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奥迪车不见了，一天两天局里人不会怎么在意，就是有人有所察觉，找个借口便可搪塞过去，多几天就不好遮掩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吴卫东和刁大义也就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想方设法凑了两万元现金，上了城西派出所。
钟鼎文的目的当然不仅仅为了钱。他知道第二天吴卫东和刁大义会到派出所来，让所里会计将罚款收据锁进保险柜，两人以外出办案为由，躲得不知去向。而没有所长签字的处罚单和会计开具的收据，值班的干警不敢收钱，更不敢放车，吴卫东和刁大义只得拿着钱，在派出所里望着奥迪发了半天呆，哭丧着脸走了。
第三天两个再度走进派出所，钟鼎文和会计还是没在。
第四天第五天，仍然没有钟鼎文两个的影子。
拿着钱送上门，人家都躲开了，如今好像难得碰上这样的怪事，因为如今的世上只有见爹妈来了躲着走开的，绝对没有见钱来了也躲着走开的。这事却偏偏让吴卫东和刁大义给碰上了，也真够他们恼火的。可恼火归恼火，还不好把这火发出去，究竟派出所没逼着你们去给他们送钱，是你们自己要主动拿着钱送上门去。总不能跑到公安局或政府人大去，状告城西派出所办事拖沓，送上门的嫖宿罚款都不肯收吧？事情闹大了，会出现什么局面，吴卫东和刁大义又不是傻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谢天谢地，这天终于在派出所里碰上了钟鼎文，两人比见着了自己的亲爹还要高兴，一个点头哈腰递烟，一个满脸堆笑递钱。钟鼎文接了烟，却没接钱，而是在处罚单上签了自己的大名，让他们俩去找会计交钱。会计见了钟鼎文签了字的处罚单，立即收了钱，并给他们开具了财政部门监制的正规罚款收据。
拿着收据，两个人却仍站着不肯走。会计假装糊涂，说：“两位还有事吗？”吴卫东伸出一只手，可怜巴巴道：“奥迪车的钥匙，可以给了吧？”会计哦了一声，说：“你们的车在所里停了几天了？”刁大义反应快，食指一勾，说：“七天，刚好一个星期。”会计说：“我们有规定，车子在所里停一个晚上收五百元保管费，七五三千五，交钱吧。”
吴卫东和刁大义就痴了。筹措两万元罚款时，因不便说出真正用途，也不敢回家向收着存折的老婆伸手讨要，只好将不多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再东挪西借，才凑够了数。两万元交出后，现在手头已无半分半文，哪里还拿得出三千五？可不交钱又开不走奥迪，两人只得出了派出所，分头到处去找钱。
要是在平时，三千五并不是个什么大数，可是刚刚凑足了两万，把能借钱的地方都跑了一遍，现在再找人借这笔钱，却不是一句话的事了。所以两人费了不少周折，足足跑了整整两天，才勉强借了拢来。再次迈进城西派出所，会计收下三千五，同样又出具了收据，却仍不给奥迪钥匙，说还得交上一千。两人一时蒙了，说：“不是说好了三千五的么？”会计有些不耐烦了，说：“三千五是前面七天的保管费，现在又多给你们保管了两天，不是又得加一千么？这样的算术题并不难吧？你们如果读过小学就算得出来的。”
吴卫东和刁大义直恨得眼睛翻白，咬牙切齿。却还不能让牙齿弄出声音来，只得强压住怒气，空手出了派出所。
这么折腾得几趟，农业局里的干部职工见十来天奥迪车没个踪影，而董志良几个局领导这段时间又在局里呆得多，并不怎么用车，就起了疑心，东打听，西探问，慢慢就听到了什么风声。胡国干对吴卫东老安排刁大义给主要领导出车，却不安排自己，早已心怀不满，忽然见奥迪不知去向，就有了可供发挥的话柄，将手里的钥匙串当拨浪鼓摇来晃去的，故意对司机们说：“你们猜猜，奥迪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老郭已经办了退休手续，难得到局里来一回，刁大义一是要去筹钱，二是没有奥迪车开，也不好甩着手在农业局里进出，所以司机班里也就剩下胡国干小钱和杨登科三个。现在胡国干提及奥迪车的去向，杨登科不存在猜不猜一说，却说：“要我告诉你们么？”胡国干不相信杨登科猜得中，说：“你能说出在哪里，中午我请客。”
杨登科当然不会为了吃上胡国干的饭，说奥迪车在城西派出所，并且还是他开进去的，而是说：“奥迪车还在地球上。”小钱卟哧笑了，说：“这个答案我也早就猜出来了，却被杨科先说了出来。”胡国干说：“不在地球上，难道蒸发到月球上去了？”然后神秘兮兮地小声道：“奥迪车只可能在两个地方。”小钱说：“哪两个地方？”胡国干说：“一是小车修理厂。”小钱对胡国干不屑一顾了，说：“老郭办理退休手续那几天，杨科代他开了两天奥迪，被吴卫东拖进了修理厂，现在出来没几天，又进修理厂，这不太符合逻辑了吧？”
胡国干用钥匙串在小钱头上敲了一下，说：“你急什么？我还只说了一是，没说二是呢。”小钱摸摸脑袋，说：“那你就说说二是嘛。”胡国干还要故弄玄虚，说：“我不说了，你既然这么懂逻辑，你先说说奥迪会在哪里吧？”小钱迫不及待地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逻辑出来的，哥哥求你了，告诉我们吧。”
