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朝会，太宗每每扫视群臣，褚亮、房玄龄、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他们聚集在朝堂之中，个个气宇轩昂。太宗便会想起以前，少年李世民看到天下形势趋于大乱，遂有安天下之志，于是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那时候，是要收拢人才。太原起兵以后，李世民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成长。而这些聚集朝堂的文臣武将，都是在征战的过程中收纳的人才。太宗看到他们，心中便觉踏实，他怎能不对他们推心置腹、用之不疑。还有武德朝的旧人，东宫齐府的僚属，他们也都各有其能。真是各路英雄齐集一堂，太宗觉得自己很富有。
一日罢朝后，太宗对皇后说：“皇后看朕的朝廷啊，有武德朝元老，宇文士及、萧、封德彝是；有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是；而前所任用之原东宫僚属魏徵、王等依旧。有山东士族，封德彝是；有关陇贵族，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是；有魏晋以来即常在朝廷中占据一角的江南贵族，萧是；亦有正在成长中的山东豪杰，魏徵、王是。朕是否很富有？”
“是啊，陛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用人比招揽人才要难得多。陛下要让他们相互合作，共理国政，绝非一件易事呵。”
“所以朕常跟大臣们说：‘君主要正，臣子也要正。’‘君主若有不明，臣子要直言相谏，补救君主的失误。’‘君臣同治理乱，共系安危，君臣和谐，君贤臣直，才能家国俱存。’”
“陛下能时时有所意识就好啊。最怕就是，朝臣各为私心，利益争斗。其实朝臣之间的争斗，有时候可以损人利己，但大多数时候，只能是双方俱损，而朝廷国家，亦跟着受损。”
“是啊。朕常想，若君臣都能怀至公之心，朕就不必忧国家之治。前些日，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各司文案恐怕有错失，请令御史到各司去检察。’朕就其事问封德彝，封德彝说：‘设官分职，各有自己掌管的事情。若真有错失，御史应该纠察检举，但要遍察诸司，人为地去搜索错失，恐怕就太为烦琐，难免以小失大。’杜淹听了，默然不语。朕问：‘杜爱卿如何不说话了？’皇后猜杜淹如何说？”
“如何说？”
“杜淹说：‘封德彝所说，是识得大体，臣委实心服，不敢再说什么。’当时朕听得真正是大为高兴，朕说：‘卿等都能这样，朕还有什么好忧愁的！’”
“现在臣妾听了，也为陛下高兴。君臣都能如此，臣妾就不用再说用人不易。”
“朕正是要将不易事做好。否则，不是暴殄天物？”太宗信誓旦旦。
皇后笑了。她习惯于太宗的自信。
几年之后，太宗不再需要满墙粘满群臣奏疏、先哲言论。他已经是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一国之君。皇后打开柜子，柜中落落大满，都是太宗曾经粘在墙上出入省览的奏疏言论。那些年，皇后不断地帮着太宗，把旧的撤下来，又把新的粘上去。撤下来的，皇后都令人小心收起来。竟然积累了如此之多！
皇后一页页地翻看这些奏章言论：
贞观元年（627），皇上谈及西域贾胡剖身藏珠，引申不可求贿枉法，纵欲亡国。
贞观元年，皇上对侍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抚百姓，若损害百姓奉养自身，好比割腿取肉，以充腹饥，腹饱而身亡。若要安定天下，必须先规范自身言行，自古没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的。”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侍臣说:“所有国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衣食保暖，应以不误农时为根本。而这需君王简静，才可以做到。如果兵戈屡兴，土木不息，而想不夺农时，怎么可以实现?”
贞观二年，皇上对黄门侍郎王说：“隋炀帝贪心不足，广积粮却不知赈恤百姓，最终亡国。仓廪储粮乃是为赈恤荒年，否则积粮满仓，又有何用？”
皇上曰：“以百姓之心为心。”
贞观六年（634），皇上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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