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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惊变》第四章 马嵬之变(6)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突发事件之后的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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