胡国干还是欲言又止的样子，逗得小钱举着拳头要揍他了，才过去关了司机班的门，回过头来一字一顿道：“派出所！”
杨登科有几分意外，不明白胡国干怎么知道奥迪会在派出所。估计他可能是瞎蒙的，说：“你怎么知道在派出所？”小钱也说：“不可能吧，刁大义把车开到派出所去干什么？”胡国干说：“奥迪车不在局里，也不可能在修理厂，那还会在哪里？无非是刁大义晚上开着奥迪出去干坏事，被警察逮住了，连人带走弄进了派出所。”
小钱挠挠脑袋，说：“这还多少有点道理。”
这天下午，关于奥迪车被警察弄进了派出所的说法就在局里传开了。大家仔细一琢磨，觉得这么多天奥迪车不见踪影，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进了派出所。为了证实这个传言，爱管闲事的人还城北城南地跑了几个派出所，果然在城西派出所大门里发现了局里的奥迪车。
这一下农业局就像一口添足了柴火的大锅，里面的沸水咕噜咕噜翻腾得格外起劲了。大家上班做事的心思也没了，都在交头接耳，议论奥迪车为什么会进了城西派出所。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认为是刁大义开着奥迪车去那些地方快活，恰好被正为办案经费发愁的公安逮个正着，刁大义一时又拿不出足额罚款，人家便扣了车。
还说刁大义一定是陪领导去的。领导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也许是小领导，也许是大领导。也许小领导大领导都在场。小领导是谁，大领导是谁，局里人嘴上没说出来，意思却是很明白的，自然是指吴卫东和董志良了。
这话一传一传，后来就传到了董志良耳朵里，他不禁拍案而起了。众所周知，董志良因为根基不浅，到农业局来明显是带有过渡性质的，政府换届时他进班子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这样的谣言，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董志良当即拿起电话，拨了吴卫东的手机，要他到局长室来说个明白。
此时吴卫东刚和刁大义到城西派出将所有的保管费都交清，坐着奥迪往农业局里赶，接到董志良的电话，吴卫东腿都软了，知道这事已经完全败露。
奥迪车开进传达室时，农业局里所有办公室的门窗都打开了，大家都想瞧瞧消失了足足十天的奥迪与十天前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奥迪与十天前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杨登科将奥迪开进城西派出所后，钟鼎文从没动用过。
奥迪停稳后，吴卫东和刁大义相继钻出了车门。两个人的头刚抬起来，就明显地感觉到无数道目光从办公楼那敞开的窗户里投射出来，芒刺般扎在他们的身上。
吴卫东麻着脊背进了办公楼，往局长室爬去。可这时董志良已改变主意，不愿理睬吴卫东了，而是给政工科蔡科长打了个电话，要他通知在家的党组成员和纪检监察等有关科室负责人参加党组扩大会议。放下电话，董志良就夹着包出了局长室，准备到专门召开党组会和局务会的一号小会议室去。吴卫东刚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说：“董局长，你找我？”董志良冷冷道：“不用了，得开党组会去了。”瞧都不瞧吴卫东一眼，下了楼。
望着董志良的背影一点一点矮下楼道，直至完全消失，吴卫东还傻傻地站在局长室门口，像刚遭了电击似的，半天动弹不得。
这天董志良临时主持召开的党组扩大会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责成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调查清楚奥迪车失踪了十天的真正原因。董志良说话的口气有些激动，敲着桌子，声明特别要弄清楚这十天里，他董志良是不是坐了奥迪车，如果坐了奥迪车，又去了些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情。如果这些没弄清，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就不要去见他董志良。
董志良说完，也不征求其他党组成员的意见，就宣布散了会。没有谁吱声，大家如丧考妣般，阴沉着脸出了会议室。
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要做的调查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他们跑到城西派出所一问，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了个一清二楚。并据此写了个情况说明，又让派出所在上面盖了章。拿着情况说明再去找董志良汇报，董志良说：“向我汇报什么？向党组汇报嘛。”当即召开党组会，听了情况汇报。党组于是责成纪检室，对吴卫东和刁大义双双做出了行政记大过的处理决定。同时撤销了吴卫东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责成刁大义交出奥迪车的钥匙。
