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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中篇小说四篇

菲利克斯·克鲁尔

作者:托马斯·曼

  当我提起笔打算工作的时候,我正处于极其悠闲、完全隐居的状态,身体状况也非常好,只是感到非常疲倦,以致于无法一口气完成手中的工作,只能分成几个小阶段来做,而且要经常停下来休息一下。

  在我提笔用练就的一手整洁、娟秀的字体把我的自白写到坚韧的纸张上时,我承认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手头的这项任务曾经有过顾虑,尽管这个顾虑飞纵即逝。我问自己,我以前不是曾经接受过这项智力事业的培训吗?不过,由于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完全来自我个人特殊的经历、失误和激情,因此,这些素材应该都在我的掌握之内,唯一让我担忧的只是我是否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和表达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些能力主要不是通过正规学习课程所能获得的,更多来自年轻时天赋的才能和良好的家庭氛围。而我恰恰拥有这些条件,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尽管有点放纵但却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中,我的姐姐奥林匹娅和我都曾从来自沃韦的弗兰琳小姐长达数月的监护和教育中获益——尽管由于我的父亲,她与我的母亲之间产生了敌意,因此不得不离开我家。我的教父麦高特森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小城镇中的人都称他为教授,尽管大家只是出于礼貌而不是什么机构正式授予了他这个令人羡慕的称号。我和教父关系亲密,几乎天天接触。我的父亲尽管身材臃肿,但却极富个人魅力,讲话时思路清晰,分寸把握得当。我的家族中从祖母那里继承了法国的血统,我的父亲就是在法国度过了青年时期——他总是习惯说自己对巴黎了如指掌。他的法语发音非常出众,喜欢在讲话时插入“c’estca”“épatant”“parfaitement”“àmongout”等等这样一些字眼;

  直到生命结束之日,他仍然深受女性的喜爱。当然,我把这些内容放在序言里,多少有点有悖于故事的正常顺序,可以说是后话先提。至于我自己,我拥有掌握美好形式的天赋,正是依靠这种天赋,我度过整个虚伪欺诈的一生,这一点儿会在我的故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因此,我想,在这一点儿上,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它应用于我的写作工作中。我下定决心将这项至上公正的事业付诸实践,不论人们指责我虚荣心盛还是我厚颜无耻——因为如果这些自白不是完全真实的,那还能有什么道德价值或者意义呢?

  我在莱茵河边长大成人。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个天堂,不论气候条件还是土壤的自然条件,都温和适中,没有严寒酷暑,没有高山丘陵,地势平缓。这里城市和村镇星罗棋布,当地居民过着舒适快乐的生活。事实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好、最讨人喜欢的地方之一。这里,莱茵河谷的群山阻挡了凛冽的寒风,阳光温暖地洒在地势平缓的土地上,一些繁荣的村镇坐落其中。这些城镇闻名遐迩,听到它们的名字,酒徒们就会心花怒放,经常光顾这里。如劳恩塔尔、约翰内斯贝格、吕德斯海姆。这里,也有座令人敬仰的小城,四十年前,我就在这里来到了人世。

  它坐落于莱茵河在美因茨市拐弯处的西岸,这里有四千左右的居民,以产酒而闻名,还是在莱茵河上川流不息往返行驶的汽船的主要码头之一。

  这里就在颇受欢迎的美因茨市附近,到那些上流社会经常光顾的汤那斯温泉浴场也不远,如威斯巴登、霍姆堡、朗根施瓦勒巴赫、施朗根巴德。

  到施朗根巴德,乘窄轨火车只需半个小时。在气候适宜的季节里,我的父母、姐姐奥林匹娅和我会到这里游览,有时乘船,有时乘马车或火车,这在当时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啊!我们也到其他各个地方游览,因为大自然美丽无限,人类的聪明智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成果,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吸引着我们前往。现在,父亲的形象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穿着一套舒适的夏装,拿着一些支票,像往常一样和我们坐在某家饭馆花园的凉亭里,心情舒畅地同我们一起品尝大虾、喝着金黄的葡萄酒。他坐得离桌子稍远点儿,因为他的肚子不允许他同桌子靠得很近。我的教父席麦高特森经常同我们一同前往,透过他那圆形的大眼镜观察着风土人情,把大大小小的事物收集在他那艺术家的灵魂里。

  我可怜的父亲是英格贝特·克鲁尔厂的老板,该厂生产的“罗莱特酿”葡萄酒已不复存在了。当年,工厂的酒窖坐落在莱茵河岸边,距码头不远。少年时,我经常去地窖里玩耍,或者沿着高大架子间纵横交错的小石路散步,看着两边一排排倾斜的酒瓶,浮想联翩。“你们躺在那里,”我暗自想着——当然,当时我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用十分贴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躺在地下朦胧的微光中,在你们的里面,涌着泡沫的、金黄色的液汁正在悄悄地净化、醇化,它将使那么多人的眼睛闪闪发光,使那么多心灵因不断涌动的激情而充满活力!现在,你们的外表看上去平凡无比,算不了什么,但有朝一日,你们会见到天日,被装饰得光彩夺目,送到各个家庭的筵席、婚礼和各种庆祝的场合上,你们的软木塞将随着瓶盖打开时的一声巨响冲上屋顶,将快乐、轻松和希望撒播在人们心灵之中。”当时,这个男孩想要表达的想法基本是这些;至少有一点儿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英厄堡贝特·克鲁尔工厂特别重视酒瓶的外观装潢,即最后一道工序,用行话说就是“发式”。压入瓶口的软木塞用银丝和金色带子缠上,封上紫色的蜡,是的,事实上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圆章,就像在文件上看到的圆章一样。瓶颈用锡箔纸包了起来,瓶肚上贴着印着金黄色花边的闪闪发光的标签,这个标签是我的教父麦高特森设计的,上面印着几个证章和星星、我父亲的名字以及镀金的商标:“罗莱特酿”。上面还有一个挂着亮晶晶小东西和项链的女人,双腿交叉,坐在一块岩石上,正在挽起柔顺的头发。不过,不幸的是,酒的品质与这种耀眼的外表装璜并不完全相符。“克鲁尔,”我曾经听教父麦高特森说过,“我对您本人非常尊重,但是警察真应该来查禁您的酒。一周前,我愚蠢地喝了半瓶酒,我的身体到今天还没有从这种刺激中恢复过来。您到底往酒里兑了些什么东西——石油还是杂醇油?总之,可以说是毒药。你卖的时候可要当心啊!”我那可怜的父亲性格温和,受不了严辞厉语的刺激,听到这话非常尴尬。“您开玩笑了,麦高特森,”他一边习惯地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肚皮,一边回答道,“但是人们对本地的产品有偏见,我不得不压低价钱,让公众们相信我提供的产品与价钱相符。总之,竞争太激烈了,如果不这样,我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我可怜的父亲。

  我家的别墅是一座迷人的小建筑,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从那里可以鸟瞰莱茵河的风光。前面的花园沿坡向下延伸着,装饰着很多陶器饰品:小矮人、菌类以及各种姿态的惟妙惟肖的动物;一个装置在台座上的反光的玻璃球,将经过的人的脸照得变了形,显得十分怪异;此外,还有一个风鸣琴、几个洞穴和一个喷泉,喷雾在空中形成多姿多彩的图案,银鱼在下面的池中游来荡去。至于室内的装饰,是根据我父亲的爱好设计的,他最喜欢既舒适又美观的东西。舒适的角落里可以邀请人坐下;一个角落里放着一辆真正的纺车,到处都摆设着无数的小东西和小玩意儿。在橱柜里和天鹅绒的小桌上,陈列着很多贝壳、玻璃盒和嗅盐瓶等。

  在沙发和可躺下的长沙发上,堆着大堆丝绸外罩的绒毛靠垫,因为我的父亲喜欢躺在软东西上。窗帘的支架是用戟做的;门上悬挂着门帘,是一些用小管子和五彩缤纷的珠子穿成的线条做成的,看上去像是一面坚固的墙,但你不用抬手就可以穿过去,当它们在你身后落下去时,会发出轻轻的碰撞声。在通风设备的上面是一个精制的装置,当门打开或关上时,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声,奏出《酒·女人·歌曲》这首歌的第一节音乐。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在五月一个下着温和小雨的星期天,我睁开眼睛,来到了人世。从现在起,我打算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记叙,不再采用倒叙的手法。如果传说是真的话,我的降生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困难万分,如果没有得到我们当时的家庭医生梅库姆的帮助,估计无法熬过去。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如果可以把那个早期的、陌生的生命称为“我”的话——在临盆时极为怠惰,对母亲的努力丝毫没有给予协助,对来到这个我后来如此酷爱的世界,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热情。

  尽管如此,我仍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婴儿,在奶妈充足的奶水哺乳下,茁壮成长,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鼓起了对于未来最美好的希望。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将这种最成熟的反应与不愿意离开黑暗的母亲来到光明的世界上的情绪,同我一生都嗜睡的卓越才能和热情联系起来。他们告诉我,我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爱哭,也不给人找麻烦,总是处于睡眠或打盹的状态,看护我的人都感到非常舒适、轻松。后来,不管我多么热爱这个世界,以各种身份与人们交往,混杂其中,并费尽心力让他们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在夜间睡觉时,我总要到自己的家里。即便身体不感到疲倦,我也能轻松快乐地入睡,忘记一切甚至连梦都不做。经过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酣睡后,我会感到精神更加振作、心情更加舒畅,比醒着时取得的所有成功带来的满足感都令更我心旷神怡。我的嗜睡同那种激励着我去生活和追求爱的强烈欲望存在矛盾吗?关于这一点儿,以后我在适当地方还会提到。我已经说过,对于这件事情,我反复思考过,而且不止一次地清楚地感觉到,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隐蔽地联系在一起,协调一致。事实是,现在,当我上了年纪,感到年迈体衰和精疲力竭时,我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同人类社会交往的迫切冲动了,只是想在完全隐退的状态中了却残生,只有到此时,我的睡眠能力才遭到了削弱,我对睡眠产生了陌生感,睡的时间也变短了,而且睡得很轻,一有动静就醒。然而,在此之前,即便我在牢房里时——在那里我有的是睡觉的机会——我比在最奢华旅馆的柔软的床上睡得还香甜。不过,我又犯了倒叙的老毛病。

