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所谓“以吏为师”。
“以吏为师”，就是由官吏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代替了先前私学繁盛时代的“师”。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
李斯在建议焚书时，曾经说道，过去诸侯并争，所以游学大盛。而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姓应当努力投身生产，文人应当学习法令制度。
他又对于所谓“私学”批评干扰“法教”的情形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以为如此将会导致专制权力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动摇。
在李斯等人的眼里，“私学”和“法教”，形成了尖锐的文化对立。
推行焚书令之后，他又提议用行政力量指导文化行为，明确要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以所谓“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取代了原先相当活跃的“私学”，表现出秦政权重“法”而轻“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后来汉代人评价秦政时，对此多有严厉的批判，指出了秦王朝这一文化政策的反文化的实质。
其实，所谓“以吏为师”，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并不以简单的“学法令”为限。这一指令所针对的“学”的意义，实际上涵盖了极宽泛的文化范畴。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驷《集解》引述徐广的说法，就指出有的记载并没有“法令”二字，就是说，直接写作：“若欲有学，以吏为师。”
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秦王朝实行的文化统制的严酷，更表现为全方位的思想禁锢了。
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有一篇南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公告《语书》。在这篇公告中写道：圣王制定法律，用以端正百姓的意识，改造邪戾的性情，清除恶劣的习俗。由于法律不尽完备，百姓中多有伪诈奸巧，以致干扰法令实施的。所有的律令，都是要教导百姓改造邪戾的性情，清除恶劣的习俗，使他们能够成为良善之民。
《语书》又责备道：现在法律已经齐备，但是仍然有一些官吏民众不予遵守，习俗淫侈放荡的人未能收敛，这将导致主上的大法不能实行，邪恶的风气得以助长。如此，则严重危害国家，也不利于百姓。
可见，“民心”、“乡俗”等文化形态，是“法度”所“矫端”的对象，而“吏”的作用，确实也是相当突出的。按照《语书》中的说法，即：“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殴(也)。”以为良吏如果明习了法律令，则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的行政难题。在秦王朝的价值评定体系中，“法律令”被抬高到万能的地位，“良吏”也被抬高到万能的地位。
“以吏为师”，宣告了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于民间，曾经向历史提供过伟大文化贡献的“私学”终于被取缔。
于是，政治领导文化，政治规范文化，政治统制文化，政治奴役文化的历史定式开始形成。这一定式对于后来中国文化演进的历程发生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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