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评价君臣的德行，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君得虚心纳谏，方为明君；臣能犯颜直谏，方为良臣。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才可使朝廷政治清明，以达天下大治。
这样的君臣格局，中国历史上有，但出现的不多。在不多的几次中，最为人所传颂的是贞观时期。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其次是唐太宗与王珪的关系。
魏徵是个特殊人物，特殊到提起唐太宗，人们必想到他；提起“贞观之治”，人们也必想到他。根据历史评价，似乎有这样一个感觉，没有魏徵，唐太宗即使是明君，恐怕也不会如此英明；而唐太宗不如此英明，“贞观之治”也难以达到如此之治。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家贫寒，出家为道士，虚心学习各种典籍，尤精纵横术。
天下大乱，他附武阳郡丞元宝藏投瓦岗寨，始终不得重用。后随李密归唐，仍受到冷落。他奉命安抚山东，说服了李绩举黎阳仓投唐。正遇窦建德攻黎阳，被擒，出任起居舍人。到窦建德兵败，才重归唐朝。
胸怀大志却一直不得志的魏徵，遇到李建成，才改变了处境。李建成可谓是他的第一个知己，再见到重归的魏徵后，立即将他引入东宫，拜为太子洗马，且十分礼敬。魏徵洞察他们兄弟的矛盾已如水火，屡劝李建成先下手，以除后患。可李建成却犹豫着不肯动手，以致丧命于玄武门。
作为东宫主要谋士之一的魏徵，被李世民召去责问：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徵的回答是硬朗的，也是大气的：若是皇太子早听他言，必无今日的大祸！言下之意是，如李建成听他的话，今日他们兄弟的结局必是换个个儿。李世民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欣赏起魏徵的气度，把他收到了自己的东宫里，给予重用。
可能正是从李建成不听魏徵谏的教训中，李世民刻骨铭心的看到了谏言的深刻作用，看到了魏徵的可贵，从此拉开了他接受魏徵谏诤的序幕。尤其是在他登位之后，他们之间受谏和上谏的关系，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魏徵的上谏，具有两个长处：一是他有经国之才，精于政治之道，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能中的；而是他性格耿直，从不知道什么叫碰壁，什么叫后果，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说个明白。两个长处加在一起，使他的谏，谏出了道理，谏出了水平，谏出了力度，谏得唐太宗能听，谏得唐太宗不听也得听。
魏徵很清楚，他的犯颜直谏，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然他将危险置之度外，长期义无反顾的谏。然他是大智之人，又知道在危险中含有很大的安全系数。这安全系数就是，唐太宗有深度的恐蹈隋亡覆辙的心理，有想当致天下大治的明君的心理，只要抓住这两种心理，多能转危为安。
为保证安全，他向唐太宗提出了让他做良臣，而不要让他做忠臣的建议。唐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啊，他解释说：良臣是尧、舜信任的正直之臣，如稷、契、皋陶等人，而忠臣是商纣王诛杀的直谏之臣，如龙逢、比干等人。良臣能使自己得美名，子孙得富贵，君主得大誉，很实在。忠臣则自己受诛灭，君主得恶声，徒有虚名。两者相差甚远。这番话不仅说动了唐太宗，还得到了赏赐的物品。
魏徵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李建成那里是如此，到了李世民那里也是如此。
唐太宗能纳谏，在于他懂得，纳谏可提升君主的品位。他曾将自己比为金矿，将魏徵比为金匠，只有经过魏徵这金匠的冶炼，他这块金矿石才可能变为金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纳谏是防止社稷倾败的一道长城。
然在具体的受谏和上谏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过风浪，且有过大风浪。魏徵的谏言，毕竟是有锋芒的，这锋芒时常刺得唐太宗的脸上很挂不住。在唐太宗理智占上风时，能提醒自己这是良药苦口；而在他感情用事之际，则感到对方过于咄咄逼人，有时免不了勃然发怒。有一次，他在上朝时，被魏徵谏的火起，回宫后，自言自语的大骂道：“我要杀了这田舍翁（乡巴佬）！”（《魏郑公谏续录》卷下）幸得长孙皇后善言相劝，才平息了风波，和解了他们君臣的关系。其实，唐太宗只是在内宫骂骂出气，没长孙皇后的劝，他也未必会杀魏徵。因为唐太宗认识到：“当今在朝臣中，论忠直，没人比得上魏徵。”
唐太宗高度评价魏徵说：“贞观以来，尽心于我，进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过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犯颜直谏能成功，并保持了十多年，除了魏徵的因素外，关键的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徵曾对唐太宗开诚布公地说：“陛下引导臣言，臣才敢言。若陛下不接受臣言，臣岂敢逆龙鳞，触忌讳。”（《贞观政要·任贤》）长孙皇后也说：“主明臣直，魏徵能直言，是陛下开明的缘故。”
魏徵逝世后，唐太宗很是伤心，他怀念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很宝贵这三镜，今魏徵亡，失去了一镜。”他要群臣以魏徵为楷模，人人直言无隐。
王珪，和魏徵一样，对李世民而言，都来自于他所敌对的李建成阵营。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属山西）人，南朝梁名将王僧辩之孙。隋时入仕，李渊入长安后投唐。
李建成册为太子后，王珪被引入东宫，受到极高的礼遇。她在玄武门之变前，坚定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积极的出谋划策。事后，他被流放到了蛮荒之地。
时隔不久，唐太宗因王珪的才，将他召回给予了重用。王珪有才，但更正直，故而与其说唐太宗爱他的才，不如说是爱他的正直。唐太宗曾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理。唯有君臣相遇，情同鱼水，方能使海内得安。”唐太宗是想用王珪的正直，来加强自己的正，来匡正整个朝廷的风气。
在王珪看来，君臣间正常的具体表现是，君主应虚心纳谏，臣子当直言相谏。由此，他对唐太宗一席话的反应是：“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照古代君主的规矩，须备诤臣七人，若谏而不用，直谏至死。我既然处在没有忌讳的圣朝，就当不顾人说我疯狂，直言相谏。”
针对王珪的提法，唐太宗特地设置了一个制度，即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面君时，必须有谏官跟随，以随时纠正君臣的言语过失。
王珪言行一致，每每推诚进谏，秉直进谏。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他越谏越直，越谏位越高，直做到宰相。
宰相是正直之臣，是直谏之臣，当时朝廷的风气可想而知。
王珪的谏，数量虽不及魏徵多，但质量并不逊于魏徵。他善于因势利导：唐太宗夺了罪人的姬女入宫，还说这是罪人咎由自取。他用古人的例子，来影射唐太宗尽管喜欢善却不能用善，尽管厌憎恶却不能去恶。他得理不让人：唐太宗无端指责管音乐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他与另一宰相温彦博一同为祖孝孙辩护。唐太宗勃然大怒，斥责他们怎么不替君主说话，反替臣下说话。温彦博吓得跪下磕头，王珪却昂然站着，说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他曾将自己与魏徵做过一次比较，说魏徵是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如尧舜；自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
用魏徵，用王珪，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一件事。他说：“魏徵、王珪，昔日在东宫，尽心奉事李建成，当时真是可恶。我能提拔他们，用到今天，此事足以不愧于古人。”
魏徵、王珪是贞观时的两大谏臣，而这两大谏臣竟全来自唐太宗的敌对阵营，实在是一件奇事。其实，说怪不怪，用此二人，既给唐太宗带来了改善政治的功用，又体现了他非凡的用人度量，于实于虚，都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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