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他对着我扮了一个顽童般的鬼脸，肿胀的上唇上的小胡子像一抹绿色的油彩。他准确地摹仿了爬树的动作，又准确地摹仿了鸟儿飞翔的动作，然后，仿佛手攥着一只扑扑楞楞的小鸟，他笑了，指指我，又指指自己的心窝窝。
母亲又一次指指他家的方向。他愣了一下，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跪下，对着母亲——母亲抽身闪开——于是他对着案板上的萝卜块儿，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得意洋洋地走了。
夜里，疲倦已极的母亲沉沉睡去，等她醒来时，发现院子里的梧桐树上、香椿树上、杏树上，挂着一片肥大的野兔子，宛如树上结了奇异的果实。
母亲手扶着门框，慢慢地坐在门槛上。
十八岁的上官来弟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红狐狸，跟着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跑了。那几十只野兔子是沙月亮献给我母亲的聘礼，也是他向我母亲牛皮哄哄的示威。大姐私奔，二姐三姐四姐当了同谋。事情发生在后半夜：母亲疲倦的鼾声响起时，五姐六姐七姐也进入梦乡。二姐起身，赤脚下地，摸索着挪开了母亲在门后筑成的壁垒，三姐和四姐拉开了两扇门。傍晚时，沙月亮就在门臼里倒上了枪油，所以门扇在无声中开启。在后半夜的凄冷月光中，姐妹们搂抱着道别。沙月亮望着树枝上的兔子窃笑。
第三天是哑巴和大姐完婚的日子。母亲沉静地坐在炕上缝补衣裳。将近中午时，终于等待不下去的哑巴来了。他用动作和表情跟母亲要人。母亲下了炕，走到院子里，指了指东厢房，又指了指依然悬挂在树上那些已经冻得硬梆梆的野兔子。母亲什么也没说，哑巴就完全明白了。
黄昏时分，我们一家坐在炕上吃萝卜片喝麦面粥，忽听到大门被擂得山响。
到西厢房喂上官吕氏吃饭的二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娘，坏了事了，哑巴兄弟们来了，还带着一群狗。”姐姐们惊慌不安。母亲稳如磨盘。她用汤匙喂饱了八姐玉女，然后就咯咯吱吱地嚼起萝卜片来。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大门外的喧闹突然安静了。约摸过了抽袋烟工夫，三条红光闪闪的黑影，从我家低矮的南墙头上翻了过来。孙家的哑巴三兄弟来了。跟着他们进院的，还有三条像抹了荤油一样光滑的黑狗。它们如三道黑色的虹，从墙头上滑进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在深红的暮色里，哑巴们和他们的狗凝固了片刻，宛如一组雕塑。大哑巴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缅甸软刀。二哑巴拄着一把青蓝的腰刀。
三哑巴拖着一柄红锈斑驳的大朴刀。他们的肩膀上，都斜挎着一个蓝布白花的小包袱，好像要出门远行。姐姐们吓得屏住了呼吸，母亲却泰然自若地、呼噜呼噜地喝粥。突然，大哑巴吼了一声，二哑巴和三哑巴也跟着吼，他们的狗也跟着吼。人口里和狗嘴里喷出的唾沫星儿像闪闪的小虫，在暮色里飞舞。接下来，哑巴们进行了刀法表演，就像麦田葬礼那天他们与乌鸦大战那样。在那个遥远初冬的黄昏，我家院子里刀光闪闪，三个像猎狗一样矫健的男人，不断地往上蹿跳着，尽量地舒展开钢板一样的身体，把悬挂在树枝上的几十只野兔子砍得七零八落。他们的狗兴奋地咆哮着，晃动着庞大的脑袋，把残破的野兔尸体咬住，然后像飞碟一样甩出去。他们折腾够了，脸上显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我家的院子，成了野兔子的碎尸场。有几只兔子头，孤零零地挂在树枝上，宛如遗留的风干果实。哑巴们带着狗们，耀武扬威地在院子里走了几圈，然后，像来时一样，飞燕般掠过墙头，消逝在昏天晦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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