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人警察大叫道：“嘿！小子，过来。”我多少有些被激怒了，反驳他说：“我不是小子。”这时，他火冒三丈地冲了过来，横在我面前，哼着鼻子挑衅道：“你说什么，小子他迅速地搜遍我全身，问道：“叫什么，小子我惴惴不安地答道：“我是波塞恩特博士，是个医生。”他很生气，干笑着挖苦说：“我问你的名字，没有问你的姓，小子。”我迟疑了一下，他马上摆出威胁的架式，攥起拳头。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嘟囔道：“阿尔文。”白人警察继续残酷地对我进行心理施暴，吼道：“阿尔文，下次我叫你，你就得马上过来，听清了吗？听见没有！”我嘀咕着。“你听见了吗，小子？”
在好莱坞电影中，主人公总是狠狠地回击欺负他们的人，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结局。但在现实社会中，波塞恩特博士只能在羞愧难当中躲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遭受了“心理上的阉割”。这种无助感和无能感是受压迫的结果，它势必导致自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自尊心的损伤。许多年前，肯尼思和马米·克拉克用实验证明：黑人儿童（其中有一些年仅岁）已经确信身为黑人不是件好事；他们拒绝黑娃娃玩具，认为白娃娃玩具更漂亮、更高级。这个实验表明，所谓“隔离而平等”的教育机构，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因为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隔离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由于有问题才被隔离开来的。的确，这个实验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棕皮书第五号，教育理事会，1954）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该决定宣称实行种族隔离学校违宪。
自尊心的损伤不只发生在黑人身上，也同样影响其他一些被压迫人群。在一个与“克拉克夫妇实验”相似的研究中，菲利普戈德堡证明，妇女们接受的教育使她们普遍认为自己在智力上低于男子。在实验中，戈德堡让一些女大学生读几篇学术论文，并且让她们从写作能力和风格等方面对这些文章作出评价。其中一些学生看到的文章，署名是男性（如约翰·麦凯）；另一些学生看到同样的文章，但署名却是女性（如琼·麦凯）。女学生们对男性“所着”的文章的评价高于女性“所着”的文章。
换言之，这些妇女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们认为女性的作品必定比男性的差，就像黑人少年认为黑娃娃玩具不如白娃娃玩具一样，这就是社会偏见的残留物。
然而，世界在变化。“克拉克夫妇实验”完成于40年代；戈德堡的实验完成于60年代。从那时起，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公然表示偏见与歧视的赤裸裸行为明显减少，保护性法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打开了赢得更多机会的大门，媒体开始增加对从事富有权力和影响的工作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曝光率。大家可以推测出，这些变化反映在他们自尊心的逐步提高。
例如，近几年间，科学研究表明，非裔美国儿童对黑人娃娃的喜爱高于1947年的数据。此外，珍妮特·斯威姆及其同事指出，人们不再仅仅因为作者是女性就歧视她的文章。
虽然这一过程非常重要，令人鼓舞，但如果由此认为偏见与歧视不再是我们国家的严重问题却是错误的。
即使公然展示的偏见越来越少，越来越隐蔽，偏见仍然使受害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年我们都必须目睹数不胜数的因仇恨而致的案件、焚烧非裔美国人的教堂、形形色色因偏见所致的暴力事件，以及那些侮辱程度轻一些的行为——比方说，在美国的大都市中，如果你是黑人，那么在深夜就很难在路上拦到出租车。
什么是偏见？它是怎样产生的？
如何能够减少偏见呢？
刻板印象与偏见社会科学家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偏见下了定义。从技术上讲，偏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可能对现代艺术家产生抵触的偏见，也可能对他们产生赞同的偏见。这就是说，在我被介绍给萨姆·斯米尔（别人告诉我，他是位现代艺术家）之前，就会表现出喜爱他或不喜爱他，同时我会期待在他身上发现某些特征。因此，如果我把“现代艺术家”这一概念同女性化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萨姆·斯米尔像“绿湾打包机队”的后卫球员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出门时，我会感到震惊和怀疑。如果我把“现代艺术家”这一概念同政治上的极端激进派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萨姆·斯米尔戴着罗纳德·里根派的共和党徽章时，我也会惊骇不已。
这一章中我不准备探讨与“赞同”他人的偏见相关的情况，因此，我所使用的偏见的工作定义将只限于消极态度。偏见（prejudice）是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例如：当我们说某个人对黑人有偏见时，我们是说他（或她）的行为会导向对黑人的敌意；他（或她）会认为，除了个别例外，黑人都相差无几。他（或她）所认定的黑人的特征或者完全不正确，或者只是个别的情况，而他却认为整个黑人团体成员都是如此。
戈登·奥尔波特在其名着《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x先生： 犹太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团体。
y先生： 可根据福利基金会的记录，从捐款人数与捐款数量的比例看却表明他们比非犹太人更慷慨。
x先生：那正表明他们总是力图用钱赢得别人的好感，用钱跻身于教会事业，除了钱他们什么也不想，怪不得犹太银行家这么多。
y先生：但新近的研究表明银行界中犹太人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比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小多了。
x先生：正是这样，他们不从事令人敬佩的业务，只干点电影业或开夜总会之类的事。
这段话比一大套定义更能说明偏见的本质。实际上，带有偏见的x先生是在说：“不用劳烦你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我心意已定。”他不去批驳y先生提出的资料，而是歪曲事实，为憎恨犹太人找出支持依据，或者不假思索地脱离这些事实，从新的方面发起攻击。一个怀有很深偏见的人对与其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的信息具有免疫力。着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蒙斯曾经说过，“改变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像让阳光照入瞳孔——瞳孔会本能地收缩起来。”
有可靠理由假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存有偏见——不管民族偏见、国家偏见、种族偏见，还是对同性恋的偏见、对某个居住区的偏见、或者对某种食物的偏见。就拿食物为例：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是不吃昆虫的。假设某人（如y先生）告诉你，毛毛虫、蠼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精心烹制后鲜美可口。你会跑回家，炸上一大盘吗？大概不会。像x先生一样，你可能为你的偏见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昆虫的样子很难看。毕竟在我们段对话：的文化中，人们只吃漂亮的动物，例如龙虾。
戈登·奥尔波特是在1954年写的这本书。x先生和y先生之间的对话对于现在的读者似乎有些遥远。真有人会那样考虑问题吗？真有人头脑简单到相信那些有关犹太银行家的老掉牙、漏洞百出的刻板印象吗？可能不会。但是在奥尔波特的对话发生20年后，类似的言论出现了。
说这话的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公民，而是美国军界的最有权力的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他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1977年，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公开后，我们“有幸“听到了尼克松和H.R.哈德曼的一段对话。其间，尼克松总统表达了类似的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对布朗将军与尼克松总统所指的某群体的特征或动机的概括称作刻板化。刻板化（stereotype）是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一个人，而不管团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这样，相信黑人天生就有节律感，相信犹太人贪财，那就会认为所有黑人都有节奏感，或者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在四处奔波、积蓄财产。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将刻板印象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个对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进行的实验中，研究者让这些学生用以下这些特征来评价他们的同班同学：
声望、领导能力、公正性等等。给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学生每个单项的评价高于来自底层社会家庭的学生。少年似乎没有能力根据个体差异评判他们的同班同学；相反，他们因为各自的家庭出身将自己刻板化了。
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刻板化并不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刻板化并不一定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它常常只是简化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方法，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行为。当我们听到像“纽约出租汽车司机”、“意大利理发师”或“中学啦啦队队长”这样的字眼时，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都会出现一个固定的形象。当基于经验的刻板印象正确无误时，就会成为我们认识外界复杂事物的一条适当的捷径。
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蒙蔽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群体中的个体差异，那它就是不适当的，并具有潜在的危险。
例如，我们国家的许多白人很容易将暴力行为与黑人联系在一起。这种刻板印象是如何将不平等和压迫性的行为强加于黑人的呢？查尔斯·邦德及其同事通过比较一家工作人员全是白人的精神病院对待黑人病人及白人病人的方式，阐述了这一问题。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工作人员惯常使用两种方法来对付病人的暴力事件：1)将病人隔离在“休息室”；2）给病人穿上紧身衣，然后给他服用镇静剂。翻看医院在过去85天内的记录，研究人员发现，第二种方式——身体束缚加服用镇静剂，在黑人病人中使用的频率几乎四倍于白人病人，尽管黑人病人中的暴力事件的次数与白人病人相差无几。此外，与白人病人相比，即使黑人病人在入院时被诊断为攻击性更低，这种歧视性对待依旧会发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病人在医院生活一个月后，工作人员对黑人病人和白人病人的态度逐渐平等起来，用第二种方式对待黑人病人的次数明显下降。显然，当黑人刚入院时，工作人员对黑人整体的偏见在起作用；随着白人工作人员与某黑人病人之间熟悉程度的加深，对他的偏见行为逐渐减少。因而，这项研究表明，与增加种族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伴而生的相互熟悉有可能会减少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并为了解个体特点扫清道路。但是，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看到，种族接触本身通常不足以摧毁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冥顽不化。
为了进一步阐述种族或民族的刻板印象隐伏的恶果，让我们来看一看因犯罪入狱的少数民族成员的遭遇。
当他们要求假释对，在判断是否应该给予他们假释时，他们的种族或民族状态这些信息的分量是否会凌驾于其他信息之上，例如他们的生活环境或在狱中的良好表现。研究表明，这样的认知偏见的确存在。盖博登豪森和罗伦伯特韦耶让大学生阅读杜撰出来的要求假释的罪犯的档案，并要求他们利用档案中所提供的信息决定是否应该允许假释。有时候，他们所犯的“罪行”与人们对罪犯的刻板印象吻合如，拉美人罪犯卡洛斯拉米雷兹因犯有殴打罪，或者来自上层社会的白人罪犯阿什利张伯伦犯有贪污罪。
有时候，他们所犯的“罪行”与人们对罪犯的刻板印象相互矛盾。在前一种情况下，学生容易忽略其他相关信息——如他们在狱中的良好表现，且往往作出比较严厉的假释建议。因而，当人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一致时，我们容易蒙蔽自己，而忽视那些提供了他们真实意图的线索。相反，我们会假设，一定由于他们的自身原因，而非生活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盖伦·博登豪森和罗伯特·韦耶的被试人中有多少人挨过拉美人的打，又有多少人上过白种人的当（损失钱财）？就算有这种事，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刻板印象并非根据有效经验来为偏见与残酷辩解，而是根据道听途说、媒介宣传或我们的臆想。
正如本书前面所探讨的“预言的自我实现现象”，认为黑人或拉美人是愚蠢、危险的，有助于为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力或拒绝他们的假释请求而辩解；认为妇女生来就应该做家务，有助于为“男人当道”的社会将妇女束缚于吸尘器上而辩解；认为来自底层的人们是浑浑噩噩、愚蠢、野蛮的，有助于为他们所做的低级劳动尽可能少付钱或为将他们逐出社区而辩解。在上述例子中，刻板印象确实是有害的。在90年代早期，当克林顿总统试图废除同性恋者不能为军队服役的限制时，遭到了坚决的反对。人们调用了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一些军界人士和政治家预测，如果允许这种人穿上制服，后果不堪设想，士气将会颓丧。然而，事实给我们开了个宇宙级玩笑。其后几年中，成千上万名男女同性恋者在军中默默地职守着爱国岗位，优秀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根本没有惹任何麻烦。
*我要赶紧补充一句，这些数据是在假象情境中大学生们自己给出的，所以不能说明假释官员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实际上，假释官员很有可能比实验中的被试人更有社会阅历，更加老练。但是，实验确实说明了某些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富有聪明才智及良好意愿的人们也存有认知偏见；除非我们非常警惕，任何人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就其本质而言，刻板印象的性质并不一定都是侮辱性的。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刻板印象是中性的或是正面的，对于刻板印象的对象来说也是有害的。比如说，认为“雄心勃勃”是犹太人的特点，“天然节奏感”是黑人的特点，“艺术家气质”是同性恋的特点，这虽然不一定是消极的，但仅仅因为它剥夺了个体应具有个性特点（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的权利，所以这种概括实际上是有害的。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刻板印象是有害的；它所产生的危害是直接的，能够不断地打击目标群体。让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例子：在90年代，在非裔美国学生的教育福利方面，克劳德斯蒂尔观察到一个烦人的争端。
