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第一次斗争
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任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除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表示出了他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时距代宗死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
“贤卿，眼下蜀中形势危急，朕命你返回本镇组织防御，你意下如何？”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臣遵旨。”崔宁毫不犹豫。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 年秦置巴、蜀两郡。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四川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杨炎的奏议，正说到自己的心里。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这条计策融会了政治家的策略、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都获得了认可。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新一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的是“圣神文武皇帝”。时为公历纪年的780 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尝试。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朝廷大员中也只有杨炎能善察颜色，移人主意，所以两税法的实行便无可争辩地印上了杨炎的名字。“两税法”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政治上的意义是告诉人们杨炎其人在财政上并不乏才见，这对报复当时的财政主将刘晏是有莫大好处的。
去年八月份杨炎一到职，在政事堂中一见到刘晏就分外眼红。杨炎阴沉着一张脸，连个招呼都没打。“刘晏这个小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一定要给他好看！”杨炎常常恨恨地对左右的人说。
在杨炎心里，为元载复仇是头等大事，这一念头时刻纠缠着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刘晏知道这里渊源有自，他何尝不清楚杨炎与元载的亲密程度无人能比，杨氏既是元载所提拔，也为元载所亲重，甚至被元载视之为可靠的接班人选，杨炎对同乡兼恩师元载怀有无限感戴本不足怪。不过这却无疑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刘晏忽略了，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刘晏都领天下利权，集度支、盐铁、租庸、青苗、转运等使职于一身，权力确实过重，自然也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里，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杨炎听后暗暗高兴。
于是他首先借此奏上一本，建议德宗罢停刘晏所领诸使。杨炎的理由是这些使职权责过重，应该复归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部门如户部等。这在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刘晏个人的，因为当时的财政危机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不采取专门集权的做法是不利于对战时经济的领导的。罢停有关专使仅仅两个月，由于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停废已久，无法复领财赋之事，杨炎又重新任命韩洄及杜佑为度支、江淮水陆转运使，全如刘晏之旧。先削其权，是进一步打击的基础，接下来，杨炎的复仇之举进行得雷厉风行，时间之迅速，措施之果断，真让人叹为观止。
杨炎深知打倒一个人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借助于天子的力量是必须的，因为天子是绝对的统治者，在他那里生与死的选择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但仅仅是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在政治以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有两种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其一是在舆论上败坏某人的道德，尽量让公众认为他是个品行恶劣的人；其二是声言某人“心怀异志”，并“图谋不轨”。刘晏在道德上无懈可击，迫使杨炎只好从后者着手，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虽然难度较大，但效果却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好。
二月份，当杨炎对德宗说，刘晏曾参与代宗议废皇后而立韩王李洄的生母独孤妃之事，并且还曾与黎幹、刘忠翼合谋时，殿前的另外三位重臣崔祐甫、朱泚、崔宁都觉得过分了：翻出陈年旧账借以生事，简直太无道理。
崔甫道：“陛下，此事乃前朝旧事，系出传说，究无实据；至于与黎、刘勾结云云，也很含糊，况且陛下业已大赦，不当复究虚语。伏望陛下慎重处理。”
崔宁、朱泚本来就对杨炎不满，立即随声附和。
杨炎一看不是路，立即涕泗俱下，声音都哽咽了：“此事千真万确，朝野众议沸腾，臣身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
杨炎的这一做法其实蹩脚得可笑，明白人是不难看出这种虚假的真正目的的，德宗不能算笨，多少也还是有点数，否则刘晏立时就会被杀。但德宗是天子，是臣父，无论怎么聪明，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当今皇上倒并非是个喜怒无常的庸碌莽汉，但至少是一个神经脆弱者，他无法承受一些极小的不快，也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遭受的打击。这或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所不能的慧力在他那里得不到关系上的调节。作为一个贤明的天子，必须要懂得有时候身居万人之上并非一定要无事不能。德宗没有也做不到这点，他的过分的疑心虽不是与生俱来，却是为其脆弱的性格所决定。这种自卑往往伴随着可笑的自作聪明，于是他的猜疑多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突如其来的被骗的愤怒。
“岂有此理！刘晏竟做过这等事，连朕都被他蒙骗了！”德宗动了怒，立时传旨中书舍人草诏，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这当然不是杨炎的最终目的。刘晏仓皇出京未几日，杨炎又奏明德宗，请求委任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德宗照准了。
庾准何许人也？此人本以门荫人仕，后来依附于元载死党王缙得以骤升为中书舍人。元载、王缙败亡后，庾准也同样被贬，出为汝州刺史，德宗即位后复出为司农卿。他与杨炎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则出于元党旧人，二则因为他对刘晏更是仇恨。庾准此人既非儒流，又无文才，为人颇为谄媚，很为时论所讥。此次调任，朝中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然而庾准却明白得很，忠州属于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此番宰相杨炎给他这样一个任命，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庾准还来不及准备行装，就先去宰相府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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