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大 同
本书为由我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政治文化和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课题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课题研究成果拟分两个部分发表，即“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其中第一部分由青年学者丛日云承担。
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百年来萦绕于一代代学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自上古时代起，我们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便是一个由海洋、高原和荒漠等地理屏障与外界阻隔开来的“文化盆地”。在这块基本上与世隔绝的“文化盆地”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原创性。它不是摹仿别人，也不是移植和嫁接而来，而是我们先民的独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汇聚过外来因素，但它始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从未被一波波自外涌来的文化潮水所压倒或遮断，相反，每一波外来文化的潮流，都被它容纳和同化，从而更增加了它的容量，拓展了它的胸襟，使它更加自信和有力。这种文化还有自然性。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等条件天然浑成的有机结构，因此它显得自足自得，和谐圆满，从未在内部萌发超越它的冲动。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国人可能宁愿仍生活于原来的状态下。它的自然性也表现在它从未能对自己进行反省和反思。是近代西学东渐造成的“兵临城下”局面才迫使它起而迎接严峻的挑战，也使它有了一个够资格的参照系，用来对照和反省自己。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缘起。
本来，不同文化之间，在价值上难有可比性，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尺度。序言中西文化之间也是如此。当人们拿诸如人权、经济发展等指标来褒扬西方文化时，他们已经在不自觉地使用着西方标准。不过，不同文化相遇时却会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极富挑战性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扩张性，它在近代的发展迫使任何与它相遇的各种文化卷入与它竞争的漩涡。中国近代遇到的便是西方文化的生死挑战。在这个挑战的刺激下，我们这个一向沉静而离群索居的古老的文化巨人开始睁开了千年沉睡的双眼，来认识迫在眼前的对它来说十分陌生的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故土处于欧亚大陆另一端，与中国距离遥远。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两种文化绝少相知和往来。中国古人讲的“西域”不及希腊罗马和西欧，西方人讲的“东方”在大多数场合也不含中国。亚历山大的大军抵达印度时便已成强弩之末，蒙古帝国向西扩张的兵锋至东欧后即行消歇。虽然双方都曾得到过对方片断和朦胧的消息，但它们终未能实现相互沟通与融汇。明代末年基督教传教士们来华，也只是在中国部分士大夫中激起了一阵小小的涟漪。所以在每一方的精神血液中，基本不含对方的遗传因子。有史以来双方各自独立的发展，使它们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相互的距离非常之大、隔阂非常之深。这使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经历了步履蹒跚的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也因此而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对文化的政治方面，即本书的主题政治文化的认识，由于它触到了传统文化最为敏感的神经，认识过程与政治需要缠结在一起，因此就使人难以冷静客观地对待它。任何熟悉中国百年来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对中西政治文化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充满苦涩与辛酸的历史。
政治文化的研究源于西方，在国内还属于新课题。对于政治文化概念，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理解。有人采用源于西方的最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内在的心理方面。有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诠释政治文化概念，认为它包含了政治心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我本人倾向于采用两者之间的一种解释，即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论两个方面。我的想法将在本课题的另一部分中详谈。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对政治文化的不同界定都有其道理，都产生独特的考察视角。在这方面是不应强求一致的。
本书作者接受的实际是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作者把它视为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之下的隐秩序。政治行为是它的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由于它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所以它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我们看到，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或其中某个特定时期，政治行为可能有各种表现，政治制度可能不断发生嬗变，政治学说可能分歧甚大，但它们却是站在同一个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如这个民族的生理特征一样，虽然会因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某种变异，但更主要的是稳定的遗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制度可以经历无数次更迭，政治学说可以经历无数次变迁，但深层政治文化的变化往往是微小的。所以，对政治体系的深入考察往往接触到政治文化。作者所理解的这种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
政治文化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政治思想史上，人们在不同的题目下探讨政治文化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讲的促成政治稳定或变革的“心态”、伯克讲的影响政治机构运行的“习惯凝聚”、孟德斯鸠所阐述的“法的精神”、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民族精神”、托克维尔讲的“民情”等。我国五四运动时期讨论的“国民性”问题，其涉及的政治方面即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在西方，对政治文化（即狭义的政治文化）的研究伴随着战后行为主义革命而繁盛起来。它是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府、机构、法律、制度的一种反应和变革。对政治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把政治文化定义为针对政治客体的“取向性模式”。所谓“取向”即是政治行为的先行倾向，它们决定于传统、历史回忆、动机、规范、情感和象征等因素。它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取向，指对政治客体的认识和意识；情感取向，指对政治客体的情感和感觉；评价取向，指对政治客体的判断和评价。阿尔蒙德和维巴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被西方政治学界普遍接受。
