗址工作。在那儿，他和年轻的阿拉伯助手达霍姆（Dahoum）成了朋友，或许甚至是一生的情侣。他的性取向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依然神秘，但是他嘲笑“我们滑稽的生殖过程”，他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说：“他不是个厌恶女人的人，但是如果突然被告知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女人，他也仍会保持沉着冷静。”居留伊拉克期间，他计划写作一本关于耶路撒冷和其他六个阿拉伯城市的“冒险记”的书，他以《箴言篇》中的诗句将该书命名为“智慧七柱”。该书从未发表，后来他把这个名字挪用给了另一本书。
“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皮肤茶色的男人，典型的英国脸，被沙漠晒成古铜色，还有一双奇特的蓝眼睛”，像美国人后来描述的一样，劳伦斯身高5英尺5英寸（约1.65米）——格特鲁德·贝尔叫他“小淘气”。他写道：“我的头脑如夜猫般敏捷而冷静。”他对每个人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是个词藻华丽的作家和敏锐的观察家，但对不喜欢他的人却格外粗鲁。他承认曾遭受过“渴望成名”之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恐惧”。他所做的一切都因为“任性的好奇心”。这个具有骑士精神并笃信正义的人，还是个阴险的阴谋家以及自我神化的家伙。洛维尔·托马斯称之为“一个无意中闯入聚光灯下的天才”。他身上虚荣心和受虐心并存：“我喜欢我内心的事物，不断享受我的快乐并一直冒险下去，在堕落中，似乎还能得到一点确定感。”
在开罗，麦克马洪开始向这位下级军官求助：他已成为“主动和谢里夫谈判的人”。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写到的，他总发现自己“在思考萨拉丁和阿布·乌拜达”，但他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认为沙漠中的阿拉伯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不像巴勒斯坦那些人。他明确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为叙利亚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但他不承认耶路撒冷真的属于阿拉伯人——它是个“肮脏的城市”，他写道，它的人民“像饭店的仆人般毫无个性，依靠穿行的成群游客而生存。众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民族性的问题在此远离了他们，如同复本位制远离得克萨斯生活一样毫无瓜葛”。像耶路撒冷或贝鲁特这样的地方已“陈旧不堪——说它是叙利亚的代表，就好像说伦敦苏豪区可以代表整个英国一样荒谬。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回复侯赛因。他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麦克马洪同意侯赛因要求的帝国，包括劳伦斯列出的叙利亚东部城市，但不包括争议地带以西部分。双方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及耶路撒冷。谢里夫不可能接受将耶路撒冷排除在外，但英国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未提及这座城市就是回避问题。另外，麦克马洪坚持应排挤掉法国的所有利益——法国对耶路撒冷的诉求由来已久。事实上，高级专员计划名义上将耶路撒冷放在埃及阿尔巴尼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样圣城还是属于穆斯林，但事实上却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需要阿拉伯人立即起义，所以就许下必要的但尽量含糊的承诺。然而麦克马洪的种种承诺还不够暧昧，就在英法开始正式谈判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阿拉伯人提高了他们对此的期待。
英国谈判者、国会议员和约克郡男爵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个富有创造力和难以驯服的业余人士，曾游历东方并因此成为卓越的专家——尽管劳伦斯称他“满腹偏见、肤浅和伪科学”。他真正的天赋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热情，这种奔放具有很大的魅力，以至于他的上司乐意让他插手任何他感兴趣的东方政策。赛克斯和他的法国搭档——驻贝鲁特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同意由法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由英国接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并在英法监督下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而耶路撒冷则将由法、英、俄实行共管。[2]这些对于过去七十年中一直觊觎控制耶路撒冷的三个帝国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也容许以某种形式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因为英国仍暗中觊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不久协定就失效了。
1916年6月5日，谢里夫侯赛因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但意识到了奥斯曼人将推翻他，因此在麦加举起红旗，发动阿拉伯起义。他自称“阿拉伯人之王”，这个称号是用来警告英国人的，后者劝他将头衔降为“汉志之王”。这仅仅是开始：历史上极少的家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戴上如此多的王冠。侯赛因国王任命他的儿子们指挥规模很小的军队，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叙利亚的起义从未实现。英国人发现，很难搞清楚谢里夫这伙人究竟能否发挥作用，因此到10月的时候，后来统治耶路撒冷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的下属劳伦斯来到了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劳伦斯细心观察着国王的四个儿子，以便找到理想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快，他发现只有次子阿卜杜拉和三子费萨尔堪当重任。但他不愿接受阿卜杜拉，他认为阿卜杜拉“聪明过头了”，阿卜杜拉则觉得劳伦斯是个“怪物”。劳伦斯见到费萨尔王子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三十一岁，高大、优雅、强壮，形象近乎帝王；矫捷且精力充沛；面部光洁如同纯正的切尔克斯人；黑色头发、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欧洲人，而且非常像丰特莱修道院里的理查一世纪念像。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劳伦斯称赞他是“一个绝对了不起的人”，但又说费萨尔也是“一个鲁莽无畏、懦弱胆怯、愚昧无知的人——我是出于怜悯才服务于他”。
