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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百卷本

第083卷 清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清代军事史》叙述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军事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但包括清王朝从1644年(清顺治元年)定鼎北京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被推翻共268年的军事活动内容,也追溯到了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建立 大金 政权的时代。

  本书在较全面地叙述了有清一代重要的战争过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家和名将后,又重点介绍了清代的兵制、军事经济、军事教育。全书虽主要是叙述清王朝的军事历史,但也注意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的军事活动、典章制度、战略战术的叙述。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有清一代军事活动的全貌,了解到我国跨入近代社会以后,在军事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既看到军事活动中中华民族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丰富的创造力,也可了解近代我国军事发展缓慢、逐渐落伍的状况和原因。本书力图为读者简明扼要地勾画出这一时期军事发展变化的历程。

  一、清代军事概述

  有清一代在我国历史上,是由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有数的王朝之一,它统治辽阔的中国达268年之久。建立这个封建王朝的满族是一个矫健、骁勇的民族,保持着一种强悍、尚武的精神。这个民族凭借他强劲的军事力量问鼎关内,逐鹿中原,南征北战,一统天下。

  在清王朝统治的200多年中,硝烟弥漫,战争始终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既有明、清两个封建政权的角逐,也有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垒;既有巩固统一的宏图,也有收复国土的伟业;既有殖民主义的入侵,也有反抗侵略的壮举;既有旧式的农民武装起义,也有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舞台上,涌现出不少叱咤风云的军事活动家,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推动着我国军事科学、指挥艺术的发展。

  二、清前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一中国的进程主要是通过战争进行的。

  清前期的战争主要是入关战争和统一战争。其中清与南明的战争是明、清政权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清与农民军的战争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战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廷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是民族战争;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及天山南北、青海、西藏叛乱的战争是清王朝巩固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都取得了胜利,牢牢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保证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政治、经济的延续和发展。

  (一)清军入关战争

  17世纪前期,在我国东北地区崛起了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后金政权。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登位称汗,建号 大金 (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 七大恨 誓师伐明,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经过萨尔浒、宁远、松山等战役,统治了辽东广大地区。明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 大清.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统治者大举兴师,准备入主中原,从而开始了清军入关战争。

  1。消灭农民军的战争

  清军南下伐明不久,即传来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清方决定趁其立脚未稳,予以迅速打击。同时,诱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效,吴三桂在降 清 还是归 顺 的问题上摇摆一阵后,终于投向清军。

  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 举大兵以收晋豫 , 次第定东南之局 ①,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

  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

  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一隅,对全局无太大影响,所以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年),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征讨 大西 政权。十一月,清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农民军兵败如山倒,张献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权随之瓦解。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后来孙可望降清,李定国继续斗争,坚持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最后失败。

  2。消灭南明政权的战争

  明王朝灭亡后,明朝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中国建立了一些政权,史称 南明.它们是:南京弘光政权、福州隆武政权、绍兴鲁王政权、广州绍武政权、肇庆永历政权。清军在击溃大顺农民军后,便腾出手来收拾这些南明政权,实现其统一大业。

  ①东征弘光政权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明朝遗臣们把福王朱由崧推上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在清军虎视眈眈下,弘光政权却把所有力量用来镇压农民起义,而对清王朝统一中国的野心并未认真防范,在一厢情愿的联虏平寇 与清方划疆分守的设想破灭后,并未提高警惕。相反,在阉党分子马士英、阮大铖把持下,弘光朝政治腐败、战乱迭起、防务废弛。在清军倾巢西攻大顺军的三个月中,弘光君臣于抗清防清一无作为。

  清军在以主力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也着手进行了消灭南明的准备。政治上,清廷实行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策,以收揽人心,稳定局势。军事上,在刚刚占领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起进攻南明的战略基地,还将关外积蓄的粮草运往关内,初步解决了继续进军的粮饷供应问题。清军又补充八旗兵力,增设以明降军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分驻各地。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开始东征。

  ①《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攻占弘光政权在中原的统治中心归德,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当时,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因为许定国降清,被迫退保扬州。而江北诸镇正在抵御左良玉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军事进攻。清军乘明军大打内战之际,长驱直下,渡过淮河。十八日,包围扬州。

  扬州此时已是孤城一座,而且兵力单薄,史可法决定凭城固守。围城战期间,多铎七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均遭拒绝。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史可法率四千亲军,坚守西门。

  二十五日,清兵以炮攻城,破西北 角,城陷,明军在巷战中英勇抵抗,全部牺牲。史可法被俘后,拒绝多铎亲自劝降,壮烈殉国。清兵占领扬州后,纵兵杀掠十天,居民死伤数十万,城市被毁,史称 扬州十日.五月初,清军从瓜洲渡江,明军长江以南防线全部瓦解。镇江被占后,朱由崧逃往芜湖。十五日,南京留守官员开城降清,历时一年的弘光小朝廷遂告灭亡。朱由崧于一周后为叛将刘良佐俘献清营,第二年在北京被杀。

  清军占领南京,不仅埋葬了最有可能复兴明朝的一个政权,而且为在江南继续扩大领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不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投降。六月十三日,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受降明军左梦庚、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至此,江南大片为清军所有。

  ②南伐隆武、浙东政权弘光政权覆灭后,东南地区先后又出现了两个明政权。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张肯堂、黄道周、郑芝龙等旧明官僚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是为隆武政权。次日,张国维、张煌言等另一批旧明官僚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是为浙东政权。两政权都占有一定地盘,拥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败、内部分裂,相互间不能协同作战。

  占领江南后,清军获得了充足的物资供应,而且收编了南明几十万降军。

  北方清军陆续南调,准备大举进军。除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继续进军四川外,清方将军事重心放在了东南。洪承畴在南京采取分兵掠地的方针,分军出师江西、湖广、闽浙,以图席卷南方各省。但是,因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清军南下的势头受阻。由于剃发令的重新颁行,一时间各地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最为顽强。同时,大顺军余部在李过、高一功领导下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并北伐湖广。可是,这些抗清活动在满洲八旗劲旅的残酷镇压下先后失败。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南下浙、闽。五月,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鲁王江上诸军皆溃。六月,清军攻占绍兴,鲁王逃往台州。不久,浙东政权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降清,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失守,清军据有浙江大部。鲁王逃往海上,先后依靠郑彩、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保护。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浙东政权的最后根据地舟山岛被清军攻占。鲁王往依郑成功。顺治十年(1653年)

  自去 监国 号,浙东政权结束。

  博洛攻占浙江后,立即挥师南下,分兵两路经衢州、广信(今江西上饶)

  扑向福建的隆武政权。金声桓部清军则开始攻赣州,进迫福建,切断唐王与湖广的联系。同时,隆武政权掌握兵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 尽撤关隘水陆诸防 ①,使清军从容越过福建的门户——仙霞岭,八闽望风瓦解。朱聿键由延平急奔汀州。清赵布泰军经崇安进占福州,郑芝龙率11万军队投降。接着,清军攻占漳州、泉州、兴化(今福建莆田)等地。隆武帝又为清兵追骑捕获,押回福州处死。隆武政权覆灭。福建、江西尽为清军所占。

  ③逐灭绍武、永历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等拥隆武帝之弟朱聿■为帝,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桂王朱由榔则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政权。这时,南明势力尚据有湖南、两广和云贵地区。

  但南明两政权无视清军南下的威胁,只顾为争夺帝统大打内战。

  秋天,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后顺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此时,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李成栋乘机袭占广州。朱聿■兵败自尽,短命的绍武政权只维持了四十三天。此后,永历政权也在清军追赶下四处播迁。

  但是,到顺治五、六年(1648年、1649年)间,清军对南明战争却受到了阻遏。由于各地降清汉将纷纷起兵反正,使清军不得不出动八旗劲旅平叛。

  在反正军、南明军联合反击下,孔有德、尚可喜部被迫退出桂北、湖南。金声桓、李成栋兵败降明。一时间,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至顺治六年(1649年)秋,清军一一平定了叛乱。顺治七年(1650年)初,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瞿式耜于桂林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广西大部也为清军所占。永历帝则在大西军保护下入黔,此时,永历朝军事力量基本消耗殆尽,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军则成了永历政权的支柱。

  清军占领湖南、两广后即部署云贵战事,但是在顺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年至1656年)间,永历政权在西南以大西军为主,在东南以郑成功、张煌言为主,举行东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对云贵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四五年之久。顺治十四年(1657年),洪承畴移驻长沙,经略西南。十月,孙可望在内战中被李定国击败后降清,清军于是掌握了云贵虚实。第二年(1658年)二月,清朝兵分三路入黔,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自湖南西进,平西大将军吴三桂和都统墨尔根、李国翰由汉中、四川南进,征南将军赵布泰和提督线国安由广西北进。四月,罗托军占领贵阳。七月,清军三路会师,全占贵州。此时,李定国刚刚在滇西永昌(今云南保山)平定了孙可望旧部的叛乱。十月,清廷派信郡王铎尼总统三军,从四川、广西、贵州三面大举进攻云南,明军全线崩溃。不久,清军占领昆明。永乐帝逃往永昌。清军继续追击李定国军,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李定国在磨盘山(今云南腾冲、龙陵间)伏击清军失败,被迫退走边境。永历帝见大势已去,遂入缅甸。

  ①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军以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自腾越发兵,分两路追击逃缅明军,南明军受到重大打击。十二月,9永历帝被缅人交出,翌年,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不久,李定国病逝于勐腊。南明政权至此彻底灭亡。

  清军从入关到消灭南明政权花了18年的时间,入关战争遂告结束,清朝终于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二)平定 三藩 和巩固边疆的战争

  经过入关战争,清军消灭了明末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政权,初步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但入关战争结束后,一些手握重兵的藩王与清廷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从海上入侵,沙俄把扩张矛头指向我国东北,加上回部、蒙古准噶尔部贵族也在西北边疆叛乱滋事,清军正面临着维护统一、巩固边疆的新战争。

  1。平定 三藩 的战争

  (1) 三藩 肇乱清初 三藩 指的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 三藩 在入关战争中功勋卓著,分镇以后,握有精兵,雄踞一方,为所欲为,逐渐走上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道路,成为割据称雄的军阀势力。

  三藩 之中,吴三桂的力量最强。他在任用官吏时,不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号曰 西选 ,以致 西选 几遍天下,云贵上下均是其亲信私人。吴三桂还在西南大肆圈占民田,抢掠人口,广征税利,所发行的 西钱 流通各省。在用钱方面,户部也不得稽迟。尚、耿二藩荒淫肆虐、失道寡德。 三藩 兵力雄厚,分驻严疆,所领汉军八旗及绿营兵总数达十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三藩 势力的膨胀,愈益成为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障碍和威胁,也引起了清廷的警觉和不安。康熙帝亲政后,深感藩镇之弊,决意寻机铲除。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但不允其子袭爵,令他尽撤部众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疏请撤藩,试探朝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立即派员赴云南、广东、福建,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九月,撤藩诏使到云南,西南震动,吴三桂弄假成真,愤愤不平,阳为拜诏,阴里筹谋举事。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8日),吴三桂公开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旗帜皆白,致书天下,煽动反清,各地藩王先后响应, 三藩 之乱开始。

  (2)降伏耿、尚、王吴三桂倡乱后,康熙帝驳回了王公大臣诛杀主张撤藩之臣的请求,迅速调兵遣将,多方布置,准备平叛。首先驰诏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授广西将军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令其统兵固守广西;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赴蜀,守卫自滇入川之险地。又谕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等稳住西北,特派刑部尚书莫洛经略陕西,驻扎西安。接着削夺吴三桂官爵,布告其罪于天下。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驻荆州,扼吴三桂北上咽喉;命都统巴尔布进驻常德,珠满防守岳州,阻吴三桂东进湖广之师。

  吴三桂起兵后,先遣马宝等为前驱,直奔贵阳,自率大军于十二月一日(1674年1月7日)起兵东行,云贵总督甘文焜自缢,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等相继投降,叛军一路东进,横穿云贵。其后,吴三桂分兵,以王屏藩部攻四川,主力则指向湖南。数月之间,沅州、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长沙、永州(今零陵)、衡州、岳州等府皆陷。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踞桂林反,自称安逆大将军,陷梧州、平南、浔州、富川诸地。三月,耿精忠踞福州反清,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攻陷全闽,随后约吴三桂合兵入江西。耿军分兵三路:以曾养性为东路,寇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以马九玉出仙霞岭为中路,寇浙江金华、衢州;以白显忠为西路,寇江西广信、建昌。

  吴三桂得湖南后,暂停北进,希望和清廷裂土议和,划江而治,清廷不允其请,并将留在京师的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此后,吴三桂令马宝、张国柱等守湖南,另外分兵东西出击,一路由长沙窥江西,一路由四川窥陕西。入赣之军,一路由大江达南康境,陷都昌;一路由长沙入袁州境,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与耿精忠会师,合下三十余城。

  孙延龄、耿精忠反叛后,清廷失去了滇、黔、湘、川、桂、闽六省,战乱扩大到赣省,形势恶化。清廷迅速增调兵力,先后派出六路大军: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等率师由常德、澧州进取云贵;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安西将军赫业、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取四川;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定南将军希尔根率师由江西入福建;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同时遣兵分守各战略要地。

  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川陷落,清廷命兵部尚书莫洛经略川陕。十一月,莫洛率兵由汉中赴蜀,令陕西提督王辅臣随征。十二月,师至宁羌州(今陕西宁强),王辅臣叛,莫洛中鸟枪死。吴三桂军王屏藩、吴之茂部立即由汉中出陇西应援王辅臣。陕甘各地纷纷响应。局势更趋恶化,清军陷于多面作战境地。

  康熙帝沉着冷静,重新调整部署,以福建、浙江、江西为东战场,由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兵江西,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宁海将军贝子傅喇塔、浙江总督李之芳分讨浙江;以四川、甘肃、陕西为西战场,一面由靖逆将军张勇会同总兵孙思克配合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自陕攻蜀,一面派人前往招抚叛后摇摆不定的王辅臣。以湖广为中心战场,打算速灭吴三桂,稳定湖南。

  经此部署,战争初期清军的不利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浙江境内,固守衢州的浙江总督李之芳从耿军曾养性部手中夺回了义乌、金华、绍兴、东阳、嵊县等地。九月,杰书驻镇金华,傅喇塔进师台州,在一年半时间内连克永康、缙云、处州、仙居、黄岩、乐清、青田等府县。

