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皈依上帝的智者与圣徒
罗马帝国时代， 基督教最有意义的理论成就是《圣经》的编订和教父学的形成。《圣经》使基督教有了一部权威的圣典， 尤其在杰罗姆翻译的拉丁文本《圣经》问世之后， 西方的基督教有了一部标准的经典文献，它是各个时代各种形式的基督教神学的基本依据和源泉。 教父学是一批被称为“教父”的基督教学者对《圣经》中原始粗糙的教义首次进行系统的理论加工而创立的系统严密的神学理论体系。 奥古斯丁是教父学的最高权威。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３５４～４３０年）这位对后世西方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Tagaste）。今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区。“他即使在血统上不全部是非洲的，在精神和兴趣上肯定是非洲的。”奥古斯丁：《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罗依卜古典丛书英译本前言，第8页。〖ZW)〗他的父亲地位很高但财产不多，为人粗鄙，临死才皈依基督教。 他母亲却是一位虔诚而高尚的基督徒。她对奥古斯丁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青少年时代的奥古斯丁身上具有两个特征， 其一是旺盛的生命本能和欲望，这使他多情而耽于感官的享乐。大约在１７岁左右， 他就开始与一位情妇姘居，并有两个私生子。后来当他与另外一位女子订婚后，不得不与原来的情妇分手，然而他却耐不得等待结婚前的寂寞，受肉欲的驱使，又寻找另一位情妇。 奥古斯丁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很高的天赋，渴望获得宇宙与人生的真谛，执着地追求真理。 奥古斯丁一生的精神生活道路也包含两重内容， 一是道德境界得到升华从而完全摆脱肉欲的罪孽，成为基督教的圣徒；二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经过一次次转变，最终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
据奥古斯丁自己叙说，他由凡俗的生活而转向追求真理， 是受了西塞罗著作的启发。 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此书已佚失。使他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 “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0、150页。然而这个时候，奥古斯丁只是开始追求真理，还没有得到真理。 当他最初阅读《圣经》时，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文奥义”， 以“傲气藐视圣经的质朴”，“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同上，第41页。 于是，他的精神和理智投向了摩尼教。在9年的时间里， 他是摩尼教信徒，然而，摩尼教在他那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之中逐渐露出破绽。 他带着困惑去请教一位摩尼教最受尊敬的权威，结果， 这位权威的解释没能满足他的需要，反而使它完全失望了。 于是他开始转向怀疑主义。３８３年，他迁居罗马，次年在米兰谋得教师职位。在这里， 他又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 为他接受基督教教义准备了重要的前提。不过， 真正对他改宗基督教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当时米兰的大主教安布洛斯的布道演说。
就在奥古斯丁从理智上接近基督教的时候， 他在道德上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新柏拉图主义教导人们，人的灵魂只有摆脱肉体的欲望，才能达到上帝那里。这种观念植入心内， 使他有可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一位给他影响很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于耄耋之年皈依了基督教，一位旅游者对他讲述了埃及的基督教苦行僧的隐修生活。 这都使他自惭形秽。他开始深刻地反省自己，“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 多么委琐龌龊，遍体疮痍。”〖ZW（〗同上，第149页。于是，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他冲进花园， “满腹辛酸痛哭不止”。这时，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拿着，读吧！ 拿着，读吧！”他相信这一定是神的命令，于是他拿起使徒书信集， 随便翻开，看到哪章就读哪章，结果， 这一章正是针对他的：“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 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这段话， 使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同上，第158页。
３８６年，他放弃了教职，抛弃了情妇和未婚妻，次年， 受安布洛斯的洗礼而皈依基督教，完成了动人的精神朝圣旅程。 追求真理的冲动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安歇， 充沛的生命本能以禁欲主义的方式而得以升华。而后，他回到非洲，先后在希波任神父和主教。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与异教徒和异端进行论战， 维护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一系列论战中，他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创造了第一个完整的基督教神学体系。４３０年， 他在汪达尔人围困希波城期间与世长辞。
