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邦末世的思想家
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已走到了它们的尽头。各城邦在相互残杀、内部党争和无可挽回的腐化中耗尽最后一点生命力，这时，北方的马其顿迅速崛起并终于将各城邦置于其强权之下。城邦时代已让位给帝国时代。然而，居住在雅典的一位堪称古代世界最渊博的学者似乎对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划时代变革毫未觉察。他仍专注于对城邦的研究，认真地对城邦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比较、分析，将其分类、整理、予以注释和说明，似乎在整理城邦的档案。他广泛地探讨了城邦的各种问题，研究了理想城邦的基本原则，规划了它们几乎每个细枝末节。当他结束研究工作而离开人间的时候，他所研究的城邦便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他的研究工作是不朽的。他对城邦政治的记录、分析和评说，在将希腊人创造的辉煌的政治文明成果传输给后世西方人从而将其植入西方政治传统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出生于希腊北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雅典渡过的，因此，人们往往将他的名字与雅典联系在一起。其父尼科马可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在亚里士多德很年轻的时候就去逝了。其母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公元前367年，亚里士多德移居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后又在学园内任教，直到柏拉图去世，前后达20年之久。被誉为“学园之心”。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不过亚里士多德后来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他的老师而另辟蹊径，并常常把柏拉图的思想作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有意夸大他与老师的分歧。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到外地游历，并开始了他独立的著述工作。公元前343年，应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之邀，担任年轻的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马其顿征服了希腊各城邦。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亚里士多德便离开了马其顿宫廷，次年返回雅典，在雅典创建了自己的学园，称“吕克昂学园”。他在学园中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里写下的。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掀起了反马其顿运动。由于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王室的私人关系，使他成为受攻击的对象。他被控不信神和对雅典不忠。出于谨慎，他匆匆离开了雅典。几个月后，病逝于其母亲的家乡优卑亚岛上的卡尔吉斯。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集古希腊学术成就之大成，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一生著述甚丰，可惜大部分都佚失了。传世著作中，属于政治学方面的代表作是《政治学》。该书有意识地将政治领域与其它领域区分开来，将城邦做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书中系统地讨论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等抽象的一般理论问题，又以大量篇幅研究了现实各种类型的城邦体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早尝试。此外，还对理想城邦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过这部分内容显然并不完整。一般认为，《政治学》并非作者准备发表的成品，很可能是由三部分讲稿笔记组合而成的。即使该书完全由作者完成，其写作也应属于两个阶段。现存《政治学》文本分八卷，卷一论述城邦的起源、目的、本质；卷二论述理想城邦的原则，其中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卷三研究城邦的性质及公民的本质，由公民的性质而论及不同政体；卷四、五、六研究现实的城邦，尤重对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分析，涉及它们倾覆或衰落的原因及保持稳定的最佳途径等；卷七、八讨论理想城邦的建设，着笔最多的是教育问题。全书内容交叉错乱，不是精心加工过的整体。但内容宏富，分析精深，是希腊城邦时代政治遗产的杰出代表。
二、理性的研究方法
希腊人以对待事物和研究问题的理性态度而著称，而亚里士多德是其突出代表。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人们看到的是对事实的广泛收集和仔细鉴别，依据事实而进行的缜密的分析，没有一般古人著作中常见的庞杂赘物，如模糊的结论、猜测或臆想、神秘主义和迷信等。越过二千多年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仍是现代的或准现代的水平和风格。
亚里士多德在学术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首次将人类的知识进行分类，奠定了学科划分的基础。他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首次将政治学与其它学科区分开来，确立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指出，各科技艺都追求某种目的，而这些目的中，最高的目的应属政治学。它包容和规定所有其它实践科学的目的。“实践科学”包括三个分支：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是研究人与城邦“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尼各马科伦理学》，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与此同时，他还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原理、主要的范畴和概念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从而创立了政治学这一独立的学科。这种清晰的学科划分意识使政治学摆脱了与其它领域混沌不分的状况，是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亚里士多德采用了非常先进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将他研究植物学、动物学等领域时使用的方法运用于政治研究。
