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
韩云程回到家里，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他虽然躺在床上，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思索余静意味深长的话：“等你研究完了，我们聊聊。”平常余静找他谈话，总是事先约好，这次突然而来，显然知道他的问题了。他明天一早到厂里去，应该亲自向余静交代，不能再犹豫了。余静要和他聊聊，在民主改革的运动中，不是聊他那个问题，还聊啥问题呢？他不把这个包袱放下，怎能安心工作？也不能安心休息，连走路仿佛也很吃力，在人们面前更抬不起头来，总感到有人在他背后指手划脚，议短论长。
他下了决心，明天向余静交代自己的问题。
他闭上眼睛，准备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谈话有精神。可是清清楚楚听到太阳穴那里跳动，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更没法入睡。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那一幕在他眼前出现了。他代表职员，在会上发言。他说：“我很惭愧，归队以后，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来报答党和工会。我代表全体职员表示：一定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工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搞好生产。”这一段像是誓词的话，经常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誓词，而且是代表全厂职员的誓词。他受到党和工会的信任，在厂里，荣誉的事体都有他一份。大家都羡慕他，有技术，有本事，“五反”以后又比过去进步，厂里的生产离不了他。他如果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去，人们知道了，都会奇怪地问：韩工程师原来是这样的人呀！他的面子搁在啥地方去？他怎么有脸见人？他能在试验室里工作下去吗？党和工会以后再也不会信任他了。他受不了百口嘲谤，也忍不下万目睚眦。他这一生全完了！他不能交代。不能，绝对不能！他宁可背着包袱到棺材里去，也不能丢掉这个面子。
他身上感到沉重，好像给啥东西压着，连翻个身也很吃力。他心里很烦躁，老是要翻身，辗转反侧，宁静不下来。他怀疑地问自己：“真的背着包袱到棺材里去吗？”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呢？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他寻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后悔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跨错了一步。如果不走那一步，做个无党无派的工程师，现在多么轻松啊！他不能把时间拨倒过来，也没法把七年前的历史一笔抹掉。他无可挽回地陷在罪恶的泥坑里，不能自拔。
他睡不着，干脆睁开眼睛，向窗口一望：天已经蒙蒙亮了。一眨眼的工夫，蔷薇色的曙光照着窗户，房间里的陈设逐渐看清楚了。他接连打了两个哈欠，霍地跳下床来，匆匆洗了一个脸，便到厂里去了。
像往常一样，他一进厂，就低着头直奔试验室。还没有跨进车间大门，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余静。她笑嘻嘻地问：
“昨天晚上回去，休息的好吗？”
“休息？”他一听余静的问话，浑身毛骨悚然了。他昨天回家以后，没有任何人去看他，也没和任何人谈过问题，他的心事更没人知道，不用说，早上出来也没碰见熟人。余静怎么知道他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呢？他不动声色说道，“休息的还好。”
“昨天你回去很晚了，又研究棉纱检验计分方法，太累了，怕你休息不好。”
“哦，”他心里释然了，知道是一般的问候，心定了一些，镇静地说，“习惯了，也没啥。”
“怎么这么早就来上班？”
“还早？”他看了一下手表，才七点，恍然地说道，“哎哟，看错了一个钟点。”
“离上班还有一个钟点，我们聊聊，好不好？”
“好，当然好。”
余静把他引到俱乐部办公室，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早晨的阳光照着墙上各种锦旗红艳艳的发光，和南面墙角落那边堆得整整齐齐的红色腰鼓互相辉映。东面墙边放着一张办公桌。余静和韩云程在那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早想找你聊聊，因为忙，一直没有空，恰巧今天你来了，我们可以随便谈谈。”
“可以，可以。”
“汤阿英和谭招弟她们诉苦，好不好？”
“太好了。她们放下了包袱，又教育了大家，我就是受教育的一个。”
“这样诉苦也不容易，她们做了出色的典型示范，特别是汤阿英，应该成为大家的表率。”她伸出大拇指晃了晃，赞赏地说，“她是我们的榜样。”
“是呀，汤阿英是我们的榜样。”
“不过，有些人不是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在重要关头犹犹豫豫，包袱越背越重，最后自己吃亏。”
“最后自己吃亏？”韩云程思索余静这一句很有斤两的话。
他坐在她的对面，没法躲闪。他说：
“如果一个人受到党和工会的信任，他却犯了错误，余静同志，你看怎么办才好？”
“把错误讲出来，克服它！”
“今后怎么做人呢？”
“有错误，不讲，又怎么做人呢？”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韩云程接着又问，“讲出来，党和工会仍然信任这个人吗？”
“不讲的辰光，党和工会都信任他，给他工作，给他荣誉。
讲出来，当然更信任他。这一点不必顾虑。”
韩云程见余静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心里有些胆怯。那眼光好像可以洞察幽微，仿佛啥事体也蒙混不过。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今天一直看到他内心的秘密。他再也不能隐瞒下去，看上去，今天非讲出来不可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简直是对他讲的。“这一点不必顾虑，”还有比这再明确的话吗！他的脖子红了，耳朵有点儿发烧，准备干脆和盘托出，但嘴上却说：
“余静同志说的对，我也认为不必顾虑，党和工会总是帮助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主要靠自己。自己有了觉悟，党和工会才好帮助他。
“是呀，靠自己。”
“要是大家都像韩工程师这样认识问题，事体就好办了。”余静昨天晚上见试验室里有很多人，韩云程又不打算谈，没有深问下去。她和杨健商量：准备今天约好韩云程，下班以后谈一谈。不料在车间大门那里碰上，看他行色仓皇，便抓住机会约到俱乐部来谈。果然韩云程提了上面那些问题，恰是火候，不能放过。她说，“你有事找党支部，现在可以谈。”
他没有啧声。他暗中瞟了一下俱乐部办公室的门，屋子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余静一个人，现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时刻。
她察觉他顾虑的眼光，便说：
“不要紧，有话，你说好了。现在没有人来。”
“哦。”他说不下去，他问自己：余静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呢？他暗自考虑她的话：“现在没有人来”，断定余静知道他的事。工人们说的好：国民党把人拉到泥坑里，越陷越深；共产党把人从泥坑里拉出来，洗洗清爽，重新作人。他低声地说：
“余静同志，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保守秘密？”
“可以。”
“不告诉任何人。”
“行。”
“那你答应我了。”
“你说吧。”她觉得他忽然变成小孩子似的，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说，“我答应你。”
