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约两年。五月初的日子来临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她不再姓李比娜，而改姓列日涅娃了。她嫁给米哈依洛·米哈雷奇已经一年多了。她依然是那么妩媚，只是近来有点发胖。在那个跨过几级台阶便能进入花园的阳台前面，奶妈抱着婴儿在来回踱步。那孩子的脸蛋红扑扑的，身上披着白色的小斗篷，帽上缀着白色小绒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不时望望孩子。孩子不哭不闹，一面有滋有味地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四处张望。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特征开始在儿子身上显露出来。阳台上，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身边。坐着我们早已熟悉的比加索夫。自从我们和他分手以来，他的头发明显地白了，背也驼了，人也瘦了，说话时牙齿漏风：他的一颗门牙掉了。牙齿漏风使他说起话来又多了几分刻薄……
他年岁增长了，但满腔的怨恨却未减少，不过那些刻薄话已经失去了锋芒。他比从前更喜欢重弹那些老调了。米哈依洛·米哈雷奇不在家，大家都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西沉，在日落的那个方向，沿着地平线绵亘着一道淡黄色的光带。与此相对的还有两道晚霞，下面一道呈蔚蓝色，上面一道呈紫红色。高空中的几朵浮云在渐渐融化。这一切都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正常的晴好天气。
突然，比加索夫放声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阿夫里康·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
“噢，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听到一位农夫对他老婆说：“‘别叽叽喳喳！’他老婆当时正说得起劲。我很喜欢这句话：‘别叽叽喳喳！’的确，女人又能说出多少道理来呢？你们知道，我不是指在座各位。我们的祖先比我们聪明。他们的神话故事里总有一位美女，脑门上缀着一颗星星，坐在窗前，一声不响。女人嘛，就应该这样。可是前天，我们贵族长的老婆就像对着我的脑袋开了一枪；她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倾向！还倾向呢！假如造物主开恩让她突然丧失嚼舌头的能力，那无论对她还是对大家岂不是更好吗？”
“您还是老样子，阿夫里康·谢苗内奇，尽诋毁我们这些弱女子……您知道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真的，我为您感到可惜。”
“不幸？您怎么能这样说呢！第一，我看世界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冰凉的房子，夏天穿挤脚的鞋子，还有就是跟婴儿同住一个屋子，婴儿哭闹不止，但又不能让他吃除虫粉。第二，我现在成了最最安分守己的人，简直可以当典范。我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规范。”
“您品行端正，无可挑剔！不过，叶莲娜·安东诺芙娜昨天还跟我说您的不是呢。”
“竟有这样的事！她跟您说什么来着，能告诉我吗？”
“她说您整整一个上午对她的所有问话只回答两个字：‘什么？！’‘什么？！’还故意尖着嗓子做怪腔。”
比加索夫笑了起来。
“那可是个好主意啊，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您说是吗？”
“是个坏主意！难道对女人可以这样不讲礼貌吗，阿夫里康·谢苗内奇？”
“怎么？您以为叶莲娜·安东诺芙娜是女人吗？”
“那您说她是什么？”
“是一面鼓，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棒褪敲打的鼓……”
“噢，对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想改变话题，便打断他说。“听说，有一件喜事要向您祝贺呢。”
“祝贺什么？”
“您打赢了官司。格林诺夫斯基牧场现在归您了……”
“是的，归我了。”比加索夫阴郁地说。
“多少年来，您一直在争这片牧场，现在到手了，怎么反而不高兴了？”
“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比加索夫慢条斯理地说，“没有比迟到的幸福更糟糕、更气人的了。这样的幸福不可能给您带来满足，反而剥夺了您的权利——骂人和诅咒命运的宝贵权利。真的，夫人，迟到的幸福是一种苦涩而令人恼火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只是耸了耸肩膀。
“奶妈，”她叫道，“我看米沙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开始忙乎自己的孩子，而比加索夫则嘟嘟嚷嚷地走到阳台的另一头去了。
突然，在不远处，花园旁边的路上，米哈依洛·米哈雷奇坐着他那辆竞赛马车过来了。两条硕大的看门狗，一黄一灰，跑在马的前面。这两条狗是他前不久才开始豢养的。它们不停地咬来咬去，但又亲密得难舍难分。一条老猎狗冲出大门去迎接两条看门狗，它张大了嘴，好像要吠叫的样子，结果只是打了个呵欠，友好地摇着尾巴回来了。
