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女记者走进我家的门，环顾四周说，卫慧，你的房间象一个极端个人化的梦，并且自给自足，好象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了。她用英语说这番话，我听懂了这“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指一个男人，她是一个敏感的洋女人，揭示出我身处的一种日常生活气氛，我呼吸的一种幽闭自爱的气息。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是那种天生需要爱情的柔软女人，听台湾小女生徐怀钰高唱“全世界的女生都想登上泰坦尼克号，连生命都不要”后，虽觉商业文化的浅薄，但还是很爱歌中的那份自在和勇敢。
在“象卫慧那样疯狂”中，我写到一种追随生命狂喜、对小市民作风敬而远之的边缘爱情，在“蝴蝶的尖叫”里写到象碎玻璃一样割伤人的初恋和与已婚男人的暧昧之恋，在“陌生人说话”里，我写了一种模糊的、致命的、人鬼情未了的爱情。
小说里的爱情只是小说里的，与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世上是有爱情的，至少我希望有。对于男人，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他就是可信的，反之就不可信。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聪明。头脑聪明、反对暴力、热爱女作家、干净浪漫的男人会让我注意。
对男朋友是多还是少更好这个问题，我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不回答。我有个女友专找已婚男人做情人，她快乐并痛苦着，可事实上不少男人是结了婚以后才被调教得魅力十足、体贴温柔。
爱情与写作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我觉得男人与写作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有一个心爱男人，就算我要放弃写作，他可能也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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