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公元779 年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西藏及新疆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等人掌理调整财政。三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转运使这一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此职，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的六月。
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赶到江淮地区考察。
马上的奔波足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淮河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静静的淮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公务等待处理。
“大人，前面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
“你等哪里知道，”刘晏哈哈一笑，用鞭鞘指着不远处的淮水：“你等可看出河中流的是什么？”
“……”侍从们茫然。
刘晏收回笑容，深深地凝视着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自言自语地说：“泉货滚滚，泉货滚滚啊！”
说罢，一挥手：“走！到漕站去。”
这所转运站照理也算是淮水一线较大的一所了，不过看上去却不怎么繁忙。几艘从上游下来的空船正停在码头补充给养。一眼望去，上面的船工和几个官员模样的押运人员几乎都是白发苍苍，似乎是些精力不济的老者。刘晏不禁皱了皱眉头。
“去。”刘晏吩咐道，“传那些人上来。”
一名随从立即跑到码头边喊到：“你们那些人下来，大人要问话！”
有人在船上应道：“喂，哪位大人？”
“哪位？！大胆奴才，江淮转运使！”
“莫非就是户部侍郎刘晏？”
“正是！” 这下立即有一位官员跑下船来，跪下给刘晏见礼：“不知大人驾到，多有不敬，尚望大人恕罪。”
刘晏瞧着这人，一袭破军装几乎就要衣不遮体，双眼凹陷，头发已呈灰白色，满脸的倦容。
“我来问你，”刘晏不多废话，“漕运乃国家安危所系，何等重要！朝廷委派军将典押，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职责又是何等繁重！如何尽选尔等白发老弱者承当？”
“回大人话，小人等却并非老弱之辈，当初淮北巡院命我等行其事时，也是经过挑选。只是一路风波险恶，责任重大，我等无时不小心谨慎，生怕有所闪失。数次下来，大家都是憔悴不堪，故而早生华发。小人们这一段还算是好的，进入汴水到黄河一路，潮急浪大，更是惊险，那儿的人只要走一趟头发就全白了。”
刘晏听到这里，立即翻身下马，双手扶起这个典运官。心头潮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他才又问道：
“照你看来，若要顺利其事，首要之务是什么？”
“小人瞎说，也不知对不对，小人们最希望有一条大而坚固的舰船。”
刘晏听罢，站直了身子，再一次望着流动的河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杨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
“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 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重要过渡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干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种利弊已经非常清楚。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在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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