“你看，萨沙！”列日涅夫打老远就向妻子喊道。“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没有立即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那个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喊了起来。
“是他，真是他，”列日涅夫回答说，“他给我们带来了多好的消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的马车驶进了院子。
一眨眼工夫他和巴西斯托夫就出现在阳台上。
“乌拉！”他喊叫着拥抱妻子。“谢廖沙要结婚啦！”
“跟谁结婚？”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激动地问。
“当然跟娜塔里娅咯……这消息是咱们这位朋友从莫斯科带来的，还有一封给你的信……你听见了吗，小米沙？”他接过儿子，又说了一句。“你舅舅要结婚啦！……瞧你这俊小子，只会眨巴眼睛！”
“他想睡了。”奶妈说。
“是的，夫人。”巴西斯托夫走到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跟前说。“我今天从莫斯科回来，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委托我来检查一下庄园的账目。这是给您的信。”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连忙拆开弟弟的来信。信里只有几行字。他在狂喜中告诉姐姐，他已向娜塔里娅求婚并且得到了她本人和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的同意；他答应下一次写信一定写得更详细些。还说他要拥抱和亲吻大家。很显然，他写信的时候正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仆人送上茶。大家请巴西斯托夫坐下，接着倾盆大雨般的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人，包括比加索夫在内，都为他带来的消息感到高兴。
“我们听说这中间还有一位科尔察金先生。”列日涅夫顺便说道。“请问，这也许是无稽之谈吧？”
（科尔察金是位英俊的年轻人——社交界的一头雄狮，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的举止傲慢得仿佛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由公众集资为他树立的一尊铜像。）
“不，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巴西斯托夫微笑着说。“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倒是十分赏识他，可娜塔里娅·阿历克赛耶芙娜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听到。”
“我认识他，”比加索夫插嘴说，“他是个双料的混蛋，混透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大家都像他那个德性，除非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金，否则你就别想活了。就是这么回事！”
“也许是这样，”巴西斯托夫说，“不过他在社交界可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反正都一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大声说。“不去管他！啊，我多么为弟弟高兴啊！……娜塔里娅也很快活吗？很幸福吗？”
“是的，夫人。她跟往常一样，不露声色——您是了解她的——，不过看样子也很满意。”
黄昏在愉快而活跃的谈话中过去了。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顺便问一句，”列日涅夫给巴西斯托夫斟拉菲特①葡萄酒的时候问道，“您知道罗亭现在在哪儿吗？”
①法国拉菲特产的红葡萄酒。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便随某个家庭到西比尔斯克去了。我跟他一度通过信：他在最后一次来信中告诉我，他即将离开西比尔斯克，不过没有说去哪儿，——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他是不会消失的！”比加索夫插嘴说，“说不定正坐在什么地方宣扬他那一套货色呢。这位先生总能找到两三个崇拜者。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张大嘴巴听他胡扯，还肯借钱给他。你们瞧着吧，他的下场就是在查列沃科克沙依斯克或者丘赫拉姆的某处死在一位老处女的怀里，那戴着假发的老处女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呢……”
“您也说得太刻薄了！”巴西斯托夫不满地轻声说。
“一点也不刻薄！”比加索夫说。“倒是十分公正的。照我看来，他充其量也只是个厚颜无耻的寄生虫罢了。我忘了告诉您，”他转身对列日涅夫继续说道，“我认识那个杰尔拉霍夫，他是跟罗亭一起到国外去的。肯定知道他的底细！你们无法想像，他是怎么说罗亭的——简直笑死人！幸好罗亭的所有朋友和追随者到头来都成了他的敌人。”
“请您不要把我算在这类朋友中间！”巴西斯托夫激动地说。
“您么，当然另当别论。我不是说您。”
“杰尔拉霍夫跟您说了些什么？”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
