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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