阿拉伯起义失败了，虽然是爆发在谢里夫自己的汉志领地里，劳伦斯见证了费萨尔的几千骆驼骑兵被“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打败。然而如果他们当初袭击哨所、破坏铁路，也许可以钳制住整个奥斯曼军队。当劳伦斯被分派到费萨尔麾下时，他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创造了现代起义的典范。但正是费萨尔使劳伦斯穿上传奇的外衣，“身着华丽的绣金白丝袍”，正如他在其阿拉伯起义指南——21世纪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军官必读之物——里所写的一样：“如果你穿戴上阿拉伯服饰，就要穿最好的，打扮得要像个谢里夫。”劳伦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苦行诗人的气质，但他明白“处理阿拉伯人问题的全部秘密就是不断地研究他们。通过聆听和间接调查，了解他们的家族、氏族和部落、朋友及敌人”。他学会骑骆驼，并像贝都因人一样生活，但他从未忘记将大量的英国黄金分发给他的部队以确保他们团结一致——“这是这些部落曾经历过的最富得流油的时候”——甚至五十年之后他们仍认为他是“带着黄金的人”。
战争的杀戮与磨练既让他恐惧又让他兴奋。“我希望这听起来是个玩笑，”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他写道，“正是最业余的行为使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贝都因人是唯一能干好这个的民族。”当他的一个部下被控谋杀时，劳伦斯不得不亲手执行对谋杀者的死刑，以避免血亲复仇。在经历一场土耳其人的屠杀之后，他希望“一旦我苏醒并重新活过来，这些噩梦也就结束了，土耳其人这种不断的杀戮非常可怕。”
得知赛克斯和皮科瓜分中东的秘密时，劳伦斯感到羞耻：“我反对号召他们为我们的谎言而战。”有很多次，他在绝望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希望一度被扼杀在路途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亲英者和亲阿拉伯者”，但他鄙视帝国的征服，更愿意阿拉伯成为一块独立的疆域，但需要在英国的保护下。“假如我幸免于难，我不仅能打败战场上的土耳其人，也能打败我自己的国家以及议会中的支持者”。
劳伦斯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他的计划一起透露给费萨尔。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一个法属叙利亚的出现，就必须亲自解放它，还必须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军事气势为阿拉伯人赢得叙利亚：劳伦斯带领着费萨尔的军队，经过300英里（约483千米）的迂回历险，穿过艰难的约旦沙漠，袭击了亚喀巴港口。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杰马勒第三次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人穿越西奈进行反攻。1917年春，在奥匈帝国的炮火掩护下，一万六千名德国人在加沙两度击败英国人。杰马勒意识到他们会再次发起进攻。巴勒斯坦此时正情绪高昂地密谋反抗奥斯曼。帕夏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亲英犹太间谍网，其成员遭到严刑拷打：他们的指甲被拔掉，头颅被老虎钳夹裂，最后被处以绞刑。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的警察正在搜寻另一个犹太间谍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诗人、商人和修理工。他们声称他建立了一个依托妓院的间谍网。莱文躲在他朋友卡里尔·萨卡基尼的家里，萨卡基尼是耶路撒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同意保护莱文。复国主义者的间谍网激怒了杰马勒，他曾于4月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召见外国领事们，并发表了一项险恶的声明：他威胁要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残酷地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面临死亡。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为耶路撒冷而战。”杰马勒告诉恩维尔。他们邀请了指挥过凡尔登战役的前德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来到耶路撒冷，并向后者请教怎样打败英国。恩维尔越过杰马勒，将最高领导权给予了德国人。“法尔肯海因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杰马勒警告恩维尔，“所以由他来领导巴勒斯坦战争也将会成为我们的灾难。”
1917年6月，垂头丧气的杰马勒在耶路撒冷车站迎接法尔肯海因。他们还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台阶上一起尴尬地拍了合影。法尔肯海因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建立了指挥中心。亚洲军团的德国士兵挤满了城中的咖啡馆，他们的军官则接管了法斯特酒店。“我们身处圣地，”驻扎在城内的一位典型的年轻德国士兵鲁道夫·胡斯[3]写道，“我们周围充斥着那些宗教史上耳熟能详的古老名字和圣徒故事，这和我幼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奥地利的军队在城中列队行进，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则在西墙边祈祷。杰马勒帕夏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大马士革管理属于自己的省份。德国皇帝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但为时已晚。
6月28日，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勋爵以新任英军司令的身份到达开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劳伦斯和谢里夫派就占领了亚喀巴。劳伦斯骑骆驼、乘火车、坐轮船，仅用四天就到达了开罗，向艾伦比报告他的胜利。尽管艾伦比是个率直的传统骑兵，他还是立刻被这位消瘦的身着贝都因长袍的英国人打动了。艾伦比任命劳伦斯和劳伦斯的谢里夫骆驼军团充当他的机动右翼。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法尔肯海因的副官弗朗茨·冯·巴本上校布置了防御工事并计划进行反攻。但德国人低估了艾伦比，他们于1917年10月31日遭到突袭，艾伦比发动攻势占领了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当艾伦比集结了七万五千名步兵、一万七千名骑兵和少量的新坦克时，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正和一个出生于俄国、名叫哈伊姆·魏茨曼的科学家协商一项新政策。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穿梭于白厅、出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高谈古代以色列和《圣经》的俄国移民，在努力设法使一项政策赢得英帝国支持，这项政策像君士坦丁或萨拉丁曾经作出的决定一样，将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中东。