简单说来，在大学生中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之间存在差距；此外，黑人学生的辍学率几乎是白人学生的两倍。虽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但斯蒂尔认为这些原因没有切中要害；它们不足以解释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与早先的考试成绩相比）取得的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与他们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取得的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一样大的现象。换言之，必定存在某种原因能够解释是什么妨碍了那些智力超群、准备充分的黑人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和具有相同能力、准备同样充分的白人学生一样出色。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克劳德`斯蒂尔和乔舒亚`阿伦森推理到，影响黑人学生表现的主要因素是（在高度评价性教育范畴内）黑人学生对证实人们对黑人“智力水平低下”负面的刻板印象怀有“恐惧心理”。斯蒂尔和阿伦森将其称为刻板印象的威胁(stereotype threat)。他们推理到，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带来的额外负担干扰了学生在评价类项目（如测试）中的表现水平。在一项着名实验中，斯蒂尔和阿伦森让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分别进行了一项较有难度的词汇测试（gre，研究生入学测试）。让其中半数学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是考察他们的智力；让另外半数学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只是测试他们的词汇能力，而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无关。
结果十分明显：无论测试目的是否会被用作诊断智力水平的指标，白入学生在测试中的表现都一样好。相信测试目的与诊断智力水平无关的黑入学生表现得与白人学生一样好；相比之下，相信测试目的与诊断智力水平有关的黑人学生表现得比白人学生差很多。
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威力。
刻板印象与归因刻板化是归因现象的特殊情况。
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当事件发生时，人们总是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因。
确切地说，当某人完成了某一行为，旁观者会对行为的产生原因作出推测。例如：如果你最喜欢的橄榄球队里的边锋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传球，你会产生许多种可能的解释：也许阳光太刺眼；也许他在担心孩子的病而注意力分散；也许他是故意丢球，因为他买彩票时下注在对方球队；也许他“听到后面有人跟上来”而心慌意乱；也许他本来就球技平平。注意，上面各条有关边锋失误原因的解释会导致一个很不相同的结果。如果他是为孩子的病担心而不是在买彩票时下注在对方球队身上，那我们对他的看法就会不同。
这种探索别人行为原因的需要，是人类超越已有信息的一种倾向，它常常是有用的。例如：设想你刚刚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朋友，倍感孤独。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邻居乔。他握住你的手，表示欢迎你来做邻居。你请他进来，他坐了大约20分钟。你们谈得很投机。想到有可能结识一个新朋友，你感到非常惬意。当他起身离开时，他开口说道：“噢，对了，如果你需要买保险的话，我恰好是干这行儿的，很乐意效劳。”接着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到底是个恰好推销保险的朋友，还是伪装成朋友想达到推销保险的目的呢？了解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必须决定是否和他继续来往。再重复一遍，在进行归因时，人们必须超越已获信息。我们不知道边锋为什么失球；我们不知道乔善意举动的动机。
我们在猜测。因此，我们对事物的因果解释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在不明确的情景中，人们的归因往往与其信仰和偏见保持一致。托马斯`佩蒂格鲁将其称为最后归因错误（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如果“顽固先生”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基督徒在星期三下午三点坐在公园椅子上晒太阳，他不会介意。可是如果是一个衣着整齐的黑人这样做，他很容易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失业了。同时，“顽固先生”会很生气，因为他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纳了税，最后作为福利补助，让这个懒惰的废物点心去买好衣服了。如果“顽固先生”路过一位白人的家，看见垃圾箱被弄翻了，垃圾撒了满地，“顽固先生”会推论出可能有条野狗刚在这里觅食。如果他路过一个黑人的家并看到同样的情景，他就会很生气，并且断言说：“这些人过得跟猪一样。”偏见不仅影响他的归因和结论，而且他的错误结论又为其负面感情进行了辩解并使之得以强化。因而，整个归因过程呈螺旋式上升，即偏见引起了某种特定的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而这种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加强了偏见。
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刻板印象特别有趣的展示发生在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看法上。凯·杜克斯及其同事发现，世界各地的妇女都被认为更应该担任哺育者的角色，而且妇女都被认为没有男子果断。很可能这种认识完全与角色扮演相关——即，传统的妇女扮演的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因而更容易被看成哺育者。在连续体的另一端，进化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女性行为和男性行为只存在于那些两种性别面临不同适应问题的领域。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来，有强有力的生物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妇女在进化过程中比男性更容易扮演哺育者的角色。例如，由于解剖学的原因，在我们的祖先中女性一直就是婴儿的早期照料者；那些不被女性照料的婴儿存活率较低。
虽然无法证实与男性相比，照料婴儿更有可能是女性的基因特性，但事实表明，文化上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生活中俯拾即是。艾丽斯·伊格雷、温迪·伍德和珍妮特·斯威姆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更具社交敏感性、更友善、更关心他人的行为，而男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更有支配性、更具控制力、更独立的行为。勿庸置疑，男性与女性的性格特点存在许多交叉之处；我们大家身边既有具有社交敏感性的男性，也有不具有社交敏感性的女性。无论刻板印象背后的现实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对女性或男性应用刻板印象剥夺了个体被视为具有个体特质和能力的人的权利。
勿庸置疑，性别刻板印象确实经常脱离实际情况，因而特别有害。例如，在雪莉·费尔德曼-萨默斯和萨拉·基斯勒于1974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当男大学生遇到一位成功的女医生时，他们认为她的能力低于成功的男医生。凯杜克斯和蒂姆埃姆斯怀勒在类似实验中发现，如果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足以强大，遭受刻板印象的群体中的成员也很容易接纳它。具体说来，研究者告诉男女学生，某同学很好地完成了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并要求他们解释其成功的原因。
如果是个男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他的成功归于他的能力；但如果是个女学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她的成功归结于她的运气。
虽然这是个25年前的实验，自那时起，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妇女所持的刻板印象呢？是的，但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在1996年，珍妮特斯威姆和劳伦斯桑那对个关于这方面课题的最新实验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发现，虽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扩大，但他们与从前惊人的一致：
如果男性在某项工作中获得成功，旁观者容易将其成功归因于他的能力；如果女性在同一工作中获得成功，旁观者容易将其成功归因于她的勤奋。
如果男性未能完成某项工作，旁观者容易将其失败归因于他的霉运或努力不够；如果女性未能完成同一工作，旁观者容易将其失败归因于她的能力。
研究还显示，年轻女孩容易低估自身的能力。约翰尼古拉斯发现，四年级的男孩将自己在一项难度很大的智力任务中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能力，四年级的女孩往往贬低她们的成功表现。此外，这项实验显示，男孩学会通过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霉运来保护自尊心，而女孩总是更多在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德博拉斯蒂派克和海蒂格拉林斯基发现，女孩贬低自己能力的倾向在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领域中（如数学）更有普遍性。具体说来，斯蒂派克和格拉林斯基发现，初中女生将自己在数学课上的成功归因于运气，而男孩将自己在数学课上的成功归因于能力。另外，在获得数学测试的成功后，女孩的自豪感要低于男生。
女孩的这种自我贬低的认识从何而来呢？总的说来，她们肯定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态度的影响。但是，对她们影响最深的人是那些在她们幼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她的父母的态度。在一项研究中，贾尼斯雅各布和杰奎琳埃克尔斯探索了母亲的性别刻板印象对自己11岁和12岁的儿女的能力认识的影响。雅各布和埃克尔斯进一步研究了母亲的这种认识对于孩子们对自身能力认识的影响。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认为，她们的女儿的数学能力低一些，而儿子的数学能力要高一些。这些认识反过来影响着孩子们的认识。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的女儿们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数学天分。不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的女儿们没有这种自我贬低的认识。
自我归因的现象存在许多有趣的后果。假设一个男网球运动员以2:6输掉了第一个发球局。他会怎么总结呢？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尽力，或是运气不好。总而言之，他的对手神奇般地连续得分。假设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失去了第一局比赛，她会怎样总结呢？根据尼克尔斯的数据，她可能认为自己的球技不如对手精湛，说到底，她的确是以2:6输掉了这局比赛。这里有趣的现象是：运动员对自己在第一局中失利的归因会部分影响他们在后面几局的成功表现。也就是说，男运动员会更加努力，后来居上，在后两局中胜出，从而赢得整个比赛。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对这种现象进行的系统调查中，研究者调查了19300场网球比赛的结果。在这些比赛中，当运动员在第一局失利后，男运动员比女运动员更有可能重整旗鼓，拿下第二局和第三局。女运动员更有可能连落三局，失掉比赛。这种现象在职业网球运动员中同样存在——虽然他们认为自己球艺精湛、富有实力。
马林·特纳和安东尼·普拉特肯马林·特纳和安东尼·普拉特肯尼斯通过揭示女性求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自我归因有可能妨碍她们的实际表现，将这一概念向前推动了一步。
具体说来，特纳和普拉特肯尼斯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了对妇女的保护性行动计划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良的副作用。大家知道，这种保护性行动计划旨在使那些曾经在求职中被人忽视的富有才华的女性受益。不幸的是，这种计划本身也有不周之处：某些这样的计划无意中给富有才干的女性打上了烙印，因为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们的入选并非是由于其才干，而是由于其性别。它对妇女的影响又是怎样呢？在一项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特纳和普拉特肯尼斯让一些妇女相信她们是因为性别原因才入选某项工作的，而让另一些妇女参加一个测试，并告诉她们测试成绩将被作为选拔标准。那些被告知是由于性别原因（而非测试成绩）而被选拔的妇女往往贬低她们自己的能力。此外，他们往往干出一些自我妨碍的行为；具体说来，当她们所从事的工作需要十分努力时，认为自己是因为性别原因而被选拔的妇女工作起来，不如那些认为自己因为富有才干而被选拔的妇女。
谴责受害者让从未体验过偏见的人们充分理解作为偏见对象的感受有时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处于支配群体并相对具有安全感的人们来说，通情并不是呼之既来的。虽然他们可能产生“同情之心”，并希望目睹的一切不是真的，但“自我正确的意识”的痕迹常常会潜入他们的态度，使他们容易将罪名归因于受害者。这种情形总是以“罪有应得”的形式出现。例如，“如果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遭受迫害，那说明他们一定是做了某种错事。“”如果她遭到强暴，那说明她一定有过煽情的举止。“”如果非裔美国人、拉美人、美国印第安人、同性恋者不想惹麻烦，为什么不??”（远离报纸的头条新闻、闭上嘴巴、不要去那些不受欢迎的地方等等）。这种建议包含着一项指令，它要求偏见的对象遵守那些比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还要严厉的规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为受害人遭受不幸而谴责受害人（即将受害人的困境归因于他们的性格特点与无能）的倾向往往是被一种希望看到世界是公正的动机所驱使。正如梅尔文勒纳及其同事指出的，人们容易用个体的性格特点来解释那些否则无法解释的不公平事件。例如，如果两个人在同一项工作中同样努力，而仅仅通过掷钢嘣儿，一个人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而另一个人却两手空空，那么旁观者很容易将其原因解释为那个倒霉的人工作不如另一个人努力。同样，对待穷人的负面态度——包括指责他们要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在相信世界相对公平的个体当中十分普遍。显然，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无缘无故地被剥夺掉他们的应得（同工同酬）或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世界上，我们将会感到恐惧。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万犹太人无缘无故地遭到杀戮，和让自己相信他们做了错事才遭此报应相比，后者会让人心里好受一些。
巴鲁什·菲什霍夫对于后见之明（我们在第一章及第四章中分别探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谴责受害人现象”的理解。
你可能还记得，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都是绝佳的星期一上午的四分卫：当我们得知某事的结果时，围绕这件事的复杂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一目了然；似乎我们从来就对此了如指掌，如果要我们预测结果，我们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但这只是一个幻觉。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这是关于人们所具有的贬低其伤害对象倾向的一个温和一些的例子。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看到，当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时，攻击者往往会先通过将攻击对象非人化来贬低受害者，然后再攻击他。而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遭到误解，他或她就会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
在一系列有趣的实验中，龙尼·雅诺夫-布尔曼及其同事发现，后见之明的力量增加了被试人对强奸受害者对其不幸应负有责任的认识。研究者让被试人阅读两份曾在大学课堂上相识的一对男女的约会记录。这两份记录除了结尾一句不同，其余内容完全相同。其中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结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强奸了我。”而另外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结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把我带回了家。”在要求被试人忽略约会的真实结果后，研究者要求被试人预测几种可能的结局的概率，包括他们所看到的记录。尽管在这两个版本的故事中，导致结果的事件完全相同，读到“强奸结尾”的被试人比读到“回家结尾”的被试人更有可能预测强奸会发生。此外，读到“强奸结尾”的被试人容易将强奸归罪于妇女的举止如让男人吻她。