“他说了很多，没法全记住。不过最精彩的是罗亭闹了这么个笑话。由于他在不断发展（这些先生一直在发展；比方说别人只是吃饭和睡觉，而他们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在发展，是这样吗，巴西斯托夫？——巴西斯托夫什么也没回答）……由于罗亭始终处在发展过程中，他通过哲学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应该恋爱了。于是他开始物色对象，而且这个对象一定要符合他那惊人的结论。幸运向他露出了微笑。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一个非常漂亮的专做时装的女裁缝。事情发生在德国的某个城市里，请注意，是在莱茵河畔。他开始去找她，给她送去各种各样的书籍，跟她大谈自然和黑格尔。你们能想像那位女裁缝的反应吗？她还以为他是天文学家呢。不过么，你们知道，罗亭的模样长得还不错，又是个外国人，俄国人——于是她就看上了罗亭。罗亭最后要跟她约会，一次富有诗意的约会：坐船游览莱茵河。那法国女人答应了。她换上了漂亮衣服，跟他坐上小船出发了。他们玩了两个多小时。你们以为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干了些什么呢？他抚摸着法国女人的头，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再三说他对她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慈爱。法国女人气昏了，后来就亲口把这件事告诉了杰尔拉霍夫。你们看，这位先生就这么个德性！……”
比加索夫说完笑了起来。
“您怎么老是诋毁别人！”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恼怒地说。“我可是越来越坚信，即使那些骂罗亭的人，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得了吧！他向来都靠别人生活，到处借钱……米哈依洛·米哈雷奇！他大概也向您借过钱吧？”
“听我说，阿夫里康·谢苗内奇！”列日涅夫开腔说道，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听我说：您知道，我妻子也知道，近年来我对罗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甚至经常指责他。尽管如此（列日涅夫往大家的酒杯里斟上香槟），我还是提议：刚才我们举杯祝贺了我们亲爱的兄弟和他的未婚妻，现在我提议你们为德米特里·罗亭的健康而干杯！”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和比加索夫惊讶地望着列日涅夫，而巴西斯托夫一听就来了精神，兴奋得脸也红了，眼睛也睁大了。
“我很了解他，”列日涅夫说，“他的缺点我也很清楚。这些缺点之所以格外明显，是因为他不是个平庸之辈。”
“罗亭具有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附和说。
“天才么，他也许是有的，”列日涅夫说，“至于性格……他的全部不幸实际上就在于他根本没有性格……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想说他身上好的、难得的方面。他有热情；而这一点，请你们相信我这个懒散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难以容忍的谨慎、冷漠和萎靡，我们都沉睡了，麻木了，谁能唤醒我们，给我们以温暖，哪怕一分钟也好，那就得对他说声谢谢。是时候啦！你还记得吧，萨莎，有一次，我跟你说到他的时候，还责备过他冷漠。当初我说得既对又不对。冷漠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这不是他的过错——而不在他的头脑中。他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演员，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也不是骗子，不是无赖。他要靠别人养活并不是因为他狡猾，而是因为他像个孩子……是的，他确实会在穷困潦倒中死去，难道因此就得对他落井下石吗？他之所以一事无成，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性格，缺乏热血。不过谁有权利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也不能做一件好事呢！谁有权利说他的言论没有在年轻人的心中播下许多优良的种子呢？对那些年轻人，造物主并没有像对罗亭那样拒绝赐予行动的力量和实现愿望的才能。是的，我自己首先就有过亲身体会……萨莎知道，我年轻时对罗亭是多么崇拜。记得我还曾经说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不过我当时指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现在这样年纪、有过相当阅历并且受过挫折的人。他说话只要有一个音走了调，那么我们总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失去了和谐。幸好年轻人的听觉没有那么发达，那么挑剔。如果年轻人认为自己听到的那些话的本质是美的，那么音调准不准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和谐的音调他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找到。”