一件在机关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公案就此了结。
单位主要领导都有这个体会，回到家里，看不到老婆，发呆；赶到单位，看不到办公室主任，发愁。因此发现吴卫东撤职后，办公室工作不能没有主任，董志良立即召开党组会，顺理成章将曾德平扶了正。
曾德平心想事成，自然不会忘记杨登科，赶紧拿过刁大义从裤腰上摘下来的奥迪车的钥匙，要交给杨登科。杨登科缩着手，说：“奥迪车今非昔比，局里人都说是嫖客车，我还是开我的面包车吧。”曾德平也就不勉强杨登科，将奥迪车锁进了车库，让杨登科开了刁大义以前开过的已搁置了好一阵的豪华型桑塔拿。
局里又渐渐恢复了平静，除吴卫东和刁大义被晾了起来，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杨登科换了台小车开，别的一如从前，局长还是局长，科长还是科长，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司机还是司机。
这天曾德平要出去办事，叫了杨登科的豪华型桑塔拿。上车后，曾德平说：“现在吴卫东和刁大义靠了边，小环境好多了。等我把办公室的事理顺了，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杨登科知道他所谓的办法是指什么，说：“无所谓，桑塔拿比那台破面包强多了。”曾德平说：“杨科你这是批评我了，我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能不管你吗？”杨登科说：“董局长多坐了两回奥迪，奥迪就成了嫖客车，现在他更加不敢配专车了。”曾德平说：“如果奥迪没成为嫖客车呢？董局长岂不是让奥迪做了自己的专车？”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的分析有几分在理，说：“你的意思是，董局长并不是真的不想配专车，他是还没选好自己中意的司机？”曾德平笑道：“杨科真是聪明人。人说妻好半年粮，领导选司机，就跟咱男人讨老婆是一个道理。”杨登科说：“把领导找司机跟男人讨老婆扯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么？”曾德平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男人讨错老婆，一辈子都会走背运，领导选错了司机，肯定是会出事的。官场上已经司空见惯，司机穿帮，然后牵出背后的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总结说是司机现象。”杨登科附和道：“董局长在专车司机问题上这么小心谨慎，久拖不断，看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在聂小菊前面提到曾德平关于领导选司机的比喻，说：“我讨老婆时，如果也像董局长选司机这么小心翼翼，恐怕现在还是人一个卵一条。”聂小菊圆睁了杏眼，骂道：“你们这些臭男人，什么时候都喜欢作贱我们女人。”杨登科说：“还没严重到这一步吧？”聂小菊说：“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潜意识里巴不得老婆像司机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登科说：“不过你放心，如果我做了领导，一辈子肯定只用一个司机。”
笑骂了一阵，言归正传，聂小菊说：“不过曾德平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谁见过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没配专车司机？别说堂堂正正的农业局，一些副处甚至科级单位一把手都配了高档专车，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那派头比中央首长还要足。我们九中就有一位老师的丈夫在市里一个什么拆迁办做主任，仅仅一个小科级，也配了专车，而且是本田的，想想堂堂正处级农业局局长都没专车，还不如一个科级拆迁办主任，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说出去恐怕谁都不相信。”
聂小菊的话使杨登科信心更足了。他也知道董志良至今没配专车司机，是对局里的几个司机没底。刁大义差不多都快成为他的专车司机了，只怪他经不住考验，出了这件公案。这也说明董志良拖着没定刁大义做自己专车司机，既是谨慎，也是有眼光的。现在刁大义这个对手已不再是对手，胡国干将红旗开进田里的壮举尽人皆知，小钱则稍稍嫩了点，如果董志良没完全打消配专车司机的念头，首选自然是他杨登科了。而且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吴卫东和刁大义的公案上，他可是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估计他也是会促成这件事，而不会过了河就把桥给拆掉的。
