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统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工人的结社权并提高工资，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强化孙中山模仿苏联创建的党国体制，大批屠杀对自
身统治和党国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七十九％，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无论正统理论如何说，现实的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覆验证的成功策略：组成一个武装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小农的政治影响则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这样一个阶级显然不能代表未来。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他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强调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及其作用，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把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再三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体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
上述凸显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要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并实现工业化。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关系到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造反者则可以杀鸡取蛋──壮大自身同时又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因此，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到台湾后发动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这种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一八四○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有选择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前无古人的坚韧勇敢。
二、新民主主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官办，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家天下”被替换了，儒家官僚的儒家被替换了，官营企业的官营二字也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替换了，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其他因素则无实质性变化。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难以稳定存在，因为它多变的领导集团与多变的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领导集团稍微左一点，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腐败堕落的老路。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局面，党国体制不得不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政治要求。
三、社会主义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业帝国的废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工业化的平等社会。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集权制度在更加集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国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
在国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二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一九．五二％，一九七八年，这个比重上升为四九．四○％，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中国共产党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国营工商业体系延续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企业管理官员和工人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怠工的后果无须自己承担，可以转嫁给全社会。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探索。
最初的探索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压制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包干到户。当这一切都被批判后，剩下的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严重短缺。
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里，农民对自留地的热情属于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体制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团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领导集团顺应上述压力向传统的管理方式复归的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领导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在这种制衡机制中，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项苛刻条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个人专断的汇合点。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体制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历代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经常造成的问题。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加速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
大跃进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两三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干部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随着各自损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毛泽东的去世削弱了对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旧的权利边界有了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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