  我经常听父母说,我是一个星期日之子。尽管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迷信思想,但是我还是认为,事实上,我受洗时取的名字菲利克斯(我是随我的教父麦高特森的名字这样叫的)和我优美的体态及幸福康乐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的确,我一直相信我是菲利克斯,是上帝的宠儿,此后所发生的事件大体上坚定了我的这种信念,确实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它成为了我一生的独特之处,不论什么不平和苦难降临在我的头上,看上去都像与自然秩序相违背,好像与生俱来的快乐会穿过乌云,继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刚才的话离题了,说得有点抽象,之后,我会再次返回来,大体勾勒一下我在少年时早期的情形。

  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这种想象能力给家里人增添许多乐趣。

  我仍然记得,常常有人给我说,当我穿上衣服,装扮成皇帝时,我会多么快乐。这种游戏,我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坐在一辆推车里,我的保姆推着我在花园里或者房子的一层四处游玩。我会尽力把嘴巴向下撇,以致上唇不成比例地被拉长,慢慢地眨巴着眼睛,直到因压力和力量,眼睛变红,并泪水盈眶。我会克服掉年龄和尊严的重担,静静地坐在小车里,我的女仆必须向每一个经过的人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们不配合我的古怪念头,我便会受到深深的伤害。“我正陪着皇帝散步。”

  她一边将手放在太阳穴上,用不正规的姿势敬礼,一边说,于是每个人都向我表示敬意。我那爱开玩笑的教父麦高特森每次都会想方设法迎合我。“看啊,他来了,白发苍苍的老英雄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深深地鞠一个躬。接着,他便假装成平民百姓,站在我要走的路旁,在空中摇晃着帽子、手杖甚至眼镜,嘴里高呼着:“好啊,好啊!”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我则由于情绪过分激动,眼泪不由自主沿着拉长的脸往下流淌。

  这种游戏,我一直做到后来的童年时期,当我不敢期待成年人协助我的时候。然而,我并不怀念他们来合作,相反,当我能够不用沟通,就可以自由运用想象力时,我感到十分高兴。比如,一天早晨醒来,我满脑子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王子,一个名叫卡尔的十八岁的王子。一整天,我都持续着这种幻想,因为这样的游戏有一个难以估量的优越性:任何时候,即使在学校里无法忍受的上课期间,游戏都不需要中断。我会进入一种和蔼可亲的超然状态,同我的管家或副官进行栩栩如生的想象中的对话。我内心拥有的这种赋予自己优越感的奥秘给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骄傲和快乐。想象力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天赋!它能够带给人们多么微妙的满足感啊!在我看来,我认识的那些忽视我拥有的这种无价的优势的男孩是多么无趣,多么愚蠢啊!他们无法进入这种我不费吹灰之力、不必采取任何外在动作,只需运用一下自己的简单意志力就可以得到快乐的王国。他们都是些非常简单的家伙,头发粗糙,双手红肿,事实上,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王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别人也会觉得他们看上去非常愚蠢可笑。然而,我却长着一头丝绸一样松软的头发,颜色金黄,这在别的男孩中几乎看不到,而且我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同黄褐色的皮肤形成了迷人的对比,因此,我的皮肤处于金黄色和褐色之间,很难确定到底是哪种颜色,可以说两种颜色都有。我有一双漂亮的手,这一点儿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双手修长,但并不是很窄,从来不出汗,干燥但又温润,十分柔软舒适;手指甲的形状很好看。我的嗓子在变音之前就很迷人,令人十分愉悦。当我独自一个人时,我最喜欢同我的那个无形的管家进行长时间的、似是而非的、毫无意义的谈话,来欣赏自己的声音,同时还要伴着一些夸张的姿势和态度。这些就是我个人身体上拥有的一些优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无法衡量、即便具有很高文学能力的人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东西,只能通过其产生的效果进行断定。不管怎么说,长久以来,我无法掩盖这个事实,比起我的同学来,我是用更高级的材料制成的,而且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感到是什么羞耻的事儿。我根本不在意别人说我自负,我不是傻子或者伪君子,非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总是根据事实,再次重复一遍,我是用更高级的材料制成的。

  我是独自一人成长起来的,因为我的姐姐奥林匹娅比我大好几岁。

  我总是喜欢从事一些奇怪的精神想象来消磨时光,这一点儿,我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意志力这种神秘的力量,并在自己身上实践它能够在多大领域和范围上超越人类的能力。大家都知道,控制人眼睛的瞳孔的肌肉根据所接受的光线强弱进行无意识的运动,而我却决定检查一下我们的意志力能否控制这种反应。我站在镜子前,排除杂念,集中注意力,努力地放大或收缩瞳孔。就像我期望的那样,这些坚持不懈的训练确实取得了成效。开始训练时,我满头大汗,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可是瞳孔只是没有规律地闪烁和动了几下。

  但通过练习,我确实获得了成功,可以使瞳孔缩到最小点,然后再放大成黑色的大圆圈。这一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同时也对神秘的人体产生了可怕的战栗感和恐惧感。

  当时,我也经常进行自我反省,直到今天,这种自省对我还没有全部丧失吸引力。我经常问我自己:“把世界看得渺小好,还是看得伟大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我认为,那些竭力凌驾于人们头上的大人物,如统帅、政治家、征服者和领导者,必然是一些把世界看得像棋盘一样微不足道的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冷酷无情地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全然不顾人们的幸福和安危。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样一种把世界看小的态度很容易使他们一事无成,因为如果你轻视或不尊重世界和人类或者看破了红尘,那么一定很容易陷入冷漠无情和好逸恶劳的懒散状态,宁愿轻蔑地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而不愿去对人们施加你可以施加的任何影响。除此之外,你对人类的懒散的超然态度肯定会触怒世人和这个世界,从而切断自己通往成功的道路。接着我就会质疑,那么把世界和人看成是某种伟大的、美好的、重要的东西,值得为它努力奋斗,从而获得威望和好名声作为奖赏,这样会更好吗?”然而,这种观点是多么容易让自己陷入自我诽谤和丧失自信的境地啊!这样的话,这个浮躁的世界就会把你当成笨蛋一样舍你而去,转而寻找更自信的热爱世界的人!尽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一种真诚的轻信和天真烂漫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你敬重某些人,他们必然会满足于此,并提携你。如果你致力于加深这种印象,就使你的思想作风充满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你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并推动你不断前进,取得成功。我就是这样思索着、权衡着利弊。不过,我的本性还是让我选择第二种,即把世界看成是伟大的、显赫的现象,它能够给人们提供珍贵的满足感,使我感到为此付出任何巨大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这样一些想法当然使我从内心感到自己不同于我的同学和伙伴,他们通常在一些更为平常和传统的游戏和玩乐中消磨时光。但还有一个事实,这些男孩的父母多是公务员和葡萄园主,教育他们不要和我的圈子接触。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邀请其中的一个男孩到家里玩,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家人禁止他和我玩,因为我的家庭不值得尊重。这次经历不仅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而且让我特别渴望同他们保持往来,虽然我对这种往来并不是很感兴趣。不过,毫无疑问,当时大家对我家及发生的事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那位从沃韦来的弗兰琳小姐的存在给我们的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干扰。我可怜的父亲被这位女孩冲昏了头脑,追求过她,看上去也达到了预期目的,于是他与母亲之间产生了矛盾,他前往美因茨住了几周,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单身生活,以恢复往常的平静和安宁。我深信,我的母亲如此不通情理地对待我那可怜的父亲是错误的。

  我的母亲缺乏精明的头脑,而且她人性的弱点比我的父亲还明显。我的姐姐奥林匹娅是一个丰满而又耽于声色的女人,后来她走上了舞台,取得了一些小成功。当时,她对父亲也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他们之间是不同的,我的母亲和姐姐只知道浑浑噩噩地寻欢作乐,而我的父亲始终保持着某种安逸和优雅。她们母女之间亲密无间,关系好得出奇——我记得,曾经有一次看到母亲用一根皮尺在给女儿量大腿的粗细,这件事让我想了几个小时。另一次,当时我的年纪对这样一些事尽管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还是有些直觉的理解,我偷偷地看到她们和一个来我家干活的年轻油漆帮工调情。那个小伙子穿着白色工作服、长着一对黑眼珠。

  她们用他自己的刷子给他漆上了绿胡子,最后把这个年轻人给惹烦了,追赶着她们,把这两个尖声嘶叫着的女人一直赶到了阁楼的楼梯。

  由于我的父母两人彼此厌烦,无话可谈,为了调剂生活,他们经常从美因茨和威斯巴登邀请一些客人来访,这时我家里就会充满快乐的气氛。经常来参加聚会的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男演员和女演员,年轻商人,一位病恹恹的陆军少尉——他后来还向我姐姐求过婚,一位犹太银行家及其夫人——这位夫人穿着一件装饰着黑玉的长衫,魅力四射,十分出众,一位新闻记者——穿着天鹅绒马甲,长发盖住额头,每次都带一个新的妻子来。人们一般七点钟过来吃晚饭,紧接着是宴会、跳舞、钢琴演奏,欢笑声和尖叫声彻夜不停。尤其是在狂欢节和采葡萄季节,这种快乐的情绪会达到高潮。我的父亲在这类事情上非常聪明,总会在花园里点放一些绚丽多彩的烟火;所有的人都戴上假面具,陶瓷小人笼罩在神奇的光芒中。所有的约束都被抛掉了。那时,我在小城里的高中读书。

  当我第二天早晨七点或七点半洗过脸来到餐厅吃饭时,我发现客人们仍然在喝着晚餐后的咖啡,他们一个个衣衫不整,面带菜色,无精打采,在阳光下不停地眨着眼睛。看到我,就叫喊着让我加入他们中间。

  在我仍然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和姐姐奥林匹娅被允许参加这样的盛宴。即便没有客人时,我家饭菜也很丰盛,父亲每顿都要喝掺苏打水的香槟酒。而每逢宴请,更是会准备无数道菜,一位来自威斯巴登的厨师长在我家的厨师的协助下精心制作各种菜点:包括最诱人的一系列甜点、开胃菜和冷饮。“罗莱特酿”葡萄酒被源源不断地送上来,除此之外还提供许多好的葡萄酒。我尤其喜欢“伯恩卡斯特医生”葡萄酒。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还接触了其他一些最有名的酒,学会了老练地叫诸如“玛格名牌葡萄酒”“穆同罗特希尔德顶级葡萄酒”两种非常好喝的酒。

