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初，“励精求治，去奢从俭”，颇有振作之风。他诏令放出多余宫女，纵出五坊蓄养的鹰犬玩物，裁减冗官，一反唐敬宗贪玩不视朝的恶习，天天临朝听政，很有英主之风。
但是，文宗治下的唐朝，实际是一团乱摊子。外面环伺的藩镇不讲，京城之内，就有两大祸结：一为乱政的宦官，二为内哄的党争。
从唐玄宗始，宦官阶位骤显，人数膨胀。尤其是从高力士开始，皇帝赖之而安寝，宰相因之而得位，“肃宗在春宫（太子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勇力强悍的巨宦杨思勗竟也多次率兵出征，广立功勋，封为虢国公，进位骠骑大将军。由此，唐朝的太监掌军已显端倪，但当时他们并未真正在中央政府有把握兵权的迹象。安史之乱以后，玄宗逃窜蜀地，肃宗得以在灵武继位，宦官李辅国有“襄赞”大功，地位贵显，手中掌管唐廷一切兵符与军号，统驭禁卫军。代宗继位后，竟称这个没老二的公公为“尚父”。日后，于代宗有拥立之功的程元程逐渐取代李辅国位置，基本在内廷是个“九千五百岁”――御林军全是他的部属。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师，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磬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政委”的控制下。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本人也很老实，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牛逼大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已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诗》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深刻的描述：
卖炭翁，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冲炭直
（《卖炭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剿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重赋》）
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毕竟当朝宰相言语份量重，牛僧儒、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委曲多年。从自开始，一至到唐宣宗，其间经历六代皇帝，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斗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
大略分类，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两党之间，君子小人相杂，但从总体上讲，李党君子多，牛党小人众，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抵击吐蕃，功名赫赫。牛僧孺则因循守旧，粉饰太平，因私废公。
唐宣宗继位后，深忌对自己全无拥戴之功的“李太尉”，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今海南琼山）。牛李党争的终结点，似乎以牛党的令狐綯等人作宰相成功而告终，但党争余害，绵延不绝。由于二党相互纠緾，你死我活，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无论是太监还是侫臣小人，只要想对朝臣打击报复，均以“朋党”为辞，冠以牛李徒众，一一贬逐，“党人”成为现成的“坏分子”标签。
正因牛李党争的水火不容，唐文宗继位后才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先以浅躁少谋的宋申锡为相，后又倚靠贪浊小人李训、郑注为腹心，一心想去除宦官，最终一无所成，自己反为玉食囚徒，面壁喟叹。何者？“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退而求其次，大臣们基本依靠不住，文宗皇帝病急乱投医，把草包当纯臣，最终一败涂地。
禁卫军中尉大公公王守澄是弑宪宗主谋之一，由于推立穆宗有功，又知枢密事，权兼文武。文宗入统，王守澄依旧大权在握。“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于是，他找到翰林学士宋申锡密淡，宋学士力劝文宗除掉王守澄等人。终于找到“知音”，文宗大喜，很快就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擢用为宰相。