他们早在十年前就见过，但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红润的脸颊和修长的四肢，贝尔福被人昵称为“颓废派”和“漂亮的范尼”，又因为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时的冷酷，他也被称作“血腥贝尔福”。他是苏格兰商人和英格兰贵族的后裔——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的妹妹。他曾陪同他的舅舅和迪斯累利出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是当他于1902年继承索尔兹伯里爵位后，有人见了他就语带讽刺地说：“鲍伯是你舅舅啊！”既是哲学家、蹩脚诗人又是激情网球手的贝尔福是个从未婚娶的纨绔的浪漫主义者，还是一个轻浮的成天将“无所谓而且根本无关紧要”挂在嘴边的即兴诗人。大卫·劳合·乔治尖刻而谨慎地评价说，历史将像“记住手帕上的芳香一样”铭记贝尔福。事实上，就和魏茨曼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来说，他确实是最值得铭记的人。
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魏茨曼来自平斯克附近的犹太小村庄，父亲是个木材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后来他从俄国先后逃往德国和瑞士学习科学，三十岁时移居曼彻斯特并在大学教授化学。
魏茨曼“既放荡不羁又富有贵族气息，既德高望重又爱冷嘲热讽，充满着俄国知识分子刻薄和自嘲的才智”。他“天生就是个贵族，与国王和首相们打成一片”，还设法赢得了丘吉尔、劳伦斯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的尊敬。他的妻子维拉是沙皇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的女儿，她把大多数俄国犹太人看作卑贱粗俗的人，喜欢英国贵族气质的社交界，并确保她的“小哈伊姆”穿着得像一个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魏茨曼，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痛恨沙皇俄国，也鄙视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很像“养尊处优的列宁”，并时常被误认成后者。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他那流利的英语总是夹杂着俄国口音，还有他那“结合着猫科动物致命的攻击、火热的激情和远见卓识的近乎女性的魅力”。
1906年，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和平斯克犹太人毕业生首次见面。他们的谈话短暂但令人难忘。“我记得贝尔福以他通常的姿势坐着，跷着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贝尔福于1903年担任首相，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乌干达方案，但此时他已失去权力。魏茨曼担心他的漠不关心只是“一种掩饰”，所以他解释说，如果摩西听到乌干达方案，“他肯定会再次摔碎那两块石板”。[4]贝尔福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你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你愿意要吗？”“魏茨曼博士，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啦。”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时，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
“像你这么认为的犹太人多吗？”
“我道出了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的心声。”
贝尔福甚感钦佩，但又补充说：“很有趣，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都如此。”
魏茨曼知道大多数英国犹太贵族都嘲笑复国主义，他回答道：“贝尔福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遇到真正的犹太人。”
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过魏茨曼遇到了他第一个帝国政治家。贝尔福已大选败北，随后赋闲数年。其间，与贝尔福见面后不久的魏茨曼首次拜访了耶路撒冷，并发起一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活动。巴勒斯坦充满活力的复国主义农场震撼了他，但耶路撒冷的现实景象却是“一座依靠施舍而生存的城市，一个悲惨的隔都”。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处像样的建筑——除了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在耶路撒冷都有立足之处。耶路撒冷使我情绪沮丧，夜幕降临之前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魏茨曼回到曼彻斯特，成为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并和编辑C．P．斯科特成为朋友，斯科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所有者，也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先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好吧，魏茨曼博士，”斯科特1914年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大战之初，魏茨曼被“干脆利索、令人着迷、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入海军部。丘吉尔说：“哦，魏茨曼博士，我们需要三万吨丙酮。”此时魏茨曼已经研制了生产丙酮的新配方，这种溶剂用于制造无烟炸药。丘吉尔问道：“你能制造吗？”那时的魏茨曼不仅能够制造，而且已经制造出来了这种溶剂。
数月后的1914年12月，C．P．斯科特邀上魏茨曼和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以及他的同僚赫伯特·塞缪尔共进早餐。魏茨曼注意到，为了掩饰他们的过分严肃，大臣们都用轻浮幽默的方式讨论着战争，不过“我非常羞怯，并忍受着被压抑的兴奋”。魏茨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政治家们都很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劳合·乔治承认：“当魏茨曼博士讨论巴勒斯坦时，对我来说，他一直提到的地名比西线上的那些还亲切。”并且他愿意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但劳合·乔治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见过面。魏茨曼一直谨防着塞缪尔——他不仅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有关系的英国犹太银行家后裔，还是首位进入英国内阁的虔诚犹太人——直到他透露出他正在拟定一份关于犹太人回归的备忘录。
