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若只是选人不当，太宗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本来嘛，即使是魏徵，也不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再说魏徵曾是太宗那么看重的人，贡献那么多。如果只是识人不明，太宗也不至于就要停婚仆碑。原因还是在于魏徵的身份。
魏徵是属于山东豪杰这一集团的，对于太宗来说始终不是能依靠的力量。太宗重用魏徵，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有才干，能帮助他治国，可同时也是想拉拢山东豪杰以牵制山东士族和关陇集团，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一种平衡。
而魏徵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是山东士族，侯君集是关陇贵族，身份都十分特殊。太宗是担心魏徵和他们结党，那么平衡牵制的局面就被打破了，偏离了自己统治规划的初衷。为此，太宗对这件事才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后来，在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出征高丽，战事不顺，屡屡受挫。这时，他又想起了魏徵。一方面太宗也觉得当初是多虑了，没有证据显示魏徵就与他们结党；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出师有所悔恨，怀念魏徵在世时的直言进谏。所以太宗感叹地说道：“如果魏徵还在，朕怎么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呢。他一定会劝阻朕的啊！”言罢，马上命人将魏徵的妻子儿女召到驻地，慰问了他们一番。还遣人去魏徵葬处，将原来推倒的碑又立了起来，并以礼祭祀。从此往后，对魏家的恩宠又如同原来一样了。
其实，魏徵受到的待遇的反复，也正体现出太宗内心的矛盾。太宗明白以山东豪杰为首的一般地主正在成长，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好好利用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可是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不敢完全依赖他们，在太子废立等国本大事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依靠原本属于自己一个集团的力量。所以太宗虽然重用魏徵，但亲近的却还是长孙无忌一干人等。而聪明如魏徵，怎会不明白呢，故而一开始他就提出愿为良臣而非忠臣。
不过，虽然魏徵与太宗之间有这等微妙的关系，却不失为君臣相得的典范。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国家治理好，开创出一个自古未有的新局面。为着这一目标，魏徵尽力辅佐太宗，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成为一代圣君。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绝不仅仅只是耍嘴皮子功夫，他虽然表面上只是敢于直言强谏，但他为自己规划的治国方略对江山社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要将国家引领上一条光明大道。所以太宗才会那么看重魏徵。因为魏徵这面镜子，不仅仅是照见太宗个人的得失，更是照见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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