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行进中摸索治道政术
武德九年（626）九月，太宗面定诸臣爵位和封邑。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道：“臣举兵关西，率先响应高祖起义。如今房玄龄、杜如晦仅凭笔墨功夫，即功居臣上。不服，坚决不服。”
太宗从容：“当初起义，叔父虽率先响应，亦是出于自己利害的考虑吧！及窦建德独占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整合窦建德余众再起，叔父又望风而逃。房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自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太宗将双方事迹功业一一道来，孰为功高，立而可见。本来话说到这里已够，太宗仍不忘加一句：“叔父您是皇家至亲，朕不可以因私情而滥加封赏啊。”
这一句话，不是说给李神通听，而是昭告众人以公平：朕为天子，断不至因私恩而滥赏，亦不至以私怨而滥罚。
下朝后，太宗回到寝殿，对皇后说：“朕今日定了功臣等第。”
“可是顺利？”
“皇后说呢？”
“分赃难免起争端！”皇后笑道。
“皇后说话如此不入耳！”太宗亦笑。
“到底顺不顺利？”皇后追问。
“不顺利啊。房玄龄、杜如晦在淮安王之上，淮安王大喊不服。”
“公正来论，淮安王功劳的确难跟房、杜二位大人相比。”
“是啊。朕就将他们事迹功业一一摆出来，淮安王就无话可说了。朕还说：‘叔父您是皇家至亲，朕不可以因私情而滥加封赏啊。’”
“陛下是要昭告群臣以公平啊。”
“朕正是此意。当时朝臣听了，都各各服气，不再争功。”
“如是说，分赃还是顺利了！”皇后欣慰道。
“皇后侮辱大唐朝政，该当何罪？”太宗正色道。
皇后笑：“陛下长能如此，可以为圣君矣。”
太宗亦笑。“能否做圣君暂且不论。皇后啊，你说，何以周朝能享国几百年，而秦朝仅二十年就亡国了？”
“唔，臣妾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大概周尚德、秦尚法吧。”皇后有些疲倦。
“朕今天跟大臣们讨论过。朕说，‘周得天下以后，更加讲求仁义，而秦得天下以后，更加崇尚武力，这是周、秦享国长短不同的原因所在啊。所谓天下，或可以通过悖逆的方式取得，但万不可以悖逆的方式来治理啊。’”
“唔，陛下！”皇后听到后面，困倦全无。皇上已经完全摆脱了政变的阴影。她在内心思忖，“是啊，政权如何得来，臣子们皆知，天下人也都终将知道，讳言终是无益。皇上就以这样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一笔带过了得权不义的指责。何必庸人自扰，耿耿介怀于过去？皇上只是自信能以增仁修义的统治，赢得天下民心，赢得政权的延续。”皇后想到这里，不免欣慰地笑了。
“皇后缘何而笑？”太宗疑惑。
“笑陛下，原来为自己说辞！”皇后道。
“转眼半年了。每每想起，犹觉后怕，又觉痛心。不过都已是过往。朕只能时时警醒自己，要勤于国事，以天下之心为心。如皇后所说，不暴殄天物，才是要领啊。”太宗感慨道。
“陛下忧心勤政，日来已经消瘦不少。”皇后有些伤感。
“这皇位啊，坐上了才知道个中滋味。大事小事，内内外外，朕觉得再多几个脑袋都不够用了。”
但是皇后很欣慰，她每每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她的陛下，觉得幸福和感动。
而太宗，总要在皇后欣赏的目光中，寻找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精力。他总记得皇后的那句话：“不要暴殄天物！”
“朕很是希望以仁义诚信为治，革除近代的浇薄之风啊。”朝堂之上，太宗对群臣说。
黄门侍郎王回答说：“弘道移风，乃是万代之福，但非贤才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任，说到底是要得人才行。”
“可是，”太宗苦恼地说，“谈何容易啊！朕连做梦都在想着要得到贤才啊。”
近来，太宗真的是连做梦都是朝政国事。
给事中杜正伦进而对道：“每一个时代都一定有人才，随时都可以用，岂能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才求治理国家吗？”
太宗顿悟：“杜爱卿说得好。”他站起来，以浑厚的声音下令：“诸位爱卿，朕命你们举荐贤能，朕将量才任用。”
可是过了好多天，不见占据最高职位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有所举荐，太宗不免诘问：“治国之本，惟在得人。所以让卿等举荐贤能，但这许多天来都不见你有所举荐。国家事务繁重，卿等总要为朕分忧才行。现在让卿举荐个人才都举不上来，还能让我有什么期望呢？”
封德彝辩解道：“臣岂敢不尽力，只是现在还没有遇到奇才异能的人。”
太宗搬出杜正伦的理论驳斥道：“前代明主，使人如器，都是用的当时的人，没见有向其他时代借人的。只要以己所需，用其所长，便是善于用人了。哪个时代没有贤才？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朕就是让你去发现人才的。”
封德彝无言以对。
很久以后，太宗还对侍臣说起：“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那时候，太宗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用人，对于国家治理何等重要。道理很简单，人用对了，事情就会顺利。行军打仗是，理家治国亦是。总要有人，才能办得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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