  我非常喜欢回忆父亲当时在餐桌上主持宴席的神态:他留着一小撮花白的胡子,身上穿一件白绸子的马甲。他的声音微弱,有时会自觉地垂下目光,盯着盘子。然而,从他的眼睛及闪着红光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快乐。“C'estépatant,”他会说,“Parfaitement.”——手指向后弯曲,做着各种餐桌上的文雅动作。我的母亲和姐姐只知道浑浑噩噩地塞饱肚皮,偶尔在两道菜间用扇子掩饰着脸,同邻座交谈几句。

  饭后,煤气灯上开始烟雾缭绕,人们开始跳舞和玩游戏,输者挨罚。

  到了深夜,我就被打发去上床睡觉,但是在这喧闹声中,我根本无法入睡,只好再起床,披上红毛毯作掩饰,在女人们的一片喝彩声中又来到客人们中间。各种点心,如葡萄酒果子冻、柠檬水、潘趣酒、鲱鱼沙拉等被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来,直到喝早餐咖啡才算结束。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舞,挨罚的游戏为相互接吻和爱抚提供了借口;穿着袒胸露背服装的女人扶着椅子靠背笑得躬下身去,露出胸部,让男人们想入非非;当有人恶作剧地突然把煤气灯关上时,黑暗中一片混乱,此时,晚会便达到了高潮。

  毫无疑问,举办这样一些聚会是导致我家在小城名声不佳的原因,但据传到我耳朵里的,经济方面是大家闲谈的目标。因为大家都说我可怜的父亲的经营情况到了绝望的关口,这些宴饮和烟花必然会耗费掉他的最后一点儿积蓄。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敌对的气氛,就像前面所说的,它同我自己性格中的某些特征结合在一起,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就在这时,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由衷地感激,在这里,我特别高兴把它讲出来。

  八岁时,我随家人一起来到邻近闻名遐迩的朗根施瓦勒巴赫度假,在这里待了几个星期。父亲在那里洗泥浴,治疗痛风;母亲和姐姐由于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而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我们在这里参加的社交活动,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夸耀的。居住在周围的人一如既往地躲着我们;那些社会阶层高一点儿的客人像往常一样,自成一团。这样,我们所能接触和交往的人不可能是最上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朗根施瓦巴赫,后来,我多次将我的活动场所安排到这样一些地方。这里宁静、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和公园及运动场上那些得到精心照料的贵族满足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不过,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些每天由一个训练有素的乐队为疗养地的客人演奏的音乐会。尽管我一直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技巧的培训,但却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还是孩子时,就离不开那个美丽的小亭子,那里,穿着合适制服的乐队在一个吉卜赛指挥者的指挥下演奏着各种杂曲和歌剧片段。在这个艺术小殿堂的台阶上,我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内心深深地陶醉于演奏的一系列美妙的音乐中,同时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演奏者们演奏各种乐器的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小提琴演奏者的姿势让我着了迷,回到家里,我便找来两根木棒,一根短的、一根长的,尝试着模仿演奏姿势,逗得父母乐翻了天。为奏出热情动听的曲调,左胳膊不停地摆动,轻柔地从一个位置上滑到另一个位置上;演奏到艺术性很高的段落和华彩乐段时,手指需要灵活娴熟的活动;右手腕流畅而又灵活地拉着琴弓;脸颊紧贴在琴上,完全投入到小提琴中——这一切,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家人,尤其是我的父亲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由于泥浴的效果良好,所以父亲的情绪很好,于是把那位长头发、几乎一句话都不说的小个子指挥叫了过来,同他商定开下面这个玩笑。他们买来一把便宜的小提琴,在琴弓上涂上了大量的凡士林油。通常,我的外表无需过多修饰,但是现在,我还是被略作修饰,穿上了一套配有金纽扣和绶带的漂亮的水兵服,还有丝制长筒袜和锃亮的优质皮鞋。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大家散步时段的音乐会上,我站在那位小个子指挥的一侧,用我那把蹩脚的小提琴和涂着凡士林油的琴弓取代之前用的两根棍子,参加了一首匈牙利舞曲的演奏。演出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公众们,不论是高雅显贵还是身份低微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聚集在亭子前,看一看这个天才儿童。我那苍白的脸庞、专心致志的神态、垂下来遮住额头的头发、孩童般娇嫩的双手以及完全被两只上粗下细的衣服袖子包住了的手腕——总之,我的整个动人和神奇的形态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当我用满弓在所有的弦上用力地拉完最后一下时,花园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以及来自男男女女的高兴的喝彩声。

  那位指挥把我的小提琴连同琴弓放到安全地带后,有人把我从台上抱到平地上。赞许、爱抚洪水般向我涌来。那些地位很高的贵族大人和夫人抚摸着我的头发、面颊和双手,称我为小天使和令人吃惊的小家伙儿。

  一位身穿紫罗兰色绸缎衣服、头上留着斑白大发卷的俄罗斯公主用戴着戒指的双手抱住我的头,亲吻我满是汗水的额头。而后,她又激动地从脖子上解下一个竖琴状的钻石胸针,一边兴奋地说着优美的法语,一边把胸针别到我的胸前。这时,我的家人也过来了,父亲请大家原谅我因年幼在演奏上表现出的弱点。人们把我领到糖果店,有三个桌子上的人都给我送来巧克力和奶油点心。那些出身高贵泽本柯灵根伯爵家族的孩子,之前我曾经羡慕地从远处地注视过他们,但他们一直对我回以冷漠的目光,这时,他们走过来,邀请我一起玩槌球游戏。在我父母一起喝咖啡期间,我胸前别着钻石别针,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去玩了。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也许是最美好的一天。很多人要求让我再表演一次,事实上,连疗养院的经理也来找我的父亲,要求再表演一次。可是他拒绝了,说他上次只是破例允许我去演出,在公众面前一再登台表演同我家的社会地位不相称。除此之外,我们在朗根施瓦勒巴赫温泉疗养地的逗留,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现在,我希望讲一讲我的教父麦高特森,他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从体形上看,他个头矮小,体态臃肿,头发过早花白稀疏了,发缝从一只耳朵边分开,盖住头顶。他脸刮得净光,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嘴唇薄而扁平,戴着一副赛璐珞框的大圆眼镜。他的面庞别具一格,眼睛上边光秃秃的,没长眉毛,因此,长相显得多少有点尖刻——事实上,对此,他习惯用语言来表达情感,比如他对自己的姓名给予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解释。“大自然,”他说,“充满腐朽与丽蝇,我是她的子孙。因此我叫麦高特森。至于你为什么叫菲利克斯,只有上帝知道。”他来自科隆,曾打入那里最上层的社交圈,经常充当狂欢节的组织者。但是,后来由于一些含糊不清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科隆,隐居到我们这个小城来。

  来到这里后不久,在我出生前好几年,他就是我家的密友了。他经常参加我家的宴会,是不可缺少的参与者,深得大家的喜爱。他经常咧着嘴,透过大圆眼镜,用品评的眼光注视着那些夫人,直到她们尖叫着,把手伸到脸前,请求他移开视线。很明显,她们害怕这种看透人的艺术家的眼光,但是他看起来并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常常对艺术家的本质做一些讽刺性的解释。“菲狄亚斯,”他说,“又称斐狄亚斯,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这一点儿可以从他被指控犯了盗窃罪并投入雅典监狱的事实得到证明。他侵吞了委托给他用来雕刻雅典娜像的黄金和象牙,而发现了他的才能的伯里克利却释放了他,因为他证明自己不仅是艺术的鉴赏家,而且是艺术家的鉴赏家。菲狄亚斯——或斐狄亚斯——去了奥林匹亚,接受了用黄金和象牙雕刻伟大的宙斯的重托。但是他干了些什么?他又偷走了黄金和象牙——最后,他死在奥林匹亚的监狱里。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混合体,朋友。可是,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虽然喜欢天才——天才本身就是不平凡的。但是,对那些与天才结合在一起的——也许是本质的东西——噢,不,他们并不关心这些甚至根本不愿加以理解。”这是我的教父当年讲的话,我逐字逐句地记住了这段话,因为他多次重复这些话,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深处了。

  我已经说过,我与教父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倾慕,是的,我得到了他特殊的青睐。长大以后,我经常穿上他收藏的大量各式各样的服装,满怀兴致地为他当绘画模特儿。他的画室位于一幢坐落在莱茵河岸边的小房子的阁楼上,是一间有大窗户的贮藏室。他租了这幢小房子,同一位老女佣住在这里。在画室里,我坐在一条刨得很粗糙的长凳上,一坐就是几小时,让他在画布上刷着、涂抹着和创作着。有几次,我还为他做过裸体模特儿,为美因茨一位葡萄酒商人装饰餐厅而创作的希腊神话主题的大幅图画。在做模特上,教父对我赞赏有加,事实上,我确实有点像年轻的神,身材修长,举止优雅,然而却刚健有力;有着金黄色的皮肤,身材比例完美。如果说还有点缺陷的话,就是我的腿有点短,但教父安慰我说,智慧王子歌德的腿也短,但从来没有造成什么妨碍。这样花费时间坐着当模特儿,给我留下了特别的记忆,然而,我觉着我更喜欢的应该是“化装”本身。我们不仅在画室化装,而且在我们家里也化装。常常是每当他要来我家吃晚饭时,就会让人送来一大包衣服、假发和其他辅助用品,让我在饭后穿上,然后在纸盒盖上画出特别好的形象。“他有化装的天才。”他说,指的是我穿什么都合体,化装什么人都更像、更自然。我可以装扮穿短衫的罗马吹笛人,在后面的鬈发上插上玫瑰花;身穿有花边领的短绸缎服、头戴羽翎帽的英国侍从官;身穿金光闪闪的上衣、头戴阔边毡帽的西班牙斗牛士;头戴小帽、颈上系着带子、身穿小长袍、脚穿带子鞋的正值青春期的年轻神甫;身穿白军服、披挂着绶带和佩剑的奥地利军官;或是脚穿长筒袜和钉子鞋、绿帽子上插着一束羚羊胡子的德国山区农民——不论我穿什么衣服,每一次镜子都肯定地告诉我,我天生适合穿这套服装;我的观众告诉说,我看上去确实就是我所要代表的那一类人的生活原型。我的教父甚至指出,在服装和假发的修饰下,我不仅符合我选择人物的身份和当地的特性,而且也同选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年代相吻合。我的教父说,每个时期都会给那时的孩子留下普遍的相貌特征。但是,当我穿上中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花花公子的服饰,看上去仿佛是从当时的油画里跳出来的人物;而当佩戴着下一个世纪时髦的长长的假发时,也同样让人相信是从当时油画里出来的人——啊,这是多么辉煌的时刻啊!可是,当这一切结束时,我重新穿上无趣的平常服饰,对比之下,整个世界是多么陈旧、无聊和没有意义啊!就这样,我在深深的沮丧中度过晚上剩余的时光。

