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杞、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李隆基，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
如果就事论事地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他痛恨卢杞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杞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不管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却代表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
也有一些人认为白志贞是罪魁祸首，理由是志贞或许在召募禁军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这种猜测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证据不太充分。陆贽的一些奏疏中透露，在东征战斗中禁军的伤亡确实非常严重，而且以沽贩之人充斥军籍，自开元兵兴以来就已不免。由此看来，白志贞也只是处事不当，未能革除旧弊而已。
无疑这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失败，一切都如天才的陆贽所预言的那样，连年的用兵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触发了萧墙之祸。一天之后，德宗从咸阳抵达了奉天县城，政府的指挥中枢虽然立即开始了运转，可帝国无疑已处在极其紧急的状态之中。
这时在长安城中的兵变已扩大为一场严重的反叛事件，曾经任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被乱兵拥立为首。朱泚是朱滔之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阴险不及乃弟，冲动莽撞却有过之。他先任幽州节度使，后来在朱滔的怂恿下于大历九年（公元774 年）入朝并请留京师，以自己充当实际上的人质来换取朝廷的信赖，做了朱滔的工具。朱泚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任陇右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代宗死后被召还任山陵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曾兼领过数月的泾原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一直是优宠的闲职，是朝廷优待忠诚归附的地方重臣的象征。到目前为止，尽管内心怏怏，可手中无权无兵，只能无所作为，因而他的生活也一直很平静。只是在朱滔叛乱后发生了一件插曲，起因是朱滔还没忘记他的兄长，用信鸽传笺约他在京城谋反，不料被马燧截获，告到德宗那里，吓得朱泚赶紧伏阙请罪。幸好德宗认为长安与河北路途遥远，二人不可能事先串联，因而没有追究。事情虽然过去，但朱泚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的。朱泚当然没有料到泾原兵变的发生，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这是一条顺水船时，便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
事变的当夜，姚令言就直趋朱泚府第。未过一会，朱泚就在变兵一路火把的照耀下走进了天子的含元殿，对外宣称的说法是“权知六军”。
当时局面混乱，消息自然不灵通，但这件事还是被模模糊糊地传到了奉天。有人提醒皇上朱泚可能反叛，必须立即组织防范，却遭到了卢杞的痛责，他向德宗保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卢杞又差一点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朱泚果然将计就计，派泾原将领韩旻率精兵三千以迎驾之名偷袭奉天。幸好有一位留陷在京城的大臣以他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人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段秀实，他用计谋诈回了韩旻的部队，并为此而舍身成仁。七天后，朱泚正式僭号称帝，国号秦，自称大秦皇帝，杀唐宗室七十余人，并发兵攻打奉天，创造了安史以来叛乱的极致。这时德宗在奉天城中恨恨地拍着佩剑，后悔当初逃离长安时没有听取大臣姜公辅的意见杀掉这个祸患。
一场突来的灾难往往能暂时弥补掉内部的裂痕，造成一股同仇敌忾的气氛。德宗在奉天诏命全国各地兵马立即来援，十一月，各道兵先后至长安，李怀光也到达了奉天。杰出的将领浑瑊率守备军在奉天保卫战中奋死力战，保住了天子与流亡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醴泉击退了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无情，外在危机一旦得到缓和，内在的矛盾便立即还魂。
满怀怨气的首先是朔方镇的李怀光。李怀光本是粗疏之人，作为地方强藩，在某些利益上与那些因不满而造反的藩镇是共同的，此时既立大功，自矜其功之余，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他当然还不能把藩镇的怨气直接发到德宗身上，便把矛头指向卢杞。卢杞立即反击，借助于德宗的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怀光，命令他不必觐见并刻期收复长安。
但卢杞的反击到这时已是强驽之未了，因为政治上要求此时必须有一个替罪羊，反对卢杞与白志贞等人的强大舆论正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卢杞已经回天无力了。德宗即使再怎么不愿意，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这是德宗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公元784 年。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年！原先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对付东方河北藩镇的勃勃雄心和强硬路线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一切新的气象都烟消云散。军事上，长安还没有收复，朱滔又勾结回纥为朱泚声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物质上，国家的财力已极度匮乏，关中与中原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政治上虽然取得了表面的一致，但政策仍然不明，上下不通，人心混乱。在现实面前，或者更多的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宗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陆贽走到了一起。
陆贽仍为翰林学士，但居中参裁，策划事宜，制定诏令，已是皇上不可或缺的辅弼了。奉天吏民，称之为“内相”，卢杞等人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正月改元“兴元”，颁布了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
帝国的沉沉黑暗中似乎透出了一丝曙光。
无奈的选择：颁布《罪己诏》
时间是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正月。策划者是陆贽。
皇上当然知道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制书。一段时间以来，天子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常常愤愤地挥剑乱斫，向天仰望，喃喃自语。每次与陆贽交谈后，皇上一方面为自己的轻躁而后悔自责，但同时又忿忿不平，不明白一腔壮志换来的为何是满目的灾难。在奉天的朝会上，他望着垂手肃立的文武百官，经常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对翰林学士说：
“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
“吾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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