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亦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新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辰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钓，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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