  关于我的教父,就说到这儿,不再多说了。之后,在我艰巨而坎坷的职业生涯后期,这位不同凡响的人果断地对我的命运进行了干预,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如果我在记忆里进一步搜索青年时期的其他往事,那么马上就能想起第一次和父母去威斯巴登剧院看戏的那一天的情形。说到这里,我得插上一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年代次序来讲述我的青年时期,而是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一定自由的空间,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讲述。在给教父做希腊神模特儿时,我十六岁或十七岁,因此,不再是个孩子了,尽管在学校里是个差等生。而我第一次进剧院看戏时只有十四岁——尽管在当时看来,我的身心都已达到相当成熟,对外界影响比平常更为敏感。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东西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为我漫无边际的沉思冥想提供了精神食粮。

  我们首先到了一家维也纳咖啡馆里,在那里,我喝了些甜潘趣酒,我的父亲用麦秆喝了一杯苦艾酒——这一切已经使我激动不已。但当我们乘坐四轮马车来到剧院,进入灯光通明的观众席的包厢时,语言如何能够描绘出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啊?包厢里的妇女在胸前挥动着扇子;男人们倾着椅子躬身探头交谈着;隔间里到处都是交谈的嗡嗡声和嘈杂声,我们就坐在其中的一个隔间中;毛发和衣服上散发出的气味,同煤气灯的烟气味混合在一起;演出的各种乐器调音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整个幕布上展现出了大量富丽堂皇的壁画,采用了色彩柔和的透视缩短方法表现出的分层次的场景——这一切当然有助于刺激我年轻的感官,为之后接受各种不同寻常的感受做好了精神准备!除了在教堂里,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剧院里。这个剧院座次安排复杂,令人印象深刻;舞台被架高,演员们穿上各式各样的服装,在音乐的伴奏下,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对话、跳舞和展示剧情需要的动作——当然,在我眼中,所有一切都是一个教堂,在这里,快乐就是上帝;在这里,渴望受到启迪的人们聚集在黑暗中,目瞪口呆地向着光辉灿烂的完美领域,审视自己内心的渴望。

  这次演出的是一个普通剧作,可惜我忘记了剧名。故事发生在巴黎,这让我可怜的父亲情绪高昂。故事主要围绕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大使随员、一个颇具魅力的色狼展开,当时最受欢迎的头牌演员米勒·罗塞出演主角。父亲同他有私交,我从父亲那里知道他的真正名字,这个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现在,他可能和我一样已经老了,精疲力竭了。但在当时,他拥有让全世界,包括我在内的观众晕眩赞叹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成为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

  说到眩晕赞叹,我会在后面进一步解释这些字眼到底有哪些含义。但是首先,我将描述一下米勒·罗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依然鲜活的印象。

  第一次出场时,他全身都穿着黑色服装——尽管如此,他仍然光芒四射。

  根据剧情,他从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出来,微微有点醉意——他懂得如何把这一状态演得栩栩如生、完美无瑕,但又不失文雅。他身披一件缎面里衬的黑外套,脚穿一双高档皮鞋,穿着晚装,戴着白羊皮手套,油光锃光的头发靠后的地方扣着一顶大礼帽,按照当时流行的军人样子分着头缝,一直分到脖颈处。他身上的这一切,都无可挑剔,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由于是用模子固定下来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就连一刻钟也无法保持住,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尤其是那顶轻浮地歪戴到头上的大礼帽,正是礼帽应该有的模样和典范,一尘不染,色泽光亮,事实上好像是画上去一样。他的面容与这种华丽完美的形象非常相称,玫瑰红的出色面庞像是用蜡制成的,杏仁状的黑眼睛,短小笔挺的鼻子,轮廓分明、红珊瑚色的嘴,在弓形的唇边上,犹如用毛笔画上去的小胡子。他脚步发飘地摇摇晃晃地走来,在实际生活中,酒鬼是不可能这样走路的。他把帽子和手杖扔给仆人,脱下外衣,穿着夜礼服站在那里,满是褶皱的衫衣胸部上点缀着珠宝钻石,发出熠熠光芒。

  他一边用清脆悦耳的声音笑着,喋喋不休地讲着话,一边脱掉手套。这时你会看到,他的手背像牛奶一样洁白,戴着宝石戒指,手心像脸一样呈现出玫瑰色。他站在舞台一侧的脚灯前,哼了一首歌曲的第一节。这首歌描绘的是他成为随员和女人所喜爱的人所走过的多么奇妙美好的生活。接着,他伸展双臂,手指捻得啪啪作响,跳着狂热的华尔兹舞步来到舞台的另一侧,唱了那首歌的第二节,随后就退下去。后来,他又被观众的热烈的掌声唤到前台,在提台词孔前又唱了第三节和最后一节。

  接着,他就轻松而又优雅地进入了剧情的角色。根据剧本,他极为富有,这让他这个形象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在不断展开的情节中,他多次更换服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完美的系红带子的雪白运动服、正式的豪华的军装——是的,在一个棘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中甚至穿上了淡蓝色丝绸衬裤。剧情复杂,其中不乏大胆创新、富于冒险精神、伤风败俗的情节。你看到他跪在一位伯爵夫人的脚下,同两个贪得无厌的妓女共进香槟晚餐;举着手枪,准备同一个非常愚蠢的情敌进行决斗。

  然而,所有这些优美、紧张的情节都没有破坏他衬衫胸前的一个褶皱,没有损害大礼帽的光彩,也没有加深他面部精致的色彩。在音乐的伴奏下,根据戏剧要求,他轻松自如地移动着,丝毫没有受到限制,看上去完全从日常生活的局限中走了出来,焕发着不落俗套的文雅风度。他的整个身躯甚至手指尖都充满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只能用“天才”这个含义不确定的字眼来表达——显然,这种魔力不仅使我们而且也使他感受到同样大的乐趣。他用手指握住手杖的银柄,把双手滑入裤兜里甚至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姿态、登场、退场,这些动作都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的陶醉,让旁观者的内心充满了快乐。确实,事实就是如此:米勒·罗塞在给人们带来生活的乐趣——如果这个短语足以表达人们的这种感受,那么这种混合着痛苦和快乐、嫉妒、向往、希望和不可抵抗的爱情、会产生至少魅力的情感就会控制着人类的精神。坐在正厅的观众有中产阶级市民及其夫人、店员、服役一年的年轻军人和穿着短衫的小姑娘。尽管演出让我兴高采烈,但是我还足够镇定、热切地关注着四周,解读着观众的情绪。所有这些人的脸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愚昧的欣喜若狂。所有人都陷入了忘我的状态,嘴角露出了微笑;那些身着短衫的小姑娘笑得更加甜蜜和活跃;那些成年妇女则笑得更加深沉和愉快;而男人们脸上却露出仁慈的羡慕之情,就像朴实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目标,获得了超出自己成就时的表情;至于店员和年轻军官,脸向上,看着面前的一切——眼睛、鼻孔和嘴都张得大大的,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说:“假如是我们,穿着短裤站在台上——我们该怎么做呢?你看,他知道如何同那两个贪婪的妓女打交道,看上去好像他比她们好不了多少!”米勒·罗塞退场后,观众们的劲头看上去削弱了,所有人的肩膀都松弛下来了。可是,当他张开双臂,高声唱着,从布景后疾步来到前台时,人们又朝他的方向站了起来,一些妇女的缎子做的紧身胸衣的缝线甚至撕裂了。是啊,当我们坐在黑暗中,我们就像一大群夜间飞行的昆虫一样,盲目地、无声地、醉酒般地向火光冲去。

  我的父亲看得非常高兴。他按照法国的习俗,把帽子和手杖带到了剧院。幕布刚一落,他就戴上帽子,把手杖在地板上长时间地、大声地敲着。“C'estépatant!”他连续说了好几遍,声音很轻,却充满着激情。最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走到了大厅外,看到周围几个情绪亢奋的店员边走边谈论,还模仿今晚剧中的主人翁挥动着手杖。这时,我的父亲对我说:“跟我来,我们去找他握握手。天啊,我和米勒难道以前关系不是很好吗?他肯定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我。”他嘱咐我家的两个女人到前厅等我们,然后就真的领我找米勒·罗塞表示祝贺去了。

  我们穿过导演的包厢,经过已经暗下来的舞台,然后穿过一道小门,到达了舞台布景的后边;在可怕的黑暗中,舞台工作人员正在拆运道具、清理舞台。一个在剧中扮演过电梯工、身穿红色制服的小孩正靠在墙上,陷入了沉思。父亲开玩笑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向她询问通向化妆室的路,她不耐烦地给我们指了指。我们穿过一条刷成白色的通道,这里的空气不流通,却点着无罩的煤气灯。从后面几个门里传来了笑声和辱骂声,父亲翘起拇指,提醒我注意这些人的言谈。我们继续朝前走,在狭窄通道的终端,父亲在最后一个门上敲了几下,把耳朵在门缝上。从屋子里传来了生硬的喊声:“谁呀?”或者“干什么,活见鬼!”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可以进来吗?”父亲回应道。里边的人回答说,你还是去干点别的事吧——这些话不适合写在纸上。父亲感到有些尴尬,笑着回答说:“米勒,是我,克鲁尔,英厄堡贝特·克鲁尔。进来同您握握手,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里边传来了笑声,有人说道:“噢,是你呀,老浪荡汉!总是猎奇的家伙,嗯?”当我们打开门时,他仍在说:“我想你们看到我这副光溜溜的样子,不会见怪吧。”我们走了进去,我从来不会忘记展现在我这个孩子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场景。