奥古斯丁的精神发展道路， 是基督教征服人心历史的一个有趣例证。就理智方面的发展而言， 他的大胆怀疑和不断追求探索是科学精神的表现，甚至他最初对摩尼教的怀疑， 也因为它与当时的天文科学有矛盾之处。 当他请教的那位摩尼教的权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时，奥古斯丁反倒更加尊敬他了，因为他觉得， 承认自己无知的谦虚美德比他所追求的知识更为可嘉。罗素评论说， “这种见解当真是惊人的豁达。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31页。奥古斯丁是以这样一种追求宇宙和人生奥秘的科学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了基督教信仰，这是值得深思的。 至于他那生动的心灵证悟和道德升华的经历，没有类似体验的人难以真正领悟。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体现了一般西方人的道德性格及其升华的特征。它不是生命力枯萎无能而安分守己，循规蹈距， 而是生命本能旺盛和横溢，由此导致深重的负罪感和良心谴责，带来深刻的内心冲突， 最终实现一种升华。
奥古斯丁在西方基督教会内具有极高的地位。他生当西罗马帝国行将灭亡，中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是为新时代制定信条和蓝图的人物。自他死后八百年中，西方教会内没有人能与他相匹敌。 “整个西方基督教都蒙受了他的恩惠。 西方宗教生活具有远超过东方宗教生活的优越性主要是他留下的遗产。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大多数特点起源于他的神学思想。”V.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202页。他的主要著作《上帝之城》（４１３～４２７年）在神学的框架内阐述了一整套政治哲学，从理论上总结了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借助于他的地位和声望， 这套政治哲学在整个中世纪对于人们的政治观念及教会与国家间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任何对中世纪政治文化的完整介绍都不能回避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
二、人的原罪与上帝的恩典
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首先是一种神学。 城邦时代的政治哲学完全是世俗的，它在人与自然或城邦的关系中来界定人的本性和地位， 奥古斯丁则从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来对人进行考察。 他的基本依据是《圣经》中的神学教义。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时，亚当是善良正直的，他具有自由意志，并被赋予不犯罪和得到永生的可能性。 然而亚当却因犯罪而堕落了。丧失了上帝的恩宠，灵魂死了， 身体不再受灵魂的支配，而受贪欲的支配。亚当由此而失去了向善的能力， 产生了犯罪的强烈倾向。他堕入完全无望的毁灭状态，其结局就是永恒的死。 奥古斯丁认为，亚当不仅把上帝对他宣布的死刑， 而且把罪本身也遗传给了他的后代。这就是人出生即有的“原罪”。由于这种原罪， 人生活于情欲之中，具有无法阻遏的犯罪倾向， 当他达到道德行为当事人年龄时，就会继续犯罪，称“本罪”。因此，整个人类， 包括刚出生的婴孩，都属于“一群堕落者”，注定应该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
人的得救不能指望自己，必须靠上帝的恩典。 这种恩典是上帝白白赐予的，并不是对人们善德的报偿。人的努力没有任何价值。 上帝“拣选”哪些人使其得救，完全是任意的行为， 并不以被拣选者具备的任何条件为前提。甚至被拣选的人数都是事先预定了的。 上帝选召一些人，将信仰注入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产生对上帝的盼望和爱。 他们经过洗礼而成为基督徒， 人的原罪和本罪就在入教的洗礼仪式中得到赦免。上帝的恩宠还把爱灌输给被拣选的人， 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新生，充满了善意和爱心，并借助恩宠的力量而将爱心付诸实践。所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盼望和爱以及道德上的圣洁是人们得救的标志。 这些都是上帝的赐予。人类的其余部分， 上帝仍使他们处于罪恶之中并遭受公正的惩罚。
奥古斯丁的原罪与恩典理论，与他自己的宗教经验有关。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罗马帝国末期一般人的心态。 在那种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社会里，人们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与前途， 在蛮族的洗劫中，无论个人品行如何，必然是玉石俱焚。 甚至虔诚苦修的修士修女们，也难逃厄运。命运的力量表现得残酷无情和难以捉摸。 与那种靠行善立功而得到上帝拯救的乐观主义相比， 奥古斯丁的理论显得更合理一些。他的原罪理论， 给西方政治哲学注入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因素。人们常说西方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这种罪感文化在奥古斯丁这里首次获得了理论形式。
三、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
４１０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攻陷并洗劫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这次事件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先兆，无疑给帝国的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振荡。 异教徒们纷纷借机攻击基督教。他们认为， 往昔罗马人崇奉的神灵庇佑罗马使之兴盛，自从罗马人背叛古代宗教传统而改宗基督教以后， 罗马便走向衰落而遭此厄运。因此，基督教应该对此负责。 为反击这种指控，奥古斯丁写了他的主要代表作《上帝之城》， 为基督教开脱责任。对异教徒攻击的回答，使奥古斯丁涉及到领域广泛的各种问题，其结果是阐述了一套系统的神学理论。