他自觉运用了历史的和经验的研究方法。他与他的学生对158个城邦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与现实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进行综合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理论。虽然这种调查远没有达到现代精确的定量水平，但在当时确实是极有创见的做法。他在对政治理论的阐述中，还运用了独特的分析方法。他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城邦，为了理解城邦的特性，就必须将其分析为非组合的单纯元素，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最小分子，一一考察各基本元素的特性，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整体(城邦)的特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9页。城邦最基本的元素是公民，对公民的分析就是认识城邦的依据。与这种方法相联系，亚里士多德还十分重视城邦政体的分类及对各种类型政体特点的研究。他还采用了由城邦起源而探讨其性质的发生学方法或称溯源方法，通过追溯城邦起源及成长道路，比较城邦与其前身即家庭和村社的区别，来认识城邦的本质。同上，第4页。
亚里士多德研究问题的态度也许更值得重视，因为它预示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学术研究精神的某些倾向。
亚里士多德没有柏拉图式的武断和玄想，他研究问题总抱着一种富于弹性的灵活态度。对待各种互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互相对立的政治观点，他从来不执一偏。而是通过审慎的分析，滤出它们各自的合理因素、谬误之处和矛盾之处。合理之处，可能有特定的条件和范围的限制；谬误之处，也可能有它的根据。他从不采取偏激的全面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其经常性的口吻是：各种不完美、有瑕疵的制度或理论中，哪个缺陷较大，哪个优点多些?面对互相矛盾的选择，一般说来，或按常理，人们宁愿选择哪个?多数人持怎样的观点?历史经验有什么启示?怎样更合乎理性?等等。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希腊世界纷繁多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都在他的体系中得到讨论，经过洗炼与总结。后世各种政治理论也几乎都可以在他的体系中找到其萌芽形态。这是他的思想历二千年而魅力不衰的重要原因。他自己的价值体系是各种制度和理论中经过分析被证明是合理的因素的综合。不过，他的综合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体系。他很少采取或者是或者非的独断态度，他经常采取有条件的肯定或有保留的否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是含蓄和温和的，时常是存疑的态度、或然性态度，为继续探讨敞开着大门。这是他的风格，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的宽容、宽和的精神。他的政治理想绝不是诗意的玄想和超人强加于凡人的“理念”，而是“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生活以及大多数城邦所能接受的政体”。同上，第204页。这正是民主精神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还接近于达到事实与价值的某种分离。他分析各种政体的性质、特点、变革的原因和维护的方法，基本上是超越主观价值偏好的客观态度。比如，在各种政体当中，他最反感的是僭主政体。他认为，“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同上，第198页。〖ZW)〗然而，他照样心平气和地讨论维护僭主统治的方法。他的长篇论述看上去酷似马基雅弗利的语言。这种将事实与价值分开的做法，保证了他对事实研究的客观公正。
三、对城邦本质的诠释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分析是沿着两条途径展开的，这也是他研究政治学的两种方法。
首先，他采取溯源的方法，通过对城邦起源的探讨来了解其本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同上，第7页。〖ZW)〗或者说，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也就是按本性要求必须过城邦生活的动物。根据他的观点，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种事物都有一个目的。人类的目的是所谓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是本质性的。人只有实现了这三种善，才真正有别于动物，才实现了人的本性。而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社会团体都不能使人实现这三个“善业”，只有城邦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性，就必须成为城邦的成员，过城邦生活。
人类天生就是合群的动物，必须营共同的生活，但人类社会的进化却有一个过程。起初，人由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而组成了家庭。它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后来，人类为了适应更广大的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而组成村社，村社的最自然形式就是部落。最后，若干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因为人类生活可在城邦范围内得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人的善业在城邦中得以完成。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每个事物只有在其发展的终点或完成阶段才显现出其本性。例如，树的本性在种子和幼芽阶段只是潜在的存在，在长成的大树上才是显现的存在。同理，人的本质只有在成年人身上才能充分显现出来，而在婴幼儿身上只是潜在地存在着。人类也是如此。在家庭和村社阶段，人还不是真正完善的人，只有在城邦里，人的本性才得以实现。城邦是最高和最广泛的社会团体。虽然家庭和村社都以善为目的，而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同上，第7页。
虽然在发生顺序上，城邦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同上，第8页。因为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比作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城邦。城邦的目的是人的美好优良的生活，离开了城邦，人就无法完善自身。“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个鄙夫，就是一个超人”。同上，第7、9页。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这种抽象的诠释内含着公民的普遍信仰，即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类完善自身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那些享有这种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实现了自身本质的人。换句通俗的白话也可以说，只有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人才是完善的人。
