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作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
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
不幸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
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
自然，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队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黯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①
〔①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评出版的《民主》〕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的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②据报道，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缴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
〔②讨论这一问题的最杰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陈翰笙的近著《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一九三六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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