“说得好！说得好！”巴西斯托夫说。“说得太好了！至于罗亭的影响，那我敢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仅善于使你深受感动，还能推动你前进，而且不让你停顿，他让你彻底改变面貌，让你燃烧！”
“您听到了吗？”列日涅夫转身对比加索夫说。“您还需要什么证据吗？您总是攻击哲学，一提到哲学您就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本人对哲学并无太大的兴趣，也不在行，不过我们种种重要的弊病并不是哲学造成的！故弄玄虚的哲学理论和梦呓决不会跟俄国人沾边，他们有足够的理智。但是决不允许在攻击哲学的幌子下攻击任何对真理和觉醒的真诚向往。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确实是很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可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认为没有俄国也照样行，那他就会倒霉；谁在行动上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就会倒大霉！所谓世界主义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奉世界主义的人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活，什么也没有。没有特征就不可能有一张理想的脸，只有那种俗不可耐的脸才可以没有特征。我要再说一遍，这不是罗亭的过错，这是他的命运，痛苦而艰难的命运，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去责备他。倘若我们要探究罗亭这一类人在我国出现的原因，那就离题太远了。只要罗亭身上有优点，我们就得感谢他。这比不公正地对待他要容易些。而我们对他向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他，这不是我们的事，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已经严厉地惩罚过自己了，甚至远远地超出了应得的惩罚……上帝保佑，但愿不幸能克服他所有的缺点，只保留他的优点！我为罗亭的优点而干杯！为自己最美好的岁月中的同志的健康，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憧憬、轻信和真诚，为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心曾为之激烈跳动、我们在生活中曾经领略过的最美好的一切而干杯！……我为你，黄金时代，干杯！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跟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激动得差点儿没把酒杯碰碎，他把酒一饮而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紧紧握住列日涅夫的手。
“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我真没有想到您的口才这么好，”比加索夫说，“简直跟罗亭先生不相上下。连我也被感动了。”
“我根本没有口才，”列日涅夫不无恼怒地说。“要感动您，我想，不那么容易。不过，别谈罗亭了，让我们谈点别的……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潘达列夫斯基还住在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家吗？”他转身问巴西斯托夫。
“当然，还住在她那儿！她还设法为他找了个肥缺。”
列日涅夫冷笑了一下。
“此人是决不会因贫穷而死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陆续离去。只剩下夫妇俩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笑容满面地望着丈夫的脸。
“你今天真漂亮，米沙！”她抚摸着丈夫的额头说。“你的话多么通情达理，宽宏大量！不过你该意识到，今天你过于袒护罗亭了，就像从前过于责备他一样……”
“不打落水狗嘛……当初我是怕你被他搞得晕头转向。”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天真地说，“我一直觉得他学问太渊博了，我有点怕他，在他面前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比加索夫嘲弄他也够狠的，你说是吗？”
“比加索夫？”列日涅夫说。“就是因为比加索夫在场，我才这样激烈地为罗亭辩护。他竟敢说罗亭是个寄生虫。依我看，他，比加索夫，扮演的角色，比罗亭恶劣一百倍。他拥有独立的财产，对什么都横加嘲弄，可是对有权有势的人却溜须拍马！你知道吗，这个愤世嫉俗、攻击哲学、诋毁妇女的比加索夫，你知道吗，他做官的时候贪污受贿，于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呢！唉！你看就是这么回事！”
“是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大声说。“这种事怎么也没有料到！……我说，米沙，”她停了停，继续说道。“我想问你……”
“问什么？”