  曾养性败走,困守温州城。

  这时,在耿精忠后方,台湾郑经声言要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许,二人交恶,郑经尽夺漳州、泉州等地。耿精忠急抽前线军队南下对付郑经。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帝果断下旨,命杰书撤围温州,移师衢州,趁虚入闽征讨。

  八月,杰书抵达衢州,尽歼耿军马九玉部数万精锐,随后长驱仙霞关。

  白显忠部势孤降清。九月,清军收复建宁府,师次延平。耿精忠既失马九玉、白显忠两路大兵,又有郑经逼于身后,震惧无措,遂献总统将军印,遣其子显祚往迎清军。十月,清军至福州,耿精忠出降。清廷复其靖南王爵,令率所部随军征剿。曾养性闻讯,以温州归顺。不久,清军击败郑经军,收复漳、泉各地。浙江、福建平定。

  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月,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封号,易帜改服,拥兵反清。其后,吴三桂屡次促其出师,索其军饷,之信气沮,图谋归正。十二月,暗地遣使赴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议降。康熙帝降特旨赦其罪。

  康熙十六年(1678年)清廷诏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自赣州入粤受之信降,并命赖塔自福建入广东,取南雄,直抵韶州。五月,尚之信在肇庆反正降清,清廷令其袭平南亲王爵。七月,吴三桂遣马宝、胡国柱出韶州攻粤。莽依图逾岭援韶,双方在韶州大战数月,最后,江宁将军额楚援至,清军大胜。不久,高州(今茂名)、雷州(今海康)、廉州(今合浦)悉定,琼州(今海南琼山)、惠州叛军归顺。广东平定。

  康熙十四年(1675年)六月,孙延龄攻打梧州,为清两广总督金光祖所败。此后,孙部发生内讧,孙延龄反复考虑后,决定反正。十二月,吴三桂闻讯派从孙吴世琮领兵以恢复广东为名,进驻桂林,袭杀孙延龄。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授傅宏烈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康熙十七年(1678年)莽依图兵入广西。翌年正月,大败吴世琮于梧州城下,收复桂林。七月,再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以数十骑逃走。康熙十九年(1680年),叛将马承荫获傅宏烈,执送贵阳,宏烈不屈而死。五月,莽依图讨平马承荫。广西遂定。

  在西战场,董额军虽然克复了秦州、洮州、河州、兰州、延安诸地,但王辅臣仍在平凉负隅顽抗,吴军王屏藩、吴之茂部也从汉中遣兵赴援,清军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令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任西征事。五月,图海大败王辅臣于平凉城北,断其饷道。六月,辅臣降清,王屏藩、吴之茂部屡为张勇所败,遁回汉中。陕甘大定。

  (3)降伏吴藩在中心战场,吴军防守严密,兵力雄厚,清军南下受挫。王辅臣叛于西线时,吴三桂欲取道川陕入犯京师,以七万兵据岳州、澧州诸水口,北拒荆州之师;另以七万兵据长沙、萍乡、醴陵,东拒江西之师;自赴松滋,陈兵船于虎渡口(虎渡河入江处)上游,明言攻荆州,暗分岳州之众企图打通与兴安、汉中的联络。不久,王辅臣反正,安亲王岳乐乘吴三桂西上之际,连复建昌、广信、饶州、袁州、醴陵、萍乡,直指长沙。吴三桂被迫由松滋回援,一面令胡国柱坚守长沙,一面调马宝、高起隆由岳州赴援,又遣将军韩大任、高得捷等分陷吉安、醴陵,断岳乐后路。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月,清军水陆并进,攻打岳州。贝勒尚善遣水师败敌于洞庭,克君山。勒尔锦军自荆州渡江,败敌于公安虎渡口。察尼败敌于沣州太平街。但各路清军取胜后迁延瞻顾,以致叛军自松滋援至,勒尔锦在太平街失利,退回荆州。尚善也未能断敌饷道。江湖之险复为叛军所据。

  在江西战场,叛将韩大任妒嫉高大节之功,屡谗于胡国柱,大节郁郁而死。康熙十六年(1677年),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反正,韩大任势穷,降于康亲王杰书,江西遂定。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命各路军进剿,集中兵力猛攻湖南。同时遣吴三桂原属人员赴各地军前招抚。岳乐收复浏阳、平江、招降叛将林兴珠于湘潭,将军穆占力拔永兴、茶陵等十三城。

  为维系人心、鼓励士气,吴三桂由长沙移镇衡州(今衡阳),并于三月初一日(3月23日)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大封诸将。

  此后,三桂召回马宝、王绪、胡国柱,集中全部精锐进攻衡州的门户永兴,永兴告危。不料,吴三桂于八月十七日(10月2日)病死军中,吴军密不发丧,退师衡州,遣人赴云南迎吴世璠. 十月,吴世璠迎丧还滇,继立帝位,改元洪化。

  清军乘这一变故加强攻势。康熙帝以为 今日之势,岳州最要 ①,催清军猛攻这一咽喉要地。康熙十八年(1679年),安远大将军察尼收复岳州,叛军震恐。清军荆州、长沙之师纷纷出击。夷陵、澧州、常德、长沙之敌弃城逃走,岳乐军遂由长沙进衡州,复武冈。尼察军克辰龙关、辰州、沅州,叛军败退贵阳,湖南悉定。

  同时,川陕清军也向四川发起了猛攻。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王进宝复凤县、克武关,直抵汉中。叛将王屏藩退走保宁,战败自缢,吴之茂遭擒。翌年正月,陕西提督赵良栋收复成都;图海复兴安;将军佛尼勒复永宁、马湖;湖广提督徐治都复夔州、重庆。四川悉平。滇黔已处于湖南、两广、川陕三路清军的进逼之下。

  康熙十九年(1686年),清廷以安亲王岳乐久劳于外,调其回京,命贝子章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由湖南进取云贵。又以云贵多山,皆以绿营步兵居前,八旗骑兵继后,特命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节制汉兵先进。另命王进宝留镇四川,赵良栋以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率川师入滇,令征南大将军赖塔由广西进征云南。

  十月,清军克贵阳,吴世璠偕吴应麒等逃奔云南。十一月,复遵义、安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府,叛将李本深降。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清军至安南(今晴隆县),大败叛军于江西坡,新兴所、普安州也相继收复。

  贵州全复。

  此时,彰泰军已进云南沾益,赖塔军也抵达云南曲靖,两军会师嵩明,议合围昆明。二十一日(4月9日),叛军出城列象阵拒战,为清军大败。

  此后,吴世璠执意困守孤城。九月,赵良栋统川师至昆明后,清军开始掘壕近逼。十月,城中粮尽,清军环城猛攻。二十八日(12月7日),以线緎为首的叛将图执吴世璠以献,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12月8日),线緎等率众出降。清军入城,戮吴世璠尸,传首京师。昆明收复后,清军迅速铲除了叛军残余,云南底定。

  至此,历时八年,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 三藩 之乱彻底平息,国内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2。反击沙俄入侵的战争

  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是一个不大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其东部边界远在伏尔加河流域以西。十六世纪初,俄罗斯统治者结束了国内割据状态,逐步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以后又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到十七世纪,沙俄政府更加积极地向东侵略扩张。明崇祯五年(1632年),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后,建立了雅库茨克城,作为南下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

  ①《清圣祖实录》卷七,康熙十七年八月甲申。

  (1)抗击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匪帮入侵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沙俄侵略者从鄂温克人口中得到了关于黑龙江的消息。于是占有这个富饶的地方,便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崇祯十四年(1640年),雅库茨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一支70人的远征队寻找黑龙江,但中途受阻,没有到达我国边境。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戈洛文派其文书官波雅科夫率领一支132人的队伍,沿勒拿河南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翌年,经精奇里江(今结雅河)闯入黑龙江,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抗击。清顺治二年(1645年),波雅科夫等溜出黑龙江口,于第二年逃回雅库茨克。

  顺治六年(1649年),雅库次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领70多名哥萨克人,经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强占我国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区,遭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哈巴罗夫感觉侵略力量不够,遂留下斯捷潘诺夫一伙驻守,自己回雅库茨克求援。顺治七年(1650年),哈巴罗夫携三门火炮和一些枪支弹药,率领一支130人的队伍再次侵入黑龙江,强占雅克萨城(今俄罗斯奥罗迪诺南50公里处,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诺)。哈巴罗夫盘踞雅克萨期间,不断四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底,哈巴罗夫率领侵略军200余人闯到黑龙江下游我国赫哲族聚居的乌扎拉村(今俄罗斯宏加里河)建立了一个 阿枪斯营 ,准备过冬。愤怒的赫哲人和女真人袭击冬营失利后向清政府寻求保护和支援。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清政府令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围剿乌扎拉村,打响了清军对沙俄侵略者的首次战斗。在当地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支持下,打死沙俄侵略者10余人,打伤哈巴罗夫等78人。但因海色麻痹轻敌,使俄军得以反扑,清军被迫撤离。此后,哈巴罗夫取消了下窜黑龙江口的计划,乘船向黑龙江上游撤退。不久,哈巴罗夫解职回国,由斯捷潘诺夫接替。

  清军入关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用兵重点一直放在南方,没有更多的兵力和精力用于巩固东北边防,甚至东北的兵力被源源不断地调往南方前线。黑龙江地区遭沙俄侵略者数年蹂躏后,居民四散,田园荒芜,引起了清廷对东北边境俄患的关注,此后,清朝开始征集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围歼入侵之敌。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令轻车都尉明安达礼统兵征罗刹,重创在松花江抢粮的俄军,斯捷潘诺夫率残部仓皇出逃,奔往呼玛尔(今呼玛南)

  过冬。顺治十二年(1655年)明安礼达奉命再次出征,清军直抵呼玛尔堡,围攻俄军达20余天,后因担心粮 饷不继被迫撤离。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清宁古塔都统沙尔虎达率战舰40艘同侵略军激战于松花江下游,歼敌270人,毙斯捷潘诺夫。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收复雅克萨,拆毁呼玛尔堡。顺治十六年(1660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水军破敌于古法坛村(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至此,经中国军民多次打击,流窜于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军暂时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至雅克萨筑城盘踞,并在黑龙江流域四出侵掠。清政府虽屡次遣人宣谕,反复告诫,都无济于事。在对俄交涉无效和平定 三藩 、统一台湾战争已告结束的情况下,康熙帝决定进剿东北地区沙俄入侵者,以战争保卫国土。

  (2)两次雅克萨之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清帝亲巡至关外,检阅军队,了解东北的边防情况,并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十二月,调乌喇、宁古塔兵1500名驻扎于爱珲(今瑷珲)、呼玛尔两处,永远戍守。后又改令呼玛尔兵驻额苏里。

  同时在这些地区开垦荒地,实行屯种,以备军粮军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等率领部队进驻额苏里。十月,康熙帝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负责黑龙江上游、中游的防务,瑷珲城(即黑龙江城)

  遂成为边陲重镇。为了向黑龙江运送军粮,清廷就地在东北置造了200多艘运输船,并在沙河、松花江各大渡口建粮站,先后筹集了足支三年的军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日,清廷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舰56艘及藤牌等战具。同时,在从爱珲至乌喇的1300里陆地上,设立19个驿站,这条驿路成为东北三将军驻地通向京师的干线。清廷的这些措施基本适合当时东北边防斗争的需要和特点,成为雅克萨反击战胜利及其后建立一条较完整的边界防守线的保障。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康熙帝命都统公彭春等统兵,带三千人前往收复雅克萨。四月,清军携战舰、火炮、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爱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进发。五月二十二日(6月23日),抵达雅克萨城下。

  彭春立即向侵略者头目托尔布津递送了通牒,要求俄军撤至雅库茨克,但是俄军 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 ①。二十三日(6月24日),清军分水陆两路列营攻城,陆师布于城南,战船列于城东南,红衣炮(荷兰炮)置于城北。

  二十五日(6月26日)黎明,清军发炮轰击,飞矢如雨,城内塔楼、教堂、仓库、钟楼均被摧毁,侵略军伤亡甚重,势不能支。二十六日(6月27日)

  中午,当清军在城下堆积柴薪,准备火烧木城时,托尔布津打出了白旗,经彭春同意后,俄军撤至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清军速战速胜,平毁雅克萨城,随后撤回爱珲。但清军既未烧毁俄军田禾,又没有设立斥堠,留军戍守,使俄军得以卷土重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莫斯科派兵六百增援尼布楚,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侦知清军已经撤走,先后派拜顿、托尔布津东下。七月,沙俄侵略者重占雅克萨,托尔布津仍任督军,重新开始修筑城墙,当时守城俄军已增至826人,拥有大炮11门。

  对俄方的背信弃义,清政府只得再次用兵。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清帝颁谕: 其令将军萨布素等,……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官员,及现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400人,令建义侯林兴珠率往 ①。五月,清军2000余人从爱珲出发,七月,进抵雅克萨城下,围城勒令俄军投降。托尔布津未予理睬。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拜顿代其指挥,继续顽抗。二十五日(7月15日),清军考虑到俄军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而且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草供应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俄军被围近一年,战死病死很多,战斗力大减,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九月,沙俄遣使飞驰北京,投递国书,告知清廷俄国政府已派大使前来举行边界谈判,并 乞撤雅克萨之围 ②。请求清政府停战。此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正伺机在喀尔喀地区扩张,为了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康熙帝立即答应了沙俄请求,并准许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八月,清军后撤至爱珲和墨尔根。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丁酉。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乙酉。

  历时两年的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这是我国军民被迫进行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为保卫东北边防而进行的长期、反复斗争的一次胜利,它制止了沙俄向黑龙江流域进行扩张的侵略计划。

  此后,中俄进行了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双方正式缔结《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从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讷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3。统一漠北的战争

  (1)噶尔丹东侵明末清初,我国北方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在今内蒙古地区;漠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漠西厄鲁特蒙古,在天山以北一带。漠西厄鲁特蒙古共有四部:和硕特部,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部,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

  自明崇祯八年(1635年)巴图尔珲台吉执政后,准噶尔部逐步走向兴盛,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特部的牧地。土尔扈部被迫越过哈萨克草原,迁往俄罗斯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则被迫迁居青海。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后,准尔噶尔部加快了兼并扩张的步伐,先后并吞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部、辉特部,占有天山北麓。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进占青海和硕特部。翌年,攻占天山南麓的叶尔羌汗国,占领南疆。随后,又向中亚扩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占领了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东部)。