这些发现的意义还存在争议。为了理解和感受受害人的境遇，我们必须能够从受害人的角度来重建导致他受害的事件。请不要忘记，受害人并不像我们一样能利用后见之明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偏见与科学科学家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认识事物。但即使是科学家，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的路易斯·阿加西斯曾提出，上帝是把黑人与白人作为不同的物种造出来的。与此相似，1925年英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卡尔·皮尔逊总结自己关于民族差异的研究时说“：一般说来，不论男女，犹太移民的脑力和体力都比当地居民（不列颠人）低劣。” 在此基础上，皮尔逊提出，不许东欧犹太人移居到大不列颠。
许多当代科学家会要求获得比阿加西斯和皮尔逊更多的确凿证据。例如，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足以成熟到懂得如何正确看待标准的智商测验。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偏见的工具，在无意之中偏向白人和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因为对于测验中所用的特定术语和词汇陈述的问题，城市的孩子比在农村或少数民族聚居区长大的孩子要熟悉的多。因此，在我们作出“黑人、拉美人或乡村居民智商测验成绩不好是由于愚笨”这一结论前，必须知道智商测验是否没有受到文化背景的干扰。
但是科学家的成熟并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偏见。在偏见社会中，善意的人们落入的陷阱可能是十分微妙的。
让我举一个亲身体验过的大男子主义的例子。在此书第一次付梓时，我在讨论个体在说服力方面的差异问题时讲到，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被说服。这一结论是根据50年代晚期欧文贾尼斯和彼得菲尔德所做的实验。然而，对这项实验的严格审查却发现，它无意中对女性持有的偏见正如智商测验对乡村居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的偏见一样。在他们的实验中，劝导的题目包括民防系统（尤指防核毁灭的）、癌症研究、冯兴登堡元帅等等。对于这些题目，由于文化背景的原故，男子和男孩比妇女和女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与现在相比，这种情况在50年代尤为甚之。因此，这个实验结果仅仅说明人们在不关心或不熟悉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的确，这些推测已被弗兰克西斯特鲁克和约翰麦克戴维斯新近做的一系列实验所证实。在这个研究中，他们运用的题目十分广泛，有些是男子更感兴趣的，另一些更适合妇女的传统兴趣和专长。结果很清楚，妇女们在男性更有兴趣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而男子则在妇女更有兴趣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当然，女性和男性在养育过程中对某些问题不感兴趣的事实，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的不幸后果。
1970年，我写此书第一版时，没有意识到贾尼斯和菲尔德的实验存在缺陷。后来，一个朋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很礼貌但很坚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既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又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从这个事例中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生活在一个偏见比比皆是的社会中，我们会经常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偏见。我们很容易相信妇女易于受骗，因为整个社会都持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见，我们很容易不加批判地对待作为论据的科学资料，而且往往在还没有意识到这点时，就把它用来作为自己偏见的科学依据了。
偏见的微妙效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种族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这一事实将对主流群体与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产生微妙但重大的影响。大量的这种行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
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面试黑人求职者时与面试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的巨大差异：与面试对象为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些，谈话中语误出现得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在第二个实验中，沃德及其同事训练他们的考察者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上一次面试中的白人求职者或黑人求职者。
研究者对作为面试人的学生录了像。
独立观察者判定，那些被以对待黑人求职者的方式所对待的求职者比以对待白人求职者方式对待的求职者显得更紧张、效果更差。这项实验的结果使我们对下述现象产生了强烈质疑：
当妇女或少数民族成员被男性白人面试时，他们的表现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行，而是因为面试人在自己也不察觉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方式使求职者感到不自在。
即使我们从未发现自己处于上述即使我们从未发现自己处于上述的求职者的位置，我们每天都会与他人交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等等。
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常常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看待他人的特点与行为。我在其他章节里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预言的自我实现”。例如，假设我和你素昧平生，但我们的一位共同认识的人告诫我，你是一个冷酷、孤僻、沉默寡言的人，当我们见面时，我很可能也保持与你的距离，并采取冷漠、孤僻的方式对待你。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可是我的行为没有给你一个显示你本来性格的机会。作为对我的行为的对应，你也很可能保持与我的距离，这样，我对你的先人之见（你不是个热情友好的人）就得到了证实。
这只是众多“观念创造现实”情景中的一例。当我们持有错误的观念或对他人持有偏见时，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往往会使他人的行为方式最终验证了我们的错误判断。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默顿写到，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创造了“谬误的王国”，并使之长生不息。如果人们把女性视为被动和依赖的代名词，或者把黑人视为懒惰和愚蠢的代名词，他们就可能这样对待女性和黑人，并在无意间创造出与这些刻板印象相联的行为或特征。“瞧，”他们会对自己说“，我对这些的看法始终是正确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其他群体的成员持有顽固的刻板印象。我们常常只是暂时收纳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然后再对它们的正确性进行判断。我们经常利用社会交往的形式来检验对他人的推测是否正确。但在我们检验推测的战略中存有内在缺陷。
也就是说，我们检验对他人的假设时所应用的战略能够产生证实性的证据，即使假设本身有误时也是如此。
还记得（第四章中）马克辛德和威廉斯旺的实验吗？在这些实验中，当要求个体检验关于某人性格外向的假设时，研究者使用了“外向性”的问题（如“，如果你想活跃晚会气氛，你会做些什么呢？”）；当要求个体检验关于某人性格内向的假设时，研究者使用了“内向性”的问题（如“，什么因素使你难以向别人敞开心扉？”）。辛德和斯旺发现，问题的性质有助于决定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既不外向也不内向的人在回答第一类问题时显得外向，而在回答第二类问题时显得内向。
概括起来，上述研究的结果帮助人们理解了刻板印象难以改变的原因。当我们对他人持有某种看法时，预言的自我实现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社会现实。即使我们的思想开放到能够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时，我们往往仍会不自觉地应用证实我们刻板印象的正确性的“检测”方法，甚至在我们的观念错误的时候也如此。
尽管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尽力做到思想开放，但他们仍然不能与微妙的偏见绝缘。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过去美国白人那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基本上已被间接形式所取代，但这种方式或许更加有害。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偏见，即使他们可能会继续以隐蔽的方式歧视少数民族成员。
我所描述的这种微妙的种族主义正是戴维·弗雷和塞缪尔·盖特纳在研究白人对黑人的帮助行为时所发现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只有当受到帮助的黑人显示他自己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时，白人被试人愿意帮助黑人学生的程度才与愿意帮助白人学生的程度一样。但当他们认为黑人学生在工作中缺乏努力时，被试人更容易拒绝黑人学生而不是白人学生。这些发现揭示，当人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时，微妙的种族主义就很容易冒头：如果拒绝帮助一个难以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取帮助的少数民族成员，人们很难为自己开脱，使自己看上去不像个老顽固。但如果人们可以为不施援手而找到更好的理由时，如当需要帮助的人是个“懒汉”，人们将会继续以偏见的方式行事，而装扮成没有偏见的样子。
在一个相关实验中，帕特里夏·迪瓦恩指出，我们大家都已经意识到那些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当怀有偏见的人遇到少数民族成员时，这些普遍的刻板印象就会闯入他们的脑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待人的方式。迪瓦恩发现，在正常情形中，相对没有偏见的人们能够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以谨防刻板印象闯入我们的脑海并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但她还发现，在特殊情形下（有意识的控制处于最低点），甚至那些相对没有偏见的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滑向偏见一方，最终按照普遍的刻板印象思考或行事。
微妙的男性至上主义者与性别-微妙的男性至上主义者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偏见的微妙形式同样指向女性。
达里尔和桑德拉贝姆夫妇认为，社会对妇女的偏见是“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人们盲目地接受了一套信仰，却并未意识到它，因为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世上还存在着其他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形态里，很难想象让一个妇女去当卡车司机或看守，而让她的丈夫呆在家里看孩子、补袜子、收拾屋子。倘若确有其事，很多人就会认为这种夫妇不太正常。为什么？因为这种安排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就像鱼不知道它生活在水中一样，人们还不曾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实在是太普遍了，因而人们甚至不可能设想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观念。
回忆一下第一章的例子，小玛丽在9岁生日时得到了一套过家家玩具（包括灶具）的生日礼物。这时她9岁，已经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在厨房，并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如此彻底，甚至连她父亲也相信“家庭主妇”在本源上是遗传的。这并不只是一个幻想。正像我们提到过的，甚至幼儿读的第一本小人书也容易传播这些角色的刻板印象。的确，鲁斯·哈特利的研究表明， 孩子在5岁时已清楚地知道了男性和女性的适当行为定义是什么。这种“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可能对社会有重大的影响。
例如，琼·李普曼-布卢门报告过，大多数妇女在幼年时就形成了对自身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即“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而那些持有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
时下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对妇女是大有裨益的。依据李普曼-布卢门的发现，我推测随着性别角色刻板形象的日益瓦解，寻求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将会增长。实际上，1980年，公立大学校园里女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生。这一趋势持续到90年代中期。对参加职业训练的人数的统计表明，虽然男性在那些一直为男性把持的行业里的人数仍然超过女性，但在诸如心理学等性别要求比较中立的领域里，女研究生的数量居多。还应该提一下，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令男性同样受益，因为妇女的兴趣扩大了、工作的类型扩大了，男子的角色规定也变得不那么苛刻了。
让我将这个例子扩展开来说。近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已越来越认识到对性别的歧视和刻板化是不同性别角色的结果。性别角色的观念就是所扮演的角色要适合于性别特点，这对于理解社会给男子和妇女的压力是很有用的。按照传统观点，人们期待男子成为能养家糊口的人、创造者和攻击者，任何时候都不暴露他们的脆弱情感和弱点。按照传统观念，女性则往往与较低的自尊、高度焦虑和较低的社会接受程度相关联。正如前面所述，人们认为女性更温和、更敏感、语言能力更强，但是竞争力较低且优柔寡断。女性的角色一直集中在家庭、孩子和婚姻上，在获得更高地位或更广泛地选择职业时则受到限制。
这种性别一角色的刻板印象存在着严重的后果。在一项有趣的实验中，纳塔利·波特和弗洛伦斯·盖斯发现，与男性同事相比，甚至连女研究生都没有因其智力上的领导能力而受到多少肯定。在实验中，给大学生看一幅一群男子或一群女子围坐在桌边的照片。研究者向大学生解释说，这是一群研究生讨论研究课题的照片。然后，研究者让大学生们猜测谁对小组的贡献最多。被试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倾向，选择坐在桌首的人作为对小组贡献最多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给大学生看一幅男男女女（两个男子和三个女子）围坐在桌边的照片。当其中一位男子坐在桌首时，大多数被试人都指认他是贡献最多的人；当其中一位女子坐在桌首时，没有一位被试人指认她是贡献最多的人。实际上，照片中的每位男子收到的“选票”都比三位女子收到的选票之和还要多。在实验中，被试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研究者获得的实验结果都极为相近，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的绝妙范例；此外，实验中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很少选择女性作为贡献最多的人。
波特和盖斯的实验指出，对女性怀有偏见的人并不全是男性；在妇女中间，对女性怀有偏见行为远比我们所知的要更普遍。此外，罗伯特·S.
