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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有关仁宗仁慈宽厚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极论此事,仁宗对他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宫,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的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是附会,也真实反映了仁宗的为政风格。这种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只就政治人才略说起荤荤大者。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乘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

  这年四月,富弼出使辽朝。辽兴宗仍以武力相威胁,声称“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针锋相对的指出:“北朝难道忘了真宗大德吗?澶渊之役,真宗若听诸将建议,北兵就不会安然北返。现在北朝要打,能保必胜吗?即便取胜,掳掠所得,归于臣下,还是归于人主?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却是一无所获。”辽兴宗被说得不住点头,但仍要争回祖宗的故地,富弼争辩说:“晋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都是前朝旧事。如要各复旧疆,恐怕对北朝不利。”至此,辽方在富弼还击下,已完全理屈词穷,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七月,富弼带着宋朝的国书与仁宗的口谕再次使辽。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派刘六符使宋再议。富弼回朝奏明他在辽廷已拒绝献纳之说,对方已知理屈,万勿答应其无理要求。但仁宗与吕夷简急于讲和以摆脱困境,在增岁币银绢十万两匹的同时,仍允许以“纳”为名,自折了锐气。富弼再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显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怀。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任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在庆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参知政事,年仅四十二岁。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贝州(今河北清河)发生了王则领导的士兵起义。王则原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因饥荒流落贝州,投了驻扎当地的宣毅军,当上了小校。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用心良苦的把“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的管束。在宋太祖看来,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这种募兵制是消弭民众叛乱的最佳方案。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都被投入了军队的大染缸。动乱根苗虽然暂时被转移进军队掩藏了起来,但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变为兵变形式爆发出来。宋代兵变相对频繁,原因即在于此。

  再说贝州地区,民间争相传习《五龙经》等图谶,鼓吹“释迦佛衰谢,弥勒佛主事”的谣言,这是弥勒救世信仰结胎与民间秘密宗教的一种表现。王则流亡前与母亲诀别,曾在其背刺上“福”字作为将来相认的记号,这时被用来大做文章,他也被信徒们视为崇奉的对象。

  王泽的信徒广布于河北、山东一带,约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时起事。他们派党徒带着书函前往争取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不幸被捕入狱。王则闻讯,提前在冬至起事,杀了通判,囚了知州,占领了贝州城,自称东平王,建国号安阳,建年号得胜,旗帜、号令都称以佛号,起事者脸上都刺着“义军破赵得胜”的字样。事发以后,宋朝一边在各州郡大索“妖党”,被俘者不计其数;一边立即派出知开封府明镐为体量安抚使前往进剿。在内应的帮助下,数百官军曾一度缒入贝州城内,但旋即被起事民众逐出城外。

  次年正月,文彦博见贝州仍未攻克,便主动请命,出任河北宣抚使兼体量安抚使,改明镐为副使。他与明镐听从军士献策,一面派兵佯攻城北,一面秘密挖通城南地道,选派强壮官兵二百名连夜攻入贝州城。这些官军乘着夜色攻上城头,杀了守城者,接应大队官兵入城,镇压了这次士兵暴动。王则被押往开封磔杀(肢解而死),贝州改称恩州。这次兵变被朝廷视为邪教暴乱,先后持续了六十六天,朝野大为震惊。事平当月,文彦博就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称赞明镐“才大可用”,推荐他做了参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时突然发病,扶入宫禁。文彦博考虑到政局大计,当即要求内侍及时通报仁宗病情,否则行以军法,同时与其他宰执在宫中日夜轮流值班。知开封府王素说有禁兵告发都虞候谋乱,文彦博了解到那个都虞候绝无谋叛事,便与同时任相的刘沆以诬陷罪签署了斩决那个士卒的命令,确保军队的稳定。

  不久,两个司天官受内侍武继隆的指使,上书请求皇后听政。文彦博拿到书状后,也不给其他宰执看,找来那两个司天官说:“司天官干预大政,可是罪当灭族的!今后可不能再犯。”然后把这事通报给其他宰执,其他宰执都愤怒的表示应将这些僭言之辈斩首,文彦博则以为:倘若斩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复,文彦博与富弼等才回私第。

  以后,刘沆向仁宗密告文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呈上刘沆也签署的判状,仁宗这才深感文彦博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老练与沉稳。史称文彦博“凝简庄重,顾眄有威”,历仕四朝,任将相五十余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推荐,以八十一岁高龄第三次入相,平章军国重事,成为元老重臣的一种象征。

  说到仁宗朝的武将,狄青是不得不说的。他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在抗击元昊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喜欢戴一副铜面具,披头散发的冲锋陷阵,这一史实后来被有关狄青的话本小说附会夸张。范仲淹认为他是良将之才,让他读《春秋左传》,对他说:“将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他从此折节读书,精通了历朝将帅兵法。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战功升至枢密副使,出身行伍而位居枢府,这在太宗以后未有先例。

  这时,南方侬智高起兵反宋正闹得不可开交。侬智高是广源州(今越南光渊)人,这里原是唐朝羁縻州,到侬智高时,因久受交阯压迫,起兵反抗,建立政权,请求归附宋朝。但宋朝不愿在边境生事,置之不理。皇祐元年,侬智高转而攻宋。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建元称帝。他进而连下广南十余州,兵锋直指广州,围城近二月,未能破城,见宋朝援军相继而至,撤围退回邕州。

  仁宗调兵遣将前往征讨,但南方素来缺乏战备,不少守臣不是战死就是逃亡,仁宗深为忧虑。狄青主动请战出征,仁宗命其经制广南战事,但旋即任命一内侍为其副手,实际是不放心狄青独掌兵权。有人以为宦官监军不足为法,仁宗问宰相庞籍,庞籍也说“号令不专,不如不用”,仁宗这才下令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并亲自为他置酒壮行。