  噶尔丹上台的前十余年,准噶尔部与清朝政府保持着较好的贡使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限制厄鲁特贡使入京人数,噶尔丹因此怀恨在心,转而积极与沙俄接近。这恰好为妄图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沙俄所利用。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底,中俄边界谈判俄方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多次召见准噶尔使者,提出建立中俄准联盟,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煽动其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其后,噶尔丹气焰日炽,妄图占有漠北,煽诱内蒙古,实现其 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 ①的野心。

  清初,喀尔喀蒙古形成了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三部,但三部不和,内讧不断。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借口土谢图汗杀死其族人多尔齐扎布,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脉,进攻喀尔喀,先后击败喀尔喀三部,占领整个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众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并请求清廷保护。清朝政府即命尚书阿拉尼前往安抚救济,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草原放牧。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阿尼拉奉命前往漠北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退还喀尔喀三部牧地。噶尔丹以必得土谢图汗为辞,继续占据喀尔喀地区,并选拔数十万精锐部队,准备对内蒙古发动攻势。

  ①《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巳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派使者达尔罕到伊尔库茨克会见沙俄基斯梁斯将军和戈洛文,要求军事援助,得到了 俄国军队将以相应的行动支持厄鲁特军队进攻土谢图汗的保证 ①。噶尔丹遂以追击喀尔喀三部为名,率精兵二万自呼伦池(今呼伦湖)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大肆掠夺内蒙古乌珠穆沁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清尚书阿拉尼督内蒙古兵在乌尔河(即乌拉桂河,在乌珠穆沁境内)迎战,反为所败,噶尔丹乘胜东趋札萨克蒙古地。

  (2)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势力南侵后,清廷迅速抛弃了原来对噶尔丹和土谢图汗兄弟进行调解议和的方针,命阿拉尼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决定一举歼灭噶尔丹这股分裂势力。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清帝召见在京俄国使臣,警告俄国不得支持噶尔丹,使沙俄不敢妄动,又全部没收噶尔丹派往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贸易的商队马匹,从而断绝了噶尔丹物资补给的来源。同时,康熙帝在从黑龙江到西安的万里防线上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准备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

  七月,康熙帝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率左路军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副,率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东南);自统中路,下诏亲征。二十七日(8月31日),噶尔丹抵达乌兰布通,时福全军正集结在距乌兰布通南四十里的吐力埂河,堵住了噶尔丹南下和抢掠上都牧场的道路。常宁军从北京出发后,出喜峰口,沿滦河、库尔奇勒河(小滦河)、四道河上溯,与福全军会合,总兵力约十万人。康熙帝则驻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坐镇指挥,决定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又令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东为沼泽地,西为宽阔的湖泊,是北京通向漠北和俄罗斯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为防备清军进攻,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头骆驼卧地缚蹄,背负箱垛,蒙以湿毡,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 驼城 ,士卒于 驼城 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八月初一(9月3日)中午,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猛轰驼阵,至日落时,将驼阵轰断为二。清军随即渡河,步兵展开正面进攻。

  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利用夜色掩护撤往山上,清军被迫停止了进攻。翌日,噶尔丹遣喇嘛济隆向清军 乞和 ,以拖延时间。八月四日(9月6日)夜,噶尔丹利用清军统帅部的麻痹和怯战,率残部渡过沙拉木伦河,向漠北逃窜,沿途 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 ①,逃还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时,存者仅数千人。此时,恰值康熙帝患病,清军于是班师回京。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取得了平定准噶尔叛乱第一仗的胜利,对日后彻底平叛具有深远影响。

  ①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272页。

  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克什克腾》。

  (3)昭莫多之战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逃人员,图东山再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诏噶尔丹会盟,噶尔丹拒赴,遣兵侵掠喀尔喀益甚,还密派间谍策反内蒙古各部背叛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前来木兰向清廷密报噶尔丹约其为内应,将要举乱。康熙帝将计就计, 乃密谕科尔沁诸部令复书伪许内应,诱令深入,而预调士马刍粮以待,议分三路出师以大创之 ①。九月,噶尔丹果然率骑兵三万自科布多东进,侵至车臣汗部后,沿克鲁伦河东下,进抵巴颜乌兰(今蒙古温都尔汗西),其后停顿不前,不敢贸然南犯。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清帝再次下诏亲征,率九万之众,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及科尔沁蒙古兵沿克鲁伦河前进,堵噶尔丹东进之师;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率陕甘之兵分出归化、宁夏,向土拉(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进发,截敌之归路;康熙帝自率中路清军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与其它两路约期夹攻,三路合围,力求全歼叛军。

  四月九日(5月9日),康熙帝抵达科图(今内蒙古二连浩特东南)。

  此时,西路军因路途纡远,沿线多为噶尔丹军焚毁而行程缓慢,归化军才到达翁金(今蒙古德勒格尔盖),宁夏军距翁金尚有十日路程,东路军也因故未能如期到达预定地点。清军形成左、右两路滞后,中路孤军挺进的不利态势。时军中又盛传沙俄出兵六万助噶尔丹,扈从臣僚建议皇帝撤军,康熙帝坚不同意,率军继续前进。五月,清军迫近克鲁伦河,噶尔丹见清军阵容强大,又闻西路军已过土刺河,遂连夜率军西逃。康熙帝知俄兵援助乃是骗局,就率军穷追三日,旋命马思哈为平北大将军蹑后追击。噶尔丹一路西逃,暗谋劫掠西路清军。

  五月十三日(6月12日),西路军到达土刺河上游之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与噶尔丹军万人遭遇。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树林, 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广数里,林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其南山差低于北,渐陁而下,有小山横焉,战地也。 ①西路军主帅费扬古鉴于清军长途跋涉,饥疲不堪,采取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沿东方高地列阵,一部就西方沿河布阵,又令宁夏总兵殷化行率甘凉宁肃兵迅速抢占小山。噶尔丹军受诱入昭莫多,向小山猛攻,殷化行令士卒皆下马,发子母炮迎战,双方激战一天,难分胜负。此时,费扬古见敌人阵后大批人马久不出动,断定是家属、辎重,乃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殷化行军也从山头攻下,敌军大溃,噶尔丹引数骑先遁。

  清军月夜追杀三十余里,毙敌二千余人。康熙帝闻昭莫多捷报后,命费扬古留守漠北,自率中路清军于六日返回京师。

  昭莫多之战,是清朝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过此役,噶尔丹精锐丧亡殆尽,牲畜财产也所剩无几,而且其基地伊犁也为策妄阿拉布坦所袭占。阿尔泰山以西诸部、天山南路的回部、青海、哈萨克等地都先后脱离其控制。噶尔丹走投无路,成了大漠游魂,但仍拒不投降。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二月,清帝再次下诏亲征,命马思哈、费扬古出贺兰山,萨布素往克鲁伦河,两路进兵,叛军分崩离析,部属纷纷内附。闰三月十三日(5月3日),噶尔丹在绝望中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其侄丹济拉携尸及家眷降清,途中为策妄阿拉布坦所夺,献清军。康熙朝平定准噶尔部上层叛乱的斗争至此结束。

  ①《清鉴纲目?圣祖康熙》。

  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一二,《殷熙如军门事略》。

  清朝经过近十年的平叛战争,终于歼灭了噶尔丹军,统一了漠北,打击了沙俄侵吞我西北边疆的野心,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辖。战后,清朝政府遣送喀尔喀各部重返漠北牧场。

  4。平定西藏、青海叛乱的战争

  (1)驱准保藏战争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了准噶尔的统治者,他是准噶尔部僧格汗次子,当噶尔丹打算尽灭僧格遗族以除后患时,策妄阿拉布坦率父旧党逃往巴尔喀什湖畔,此后一直臣服于清政府,与噶尔丹势力为敌,并将噶尔丹尸首和家眷献给清廷。清廷为酬其劳,将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的广大地区划归策妄阿拉布坦管辖。

  策妄阿拉布坦实力增强后,在沙俄支持下,四出扩张。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十八年(1699年)连续出兵进攻哈萨克,夺取了额尔齐斯河西岸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扩张到锡尔河下游。康熙四十年(1701年),土尔扈特部一万五千户部众为其所吞并。此后,策妄阿拉布坦又谋占南疆,在那里建立起傀儡政权,接着,将兵锋指向西藏。

  自崇德七年(1642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入藏以来,西藏一直归和硕特蒙古汗王控制。拉藏汗(顾实汗曾孙)继位后,西藏教界竭力谋划逐和硕特部汗王出西藏。拉藏汗虽然勉强控制着局势,但统治十分不稳,策妄阿拉布坦乘机袭取西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自伊犁西南出发,徒步绕过大戈壁,翻过和阗大雪山,翌年七月,经腾格里湖(纳木错湖)直指达木。拉藏汗一面遣军至藏北达木草原迎击,一面遣使向清廷紧急求救。两个月后,准噶尔军攻陷达木。十月,大策凌敦多布攻占拉萨和布达拉宫,建立起以达克咱为第巴(即藏王)的傀儡政权。

  为驱准保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清政府令侍卫色楞统率数千清军出征西藏,结果在喀喇乌苏河(即黑河、喀喇河,今属西藏那曲县)

  遭大策凌敦多布重兵阻击,粮道被截,苦战一个多月后终于失败。色楞兵败给清廷以极大震动,康熙帝不顾大臣的反对,坚持 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①。

  二次出兵,清廷吸取了第一次轻敌、诸将掣肘的教训,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总统各路。另派兵驻庄浪(今甘肃永登县)、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加强南路。任命年羹尧为川督,兼管川抚事,增兵四川成都、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云南中甸等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正式策封青海新胡必尔汗为 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 ,命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护送达赖入藏,使清军师出有名。清军分三路进击。北路由振武将军傅尔丹率兵驻察罕庾尔,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屯巴里坤,共四万人,以进攻准噶尔本土,牵制敌人增援西藏为目的。是年,两路大军先后进攻准噶尔边境,并深入乌鲁木齐等地,大败敌军。中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率兵1200人,护送达赖六世入藏。同时,胤禵移驻木鲁乌苏,管理进藏之军务粮饷,调西安将军宗查布驻防西宁。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兵走拉里(今西藏嘉黎)入藏。这时大策凌敦多布令宰桑吹木丕勒率军由章米尔戎至噶尔召木伦渡河,守墨竹工卡,阻挡南路清军,自率主力挡中路清军。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四月,南路清军从成都出发,迅速入藏,进驻拉里,等候中路军会师,共同夺取拉萨。这时,墨竹工卡地方之胡图克图主动迎降,准噶尔部宰桑吹木丕勒的援兵尚未抵达墨竹工卡,噶尔弼当机立断,不待中路军到来,直接攻取战略要地墨竹工卡。吹木丕勒半途闻讯墨竹工卡已失,遂撤往达木。八日(5月3日),清军渡过拉萨河,翌日,从三面攻入拉萨,噶尔弼随后切断准噶尔军粮道,另派精兵前往接应中路军。

  中路军自四月从西宁起程,八月举兵入藏以来,在卜克河、齐伦敦尔、扎绰马喇先后击退大策凌敦多布的偷袭,又在达木大败吹木丕勒军。九月,抵达拉萨,十五日(10月16日),达赖六世举行了坐床典礼。大策凌敦多布见大势已去,遂从克底野(即克勒底野,在今新疆于田县境)出逃。翌年二月,他带着五百人回到伊犁。

  驱准保藏斗争胜利后,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派兵驻藏,废除第巴,用藏人治藏。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清军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正式决定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

  (2)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战胜了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占领了青海,此后青海一直为和硕特蒙古势力所控制。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顾实汗仅存之幼子达什巴图尔率部朝清,被封为和硕亲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达什巴图尔死,罗卜藏丹津承袭父爵为亲王,他继位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妄图恢复顾实汗时代的霸业,据有青藏全部。在策妄阿拉布坦怂恿下,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

  瘫正元年(1723年)五月,罗卜藏丹津趁清政府派驻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奔丧之机,胁迫和硕特蒙古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自称 达赖珲台吉 ,强令各部取消清朝封号,恢复原来名号,正式宣布要占据西藏,遥制青海,并下令进攻反对会盟的同族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以及西宁周围地区,一时间,青海各地变乱四起。

  当清廷派往青海的和平使者兵部侍郎常寿遭拘禁后,雍正帝决定迅速平叛。十月,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统兵进驻西宁。年羹尧立即派兵驻守永昌布隆吉河,防止叛军内扰,驻兵巴塘、里塘,截阻叛军入藏。又派兵驻吐鲁番、噶斯泊,防止叛军与准噶尔蒙古勾结。随后,清军向西宁附近叛军发起了攻击,叛军迅速瓦解,罗卜藏丹津西窜,西宁附近失地和塔尔寺等地的喇嘛叛乱陆续平定。雍正二年(1724年),清军加紧进攻,叛军退据离西宁千余里外的柴达木河流域。二月,清军趁春草未生之际,从南、中、北三路进讨罗卜藏丹津,南路岳钟琪率五千骑兵深入沙漠追剿,一夜急驰160里,于黎明直抵乌兰白克敌营,几万叛军全部投降,罗卜藏丹津只身易妇人服,北投策妄阿拉布坦。

  青海平定后,清政府特设青海办事大臣总理青海一切事务,在青海蒙古中推行盟旗制度,进一步促进了青海地区的统一与安定。

  5。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乱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在沙俄支持下继续叛乱。雍正帝决定坚持康熙朝平准政策。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两路进军,西征准噶尔。三月,以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北路军23000人进屯科布多,以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西路军26000人进驻巴里坤,准备第二年会攻伊犁。时,噶尔丹策零以献罗卜藏丹津向清朝乞和,雍正帝决定暂缓出师,召傅尔丹、岳钟琪回京议事,西、北两路军事由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管。雍正八年(1730年),噶尔丹策零乘清军不备,袭击科舍图,清军经七昼夜苦战方才击退来敌。雍正帝不得已,再命傅尔丹、岳钟琪返回前线,统军西征。

  雍正九年(1731年),噶尔丹策零派大小策凌敦多布领兵三万进攻北路清军,并派人到傅尔丹军前诡称噶尔丹策零有前队千余人屯博克托(位于科布多西),若出兵袭击,可破此军。傅尔丹信以为真,派万人出袭。大小策凌敦多布以少量兵力和牲畜在博克托岭引诱清军,而将主力二万人埋伏于和通泊(位于科布多西二百里)的谷地中,待清军前锋四千余人全入埋伏圈后,叛军伏兵四起,乘高俯击,全歼清军前锋,转而东向,进攻清军大营。傅尔丹且战且退,于七月初退还科布多时,仅剩人马二千,十四名将领战死,丧师四万。当北路清军遭围之际,西路军岳钟琪见驰救不及,乃派兵西攻乌鲁木齐以分敌势,但因敌军击败北路清军后迅速回救,此计未生效。

