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 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 年的6 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公元779 年：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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