箭在弦上，话在嘴边。他不能不说了，可是这桩事体怎么好开口呢？党和工会待他那么好，他把这事隐瞒了这么久，怎么对得起党和工会？他没有这个脸开口。但现在不说，更不对了。他两眼发酸，泪光模糊，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
“我做了对不起党和工会的事……”
讲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一直流到他深蓝色的人民装上。
余静悄悄的注视着他。等他呜呜地哭了一阵，她低声地说：
“不管做了啥错事，只要讲出来，改正错误就好了。”
“我做了这件事，没有脸见人……”说着说着，他又嘤嘤地哭泣了。
余静等他说下去。他情绪很乱，像是一堆紊乱的麻，找不到一个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提到这件事，他忍不住要哭。在重要关头，总是她挽救自己，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余静见他哭哭啼啼，快上班了，就说：
“下班以后再谈也可以。”
他觉得对不起余静，在她面前难于启齿，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可是也只有在她面前，自己才愿意谈这件事。他想了一个办法，说：
“我写给你，好不好？”
“也好。”
当天回到家里，等家里的人都睡了，弄堂里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消逝了，他才提起笔来。单是开头，他就写了七遍，别的更不用说了。改了又涂，涂了又改，比他写大学的毕业论文还要艰难十倍光景。他生平头一遭儿遇到这样难作的文章。好容易写好了，他在灯下仔细地再三斟酌每一个字，然后又用毛笔楷书端端正正抄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进信封，放在口袋里，才安心躺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下班，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他又见到了余静。按照他的要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一进去，就把门关好，生怕有人闯了进来。他坐到余静对面的木板凳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写好的那封信。那上面写着：呈交党支部余静同志亲启；左上角另外有两个字：绝密，旁边画了四个圈。他双手把信封捧到她面前，忸怩地说：
“就是这个，你看吧。”
他的头慢慢低了下去。她接过那封信，仔细看了，字迹端正，一笔不苟，可见得写的十分认真。她抽出里面的报告来看：
余静同志：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我们厂里展开了。听了杨部长和你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一个有包袱的人都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放下，不然越背越重，最后对自己不利。
现在，我想向你报告我自己的事——我恳求你给我绝对保密，否则，厂里的人知道我的事，我就无脸在厂里工作下去了。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
我也有一个包袱。过去，我不认识它是一个包袱，以为这是个人的私事。所以反动党团登记时，我没有告诉你。这次运动开始，我想这也许是个包袱，但是一个“滑稽”包袱，已经过去的事，谈它做啥哩！
听了大家诉苦，我日日夜夜想到我自己的事，虽然是一个“滑稽”包袱，也应该向你交代。我不应该失去组织上再一次给我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参加了国民党。你知道，我对政治和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为啥要参加呢？因为那辰光，不是国民党员，我这个工程师的饭碗就保不住。为了生活，我不得已才参加的。起初以为参加，不做事，不卷入政党的纠纷，对我工程技术工作也没有妨碍的。谁知参加以后，每半个月要开一次会，我心里就有点不安。不久，又要我注意厂里和里弄有没有共产党，这使我思想模糊了。我想起了古人说的“君子不党”那句话。我不幸卷入了政党纠纷的漩涡。当时，我真想退出国民党，可是失业的危险又在威胁我。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希望和谈成功，两党合作，我们学技术的人不再卷入政党的纠纷中，好给国家多做点事。
和谈破裂，内战的炮声响了。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很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人民受这些灾难，我感到也有一份责任。
上海解放，使我对国民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是误国误民的反动派。而共产党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怕人在我面前提到国民党，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到我和国民党有啥关系。我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厂里没有人知道我的。所以，反动党团登记的辰光，我没有勇气去办登记手续。理由是自己决定不再和国民党有关系就好了。我私下断绝了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背着沉重的臭包袱过日子，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
五反运动中，大家欢迎我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给了我很大荣誉，又吸收我当工会会员，更增加了内疚。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又怕讲出来会断送自己的前途。
通过这次民主改革，听谭招弟和汤阿英她们吐苦水，挖苦根，放下包袱，想到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所受的灾难，自己也不能幸免，全亏共产党和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上海，不然，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呢，做了他们的帮凶。应该说，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这次，我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但要交代自己问题，放下包袱，控诉反动派，还要批评自己，重新做人。
从此以后，我坚决与反动派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挽救。
最后，再一次请求不要把我的事告诉旁人。
此致
敬礼
韩云程上
“你的报告很好。”余静看完了，说。
他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担心余静看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么样。
他不敢往下想。但是把报告交给了余静，心里反而安定了，一切问题交给余静去处理吧。在静悄悄中，忽然听了余静这句赞扬的话，他猛的抬起头来，望着她，许久说不出话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一定给你保密。”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股热泪簌簌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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