奥古斯丁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是区分了所谓“上帝之城”（或“天上之城”）和“世人之城”（或“地上之城”）。在他之前，柏拉图就曾经使用过“上帝之城”的概念。 他有时把与现实城邦相对立的理想城邦就称为“天上的城邦”或“上帝的城邦”。参见柏拉图：《理想国》(Plato,Republic)，罗依卜古典丛书英译本，592B. 斯多葛派也区分了两个城市，一个是人们出生的城市， 一个是上帝之城。马可·奥勒留就赞扬过“可爱的宙斯之城”。[ZW(]参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罗依卜古典丛书英译本前言。奥古斯丁继承了上述思想传统，不过，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圣经》。他说， 他所使用的“上帝之城”概念是“指《圣经》为之作证的城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1卷，第1章。 《圣经》中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圣经·诗篇》，第46章，第4、5节。第48章，第1—2、8节。第87章，第3节等。这证明确有“上帝之城”的存在。
“上帝之城”概念集中概括了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的分野，源于天使的反叛，直接起因则是亚当的堕落。 人类始祖犯罪，导致两座城的划分。它们分别是圣者与不义者之城， 骄傲者与谦卑者、虔敬者与伪善者、被拣选者与被摈弃者之城。 是预定要得救者与受惩罚者之城。 两个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以两种不同的爱为基础：“两种爱创造了两座城，由只爱自己甚至连上帝也轻蔑的爱， 造成了地上之城，由爱上帝发展到连自己也轻蔑的爱， 造成了上帝之城。结果，地上之城为自己而自豪，天上之城为主而自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4卷，第28章。两个城的区分，实质上是依据基督教伦理对人进行的区分。 “全世界的人尽管宗教、道德、实践、语言、武器、服装等不同， 但他们都不出人类社会的两个等级，”即两个城。“一个城的人选择肉欲的生活， 另一个城的人选择精神的生活”。同上，第14卷，第2章。
两个城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 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根据奥古斯丁的描述， 上帝之城是由标准的注定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他们真诚笃信上帝，具有“虔诚、敬畏、忏悔、 勤劳和禁欲”等美德，其余的人则构成世人之城。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两座城才彻底分开。同上，第1卷 ，第35章。“上帝之城是最高的善， 是永久和完美的和平”，人们在其中享受永生的幸福，相互间形成一种最有秩序、最和谐的兄弟关系。“谁能否认这是真正有福的生活？”而现实生活，无论其多么富足， 它们仍是悲惨的。人们被上帝所摈弃，永远遭受魔鬼统治的痛苦。 “的确，现实是没有希望的、不幸的，而且非常痛苦”。同上，第19卷，第20章。 上帝之城依上帝至高至善的权威来统治，其成员在上帝统治下过着圣洁的生活， 所以它是永生和光明之国。而世上之城依靠人的力量来统治， 其成员过着肉欲的生活，充满着罪恶，它是短暂和黑暗之国。
在奥古斯丁看来， 人类的历史就是两个城之间相互斗争而上帝之城不断取得进展并终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顺便指出，基督教关于“圣史”的观念，即朝向未来某个终极目标发展、上升和不断趋近的观念，在奥古斯丁这里首次得到系统阐述，它是后来西方“进步”观念的主要源头。“进步”观念是一个“大观念”，是西方带给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只有在上帝之城里才有真正的和平， 而世人之城必然是罪恶的渊薮，痛苦的源泉，它注定要灭亡。 这就是奥古斯丁对罗马所遭劫难的解答。
四、教会与国家
在区分“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的理论框架内， 奥古斯丁阐述了他的政治见解。 他并不认为“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可以等同于人间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基督教会并不等同于“上帝之城”， 因为教会内也混杂有灵魂未能得救的人。 而世俗国家也并不等同于世人之城，因为“现存的权力是由上帝设立的。”因此， 正如他明确指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两个城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过， 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上帝之城至少可以由教会来代表， 世人之城可以由异教国家来代表。
在罗马城遭受洗劫之前，也就是４世纪和５世纪初， 基督教会内普遍把罗马帝国视为上帝神意预选的工具， 以使基督教能够在世界上确立起来。４世纪末狄奥多西皇帝及其儿子们对异教的禁止和迫害使基督徒们相信，通过罗马的统治， 各民族都联合在一个基督教帝国之内，上帝在人世间的计划就会实现。 罗马的统治现在就是基督在世界上的统治。奥古斯丁原来也持这种观念。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第103页。但是， 在他成熟的政治理论中，他依据对两个城的区分，对国家的性质和作用也进行了重新考察。
奥古斯丁否定了西塞罗给国家所下的定义。他指出， 从来没有像西塞罗所说的作为“人民的事务”的罗马国家。 也没有一个由共同利益和一致接受共同法律而联合起来的大规模的人群。 根据西塞罗的理论，没有正义就没有共和国。没有真正的正义， 也就没有由“共同的正义的感觉联系起来的人群，也就没有所谓人民的事务。”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9卷，第21章。可是， 真正实现完美正义的社会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之城”， 那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其余的国家程度不同地都只是“强盗团伙”而已。