  和通泊大败后,傅尔丹降为振武将军,清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自科布多移防察罕庾尔(位于科布多东南二百里),以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屯驻归化城,加强防御。

  和通泊大胜后,噶尔丹策零日益猖獗,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他命大小策凌敦多布取道阿尔泰山南麓,沿额尔齐斯河谷东进,侵犯喀尔喀地区。

  锡保命喀尔喀蒙古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济及额驸、郡王策凌领兵邀击,在鄂登楚勒河大破准噶尔军,小策凌敦多布率残部逃往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大策凌敦多布移营西里山。

  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三万大军,绕开科布多、察罕庾尔清军大营,取道阿尔泰山南,进至杭爱山,抢掠喀尔喀最大的活佛和封建主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辖地,结果一无所获。当时噶尔丹策零侦知额驸策凌率军赴本博山,便突袭其塔密尔(今蒙古车尔勒格西南)营地,掠走全部牲畜和家属。策凌闻讯,激愤异常,立即征调喀尔喀各部蒙古兵二万东向驰救塔密尔,一面急报锡保,请求派兵夹击。策凌军在夜半由间道逼近准噶尔军军营,翌日黎明,率兵从山上突然冲下,噶尔丹策零军毫无准备,仓惶迎战,向东南大败而去。策凌军紧追不舍,直至杭爱山南麓的额尔德尼昭(又称光显寺)。这是个西面临河,东南靠山的谷地, 道狭不容大众,又横亘以大刺嘛寺,兵无走路。 ①策凌率先派人据山扼险,设下伏兵,在河北岸派少数满洲兵诱敌,而将劲旅万余人埋伏在山侧。日暮时分,叛军追逐满洲兵蜂拥而至,策凌率伏兵乘势冲出,叛军大部被歼,其残部沿推河而逃。

  策凌一面紧追,一面急告沿途将领截击准军。但扼守拜达里克河一线的绥远将军马尔赛按兵不动,致使噶尔丹策零得以率残部西逃走脱。额尔德尼昭之役给准噶尔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事后,雍正帝赐策凌超勇亲王的封号,授定边左副将军之职,驻科布多。马尔赛以贻误军机罪被斩。

  ①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此时,西路大将军查朗阿亦屡破叛军。噶尔丹策零损失惨重,遂向清廷求和。雍正十二年(1739年)七月,清帝决定议和。翌年,清廷批准了西、北两路撤军的计划,只留少量兵力驻防。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最后同噶尔丹策零达成协议,确定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的分界线。此后,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和局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三)收复台湾和统一台湾的战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台湾和大陆就有共同的文化联系。汉代,台湾、澎湖列岛被称为夷洲或澶洲。宋朝时,台湾及澎湖列岛归福建泉州晋江具管辖。嘉靖年间,明朝在澎湖设巡检司,驻军设防,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积极进行侵略活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荷兰殖民者就以贸易、通商为名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天启二年(1662年),一度侵占澎湖,后被明军赶跑。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南地区,并在那里修建台湾城(即热兰遮城,今安平)、赤嵌城(即普罗文查城,今台南)。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有整个台湾。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的英勇反抗,特别是顺治九年(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反荷斗争,规模影响很大。但这些起义先后遭到了镇压,台湾人民急切地盼望祖国大陆派兵驱逐外国侵略者。

  1。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

  收复台湾的历史使命是在郑成功手里完成的。

  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郑芝龙长子,中过秀才。隆武政权建立后,他颇受唐王朱聿键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为御营中军都督,时人多敬称他为 国姓爷.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苦劝无效,遂率部拒降,于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在广东南澳举义抗清。先奉隆武后奉永历年号,两三年间,他的力量迅速壮大,先后攻占了同安、海澄、泉州等沿海地区,在金门、厦门建立起抗清根据地,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力量。此后,他一度经略闽浙沿海,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起,郑成功连续三次举师北伐,皆受挫而回。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为牵制清军对西南永历政权的围攻,郑成功率领83营17万水陆大军,第四次北伐,郑军过舟山,攻崇明,破瓜洲、占镇江、包围南京。另遣张煌言部沿江而上,收复徽州、宁国、太平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但郑成功顾虑到南京城坚,难以骤下,遂围而缓攻,在长达12天时间里,郑军没有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反而 释戈开宴,饮酒捕鱼为乐 ①。七月二十三日,清将梁化凤利用郑军懈怠,猝袭前营,大败郑军。随后,数万清军倾巢而出,分兵六路,向郑军猛攻。

  郑成功屡战失利,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郑军南返后,张煌言军也全部覆没。

  北伐南京失败,战将死14人,兵员伤亡过半,给郑军带来巨大损失,加上此时永历政权已覆,各地抗清斗争趋于低潮,郑军军心动摇,叛逃投诚事件层出不穷。清军从各地调集重兵入闽,金厦根据地日益危急,随时都有可能被清军攻破,郑成功的处境非常困难。顺治十六年(1659年),原郑芝龙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廷斌来到厦门,向郑成功呈献了台湾地图、赤嵌城木制模型以及荷军的兵力部署情报,竭力劝说郑成功收复台湾。

  为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迅速作出了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 惟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 ①得到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

  ①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为了顺利收复台湾,郑成功进行了近两年的战前准备。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郑成功由厦门移师金门,他根据台湾岛地势东高西低,人口集中西部,以 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 ②的特点,制定了作战方针:先复澎湖为前进基地,趁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登陆后逐个围歼台湾城、赤嵌楼,最后收复台湾全岛。

  三月,郑成功命其子郑经等将领留守厦门、金门,以防清军乘虚袭取,自同马信、周全斌、肖洪宸等率战舰和大小船只数百艘、部队26000人向台湾进发。二十三日(4月21日),郑军由金门岛料罗湾出发,挺进东南。次日清晨抵澎湖,因荷军兵力薄弱,迅速攻克,等候顺风进发台湾。但连日大雨,风不顺,粮不足,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冒雨渡海。三十日(4月28日)

  晚,郑成功留一部驻守澎湖,亲率船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于四月初一日(4月29日)拂晓,抵达鹿耳门港外,等候涨潮。

  进鹿耳门港有两条航道,北线尾岛和一鲲身(安平)之间为南航道,俗称大港,虽口宽水深,但敌舰防守颇严,陆上台湾城又置有重炮,难以通过。

  北线尾岛与鹿耳门屿之间为北航道,俗称鹿耳门港,口狭水浅,只有涨潮时才能通过,但荷军未在此设防。郑军由于掌握了北航道潮汛情况,并有何廷斌等熟悉地形的人作向导,遂决定由鹿耳门港突入。

  四月初一日中午,海潮大涨,郑军大小战船顺利通过鹿耳门,密布台江之上。当晚,陆师在禾寮港登陆。随后,郑成功重新部署军事:以王大维、陈蟒率铳船控制鹿耳门海口,接应后援部队;以陈泽率兵驻北线尾,保障禾寮港大营侧后安全;另派一部入台江,切断赤嵌楼与台湾城联系。

  赤嵌楼、台湾城之间的航道被郑军封锁后,两地荷军联系困难。荷军长官揆一守台湾城,城内有荷军1100多名。坐镇赤嵌楼的荷军头目猫难实叮只有四五百名士兵,其他地方的殖民军兵力分散,荷军另有两艘小艇及水兵600多人分布于江、海之上。荷兰人打算趁郑军立足未稳之时,水陆分兵实施反击。

  台江水陆之战随即爆发。台江海面的荷军妄图以4艘船舰阻击郑军,反遭郑军60艘战舰包围,激烈的炮战开始后,郑军水师击沉敌主力舰 赫克托号 ,烧毁甲板船一艘,迫使另一艘小艇逃回台湾城。在陆地战场,郑泽军4000人在北线尾登陆后,即以大部兵力迎击荷军贝德尔率领的二百多名士兵,另派七八百人迂回敌军后侧,前后夹击,击毙贝德尔,大败敌军。四月初二日(4月30日),郑军又击退了二百名前来增援赤嵌楼的荷军。

  荷军水陆两战失败后,只一意孤守赤嵌楼和台湾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鞭长莫及,无法及时派兵增援。郑军乘胜进攻赤嵌楼。四月初四日(5月2日),台湾人民切断了该城水源,猫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赤嵌楼遂告光复。

  ①《台湾外记》卷五。

  ②《清史稿?地理志》。

  四月初四日(5月2日),郑成功派杨祥率兵至七鲲身击溃荷军,从左翼逼近台湾城。四月初七日(5月5日),郑成功亲率将士渡海至一鲲身,从南端进攻台湾城,二十八门大炮向台湾城猛轰。台湾城四隅外突,置炮二十尊,南北置千斤巨炮十尊,火炮密集,射程远,可以封锁周围每条道路。

  揆一集中枪炮轰击,多次击退郑军的进攻。郑成功见台湾城一时难克,遂改取长围久困之法,一面围困荷军,一面分兵驻各地屯垦,同时深入台湾各地查抄荷军所藏粮食,并派人回金门运粮。六月,郑成功三次致信劝降揆一,均遭拒绝。

  盘踞印尼巴达维亚的荷兰军队闻台湾城被困后,迅速调集七百名士兵,十艘战舰,于六月初十日(7月5日)出发援台。七月中旬,援军抵达台湾城。荷军得到增援后,力求改变被围状态,向郑军发起反扑。闰七月二十三日(9月16日),双方发生海战,郑军水师包围敌舰,经过一个小时激战,击毁、烧毁荷舰两艘,俘小艇三艘,其余荷舰逃往远海,不敢靠近台湾。

  郑军胜利后继续攻城,并在台湾城南的沙洲上增建三座炮台,指向荷军的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此时,台湾城内荷军军需匮乏,士气低落、疾病流行、外援无望,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剩下600名。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郑成功下令炮轰乌特利支堡,两小时后占领该堡,并利用此堡改建炮垒,向台湾城猛轰。荷军力竭难守,揆一见大势已去,遂决定由评议会出面与郑军谈判。十二月十三日(2月1日),揆一率军投降。至此,台湾收复。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我国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

  2。清朝统一台湾的战争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致力于当地的开发与建设,促进了台湾的发展。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后,成功弟郑袭、世子郑经间爆发了延平王位之争。经过战争,郑经嗣位。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朝派海澄公黄梧、福建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会合荷兰海船,攻占厦门、金门,郑经被迫退入台湾。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清靖海将军施琅统舟师进取台湾,因飓风中止。 三藩 乱起后,郑经的势力曾再次及于福建,不久即因耿精忠反正而受挫,康熙十九年(1680年)再次败退台湾。郑经统治台湾期间,郑氏力量薄弱,清朝也缺少可依赖的水师,彼此无力大举攻击和消灭对方。

  郑经退回台湾后,再也无意于抗清复明大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日益加剧。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中风死,长子克■监国,因诸弟争位,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克■,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傀儡,大权独揽,政治愈加腐败,内部分崩离析。是年,清廷平定 三藩 之乱,台湾成了国内反清力量的最后据点,清廷遂将统一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七月,康熙帝玄烨排除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意见,决策进剿台湾,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水师提督施琅、陆路提督万正色进取澎湖、台湾。

  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做了战前准备。施琅原是郑氏旧部,因得罪郑成功,被杀全家,而潜逃归清,图谋复仇,以平台自任,深为主张进剿台湾的姚启圣赏识。对于统一台湾,施琅主张在南风盛发的五、六月出兵,先攻取澎湖, 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 ①,台湾可不攻自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廷授权 施琅相机自行进剿 ②,事权归一,在进剿事上不再受督抚掣肘。经过一年整顿训练,清军水师已有精兵二万余人,战船三百艘,数量上与郑军大体持平,士气旺盛。

  ①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统水师3万余人,战舰300余艘进攻澎湖。当时,郑氏派骁将刘国轩率2万官兵、200余艘战舰在澎湖设防。刘国轩在战略上采取处处谨守,以逸待劳的方针,寄希望于台风起不战而胜。当清军进泊毫无遮掩的八罩岛、猫屿、花屿时,郑军坚闭不出,丧失了有利战机。

  十六日(7月10日)晨,清军分两批进攻澎湖,郑军列船相迎,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很大,施琅及先锋蓝理俱受伤,最后清军撤出战场。二十二日(7月16日),清军整军再战,以战舰50艘从东路攻鸡宠屿,以战舰50艘从西路入牛心澳,施琅自统率中路军,将56艘战舰分成八股,直扑娘妈宫郑军大营。刘国轩率船相迎。清军集中优势兵力, 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 ③的战术,击沉击毁郑军战船百余艘,消灭郑军12000余人,招降4800余人。郑军精锐基本上被歼灭。刘国轩和少数将领逃回台湾。

  澎湖失守,台湾为之动摇,闰六月初,郑克塽集议战守事宜,冯锡范主张弃台南走,刘国轩力主投降,皆以台湾不可守。施琅继续屯兵澎湖,一面派人招降郑氏。七月,郑克塽上表请降,清军随后开进台湾,台湾兵民剃发归降。十一月,施琅留兴化总兵吴英留守,自己班师回闽。

  清朝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四月,在台设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合厦门置分巡台厦道。全台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至此,台湾正式归入清朝版图。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③《台湾外记》卷十。

  (四)清前期统一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后金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清太祖)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针对女真族处于明朝、蒙古、朝鲜三面包围以及自己内部四分五裂的形势,努尔哈赤的战略方针是:首先统一女真各族,然后用兵蒙古,最后进攻朝鲜和明朝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切合实际的方针。

  为了贯彻以上的战略方针,努尔哈赤采取多种策略手段。比如,伪装蔽敌。他在 报父仇 的旗帜下,巧妙地把统一女真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使明朝丧失警惕,起到了麻痹作用。努尔哈赤一面接受明廷授予的建州左尉都督签事、龙虎将军的封号,一面声称只是要对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报杀祖、杀父之仇,从而骗取明朝方面的信任,没有干涉他统一女真的行动。

  另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还采取了 远交近攻 的策略,并以 德服兵临 的两手,平等联合各部,集中打击敢于反抗的对手,用了五年时间(1583- 1588年),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