巴伦、玛丽·伯吉斯与D.F.考发现，女性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往往不易察觉。他们在实验中请男性和女性被试人看幅刻画了某人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插图。当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人为女性时，男性与女性将其行为视为蔑视女性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同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人为男性时相比，将这种行为视为不太极端、不太激烈。
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使我们把男性、女性的角色看做是固定的、有限的。该领域的研究者发现，这种传统的标签化方法同充实丰富的成长过程是对立的。例如，桑德拉·贝姆提倡人们用“双性化”来减少性别角色的刻板化。根据她的理论“，应该鼓励男性与女性成为既能干又善于表达、既果断又柔顺，既具有男性特点又具有女性特点——究竟采取什么行为，取决于行为与其所处的情境是否匹配。”举例说来，无论是男性或女性，要求加薪时，果断自信的态度比较合适，而唯唯诺诺或羞羞答答的行为则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然而，在争论后寻求和解时，柔顺态度是比较合适的。武断只会增加局势的紧张。
通向男女平等的道路充满坎坷。
像少数民族成员一样，妇女的行为如果符合低下、被动、无独立性、神经过敏的传统文化观点便受到鼓励。结果就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一个妇女用与社会公认的标准不同的观点评价自己，那她不可避免地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的行为与她自童年时期形成的自我观念不相符。
例如：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如果一个卡车司机和家庭主妇调换一下位置，显然会产生许多不协调，特别是当他们与同伴相互交往时更是如此。这样，一个社会所习惯的刻板形象便会以这种方式长期存在。
如果一个妇女试图通过变得果断或找一个非传统的工作来摆脱她固定的性别角色，那她就面临失去友谊的危险，甚至会挑起他人的偏见情绪。相应而言，如果个人需要从善如流，那么跳出规定角色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然而，有理由认为，现在人们对适当的男性和女性行为的认识也越来越灵活。琳达·杰克逊与托马斯·卡什发现，被人描述成“双性人”的男性和女性比一直恪守传统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更令人喜爱，也更适应环境。但蹊跷之处是：如果女性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时，她们受人喜爱的程度最低。
同样，如果男性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女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时，会被认为比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的女性更令人难以接受。得出的教训似乎是这样的：人们只要在“性别交叉”行为与其原本性别中被视为适宜的行为之间小心地达成平衡，就能够被人接纳。回到我们的例子上来，当个女卡车司机的想法可能不会令多少人惊讶，如果她同时还是一位超级厨师、女裁缝或业余芭蕾舞演员。同样，选择待在家里看孩子的男性也可能赢得社会更多的肯定，如果他同时还是个王牌捕鱼手或灵巧的机械工。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存在许多后果。从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玛蒂纳霍纳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妇女实际上可能惧怕成功，特别是当成功不符合其角色的期望时。她在研究中要求女大学生，以“安妮发现自己是医学院里的尖子生”为题描写一段故事。学生们都喜欢把安妮的前途描写为不幸的，把安妮的特点描写为或者极力缩小自己的成就，或者由于成功反而得到恶果。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证明，当男性在非传统场合取得成功时，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具体说来，当男性被告知“约翰”是护校里的尖子生时，他们所估计的负面后果比被告知“安妮”是医学院里的尖子生的女性所估计的负面后果还要多。因而，“惧怕成功”现象与“劝导能力”现象十分类似；男性与女性都呈现出这种效果的行为症状；而何时出现或以何种方式出现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
我认为在这里，可以学到两个重要经验。
其一，虽然男女的行为之间存在差异，但许多差异可以追溯到两性所处的不同的环境。也就是说，最初女性似乎更容易被说服或者更惧怕成功，因为人们是以男性的游戏规则来评价她们的。你瞧！当人们以女性的游戏规则来评价男性时，男性似乎也显得更容易被说服或者更惧怕成功等等。此外，甚至当男性与女性的行为完全相同时，评价他们的标准往往也不尽相同。例如，正如前面所述，当女性获得成功时，人们通常将其成功归因于勤奋或运气；而男性获得成功时，人们通常将其成功归因于才干。
因而，在匆忙得出“某一性别在任何领域都逊于另一个性别”的结论前，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行为发生的背景情况，以及在评价男性和女性行为时，是否引入了双重标准。请记住阿伦森的第一法则：干蠢事的人不一定都是蠢人。同样，做“劣等”事的人不一定都是劣等人。
其二，必须意识到所有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男孩、女孩；无论是黑人、拉美人，还是白人、亚洲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都是束缚着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如果遗漏了“某些角色比其他角色更有限制性、更虚弱”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将是幼稚的。然而，如果疏忽了“群体挣断偏见枷锁的力量间接地使我们获益”这一事实，也将是愚蠢的。随着我们学会接受他人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我们自己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也会逐渐被人接受。最终，我们会更加自由地发挥自身作为人的潜力。
偏见与媒体媒体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如果犯事的人碰巧是个白人，报纸却从不提及他的种族情况。
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在比尔柯斯比和迈克尔乔丹推开了这扇大门前，人们很少会在电视上或广告中看到一张黑脸，而他所扮演的角色摆脱了刻板印象的窠臼。几年前，当非裔美国人只能扮演类似《阿莫斯和安迪》剧中的角色或出演综艺节目中的说唱节目时，关于“黑人是愚蠢的、无能的、懒惰的，具有天生的韵律感”的刻板印象即被强化。
在过去的20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到底有多大呢？随着80年代“比尔·柯斯比栏目”的广受欢迎和奥芙瑞·温芙妮和迈克尔·乔丹等富有魅力的文化偶像的无所不在，人们很容易认为，对黑人态度已发生了巨变。但虽然非裔美国人在近几年里在媒体中的出镜率上升，从戏剧的角度看来，他们总是被集中在基本上全是黑人环境的喜剧中，或者在全是白人的剧中扮演象征性角色。让我们看看黄金时段上演的剧作吧，他们可是美国电视业收入的领头羊啊。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着名学者乔治·格伯纳定期性地对媒体进行广泛的调查。根据格伯纳的发现，在过去的15年间，非裔美国人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的百分比一直在6%和16%之间徘徊，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一时期这一数字有上升的趋势。
在其他形式的宣传和娱乐中，这种情况更为极端。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幽默卡通片。几年前，我的一位学生鲁斯蒂博多对1946年至1987年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刊登的所有卡通片进行了全面分析。她发现，非裔美国人在卡通片中极少出现。此外，在她的早期研究中（40年代与50年代），每当非裔美国人出现在卡通片中，他或她通常都是扮演那些高度刻板化的典型角色。相对而言，随着以刻板印象刻画的少数民族越来越不为人接受，非裔美国人的刻板角色出现的频率实际上逐年下降。
蒂博多震惊地发现，在整整42年内，只有一位非裔美国人在卡通片中扮演了主角，而且其角色与种族无关。但这是35874个卡通片中惟一的一例。
蒂博多总结到，黑人在卡通片中并不仅仅被刻画成普通市民的代表。
回到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上，对其他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在电视节目中的整体情况还要更灰暗。格伯纳发现，在90年代，在黄金时段电视剧中扮演角色的拉美人大约略高于1%，亚裔人或美国印第安人的比率都低于1%。男女同性恋者的出镜率几乎为零，当他们出镜时也只是扮演那些刻板化的角色。这并不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视为人们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相应地，对少数民族成员或女性的非经常性的和不客观的刻画是有害的，因为它误导了人们。人们由此产生了“这些人不是社会的必然成员”的错觉，并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冒险经历、普通的麻烦或人类情感此外，媒体中正面榜样角色的缺乏无疑会助长自卑的情绪，并导致少数民族成员之见的疏离，尤其是孩子之间的疏离。
*在这种总的趋势当中，1997年爱伦德格尼瑞斯出演的电视剧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德格尼瑞斯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女同性恋者，同时，她向公众披露自己也是同性恋者。有趣的是，该剧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虽然许多保守组织以联合抵制的方式反对该片的播出，但调查显示，该剧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喜爱。
类似问题也影响了对女性的刻画。许多年来，当女性出现在黄金时段电视剧中、广告中或儿童读物中时，她们很少被描绘成权威人物、知识分子或富于探索的勇士。相反，她们总是被描绘成婀娜多姿却头脑简单的“女孩”，心里总是惦记着用哪个牌子的洗衣粉，指望着男人在重大问题上拿主意。在90年代，随着像墨菲布朗这种强悍、能干的人物的出现和对女篮比赛的电视播放，这种趋势得以改变。然而，虽然这种改变令人鼓舞，但巨大的差异依旧存在。根据乔治·格伯纳的分析，在黄金时段节目中，男性角色的数量与女性角色的比例是2：1，而女性作为暴力行为受害者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男性。同样，深受孩子喜爱的报纸连环画往往扮演了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对14个通过稿件辛迪加而出售（为了在多家报纸或期刊上同时发表，通过稿件辛迪加而出售连环漫画或幽默小栏目等）的连环漫画（如《花生》、《蜘蛛人》、《艾德的魔力》）的分析表明，作为主人公的女性只占漫画的15%的篇幅。此外，只有4%的女性角色以职业妇女的形象出现，而实际上大约69%的美国女性外出工作。
媒体中如此普遍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从微观层面看，人们容易相信或接受经常目睹的事物，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对他们这样做。此外，很难让人们去说明那些没有呈现出来的事物。因而，如果人们没有看到女性可以担任重要的工作，就会很容易得出结论：女性没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权力或女性更喜欢厨房而不是会议室。
让我们再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吧。当这种刻板印象在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女性对自身生活的可能性的认识产生不好的影响。弗洛伦斯盖斯及其同事认为，电视广告中对女性的传统角色的刻画为女性提供了有暗示作用的脚本，使她们的行为妨碍了她们对成就的渴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一些被试人观看一些刻板化的广告片，其中女性被刻画成性对象或诚惶诚恐服侍男人的家庭主妇；研究者让另一些被试人观看一些相反的广告片，其中男性正自豪地为妻子准备可口的饭食，而妻子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刚刚回到家中。当让被试人设想主人公“十年后”的生活时，看过第一类广告片的女性被试人更有可能弱化职业与成就的重要性。观看刻板化广告片并非简单地在实验过程中临时性地打击女性对成就的渴望。相反，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女性被试人，虽然根本没有看广告片，对成就的渴望程度却与看过这类广告片的女性一样。然而，观看那些女性扮演非传统角色的广告片的女性，渴望达到的成就程度与男性被试人一样。
更有趣的是，男性被试人的成就欲丝毫不受传统广告片或非传统广告片的影响。这些发现认为，包含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片反映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文化烙印，也说明了经常播放这类广告片会限制女性对实现她们本应实现的目标的认识。此外，经常性地解释不蔑视女性的宣传按理会加强女性对成就与职业成功的渴望。
偏见的原因是什么使人产生了偏见呢？偏见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进化的心理学家认为，动物对在基因上与其相近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对在基因上与其不同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惧怕感和厌恶感，即使这些动物并没有伤害他们。因而，偏见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生物进化机制的一个有机部分。正是这种机制使得人们热爱家庭、热爱同胞，而对外人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为人类，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人类的本性可能是善良、开放、合作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区、媒体）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一些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的。
虽然人类继承了使我们日后易于接受偏见行为的生物倾向，没人能够肯定偏见是否是人类生物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应该掌握偏见的特质——要么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态度与行为，要么是通过我们构建心理现实的方式。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偏见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深嵌于人类自我辩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两章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做了残酷的事情，就会诋毁那个人或那个群体，以便为我们的残酷辩解。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无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道德的，这将帮助我们摆脱因奴役他们、屠杀他们、使他们得不到公平教育而产生的不道德感。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到教堂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我们所伤害的不是人类同伴。的确，若我们再狡辩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蛮地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基督徒的美德——就像当年十字军战士所做的那样，他们在前往圣地的途中，以耶稣的名义屠杀了许多欧洲犹太人。
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自我辩解的行为加剧了后来的暴行。当然，除了自我辩解需要外，人类还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权力的需要。
因而，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可能需要一个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更低的少数团体的存在，这样他才能体会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些研究证明，对一个人的偏见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例如，珍妮弗克罗克及其同事发现，来自社会低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阶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都更多。同样，研究者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教育、收入、职业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最深，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们偏见更大，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吗？1)他们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显示自己优越；2)他们最强烈地感到，在工作竞争中，少数团体成员是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3)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们更具有攻击性；4）缺乏教育增加了他们简单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变因起作用是很难的，不过，上述每种现象都对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来是真实的。的确，偏见绝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偏见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