其次，亚里士多德还采用分析的方法，将城邦分解为最简单要素，通过对最简单要素的分析来了解城邦的本质。
为了研究“城邦是什么”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首先研究“公民”的本质。因为城邦是“若干公民的组合”。同上，第109页。所以公民的本质就决定了城邦的本质。
公民的本质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本质不取决于其住所，也不取决于司法上的权利，未及登记年龄和已超过服役年龄的人也不是全称的公民。“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同上，第111页。即有权参加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的人们。因为这两个机构是“城邦最高权力所寄托的地方”。同上，第112页。〖ZW)〗有权参加这两个机构才是真正的公民。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同上，第113页。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同上，第109页注②。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城邦。根据这个定义，城邦在本性上就是民主的。
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城邦与家庭及东方君主制国家不同。城邦是自由人的自治团体，不是主人与奴隶的结合。城邦政治家的权威是对自由人的治理，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同上，第19页。一个“好公民”“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ZW(〗同上，第124页。
四、政体研究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研究非常之精细。他的《政治学》一书的另一个适宜的书名就是《政体研究》。这与希腊城邦政体极其多样化有关。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城邦是公民共同体。但是，在不同的城邦里，公民概念的定义、公民参政的范围和公民与城邦最高权力的关系是不同的，这就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类型。他给政体下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同上，第178页。具体地说，区分政体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政府的目的，即统治者是只照顾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还是照顾到全邦的公共利益。依此标准，政体区分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两类；其二是掌握城邦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寡。依此标准，又分为(a)一人统治，(b)少数人统治，(c)多数人统治。将上述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就区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王制)、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用的是"Politeia"概念，原意即“政体”，可泛指各种政体。此为正宗政体。它们分别由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但都以城邦公共利益为依归；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民主政体)，此为变态政体，它们也分别是由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但都只谋统治者本身的利益。这种分类很清晰但也较粗疏。亚里士多德在具体研究每种政体时又将其细分为不同类型，从极端的到较温和的，从较纯粹的形式到吸收综合了其它类型特点的形式。比如，君主政体和平民政体各有五种，寡头政体有四种。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1、190、192页。
在谈到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区分时，亚里士多德对上述原则作了一点变通。他指出，有时城邦内富人是多数而穷人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人数在这里已不是本质因素，关键在于财富在城邦中的作用：凡富人掌权，无论多数还是少数，都属寡头政体；凡穷人掌权，无论多数少数，都为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更具体地分析了每种政体的特性和存在的基础。例如，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而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这是掌权者追求的不同价值。他指出，一个城邦采取哪种政体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政体也会随之变化。各种因素当中，他比较重视经济结构和党派力量的对比。他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或自己党派的利益，它导致统治者的堕落和党派之争。特别是寡头派和平民派的冲突，是引起政体变化的根本原因。平民派抱有一种观念，认为所有的自由人在一切方面都应该平等，即自由身份平等，其它方面皆应平等。寡头派却持有另一种观点：财富上具有优越条件的人在其它方面也应处于普通人之上。只要两党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他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不符，他们就要掀起革命，由此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体更迭。亚里士多德依据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详尽地探讨了各类政体产生和生存的条件，衰弱、毁灭的原因及保全的方法等。
