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皇帝》片段
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明太祖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汪广洋气量褊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杨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北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没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剌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
●明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率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子(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童。王振说什么，他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谈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剌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明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是三十五岁。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真。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宫，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宪宗本身，其实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
宪宗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明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校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宫，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暧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魏忠贤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他目不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王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在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贤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是叶向高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明思宗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三岁；生过三个儿子，都已早死。
思宗朱由检，以异母弟的资格继位，改明年的年号为崇祯。可怜他，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六岁，学识很浅，经验毫无，却不得不担起抵御外患和削平内乱的重担子，一心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样去做好。
刚即位时，他颇表现出一种魄力，把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其后，面对后金与农民军，他就一错再错，错到不可收拾，把江山断送了。
他不该在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入关，兵临京城，袁崇焕尾追皇太极而来之时，相信宦官杨某的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通谋，而把袁崇焕逮捕，于次年八月凌迟处死。
思宗杀袁崇焕，等于是“自坏长城”。虽则有忠心耿耿的孙承宗，替他追回那愤而出走的袁崇焕部将祖大寿，虽则祖大寿能够在其后替他死守锦州直到崇祯十五年三月，然而大寿究竟非袁崇焕可比，而且袁崇焕之死，足令沿边的将帅寒心，士无斗志。皇太极尽管不能从锦州这一条路来，却颇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在崇祯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又陆续从长城的其他口子，冲了进来。
思宗年纪轻，性急，轻信，多疑，好杀。倘若他性情稍能忍耐，对事稍加考虑，对人稍存信任与宽容，则不仅不致误信杨太监的话而捕袁杀袁(实际上，杨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且也决不会打不了农民军，亡于农民军之手。
此人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不曾享福一天，而天天在内忧外患之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有心去坏人，用好人，而认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没有治国救国的真本领，以致局面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终至于身死国亡，值得后世同情，而不值得后世效法。
（摘编自《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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