在本章中，我们将认识偏见的四个基本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的遵从。
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极为有用，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每个人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
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中和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尝试。
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偏见可被看做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假定资源是有限的，统治团体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会尽量剥削或诋毁少数团体。当世道艰难，在相互排斥的目标上存在冲突时，偏见态度很容易滋长起来，而不管这些目标有关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因此，由于就业名额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工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领土划分存在争议，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奴隶制的废除，美国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间存在偏见。只要看看某些行业工会多年来取得的成功便会发现，从歧视中得到的经济效益是很明显的。这些工会拒绝接受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为会员，从而把这些人排斥在他们一手控制的相对高薪职业之外。例如：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民权运动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但在1966年，在所有由行业控制的学徒中，只有2.7%是黑人，只比前一个10年增长了1%。此外，在60年代中期，美国劳工部在个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车装配工、钢板工、石匠、车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师等行会，调查少数民族会员的情况。结果在4个城市里未发现一名黑人会员。显然，偏见保护了某些人的利益。虽然在过去的30年间，开明的立法和社会进步使这些统计数字有了很大变化，但对于少数民族团体来说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公正的地步。
随着对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的竞争的加剧，歧视、偏见和负面的刻板化也显着增加。约翰多拉德在他早年对一个小工业城市的偏见的调查中，描写到：虽然在城里一开始对德国人并没有明显的偏见，但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偏见便出现了。
来自附近农场的当地白人把攻击来自附近农场的当地白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新移民，藐视和诋毁这些德国人，并且具有一种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德国人进行攻击的主要因素是当地木器厂中的职业和地位的竞争。
随着德国人的到来当地白人感到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由于时事艰难，当地白人找到了谴责德国人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出现为更加有限的工作增加了竞争对手。当地人对德国人似乎并无传统的偏见，只是由于对新移民的普遍疑心，使得他们对德国人的敌意一触即发。
同样，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蛮…… 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修建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罗克写到，“他们与白人一样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铁路修完后，工作数量减少了。随着内战的结束，大批士兵涌入拥挤的求职大军，对中国人的负面态度戏剧般陡增：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变为“罪犯”“、教唆犯”“、诡计多端”和“ 愚昧无知”。
这些资料表明，竞争和冲突滋生了偏见。此外，这种现象超越了纯粹的历史意义；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多数反黑人的偏见都出自社会经济地位刚刚高于黑人的团体。而且，这种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竞争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对这些资料的解释还存有两可之处，因为在一些例子中，竞争这一变量经常和其他变量（如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纠缠在一起。
为了断定是否竞争本身引起偏见，还必须进行实验。怎么做呢？如果竞争和冲突引起偏见，那么在实验室里制造偏见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简单的方法完成这样的实验：1)随机地把来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两个组里；2)任一选择某一标准将这两个组区分开来；3)将两个组置于相互竞争的情境中；4)找出偏见的证据。马扎夫谢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军夏令营的自然环境中做了这样的实验。被试人是12岁的正常男孩，他们被随机地安排在两个组里：鹰组和响尾蛇组。
主要通过安排活动使每个组员都高度互相依赖，教会每个组内的孩子学会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组里，大家一起为跳水搭建跳台、一起准备食物、搭绳桥等等。
在每个组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感情逐渐加强后，使两个组发生竞争。研究者们安排了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橄榄球、棒球和拔河。为增强比赛的激烈程度，得胜队可获得奖赏，这会在游戏当中引发一些敌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设想出一套相当“恶毒”的计划，将两组置于特别设计的情境中以加剧冲突。其中有个情境是，安排一次营地晚会，让鹰组比响尾蛇组提前很多时间到达。而晚餐是由两种不同的食物组成，一种食物新鲜、诱人、让人食欲大增，而另一种食物已被压瘪，看上去烂叽叽的，让人倒胃口。也许是由于已经产生的竞争性，提前到达的组几乎吃光了所有的诱人食品，只剩下不好的食品留给他们的对手吃。后来，当响尾蛇组到达发现吃了亏时，他们发怒了（这当然可以理解），用相当难听的话骂对方。而鹰组认为自己得到好的食物是应该的（先到者先吃），因此对这种无礼感到不满并以同样方式回报对方。孩子们对骂升级到相互投掷食物，很快就发展成一场规模很大的骚乱。
这件事发生以后，研究者取消了竞争游戏而代之以大量社会接触。然而，因为相互间存有敌意，仅仅消除竞争并不能消除敌意。实际上，敌意不断地升级，甚至当两个组在一起做良性活动时（如看电影），依然不能消除敌意。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地减少了他们的敌意。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本章后面将继续讨论。
偏见的替罪羊理论前一章我们曾提出，有些攻击行为是由于挫折或其他不愉快的、令人讨厌的情境（如痛苦和厌烦）引起的。这一章，我们看到受挫折的个体对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强的攻击倾向。然而，一个人受挫折的原因常常不是太大就是太模糊而不易直接报复。例如：如果一个6岁的孩子受到老师的训斥，他怎么能报复呢？教师的权力太大了。但这一挫折增长了他攻击一个较小的旁观者的可能性——即便旁观者与他的痛苦毫无关系。同样，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受挫折的失业工人能打击谁呢？经济制度吗？这个制度太庞大而又太模糊。如果找出一个不那么模糊而很具体的东西，因失业对他（或它）进行谴责就会更方便。总统吗？他很具体、很合适，但他太有权力了，想不受惩罚的攻击他是办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希伯来人的一个习俗。在赎罪日里，一个牧师一边把手放在一只山羊的头上，嘴里还一边说着人所犯下的罪恶，这样就象征性地把人的邪恶与罪行都转移到羊的身上。然后这只羊被放逐到野外，这样这个社区的罪恶就被洗清。这个生灵就是“替罪羊”。在现代，替罪羊（scapegoating）一词被用来形容一个未做错事却受了斥责的软弱无辜者。遗憾的是他无法逃到荒野之中，而常常遭受折磨甚至死亡。如果一个人失业了，如果通货膨胀耗尽了他的积蓄，他不会简单地痛斥经济制度，他可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在纳粹德国，替罪羊就是犹太人；在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替罪羊是中国移民；在南方的乡村，替罪羊就是黑人。几年前，卡尔·霍夫兰和罗伯特·西尔斯发现，在1882-1930年期间，可以根据棉花的价格估计南方受私刑的人数：私刑随着棉价的跌落而增加。简单说，这是由于人们在经历一场经济萧条时，可能遭受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便导致私刑和其他暴力罪行的增长。
社会心理学家奥托·克兰伯格对偏见的跨文化问题抱有特殊的兴趣。
他描述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独特的“替罪羊”现象。在日本各地散居着大约200万部落民。虽然部落民与其他日本人之间没有本质的种族或生理差异，但人们认为他们不洁，不适合从事某些职业。你可以想象，部落民通常居住在贫穷的贫民窟。他们的平均智商比日本人的平均智商低16个点。与普通日本人的子女相比，部落民的子女更容易逃学，行为不良的比率是普通日本人子女的倍。据克兰伯格说，部落民中的一员与外人通婚被视为禁忌。他们是一个隐形的种族——对他们的定义主要根据社会阶层而非生理特征。人们只能根据他们与众不同的语调（由于多年不与其他日本人交往造成的）和身份证明识别他们的身份。虽然他们的历史起源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测出，他们大概是一直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下层，直到一次经济危机将他们完全逐出日本社会。现在，日本人认为部落民天生就低人一等，因而为自己进一步歧视他们，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而辩解。
很难理解对黑人执行的私刑或对部落民的虐待仅仅是由经济竞争引发的。从这些行为背后大量的情感因素可以看出，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同样，纳粹企图灭绝犹太人（与经济地位无关）的那种狂热，强有力地表明这一现象并非单纯是个经济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至少部分是）心理问题。尼尔米勒和理查德巴盖尔斯基所做的控制严密的实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要求被试人表述自己对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感受。然后，让一些被试人受到挫折，即剥夺他们看电影的机会而去参加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测验。之后，要求他们重新表述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感受。这些被试人在受挫折之后，增加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另一组未受挫折的被试人，其偏见则没有变化。
其他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白人学生在这个所谓的“学习”实验中对另一个学生发出一系列电击。被试人享有调整电击强度的权利。事实上，学习者是研究者的助手，他并没有真的被连在导线上。研究者设计了的种情况组合：助手本人要么是个黑人，要么是个白人；他要么对被试人友好，要么对他恶语相向。当他行为友好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稍弱；当他恶语相向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远远高于对白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在另一个实验中，让一些大学生经受许多挫折。其中一些学生是强烈反对犹太人的，另一些不是。研究者要求被试人根据他们看过的图片写故事。给其中一些被试人所看的图片上的人物安上犹太人的名字，而对其他人则不是这样。研究者有两个主要发现：1)在受挫折之后，反犹太人的被试人与不反犹太人的被试人相比，前者在故事中对犹太人做出了更多的攻击；2)如果所写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那么反犹太人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则无太大差别。总之，挫折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攻击——对外集团的攻击。
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有助于帮助我们澄清真实世界中的各种因素。出现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个体倾向于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不喜欢的、看得见的、相对软弱的群体。此外，攻击的形式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内集团（自己人的集团）允许和赞同什么：
在我们的社会中，对黑人施以私刑和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并非经常发生，除非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亚文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
在上面的句子中，我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相信极端形式的“替罪羊现象”已成为历史会让大家心里舒畅一些。但时至今日，依然发生了许多让我们大家愕然的事件。例如，当前苏联分崩离析后，一时间，我们欢欣鼓舞，以为东欧国家重获自由。但不幸的是，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这种新的自由夹杂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感情。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感情，反过来导致了对外集团的更多的偏见和敌意。因而，在巴尔干地区，紧张的民族主义引发了敌意在全区范围内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尼亚的战争。此外，东欧地区在经济上的困境和期待的受挫导致了全区范围内对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亚述人）的敌对情绪。
有偏见的人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把攻击矛头指向替罪羊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倾向，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已经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是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与不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相比，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更易于把攻击矛头对准外集团成员。现在我们把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有些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特奥多·阿多诺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些人具有“专制人格”。具有专制人格的人的基本特征是：他们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脆弱，喜欢严厉地惩罚，多疑，极端仰慕权威。人们开发了确定一个人是否专制的工具（称作f量表），可测量出一个人同意或反对诸如下列项目的程度：