五、被个人主义稀释了的整体主义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在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上持整体主义的立场。如前所述，他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而个人(公民)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城邦是自然存在物，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组织自然进化的产物。公民只有在城邦生活中，在为城邦服务与献身中，才能完善自己的本性。城邦是公民生活的总体，其目的是公民的优良生活，所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城邦生活之中，谈不上私人的领域和范围。与柏拉图一样，他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抚育、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纳入城邦事务的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不承认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他明确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成为城邦的一部分”。同上，第407页。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走向极端。在他的整体主义的基本框架里，为个人留下了一些余地。希腊城邦中，尤其是民主生活比较发达的城邦中，某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因素在他的体系中得到了承认。这主要反映在他对柏拉图的全面批判当中。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过分追求城邦统一的努力。他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某种程度的划一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划一并不是城邦应该追求的目标，相反，它会导致“城邦本质的消亡”。“一个尽量趋向整体化的城邦最后一定不成其为一个城邦”。同上，第45、56－57页。这里实际上已初步表达了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不过，亚里士多德把这种集合体视为自然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人为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还否定了柏拉图追求的虚幻的“整体幸福”。他有点像近代功利主义那样，把城邦的整体幸福理解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的总和。只有在城邦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至少若干部分成员获得幸福以后，才有全体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批评说，在理想国中，工匠和其他庶民不会有幸福，而卫国之士被剥夺了世俗的快乐，“索然寡欢”，城邦的幸福又从何谈起呢?
亚里士多德还从更深的层次上批判柏拉图。他指出，柏拉图的理想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那种在爱情上的“我体消失而合于彼体，或两体都消失而合成为一个新体”的结合，〖ZW(〗同上，第151页。在政治组织方面是完全不适用的。他的主要根据是这种统一不符合人的本性。他说，“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同上，第55页。〖ZW)〗并且，这种自爱的天性不应受谴责，更不应被根除。“每个人是自己的最好朋友，并且应该最爱自己”。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4章，第8节。他倾向于认为，没有这种自爱的天赋，人类生活就是无法进行的。受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55页。他不相信柏拉图的公有制度会成功，因为社会的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ZW(〗同上，第56页。在财产妻子公有的制度下，因为划不清私人利益范围，人之间的纠纷会更多。对于公共事务，人们不会去关心，因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同上，第48页。这种制度还使人原有的利益被剥夺，友谊淡泊如水，伦常丧失，在这种社会下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上，第50、51、56页。
亚里士多德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范围”同上，第54页。〖ZW)〗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他强调必须尊重公民的权利。在其它行业，人们专精一行是可取的，但在政治上则行不通。因为“全体公民都有天赋平等的地位”，所以必须使大家都能参与政治。他们不能同时做统治者，就应“轮番执政”。同上，第46页。
这种对个人以及个人利益、权利和价值的一定限度的承认，冲淡和稀释了整体主义，是近代个人主义的最初源头。
六、民主与法治的价值观
亚里士多德是城邦民主的真诚捍卫者。在他对城邦和公民本质的论述中，就包含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在他看来，城邦是平等的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它在本性上就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城邦。他指出，民主是公民由其身份而产生的权利，“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所以，“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同上，第46页。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正义的要求，在公民们“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同上，第168、172页。只有公民权利平等、“轮番为治”的制度才是正义的，也是“合乎自然”的。同上，第131－132、350、386页。这可以说是对希腊人民主信仰的经典式表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的多数，他们的“集体性能”，就是他们权力的依据，使他们的权力大于“少数贤良”组成的最高机构，也大于他们各人的个别性能。同上，第147页。〖ZW)〗多数人的集体智慧也优于个别或少数贤良和专家。“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则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以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有所逊色”。同上，第143、146、163页。并且，“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同上，第164页。
公民的普遍参与还是实现城邦稳定的必要条件。“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同上，第88页。否则，无政治权利者就成为城邦的敌人，统治者的仇敌。这样不正义的政体“一定难以长久”。同上，第144、386页。
