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衰朽不堪的西罗马帝国行将崩溃时， 日尔曼人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他们来自日尔曼原始森林，将野蛮残忍与青春活力集于一身，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西罗马帝国。在公元５世纪， 他们取代罗马人成为西欧的主人。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出现了一批日尔曼人的国家。近代西欧各国， 就是由这些日尔曼国家经分化组合后演变而来的。中世纪日尔曼人是近代西欧人的直接祖先。
日尔曼人的到来，改变了西方政治发展的进程， 使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尔曼的烙印。日尔曼政治文化与古典政治文化融合起来， 共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主要基础。
日尔曼人在公元前数世纪中， 居住在欧洲中部日尔曼尼亚的广阔土地上。当罗马人征服了高卢，把边界推到莱茵河时， 与日尔曼人发生了接触。据凯撒的记述， 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日尔曼人生活在氏族部落制度下，过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活。农业已经出现， 土地由氏族所有，每年一次分配给氏族成员使用，遇到战争时， “总是选出握有生杀大权的首领来指挥战争，和平时期， 他们就没有这种掌握全面的领袖，只有各地区和部落的头头，在他们中间主持公道， 解决纠纷。”凯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3页。日尔曼的亲兵制这时也已初露端倪。 当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站出来呼吁时，会得到一些自愿的追随者。不过，看来这种首领与随从的关系还没有固定下来。
公元1世纪末塔西佗所了解的日尔曼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塔西佗记载，这时日尔曼人已经定居下来，以农业为主。 土地仍然是部落所有，但分配上已出现差别， 氏族贵族比普通氏族成员可以分到较好和较多的土地。阶级分化已开始出现。贵族和部落首领占有奴隶，还经常得到普通成员送来的礼物。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63页。
日尔曼人使用奴隶的方式较为温和。奴隶制从未成为日尔曼人社会生活的基础，当他们皈依基督教后，其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也阻遏了他们向奴隶制方向发展。日尔曼社会少量的奴隶都是外族人。 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佃农那样从主人那里领来一份土地，向主人交纳租税和服劳役。“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 ”奴隶很少遭到殴打、囚禁或罚作苦工。偶而有杀死奴隶的事， 也是主人出于一时的暴怒，而不是有意惩戒奴隶。同上，第67页。
日尔曼的王是民众大会从具有王族血统的贵族中选出的，但权力有限。在部落中，王族在贵族中居首位，但还不存在与其它贵族间的鸿沟。王的选举以“勇力”为标准。 他统率军队的权威的基础，是他的勇敢行为所赢得的士兵的拥戴。祭司以神在人间代理人的身份执掌刑罚大权。 部落大会仍然是政治权力中心。小事由部落头目决定， 大事由部落首领们商议后提交部落大会表决。部落大会由成年男子（战士）参加，定期开会。会议由祭司主持，由王或酋长提议向大会宣布并作出解释。 没有讨论，表决方式也很粗糙。如不同意就报以杂乱的喊叫声， 如同意则挥舞手中兵器。部落大会还行使司法职权。它提出控诉或宣判死刑， 选举出一些长官到各部落或村社去处理诉讼事务。 每个长官有选自人民的一百名陪审员作他的顾问。
日尔曼人的血缘关系还很牢固，它构成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基础，但是一种非血缘关系的“亲兵队”组织已经形成了。 这是一种战争帮团。它由王或部落首领与一群忠于他的战士组成。亲兵宣誓效忠首领，首领与部属之间关系以荣誉、信诚、勇敢和相互尊重为基础。 首领拥有较多较强的侍从，是一种力量和荣耀的标志。 他们以战争和掠夺为职业。在战争中首领身先士卒，勇猛善战，侍从则舍身为首领而战。 侍从们可以从首领那里得到战马、长矛和饮宴的奖赏， 与首领共享卤获物。这种亲兵队组织的首领必然是智勇双全的骁将， 正是他们使得罗马帝国庸碌低能的将军们蒙受了无数羞辱。 亲兵队组织也是未来封建王朝国家的胚胎。 拥有庞大亲兵队的首领在频繁的战争中获得了难以动摇的权力地位，逐渐地， 部落大会只能在某个最有权势的家族中选举王。王与亲兵之间的关系也被移植到未来的国家组织中， 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古代日尔曼人的法律是习惯法，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 在日尔曼法律体系中，包含着一些新的观念，即法律属于民众， 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重要因素。法律并不是被制定出来的， 不是统治者的意志，相反，它从无法追忆的年代起就存在于人们的风俗习惯当中。 它是被“找到”或“发现”的。法律超越王权，国王也要受法律约束。 中世纪早期，日尔曼统治者颁布成文法时， 只是将它看作远古就存在的人民习俗的记录，并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
日尔曼人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踏上了征服罗马帝国的征程。他们所到之处， 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由于日尔曼人处在较低的政治发展水平上， 没有能力继承复杂的罗马国家管理体系。但是， 日尔曼人原有的政治结构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在大征服、大迁徙和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 日尔曼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职能较为简单的部落组织， 开始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职能较复杂的国家组织。 适应频繁征战和统治广大地域的需要，军事领袖的权力逐渐成为经常性的职能， 集军事和行政大权于一身。日尔曼人的自由平等也开始丧失，一些人沦为半自由人或农奴，亲兵成为特权阶层。在广大的地域上， 人民大会已很难召集，失去了实际意义。尽管古老的日尔曼传统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与残余的罗马因素相融合， 形成了中世纪欧洲政治制度，其中，保存了传统日尔曼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种籽。在基督教给王权罩上神圣灵光，罗马法赋予国王专制权力的年代里， 日尔曼人的自由精神受到了压抑而潜入地下。然而， 它在整个中世纪不断顽强地表现出来。中世纪末起，它开始重新复苏。到了近代， 终于开花结果，以致有人说，近代的自由民主起源于日尔曼的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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