“你看我弟弟跟娜塔里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怎么跟你说呢……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今后发号施令的是娜塔里娅，咱们之间没有必要隐瞒这一点，她比他聪明。不过你弟弟是个好人，真心诚意地爱娜塔里娅。还需要什么呢？就说咱们俩吧，彼此相亲相爱，不是很幸福吗？”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微微一笑，紧紧握住了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手。
就在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家里发生上述这些事情的那一天，在俄罗斯一个偏僻的省份，一辆套着三辆耕马、遮着芦席、破破烂烂的马车，冒着酷暑，艰难地缓缓行进在大路上。驭手的位置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农民。他叉开双脚，斜蹬着车辕的横木，一只手不住地拽紧缰绳，另一只手挥舞着鞭子。马车里，一只空箱子上坐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头戴一顶宽边帽，身穿一件沾满尘土的外套。这就是罗亭。他耷拉着脑袋，帽舌压到眼际，马车左右摇晃，他的身体也被抛过来甩过去，但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仿佛在打盹似的。终于，他挺直了身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站哪？”他问坐在驭手位置上的农民。
“快了，老爷，”农民回答说，更用力地拉紧缰绳，“过了前面那个小山坡，就剩下四里路，不会再多了……你啊！你在想心事……我叫你想心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补充了一句，说着用鞭子抽打套在右面的那匹马。
“我看你不会赶车，”罗亭说，“我们一大早就出发，磨磨蹭蹭的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最好你还是唱支歌吧。”
“有什么办法呢，老爷！这几匹马，您自己也看到了，走得太累了……又碰上这么个大热天，咱不会唱歌；咱不是车夫……喂，小羊羔，你听见没有，小羊羔！”农民突然对一位穿棕色外衣和一双破草鞋的过路人喊道。“闪开，小羊羔。”
“马车夫！了不起……”过路人在他后面嘟哝着停住了脚步。“好一副莫斯科派头！”他又添了一句，语气里充满了责备，接着摇了摇头，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了。
“你这是往哪儿走哇！”农民拖长了音调说，一面拉紧辕马的缰绳。
“你啊，真调皮！真是个调皮鬼……”
三匹疲惫不堪的马好不容易把马车拉进了驿站的院子里。罗亭下了马车，付过钱（那农民没有向他鞠躬道谢，只是把钱放在手掌上掂了好久——显然是酒钱给少了），自己动手把箱子搬进驿站的房间里。
我有位熟人，他一生中走遍了大半个俄国。他认为，假如驿站房间里的墙上挂着描绘《高加索俘虏》①情节的图画或俄国将军的画像，那就表明可以很快得到马匹。但是，假如画上画着著名赌棍乔治·戴·日尔马尼②的生平，那么旅客根本就别指望能很快离开：他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尽情欣赏这位赌棍年轻时卷曲而前伸的额发，白色的开襟坎肩和又短又小的裤子，欣赏他晚年在一间尖顶农舍里举起椅子砸死亲生儿子时吓得目瞪口呆的面部表情。罗亭走进去的那个房间正巧挂着反映《三十年，又名赌徒的一生》的几张图画。听到罗亭的喊声，走进来一位睡眼惺忪的驿站长（顺便说一句，有谁见过驿站长不是睡眼惺忪的呢！）他不等罗亭问他，便懒洋洋地宣布说：没有马。
①《高加索俘虏》，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
②法国闹剧《三十年，又名赌徒的一生》中的主人公。
“您连我上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能说没有马呢？我是借了耕马来的。”
“不管上哪儿，都没有马。”驿站长说。“那您上哪儿？”
“到XX斯克。”
“没有马。”驿站长说完，便走了出去。
罗亭忿忿然走近窗口，把帽子扔在桌子上。他变化不大，只是近两年来显得苍老些，头发中间已经出现了几缕银丝，眼睛依然很美，但眼神似乎黯淡了，一条条细小的皱纹，痛苦和烦恼留下的痕迹，已经爬上了嘴角、双颊和两鬓。
他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连衬衣的影子都看不到。他的锦瑟年华看来已经逝去，他进入了园丁们所说的结子阶段。
他开始看墙壁上的题词——旅客在无聊中常用的消遣方式——，突然门吱呀一声，驿站长走了进来……
“到XX斯克的马没有，很久都不会有。”他说。“不过回XX奥夫的马倒是有的。”
“到XX奥夫？”罗亭说。“得了吧！跟我完全不是一个方向。我是到奔萨去，而XX奥夫好像是去唐波夫的那个方向吧。”
“那有什么关系？到唐波夫再转奔萨，要不从XX奥夫直接转。”
罗亭想了想。
“那好吧。”他最后说道。“您去吩咐套马吧。对我反正都一样，先到唐波夫。”
马一会儿就套好了。罗亭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爬上马车，坐定后又像原来那样垂下了脑袋。他那耷拉着脑袋的姿态流露出无奈、顺从和悲伤……三驾马车不慌不忙地小跑起来，断断续续响起丁丁当当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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