关于民主政治的根据、理由、优越性和必要性，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充分、有力，它对塑造西方人的民主信仰起过巨大的作用，也为后世西方民主派政治思想家提供了现成有效的思想材料。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民主具体构想的方案，即理想政体的方案。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应以“中庸”为原则。政治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优良的生活就应该是行于中庸。中庸就是“毋过毋不及”的中间状态。过度与不足都是恶行的特征，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征。把这个原则运用于城邦政体时，他指出，在当时各个城邦当中，公民一般分为三个部分：极富的、极贫的和中产等级。富人们都拥护寡头政体，穷人们都拥护平民政体，两者都属于极端的类型。只有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的中间型政体才是最好政体。这种政体应符合中产阶级的要求，同时，又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它阶级都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又不至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能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能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党争，减少内讧。
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混合政体。他说：“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同上，第66－67页。〖ZW)〗他比较推崇将寡头制与平民政体混合起来的共和政体。它集中了两者的优点，避免了各自的弊端。
这种政体实现的正义原则，是两种偏颇的正义观的中和。平民派主张平均的正义，要求数量上的平等，即平等人之间所得应完全相等；寡头派主张分配的正义，要求比值相等，即不平等的人之间按比例分配以相应的事物。真正的正义是在一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在另一方面以比值平等为原则。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同上，第136、140、148、150、232－235、314页。具体来说，就是公民内部平等，实行“轮番为治”，大家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即实行自治。但每个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则以其才德为依据。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公民资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他认为从事“贱业”的工匠和商贩，忙于田畴的农民，他们无暇从事政治活动，其工作又有碍善德的培养，易养成奴性，故不应享受公民权。公民是“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是城邦中的少数。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把经过梭伦改革后雅典实行的温和民主制视为中间型政体的楷模。而伯里克利时代以及后来雅典的民主制则被视为“极端”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论述了法治思想。他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同上，第199页。〖ZW)〗良好的法律是前提，变态政体的法律是不合乎正义的，服从恶法不是法治。有了良好的法律，全体人民，包括统治者应一律服从，否则也不会实现法治。
亚里士多德详尽地阐述了法治的优越性。他指出：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多数人的智慧，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智慧比少数人或一个人更高明。多数人也不易腐败。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同上，第163、164页。是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中道的权衡”。同上，第169页。是抵抗常人的偏私、“情欲”或“兽欲”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同上，第169页。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上，他指出，“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同上，第276页。有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宣称：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但谁要是“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同上，第169页。
七、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生当城邦末世，是城邦政治文化的产儿、总结者和集大成者，是城邦时代公民政治信仰的忠实表达者。通过他的理论，已成政治化石的城邦制度保留了活性的基因。他的政治哲学具有希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是希腊政治现实的一面镜子和希腊人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果说希腊城邦民主制是古代世界最高的政治成就，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也当之无愧地高居古代政治思想的峰巅。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多样化的希腊政治文明的时候，否定了在实践上以斯巴达为代表，在理论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极端整体主义，也排除了雅典民主极盛时期的极端化倾向。他代表的是希腊城邦的主流传统，他的政治哲学也塑造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倾向。他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使他成为西方理性与科学传统的先驱；他植入整体主义结构中的个人主义胚种后来发育为近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他为民主法治以及自由平等所做的强有力的辩护，更是启发了一代代西方人。通过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和近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代代传承，他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成为永葆活力的政治文化之源。正是他将流星般灿烂而短暂的希腊政治文明汇入西方政治传统的长河并使之得到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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