见杨登科闷着不吱声，聂小菊忍耐不住，说：“怎么不放屁了？”杨登科就把刚才的想法说了说。聂小菊说：“看你都想到前面去了。我也替你分析过，董局长肯定从迈进农业局那天起，就开始注意你们几个司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可能看上了刁大义，想不到那家伙自取灭亡，倒给你留下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接着两人着手研究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董志良。开始认为应该到董志良家里去拜访一次，探一探他的深浅。只是上人家的门总得找一个由头，准备些见面礼什么的。聂小菊故意逗杨登科道：“准备什么？准备个大红包？”
一听红包二字，杨登科就头皮发麻。给吴卫东和康局长送红包都送怕了，杨登科至今心有余悸。何况跟董志良打交道太少，摸不准他的脾气爱好，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杨登科于是苦着脸说：“你别出馊主意，这辈子我再不会给人去送红包了。”聂小菊乐了，说：“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送红包送出了后遗症。”
杨登科无心开玩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办什么事，比用钱开路更有效的手段确实还不是太多。”聂小菊也收住脸上的笑，说：“我看是不是先做些外围工作，比如了解一下董志良的社交圈，看看哪些人跟他交情深，然后通过这些人慢慢向董志良靠拢。这叫投石问路，步步为营，胜算会大些。”
杨登科也觉得目前大概只能这样了。目光盯着聂小菊俊俏的脸蛋，心想别看这个女人天天呆在学校里，考虑起问题来，还挺来事的。直盯得聂小菊都不好意思了，嗔道：“不认得我了？”杨登科有些情不自禁，搂过女人，在她脸上猛啄起来。
两人开始暗中全方位打探董志良，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沾亲带故或瓜牵葛连。通过内查外调，发现董志良出身寒微，是自己苦读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大学毕业后进了市委大院，在政策研究室写了多年毫无实际意义的理论文章，只长白头发不长行政级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市委分管党群的郑副书记的秘书，才解决了副科，继而又享受到了正科待遇。给领导做秘书，自然不会吃亏，郑副书记退下去前将董志良下派到了区里，先是组织部长，接着是党群副书记，三年前又做了区长。据说本来是要做区委书记的，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市国土局局长捷足先登，把区委书记的位置挪到了屁股底下，因为国土局局长曾做过现任市委张书记的秘书。做了区委书记，一般都会进市委市政府班子，而到了市里的部办委局，进步起来就困难些了。不过郑副书记在贵都市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张书记为了平衡关系，给郑副书记许过诺，董志良先到农业局过渡一下，市里换届时再作安排。
董志良这种身世的人，城里大概不会有什么亲戚，杨登科把着眼点放在了董志良工作过的单位。到区里问了问几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司机同行，没有谁弄得清楚董志良做区长时到底跟谁的私交深。还找了曾给董志良开过车的司机，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点线索。杨登科只得回头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却发现董志良在那里工作时的同事不是调离就是外放走了，有几个离退休干部，有的进了公墓，有的躺在了医院里，毫无可用价值。后来杨登科想起董志良做郑副书记秘书时，人事关系归属于市委办，自己跟里面一位姓马的科长倒是打过几回交道。可兴冲冲跑到市委办，找到马科长聊了聊，他好像跟董志良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没想到找一个跟董志良有些交情的人这么困难，杨登科不免有些泄气，差点对这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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