·犯有强奸和猥亵儿童之类的罪行的人仅被监禁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罪犯应该受到公开鞭笞，或者更严厉的惩罚。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受暗地里策划的阴谋所摆布的。
·服从和敬仰权威是孩子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对上述这些内容的高度认同，表明该人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具有高度的专制主义倾向的人并非仅仅厌恶犹太人或黑人；他们对（所有）少数民族都怀有很大的偏见。通过对在F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人进行的精心的临床观察，阿多诺及其同事把这一系列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追溯到人们的童年经历上。他们童年的家庭特征是父母的管教极为严厉。
此外，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其父母还倾向于使用爱和不爱作为使孩子服从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专制人格的人在儿童时期都非常缺乏安全感并过分依赖父母；他害怕父母并且不自觉地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人长大以后便会由于害怕和不安全感而变得脾气暴躁，他把攻击转移向弱小团体，却明显保留着对权威的崇拜。
了解萨姆·麦克法兰及其同事在了解萨姆·麦克法兰及其同事在前苏联进行的一项关于专制人格的研究中的发现，将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发现，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往往赞成推翻他们刚刚获得的民主制度，回到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前苏联人与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美国人非常不同，后者往往反对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在于对权威的墨守成规和敬仰。换言之，连接两者的纽带是遵从他们所处文化中传统价值的需要及怀疑来自与他们不同的人的新思想、新信仰的倾向。
虽然对专制人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偏见原因的理解，但应注意，大部分资料只是一种伴随关系，即我们仅知道两个变量有相关，却不能确定是否为因果关系。例如：当我们考虑一个人在量表上的分数与他在童年时所经受的特定社会实践的关系时会发现，虽然专制和有高度偏见的成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很严厉，并且用有条件的“爱”作为手段来使他们服从，但并不一定是这些因素使他们成为有偏见的人。相反，可能是这些人的父母自己就对少数民族怀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一些人的偏见可能是由于认同过程产生的遵从，如第二章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可能有意识地从父母那里汲取对少数民族的信念，因为孩子认同父母。这和阿多诺及其同事所做的解释不同，比他们的解释简单得多。阿多诺的解释是建立在孩子对父母的不自觉的敌意和被压抑的惧怕基础上的。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些人来说偏见不是深深植根于无意识的童年冲突之中，相反，它表明许多人可能是在妈妈或爸爸膝头上时就学会了一系列的偏见。此外，一些人还会遵从有限的而十分特殊的偏见，这取决于他们所处亚文化采用的标准。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作为从众行为的偏见现象。
由从众引起的偏见我们常常观察到，对黑人的偏见在南方比在北方多。它往往以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1942年仅有4%的南方人赞成取消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而北方却有56%的人赞同。为什么？是由于经济竞争的原因吗？大概不是。在南方一些地区经济竞争比北方少得多，而对黑人的偏见却很大。是不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有更强的专制人格呢？不，托马斯佩蒂格鲁在南方和北方广泛地进行了f量表测量，发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分数基本一致。此外，虽然南方对黑人的偏见多，但对犹太人的偏见却比其他地区少。有偏见人格的人应对所有人都有偏见——可南方人不是这样。
那么，怎么解释存在于南方的对黑人的敌意呢？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黑人曾经是奴隶，南北战争是由于奴隶制问题引起的，因而营造出一个产生更大偏见的氛围。但又是什么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下去呢？一个可能的线索来自对南方一些相当奇怪的种族分离形式的观察。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里，黑人和白人矿工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井下完全融合，而在井上却完全隔离。我们怎样去解释这种不协调呢？如果你真的恨一个人，你就希望离他远点——为什么在井下同他有联系而在井上却没有呢？
佩蒂格鲁建议用从众来解释上述现象。在这一例子中，人们只是简单地遵从社会上的规范（在井上）。南方的历史事件为产生对黑人更大的偏见奠定了基础，而从众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的确，佩蒂格鲁相信，虽然经济竞争、挫折和人格需要能够解释一些偏见行为，但大多数偏见行为是对于社会规范奴仆般地遵从的结果。
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从众是产生偏见的原因呢？一个方法是确定一个人的偏见和他的一般从众模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对南非种族纠纷的研究表明，最容易遵从各种社会规范的人表现出对黑人有很大的偏见。换言之，如果从众主义者更有偏见，就表明偏见可能是遵从的结果。另一种确定从众作用的方法是，如果一个人迁人到国家的另一地区，看看他的偏见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如果从众是偏见的一个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当个人迁人社会规范更为偏见的地区时，他的偏见会显着增长，而当他们受到偏见少的规范影响时，其偏见应显着减少。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珍尼沃森在一次研究中发现，新近迁入纽约城的人与反犹太人的人有直接接触，他们自己便变得反犹太人了。佩蒂格鲁在另一次研究中发现，当南方人参军并与种族隔离较少的社会规范接触后，他们对黑人的偏见也减少了。
从众的压力可能是相当明显的，就像阿希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对于偏见规范的遵从可能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准确证据或者错误信息占了优势，从而导致人们采取那种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负面态度。这类刻板化行为的例子充斥在文学作品里，例如：克里斯托弗·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和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两本书，都把犹太人描写成恣意骄横、见钱眼开、卑躬屈膝的胆小鬼。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马洛和莎士比亚可能曾与令人讨厌的犹太人有过不幸的经历才会写出这些刻薄的丑化之作。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作品问世前三百多年，犹太人就被逐出了英格兰。因此，马洛和莎士比亚这样做的惟一原因似乎是残留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这些刻板，而且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些刻板印象。
即使是在不经意间接触到的偏执态度也可影响我们对偏见受害人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仅仅无意中听到别人用贬低性的字眼称呼某一群体（如称呼某一种族或民族的绰号），也会增加我们以负面态度看待该群体（或仅仅与该群体相关的某人）的可能性。在一项实验中，莎莉柯克兰及其同事要求被试人阅读一段审判罪犯的记录，其中由黑人担任白人被告的律师，而这位黑人律师的照片被贴在审判记录上。当被试人阅读记录时，“偷听”到扮成被试人的两位研究助手的简短交谈。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黑鬼”，而另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讼棍”。在两种情景中，第二个人都对第一个人对黑人律师的蔑视态度表示了赞同。由于正好有这种从众的动力，研究者马上要求被试人对律师和被告作出评价。对这些评价的分析显示，与听到用与律师的种族无关的字眼嘲讽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相比，听到用种族缺陷来贬低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给他的评价更加负面。此外，后者给白人被告作出的判决更严厉，评价也更负面。后一个发现表明，对偏见性习俗的遵从能够产生超越种族歧视最初目标的破坏性效果。
偏执态度也可以在一个从制度上支持这些态度的偏执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出来。例如，一个从法律与习俗上支持种族隔离的社会一定支持一个群体劣等于另一个群体的观念。因而，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一个调查者和南非白人会谈，试图找出他们对黑人持负面态度的原因。他发现典型的南非白人深信绝大多数犯罪活动都是黑人干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可这种错误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人说他们看到许多黑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在这些地方他们从未见过白人罪犯，这还不能证明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吗？不能。实际上，法律不允许白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总之，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制造偏见信念。在我们这个社会，规定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禁止妇女进入颇有名望的俱乐部、禁止犹太人在高级饭店住宿，都曾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规定制造了某一民族是劣等的或不被人接受的错觉。
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学校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用首席检察官厄尔沃伦的话来说，当黑人孩子仅仅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与白人孩子隔离开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将以一种无法弥补的方式伤害着他们的心灵。”在我们还未完全意识到时，这个决定带动着我们国家展开了一场最令人激动的、范围最广的社会实验。
这一历史性决定做出之后，许多人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他们预言，如果强迫学校里种族混合，就会产生互相间的厮杀。他们争辩说，法律不能强迫人们和平共处。这重复了着名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观点。几年前他曾提出“国家干预不能改变习俗”，即法律不能规范社会道德或使人们相互接受。许多人极力主张要等到人们的态度改变后再取消种族隔离。
当然，那时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通过改变态度就可以改变行为。因此，如果你能让顽固的人减少对黑人的偏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学。虽然许多社会科学家本应更了解顽固不化的人，他们还是深信，通过发动宣传活动可以改变顽固不化的人的态度。他们采用“16毫米影片”的方法来减少偏见：如果持有偏见的人认定黑人是无能、懒惰的，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放一部把黑人描写得勤劳可敬的电影，目的是让错误信息与正确信息较量一番。如果莎士比亚因为曾得到过有关犹太人的错误信息而认定犹太人是恣意骄横的吸血鬼，那么你就告诉他真实情况，他的偏见便会逐渐消除。如果一个南非白人认为，大部分罪行都是黑人犯下的，那么让他看看白人罪犯，他就会改变信念。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偏见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竞争，还是由于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抑或是由于人格需要，用播放信息去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许多年来，大部分人都已深深地陷入偏见行为中。当你的朋友和同事都对黑人抱有偏见时，你要形成一种对黑人的开明态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仅仅看一场电影不能改变人们多少年来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前边已讲过，当牵涉到重要问题前边已讲过，当牵涉到重要问题的时候，宣传活动是无效的，因为人们并不喜欢安稳地坐着接受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信息。保罗·拉扎斯费尔德描绘了40年代初，许多电台都为减少种族偏见而用热烈、同情的方式提供了许多关于各种不同种族的信息。有专门描写波兰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也有专门描写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等等。那么听众又是哪些人呢？波兰美国人节目的主要听众是波兰血统的美国人。那么猜猜谁在收听意大利美国人节目呢？对了，是意大利美国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若强迫人们收听不合意的信息，他们就会排斥它、诋毁它或不理它这与x先生坚持他对犹太人的消极态度而不管先生所提供的信息、与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学生歪曲他们所看的足球赛电影是一样的。对许多人来说，偏见在他们的信仰系统中根深蒂固，与他们日常行为太一致，从周围的人们中接受的支持和鼓励太多，以至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电台节目是不能减少它的。
同等社会地位接触的作用虽然态度的改变可以影响行为的改变（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通过教育改变态度常常是很困难的。
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但只是最近才开始理解，行为的改变可以促进态度的改变。从最简单的层面看，如果黑人和白人可以直接接触，持有偏见的人就要面对自己所体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简单的刻板印象，因而会导致更好地相互理解。当然这种接触必须发生在黑人与白人有相同社会地位的情境中。纵观历史，虽然许多白人和黑人有过大量接触，但黑人多半处于仆人地位，如奴隶、搬运工、洗碟子工、擦皮鞋的孩子、洗衣房仆从和家庭佣人。这种接触只能增加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助长了对黑人的偏见。直到最近，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还很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教育和职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因为居住区的隔离。最高法院1954年的决定是逐渐增加平等社会地位接触的开端。
在1954年以前，平等社会地位融在1954年以前，平等社会地位融合的事例偶尔也有发生。其结果倾向于支持行为的改变会产生态度改变这一观点。1951年，莫顿·多伊奇和玛丽·埃伦·科林斯在一个前瞻性研究里，观察了白人在公共住房规划上对黑人的态度。具体说，在一个住房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以隔离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住宅楼内，在另一个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安排在同一个住宅楼里。在迁入新居之后，取消隔离的居民所表现出的对黑人态度的积极变化，比仍处于隔离状态中的居民大得多。这些发现表明，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表明你可以通过立法来制定道德规范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平等社会地位接触这个中介实现的。显然，如果不同的种族集团可以在同等社会地位的条件下相处，他们就有更好地相互了解的机会。正如佩特格鲁最近发现的，当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些措施能够加深人们的相互理解，减少紧张气氛。应当注意，多伊奇和科林斯的研究发生在公共住房规划中而不是私人居住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下面我们还将讨论它。
