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就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象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栊、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婕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婕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婕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婕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象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婕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千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材小用一些了。”
陈文婕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份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忠直端正，银钱上很可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象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钱、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大家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就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
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娣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向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马口铁香烟盒子，取出一根纸烟来。纸烟倒还干燥，但是洋火潮湿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总是不着火……同时，他心里面却在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到底翻过前面那个小土冈，绕过那王八蛋公安稽查站走好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模大样地一直打它大门口走过好？”想来想去，一时决断不下来。……自从去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从观音山撤下来，弟兄们失散之后，冼鉴心中，十分悲愤。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坚定得和铁、和石头一样的男子汉，又会各种机器手艺，因此胆子也大，什么都不畏惧，只一心要去找红军。他起旱走到海、陆丰，尝尽艰难困苦，却没有找到。又翻山越岭到北江的乐昌、曲江一带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正在万般无奈往回走的时候，却没想到在韶关无意中碰见了那汽车司机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赤卫队里面的患难弟兄冯斗。两个人一见面，那欢喜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也顾不得路人注目，一抱就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手。旁人见了，只当那是打架耍闹，哪里知道这里面又是革命同志又是肝胆朋友，又是同生死、共患难，又是他乡遇故知，有多少不平常的滋味儿呢！当下两人到小吃店喝了几杯酒，就尽情尽兴地谈起知心话来。我说了几句，就望着你笑；你说了几句，又望着我笑。冯斗看见冼鉴虽然满面风尘，衣衫褴褛，但是精神没有半点衰颓，就说：“好极了，好极了！看你还是尖尖嘴脸，硬硬骨头，抬起头来热辣辣，低下头去静幽幽，哪怕国民党打不倒！”冼鉴看见冯斗虽然皮黄骨瘦，脸带愁容，但是元气还在，并无损伤，也说：“可不是好极了！看你还是直着腰骨，挺起胸膛，半眯的一只眼睛，满嘴的络腮胡子，咱们的江山依然无恙！”往后又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彼此分手后的痛苦经历，从前的战友的踪迹、下落等等，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冯斗告诉冼鉴，他已经在仙汾市找到了一份生活，是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做替工。他又遇见了那手车夫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剑仔队员兼赤卫队员谭槟。谭槟那时候已经在仙汾市一家“米机”里面做碾米小工。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没成立组织，也找不到上级，因此他就乘歇工之便，到韶关来找关系。最后，冼鉴跟冯斗一道回到仙汾市，也在那机器修理厂里做做替工，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糊口。他又跟冯斗、谭槟三个人自动成立了支部，他们选他当支部书记，过着组织生活。一直到三个月之前，他们才和上级机关接上了关系。最近，他们正在忙着领导仙汾市附近震北村的农民抗租运动，干得有声有色。今天，他天没亮就赶到顺德县一个指定的地方，参加了一天由南、番、顺特委召集的会议，如今正要赶回仙汾市。……
冬雨沙沙地下着，虽说在野外，那天色也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擦了半盒洋火，可是连一根也没有擦着，没办法，只好收起香烟，又甩了几甩那顶湿帽子，连泥带水戴在头上，憋着一肚子闷气迈开大步向前走。这荒野上空空荡荡，除了水烟云雾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走了这老半天，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他想起广州起义那阵子，人们多么高兴，多么振奋，如今同志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熟人都四散分离，不知下落，不免有寂寞之感，便举起脑袋，对着那昏昏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叫做蛇冈的小山脚下，出现了一幢祠堂样式的黑色房子，那就是恶名远播的震南公安稽查站。冼鉴一看见这幢房子，那些饥饿、寒冷、闷气、寂寞的感觉一下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里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他捏紧拳头，咬紧牙齿，睁大仇恨的眼睛，象广州起义攻打公安局的时候一样，全身血脉都活起来，要冲破敌人这个堡垒。同时他想：“我要是翻过蛇冈，绕过那些王八蛋，也不准能走脱。东沙渡口还有他们的人，——反而叫他们疑心生暗鬼！不如正正当当地打他们大门口走过，看他们奈我什么何！”立定决心，冼鉴就大踏步朝稽查站走去。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查站，严厉搜查、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项主意，各地的稽查站就象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查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二十多个稽查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个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虽然第一，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他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象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冼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查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献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象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冼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冼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冼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
“姓冼的，你认识我么？”
冼鉴吃他这么一撞，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打了个楞怔，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笑笑地回答道：“倒没请教呢。不过看长官的模样，至少就是这里的站长了。”
梁森鼻子哼了一声道：“正是认识我的，好人有限；不认识我的，好打有限！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们不出今年年底，就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么？蒋总司令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你知道么？”
冼鉴心里想道：“真好笑！你想的倒怪美！”嘴里却说：“不知道。咱们做手作的，没听过这些事儿，只记得从前北伐的时候，蒋总司令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民生、民死，跟咱们倒没相干！咱们做一天手艺，算一天工钱。
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冼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冼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冼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冼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了锁。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冼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冼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冼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冼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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