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伤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说家刚一开口说出头几句话，全场就肃然无声了。整个大厅的人全都盯着他。他一开始就说得异常直率而随便，口气很自信，但却没有一点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辩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感情洋溢的语句。他就象在一小群抱着同情态度的熟朋友中间讲话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悦耳，他的声音里就仿佛带着一种诚恳、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位演说家是善于突然之间变得十分慷慨激昂起来，并且“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打动人们的心弦”的。他的语言也许不象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那样合乎规则，但是他不用长句子，却表达得更为准确。只有一件事情是太太们不喜欢的：他似乎一直弯着腰，尤其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更是这样，并不是在鞠躬，却好象是竭力向前冲着身子想要朝听众扑过去似的，而且几乎就象把他那长长的脊背的一半弯了下来，在他的细长的腰上安装了一个铰链，使它简直差不多可以弯成九十度的直角。他开始说得仿佛有点散，似乎不大有系统，分别一件件地就事论事，但最后却联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以分成两部：前半部是对于公诉的批评和辩驳，有时带着恶毒和嘲弄的口气。讲到后半部，他仿佛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连说话方式也变了，一下子变得慷慨激昂。会场的听众似乎正等候着这个，高兴得战栗起来。他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正题，起头先说他虽在彼得堡履行律师职务，但到俄国各城市为被告辩护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辩护的总是那种他自己深信他们无罪，或预感到他们是无罪的人。“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解释说。“从读最初报上的通讯，我就异常吃惊地觉察到了一点对被告有利的情况。简单地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种法律事实，这样的事实在司法的实例中虽然累见不鲜，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象在本案中那样完整而且富有特色。这事实我本来应该等我快要说完话的时候，在结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现在我却想一开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开门见山，不想故弄玄虚，拖延不说，以求制造效果和惊人的印象。这在我来说也许是缺乏计算，但也恰恰说明，这是诚恳的。我的想法、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尽管大量事实的总和确实于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单独地加以分析，却没有一桩事实可以经得住批评！我越往下注意报纸的记载和各项传闻，就对于我的意见越加确信。这时，我忽然从被告的亲属方面接到了替他辩护的邀请。我连忙立即赶到了这里，而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更加完全地确信了。我现在承担为这个案件辩护，就是为了要击破这个可怕的事实的总和，证明据以指控的每个单独的事实是多么没有根据，而且荒诞不经。”
律师这样开了个头，然后突然宣布道：
“诸位陪审员，我在这里是新来的人。我获得一切印象都丝毫不带成见。性格暴躁、放浪不羁的被告并没有在事前冒犯过我，象他也许曾经冒犯过成百个住在本城的人那样，——就为了这个原因有许多人预先对他怀有成见。自然我也承认，此地社会上激起了道德义愤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被告生性确实暴躁而又放浪。但尽管如此，此地的社会却仍旧接待他，甚至在才干卓越的公诉人的家里，他也受到了优渥的招待。（Notabene①：他说出这句话来时，听众中发出了两三声笑声，虽然连忙收住，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检察官接待米卡并不是出于自愿，完全是因为检察官太太不知为什么把他当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极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发幻想，性格执拗，喜欢在某种情况下，特别在琐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对。不过米卡并不常到他们家里去。）但话虽如此，”律师继续讲下去，“我敢斗胆地说，即使象我的对手那样具有独立头脑和正直性格的人，也会对我的不幸的委托人抱有一些错误的成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按这个不幸的人所作所为，人家即使对他抱成见也是太罪有应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审美感，有时是残酷地渴望报复的。自然，在检察官的才气横溢的演词里，对于被告的性格和行为有严格的分析，对于案件也抱着严格的、批判的态度，而主要的是在说明案件要点时表现了难得的心理深度，一个人如果对于被告的态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恶毒的成见，是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东西是会比最恶意、最抱有成见的态度还要更加糟糕、更加坏事的。比方说，如果我们醉心于某种所谓艺术游戏，产生了诸如编写小说之类艺术创作的兴趣，尤其是在上帝赋与我们丰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时候。我在彼得堡临动身到这里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没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这里将遇到一位堪称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学家的对手，这位对手其他的这种特长，早已在我们年轻的法律界里博得了一种特别的声誉。可是诸位，心理学虽然是很深刻的东西，却到底象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听众里发出了笑声）。啊，当然啦，你们是会原谅我作这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辩的能手。但我可以从检察官的演说里，随便引用一段作为例子。被告深夜在园中跳墙潜逃，用铜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然后又立刻跳回园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钟，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检察官怎么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话是实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来看格里戈里是出于怜悯。‘不，在这种时刻，还会有这样多情善感的心理么。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来，就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还活着，还是已被杀死。他这种行动恰巧可以证明，他确已犯下了罪行，因为决不会为了别的理由、别的动机或情感而再跳进花园里去的。’这就是心理学。但如果我们就把这同样的心理学拿来，应用到案件上去，只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结果也同样是言之成理的。凶手跳下墙来，是出于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证人是否还活着，而同时根据检察官自己的证明，凶手却竟把一个极大的物证遗留在被他杀死的父亲的书房里，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面注明内有三千卢布。‘只要把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里面还有钱，那笔钱一定是被告劫走的。’这是检察官自己的话。现在瞧吧，一个人对于一桩事情毫无戒备，又慌张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证遗留在地板上，而过了两分钟，打死了另一个人以后，却正如我们心愿似的，立刻产生了全无心肝、极有计算的戒备心。可是管它哩，心理学的奥妙处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势下，我象高加索的兀鹰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剑，而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却又麻木不仁，胆小如鼠。但既然我这样杀人不眨眼，既残忍又精明，杀人以后，还要跳下来，看证人活着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我的新的牺牲品旁边忙碌五分钟之久，何况还冒着可能会引出新证人来的危险呢？为什么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的人头上的血，弄污手帕，以后使它成为不利于我的有力证据呢？不，既然我具有这样的计算心和硬心肠，那么跳下来以后，何不干脆就用原来的铜杵，一连再朝仆人的头上狠砸它几下，索性把他完全杀死，以便消灭证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说，要说我跳下来，是为了查明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为什么同时又在小径上遗留下另一个证人，就是那根铜杵？要知道，这是我从两个女人那里抢来的，以后她们两人永远会辨认出这铜杵是自己的东西，并且可以证明是我从她们那里抢来的。而且我还并不是把铜杵遗失在路旁，由于心慌意乱而无心掉在那里的。不，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为它被发现时，是在离格里戈里被打倒处的十五步以外。试问：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杀了一个人，杀了老仆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恼中，怀着诅咒把作为杀人武器的铜杵扔掉，只能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把它那么使劲扔出去呢？但既然会因为杀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怜悯，那么自然我并不曾杀死父亲。因为如果已杀了父亲，就决不会由于怜悯的心情而跳到另一个被打倒的人身旁去，那时便会有另一种情感，那时就会顾不得怜悯，只顾到自救，那是毫无疑义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说一句，我一定会完全砸破他的脑袋，而不会去在他身上花费五分钟之久。所以能有怜悯和善良情感容身的余地，就因为他本来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这又是另一种心理学。诸位陪审员，我自己现在故意也来援用心理学，就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从这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结论来的。问题全在于它落在什么人手里。心理学甚至可以诱使最严肃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会完全身不由己。我说的是过分迷恋心理学，诸位陪审员，我说的是对于心理学的某种滥用。”
这时观众里又传出赞成的笑声，全是针对检察官而发的。我不打算详尽引述这位律师的全部演说，只想择出其中主要的几段，几个最主要的论点来说一说——
注：①拉丁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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