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新唐书》载：“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那是后来李亨即位后的第十天，直到此时安禄山才想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实在有点晚了。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㈠、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
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是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没饭吃，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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