  米勒·罗塞坐在一张肮脏的化妆桌旁,前面放着一面布满灰尘和斑点的镜子,除了一条灰色针织短裤外,几乎什么都没穿。他满脸是汗,一个穿衬衫的男人正用毛巾给他擦后背。他的脸上满是亮光光的油膏,他正忙着用一块被胭脂和油脂腻住的毛巾揩擦着脸。他的半张脸还覆盖着一层粉红色的油,这油彩刚才在舞台上让他看起来像蜡人那样好看,现在只剩下粉红色,同另一半已拭去油彩的脸的本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取下了栗褐色的假发,我发现他本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他的一只眼睛周围还涂着黑颜色,睫毛上粘着一些金属质的灰尘,另一只眼睛则有点红肿,水汪汪的,用不可名状的可爱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可以忍受这一切,但无法忍受的是米勒·罗塞的背部、胸部、肩膀和上臂都密密地布满了丘疹。这些可怕的丘疹,周围通红,头上起着小脓包,有些已擦破出血,直到今天,一想到这一情景,我还不禁毛骨悚然。我发现,我们对于厌恶的承受力和对于快乐的容纳力、对世界能给予的快乐的渴望是成比例的。最差的是房间中的空气,空气中充满着汗臭味和摊在桌子上面盆、锅、油色棒散发出的气味。开始时,我以为自己在这里呆不上一分钟就得恶心起来。

  然而,我还是站在那里,向四周环视着——但我无法对到米勒·罗塞化妆室的这次拜访再讲些什么。如果这样写首先为了我个人的消遣,其次才是让读者分享,我才不想写作的话,或许我应该责备自己没有用心地描述第一次去剧院的这次经历。我不愿意去刻意制造戏剧性的悬念,还是把这些方面留给那些致力于让他们的艺术作品拥有更华丽和更系统的结构的想象力丰富的作者去做吧——而我的素材只来自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我可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想法去处理这些素材。因此,在那些对我有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的事件上,我会停留时间较长一些,多费些笔墨,而那些对我没有价值的事,则一笔带过。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父亲和米勒·罗塞之间都谈论了些什么,因为其他的一些事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些。这是由于通过感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比通过思维留下的印象强烈得多。我记得,这位歌唱家——尽管他所获得的观众的热烈掌声毫无疑问已经证明了他的成功——仍然不断地问我的父亲表演得“是否好”,或者“好到什么程度”,我完全能理解他当时的感受。我甚至还模模糊糊地记得他在谈话过程中,还插入了几句庸俗的话,比如为了回应我父亲的暗讽,他说:“闭上你的嘴!”接着,又用同样的口气补充了一句:“或者缩回您的爪子,等着去抓更有味道的东西去吧!”但是,就像我所说的,对他讲的这些话及其他类似的精神层次的东西,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当时,我忙于用自己的感官消化所感受到的东西。

  “因此,这个,那么”——我当时大致想——“这个满身丘疹、满面油彩的人,这个大批平庸之辈刚才如饥似渴地向往的人,才是令人着迷的人!这个令人厌恶的虫子只不过是华丽的蝴蝶的真实形象罢了,而受到迷惑的旁观者却以为,自己对于美、优雅和完美的秘密梦想得到了实现。其实,他就像那些令人厌恶的小动物,拥有一种夜晚能够发出神奇荧光的能力而已。但是,那些观众中的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成年人,心甘情愿地受他捉弄,他们一定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吧?不然的话,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哪一种形态是萤火虫的真实形态:是当它作为无足轻重的小生物蜷缩在我们的手心时,还是闪烁着充满诗意的荧光在夏夜之中翻飞时?谁会轻易地下结论呢?回忆一下你以前看到的画面吧:一大群谷蛾与小昆虫,正在盲目地、无法抵制住地扑向燃烧的火焰!它们怀着美好的愿望,全体一致甘愿受骗!那么,除了这种由上帝亲自灌输给人本性中的普遍欲望,是什么让人相信米勒·罗塞创造的形象?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某种维持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机制,而这个人正是要为此机制服务而存在着,并得到了报偿。对他今天所取得的和每天都会取得的成就,他应该得到多少赞赏和尊重啊!我们还是抑制住厌恶感,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他明知道自己全身都是可怕的丘疹,却在油彩、灯光、音乐和距离的配合下,让观众如此肯定地认为,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理想,并由此受到鼓舞,得到启发,收获到无穷无尽的快乐。而且,让我们问一下自己,是什么动力促使这个可怜的骗子学会这样一套在夜晚美化自己的技巧!他的这种贯穿全身直至每一根手指的、令人陶醉的魔力的秘密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而且要求得到答案:谁不知道教会萤火虫在夜间发光的魔术般的、不可言喻的甜蜜力量?这个人不会经常或者太过强调他的演出带来了快乐,超出一般的快乐。是他对如饥似渴的观众发自内心的爱和向往,鼓励和促使他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他给了我们生活的欢乐,我们反过来通过掌声满足了他内心的渴望,难道说这不是一种相互满足、一种他的希望与观众的希望的真正结合吗?

  以上这些话大体上描绘出当时在米勒·罗塞的化妆室,在我头脑里激动而又迫切地思考的东西,是的,在以后几天甚至几周里,我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着、回味着这段往事。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内心总会产生深切的激动和战栗,这种渴望、希望和欢乐如此强烈,直到今天,尽管我已疲惫万分,但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脏总会加速跳动。当时,我的感受如此猛烈,以致胸口有爆炸之势,使我感到像生病一样,因此促使我不止一次地以此为由逃学。

  我对这个讨厌的机构日益厌烦的原因,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只有在思维和想象力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我才能够活下去,因此,当我被迫到城镇的学校上学时,我这个生性敏感的男孩陷入了屈服和恐惧的束缚之中,比起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光彩的束缚,我在监狱里生活了几年的记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可怕。除了我遭受的孤独感之外,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些基础,你就不会对我自幼都想方设法地获得比法律允许的节假日更多的休假感到奇怪了。

  在实现我的理想的过程中,我长期实践的另一个游戏给我帮了很大的忙:那就是模仿父亲的笔迹。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向往成年人世界的男孩来说,父亲始终是自己的天然的、最直接的榜样。父子之间生理结构和神秘的血缘关系促使男孩钦佩父亲的举止行为,对于自己还不能达到的能力总是尽力地去模仿——或者说,正是这种钦佩,有意无意地引导着他发挥在身上通过遗传方式形成的能力。当我还在石板上胡乱练字时,我就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像父亲那样敏捷而又轻松自如地驾驭手中的钢笔。为了尝试着根据记忆模仿父亲的笔迹,我按照他的方式握紧钢笔,用了多少张纸啊!他的字迹模仿起来并不难,因为我那可怜的父亲写的实际上是一种童体字,同习字簿上的字一样,根本不熟练流畅,唯一的特点就是字体极小,可又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细笔画把字母拉得非常长。不久,我就掌握了这种笔法,而且非常逼真。至于他的签名英·克鲁尔则是一种拉丁文式的写法,与书本上的哥特式尖字体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用一个花边将整个名字圈起来,乍一看似乎很难模仿,其实内容很简单,恰恰这个签名,我模仿得比别的都要好,可以说惟妙惟肖。他把字母E的下半部分大胆地弯向右边,把剩余的字母干净利落地放置在开放的部分里。接着,他又在这个U字上画第二个玫瑰花边,包住前面的字,在字母E的半圆线上横画两次,像这个E半圆一样花哨,最后向下划去,形成一个S形。整个形体的高度大于宽度,看上去既幼稚又怪异,因此,非常便于模仿,最后,就连这个发明者本人也辨别不出我的签名和他的签名之间的区别。

  当然,不久,我便把这个只是作为消遣而获得的才能运用于实践了,

  我用它来为自己谋求精神自由——就像下面这样:“我的儿子菲利克斯,”

  我写道,“本月七日由于难忍的腹部绞痛不能前来上课,谨表歉意。英·克鲁尔。”或者:“由于牙床溃脓和右臂扭伤,我的儿子菲利克斯本月十日至十四日不得不卧床静养,很遗憾不能前来上课。顺致敬意。英·克鲁尔。”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到郊外无拘无束地度过一天或几天本应在学校度过的时光。我躺在飒飒作响的茂密的树木荫影下,任年轻的心陷入奇特的浮想联翩之中。有时,我藏在莱茵河畔的当年大主教居住的古堡的废墟中;有时,在冬天严寒的天气里,我会来到教父麦高特森的画室躲避一阵子,教父因为我的行为斥责了我,但从他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他对我这么做的动机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但是,也有不少次是我装病躺在床上——我上面已经解释过,这样做并不总是没有理由的。根据我的理论,任何没有确凿的事实作基础的蒙骗只能是赤裸裸的谎言,是愚蠢的和破绽百出的,任何人都能一眼看透。只有一种谎言有机会产生效果:这种谎言称不上是欺骗,只是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实王国、获得切实特征、能够被估计到正确价值的活生生的想象力的产物。确实,我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除了平常小孩得的小病外,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然而某一天早晨,当我决心躺在床上装病,逃避麻烦和遭罪的一天时,我决不会只是对事实情况做一些简单粗糙的伪装。我既然已经有办法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压迫者束手无策,为什么还要去找这个麻烦呢?实际上,更高的事实在于由于我的想象力迸发所带来的紧张和沮丧几乎无法抵抗,变成了我真实的痛苦;再加上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对我的伪装的基本事实产生怀疑,所以我需要不花费太多气力就足以让家人和家庭医生对我表现出同情和关注。

  某一天,当对自由的需要和自己的精神对沉思的需要占据上风时,我开始制造病症,当然,我自己是唯一的观众。起床的最晚时间已经在睡梦中错过去了,楼下餐室里备妥的早点已经凉了,小城的那些傻乎乎的年轻人都在通向无聊的学校的路上了,每天的生活开始了,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开始反抗老师的过程了。我的此次行为大胆鲁莽,足以让我的心脏乱跳、面颊苍白。我注意到我的手指甲已经发青。那天早晨很冷,我只要把被子掀开,躺着放松一下——就已经造成了浑身颤抖和牙齿咯咯打战的最令人信服的形象。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都高度地说明了我的性格和性情。我总是非常敏感、易受感染,需要别人关爱;我在一生中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自我强制的结果——是的,可以看做是高级别的精神成果。否则的话,当时或者以后,只通过身心的自发放松,我就不能造成如此令人信服的身体生病的印象,从而使周围的人对我如此亲切和关心了。粗鲁的人是无法非常逼真地装病的。不过,用高级材料制成的人——请原谅我再次说这个词语——尽管从来没有生病,也会同病态息息相通,并通过直觉来控制它的症状。