宋申锡为了集聚诛除宦官的后备力量，就任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向他讲述皇帝的意旨。王璠首鼠之人，非刚决果断之士，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无意，很快就把宋申锡的想法泄漏出去，王守澄以及他的心腹谋士郑注得悉此讯后，立刻组织反击。
说起这位王守澄的“智囊”郑注，还应好好交待一番。此人小矮个子，高度近视，娄阿鼠一类人物，但有“金丹”之术，能治阳萎早泄腿脚痛，最早以高级游方郎中的身份在长安权贵豪门间小有时誉。但郑注起身为官的“恩公”，竟然是大英雄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那位爷。都说小人之间心心相吸，但郑注这么一个“保健医生”却“魅力”十足。元和十三年，李愬任襄阳节度使，郑注前往投靠。不知怎的，吃了郑注数粒大药丸子，李愬感觉神轻体健，房中采战功力上升了一个层次，“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从此，郑注便从一个“赤脚医生”一变成为国家官员了。不久李愬移驻徐州，也把郑注带在身边，并且让他开始参决政事。
郑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哄得李愬十分开心，“然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当时，任徐州监军使的公公王守澄听从人说起过郑注，“深恶之”，并专门去李愬那里要李将军除掉这个惹起军中公愤的“小人”。
李愬回护郑注，对王守澄说：“郑注虽有些小毛病，实乃奇才。公公如不信，请您和他谈谈，如果再不满意，把他外贬也不迟”。
王公公老大不情愿，又不能不给李愬面子，勉强把郑注唤来一见。“及延坐与语，（郑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王守澄大喜，马上把郑注请入内室，“促滕投分，恨想见之晚”。估计郑注一个江湖医生，见多识广，见人下菜碟，先为王公公谈身体，再为王公公讲国事，小人见小人，喜不自禁。
转天，王守澄见到李愬，翘两个大拇指：“诚如公言，（郑注）实奇士也！”从此，郑注可以自由出处王守澄监军府衙，并又被升为李愬的巡官，位于僚属之尊。
王守澄在穆宗时代做枢密使时，有了处理政事的大权，就更依赖郑注这个“谋士”。郑注“昼伏夜动，交通贿遗”，可见，日理万机，至于通宵，“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最后官阶升至检校库部郎中并成为昭义节度副使（副省级官员）。
听说宋申锡四下活动要对宦官不利，王守澄着慌，忙招郑注密议。炼丹调药之余，郑注最关心的就是朝廷政事。闭着小眼想半天，郑注献上一计：派位神策军将上告皇帝，说宋申锡暗中欲拥立文宗之弟漳王李凑。这一招真是毒而有奇效。神策军将豆卢著受王守澄、郑注指使，跪在文宗面前，指称：“十六宅（诸王之居所）宫市内监朱训等人与宋申锡亲吏王师文等人共谋不轨，他们说圣上您多病，太子年少，如果圣上不豫（死了），依次则应立漳王，所以他们密谋预先巴结漳王，并从漳王处领取一套衣物赐给宋申锡”。
文宗心内一直很疑忌自己这位英敏贤德的六弟，大怒之下，派人鞠审。朱训、王师文等人被屈打成招。京城内外大骇，纷纷传言宰相与亲王密谋想搞政变。王守澄在浴室把朱训、王师文等人的承服状子给文宗，并要派二百禁军铁骑直接去宋申锡家里屠害他整族人。幸亏另外有一个太监马存亮在场，谏劝说：“谋反者惟宋申锡一人，何不召南司（宰相）会审。忽然大肆杀人，恐怕在京城引起骇乱”。“（王）守澄不能难，乃止”。
廷审之中，在左常侍崔玄亮的固谏下，文宗“意稍解”，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没过几年，二人均郁郁死于贬所。其实，文宗只要认真派人推审，就肯定会知道上告宋申锡等人谋反的豆卢著是郑注表兄弟，整个事件完全是王守澄、郑注二人一手策划。
由此，唐文宗自毁臂膀，第一次谋诛宦官的努力不仅失败，还贬放了自己的弟弟和大臣宋申锡。
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郑注又否极泰来，迎来他人生路上又一次“辉煌”。本来，对于郑注这个人，文宗皇帝早有耳闻，知道他是王守澄的“大脑”，憎恨至极。由于贪污事发，郑注被罢掉邠宁行军司马的官职，窜返京城。侍御史李款连上数十次奏章，弹劾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干窃化权”等等罪行，王守澄见势不妙，就把郑注藏在自己统管的右军禁军之中。
左军中尉韦元素公公也恨郑注，左军将领李弘楚就劝韦元素假装召郑注治病，把他骗入左军内杀掉。韦元素应允。不料，郑注见了韦公公，“蠖屈鼠伏，侫辞泉涌”，又是推拿又是献仙方，使得杀心方炽的韦大公公“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临别又赐与郑注一大笔金银财宝。