取消隔离的替代作用直到前不久，社会心理学家才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取消种族隔离可能影响那些不曾与少数种族团体有过接触的人的价值观。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第四章里所提到的机制引起的，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不可避免性心理。具体讲，如果我和你将不可避免地有紧密接触，而我又不喜欢你，我会体验到不协调，为了减少不协调我将试图说服自己，你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样坏。我将着手寻找你的积极特性，并极力忽视或缩小你的消极特性。因此，当我得知必须和你在某一方面有密切接触，而其他条件相等时，仅仅这一事实就能迫使我改变对你的偏见态度。实验室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预测。例如：有些孩子知道自己将必须食用某种以前不喜欢吃的蔬菜时，他们便说服自己相信这种蔬菜并不那么难吃。同样，女大学生得知她们将同一个既有积极品质又有消极品质的妇女密切合作时，她们甚至在见到她之前就已形成了对她的好感。而当她们没有预料到将要和她一起工作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不可否认，一碗蔬菜和黑人、拉美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差甚远。很少有社会心理学家如此幼稚，竟然相信只要人们对不可避免的事件妥协以减少不协调，就可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但我认为，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件能融化偏见的态度并减少大多数人的敌意。下面我们还要讨论所谓“理想条件”指的是什么。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给这些理论骨架多充实些内容。减少不协调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让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设想一个45岁的白人，他16岁的女儿在一所种族隔离学校就学。假定他对黑人存有负面态度，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下述信念基础上的：他认为黑人无能、懒惰，所有的黑人男子都性欲过盛，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突然，司法部颁布了法令，第二年秋天，他那金发碧眼的女儿必须在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读书。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官员虽然不喜欢这个主张，但也清楚地表示想阻止它是办不到的——这是国家的法律，必须执行。当然，这位父亲可能会不让他女儿继续受教育，或许他会送她到一所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但是，仔细想来这样做不是太过激就是太费钱。于是他不得不决定让女儿到一所取消隔离的学校就读。对他来说，金发的女儿不可避免地要和黑人孩子上同一所学校。这与黑人是“懒惰的、潜在的强奸犯”这一认知产生了不协调。他会怎样做呢？我猜测他会重新检验一下他对黑人的看法。他们真的都那么懒惰吗？他们真的到处去强奸女性吗？这次他会重新审查——带着很大倾向性试图找到黑人身上的好品质，而不是去捏造或夸大坏的、不可接受的品质。我猜测到来年的9月，他对黑人的态度会解冻，并且会转变到一个积极的方向上。如果这种转变能得到取消种族隔离后的积极事件的支持——例如，如果他的女儿和她的黑人同学相处得和睦、愉快——那整个态度的根本转变就可能在父亲身上发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分析过于简单化，但基本过程就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过程优于前边讲的宣传活动的方面。它启动了一个机制，激发个体改变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的动机。
我的分析强有力地表明，一种特定的、与公共认识相反的国家政策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最大利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954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公布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种族融合应该逐步进行。大部分国家官员和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为得到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应该等到人们经过再教育变得偏见较少时再取消隔离。总之，1954年时的普遍看法是，只有在认知改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取消隔离）。我的分析表明，取得种族间最终融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改变行为。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种族融合的必然性认识得越早，偏见态度也就改变得越快。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可能（也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国家官员极力宣传可以回避或延迟种族融合的观点，从而产生了种族融合未必是不可避免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结果导致了混乱和冲突的增加。让我们回到前面那个例子上：
如果这个金发女孩的父亲被说服（被州长、市长、校委会主席或地方司法官说服），相信有摆脱种族融合的方法，他就会感到毫无必要重新检验自己对黑人的负面态度，结果，他便会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
下面的事实与这一推理相一致。
随着对取消种族隔离的广泛实施，赞成种族融合的态度已有增长。1942年，美国只有30%的白人赞成在学校取消隔离，到195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9%，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5%。
最后，到1980年，随着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赞成取消隔离的人数接近90%。南方的改变（自行发生的）更加引人注目。
1942年，南方只有2%的白人赞同种族融合的学校，1956年，大多数南方人还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规定会被规避，只有14%的人赞同取消隔离；但是到1970年，随着种族隔离运动的进行，已有将近50%的人表示赞同；这一数字在80年代继续攀升。当然，这些统计资料并不能完全证明，人们改变对学校取消隔离的态度是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妥协，但上述资料是相当有启发性的。
在对学校取消隔离的过程和作用认真分析时，托马斯·佩蒂格鲁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取消隔离的最初几年里，暴力只发生在诸如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的一些社区中，而没有发生在诸如北卡罗莱那州的诺福克市和温斯顿塞勒姆市这些地方呢？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我的推理。他总结到，“在通常发生暴力的地方，至少有一些权威人士事先暗示到，如果发生动乱他们将愉快地回到隔离状态。
只有坚定有力的领导，才能和平地完成种族融合”。换言之，如果人们没有机会减少不协调，就会发生暴力。
早在1953年肯尼思克拉克就在几个边界州发现了消除种族隔离期间的同一现象。他发现，迅速消除隔离比逐步消除更有效。此外，暴力还发生在政策模棱两可或不一致的地区，或者团体的领导人摇摆不定的地区。二战中，当军队里开始消除种族隔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政策模棱两可的地方麻烦最大。
其他条件不相同的情况其他条件不相同的情况在前一节里，我对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过于简单的解释。
我有意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情从理论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条件很少是理想的，经常会出现一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复杂的情况，然后讨论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或消除偏见。
在我谈到种族融合的住房规划减少了偏见的例子时，我特别指出了这是一个公共住房规划。如果它牵涉到私人住房时，情况便复杂了。一般说来白人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当黑人迁为邻居时，房产价值就会下降，这种信念引起了经济冲突和竞争，阻碍了偏见态度的减少。的确，对于种族融合的私人住房的系统调查表明，在白人居民中偏见态度有所增长。
此外，正像我们提到的“不可避免的心理”的实验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那种研究所牵涉的不喜爱并不像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偏见那样强烈和根深蒂固。虽然看到这些发现与取消种族隔离的实践一致是令人鼓舞的，但下结论说只要个体有机会对不可避免的东西妥协，通向融合的路就很平坦，那就是幼稚的、错误的。
麻烦常常是随着种族隔离的消除而开始的。这多半是由于白人和少数民族孩子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从高中开始）通常都不是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请你想象下列情境：一个出身于黑人或奇卡诺人家庭的十年级的孩子，在接受次等教育后，突然进入了一个由中产阶级的白人教师任教、由中产阶级白人控制的学校。在这里他必须同持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进行竞争。实际上他被投入一个毫无准备的、高度竞争的情境：这里的规则不是他所熟悉的规则，并且这里奖励的是那些他还不具备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是在一种远离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因素造成他自尊心的降低，而正是这一因素导致最高法院做出了消除学校中种族隔离的决定。沃尔特，斯蒂芬在对消除种族隔离的研究进行认真分析时发现：没有资料显示黑人孩子的自尊心在取消隔离后有显着增长；却有25%的研究资料表明，隔离取消以后他们的自尊心显着下降了。而且，实际上偏见也并未减少，斯蒂芬发现偏见的增长同减少几乎一样多。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当你发现新近的种族融合的中学是个非常紧张的地方时，就不会感到吃惊。因而，少数民族学生试图提高自己的自尊心是很自然的。提高自尊心的方法之一是团结一致、打击白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排斥白人的价值观和白人的领导等等。
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
1）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在没有经济冲突的理想条件下可以（并确实能够）增加理解，减少偏见。
2）不可避免性心理可以（并确实能够）产生压力以减少偏见态度，并且为理想条件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消除种族隔离打下了基础。
3）在有经济冲突的地方（如取消隔离的私人住宅区中）偏见态度往往会增长。
4）由于在学校取消隔离而引起竞争，特别是如果对少数种族团体有严重不公平的地方，黑人和拉美人对白人的敌意往往会增加，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想重新得到某些已失去的自尊心。
相互依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学校里取消隔离可以为学生相互了解打开大门，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孩子送入同一个学校；他们到那里以后的情况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如果那里的气氛竞争性很强，相互接触的结果可能会使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紧张气氛更加紧张。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往往导致紧张气氛，这使我想起了马扎福谢里夫及其同事所做的实验里的孩子们的行为。他把两组孩子置于矛盾和竞争的情境中使两组之间产生了敌意。如果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一旦牢牢地建立起来，只是简单地消除冲突和竞争，这种敌意是不会减少的。事实上，一旦不信任牢固建立起来，把两组置于平等地位和无竞争的情境中，只能增长这种敌意和不信任。例如：这两组孩子甚至坐在一起看电影时也有矛盾。
谢里夫最终怎样成功地减少了这种敌意呢？他的办法是把这些孩子置于一个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境中——为达到目标，他们不得不相互合作。例如，研究者通过损坏供水系统制造了一个事故情境，修好供水系统的惟一方法就是要孩子们立即合作。研究者制造的另一种情境是，孩子们在前往露营地的途中，卡车抛锚了。为了让卡车继续开动，必须把它拉上一个很陡的小山坡。当一然，只有当所有的孩子——不管是鹰组的还是响尾蛇组的——起来拉才能办到。最后，敌意情绪和消极的刻板印象减少了。孩子跨组交朋友，他们相处得很好，并且开始主动地合作了。
看来减少敌意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彼此互相依赖——为了达到目标个体之间互相需要的情境。几位研究者已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证明了合作的好处。例如：莫顿·多伊奇已表明解决问题小组在合作气氛下比在竞争气氛下更友好、更专心。同样，帕特里夏·基南和彼得·卡内维尔发现，团体内部合作同样能够推动团体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在小组内部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常常会迁移到与其他小组的交往中。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与以竞争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相比，以合作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在随后与另一个小组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性。
不幸的是，合作和互相依赖并不是大多数学校的课堂教学过程的特征，即便在小学阶段亦是如此。我们已经影射了这一过程的竞争性本质，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步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为这一“过程”作出定义。无论人们何时发生互相作用，有两个事物总是同时存在：内容与过程。所谓内容，我指的是人们交往的主题；所谓过程，我指的是交往的动态。例如，在课堂教学里，“内容”可能是算术、地理、社会研究或音乐；“过程”则是这些课程的教授方式。勿庸置疑，“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过程”的重要性却常常被低估。正是通过“过程”，学生们才能学到大量有关他们生存世界的知识。的确，我甚至还要说，从某些角度看，与“内容”本身相较，“过程”是一个更重要的学习来源。
许多年前，当我应邀作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教育体系顾问时，得到了观察课堂实践的宝贵机会。那时，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刚刚开始，校园里的骚乱和种种不愉快事件接连不断。我和同事参与到该市的教育体系中来，不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发生，而是为了了解人们是否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些积极目标。我与同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地观察教学过程。
我们尽力睁大探索一切的眼睛，仿佛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在课堂上见到的最典型的情景是：老师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并等待孩子回答。往往是六至十个孩子焦急地坐在位子上举着手想吸引老师的注意，他们都渴望被叫到。其他几个学生却安静地坐着，眼睛避开老师的注视，好像想使自己不被老师看见。当老师叫到一个学生（实际上他只能叫一个），那些急切举手而未被叫到的学生脸上流露出不满、不愉快和失望的表情。如果被叫起来的学生回答对了，老师就笑笑，赞许地点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这对那个碰巧被叫起来的学生是一大奖励。但就在那个幸运的学生答对问题并受到老师的赞许时，那些渴望被叫到却受到忽视的学生就会发出一片嘟囔声。很明显，他们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颖、多么机灵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学到了几件事：第一，他们知道了这个教室里只有一个专家，就是教师。他们也知道教师的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即教师脑子里已有的答案。学生的任务就是想象出教师期望的那个答案。学生们还知道只有积极地表现出自己多么机灵、聪明、整齐、清洁、举止端庄才能使老师高兴、才能得到奖励。如果他们做得很好，就会得到这个权威人物的重视和喜爱。这个权威人物将会对他们很亲切，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使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好。对他们说来，和同学合作毫无用处。实际上他们的同学就是应当战胜的对手。此外，与同学合作会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如果在课堂上发生，就意味着扰乱课堂；如果在考试中发生，就意味着作弊。