  在对明军作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

  清太祖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明朝辽东经略杨镐亲驻沈阳,率兵8。8万余人,号称40万,分别从铁岭(马林军)、抚顺(杜松军)、辽阳(李如柏军)、宽甸(刘綎军)四路合击后金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则集中全部八旗兵6万余人,采取 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方针,首先在萨尔浒一战中全歼明军杜松部,接着又全歼马林部,再以诱敌之计全歼刘綎部,迫使李如柏部撤退,终于消灭明军主力4。5万余人,取得辽东决战的胜利。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即位。他继续努力以达一统天下的战略目标。为此,对明朝采取 和谈与自固 的战略、策略方针。为争取时间,巩固自己,与明将袁崇焕进行了三年的和谈,双方处于时战时和状态。1632- 1642年十年之间,皇太极先后征服了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并在满洲八旗之外,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同时改国号为大清,设立六部,加强了政权建设,并网罗人才,发展经济,铸造大炮,又绥抚蒙古,征服朝鲜,终于可以与明朝分庭抗礼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覆亡。明清对峙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农民军在北京立足未稳,这给清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良机。当时皇太极已死,幼主(福临)临朝,睿亲王多尔衮执政,在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引导下,清兵开始入关作战。这时清朝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是打出 报君父之仇 口号,拉拢汉族地主,同时收编明朝军队,建立以汉人组成的绿营军,终于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几个小朝廷,统一了全国。

  (五)清前期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

  1。清前期的名将

  清朝前期,统一战争历数朝不止,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其间诞生了许多军事家和名将,这里,我们只做简略介绍。

  (1)郑成功郑成功(1624- 1662年),民族英雄,明清之际著名军事家。原名森,字明俨,又字大木,福建南安石井乡人。出身官商家庭,其父郑芝龙,早年侨居日本,充当海商和海盗,降明后,任福建总兵,仍兼充海商。其母为日本人。崇祯三年(清天聪四年,1630年),郑成功自日本归国,时值明朝国运衰亡之际,他刻苦习文练武,究读兵书,以中兴国家为志。

  清顺治二年(1654年),清军进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翌年,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南明隆武政权。郑成功因而受到特殊恩遇,封忠孝伯、赐皇姓 朱 ,因此也有人称他为 国姓爷.此后,他又献抗清之策,博得隆武帝赞赏,被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率兵镇守永定关等军事要地。

  三年(1646年),清军灭浙东鲁王政权后乘胜南下,大举进攻福建门户仙霞关。郑芝龙暗中弃关通敌,使清军长驱直入,隆武政权灭亡。九月,郑芝龙公开降清,郑成功力阻不成,遂以 恢复中兴 为己任,走上了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道路。

  十二月,郑成功在安平誓师抗清,沿用 招讨大将军 名号,袭隆武年号。由于兵力单薄,又至南澳募兵,得数千人。永历政权在肇庆建立后,改奉永历正朔,遣使称贺,受封威远侯,旋晋漳国公。此后,他不断扩编队伍,力量迅速扩大。七年(1650年),袭取金门、厦门,收并其族兄郑联、郑彩部,拥众达四万余人。从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抗清主要基地,决心 攻取漳泉,以为基业,水陆并进,夺取八闽 ①。十一月,永历政权告急,郑成功不顾部将反对,决定偏师守闽,主力援粤。八年(1651年)初,至南澳,闻广州已失,仍一意西进。不料福建巡抚张学圣趁虚兵发厦门,留守厦门的郑芝莞弃城遁逃。郑氏父子两代积累起来的粮饷辎重被清军洗劫一空。郑成功被迫班师回闽。

  郑成功折返厦门后,杀芝莞,重整旗鼓,兵势复振,部众增至六万余人。

  自五月起,率部连攻海澄、漳浦之地。九年(1652年)四月,郑军进围漳州。

  明兵部侍郎张煌言,定西侯张名振等扈从鲁王来奔,成功迎入厦门奉养。

  清廷对郑成功在闽南的发展极感不安,遂胁迫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诱降郑成功,遭郑成功拒绝。十年(1653年)初,清方见招降无望,命固山额真金砺率部攻打海澄,新任福建巡抚刘清泰调水师出福州、兴化(今莆田)

  二港合攻。清军人多炮多占明显优势。郑成功令士兵掘地藏身,并在城外埋设地炮。金砺挥军冲过护城河时,郑军地炮连发,清军死伤无数,匆忙后撤,郑军乘机反攻,大败清军,金砺逃回泉州。

  清廷进剿失败,转而对郑成功再施招抚之策。郑成功于是利用和清廷谈判的机会,补充兵源、军械、粮饷,训练和休整部队,并乘隙攻陷漳、泉所属各县,控制了闽南大片土地和沿海岛屿。两年多的谈判破裂后,清廷于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攻闽。郑成功撤兵聚厦门,遣师北上入长江,攻浙东,使清军不得并力南顾;又遣师南下广东,牵制浙、粤清军援闽。十二年(1655年)三月,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建立了金厦抗清政府,永历帝封他为延平王。十三年(1656年),郑军败济度军于厦门围头、铜山、护国岭等地。北上南下之师也所向告捷,取台州,复舟山,破揭阳,东南震动。

  ①孔立:《厦门史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 页。

  十五年(1658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永历政权,郑成功决定北伐,以为牵制。前此,郑军已实施过三次北伐,均告失败。出师前夕,郑成功召集诸将商议,确定以直入江南,攻取南京为北伐目标。五月,留郑经守厦门,亲率水陆军十七万,战船数千艘,出厦门,沿海北上,师抵羊山(今浙江嵊泗县大小洋山),忽遇飓风,覆舟丧师,被迫撤回舟山。翌年四月,再次举师北上,克瓜洲、取镇江,直逼南京。同时分遣张煌言率部溯江而上,攻占芜湖。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贵池)、滁州(今安徽滁县)、六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闻风归附。七月,郑军兵围南京城。清江南提督管效忠、崇明总兵梁化凤一面向清廷求救,一面行缓兵之计。郑成功麻痹轻敌,误信敌计,按兵城外。郑军围城日久,士气渐懈,清军趁机集结兵力。

  十六天后,清军里应外合,同时反攻,郑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一战损折大将十四员,陆军损失近一半。郑成功被迫退回厦门。上游的张煌言部顿时孤立无援,最后全覆。

  此时,永历政权已覆,抗清斗争渐趋低潮,郑成功在军事上陷入了困境。

  他见金、厦之地难以久据,遂于十八年(1661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此后,郑成功一面大力开发台湾,一面坚持抗清。康熙元年(1662年)

  五月,病死,年仅三十九岁。

  (2)年羹尧年羹尧(?- 1726年),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先后充四川、广东乡试正考官,迁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十八年(1709年)擢四川巡抚,多次平定川西土著叛乱。

  五十年(1711年),准噶尔贵族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袭西藏,杀拉藏汗,在当地建立了傀儡政权。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总统平叛各军,进剿西藏,特授年羹尧四川总督兼总管巡抚事。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以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自青海入藏,以年羹尧为定西将军自四川入藏。年羹尧考虑到无人可署总督,请求移命护军统领噶尔弼,自己办理松潘军务,负责西征后勤,诏准。延信、噶尔弼遂入藏,平定叛乱。六十年(1721年),授四川陕西总督。翌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还京,由年羹尧管理西北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以平藏时运粮及守隘功封三等公,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

  五月,青海罗卜藏丹津胁众台吉叛劫亲王察罕丹津,侵掠青海诸部。十月,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节制四川、陕西、云南三省军事,率军进讨。年羹尧进驻西宁后,立即部署军事,派兵驻布隆吉河,防敌内扰;驻兵巴塘、里塘,阻敌入藏;驻兵吐鲁番、噶斯泊,防敌与准噶尔蒙古勾结。遂督军攻西宁附近之敌,叛军溃散,清军俘获甚众,罗卜藏丹津西窜。清军收复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又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以临近冬季,引兵还西宁。二年(1724年)二月,年羹尧采用岳钟琪建议,乘春草未生之际捣敌不备,遂分兵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叛军:总兵吴正安出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奋威将军岳钟琪与侍卫达鼐出南路,叛军大溃。岳钟琪南路之师进至柴达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遁,清军追击至乌兰白克,擒其母及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尽收其人户马驼,罗卜藏丹津易妇装逃入准噶尔境。青海诸部悉定。

  平定青海之役,清军进展极为迅速。 计师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①。年羹尧以奇功晋一等公,留驻西北。

  年羹尧长期主持西北军务,握有军政大权,一直是雍正帝心腹,曾助其夺取帝位。但年羹尧自恃功勋卓著,颇受恩宠,不知自忌,威风张扬,遭雍正帝疑忌。二年(1725年),调杭州将军,旋被群臣弹劾,尽削其职。三年(1726年),逮至京师,下狱。年底,以九十二款罪状,责令自裁。

  (3)岳钟琪岳钟琪(1688- 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祖籍甘肃临洮,后迁四川成都。出身将门,其父岳升龙曾任四川提督。岳钟琪为人沈毅,习于武事,初捐纳为同知,后从军改武职,授松潘镇中军游击,迁四川永宁协副将。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杀西藏拉藏汗,清廷决定驱准保藏。岳钟琪为先锋,随都统法喇率兵出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克里塘、巴塘。五十九年(1720年),随定西将军噶尔弼自拉里(今西藏嘉黎)入藏,仍为先锋,克洛隆、捣拉萨,大败准噶尔军,西藏遂平。升四川提督。嗣后,奉命讨郭罗克诸部,经一年多山地野战,平定叛乱。

  雍正元年(1723年),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于青海,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率军平叛,岳钟琪参赞军事。二年(1724年),派岳钟琪率大军深入青海内地,猛攻郭隆寺,歼敌六千余人。各寺庙叛军望风而降。随后,岳钟琪以精骑五千日夜兼程,直扑罗卜藏丹津乌兰木和尔大本营,叛军降,罗卜藏丹津易女装逃入准噶尔,青海平定,封三等公。同年,平定甘肃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叛乱,兼领甘肃提督。翌年,兼甘肃巡抚,旋授奋威将军,署川陕总督。以汉大臣拜大将军,握重兵节制满汉诸军,为清朝前期所罕见。

  五年(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任准噶尔汗,继续叛乱。清廷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军阿尔泰山,为北路,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军巴里坤,为西路,出兵征剿。叛军主力进至哈喇沙尔后,企图自吐鲁番进犯哈密,骚扰安西、肃州边界。岳钟琪遂坚壁固守,噶尔丹策零久攻鲁谷庆城不下,引军退去。十年(1732年),北路清军在和通泊大败。岳钟琪趁叛军北进之机,大举反攻,击败噶尔丹策零南路军,进入乌鲁木齐。旋遭弹劾,被尽夺兵权,交兵部拘禁。十二年(1734年)拟处斩,雍正帝改斩监候。乾隆帝即位后,放归为民。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因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清军征讨多次失利,清廷重新起用岳钟琪,令其以提督衔随行。建议选精兵三万五千人,分两路进击,迂回策应,直捣敌巢。十四年(1749年),经略、大学士傅恒任其为前敌指挥。遂率兵从党坝进攻康八达山,大破叛军,迅速攻下各处碉卡,莎罗奔溃败乞降。大小金川之乱遂平。因功,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 威信.十五年(1750年),率兵平定西藏珠尔默特叛乱。十七年(1752年),讨平杂谷土司叛乱。十九年(1754年),卒于资州(今四川资中)。

  ①《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二。

  2。清前期的重要军事著作

  清前期的重要军事著作(兵书)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以及资料汇编性的著作《灰画集》等。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他辑注的《读史方舆纪要》,历时30年(1659- 1692年)始撰成。该书从战史的角度来研究地理,阐述了地理形势对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它综述了 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 ①,是一部历史的兵要地志,对研究中国军事史和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治平胜算全书》是清代名将年羹尧根据他的读书心得和作战经验编写而成的,全书分12卷,论述了战场选择、治军、兵器使用、城寨攻守、火攻水战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治军、作战的论述更有独到之处。他很重视平时的训练,注重军容、军纪,对作战方法、战术原则的论述也颇有见地。

  《灰画集》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之间,由李培辑订,着重论述了从古以来开创、守成的用兵韬略,它重视西北边务,提出 九边外防边 、 黄河外防河 的主张。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魏叙》。

  三、乾、嘉时期的战争

  乾隆、嘉庆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巩固统一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这一时期,清朝国力极盛于一时,清朝统治者通过战争完成了前期在巩固边疆中未竟的事业。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也由此形成。但盛世中潜伏的危机已萌,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下层民众揭竿举义已频频可见。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并未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反而加速了清朝由盛向衰的转变。

  (一)统一天山南北的战争

  清朝前期,准噶尔长期割据,时叛时服,清军虽多次西征,天山南北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到乾隆年间,清廷再兴平叛之师,才彻底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

  1。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之乱

  乾隆十年(1745年)秋,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上层贵族为争夺汗位而争斗不已。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外孙)支持下夺得汗位。达瓦齐上台后,统治极为残暴,厄鲁特部众纷纷内附。乾隆十五年(1750年),宰桑萨拉尔率众千余户投奔清朝,被安置在察哈尔,并授予散秩大臣之职。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尔伯特台吉三车棱因不满达瓦齐的统治,率众三千户归附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发生的冲突中失败,偕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纳默库等率兵二千、民众二万归附清朝。

  清廷见准噶尔部内乱频仍,所属纷纷内迁,正是用兵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大好时机,乾隆帝遂决定出兵 直捣伊犁 ①。战前,乾隆帝采纳了阿睦尔撒纳 宜在青草缺乏之时进发 的建议②,计划于第二年春二月出发,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清廷下诏宣谕准噶尔部,指斥达瓦齐之罪,争取各部首领脱离达瓦齐,归附清朝。二月,清军正式征讨伊犁,五万兵分北、西两路出击: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兵二万五千、马七万匹为北路,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越阿尔泰山向西南推进。