1915年1月，塞缪尔向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递交了他的备忘录。“已经在分散各地的一千两百万人中引起轰动，”塞缪尔写道，“人们普遍同情这种恢复希伯来人家园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犹太人这种“可以集体返回”的想法，并讥笑他们是“一个多么引人瞩目的社团”。至于塞缪尔，阿斯奎斯说他的备忘录“读起来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5]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图表述了迪奇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正是这幅奇怪的插图使条理清晰、善于思考的赫伯特·塞缪尔采取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甚至更吃惊地发现：“说来也奇怪，这个提案的唯一反对人正是劳合·乔治，他并未谴责犹太人，却认为这种令人震怒之举将使得‘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占领圣城。”阿斯奎斯认为劳合·乔治关于耶路撒冷应归英国所有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却是错误的。
劳合·乔治，这个蓝眼睛的威尔士浸礼会小学校长的儿子和轻率的好色之徒，一头蓬乱的白色长发使他看起来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关注犹太人，作为一名律师，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案件。劳合·乔治是一位激情改革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公爵们的迫害者以及雄辩演说家和天生表演家。他宣称：“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犹太人的历史，比关于我自己家乡的都多。”大战一爆发，他就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战争大臣和浪漫的帝国主义者，深受希腊古典作品和《圣经》的影响。
劳合·乔治再次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贝尔福匆匆写道：“魏茨曼无需介绍。我还记得我们1906年的谈话。”他用“好吧，您还没有改变太多”来问候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着他又用沉着、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您知道，当枪声匿迹时，您可能就会得到你们的耶路撒冷，这是您正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您还需要不断地来找我。”他们开始定期会面，夜里一边绕着白厅散步，一边讨论着一个犹太家园将如何在命运的转折下，在符合历史的正义与英国的权力影响下运行。
现代科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贝尔福现在担任海军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担任军需大臣，二人最关心魏茨曼研制炸药的工作。魏茨曼发现自己与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头面人物“扯上了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这促使他仔细思考他卑微的身世背景：“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来自乡村的犹太人，白手起家，现在也不过是一所地方大学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贵族们来说，魏茨曼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他就像一个《旧约》中的先知。”丘吉尔后来这样评价说，尽管他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声称，他感激魏茨曼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持犹太人，但事实是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内阁强有力的支持。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的经书，在其成书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影响了这座城市。“英国是个《圣经》国家，”魏茨曼写道，“那些毕业于古老学校的英国政治家笃信宗教。他们理解回归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这迎合了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和美国一样，“英格兰也是阅读和思考《圣经》的国度，”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国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渴望返回他们古老家园的群体。”他把这种渴望当作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愿望”。
在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中，有些东西隐藏得更深：英国领导人天生同情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情怀在战争期间由于沙皇的压迫得到进一步强化。欧洲的上流社会目眩于犹太富豪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难以置信的财富、异族的权力和富丽堂皇的宅邸。然而这也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由受迫害的《圣经》英雄组成的高贵的种族，是不是大卫王和马卡比的后裔，抑或是包藏祸心、精于算计、长着鹰钩鼻且拥有超能力的霍比特人。在一个种族优越论泛滥的年代，贝尔福确信犹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之后最有天赋的人类种族”。丘吉尔也认为他们是“最令人惊叹和富有天赋的种族”，但同时又称他们是一个“上帝和恶魔特选的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种族”。劳合·乔治私下批评赫伯特·塞缪尔具有“他的种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征”。但三个人都是真正的亲犹主义者。魏茨曼深知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论和基督教希伯来主义之间只一线之隔：“我们同样痛恨反犹主义和亲犹主义。两者都是可耻的。”
然而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决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台。劳合·乔治继任首相，并任命贝尔福为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被描述为“自查塔姆伯爵之后最伟大的战争领袖”，而且他和贝尔福会用尽一切手段赢得战争。在这场持久的、可怕的对德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使得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确信：对于英国取胜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必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1917年春，美国参战，俄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明显，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将俄国保留在协约国行列内，”一位重要的英国官员解释说，至于美国，“如果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政策的目的之一，很可能会对美国政府产生正面的影响。”即将访问美国的贝尔福告诉他的同僚：“现在美俄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明显支持复国主义。”如果英国能发表一个支持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我们应该可以在俄国和美国开展极其有效的宣传”。