这种活动很有竞争性，利害关系这种活动很有竞争性，利害关系也很大。在小学课堂上孩子们互相竞争是为了得到他们周围的一个、两个或三个重要人物的重视和赞同（。当然，这对大多数学生都很重要。）如果你知道正确的答案，老师叫了另一个学生，你很可能会坐在那里祈祷，希望那个孩子答错，这样，你就有机会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明了。那些被叫起来但回答错了的孩子，或者那些根本没举手参加竞争的孩子，都会产生怨恨成功学生的倾向。“失败者”常常会嫉妒成功的学生，也许他们会取笑成功者，威胁他们，骂他们是“老师的跟屁虫”。他们甚至还会在校园里对成功者进行身体攻击。而那些成功的学生也经常蔑视那些失败的学生，认为他们是愚蠢的、讨厌的。这一过程在大部分课堂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其结果友谊与理解没有在同班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相反却产生了仇恨。这一过程甚至很容易在同一种族的孩子间制造憎恨。如果再加上种族、民族之间疏远的因素，或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如为调整学生的种族比例把非本地区的学生用车接来读书）在已经十分紧张气氛中火上加油，这样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困难与不愉快。
虽然课堂上的竞争是典型的，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教师在课堂上都很愿意尝试更加合作性的教学手法。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使孩子们置身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学习小组里。我们系统地对这些孩子与那些处于传统竞争的课堂情景中的孩子在学习成绩、是否愉快和互相喜爱方面进行了比较。我们称这一方法为拼图法，因为它很像玩拼图玩具的工作原理。
举个例子能说得更加明白。在开始实验时，我们走进一所刚刚消除种族隔离学校的一个五年级教室。班上的孩子正在学习美国伟人的传记，那一课碰巧是学习着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的传记。首先，我们组织了一篇由六个段落构成的约瑟夫·普利策的传记：第一段描写了约瑟夫·普利策的祖先及他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二段描写了童年的约瑟夫·普利策的生活经历；第三段描写了青年约瑟夫·普利策所受的教育和他早年的工作；第四段描写了中年的约瑟夫·普利策以及创办自己的报纸的经历，等等。约瑟夫·普利策一生的每个主要方面都单独写在一段里。
我们油印了他的传记并把每本传记裁成六份，每份都是一个段落，分给六人学习组中的每个人。这样，每个学习小组就有了约瑟夫·普利策的全部传记，而每人却只有故事的六分之一。就像拼图游戏那样：每个孩子有一块拼图板，每个孩子都要依靠同组的其他孩子来拼成一个大图形。为了学习约瑟夫·普利策，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段文章并要教给其他孩子。
如果每个学生离开别人只靠自己是无法学会的。阅读文章的时候，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同另一组相对应的人商量，即如果约翰尼有一段关于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文章，他就可以同另一组里有同一段文章的米利商量。他们可以互相学习，以便搞清约瑟夫·普利策一生中那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什么。过一会儿，学生都回到自己的小组里。告诉他们用一段时间互相交流知识，交流完还要对他们所学的知识进行测验。
由于完全要靠自己，孩子们最终学会如何教授别人知识以及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孩子们逐渐懂得，没有同组的每个人的帮助他们都不能学好。每个成员都可做出自己独有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假设你和我是同一组的孩子，你手中的是描写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那段文章，我手中的是描写他老年时代的那段文章，了解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惟一方法是倾听你所说的话。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来源，而教师已不再是惟一来源了，甚至已不再是重要来源，因为实际上她并不在这个组里。相反，组里的每个孩子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仔细听别人讲，我就可以学得好；如果不这样做，我就学不好。我不再因取悦老师而得到奖励，也不会因此伤害你。这是一个全新的“球类运动（”需要彼此配合）。
但是，合作行为并不是都能立即发生。对孩子来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打破旧习惯很困难，我们实验组的学生已习惯于在学校多年所形成的竞争。开头几天，大多数孩子都试图去竞争——即便竞争毫无用处。让我用个实际例子解释一下，这个例子是孩子对学习中的合作过程从不习惯到习惯的典型：在一个组里有个墨西哥裔美国男孩，我们暂且称他卡洛斯。卡洛斯的第二语言英语说得不大清楚。多年来，他已学会在班上保持沉默，因为过去他说话时别人经常嘲笑他。在此例中，他在给其他孩子讲述自己那一段文章时遇到许多困难，他对此感到不愉快。他更喜欢传统的方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我们所介绍的方法中，卡洛斯要被迫讲话，而以前他在课堂上却总是默默无闻，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情况比这还要复杂甚至可以说老师和卡洛斯已达成默契，使卡洛斯可以平安地沉默。过去，老师偶尔叫过他，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而后陷入窘迫的沉默中，其他孩子就取笑他。于是，老师便不再叫他了。这一决定可能出自好意——老师只是不想让他丢脸。但老师忽视了他，从而把他排除在外，这暗示他不值得被提问至少班上其他孩子得出了这种印象。
他们认为老师不叫卡洛斯的原因是他很笨。的确，就连卡洛斯也可能产生这种想法。这就是在竞争过程中，种族隔离的消除是如何制造不平等接触，导致种族间的更大仇恨以及使落后的少数民族成员丧失自尊这个动态过程的一部分。
让我们回到六人小组的问题上。
卡洛斯要叙述约瑟夫普利策的年轻时代，这使他感到很困难。他结结巴巴、犹豫不定、坐立不安。组里的其他孩子并不帮助他，他们已经习惯于竞争，因而继续采取过去的习惯。他们知道在一个孩子结巴时，尤其是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很笨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嘲弄他、羞辱他、讥讽他。在实验里，我们听到玛丽说：“噢，你不知道，你是哑巴。你是笨蛋，你没长脑子吗！”在实验初期，这些小组只由一个研究助手松散地管理着，他要从一个小组走到另一个小组。当这事发生时，我们的助手前去干涉，他是这样说的：“好，如果你们愿意，就这么做吧。这对你们可能是很好玩的，但这并不能帮助你们学到约瑟夫普利策的年轻时代。一个小时后就要进行考试。”请注意研究助手干预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玛丽通过贬低卡洛斯不再能得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她却丢掉了一个大目标。几天后经过相似的实验，卡洛斯小组的学生们才突然意识到，学到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惟一方法是注意听卡洛斯说话。此后，他们逐渐变成了相当好的交谈者。当卡洛斯在讲述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不再贬低他或嘲弄他，而是提些启发性的问题——这种问题使卡洛斯更容易叙述他所知道的东西，卡洛斯也开始变得不拘束了。随着精神的放松，他的叙述能力也有所提高。
两三个星期后，其他孩子下结论说，卡洛斯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笨。他们开始看到他身上有以前从未看见过的东西，并开始喜欢他。卡洛斯也开始喜欢学校了，不再把同组的白人同学视为欺负人的人，而视为乐于关心人和帮助人的人。此外，由于他在班上感到更顺心一些，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其学习成绩也开始提高了。恶性循环已经扭转过来，过去引起螺旋形下降的因素已经改变，现在开始螺旋地上升了。
一连几年，我和学生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多次重复了这个实验，取得的效果明显而一致。在互相依赖的拼图课堂上的孩子，比在传统课堂上的孩子变得更互相喜爱、更爱学校、自尊心更强。拼图课堂上孩子间互相喜爱的增长超越了民族与种族界限。拼图课堂里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比传统课堂里的高。
例如，在一个研究中，我与同例如，在一个研究中，我与同事发现，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参加拼图小组的两个星期里语文成绩几乎提高了整整一个等级，而且没有影响其他孩子的成绩。最后，教师也喜欢运用这一方法并认为它十分有效。许多同意用拼图法来帮助我们实验的教师在实验结束后继续使用这个方法。
最近几项实验表明，拼图玩具方法对减少偏见的有效性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多娜德斯弗格斯和她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她们让大学生与一个被介绍为从前是精神病患者的实验助手交往。大学生们被诱导认为他会表现出怪异的行为。这次交往是学习情景的一部分。一部分学生同这个“精神病患者”在拼图玩具组交往，另一部分学生同他在一个更传统的学习环境中交往。实验结果惊人：
与传统环境中的学生相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更快地抛弃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更喜欢“前精神病患者”，也更喜欢与他交往，而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对精神病患者的描述也更积极。
现象背后的机制为什么拼图法能产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呢？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合作性方法将人们置于互惠的情境。也就是说，组内的每个成员都在通过与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你也许还记得，在第五章里，我们探讨了迈克·利普和唐娜·艾森施塔特的实验。该实验指出，帮助他人的人最终会逐渐对他们的帮助对象越来越喜爱。
塞缪尔·盖特纳及其同事在一项实验中很好地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却相互补充的机制。他们发现，合作过程通过改变人们惯用的认知类型，减少了团体间的障碍。换言之，合作改变了人们将“外集团”成员区别于“内集团”成员的认知方式。此外，拼图法鼓励通情的发展。在本书的前面，我曾提到增长一个人的感情移入——把自己置于另一位置的能力——对于人类的交往、增加助人行为和减少攻击行为都是有益的。在课堂上，特别在拼图情境中，增加知识的最好方法是十分注意正在说话的孩子。例如：如果我和卡洛斯同在一个拼图小组，我想学到他的东西，实际上我不仅要十分注意他，而且我还要跟上他的思路。这样我才能针对他所提供的信息提些适当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仅学到了这一门课和了解了卡洛斯，而且还学会了以别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方法。
我的一位学生黛安内·布里奇曼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验证了我的上述观点。她给10岁的孩子（有一半孩子参加了8个星期的拼图课堂）放映了许多动画系列片，目的是测量孩子们的通情能力。例如，在一个动画片的片段中，一个小男孩在机场上和父亲告别时显得很难过。在另一组镜头里，一个邮递员给了孩子一个包裹，孩子打开一看是一架玩具飞机他一下子就哭了。当布里奇曼问孩子们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哭了，几乎所有孩子都告诉他：飞机让小男孩想起了与父亲分别的情景，这使他很难过。至此，没有什么让人稀奇的。下面，就到了实验的关键部分。然后布里奇曼又问孩子们，送邮包的那个邮递员在想些什么？几乎那个年龄的所有孩子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个错误起因于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知识别人也知道。具体地说，他们错误地肯定邮递员也认为那孩子伤心是由于礼物使他想起了父亲的离去。然而，参加拼图班的孩子们的反应却不同，由于他们的拼图经验，他们能更好地体会邮递员的观点。他们知道邮递员并不了解他们所了解的信息，邮递员不知道飞机场的情景。因此，参加拼图班的孩子认为，邮递员看到小孩拿到漂亮的礼物时哭了，会感到迷惑不解。总之，参加拼图小组对孩子们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世界的能力有着普遍的影响，这似乎是我们上面所描写的有益作用的主要原因。
增加通情所产生的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方面是，人们通常具有的“假定自己无罪”的倾向会延及他人，包括那些不属于本民族或本种族的人。让我解释一下。你大概还记得，在对失败归因时，人们容易认为失败与自己无关，却很少认为他人的失败也可能与他人无关。因而，如果我考试考砸了，就很容易得出“我太困了，或题目太难了”的结论；但如果你考试考砸了，我就会很容易得出“你太笨了，或你太懒了”的结论。在一系列实验中，我与同事证实了这一发现：在竞争环境中，孩子们不仅会将竞争对手的失败归因于对手在能力上的不足，还会将竞争对手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但有趣的是，孩子们对自己要好的伙伴却非常慷慨大度；他们将伙伴的成功归因于能力，而将其失败归因于霉运。这个发现使我们很兴奋，因为当我们开始以我们对待自己的慷慨方式对待其他种族和民族的成员时，“基本归因错误”的规律被打破，偏见将会显着地减少。
我与学生在1971年发明了“拼图法”。后来，其他研究者也开发了类似的合作性技术。利用“拼图法”和其他合作性技术，在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个课堂上，出现了我们在本章所描述的令人震惊的成效。
着名的种族问题专家约翰麦科纳希将这些合作性技术称为增进种族隔离学校中种族关系的惟一有效方式。
多元化的挑战国家、城市、社区或学校的多元化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种族隔离的消亡给我们提供了从多元化中获益的机遇。但为了将这些利益最大化，懂得如何尽可能地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和睦相处至关重要。勿庸置疑，在我国实现种族和民族的和睦相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课堂中引入合作性技术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世纪已接近尾声，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戴维希普勒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家，希普勒在全国各地游历，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种族情感与态度。他在《陌生人的国度》一书中记述下他悲观的结论。他观察到，大多数美国人与其他种族的成员之间缺乏密切的关系，因而导致了误解和猜忌的繁衍。希普勒的书使我想起1971年，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中学校长的话。当种族隔离在他所在的学校取消并发生骚乱时，他说，“瞧，教授，政府可以强迫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在一所学校读书，但没人能强迫他们选择与其他种族的孩子一起玩耍。”（敏锐的读者会辨别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本章开篇中的言论的变异。）那天吃午餐时，我在校园里遛达。而所见所闻仿佛是为了强调他的观点，这儿远远不是一个种族融合的所在。我看见拉帮结伙的学生：黑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凑在一起；拉美学生和拉美学生凑在一起；白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待在一起。不用说，同一个种族和民族的学生更愿意相互为伴。从本质上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除非这种偏好会变得僵化，成为排斥异族的行为。在这所学校实施“拼图法”的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走进校园时，我惊诧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小学生团体都是种族融合的团体。显然，他们选择了跨越种族和民族的界线与他人交往。“拼图法”的实验明显缓解了早先的某些猜忌和不信任。记得我当时在想，“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距离真正开始“种族隔离”，两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这个国家的成年人因此变成了“一群陌生人”。然而，成千上万名体验过合作学习与懂得相互喜爱、相互尊重的孩子们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最终懂得欣赏多元化并从中获益，继续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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