李弘楚见此情况，愤然对韦元素说：“中尉您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
不久，大臣王涯又在王守澄等人帮助下得为宰相，投桃报李，就压下李款的弹章不报。同年底，文宗高血压病情加剧，王守澄趁机荐郑注入治。
数粒大药丸服下，估计里面有传自西域的镇痛麻药，文宗感觉很爽，对郑注全然改观，立拜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这下郑注可不得了，“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日聚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吏，以招权利。”同时，这位“老军医”又三天两头窜入太监掌领的禁军，与王守澄密谈，“语必移时，或通夕不寐。”
其间，郑注又一大“贡献”，是把李训介绍给了王守澄。“甘露之变”的两大祸首，至此一一登场。
李训，原名李仲言，进士出身，其堂叔是先前的宰相李逢吉。由于深知此位侄子“阴险善计事”，老宰相很是喜爱李训。当时，李逢吉想重新做宰相，李训知道堂叔意思后，自告奋勇，不顾自己母丧未满期，自称和郑注关系好，要替李逢吉去京城“活动”。李逢吉大喜，给李训“金帛珍宝数百万”，让他以此送给郑注当“好处费”。郑注得财，当然大喜，马上把李训推荐给王守澄。
李训“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又是《周易》专家，王守澄对他也很有好感，立刻向本来就十分沉迷《周易》的唐文宗面推李训。
相见一淡，李训美男子一个，风神俊逸，侃侃而言，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唐文宗大悦。当时，李训服孝期未满，还一身孝服穿戴。为了方便出入，文宗便让李训自称“王山人”，戎服入见，穿身军装进宫。
太和八年，李训服孝期满，立即被文宗召入内殿，面赐绯鱼袋，并任翰林侍讲学士。“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李）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扆，终不听”。
细究唐文宗本心，也属深思熟虑：当年与宋申锡密谋去宦官，不仅未成功，自己差点引火上身。现在，他想通过与郑注交往，稳住王守澄等人，进而提拔李训，再作进一步打算。如此，宦官们觉得文宗这两个“红人”皆是“自己人”，不会生疑他们和文宗一起搞事。
李训一向“善揣人意”，知道文宗痛恨宦官，便趁讲解《周易》的余暇，在文宗面前指斥太监擅政，言论纵横，让皇帝觉得此人真可托大下大事。郑注也忙向皇帝靠拢，全然忘记昔日王守澄对他的“荐拔”之恩。“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太和九年，李训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登廷入相。
大权在手，李训雷厉风行。为了向天下彰显宰相气度和“磊磊清操”，他首先派人速捕时为襄阳监军的陈弘志，此人一直被认作是亲手弑唐宪宗的首犯。李训派人大张旗鼓押陈公公至青泥驿，又当众杖杀之。此举果真大快人心。
内廷方面，王守澄还没缓过神，一直以为李训和郑注是自己人，对二人没有丝毫防备。
趁王大公公不留神，李训、郑注合谋，擢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取代原先韦元素的位置。王守澄一直挤压仇士良，现在忽然发现此人几乎与自己比肩，心中不悦。未等王公公施出报复手段，李训、郑注又为唐文宗出主意，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官升一阶，实则夺其手中军权，把他架空。
王大公公正呆坐府中郁闷，文宗已遣中使李好古拿瓶毒药来“赐”，喝不喝都要死，手中无兵无人的王大公公长叹一声，大骂李训、郑注忘恩负义，然后，泪如雨下，自己吞下这杯实际是他自己亲自“配制”的毒酒，一命归西。由于对自己也有“拥戴”之功，文宗并未“显诛”，对外称其病死，并赠“扬州大都督”。
消息传出，“人皆快（王）守澄之受侫而疾（李）训、（郑）注之阴狡”。
李训、郑注这一对难兄难弟，杀掉王守澄后，都觉飘飘然。“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李训后来居上，“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子事皆决于（李）训；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李）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连宰相王涯也甘拜其下。权倾天下之际，李训以接应为辞，使郑注外派当官，把哥们外任为凤翔节度使，并相约当年十一月内举外发，尽诛宦官。其实，李训本意是杀太监之后，顺带就把郑注一勺烩掉。郑注本来就是太监走狗，那时候杀起他来就太容易了。郑注不知情，从前的“老军医”现在顿成一方诸侯，屁颠屁颠去赴任。