  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率兵二万五千人、马七万匹为西路,出巴里坤向西推进。两路各携两月军粮,约定于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会师后,直捣伊犁。清军以阿睦尔撒纳和萨拉尔各率三千人为前锋,举旧部旗号先行,主力随后。沿途,准噶尔军纷纷归降。五月初,两路大军会师于博罗塔拉,然后向伊犁进发。达瓦齐闻讯后急忙调兵,但为时已晚,叛军土崩瓦解,失去了抵抗力,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抵伊犁。达瓦齐率亲兵万人退往伊犁西南之格登山。清军随后追击,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先锋军由伊犁河固扎勒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今新疆帖木里克他乌)前进;萨拉尔率西路先锋军由喀塔克渡口越扣们岭前进。五月初五日(6月14日),清军渡过伊犁河将及格登山时,两路先锋部队决定各据地势,整军以待,诱缚达瓦齐。十四日(6月23日)夜,侍卫阿玉锡等率侦骑前往探察达瓦齐踪迹,乘敌军松懈不备,突袭达瓦齐大营,敌军不知虚实,大惊溃散,达瓦齐仅率二千余人向南疆逃遁,余众皆降。雍正初年由青海叛投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也一并擒获。清军占领格登山后,分道南进追击达瓦齐,班第又晓谕阿克苏、乌什等地维吾尔族伯克,要求他们协助擒拿窜逃的达瓦齐。达瓦齐越奎鲁克岭逃往天山以南后,其残部纷纷离散,待至乌什城时,身边仅剩二十余人。乌什维吾尔族首领霍吉斯伯克设计将达瓦齐擒获,执献清军大营。至此,达瓦齐分裂势力被彻底扫平。六月,清军留五百兵驻守伊犁,其余各部班师回内地。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战后,乾隆帝赦免达瓦齐死罪,封其为亲王,配以宗室之女,赐第京师,同时,将在伊犁的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兄弟放回南疆。在厄鲁特蒙古地区则实行 众建以分其力 的方针,把厄鲁特四部 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 ①,以削弱准部势力。这使一心想做厄鲁特四部总汗的阿睦尔撒纳极为不满。他趁清军大部撤离之际,擅自调兵,任意杀掠,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 以总汗自处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 ②。行文各部,并遣人四出招兵买马,准备叛乱。七月,清廷命阿睦尔撒纳至热河避暑山庄入觐,欲以调虎离山之计消患于未萌。阿睦尔撒纳看出清廷用意,在途中一再迁延。八月九日(9月14日),行至乌隆古河(今新疆阿勒泰境内), 乃诡言暂归治装 ③,把副将军印交给同行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由额尔多斯河间道逃回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煽动各部起兵,公开叛清。驻守伊犁的清军遭叛军围攻后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班第兵败自杀。永常率西路清军,拥数千劲旅于乌鲁木齐,闻变不敢赴援,自木垒南一直退到巴里坤,致使天山南北变乱四起。

  清朝立即派兵平叛,九月,授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夹攻阿睦尔撒纳。十一月,清军自巴里坤出,新封授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纷纷率师相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清军经吐鲁番,进抵特克勒河(今新疆特克斯河),距阿睦尔撒纳驻地仅一日行程。阿睦尔撒纳见势不妙,派人向清军诡称他已为台吉诺尔布擒获,即将来献。策楞信以为真,飞奏朝廷,令各路军停止进兵。二月,清军始知受骗,继续进军,阿睦尔撒纳早已逃往哈萨克。清军进入伊犁后,诸将互相推诿,顿师不进,尽失追剿良机。四月,乾隆帝将策楞拿解入京治罪,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率兵出西路;以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兵出北路;又命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军自巴里坤进驻伊犁,作为机动部队,继续追捕阿睦尔撒纳。

  五月,喀尔喀蒙古郡王青滚杂卜发动叛乱,致使清北路军台道路隔绝,联络中断。清廷立即命成衮扎布率兵前往镇压。七月,达尔党阿军在哈萨克境内之雅尔拉大败阿睦尔撒纳叛军,斩杀千余人。此后,天气渐寒,达尔党阿受命配合成衮扎布前往征讨青滚杂卜。十二月,青滚杂卜叛乱平定。但准噶尔台吉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台吉巴雅尔等相继反清,阿睦尔撒纳也从哈萨克窜回,在博罗塔拉同叛军会盟,自立为总台吉,准噶尔全境又陷于混乱之中。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③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平准部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清军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乾隆帝以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率军从珠勒都斯北进;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率兵由额林哈毕尔噶西进。清军迅速向前推进,顺利收复伊犁地区。六月,兆惠奉命率兵入左哈萨克境追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往投左哈萨克汗阿布赉。阿布赉派人散其马匹牲畜,准备诱捕。阿睦尔撒纳发觉后,趁夜徒步逃入俄罗斯境内。

  此后,清政府多次照会沙皇政府,要求俄国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沙皇政府一再推诿,迟迟不肯交出阿睦尔撒纳。九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沙俄见 奇货 已失,无利可图,于年底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恰克图。

  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后,清廷在此设伊犁将军,天山北路广大地区复归清政府统治。

  2。平定 回部 大小和卓之乱

  回部 是清代对天山以南地区的称呼,那里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大小和卓(即布那敦和霍集占兄弟, 和卓 意为 圣人的子孙 )之父玛罕木特被掳往伊犁幽禁,玛罕木特死后,大小和卓仍被拘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分裂势力后,派兵送大和卓布那敦归叶尔羌,使其继续统治旧部,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小和卓因参与其乱潜逃叶尔羌,鼓动布那敦对抗清廷,杀害清政府派出的招抚使阿敏图,传檄南疆,煽动叛乱,南疆之乱遂起。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五月,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统兵前往南疆平乱。初七日(6月12日),清军围攻库车,先后击败大小和卓亲率的援军,但库车城坚难下。六月十四日(7月18日)晚,大小和卓利用清军麻痹大意开城出逃。八月,叛军头目阿布都克勒木也逃出库车。清军围城三月,仅得一座空城,乾隆帝遂将雅尔哈善拿解京师,改由定边将军兆惠经理回部事务。初九日(9月10日),兆惠率兵前往回部,阿克苏、和阗、乌什等城相继归降。此时,大和卓已逃往喀什噶尔,小和卓已逃往叶尔羌。十月,兆惠领军逼近叶尔羌城,因兵力单薄不足以围城,遂在城东黑水河有水草处结营自固,称作 黑水营.结果反被叛军围困达三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副将军富德军、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军赴援黑水营,解其围,清军撤回阿克苏休整。六月,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兆惠率领自乌什取喀什噶尔,一路由富德率领自和阗取叶尔羌。这时,困守两城的大小和卓早已人心丧尽,失去了攻击之力,仓皇弃城出逃。七月,清军在帕米尔高原的伊西洱库河追及叛军,归降者达12000余人,大小和卓仅带妻仆三四百人逃入巴达克山,结果在阿尔浑楚岭遭巴达克山首领的擒杀,并献其尸于清军大营。

  南疆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在喀什噶尔置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路,直接受伊犁将军节制,又在南疆各地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在天山南路的统治。

  道光(1821- 1850)年间,清朝又在南疆地区平定了大和卓后裔张格尔的叛乱,但由于善后措施不当,给日后新疆地区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二)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战争

  乾隆年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不已,清廷在处置土司争斗问题上缺乏明智、妥善的措施,从而将自己拉入了一场费时长、耗资巨的毫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有20多个少数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其中除了广大土司统治区域外,还有一些 生苗 地区,如黔东南、湘西苗族、布衣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既无流官也无土司,清王朝没有实行有效控制。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地推行 改土归流 ,又对黔东南、湘西六里苗地剿抚兼施,强行设官建置,引起土司叛乱及苗民反抗。清廷只得接连不断地将军队开入这些地区,从而引发了长期争战,其中以清军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战争最有影响。

  大小金川位于大渡河上游,四川成都西部,以临河山有金矿而得名。大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历代为藏族聚居区。其地 万山丛矗,中绕洶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 ,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皆住石碉之中。明朝政府曾在该地设置土司。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以莎罗奔进藏平乱有功,授为安抚司,是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仍居小金川。乾隆十二年(1747年),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布咀、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为所败。乾隆帝遂调熟悉苗疆事务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进剿。

  张广泗集三万大军,一路由川西入攻河东,一路由川南入攻河西,莎罗奔依险设卡,凭地势和石碉顽抗,清军多次失利。清廷又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督师,起用被革职的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但清军进军数月,依旧损兵折将,未得寸土。乾隆一怒之下,杀了讷亲、张广泗,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兼署川陕总督,增派军队,继续进剿。这回清军不断攻下各地碉卡,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溃败乞降。

  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侵掠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与大金川土司邻近的 九土司 之兵进行会剿。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小金川土司也公然叛变,与清政府所派援军作战。阿尔泰率军进剿,按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半载不进,被乾隆帝赐死。随后,大学士温福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率兵进讨小金川,但温福重用张广泗旧策,采取以碉逼碉的办法,建碉数以千计,兵力分散各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温福屯兵于大金川以东的木果木,为土兵大败,温福阵亡。

  木果木惨败,使乾隆帝大为震惊,遂决定调满洲精锐前往镇压,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领兵6万于是年十月从西、北、南三路同时进兵。清军加强攻势后一改以往败势,在八个月内全占小金川。随后即移师大金川,仍分三路进击,战斗极为艰苦,清军最后逼近了官寨勒乌围。

  大金川土司索谙木鸩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乾隆四十年(1775年)八月,清军终于攻破勒乌围,索谙木逃往噶尔崖。翌年年初,清军围噶尔崖,索谙木出降,被清廷处死。

  为平定大小金川,清廷两度兴师,历时七年,调兵17万,耗资金银8000多万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平叛后,清政府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设懋功厅于此,同时设镇安营,派兵驻防,巩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三)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役

  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它征服了尼泊尔各部落,迁都加德满都,建立了新王朝。此后,四出扩张。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廓尔喀派兵入藏,抢占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当时清廷决定以武力驱逐入侵者,在清军威慑下,廓尔喀请求讲和,退出了西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廓尔喀再次侵入后藏,先后抢占聂拉木、日喀则、济咙等地,并将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乾隆帝闻讯后,决定进讨。

  十一月,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2000余名从西宁进发西藏。其后,清廷又陆续征兵15000名开赴前线。

  福康安(?- 1796年),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年间著名将领。大学士傅恒子,乾隆帝皇后富察氏侄。早年以勋戚授侍卫。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甘肃回民起义等军事行动。乾隆五十年(1785年)起,先后统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并扑灭了湘黔苗民起义。在历次军事行动中,他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屡建战功,深得乾隆帝眷宠,历任云贵、四川、陕甘、闽浙、两广总督,兵、户、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封嘉勇忠锐公,加太子太保衔。他统兵多年,在军中奢侈无度,糜费极多,后染瘴病死于西南前线。

  福康安奉旨入藏后,先以成德率部为偏师进发聂拉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成德收复聂拉木。三月,福康安督大军进剿,一路告捷,先后克复擦木、济咙、热索桥,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地区。随后,福康安率大军继进,深入廓尔喀境内。从五月到七月,清军浴血奋战,以伤亡惨重的代价取得布鲁克玛、协布鲁、扎木、噶勒拉、特帕朗古桥、甲拉古拉、集木集等处战斗的胜利,最后兵临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屡次遣使乞降。

  当时时届深秋,清廷担心冬季来临后会对清军带来不利影响,乾隆帝遂谕令福康安及早撤兵。福康安也考虑到孤军深入,地形不熟、水土不服、粮饷难继、耗员日增等困难,遂于当年八月接受了廓尔喀国王的乞降要求,然后班师回藏。

  击退廓尔喀人后,清廷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全面加强了清王朝在西藏的统治。此后,西藏政局日趋稳定,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川、楚、陕农民起义战争

  乾隆(1763- 1795年)、嘉庆(1796- 1820年)年间,清朝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其中以嘉庆年间川、楚、陕农民起义战争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川楚陕边界高山丛林密布,广袤千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流民的聚集地,也是封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乾隆后期,来自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的流民已达数百万之众。他们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到附近工场做工维持生活,不仅身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并遭到种种超经济压迫。由于 地方遥远,山民受其凌辱,无可告诉,无为申理 ①,往往逼得流民铤而走险,他们或贩私盐,或私铸私贩铜币为生,或数十、数百人进行武装斗争。绝望中的流民们,便成了白莲教等秘密宗教传播的最好对象。

  乾隆后期,白莲教活动已渐渐从宗教活动转向组织群众斗争,而且更加活跃。这时,活动在楚、豫、川、陕老林地区的白莲教组织主要有刘松、刘子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他们有各自的弥勒转世和牛八,表示坚决 反清复明.白莲教在各地的迅速发展及其鲜明的反清性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清政府开始对教徒进行搜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宋之清、王应琥、刘松相继被捕,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在大肆搜捕白莲教的过程中,官吏胥役趁机敲诈勒索, 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 ①,造成大批人民贫困破产,流离失所,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反抗斗争。

  1。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及襄阳义军的失败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密商定于 辰年辰月辰日辰时 (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1796年4月17日)同时举义。由于起义活动为官府所侦知,荆江地区枝江、宜都两县的白莲教徒在张正谟、聂杰人率领下提前两个月起义,湖北各地白莲教徒纷起响应,各路义军 所在充斥,多且数万,少者数千人 ②。在湖北西部五府一州燃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冲天火焰。

  清廷立即调兵遣将,由都统明亮总统湖北诸军,陕甘总督宜绵剿办郧西一带;湖广总督毕沅、荆州将军成德、头等侍卫舒亮等剿办当阳、远安、东湖一带;湖北巡抚惠龄、总兵富志那剿办枝江、宜都一带;头等侍卫鄂辉剿办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一带。又调直隶古北口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率兵二千赶来镇压,同时赦免在湖北、河南的 窃马谪犯 ,编为骑兵,协同作战。湖北各地富户也纷纷组织团练乡勇对抗义军。

  由于起义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军事上又消极防御、不主动出击,结果被清军各个击破。嘉庆元年(1769年),枝江起义军首领聂杰人投降后被杀,到十一月止,湖北起义军大部已为清军镇压,只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战术,得以坚持下来。

  ①《洋县志》卷四,《风俗》。

  ①《清仁宗实录》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二日乙丑。

  ②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襄阳地区白莲教首领王聪儿、姚之富等在襄阳附近黄龙珰起义,拥有万人之众。四月,清军集中力量围攻这支义军,王聪儿、姚之富等在襄阳地区转战五个月后,于八月来到钟祥,遭清军包围。

  十月,义军突围北上。翌年二月到达河南唐县附近的滹沱镇,然后分兵三路,在川、楚、陕边界展开大规模流动作战,义军 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①,所经之处,教徒纷纷影从,队伍日益壮大,清军尾随于后,疲于奔命,无法扑灭义军。嘉庆二年(1797年)春,义军活动于秦岭地区。五月,会师镇安,在表里铺、王家坪重创清军,然后沿汉江上达紫阳,强渡汉水。随即分兵三路穿越大巴山区进入四川。

  湖北白莲教起义后,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纷起响应。嘉庆元年(1796年)

