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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