李训这个人，也真是个矛盾混合体。他本来就是缘太监而致位，最终又想帮文宗除太监。如此超升狂险怪异之士，却能容裴度等德高有人望的重臣；杖杀谋遂太监，又以“朋党”之名驱逐与自己相左朝士……说他无才无德，结论也太简单。
李训紧锣密鼓，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又以平日亲信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此人先前已坏过宋申锡的事情，不知李训为何选中他），为十一月诛杀太监行动做足了军事准备。
其实，在李训动手之前，还真有一次诛除宦官的绝妙机会——郑注干事很用心，他到凤翔任上，马上精选强悍武士数百人，手持坚棒，怀揣利斧，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王守澄葬礼，要在白鹿原一带的淳水附近举行，郑注密奏文宗皇帝，准备自己率卫队假装送葬，待众太监齐至王守澄墓前举哀时，给公公们来个一锅端。最后时刻，李训私心一闪念，对手下人讲：“如果事成，大功全是郑注一个人的，不如派郭行余和王璠各赴其镇，招募壮士为部曲，与金吾兵士及台府兵士一起动手，诛杀宦官，然后再把郑注也做掉！”由此，失去了除掉宦官的最佳机会。
再往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一幕。
更可笑的是，李训里里外外安排如此之久，关键时刻竟被太监把文宗皇帝抢到手里，拥有了至关紧要的“王牌”。
作为外面接应的王璠、郭行余两人，王璠“恐惧不能前”，但他手下从行的士兵应声而入；郭行余依前约与李训一起动手，可他手下的邠宁兵一大帮子在丹凤门外都大眼瞪小眼，一个也没有上前帮手。
仇士良等太监控制文宗后，口称敕旨，率禁卫军从宣政门冲出，逢人就杀，并很快关闭诸宫门，把没有跑掉的两省官员和金吾兵将杀死六百多人，血流遍地，人头乱滚。“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接着，仇士良一边安排监军骑马出城追赶，一命在城内大索，把宰相王涯逮捕。
万端拷掠之下，这位七十多岁老头子只得自诬与李训密谋要造反。
王璠带了几百私兵逃回自己长兴里私宅，不久神策军将就带兵尾随而至。发现院墙厚坚，又有全副兵士把守，神策军捕快还挺机灵，在大门外高呼：“王涯等人谋反，鱼朝恩公公让我们请您入朝，代王涯来做宰相！”王璠大喜，忙四开大门，趋出见之。神策军立时把他团团围住。“（王）璠知见绐，涕泣而行”。
最后，王涯、王璠、罗立言、贾竦、舒元舆等人，皆一时被逮捕，最后于长安城内开阔地一起问斩，百官临观。
王璠临死，还埋怨王涯：“二十兄您自己造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王涯抬起血肉横糊的老脸：“五弟，你当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的密议泄漏给王守澄，我们怎么会有今天之祸？”二人同为两个王姓大宗，故皆以大排行称呼对方。
于是，刀光闪闪，人头纷纷落地。“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疑，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王涯之死，最倒霉的要属当时碰巧在其家的两个人：一是王涯远房堂弟王沐，二是诗人卢仝。
王沐乃一穷老书生，“家于江南，老且贫”，听说王涯作宰相，骑驴千里而来，想弄个文案、笔抄之类的职位糊口。王涯势利，老王沐在长安呆了两年，才得一见。王宰相对这位老弟爱搭不理。王沐好歹凑足数两银子，求王涯一个家仆说好话，才得允“以微官相许”。这天，正在王涯家里等消息，赶上太监率军人抄家，一起捆上，直送刑场，与王涯一同腰斩。
另一个冤大头是卢仝——写“七碗茶”诗那位爷。这位诗人也是“老且贫”，事发前一天与几个“诗人”到天涯家里“打秋风”，吃喝多了点，一爽之下，住在仆人房没有离开，转天就赶上大搜捕，也被一同绑上。卢仝不服气，直嚷嚷，“我是山人！”过来个太监拈掌一个大嘴巴：“山人，山人，跑到宰相家来干嘛？一起谋反吧！”捆到刑场，也一刀咔嚓了。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到宰相宅挨杀！
李训一路急逃，想奔凤翔依附郑注，半路就被人抓住，械送京城。快到长安时，怕自己入京后被太监凌辱、拷打，他对押送军吏说：“抓到我肯定有钱有大官，我听说城内禁兵到处抓我，你们押我进城，肯定禁兵会把我抢去邀功，不如现在杀了我，送我首级报功，最为稳妥！”几个军吏一听，觉得李宰相主意很正，真体贴人，就一刀把李训砍了，提着他脑袋入京。
郑注听闻李训事败，忙赶回凤翔住地，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不仅一家人全被屠灭，亲吏卫士也被杀一千多人。抄家之后，有司上报郑注家里仅绢一项就有上百万匹，“他物称是”。“老军医”玩政治，积了这么多财货，最终白搭。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