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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六.文字

  元朝的古文散文,以虞集的为最好;苏天爵《国朝文类》所选录的,也以虞集的为最多。至于古文韵文,各家的赋,很难分出多少高低。尽管如此,我个人却认为虞集的赋也以清新见长,不像别人的一昧堆砌。在诗的方面,刘因可谓首屈一指。此人志趣清高,生活严肃,可惜天不永年,在四十二岁之时便死,留下了一部《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中十五卷是诗,第三卷完全是“和陶”之作,证明他对陶渊明的为人与诗学最为钦佩。我很爱他的《会饮北山》:“相逢相饮莫相违,往事纷纷何足悲?别后几经沧海浅,归来岂止昔人非!此山变灭终如我,后会登临知与谁?今古区区等如此,不须辛苦叹斜晖。”

  元朝人写词写得好的不多。诗在唐后难写,词在宋后更难写。因此之故,“曲”便应运而起。曲并非开始于元,而是到了元时臻于极盛。

  曲的发展,先为“小令”,次为“合调",再次为“套子”,终于形成四个套子或五个套子的“杂剧”。

  小令,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小调"。例如,马致远的《青哥儿》:“前村梅花开尽,看东海桃李争春。宝马香车陌上尘,两两三三见游人,清明近。"又如,无名氏的《塞鸿秋》:“影儿孤,房儿静。灯儿照,枕儿欹。床儿卧,帏屏儿上靠。心儿里思,意儿里想,人儿俏。不能够床儿上、被儿裹、怀儿抱。怎生捱今宵?梦儿里添烦恼。几时捱得更儿静,月儿落,鸡儿叫?"

  “台调"是两个或三个不同的调子合在一起的。例如,无名氏的《沽美酒》与《太平令》合调:“画梁间乳燕飞,绿窗外晓莺啼,红杏枝头春色稀。芳树外,子规啼,声声叫道不如归。雨过处残红满地,风来时落絮沾泥。酝酿出困人天气,积趱下伤心情意。怕的是日迟,柳丝影里,沙晓处鸳鸯春睡。”又如,曾瑞的《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个调子的合调:“无情杜宇闲淘气,头直上,耳根低,声声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阑边,雕檐外,画楼西。把春醒唤起,将晓梦惊回。无明夜,闲聒噪,厮禁持?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我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

  用两个或三个调子合起来,连续唱完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以前填词的人所从未尝试过的。倘若用同样的词牌连填两首或三首,就显然“单调”得多。

  合调有一个规矩:除了意思贯串以外,韵也要贯串到底,不可一调一韵,要两调三调同用一韵。

  然而这合调的韵,正如其他各式的曲一样,并非像词牌限于平声与平声相叶,仄声与仄声相叶。平上去三声可以通叶。于是,音调铿锵爽利,更便于唱,更能表情。

  “套子”是三个调子以上的合调,最多的可以多到三四十个调子。那末,它和普通的合调,除了数量以外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在于合调是抒情,而套子是叙事。(当然,所叙的事,夹有浓厚的情的成份。)

  从小令到套子,都叫做“散曲"。套子再一步扩展,以四个套子连在一起,便成为“杂剧"。杂剧中的套子,称为“‘第一折”、“第二折”等等。在第一折的前面,或其他各折的中间,可以放一个“楔子”,也可以不放。“楔子”长的用一个合调,短的用一个小令,甚至连小令也不用。杂剧之中的楔子与各折,都夹有“说白"与“做"。“做",称为“科"。例如,“递酒科”、“笑科”等等。

  除了少效的杂剧像《西厢记》以外,每一折都只有一个角色在唱,其他的角色只能作说白与做科。这是杂剧不够进步,不如莎士比亚式戏剧之处。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元朝比莎士比亚早三百多年。

  元朝的大杂剧家,除了《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以外,有马致远、关汉卿、白朴等人。最好的一部杂剧是《西厢记》,而马关白等人的曲子各有千秋,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不逊于王实甫。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以文字精练见长。

  马致远最会用“衬子”。“衬子"不受曲谱的拘束,使得曲词更加自由。例如,在他的《汉宫秋》第二折里面:(体态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温柔,(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脸儿有)一千般说不尽(的)风流。”《汉宫秋》所写的,是汉元帝与王昭君的故事。

  白朴的《梧桐雨》,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白朴的文言根柢太好,因此写出来曲词倒反不够口语化,令我们有美中不足之感。例如,在《梧恫雨》的第三折里面:“‘驻马听'隐隐天涯,剩水残天五六搭。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雾昏花,灞桥衰柳风潇洒。煞不如碧窗纱,晨光闪烁鸳鸯瓦。‘鸳鸯煞’黄埃散漫惠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一程程水绿山青,一步步剑岭巴峡。唱道感叹情多,牺惶泪洒,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

  关汉卿所写的杂剧最多,所用的文字也最近于口语,而且他最喜欢写民间匹夫匹妇的故事。他写过六十几部杂剧,今日存在的有十六部完全的,两部残缺的。哪一部最好?可能是《窦娥冤》。窦娥是蔡婆婆的媳妇,婆媳二人均守寡在家,不幸遇到坏人张老头与张老头的儿子张驴儿。张驴儿从“赛卢医"那里买了毒药,想毒死蔡婆婆,以便逼迫窦娥嫁他。恰巧毒药放在羊肚汤里,被张老头误尝一口,中毒而死。张驴儿藉此又恐吓窦娥,问她愿意“私休",还是“官休“。私休是嫁他,官休是拖她到山阳县衙门里告状。窦娥宁愿官休,不愿嫁他。于是,她被拖进了衙门,屈打成招,含冤而死。死后三年,她阴魂不散,告诉她父亲——官居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窦天章这才捉了张驴儿,处以凌迟之刑。