  于是,我闭上双眼,然后又把它睁得最大,让它们看上去哀怨而悲伤。

  不用照镜子,我就知道自己的头发由于睡了一夜已经一缕缕地耷拉到前额,我的脸已经苍白。我还采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把面颊的肉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从里面吸到牙齿间,使两颊陷下去,这也使得下巴拉得老长,造成一种隔夜间消瘦下去的印象。鼻子不停地张大,眼角的肌肉频繁而痛苦的抽动,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我把洗脸盆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把指甲发青的手指放在胸口上,牙齿不时地打着战,然后等待着有人进来看我的时刻的到来。

  这个时刻来得不会太早,我的父母喜欢睡懒觉,到大家发觉我没有离开家时,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了。这时,我的母亲才上楼来,进入房间,问我是不是病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她,目光眩晕,仿佛很难辨认出她是谁。

  接着我回答说,是的,我猜我一定是病了。她又问我哪儿不舒服。“噢,我的头痛,骨头痛——为什么我这样发冷?”我一边用麻木的双唇平板、单调的声音困难地说着,一边在床上辗转反侧。母亲看上去很同情,不过我不相信她认为我的病非常严重;但由于她的情感压倒了理智,所以她不会让自己破坏这个游戏,而是参与进来,协助我来表演。“可怜的孩子!”她说着,把食指放在我的面颊上,难过地摇了摇头,“你不想吃点什么东西吗?”我则将下颌压到胸前,战栗着拒绝了。我的表演的坚定的连续性让她清醒起来,她吃惊地从游戏的娱乐中走出来,因为任何人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吃不喝,这完全超乎她的想象。她看着我,逐渐相信这是真实的。一旦她那审视的注意力将要达到这一点儿时,我总是用尽招数,让她迅速作出决断,以取得最大的效果。我吃力地在床上坐起来颤巍巍地把洗脸盆拉过来,弯下腰去,全身可怕地颤抖着、抽动着。看到这种极度痛苦的情景,恐怕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不受震动。

  “我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艰难地说着,从脸盆上抬起扭曲和消瘦的脸,说,“昨天夜里,都让我给排泄掉了。”然后,我又鼓起勇气,装出可怕的哽噎痉挛的样子,仿佛我再也不能呼吸了。于是,妈妈托起我的头,用焦急而急迫的口气反复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唤醒。“我派人去请杜星大夫来!”她哭喊着,跑了出去。虽然筋疲力尽了,但我却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满足感,于是,我又躺到枕头上了。

  在我冒险将此付诸实践之前,我把这样的场面想象了多少次,在头脑中对全部细节进行了多少次练习啊!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不过,当我第一次应用于实践并获得了彻底成功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快乐的梦。这不是任何别人都能做的事情。有人可能梦想着去装病,但不一定能做得到。人们可能会想到,我真的得了可怕的病:如果我晕倒,或者流鼻血,或者如果我全身痉挛起来——那么,这个残酷而又冷漠的世界会多么突然地进入关心、同情和追悔莫及之中啊!不过,人的身体是强壮而有韧性的,当心灵长时间感受到同情和关心时,它是挺得住的,不会显露出那些令人震惊和明显的症状,让每一个人想象着自己在痛苦的状态中,并用劝诫的话语对世界的良知说话。但是我——我制造了这些病状,并且发挥了作用,仿佛我与这些病状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我已经改变了人的天性,实现了一个梦想。一个人如果能从虚无中、从对事物的单纯的内在认识和观察中——一句话,如果他能够把想象力和自己的个性结合起来——他一定能够理解我这种奇妙的、梦幻般的心满意足。

  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从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中得到了休息。

  一个小时后,卫生督监杜星来了。自从那位给我接生过的梅库姆老大夫死后,他就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杜星大夫个子高大、有点驼背、姿态笨拙、长着一头直挺挺的老鼠一样颜色的头发。他不时地用拇指和食指摩挲着长长的鼻子,或者搓搓他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这个人对我可能构成威胁,不过我认为不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我相信他的医术有限——尽管事实上,那些致力于科学事业的天才学者,头脑简单,最容易蒙骗——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粗俗的圆滑劲儿,可能会看透我,而这是他及许多品德卑劣的人所特有的,他的全部本事也就体现在这上面。艾斯库累普的这个不肖子孙,虽然愚笨,但却又想往上爬,他通过人情关系、酒肉朋友和他人的关照被任命了官职。他经常去威斯巴登,谋求进一步的嘉奖和提升。这一点儿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在治疗时,他不是按到候诊室的先后顺序叫病人,而是首先给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病人看病,让普通患者坐在那里等。对于前面那些有一定势力的患者,他总是殷勤备至、百依百顺;而对后面那些无足轻重的病人,却态度粗暴、冷嘲热讽,经常表现出不相信他们的病痛的态度。我确信,只要他认为能够讨好他的上级或者在其他权势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其积极的追随者,他是不会阻止任何谎言、腐败或者贿赂的,因为这完全符合他的那种庸俗的讲求实际的精神,他正是靠着这种办法向上爬的。我那可怜的父亲本身地位可疑,然而作为纳税者和商人,也属于这座小城里有威望的人物,因此杜星医生自然希望能够和这样一个主顾搞好关系。这个卑鄙的人甚至喜欢腐败,为了抓住任何做坏事的机会,他找到了纵容我的欺骗行为的充足理由。

  每次,他进来后,坐在我的床边,用医生惯用的语言说道:“唉,唉,这是怎么了?”或者“我们这里怎么啦?”接下来就是这样的时刻:他用眨眼、微笑和不必要的停顿向我暗示在装病这个小游戏,也就是他通常愿意说的“厌学症”,表明我们俩是合作者。但我从来没有对他的努力做过丝毫的退让,不是出于我的小心谨慎,因为他可能不会背叛我,而是出于自尊及对他的蔑视。对于他想同我达成默契的努力,我只是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消沉和无助,两颊陷得更深,嘴唇更加松弛无力。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必要就给他做出一副要呕吐的样子。看到这种坚持不理睬他世俗的智慧,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努力,依靠严格的专业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情况就有点困难,首先,因为他事实上非常愚蠢,其次我表现的临床症状不普通,特征不是很明显。他重重击打着我的胸部,对我的全身进行听诊,把一把汤勺柄插到我的咽喉里,量体温让我感到特别不适,最后,不管怎样总得有个结论。“只是有点眩晕,”他说,“不用担心,只是小病一桩。我们年轻朋友的脖子总愿意出这种问题。他必须静养,不要见客人,不要讲话,最好躺在阴暗的房间里。我会开个方子——来点咖啡因和柠檬酸没有坏处,这些都是最好的东西。”如果小城里恰恰有几个人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就会说:“是流感,亲爱的夫人,而且还有消化系统并发症。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得的病。呼吸道的炎症还不严重,但仍然有点。你注意到了吗,孩子?您还咳嗽,是不是?还有点发烧,今天可能还会再升高。脉搏明显加快,而且很不规律。”

  他无法想出更多的东西,只好开了一种药店里有的苦中带甜的滋补药酒。

  这种药酒,我并不反感,尤其是战斗取得了胜利后,再喝它觉着情绪非常镇定,浑身舒适无比,内心感到无比得意。

  事实上,医生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些庸庸碌碌的蠢才,都想看出不存在的东西,否定显而易见的东西。每一个未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如果他热爱并了解自己的身体,都有办法对付他们,利用艺术的秘密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呼吸道炎症,因此我的表演中并没有把它包括进去。但是,我已经迫使这位医生放弃了“厌学症”的理论,所以,他不得不转而认为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最后,不得不要求我说嗓子有刺痒,扁桃体肿胀,其实这也像其他的一样不符合实际情况。至于说到体温上升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但从真正的临床症状来看,这个事实与他第一次的诊断是相违背的。医学科学告诉我们,发烧只能是血液通过某种器官或者其他器官被感染而引起的结果,而不存在通过肉体引起的发烧。这样说是荒唐可笑的。读者肯定也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即在卫生督监杜星给我检查时,从通常的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生病。但我高度兴奋,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意志力的表现上。我陶醉在发挥自我本性的表演的紧张状态中——为了不致陷入可笑境地,这一表演必须设计精巧、不露破绽。为了把不存在的状况变成在我和他人眼中真实可信的状况,非常有必要让自己轮流进入紧张和放松的状态。所有这些影响都促使我的整个有机体的进程加快或提高,以致于医生确实能从其体温计上看到这种变化。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脉搏的跳动加快了。当这位卫生督监将头贴到我的胸前时,我闻到了他那干燥灰头发上散发出的动物气味时,我完全有能力让心脏感到激烈的反应,使其跳动速度加快,甚至出现不稳定的状态。至于我的胃,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杜星大夫每次都认为是受到了损伤,这确实是真的,我的这个器官自幼极为敏感脆弱,任何一点儿情绪的波动都会引起胃里上下翻腾,因此,在环境的压力下,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心悸,而是说自己胃里不舒服。医生知道这个现象,对此印象深刻。

  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些酸味糖果或者那种苦中带甜的滋补药酒,在我的床边同我的母亲闲聊了一阵;而我松弛无力的嘴气喘吁吁地呼吸着,两只眼睛茫然地盯着天花板。我的父亲可能也会进来,避开我的目光,用尴尬忸怩的神态看看我。他是想借此机会向医生咨询一下痛风的问题。