  狄青到达前线前就传令诸将不要贸然与敌人交战,一切听他的号令。但广西钤辖陈曙率兵八千主动出战昆仑关(今广西宾阳西南),大溃而归,殿直袁用等临阵脱逃。次年正月,狄青到达后,大会诸将于堂上,说:“军令不肃,所以兵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余人正以军法,在场诸将无不胆战心惊,军纪顿为改观。时正皇祐五年元宵,狄青下令大军休整十日,大肆张扬,麻痹敌人。料定敌探回去报告以后,狄青次日亲率大军,直扑昆仑关下。

  隔日黎明,诸将环立大帐前等待主帅发布进军令,过了好久才见有人传狄青将令,请诸将到关外朝食。原来他早就趁着夜色,换了便服与先锋官偷越了昆仑关,在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列阵迎敌。双方展开一场恶战:狄青挥旗指挥他从西夏前线带来的蕃落骑兵,与先锋张玉率领的前军形成夹击之势,大败敌军,逐北五十余里,斩首数千,生俘五百余人。侬智高纵火烧城,逃往大理国,最后死在那里,叛乱被彻底平定。

  侬智高之乱令岭南骚动,狄青的战功自然万众瞩目。回京以后,仁宗打算晋升他为枢密使,却招来一片反对声,连庞籍这时也以为狄青不宜久居枢府。然而,皇祐五年五月,仁宗还是让他当上了枢密使。他在枢密院四年,每次外出,围观者就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平民、士兵都把狄青视为自己的骄傲,这引起了朝廷的疑忌。

  宋代士兵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上番号,以免逃亡。据说,在擢迁枢密副使前,仁宗曾劝他把脸上的黥文消去,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表示不愿消去黥文,并不无自信和自豪地说:“要让天下贱儿,知道国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说他将危及朝廷的谣言与各种五行变异编排在一起不胫而走,台谏侍从要求罢免他执政之职的章奏接踵而至。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终于被罢政出知陈州。做这一决定时,仁宗说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问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听到任命后,到中书去问为什么无罪出知州郡,文彦博两眼直瞪瞪逼视好久,才吐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狄青惊怖的倒退数步。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前来“抚问”,实际上是不放心狄青,而每来就让他惊疑终日。不到半年,一代名将就在陈州忧愤而死。狄青之死,让人深切感受到宋代猜防武将的祖宗家法有多么森严可怕。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的包拯也是仁宗朝明臣。关于他的小说戏剧大多于史无证,却为他赢得了好高的知名度(这种民间高知名度的宋代人物还有杨业、狄青、岳飞),这里说的当然是历史上的包拯。

  包拯知天长县时,有人来报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了舌头。他知道这是一起邻里间的陷害案,不动声色的吩咐告状者回家把牛宰了卖掉,割了舌头的牛是难以活命的,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果然不出包拯所料:不久就有人来告发那人私自杀牛,因为私杀耕牛在宋代是违法的。包拯严厉责问告发者:为什么割了牛舌,还要诬告别人?那人措手不及,以为事情败露,只得伏罪。大约因为牛舌案,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小说戏剧所敷衍。

  其后,包拯调知端州,这里是著名端砚产地。端砚是当时贡品,采石制砚极为艰苦,而到这里做地方官的,总以上贡为名十几倍、数十倍的搜刮端砚,带回京城去贿赂权贵。包拯到任后,自书座右铭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作为为官做人的准则,并下令只制作上贡的端砚数量,不多取一方,离任时也不带一方端砚。清正廉洁,朝野传为美谈。

  弹劾张尧佐一事也许最能说明包拯的“立朝刚毅”。皇祐二年(1050年),他入知谏院,张尧佐仗着是仁宗最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正担任着三司使。这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往往是执政的后备人选。张尧佐没有干好的本事,包拯弹劾他“是非倒置,职业都忘”,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辱”。见包拯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书,仁宗只得打消让张尧佐升迁二府的念头,免去他三司使的职务,但为安抚爱妃及其伯父,改命他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

  包拯立即上章指斥张尧佐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有求他收回成命,但仁宗就是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御史中丞王举正与包拯、唐介等台谏官留下百官而谏仁宗,动用了宋代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特殊手段。仁宗大怒,下令今后台谏上殿先报中书取旨,这是他自废黜郭后以来再次动用君权与台谏对着干。但仁宗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向台谏让步,免去了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一段时间,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便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管仁宗先前警告,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奏再论。为了说服仁宗,包拯多次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由于包拯等抗争,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并保证今后张尧佐再有升迁,必须听取台谏章奏。

  包拯后来出知故里庐州,堂舅犯法,照样依律处以笞刑。从此,仗势扰民的亲戚故旧肃然守法。至于请托,不论故人亲党,一概拒绝。他还为子孙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藏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以龙图阁待制(后世因此称其为包龙图)权知开封府,在任仅一年半,却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他惩治不法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其次,他改革诉讼制度。原来诉讼者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堂投递诉状,府吏中转,上下其手,他下令大开府衙正门,让诉讼者直到大庭下向他自陈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再次,他严办无赖刁民。有一次,里巷失火,几个无赖子却趁机起哄,聚众问他:“救火是取甜水巷水,还是苦水巷水?”包拯当即把他们斩首,从此无赖帖然畏服。

  开封府肃然而治,童稚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亲切称其“包待制”。他天性严峭,不苟言笑,人们就说让他笑就好比黄河清那样难。开封府则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以阎罗来形容其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不久,他改任权御史中丞,与宰相富弼、翰林学士欧阳修、经筵侍讲胡瑗当时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先生。看来,包拯成为清官第一典型,却有其原型基础的。

  韩琦也是仁宗朝必须一说的名臣,就听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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