  《窦娥冤》的结构、说白与曲词,都很好。在说白方面,例如: (张驴儿做叫科云) 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老子哩! (卜儿[蔡婆婆]云) 罢么!你不要大惊小恠[怪]的吓杀我也。

  (张驴儿云) 你可怕么? (卜儿云) 可知怕哩。 (张驴儿云) 你要饶么? (卜儿云) 可知要饶哩。 (张驴儿云) 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

  夫",我便饶了她。

  (卜儿云) 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

  (正旦[窦娥]云) 婆婆,你怎么这般言语!

  (张驴儿云) 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 (正旦云) 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

  (张驴儿云) 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

  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

  (正旦云) 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 在曲词方面,例如,窦娥在被押赴刑场之时所唱的调子: (正宫端正好)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的另一杂剧,也写得很好,叫做《救风尘》,所写的是一个老妓女救出一个遇人不淑的小妓女的故事。他姓关,对关云长颇有兴趣,写过《关大王单刀会》与《关张双赴西蜀梦》。 在所有的杂剧作家之中,关汉卿是在生活上最能和剧中的角色及其扮演人结合在一起的。他没有士大夫自居“高人一等”的习气,生平喜欢与优伶娼妓为伍,常常粉墨登场,因此所写的作品十分逼真。

  在王马白关以外,元朝会写散曲与杂剧的人还有很多。散曲作家之可以考出姓名来的,据任中敏说,有二百二十七人,杂剧作家的人数,任中敏不曾计算过。杂剧的数目,依明朝初年《太和正音谱》,有五百三十五部,存在到今天的,约有一百六十部左右。

  元朝的读书人,不像在宋明两朝容易找到做官的机会。“汉人"与“南人”根本被歧视。而且,科举到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之时才被恢复。这便是散曲与杂剧之所以盛行的一大原因。另一原因,是白话文学占了上风。皇帝下圣旨都用白话,难怪写曲子的人也用起白话来了。用了白话,曲子自然比古文诗词容易流行得多。

  当杂剧盛行的时候,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不甚为有名的作家们所重视。到了元末明初,这南戏却已由附庸蔚为大国,蜕变成为“传奇"。

  南戏起自民间,正如杂剧一样。温州人说话,与北方人不同,用韵不能像北方人那么准。正因为不准,才更自由。杂剧每部限于四折,每折限用一韵,限由一个角色主唱。南戏全不依这些规矩。每部长短自由,不分折,也不分后来明朝的所谓“出",韵可以随意更换,唱的人也不限于主角一人,可以由两个角色对唱,也可以由几个角色合唱。唱词,可以比杂剧更“粗俗”,更口语化。(楔子称为“家门",或“开场”,“开宗",全用唱,不用说白,内容是就全剧的故事作一概括的说明。)

  今日宋元南戏之可考的,有一百多部;完全的本子留下只有三部:《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

  元末最成功的三部传奇,是无名氏的《杀狗记》;《拜月亭》,《白兔记》。《杀狗记》的故事,采自无名氏的杂剧《杀狗劝夫》;《拜月亭》的故事,采自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杂剧所施于南剧及传奇的影响。《白兔记》的故事来源更古,金朝已有《刘知远诸宫调》,所唱的是刘知远如何由投军当了皇帝,他的太太李三娘如何在娘家受哥哥嫂嫂的气。 传奇到了明朝初年以后,渐渐地古典化,成为读书人所专享的贵族文学。再变而为明末的昆曲,规矩越来越严格。昆曲原称昆腔,本是南戏的一种,其后压倒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而成为南戏的主流,传奇的主流。

  昆曲虽有说白,而以唱词为主。纯粹说白的,叫做“平话”·就是说书。

  元朝留下来的说书人的“话本",只有一部《全相平话三国志》,与五部说周秦汉三朝的历史的《武王伐封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

  《全相平话三国志》的内容,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大不相同。他说,曹操是韩信转世,汉献帝是汉高祖转世。他也把张角写成“张觉",糜竺写成“梅竹",华容道写成“滑荣道”,街亭写成“皆庭”。这些,都证明了它纯粹是民间文学,不曾经过文人学士的修饰。

  罗贯中生在元朝,死在明朝。说他是元朝人可以,说他是明朝人也可以。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很高。因为他是第一个以全部生命力从事于写作小说的人。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太高。他太重视朝代的正统,也夹丁太多的文言于白话之中。尽管如此,他也总算是把曹操、张飞、诸葛亮这三个人写活了。

  把人物写得更活的,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施耐庵是元朝人,比罗贯中年长。罗贯中曾经就“施耐庵的本”,加以“编次",但不像是更动过原文。宋江等人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末年的《宣和遗事》,很简单。其后,被说书人及若干杂剧作家.一代一代地加以扩大,到了施耐庵的手中,藉了施耐庵写口语的天才,便成为一部空前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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