在否定了西塞罗的国家定义可以适用于任何现实国家之后， 奥古斯丁采用了一个价值中性的国家定义， 即“一个由所爱的事物一致而联合起来的理性动物的共同体。”同上，第19卷，第24章。根据这个定义， 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价值对于他们是否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并不重要。 只要有一个共同的忠诚纽带就足够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共和国。奥古斯丁以成员的“爱”来定义国家，使国家纳入他双城论的体系。他认为， 两个城的区分是以两种爱为基础的，这是指最高(或最终)的爱。人类除了最高的爱之外， 还有各种不同的爱。人类的美德就在于将不同的爱置于适当的位置上。 “被爱的事物在爱中保持正当的秩序是好的，如秩序颠倒混乱则是坏的。”同上，第15卷，第22章。两个城的成员在最高的爱上相互对立， 但对于许多较低等级和中介的善，他们的爱是共同的。 这使两个城的公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领域可以达成一致。这样就构成了共同体的一套价值体系， 社会正是这个共享的中间价值的领域。而政治制度也正是在这里发挥它的作用。 两个城在现实社会中的联系基础就是，虽然他们根本动机不同， 但有着做出一致决定的可能。
根据这个观点，奥古斯丁一方面拒绝神化国家， 同时也给国家以有限度的承认。他以为，国家负责的物质需要的满足， 免受攻击的安全、有秩序的社会交往等，是为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公民共同希求的。它是“地上的和平”，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它。 对现实社会中的天上之城的公民来说，地上的和平有助于他们享受天上的和平。所以， 世俗国家是上帝实现自己拯救计划的工具，正是在世俗社会内部， 上帝之城在向最终目标行进。在奥古斯丁的历史叙述中， 古代犹太教的国家是“上帝之城”在人间的投影， 罗马帝国由异教国家转变为基督教国家，则是“上帝之城”在人间的重要进展。
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标志着西方国家观念的一个根本的转变。从他开始，西方人不再把国家看作为人类谋福利的最高的社会组织， 也不再把全部的忠诚指向国家。他们开始与国家之间拉开距离， 以保留、怀疑的眼光审视国家。个人与国家间的疏远始于斯多葛派， 但在奥古斯丁这里，最初的裂痕已扩展为鸿沟。
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受保罗的影响。 保罗的话使他强烈感受到人的罪的力量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由于人性中罪的因素和人的堕落， 人类生活失去了和谐，人类也无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和谐的秩序。 他相信，社会中充斥的冲突、不平等、屈服与暴力， 都是犯罪的结果和所受的惩罚。他仍然坚持人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 但却不再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是政治动物。人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服从统治者和强制性的制度，是人的罪的结果。其目的是解决冲突和混乱。 它决不是帮助人实现正义的秩序，而只是减轻无秩序。 政府的工作不是什么促进善良的生活、美德或完善，其作用要低得多， 它只是消除罪的的某些影响。奥古斯丁把现实社会称为“这个人间地狱”。同上，第22卷，第22章。〖ZW)〗 政治权力在这里的作用是保障安全和富足，所有政治制度、 法律行政和其它强制性机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它们使邪恶受到遏制，善良得到伸张。不过，人力图获得社会正义和秩序的最好努力也注定是失败的。
教会虽然和帝国一样，既包含被拣选者，也包含被摈弃者。但是，奥古斯丁却赋予教会以很高地位。实际上，在他的政治哲学中， 以教会取代了此前政治哲学中城邦的地位。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恩典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在人类历史上起作用。圣灵把爱真正注入人心，只能在教会里实现。所以， 他把基督教会的出现看作历史的转折点。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他指出，基督教会是基督亲自设立的唯一正宗的“大公教会”，因此，教会本身是神圣正确的。人们必须皈依这个唯一神圣的教会才能得救。否则，即使言行没有缺陷，灵魂也不能得救。 教会主持的圣事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因此，其功效并不依赖施圣礼者的品性。 “任何人不受洗、不参加圣餐，就不可能得到拯救而进上帝的国。 不可能获得拯救和永生。”奥古斯丁：《论赦罪》，第1章，第34节。转引自V.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221页。
诚然，教会内部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 奥古斯丁区分了“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 “无形教会”由古往今来真正得到上帝拯救者的灵魂所组成，人们以肉眼无法看到它的范围大小；“有形教会”就是人们看到的这个“大公教会”， 其成员也混有其灵魂未得到拯救的人。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无形教会”在现实世界中的有形表现。 奥古斯丁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在教会里不一定都能得救， 但在教会之外一定不会得救。必须说明，奥古斯丁的思想并非前后一致，他有时也把恩典视为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有时明确指出，许多不在教会内的人，实际是在其内的。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234页，注1 。V.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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