  九月,达州率先爆发了由徐添德领导的起义,接着,王三槐、冷天禄等率众在东乡(今宣汉)起义。十一月,徐添德率部经太平入陕西境,分兵攻打兴安府(今陕西安康)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此后,陕西南部的白莲教徒亦纷纷举义。十二月,罗其清、罗其书、苟文明、鲜大川起于巴州(今四川巴中)之方山坪;冉文涛、冉天元等起于通江王家寨;龙绍周、徐万富、龚建起于太平南津关。四川白莲教起事后,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宜绵率师入川,总统四川军务。四川义军由于株守一隅,各自为战,重蹈湖北义军覆辙,被清军各个击破。嘉庆二年(1897年)二月,清军和乡勇陆续攻破张家观、清溪场、金峨寺、重石子、香炉坪等义军据点,义军重要领袖孙士凤牺牲,王三槐与冷天禄、徐添德等逃至东乡中河,在此危急之时,恰好与从通江来的数万湖北襄阳义军会师,遂使四川义军突出了重围。

  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重新按青、黄、兰、白分号,并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建制,但东乡会师并没有使川楚各股义军真正联合起来,更未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王三槐拒绝与湖北义军联合对敌,自带部队撤向西北方的通江、巴州地区。襄阳义军遂留李全、樊人杰等部在川,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主力重返湖北。此后,襄阳义军又开始了毫无明确目标的流动作战。

  九月,襄阳起义军攻打襄阳,因清军防守严密转向西北方向,经房山、竹县入陕南,欲渡汉水不得,遂沿汉水西行。十月,在安康同由川北折返陕西的李全部会师。襄阳义军第二次入陕后,清统治者重新调整军事,采取分兵追击、各自为战的办法,对付义军的流动战术。十一月,襄阳义军在陕西平利、镇坪、安康、洵阳、紫阳、石泉一带活动。十二月,经过艰苦奋战在汉中以西会师。此后,王聪儿、姚之富率一部折入川北,以吸引清军主力德楞泰部,使高均德部义军乘机抢渡汉水成功。德楞泰闻迅,被迫回师,尾蹑高均德。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李全、王廷诏部义军北出宝鸡、岐山,合攻郿县(今陕西眉县)、周至,直指西安。但在西安附近为清总兵王文雄所败。王聪儿、姚之富与高均德会师后出入镇安、山阳、商州一带,在清军追击下连连受挫,所部九千义军在湖北郧西、三岔河被清军和乡勇包围,进退无路,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全军覆没。

  王、姚部义军的覆灭使襄阳义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川楚陕农民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四川,四川农民军代替襄阳农民军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四川义军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添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涛、罗文清领导,另外,湖北义军余部在李全、高均德率领下也活跃于四川。

  ①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掌握了实权,他铲除了和珅势力,改变了和珅及其亲信调度军事的状况,任用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事。军事上实施坚壁清野、剿抚兼施之法。不久,因勒保督师毫无进展,代以额勒登保,又以德楞泰为参赞大臣。额勒登保继任后加紧推行坚壁清野,断绝起义军军需及人员供应。并设法引义军出老林再驱赶至川北,集中加以消灭。此后,义军处境日益困难。十月,陕西起义军首领张汉潮战死,余部由陕入川。十一月,高均德兵败被俘。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率义军与德楞泰大战于江油马蹄冈,冉天元以伏兵包围清军,鏖战三昼夜后清军大溃,德楞泰仅带十名亲兵困守山顶。不料,大地主罗思举带乡勇赶到,冉天元因坐骑中箭被俘,起义军反胜为败。

  马蹄冈之战使义军遭到重大损失,开辟川西战场的计划也因此落空,在清军打击下,义军一再受挫,被迫进入川东北老林地区,起义趋向低潮。

  2。川楚陕农民军后期斗争及失败

  嘉庆五年(1800年)下半年起,清军 坚壁清野 、 寨堡团练 的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川、楚、陕农民起义军遭清军多次打击,力量逐渐衰弱,退守南山巴山老林之中, 楚剿急则遁川、陕,川剿急则遁陕、楚 ①,处境愈加困难。嘉庆六年(1801年),高天升在陕南山阳受清军夹击阵亡;王廷诏在川陕边境的鞍子沟被俘;高天德在四川大宁(今四川巫溪)二郎坝被俘;徐添德在陕西西乡覆舟身亡。

  是年下半年起,起义军局促于万山老林地区,人数减至24000余人,只剩下龙绍周、苟文明、王国资、戴仕杰、曾芝秀、辛聪、冉学胜等部。七月,清军从西南、东北向老林地区进攻,冉学胜在川北地区遭清军三路围攻被俘牺牲,龙绍周在陕西平利盘龙山阵亡,其他各股被迫进入老林深处,总数已不及一万。嘉庆七年(1802年)以后,义军首领相继牺牲,起义军只剩下一些小股部队。到嘉庆八年(1803年)七月,只有数百人了,清军统帅额勒登保遂宣布 三省肃清,官兵凯旋 ①,大量裁减乡勇。这些乡勇本为流民,解散后无家可归,纷纷投入义军队伍,起义军声势再起。嘉庆九年(1804年),额勒登保再次督师围剿义军。同年秋,最后两名起义军首领苟文润、苟朝九牺牲,川、楚、陕农民战争遂告失败。

  波及川、楚、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农民战争前后延续了九年,数十万起义军遭到杀戮。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调动了十六省数十万军队,消耗军费银二亿两(相当于清廷五年财政收入),由此造成了清廷府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状况,川、楚、陕农民战争成为清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①民国《湖北通志》卷七,《武备志?兵事?教匪二》。

  ①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匪记》。

  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所谓晚清时期,在这里指的是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起直到清朝灭亡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已腐朽不堪,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晚清时期的军事斗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中进行的,它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范畴。

  单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些战争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另一类是中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战争。在民族战争中,除收复新疆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外,其他基本上都失败了,中法战争甚至出现了 不败而败 的局面。这表明腐朽的清王朝根本担当不起保卫祖国独立的重责,它只会使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反封建战争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都先后失败了,以 扶清灭洋 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这表明旧式农民革命战争已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战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它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为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封建车阀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深渊中愈陷愈深。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晚清的战争虽然没有最终完成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但却充分暴露了封建主义腐朽反动、帝国主义残暴虚弱的本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战斗精神。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战争促使了中国军事由旧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在晚清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中出现的新内容正是这种转变的反映。

  (一)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告别了 康乾盛世 ,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纷纷以武力为后盾向海外殖民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中国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一块肥肉。英国资产阶级为牟取高额利润开始向中国非法偷运鸦片。嘉庆五年(1800年)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年输入量猛增至四万余箱。鸦片大量输入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腐蚀了官僚体系,而且造成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经济后果。有鉴于此,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流入,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往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广州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二万余箱鸦片。

  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英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以懿律为 东方远征军 最高司令。英军作战计划是:封锁珠江口,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间运输,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然后前往渤海湾与清政府谈判。如果清政府拒绝,或者谈判破裂,英军就采取军事行动 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协定的时候为止 ①。

  1。英军首次北犯

  五月下旬,英军到达中国海面,侵华海军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首,由16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和20余艘运输船组成;侵华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率领,共4000人,兵源来自英国和印度。

  对英军来犯,清政府虽持 战 的态度,但由于其骄妄无知,盲目轻敌,没有具体、明确的军事措施,只有一套 先威后德 、 大张挞伐 、 聚而歼旃 、 沿海一体严密防范 等对付 夷狄 的空洞对策。东南沿海各省除林则徐在广东、邓廷桢在福建认真守战外,其余各省督抚昧于外情,困于兵备废弛,在军事上没有做切实准备。

  六月二日(6月30日),英军4艘军舰、1艘武装轮船封锁珠江口,懿律与义律率其余舰船北犯。两天后抵厦门,击毁厦门炮台,留军舰、运输船各一封锁厦门港,大队继续沿海北上。六日(7月4日),英舰闯入定海水域,定海知县姚怀祥拒绝了英军要其限日交出定海及所属炮台的无理要求,自率兵千余守城,另由水师总兵张朝发率城外各营及水师在港口防堵。七日(7月5日)下午,英舰发动炮击,清军由于船小炮少,交战不久,水师损失严重,张朝发受伤后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随即登陆,于八日(7月6日)凌晨攻破东门,守城兵勇溃散,姚怀祥投水自杀,定海失陷。三十日(7月28日),布尔利统领一部分英军守定海、封锁甬江口,懿律与义律率8艘舰船北驶,七月十二日(8月9日)抵达大沽口。

  此时,道光帝的战争决心发生动摇,谕令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八月,琦善向英方保证,一定重治林则徐等人 办理不善 之罪,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则含糊其词地表示 定能代申冤抑 ①。竭力劝说侵略军南返。由于冬季将近,英军供给和兵力都有很多困难,加上军中疫病流行,战斗力大大减弱,懿律遂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于二十日(9月15日)启碇南返。

  2。虎门战役

  英舰南撤,道光帝认为这是清廷外交的胜利,立即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州与英方继续谈判。琦善到达广州后撤除了珠江口附近防务,遣散水勇乡勇,自动破坏广州防备。在谈判中英方坚持要清政府割让香港,偿还烟价等无理条件,道光帝闻听后十分恼怒,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并调兵遣将准备再战。

  十月,英军为压迫清政府就范先后强占了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以及香港。十二月,义律讹称与琦善订立了《川鼻草约》,宣称清政府已将香港割让予英国。

  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后道光帝对英国的态度又从 和 转向 战 ,他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不久,又将琦善革职锁拿至京。至此,中英谈判破裂,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①《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 4期。

  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

  义律获悉清军调兵备战后决定先发制人进攻虎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英军攻占上横珰炮台、南山炮台,清守将关天培等阵亡。随后,侵略军溯江而上,毁坏巩固炮台,连占乌涌、猎德炮台,据大黄滘、二沙尾两要隘,逼近广州。

  3。广州战役

  三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000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四月初一日(5月21日),清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英军发动夜袭。奕山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等率军1700名于傍晚时分潜出城外,伏于西炮台、东炮台、城西北之泥城三处。三更时分,清军发起攻击,但英军早有觉察和准备,这次夜袭战果不大,没有击沉一艘敌舰。翌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反攻,占领了泥城,大批军需物资落入了英军之手。四月四日(5月24日)下午,左右两翼英军共2754人乘胜进攻广州城。右翼纵队由新到任的陆军司令卧乌古统带,担负从陆路进攻广州城的任务;左翼纵队负责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以牵制清军,配合右翼主力部队。右翼纵队未遭任何抵抗就顺利占领了紧靠城南的商馆区;左翼纵队则从城南省河迂回,溯珠江北支流绕到城西北登岸,翌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直扑北门外各炮台。北门外炮台共有6座,由4000余名清军防守。五日(5月25日)上午八时,英军炮兵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接着步兵开始进攻,城北各炮台清军稍作抵抗后即奔逃入城,英军占领城北高地,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奕山等清方高级将领乱成一团,急忙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七日(5月27日),双方订立了《广州和约》,规定清军退驻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并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清军节节败退的同时,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不断打击侵略者,其中以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最为有名。四月九日(5月9日),英军闯入三元里肆虐,当地人民奋起反击,打死敌人数名,英军仓皇逃走。事后,在一些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三元里附近103乡村民联合起来约定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四月十日(5月10 日)凌晨,卧乌古亲率600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被义勇诱至牛栏冈附近后遭到伏击,处境十分狼狈。不久,大雨倾盆而下,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被迫后撤,义军乘势追击,毙伤敌人40多名。被围英军在两个水兵连增援之下才得以撤回四方炮台。三元里一带人民迅速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十一日(5月1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威胁群众,解散了义军。十八日(5月18日),英军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4。闽浙战役

  当英国政府获悉《川鼻草约》的内容后,责备义律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 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 ①,遂将其召回,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即准备战事。七月,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10艘军舰,4艘轮船,21艘运输船,2500名陆军驶离香港,开始第二次北犯。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306页。

  十日(8月26日),英舰闯入厦门海域。时,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正带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指挥清军抗击来敌。英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清军炮台逐一猛轰,清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力战身死,清军随即溃散,鼓浪屿、白石头、屿仔尾等炮台先后陷落。英军登陆后,炮轰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陷落,颜伯焘等退守同安。二十日(9月5日),英舰驶往舟山。

  此时,清廷已改派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裕谦赴任后加强了定海防务,使守军总数增至5000余人。定海三总兵分段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八月九日(9月23日)英舰7艘、轮船4艘装载陆军2100余人到达定海附近洋面。十五日(9月29日),英军在距城南道头港最近的大小五奎山上构筑了炮兵阵地。十七日(10月1日),英舰在炮兵配合下闯入定海城南海域,随后,英军左翼部队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右翼部队在道头以东至东岳附近登陆进攻土城。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进行了顽强抵抗,相继阵亡,清军不敌,伤亡甚众。英军乘势包围定海城,以云梯入城,定海再次陷落。

  英军攻占定海后,由于物资匮乏,急于谋窥镇海、宁波。镇海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险要。裕谦在此也加强了防备,以浙江提督余步云率千余兵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千余兵守金鸡山。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在军舰掩护下分三路进兵镇海,中路军在金鸡山东北部登岸,左路军绕攻金鸡山侧后,清军腹背受敌,英勇抗击,总兵谢朝恩阵亡,金鸡山为英军所占。右路军在招宝山西北面登岸。余步云闻风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炮台后居高临下俯击县城,步兵则实施攻城战。裕谦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镇海陷落。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军进犯宁波,余步云所率2000清兵临阵脱逃,退往上虞。英军入宁波城后掠获大批物资,又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一带,遭到当地反英武装组织 黑水党 的袭击。

  九月,清政府为挽回在浙江的败势,任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调集军队,开赴浙江。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故意迁延,丝毫不以战事为重,迟至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正月才到达绍兴。

  时,各省援兵已陆续到齐,共11000余人,另有水勇、乡勇2万余人,奕经、文蔚等商量攻战事宜,决定从水陆两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

  在慈溪西南大隐山集结的2400名清军负责反攻宁波,由总兵段永福指挥。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都司李燕标率先锋部队400余人在内应配合下冲入宁波南门,途中遭英军阻击而溃退。段永福则率主力赶到西门,爬城而入,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清军进攻受阻,被迫撤退。反攻宁波失败。

  同一天夜,集结在慈溪西门外大宝山的1900余名清兵在副将朱贵指挥下反攻镇海。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在内应配合下进攻西门,英军拼命抵抗,清军三次冲锋未能得手。这时天色渐明,朱贵所率主力尚未赶到,刘天保担心被围,即行撤退。反攻镇海失败。由水路反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推迟至三月四日(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反攻定海失败。