政治文化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应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当中。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的研究将对整体的宏观分析与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运用当代深层心理学的成果，又结合用以测度大众社会各种态度的各种社会学技术，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识。他们相信，要了解一个政治体系，仅仅了解其结构和功能，或仅仅涉及其组织、机构、制度、法律是不够的，还应该了解一般人们所持的政治态度、信仰、价值等主观心理因素及其与政治结构和行为的交互作用。作为政治体系深层结构的政治文化可能比表层的机构、法规等更能代表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表明，许多国家在制度和法律上采用了西方的模式，如议会制度、领导人的限任制、成文宪法等，但它们或者没有根基，难以立足，或者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了它们的原有内涵。议会选举流于形式，限任制变为事实上的终身制，成文宪法没有权威，或被任意解释，或干脆被抛开不顾。这一切都使人发现深层文化传统顽强的影响力，促使人们展开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国，正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制度上变革的失败，促使人们开始比照西方人思索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政治文化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由于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征，所以它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现代化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一种制度和法律的移植比较容易，但千百年中形成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转换却绝非易事。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已经传播到了全球，且在摧毁和改变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但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否也能如此呢？“这样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的框架中移植出来呢？”他们看到，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希望引进西方的民主，而“一种参与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同时需要一种与之相符合的政治文化”。“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恰恰这一点是难以认识到的。”事实表明，民主很容易成为人们的模糊的奋斗目标，但真正使民主发挥作用、赋予民主生命力的政治文化是难以捉摸、不易理解和难以传播的。自由更是如此。许多祟拜西方的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还是站在他们自己传统立场上的。一些国家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们仅实现了理论和制度层面的接受与摹仿，没有在文化层面上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与融合。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派伊所指出的，不同价值的组合和价值群体制约着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成功或受挫的首要原因。
每个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遇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所以，深入认识西方政治文化，了解本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的可融性和排斥性因素，是政治现代化成功的前提。在理论上，仅仅从制度和法律上认识是肤浅的，只有从文化层面研究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在实践中，仅仅从制度和法律上学习是简单的摹仿，只有从文化层次上的沟通才能实现融合。而只有融合才能成功。而这也是我们研究中西政治文化比较这个课题的主旨所在。
本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尝试。不过，作者不是一般地谈论西方政治文化，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研究西方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了解他的经历。一个单位要骋用一个职工，必不可少的一项是要对方提供一个履历表。一种政治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物，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地理、宗教、种族、历史机缘等原因。都经历了由孕生到成熟、由朦胧到清晰、分解与融汇、蜕变与新生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本书通过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历史考察，勾勒出西方政治文化基本要素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分权与制衡等价值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过程，以及各种要素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的过程，给读者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西方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的知识，这对读者了解西方政治文化是非常有益的。
每种文化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自上古时代起，就形成了它的主流。在整个古代社会，无论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内部政治动乱，这个主流文化传统始终保持着它令人钦佩的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它发展缓慢，甚至几乎千年不变，然而直到古代社会末期，它也没有衰落的迹象。清朝的衰落，仍属于古代不断循环出现的王朝的衰落，而不是存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衰落。在这个主流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外来文化的侵入，但所有这些外来文化都没有阻断或取代它，而是被它吸收与融合，使它丰富并增添了它的色彩。如同无数支流汇入长江、黄河，无数河川汇入大海一般。
然而本书作者向我们表明，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西方古代的政治文化往往迅速发展扩张，在短时间内达到极度辉煌，然后迅即走向衰落。希腊城邦政治文化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就开始衰败，罗马城邦的共和精神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即已无可挽回地颓坏了，而在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罗马帝国最终也彻底衰亡了。这几个衰败的过程都是文化的衰败，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并且在原来文化的基地上难有再生的可能。所以希腊罗马文化虽曾达到极度辉煌，然而很快就如流星般殒落了。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一颗不落的长明星。
正如本书所描述的，西方文化的发展不是单轨的，它仿佛是一场接力赛，当希腊人耗竭了其能量后，罗马人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当罗马人倒下后，日尔曼人又将接力棒传了下来。所以西方政治文化经历了两次转体的过程。由于希腊人、罗马人和日尔曼人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兼容，使西方政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这种发展又仿佛是一个嫁接过程，每种文化的基因重新组合排列，形成一种新的生命体。本书正是据此在体系上分为三编，即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和中世纪西欧，把西方政治文化视为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化权力体系以及日尔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具有“杂交优势”的复合型文化。通过对这几个组成部分的阐述，作者将西方政治文化的整体轮廓和鲜明个性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百年来谈论中西文化比较的著述非常之多，然而专门论述政治文化的并不多。即使那些关于中西政治文化的专著，一般都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基点，而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参照系。重心在中国。因此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谈起中国来有根有据，细致入微，而谈到西方则笼统言之，语焉不详。更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以当代的西方为参照系，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与自己所看到的西方相比。
