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在街边的大酒楼附设的面包房买了一袋叉烧面包，边吃边在便道上溜达，不时睃两眼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
昏暗的天色下酒楼饭店灯火通明，一辆辆小汽车驶来，车上走下一对对盛装赴宴的男女；商店一间间白晃晃，人如潮涌，商品颜色缤纷斑驳一片，排列有致，可以分辨出服装店和百货店以及电器行的不同；远处高大的城楼垛口和更远处广场尽头的宫殿群的重重屋顶黑鸦鸦叠成一大片，轮廓浮凸，形状依稀；路灯透过松枝散出淡黄的光晕，把一条条走向不同的马路在暮色中显现出来成队的自行车奔驰期间。便道上人来人往不时遮住我的视线，但我还是及时发发现那个向公共汽车站娉婷走来的女人。
我斜穿人群向她走去，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昏暗的路灯下，她的脸显得很光洁，一双大眼睛奕奕有神，毛领白皮大衣、褐色长统靴光泽熠熠，招来路人不少目光。有些女孩子甚至走过去还扭回头看。
她在公共汽车站牌不停住，脸朝着公共汽车来的方向站着，束腰系带的白皮衣显出她身段的婀娜。我紧着她和她并肩站着，微笑地说：
“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她猛地回头，带着警觉的神情，接着松弛下来笑了，露出一嘴歪斜的牙齿和钢丝牙套。
“你好，乔乔。”
“你怎么在这儿？”乔乔往我身后看。“大冷天闲狂还是等人？”
“等你。”一辆公共汽车进站，我拉着乔乔的胳膊往后退。
“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就在这儿说吧。”乔乔乞求地望着我。“我还急着回家。”
“还是找个地方吧。”我拉着乔乔往身后一个酒楼的快餐厅里走。“咱们就上那儿说。
这事挺罗嗦，一句两句还说不清。“
我们进了快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我问乔乔：“吃点什么”
乔乔愁眉苦脸地说：“什么也不想吃。”
“那就来两杯橙汁。”我去柜台端子两杯橙汁放在桌上，在乔乔对面坐下，看着她。
“求你了。”我们俩一齐说。
稍停，我们俩又一齐说：“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乔乔头一扭：“真可笑，你先说吧。”
“你不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事？”
“不知道。”乔乔没好气地说，“我知道的事全告诉过你了，真不知道你还想问什么。”她伏身注视我。“咱们别来警察审案子那一套好不好，有什么话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
“好吧，直说就直说。”我坐正姿势。“我想知道刘炎的情况。”
我盯着乔乔，乔乔也看着我，她垂下眼皮，端起橙汁喝了一口：“我说过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撑着桌子挪开身子，叹道：“你看，是你不说实话吧。”
乔乔沉默不响。
“何必呢？”我说，“别人都告诉我了，你认识她还跟她很熟，瞒着不说有什么意思？
难道，咱们就这么耗下去？“
“许逊说的？”
“对，”我眨眨眼。“还有高晋。”
“乔乔端起橙汁又喝了一口：”不让我说，他们倒给说了。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他们没细说，光说让我来找你，说你都清楚。”
“他们总是把难题推给我，自己当好人。”
“我怎么不知道你那个外号，你没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要把难听的外号告诉你？再多一个这么叫我的？”
“有，”乔乔撇了撇嘴。“背极狐狸。起这种外号的人真是缺德。”
“她现在在哪儿？”我看了看以手已经很长的指甲。“北极狐狸。”
“我真不知道你老要打听她干吗？”乔乔直着脖子瞪着我低声嚷，“你真以为找着她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告诉你，你倒霉就倒霉在那把刀上，那把所谓包银的刀上化验出了人血，和高洋的血型一样。你就是找着刘炎也摆脱不了干系。刀是铁证，可笑的是你还居然说刀是高洋给你的。骗得了谁？”
“她就是高洋给的我。”
“嘁，”乔乔不屑地一摆手。“随你怎么说吧，你跟警察解释去。他们信就行。”
“刀不是高洋给的我——是我硬跟他要的。”
“别找刘炎了。”乔乔坐正瞧着我。“别找了，刘炎对你没用。你那七天不是和她在一起，你在瞎费工夫。你要证明你那七天的去向，应该多从其它方面其它人身上想想。”
“你亲眼看见我从高洋手里要走那把刀，当时你也在场。”
“这就是说，”乔乔看着我叹口气。“你非要我作证人，证明你从南方回来后又见过高洋？我们一直保你，说你在广州就和高洋分手了第一个走的，为这我甚至把然昆明遇见高洋的时间提前到广州分手后，以便使你找到充分证据证明你当时在北京。你知道我担了多大风险么？为了保你，我把高洋的死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既然你不领情，非要往自己头上揽这件事，我也可以实话实说。对，我们都可以证明你在北京又见着了高洋，而且在我们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那把高洋买来当作工艺品后来成了凶器的刀被你据为己有。之后，高洋走了，你也有七天不知动向。这期间，只有我在昆明见了一次高洋，当时和他同住的人在旅馆登记簿上使用的是你的名字。再之后，你重新出现在北京，高洋则音讯全无，十年后他被发现死在云南的大山里被他送你的刀砍死。这都对了吧？这么说使你满意了吧？这就是你希望知道的事情真相。”
“我很满意，尽管换了一种说法，我的嫌疑也没大到哪儿去，我仍然可以说我那七天是和刘剡在一起。”
“你没有和刘炎在一起，这我比你清楚，因为那段时间刘炎是和我在一起，我们去了昆明。”
“你们去昆明干吗？”
“我们走赴约。”乔乔望着我。“刘炎去找她的男友，她非常焦急地想得到他的消息，他们失去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最后分手时曾约好在昆明会面，但届时她的男友没有来。
她认为他一定是了什么事，而我们心里很清楚，他一定是不辞而别了。这种事很普通很正常只是往往很难让当事人立即接受。“
“她的男友去哪儿啦？为什么她认为会出事？难道那是一次危险之行”？
“不知道，她没跟我说。我想一个人出门久久不归谁都会想到危险，认为他出了事，特别是女人；就是丈夫去上班晚回来一点也会引起担心，车祸啦，不正经的女人啦，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永远存在的威胁。
“那么你是认为她的男友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走了？”
“我不知道，我无法断言。”
“她男友是谁？”我问，“我们中的一个么”
“我认识，你也认识。”
“她没有找着她的男友对吗在昆明？”
“没有。”
“她的男友躲着不见她。”
“你可以那么说。”乔乔看看我。“也可以说她男友不光是不想见她，谁都不想见。”
“她的男友真是个狠心人。”我笑，往喝空的橙汁纸杯里弹弹已经燃得垂下来的烟灰。
“后来她找不着就不再找了？”
“我想她一直在找。”乔乔说，“她病了，她想知道那个男的不想再见她，但她仍想和他见一面。她一直在不停地给那个男的打电话，但那个男的已经把她忘了，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拿起电话胡乱答应一通，让她一次又一次地等，可他一次也没来过。”
“他们当年很好是吗？”
“用‘好’形容他们的关系不贴切，他们既缠绵又疯狂，当年看见他们的人无不感到惊心动魄。他们就象锈在一起的螺钉螺母互相咬着劲……”
“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我指使他们脱钩的第一道裂缝。”
“很家常，那里的又看上了另一个女的。你见过哪一个男的是知道餍足的？”
“她得的是什么病？你说她得了病？”
“红斑狼疮——她一直在打电话，直到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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