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
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
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
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
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
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
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
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
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
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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