英国人知道，德国人正在考虑一个属于自己的复国主义宣言，因此应该加紧向俄国和美国宣传——毕竟，复国主义是德国和奥地利人的主意，1914年以前复国主义者一直以柏林为基地。1917年8月，当杰马勒帕夏这个耶路撒冷的独裁者访问柏林时，他会见了德国的复国主义者，奥斯曼大首相塔拉特帕夏勉强同意促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正在巴勒斯坦边境秘密准备进攻。
这些才是英国支持复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与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无关。此时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贝尔福宣称：“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可能正是复国主义成了他唯一真正充满激情的事业。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此时的军需大臣——也成为了复国主义者。那个兴奋的牛虻马克·赛克斯勋爵，此时也已经进入内阁，他突然相信英国需要“全世界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没有伟大的犹太民族支持我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也就是赢得这场战争。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之间论争不断。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问道：“怎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合·乔治辩论说：“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是一位饱受折磨的犹太人、一位银行继承人，还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亲，他激烈地争论说复国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犹主义。许多英国犹太要人同意他的观点：摩西爵士的侄孙克劳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奥里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发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方面又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只是犹太教的附属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奥里拖延了宣言的发表，但当魏茨曼来到白厅办公时，他回击并说服了休息室和国会里的犹太要人及英国贵族。他赢得了二十岁的多莉·德·罗斯柴尔德的支持，后者把他引见给了阿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克鲁侯爵夫人告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支持魏茨曼。”在英国犹太人的无冕之王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帮助下，魏茨曼击败了他的犹太对手。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在内阁中随心所欲。“我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贝尔福记录道，他同时安排赛克斯负责谈判。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了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了他的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明确理解，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6]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任何犹太家园建立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时，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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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个命名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孙子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2] 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了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以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3] 胡斯是奥斯维辛（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未来的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牧师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那儿的许多牧师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未来的副元首。1941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4] 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5] 在迪斯累利著名的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6] 他还想到了第四种中东方案：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通过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而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考虑留下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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