  接着,留下我一个人度过这一天——也许两天或者三天——吃的伙食尽管很少(但我不介意,因为休息让食物的味道更可口),这样,我就可以平静而自由自在地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梦幻之中。如果麦片粥、烤面包片无法满足我这年轻的胃口,我就蹑手蹑脚地下床,打开小写字桌,取出储备的巧克力充饥,那里几乎总有许多巧克力。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巧克力呢,这是我以一种奇怪的也堪称怪异的方式弄到手的。在我们的小城里的最繁华的商业街的街角上,有一家极好的熟食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威斯巴登一家公司的分店,是为满足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开的,极有吸引力。每天上学时,我都要经过这个商店,有好几次,我拿着一块小硬币,走进这家商店,想买点便宜的甜食,比如水果糖或麦芽糖。可是,有一天,我走进店里,发现里面没人,既没有顾客也没有售货员。商店在门上面的弹簧上安装了一个铃铛,当我进来时,铃铛响了,但是要么里面的房间没有人,要么店员没有听到铃声——我仍然一个人待在那里。开始时,空荡荡的环境让我感到意外和吃惊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离奇感,但一会儿,我还是向四周观望,以前我还从来没有机会能这样不受限制地观察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店铺狭小,但天花板很高,从上到下堆着各种美味糖果。这里有一排排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火腿和香肠——白色、黄色、红色、黑色;肥的、瘦的、长的、短的——还有成排的白铁桶和罐头、可可和茶叶、明亮透明的蜂蜜瓶、果酱瓶和蜜饯瓶、盛着利口酒和潘趣酒的细瓶子和粗瓶子——所有这些堆满了货架子,从地板一起堆到天花板上。在玻璃陈列柜里,盘子里盛着熏鲭鱼、七鳃鳗、比目鱼和鳗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这里,还陈列着装有意大利式色拉的大盘子。在冰块上摆着一条张开爪子的龙虾;被挤扁的小鳗鱼,在敞开的小盒子里发出金黄色的油亮光泽;精选的水果——花园的草莓和葡萄外形美观,好像来自天国一样;一层层的沙丁鱼罐头,还有装有美味鱼子酱或鹅肝酱的白色平底罐;肥肥的鸡从上面的架子上耷拉着脑袋,一盘盘煮熟的肉、火腿、猪舌、牛肉、小牛肉、熏鲑鱼和鹅胸脯,旁边还放着细长的切肉的刀。除此之外,在大玻璃罩下,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奶酪,应有尽有:有红砖色的、乳白色的;有大理石花纹的和那种银箔上闪烁着诱人的金黄色的奶酪。在这里,还摆放着大量的朝鲜蓟菜,成捆的芦苇、块菌,以及用锡纸包的小肝肠——所有这些都堆了一大堆。在另外的桌子上摆放着装满高级饼干的敞口白铁桶,摆成十字型的香料点心,装满餐后甜点加水果糖的以及蜜饯水果的玻璃器皿。

  我呆呆地站在这里,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品味着店铺里的醉人的气息以及从巧克力、熏鱼和块菌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我的脑海中思绪翻滚,想到了神话故事中孩子的天堂,想到了地下宝库,星期日之子可以进入那里,把口袋和靴子塞满宝石。看上去就像是做梦一样。日常的法律和无聊的规定都被废除了,人们可以在幸福的、不受限制的生活中放纵自己的欲望,放飞幻想。突然,有一种要让这个丰盈富裕的天堂完全为我所支配的强烈欲望向我袭来,使我感到全身都在蠢蠢欲动。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避免因为拥有这么多新东西和享有这么多的自由而欣喜若狂地叫喊出来。我对着静寂的四周,用非常大的声音说了句“日安”;我仍然记得这紧张的声音如何消失在这一片寂静之中。没有人回答。就在这时,口水从我的嘴里涌了出来,我没有声息地快速迈了一步,走到了满是货物的一个柜台旁边,伸手从一个挨得最近的大玻璃钵子里抓了一大把果仁糖,装到了大衣口袋里,走出了店门,一会儿,就绕到了街角。

  毫无疑问,我的行为是一种卑劣的盗窃行为。我不会否认这种指控,我会撤退,不去面对任何对我使用这个邪恶字眼的人。但是这个字眼——这个可怜的、廉价的、被滥用的字眼是对生活美好含义的歪曲——是一回事,而现实的、原始的和绝对的行为是另一回事,永远闪烁着崭新和新奇的光芒。只有走出习惯和单纯的精神懒惰,我们才能够认为它们是一回事。事实上,这个通常被用来描述和定性行为的字眼,就好比一个永远打不到苍蝇的苍蝇板。而且,不论何时谈到行为这个问题,人们关心的既不是什么样的行为,也不是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尽管后者更为重要),而只是唯一关心谁干的这些事。因此,不论我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错,首先是我的行为,不是汤姆的、迪克的或者哈利的行为:尽管在当前的法律之下,我不得不忍受把用来称呼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名称强加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坚信自己是具有创造性力量的宠儿,是用优质材料制成的,因此总是企图反抗这种把我同其他人相提并论的做法。由于我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思维训练,所以难免又偏离到纯抽象的讨论上,这样做也许不太适宜,还请读者原谅。但是我认为,我的职责是让读者尽可能理解我一生的特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儿,只好请读者及早放下这本书,不必再读下去了。

  回到家里,我没有脱外套径直来到自己的房间,把带回来的宝藏摊在桌子上,察看了一番。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那儿——因为有多少次在梦境所得到了无价的东西,到第二天清晨醒来后却两手空空。想象一下,在检查这些糖果时我是多么地快乐!就像一个人在梦里发现了珠宝,第二天清晨醒来还能在自己的被子上确确实实找到它一样。

  这些糖果的品质极好,用锡纸包着,里面夹着甜液体和香奶酪;不过,让我陶醉的不只是它们的品质,更多的是因为我在梦境中获得的宝贝转化成了现实之物,这让我感到快乐无比——这一快乐太令人陶醉了,因此我无法不考虑条件允许的时候再次让它重现。不论如何解释——我认为,动脑筋去思考这些,不是我的任务——这家商店在中午的时候开着门,经常没有人,当我放学后背着书包经过商店门时,我会缓步走着,判断出里面是否有人。如果没人,我就会返回来,进去。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轻轻打开门,不让小铃铛响的方法。为了谨慎起见,我总是要说句“日安”,迅速抓起最近的东西,跑出去。我从来不贪得无厌,而是有节制地选择一些:一把糖果、一袋巧克力、一块蜂蜜点心——每样东西都有点。但是,伴随着这种伸手抓取生活甜蜜的梦一样的场景的,是我的整个人格的膨胀,这种本性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还有我非常熟悉的思考和内心探索的一系列结果。

  在这一点上——尽管不用把笔放在一边,停下来整理一下思路——各位不认识的读者,我将要进一步讲述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在之前的自白中已经提到过。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有的读者期望我用轻浮的口吻或者放肆的表达来讲述的话,那他一定会失望的。相反,为了保证讲述遵守道德性和表达准确,我会把判断力和清醒与我在这篇自白录的开头所保证的坦诚结合起来。我从来不理解人们对于低级趣味的污言秽语的乐此不疲,尽管这几乎是个通病,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口头的放肆行为是最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们最为廉价,不可能成为激情的借口。

  人们经常用戏谑的口吻谈论这些事,好像正在谈论世界上最简单、最有趣的话题,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以一种轻浮放荡、无所谓的口吻来谈论这些事,就相当于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这个最重要的和最神秘的事物交给那些只会嘶鸣的乌合之众。不过,还是回到我的自白上来吧。

  首先,我要声明,上面提到的事情很早就开始对我起作用,促使我去思考,塑造了我的奇思妙想——也就是说,在我为它找到任何合适的词语,或者在我能够进一步理解其本性和意义前很久,就开始对我起作用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把自己喜欢想象的强烈欲望和由此而得到的现实快乐,视为我自己的秘密和纯个人的东西,我认为,别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事实上,最好还是不要去谈论它。由于没有合适的方式描述它,所以我把所有我的这样的情感与幻想归纳到统一的标题下,即“最伟大的快乐”或“极大的乐趣”,并把它们作为无价的秘密珍藏在心底。由于这样一种警惕的保留,也由于我的孤独感,由于另外一种我即将谈到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无知状态,而这种状态同我情感的活跃非常不协调。因为从我记事起,这种就一直在我内心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极大的乐趣”——事实上,它显然在我记事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在这一方面,小孩子是无知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不过,如果把他们的无知说成天使般的纯洁,毫无疑问,那也是一种经不起客观事实检验的情感迷恋。至少,对我来说,我根据无懈可击的信息来源得出了这个结论甚至在奶娘的怀抱里时,我就已经表现出了最清晰的某种情感的迹象——这种传统在我看来始终是极为可信的,也说明了我本性中的热心和亟不可待。

  事实上,我追求情欲快乐的倾向达到了近乎奇迹的水平;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它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水平。我很早就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猜测,然而我的猜测转变为确定的事实得益于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仍在奶娘怀抱中的我的早熟表现,正是这个人,我同她保持了数年之久的秘密关系。这个人就是我家的女用人吉诺维瓦。她自幼来到我家,我十六岁那年,她已三十出头。她是一位上士的女儿,很早就被许配给一位法兰克福至尼德拉恩施泰因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站长。她非常懂得生活中的文雅习俗,尽管做的是收拾家务的辛勤工作,但是她的地位实际上介于侍女与小姐之间。由于缺少钱财,她的婚事遥遥无期。这种漫长的等待对于这个可怜的姑娘来说,确实是一项真正艰难的事情。

  她是一个发育良好的金发女郎,长着一双活泼可爱的绿眼睛,行为方式有点矫揉造作。尽管她从来没有因不想虚度年华而放纵自己,去屈就那些来自下等阶层的人——士兵、工人或者类似的人——因为她不愿将自己降为普通的平民,并且厌恶他们的语言和身上散发的气味。但是,同主人家的儿子交往与此不同,随着他的成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而且在她看来,满足他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主人家应尽的一项义务,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不需要再说细节——这段插曲稀疏平常,也不会引起有教养的读者的兴趣。

  一天晚上,我的教父麦高特森到我家吃晚饭,一晚上都在进行化装。

  当我上床睡觉时,事情发生了——非常像是她设计好的——我在我的阁楼小屋门口遇到了她。我们停下来,交谈起来,接着一步步走进我的房间,那晚我们完全相互占有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的情绪:在化装表演结束之后常常向我袭来的忧伤、空虚和无聊感再次控制了我的情绪,我感到特别沮丧——只是这时比平常更为严重。重新穿起平常的服装之后,我有一种想把它撕碎的冲动——但我并没有想要到睡眠中去摆脱痛苦的欲望。在我看来,只有在吉诺维瓦的怀抱中才能得到抚慰——是的,说实话,我觉得,只有同她亲密无间的结合,我才能继续我的色彩斑斓的晚间消遣,并达到完美的境地,也可以说是我穿上教父各式服装遨游一番后所要达到的正常目的!不管怎么说,至少我在吉诺维瓦丰腴白皙的胸怀中得到了无法想象的精神上满足的快乐,是无法用笔墨加以描述的。

