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诸国之中，英格兰的地理条件是相当特殊的，这使它能够长期游离于欧洲社会的主流之外，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英格兰位于欧洲西北角与法国隔海相望的一个大岛上，除了北通苏格兰、西临威尔士的两小片陆地之外，其余边界都在海岸线上。它作为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近邻，在文化、宗教、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能够不断吸收后者的文明成果。与此同时，“对来自国外的每一种习惯和原则都作出独特的改动，盖上自己的印记”。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5页。在这样一个位置开展对外贸易格外便利，因为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大宗货物，尤其笨重物品的运输，都必须走水路。同时，由于它孤悬海外，有海洋作为天然屏障，减轻了它所受到的外来威胁。英格兰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约为中世纪法国的三分之一。南北最长处570公里，东西最宽处515公里。境内任何一点距离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如此幅员的一个岛国，一般说来易于实现统一、稳定和国际安全，不需要像法国那样，为管理辽阔的疆域和守卫漫长的陆地边界而建立庞大的常备军以及臃肿的官僚机器。同时也不像尼德兰那样，因过于弱小而任列强宰割。对于法治和代议制的成长而言，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英格兰的版图虽不算大，地势却颇为复杂。西北群山起伏，高原相接，而海拔一般都在一千米以上。东南比较低平，又为无数河谷、密林和丘陵所阻隔。四方各处人民可以长年安居乐业，形成并保持各不相同的习俗，地方自治的传统由此而扎下了深深的根。在这片土地上，还均匀分布着泰晤士、塞文、特伦特等众多河流，水势缓慢，适合商业航运。气候属于典型的海洋性，凉爽湿润，温差不大。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四季风雨不绝，阴晴变化无常，却罕见灾害性的狂风暴雨。这对岛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甚大，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坚强而又克制(甚至带有几分抑郁)的性情。人际之间易于协商共处，从而减少了冲突。
以上种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便约略可见一个“适中”的特征：与欧洲大陆既不相连，也不太远；幅员即不太大，也不太小；地势既不平坦，亦不险恶；气候既不太冷；也不太热……等等。对立的因素处于比较平衡、从而趋中的状态。历史已经证明，就商品经济和个人自由而言，这样一方水土提供了一种比较适宜的环境。
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整个西欧一样，基本是一个封建社会，存在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一整套领主土地制度以及层层相叠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在封建共性之外，两者之间还有显著的个性差异，并对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
与法、德等大陆国家相比，英格兰封建经济的开放化程度要高得多。得地缘和文化之便，它和北欧(尤其北海区域)、西欧地区一直有活跃的贸易往来。马克尧：《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页。到了12和13世纪，国内商业也开始迅速发展。A.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9页。卷入这股浪潮的不仅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包括大量的土地贵族和自由农民，这种现象在其它西欧封建国家不多见。至少从13世纪起，货币即被允许代替实物缴付地租，甚至王室税收都以货币为主。到14和15世纪，英格兰的商品经济已经冲决封建堤坝，开始汇成资本主义的洪流。
与西欧大陆相比，英格兰社会多元平衡的特征十分突出。首先，它是多民族和部族的相对均衡。由于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低平，又有数条水势缓慢的河流，西欧大陆的原始部落和文明民族都可以跨海登陆，并溯河而上深入内地。在12世纪前的三千多年里，先后有伊比利亚人(公元前2400年左右)，比克人(前1700年左右)，凯尔特人(前800年左右)，高卢人(古罗马占领时期)，盎格鲁人、撒克森人和朱特人(5世纪)，维金人(8～9世纪)，诺曼人(8～10世纪)等许多不速之客闯入定居。新老居民无一占绝对多数，没有能力将其它民族赶尽杀绝或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但都可以凭借复杂的地势偏安一隅。年长日久，他们便锻炼出一种将顽强的抗争与理智的妥协相结合的能力，并形成共存共荣的意识。
其次，英格兰存在各阶层的相对均衡。社会的两大势力乃王室和贵族，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大体一致。但在大陆社会，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严重倾斜的，或者王室居压倒优势，如法兰西。或者诸侯割据称雄，如德意志。而英格兰在多数情况下，双方处于一种相持不下的均势，王室或贵族至多略占上风。双方相互抑制，每一方都不得不自行约束，因而造成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兴起了庞大的第三势力，其主要成份是骑士乡绅、自由农民和城镇市民。他们在相当宽松的气氛中经营进取，成为后来的中产阶级。巴林顿·摩尔指出：“在现代社会发韧之初，王权与贵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对现代民主来说曾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此外，英格兰社会的各种集团及个人与集团之间也处于相对平衡之中，大多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利意识。遇到严重的侵犯时，人们不愿忍气吞声，敢于抗辩或争斗。由于不满时时得到排泄，加之有意的疏导，破坏性的能量便不致过度积聚。在整个中世纪期间，绝望之下的大规模暴乱并不多见，即使发生也容易控制和平息。
开放和均衡给社会带来蓬勃的生机。中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成为西欧首屈一指的繁荣、强盛之邦，民众的衣食也最丰盛。在这个基础之上，政治生活趋于温和、开明。冲突各方常常相互让步以求共处，自我更新以实现融合。种种制度在缓慢的渐进过程中实现转变。个人自由和权利由此得到一定的保障，并且不断扩充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率先诞生于英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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