本书作者采用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而把中国作为参照系。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将西方与中国比较，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直接比较的文字，而是在阐述西方时隐含着与中国传统的比较。作者首先关心的是给读者一个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完整系统的知识，而对西方特点的分析又总是在或隐或显的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凸现出来。这样，一方面使读者进入西方的角色来认识西方，同时又跳出自己原有的圈子反观自己。
作者也不是把西方政治文化看作一个静止和完成了的体系，而是不断形成中的体系。每个时代都在蜕变，每个时代又在孕生新的因素。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一些因素遗传了下来，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异。所以没有凝固的西方文化，只有某个具体时代的西方文化。参与精神和公共意识在城邦时代得到滋养，人人平等的观念形成于希腊化时代，权利观念是罗马法演进的结果。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曾为自由而感到自豪，而到帝国时代他们却卑弱地成为专制权力的奴仆。从城邦的
整体主义下，个人逐渐成长起来；在罗马极端的家长权威下，作为家庭成员的妇女和奴隶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改善；希腊人极为推崇理性，而罗马人则重实用，到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则是信仰至上。哪一个才代表西方的特征呢？
如果与中国政治传统相比，中国既没有在斯巴达城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表现出来的极端整体主义，也没有从这种整体主义下的解放；既没有西方古典时代严格清晰的阶级划分（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只有职业分途），也没有从这种极端不平等中酿生的强烈的平等要求；中国从未达到中世纪基督教那种极端的信仰至上和宗教的不宽容，也没有从中反弹出理性的觉醒和信仰自由的意识，如此等等。所以，笼统地与西方比较往往使人走入岐途。比如人们常说，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家族本位，可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的个人本位只是近代才出现，在古代社会则是个人完全融合于整体之中，个人与国家的疏远和分离是基督教带给西方的。虽然家族的作用在西方不及中国，但个人在近代以前却没有成为国家的基础。人们常谈到中国人的被动服从和西方人的主动参与，本书所阐述的历史表明，所谓西方人的参与只符合部分历史时期的状况。可见，对西方传统的历史性阐述能够纠正人们许多错误观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比
如，在西方，个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个人的权利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等等，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历史上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可能采用直接调查问卷的方法，更不可能从统计的概率中作出推断。现代人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每个时代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来分析涵蕴其中的政治文化，这就好比考古学家从古人留下的残破的建筑中发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一样。本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代中世纪西方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尤其重于政治制度和学说，可以当作政治制度史和政治学说史来读。所以，本书虽然从狭义上理解政治文化，但书中的内容却覆盖了广义上政治文化的内容。只不过作者不是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政治文化本身的内容，而是当作政治文化的外部表现来对待的。
在作者看来，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外在凝固形态，或外在躯壳、“物化”形态。所以他较为系统地描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不过他不是就制度谈制度，更不是描述僵死的政治机构和官制的发展史，而是力图从已成历史陈迹的制度中发现渗透弥漫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建立以及它特定的运作方式，都体现着当时人的政治价值、情感、态度、评价等取向。所以制度可以视为政治文化的活化石。此外，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又会使某种政治文化得到强化、削弱、改变，或培育出新的文化。前人建立的制度还会刺激后人的想象，为他们崇拜和摹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文化不过是被人们内化了的政治制度。
作者论述政治学说的时候，是把它作为政治文化在理性层面的升华来对待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希腊城邦公民文化，西塞罗的理论表达了罗马人的共和精神，奥古斯丁的思想概括了基督教徒的政治价值和态度。这些伟大的思想体系由于其深远的影响，反过来又塑造着政治文化。比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传播，就改变了中世纪西欧人国家和政治权力的观念。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之间也交互作用。思想家们通过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制度的描述和解释抽象出理论，而他们的理论为人们接受后，又成为他们政治信仰和态度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他们建立和改革政治制度。这样，作者就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政治理论、制度和文化之间互动作用的模式。
百年来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有大量著述问世，但还未见一部系统地描述和分析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专著，本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一重要的空白。作者以青年学者特有的锐气和犀利，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其独特的角度和新颖的见解，使人读后有视野开阔、耳目一新之感。目前国内对古代中世纪西方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很薄弱，就我所见，除了少量的教材(通史)、译著及部分论文外，有份量的专门著作屈指可数。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思想流派，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甚至某些时代和国别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专门研究，都属于空白。在这样一个研究基础上能够完成这样一部跨度较大覆盖面较广的系统著作，应该说十分不易，也很有价值。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由于受国内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比如对一些亚文化系统，像中世纪城市政治文化阐述得就不够，没有论及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传统也是一个缺憾。从全书来看，对中世纪的论述相对弱一些。尽管如此，本书在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和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领域仍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相信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获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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