  在这快乐中,我喊叫着,感觉自己像是升入了天堂。我的欲望并不是自私的天性,因为这是吉诺维瓦表现出的相互的快乐才点燃起来的。

  当然,这里不存在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我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但之后,直到现在,我都坚信她在我这里所得到的性爱的享乐要比从普通人那里加倍的强烈和甜蜜。不过,如果有人根据我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天赋就得出结论说,我已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和色狼,那对我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我的坎坷而又充满危险的一生向我的精力提出了重大的要求——我不得不注意不要让自己精疲力竭。我已经观察到,有些人把性爱这种事看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然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轻易撒手离开。至于我,从事这种活动时却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以至于起身离开时精力已消耗殆尽了。事实上,我常常有纵欲的情况,因为身体虚弱,我的多情的需求非常容易得到满足。不过,总的来说,我的性格还是果敢严肃的,在令人筋疲力尽的恣情纵欲过后,很快就能恢复到必要而健康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而且,单纯的肉体满足只能是我孩童时期本能地称之为“极大的乐趣”中较为粗俗的部分,它会通过使我们得到彻底的满足而使我们变得虚弱不堪,会使我们变成热爱这个世界阴暗面的人,因为它一方面剥夺了这个世界的风采与魅力,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丧失了魅力,因为只有那些有欲望的人才是可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人就失去了魅力。就我来说,我知道许多种比这种粗野的行为更美好、更聪明的满足欲望的方式,因为这种粗野的行为毕竟只能使欲望得到一种有限的、虚假的满足。我确信,只注重粗野享乐的人,其行为只能直接指向一定的目标。我所追求的始终是更为广阔的、更为远大和全面的幸福,是在其他人不去寻求的地方得到了最为甜蜜的的满足。它们从来不是非常专一地局限或集中在某一方面——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天生聪慧,但却能在这么长时间内,事实上可以说一生都保持着一个孩童和梦幻者的无知和无意识。

  我相信到这里,我一直没有突破礼仪的规范,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主题,大踏步地向前赶,转向悲惨的时刻,这时,我结束了在父母荫蔽下的生活,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我的姐姐奥林匹娅同驻扎在美因茨的番号八十八的第二拿骚团的少尉戴柏尔订婚的情况。订婚仪式规模宏大,但却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后来,由于环境的压力,他们又解除了婚约,我的姐姐——在我们的家庭遭到不幸之后——就转到舞台上谋生去了。戴柏尔是一个病恹恹的、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人,是我们家宴的常客。跳舞、玩挨罚游戏、喝“伯恩卡斯特医生”酒以及我家的女人们有意慷慨大方地向他所作的种种表示,让他疯狂地爱上了奥林匹娅。他怀着性格不坚强的人那种色欲,也可能对我家的地位和景况有着过高的估计,一天晚上,他双膝跪倒在地,亟不可待地哭述着表达了求婚的意愿。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奥林匹娅怎么有脸接受他,毫无疑问,后来我的母亲告诉了她我们家的真实状况。但是也可能是她认为这是找到避难所的最好时机,不论这个避难所如何脆弱,也可以逃避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她甚至还想到和军队里的一个军官订婚,不管前途怎样,可能会延缓这场灾难的到来。我那可怜的父亲表示同意,但有点尴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我家把这件大事向在场的客人宣布后,人们高兴得多次欢呼起来,并且——用他们的话来说——用“罗莱特酿”葡萄酒给他“行洗礼”。从这时起,戴柏尔少尉差不多每天都从美因茨来到我家,由于持续不断地发泄他的病态欲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一旦这一对未婚情人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呆上一段时间,我闯进这间房子就会发现,他看上去无精打采,简直是彻底垮掉了。

  我相信,对他来说,此后不久所发生的变化无疑是真正值得庆幸的好运气。

  至于我,几周来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主要是我的姐姐因出嫁将要进行的姓的更改,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让我对她羡慕之极。这么长时间来,她一直叫奥林匹娅·克鲁尔,将来就可以被称呼为奥林匹娅·戴柏尔——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神奇的魅力。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用同一个名字在信件和文书上签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厌倦的事啊!最后,手臂也会因愤怒和厌恶而麻木——能用一个新名字出现在他人面前,同他人交往,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快、使人振奋的事啊!在我看来,女性对男人的一大优越之处在于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更换姓氏的可能性——而受法律限制,男性是没有机会更改姓氏的。当然,我本人向来不愿过大多数中产阶级过的那种没有生气、受保护的生活,常常违背那种既不能保障我的安全又让我厌恶的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中的禁令,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这么说,我表现出了极好的创造才能。我的一生中第一次,把我出生以来使用的名字像又脏又破的衣服一样扔掉,选择另外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无论是在雅致还是在发音的悦耳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戴柏尔少尉的名字。

  在我的姐姐还处于订婚阶段时,厄运已经开始降临了,毁灭——表达得诗意一点儿的话——已经在用它那强有力的手腕敲我们的大门了。

  那些关于我可怜的父亲的经济景况的恶意中伤的谣言,我们所遭受的各式各样的故意的回避,关于我家内部事物的闲谈——所有这些都被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残酷地验证了,这让那些幸灾乐祸的预言者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消费者越来越拒绝我们家葡萄酒厂生产的葡萄酒,进一步降低价格不能改善产品质量;我那善良的教父违背良心所创作的具有吸引力的广告也无法阻止这场灾难,在我十八岁的那年春季,灾难终于降临到我可怜的的父亲的头上了。

  当时,我当然缺乏任何经营方面的知识——直到现在,由于我自己的职业建立在想象和自律的基础上,没有进行过经商方面的训练,在这方面仍然懂得不多。因此,我不会尝试着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话题,不想讲述“特级罗莱”葡萄酒厂不幸的遭遇来增加读者负担。不过,我还是想叙述一下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对可怜的父亲发自内心的怜悯。他越来越多地陷入忧郁状态中,一句话也不说,坐在房子的某个地方,低着头,用右手指轻柔地抚摸着腹部,不停地、快速地眨着眼睛。他经常前往美因茨,可能是为了筹措一点儿资金,然而总是神情沮丧地回来,用一块细麻纱手帕拭干上额和双眼。我们仍然在别墅里举行晚间的聚会,他颈系餐巾,手中握着酒杯,坐在首席上主持宴会,客人围在周围。只有在这时,才能在他身上看到昔日那种惬意的情绪。然而,在一次这样的晚会过程中,可怜的父亲和那位犹太银行家——也就是那个满身黑煤玉似的女人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一次最不愉快的争执。就像我之后知道的,这个人就是那样一些铁面无情的强取豪夺者之一,每当有工商业家陷了困境、丧失生计时,这些人就趁机诱惑他们落网。之后不久,严峻而不祥的一天终于来临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天令我惊醒,催我振奋——这一天,公司的各生产车间和办公室都被关闭了,一群横眉冷眼、咬牙切齿的男人来到我家,查封了我们的财物。在法庭上,我的可怜的父亲用经过精选的词语宣告自己的破产,然后签上了他那幼稚和花哨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可以模仿得十分逼真——这样,破产诉讼案正式开始了。

  我家的这一丑闻在小城里闹得满城风雨,因此在这一天我没有去上学——说到这里,我得说要想完成我的课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丝毫的努力去隐藏自己对这个机构的专制和单调的反感;其次,因为我家声名狼藉和最终的解体使得教师们对我充满了憎恶与蔑视。在我的可怜的父亲破产之后,也就是那年的复活节之际,学校拒绝给我结业证书,给我提供了两条路进行选择:要么继续忍受与我的年龄已不相称的受管教的痛苦;要么离开学校,放弃拿到毕业证后可享受到的权利。

  我高兴地意识到我的天性足以弥补这点小小的损失,所以选择了后者。

  我家的这次破产是全面彻底的。很清楚,我的可怜的父亲之所以把这场灾难推迟了这么长时间,并且深深陷入高利贷者的罗网,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灾难的到来,将使他成为乞丐。所有的一切都被折价处理了:库存货物(但是又有谁肯出钱买像我父亲的葡萄酒这样声名狼藉的产品?),不动产——即酒窖和别墅——当然连同相当于这些财产价值三分之二的不动产负债以及数年来一直未偿付的利息;花园里的陶瓷小人、菌类和动物石雕——是的,玻璃球和风鸣琴也都走上了这条悲惨的道路。房子内部被洗劫一空,失去了魅力,纺车、鸭绒靠垫、玻璃盒和嗅盐瓶都被拿去公开拍卖掉了,甚至窗户边上的长戟和玻璃珠穿成的门帘也未能幸免。如果说通风设备上的那个小装置原封未动,每当开门时仍然以悠扬动听的声音奏着《酒·女人·歌曲》,那只是因为它没有引起合法拥有者的注意而已。

  不过,开始时,还不能说我的可怜的父亲看上去已经垮掉了。他对自己这些他无法收拾的事务还控制在善良人手中,甚至表现出了某种满意的情绪。购买我家财产的那个银行发了善心,允许我们在光秃秃的别墅里暂且栖身,这样,我们的头顶上总算还有一片瓦可以遮风蔽雨。由于我的父亲生性随和、乐观善良,所以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周围的朋友会残忍地将他拒之门外。他如此天真,甚至去当地一家公司毛遂自荐当经理。他的建议遭到了粗鲁地拒绝,他又尝试了几次,希望能够重新站稳脚跟——如果他成功了,无疑他会再次大摆宴席,重放烟花。但是,当一切都失败后,最后,他终于认清了现实。可能他认为自己挡住了其他人的路,没有他也许我们会有更好的前程,于是,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宣布破产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月,秋天到了。自复活节以来,我就没有返回学校,享受着暂时的自由和没有希望的生活。我的母亲、姐姐奥林匹娅和我都聚集在那间空荡荡的餐厅里,等待一家之主出现,吃清汤寡水的午餐。可是,当我们喝完了汤,他仍然没有出现,我们让父亲最疼爱的奥林匹娅去叫他来吃饭。她走了大约三分钟,我们听到她不停地连声喊叫着,跑着喊着到了楼下,然后又跑上楼来。我出了一身冷汗,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走进父亲的房间。他躺在地板上,衣服敞开着,一只手放在圆圆的肚皮上,身边有一个锃亮的危险家伙,他就是用它击中了自己的心脏。女用人吉诺维瓦同我一起把他抬到沙发上,然后她跑去找医生;我的姐姐奥林匹娅仍在屋子里穿梭着,喊叫着;我母亲极其恐惧,不敢从餐室里出来;我站在自己的生身父亲的正在变冷的尸体旁,捂着双眼,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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