  清军三城反攻战失败后,英军对驻扎在慈溪一带的清军主力也发起了反扑,结果,清军大败,慈溪陷落,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

  5。长江下游战役

  广东、浙江两次反攻的失败,使道光帝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变为一味乞和。他派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但英国政府仍决定增派陆海军,希图通过决定性战役尽快结束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因而璞鼎查对清廷的议和活动未予理睬。当时,英军的战略部署是沿长江西进,控制大运河,夺取南京,截断清廷的物资银财运输线,压迫清政府投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援军到齐,英军共拥有军舰25艘,轮船14艘,步兵10000余人。四月四日(5月13日),英军向长江口进犯。

  八日(5月17日),进攻钱塘江口的乍浦,清6000守军英勇抵抗,乍浦当天沦陷。英军在乍浦休整10天,将该城焚掠一空,然后进入长江攻打吴淞口。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2400名清军驻守于此。当时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两江总督牛鉴盲目轻敌,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因而该地区的防务是空虚的。五月八日(6月16日),英军进犯吴淞口,以3艘重型军舰从正面攻打西炮台,以4艘轻型军舰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侧后,掩护登陆部队从吴淞镇附近登陆。战斗打响后,双方争战极为激烈,年过七旬的陈化成在西炮台亲自操炮,与士卒一道战斗。不久,英军突破西炮台登陆,由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兀自率百余名亲兵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为英军所占,宝山陷落。十一日(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清军先已撤离,侵略军不费一枪一炮便侵占了上海,英军大肆抢掠后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二十八日(7月6日),璞鼎查等率11艘军舰、9艘武装轮船、10000余名陆军驶离吴淞口,溯江而上。

  吴淞口失陷后,道光帝只是催促耆英等加紧议和,清政府仍将沿海地区防务重点放在天津地区,对长江下游并不重视,防守长江要隘及江宁府(府治在今南京)的兵力只有七八千人。

  英军沿江西进后,福山、鹅鼻咀、圌山等江险处炮台守军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六月十日(7月17日)英舰闯入镇江水域,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英军兵临城下后,清军在城西南高地上驻有四川提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所率赣鄂兵2000余名。副都统海龄弃城西北金山、城东北北固山、焦山、象山等制高点,将2000名旗绿营兵收缩于城内。十四日(7月21日),担任主攻的英军右翼部队在金山附近顺利登陆后分一部进攻城郊西南的清军,另一部沿城直攻西门,经过激战,齐慎、刘允孝不支,率部退往新丰(今江苏丹阳)。担任牵制任务的英军左翼部队则在镇江东北北固山登陆,直逼城下,上午十时许,英军破北门。中午,英右翼部队用火药炸开西门后蜂拥而入。守城清军与侵略者展开了肉搏战、巷战,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自杀殉国,镇江失守。此后,英军继续西进,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江宁江面,两天后耆英自无锡赶至,开始与英方和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廷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关税需同英方商定等。后来又规定英国在华拥有 领事裁判权 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签约后,英军撤往舟山,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军事力量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军事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在这场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用战争破坏、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军事制度。此后,中国的封建军事制度开始向近代军事制度转变,鸦片战争也是清朝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二)太平天国、捻军农民革命战争,其他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清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对华侵略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斗争。咸丰(1851- 1861年)、同治(1862- 1874年)年间发生的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农民革命战争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推向了高潮。

  1。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1)金田起义及转战广西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地掀起的反抗斗争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声势最盛,而清朝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广西则成了三省反抗力量的汇合点。到了咸丰初年, 拜上帝会 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起义的洪流。

  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始, 拜上帝会 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等利用基督教一些教义和仪式宣传天主救世及平均平等思想,在两广地区发展会众。五六年后, 拜上帝会 在广西紫荆山区汉、壮、瑶等族农民及矿工、手工业者中发展最速,并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下令各地会众到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 团营 (集中结营组军),至年底, 团营 之众已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 拜上帝会 力量的壮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屡为 拜上帝会 击退。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 拜上帝会 会众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 太平天国 ,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拉开了序幕。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迅速夺占了大湟江口(今江口镇),不久,罗大纲、苏三娘等率2000余天地会部众来投,声势更壮。清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1万余人赴桂平围剿,结果在大湟江口为太平军击败。由于清军陆续进围,太平军转进武宣东乡扎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自称 天王 ,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

  四月十二日(5月12日),李星沅病死武宣,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并调蒙古都统巴清德等协同指挥军队,围攻太平军。太平军遂突围北上入象州境,八月,在平南官村大败清军向荣部,九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城。在永安停留的半年中,洪秀全颁行天历,制订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此时进围永安的清军总数已达4万,太平军被迫再次突围,继续北上,兵临桂林城下,围城月余未能得手,于是撤围向北挺进。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太平军占全州,攻城时冯云山受伤。十八日(6月5日),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二十三日(6月10日),在全州以北十里之蓑衣渡遭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部伏击,激战两昼夜,辎重尽失,伤亡较大,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于此役中去世。

  (2)东取金陵撤离全州后,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攻克道州。在道州休整的一个多月中天国领导者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广,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弃道州,向东北方向前进。七月,占郴州(今郴县)。随后洪秀全、杨秀清命西王萧朝贵率军2000直逼防备空虚的长沙城。

  七且二十九日(9月12日)萧朝贵在攻城中不幸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率全军赶赴长沙增援,挖地道攻城,日久未下。此时,外围清军已达五六万人,形势日趋不利。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克益阳,轻取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并组建水营,军队发展到10余万人,其后从岳州水陆并进直取湖北省城。十一月,占汉阳、汉口。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进占全城,清湖北巡抚常大淳败死。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清军以撒大网的方式进行四面防堵,但其重点放在河南、直隶,显然,清廷对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楚。

  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洪秀全、杨秀清等率10余万之众,万余艘船只从武汉出发,水陆并进,浩浩荡荡顺江东下。沿途克九江、安庆、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今当涂)、和州(今和县)

  等地。三十日(3月9日),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率陆师进占雨花台,直薄南京城,进攻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同时,太平军水师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占领浦口,包围金陵,进攻城北的仪凤门。二月十日(3月19日),太平军用 穴地攻城 法,轰塌仪凤门城墙,数百名天国将士冲入北城,在小营一带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此时,南城清军闻北城已破,纷纷溃逃,林凤祥、赖汉英率数千太平军乘势攻破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

  翌日黎明,太平军主力入城,杀清江宁将军祥厚,南京全克。二十日(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加强了城防部署,又攻占镇江、扬州,使之与天京成犄角之势。几乎同时,清军向荣部17000余人已移营至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了 江南大营 ,清军琦善部17000余人随之在扬州地区建立了 江北大营 ,迫使太平军中止夺取苏杭财富之地的战略计划。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有三大军事任务:解除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威胁;出兵西征夺取饷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北捣北京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领导者们最后决定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西征,三大军事任务概不偏废,从而陷入三面作战的境地,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3)偏师北伐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2万余人从浦口出师北伐,以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靡时日 ①为目的。北伐军经皖北上,一个月中连破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今亳县)等地。五月,入河南,破归德城(今商丘),北上刘家口,拟渡黄河,取道山东。因山东曹县地方官姚景荣早已将船只收归北岸,尽行烧毁,使北伐军北渡之计被迫中断。继又沿河西进,经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十二日(6月18日)进逼开封,围城不下,乃绕道经中牟、郑州、荥阳,在汜水、巩县之间夺得一批民船,渡过了黄河。

  ①《清史稿?洪秀全传》。

  北渡黄河后,北伐军占领温县,随即于六月二日(7月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清政府赶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军队2万人防堵。北伐军围城近两月,未能克城,被迫撤围,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军再次厚集兵力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晋南地区,北伐军遂转而向东,复入河南。八月,击溃纳尔经额军万余人,克临铭关,兵入直隶。九月,占深州(今深县)。

  清廷大惊,咸丰帝马上将纳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进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继续东进,连破献县、沧州、青县、静海,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时天津防备空虚,城内团练决运河堤岸,引水环城。不久,胜保、僧格林沁先后率部赶至,北伐军进攻受阻,退守静海、独流,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向天京求援。北伐军将士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围攻。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杨秀清派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赴敌。三月,援军在山东临清遭清军阻击失利,随即南撤,途中伤亡极大,余部纷纷溃散。北援军事行动失败。

  四月,北伐军因粮尽弹缺,后援无望突围南走,退至东光县连镇,遭清军僧格林沁部包围。为吸引清军,李开芳率600骑于五月二日(5月28日)

  突围南下,袭占山东高唐州,清胜保军尾随而至,北伐军被分割在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留守连镇的六七千北伐军坚持至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终因粮尽失守,太平军大部阵亡,林凤祥受伤被俘,在北京就义。连镇陷落后,李开芳率部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次突围都未能成功。五月,李开芳被俘,被押至北京就义。至此,北伐军经过两年多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4)曲折的西征东征苏浙财富区的战略计划阻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决定西征,以夺取皖赣,进图湘鄂,获得饷械之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屏蔽天京。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自天京溯江西征,一路攻占安徽和州、太平、池州、安庆。

  围攻南昌时,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指挥清军在城内负隅顽抗,太平军围城二月不下,遂撤围转而克九江。八月,天京派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经略皖北,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十二月,破皖省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清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另一支由韦俊、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破田家镇(今广济西北)、克蕲州、黄州(今黄冈),九月,再克汉口、汉阳,不久,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天养率部来援,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十九日(2月16),西征军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同时,西征军又兵分两路,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率领转战鄂北,南路军2万余人由石祥祯、林绍璋指挥进军湖南。三月,杨秀清以扬州危急,调石达开回天京,由秦日纲主持西征事务。

  挺进湖南的西征军遭遇了曾国藩湘军的抵抗。开始,太平军连连告捷,占领岳州、湘阴、靖港、湘潭等地,准备围攻长沙。四月,大败曾国藩水师于靖港,但林绍璋部在湘潭为湘军大败,损失惨重,西征军被迫放弃钳制长沙消灭湘军的计划。七月,湘军进入岳州,太平军退守城陵矶,十六日(8月9日),在城陵矶重创湘军水师。闰七月初,太平军撤往武汉。八月,湘军攻陷武昌、汉阳,并焚毁了汉水上大批太平军船只。随后,湘军由武昌东下,进攻田家镇,重创太平军水师。太平军被迫退驻宿松、太湖。十一月,湘军进逼九江,曾国藩亲抵城外指挥攻城。太平天国再以石达开为西征军统帅,自安庆率援军到达湖口布置军事,由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驻梅家洲。是月中旬,湘军水陆师完成了对九江、湖口的包围,湘军水师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以舢板等轻舟驶入湖内,欲图消灭太平军水营,切断太平军九江、湖口之外援。结果,太平军将计就计,在湖口连结垒卡,断其出路,使敌军笨重船只留于长江,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太平军趁机反攻,在湖口、九江两次痛歼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狼狈逃往南昌。此后太平军西征不利的形势开始扭转。

  湖口大捷后,石达开派秦日纲、陈玉成率部西进武汉,吸引湘军从九江回援。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三克武汉,随即挥师鄂北。曾国藩被迫命罗泽南部6000余人从江西进援湖北。石达开见湘军主力未被调动,遂亲率西征主力入江西,逼南昌。十一月,曾国藩急调围困九江之师回援南昌,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终于解围。至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江西十三府中的七府一州五十余县都为太平军所克,曾国藩困守的南昌城指日可下。三月,洪秀全、杨秀清命石达开率部回援天京,江西军务改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此后,太平军西征军事行动基本停止。

  (5)一破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军分师北伐西征后,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经常受到清军江北、江南大营的威胁。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后,天京当局从上游抽调大军东援。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燕王秦日纲奉命自上游赴援陷于清军重围的镇江,太平军年轻小将陈玉成驾一小舟,穿过清军封锁线,入城与守将吴如孝取得联系。二月,吴如孝、秦日纲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太平军乘胜渡江,破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军,克扬州、浦口,江北大营溃散。然后,太平军回师镇江,进攻江南大营。五月,秦日纲部、石达开部及天京城内太平军向江南大营发起总攻,清军大败,向荣率残部逃至丹阳毙命。摧毁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6)破江北、江南大营及三河镇大捷咸丰六年(1856年), 天京事变 发生,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

  十月底,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天王对他心有疑忌,多方牵制。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石达开率部愤而出走,从天京上游带走数万人开始独立行动。石达开出走进一步削弱了天国军事实力。此后,石达开先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遭不利。咸丰九年(1859年)后又转战湖广、西南一带。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孤军作战,战斗力日益削弱。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全军覆没,石达开自投敌营,于成都就义。

  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东线,清军重陷镇江、瓜洲,江北、江南大营复建,再次威胁天京。西线,韦俊在湘军猛攻下放弃武汉,湖北尽失。湘军又攻占湖口、九江,林启荣部全部牺牲,江西动摇。同时,天国内部一时 朝中无将,国中无人 ①。军心涣散,人各一心,洪秀全只得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恢复了五军主将制。此时,西线湘军已危及安庆,天京之围也日趋严重。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会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征,七月,克庐州,留吴如孝就地活动,自率主力进军乌衣镇,与李秀成部会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部,随后进军浦口、江浦,再次摧毁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命李续宾部进援安徽,先后攻占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九月底,李续宾率6000精兵进抵庐州咽喉三河镇外围。十月二日(11月7日),陈玉成率部自六合赶至,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九日(11月14日),李秀成率部自扬州赶来,驻于白石山。这样,三河附近太平军人数已达十余万。十日(11月15日)深夜,李续宾派兵偷袭金牛镇,被陈玉成诱入包围圈。当时正值大雾迷漫,湘军莫辨敌我,乱成一团,全部遭歼。随后,陈玉成与李秀成率部进击湘军大营,全歼敌军,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复占安徽大部,减轻了安庆之围的压力,天京上游局势得到暂时控制。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鉴于天京仍受江南大营威胁,太平天国领导者决定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掩护江南之战;由李秀成、李世贤等部攻打湖州、杭州,迫使江南大营驰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翌年二月,李秀成奇袭杭州成功,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先后派出一万余人奔援杭州,李秀成立即星夜回师天京。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李秀成部、陈玉成部、李世贤部、杨辅清部、刘官芳部五路太平军齐集天京外围,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经过激战,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等率残部逃往镇江、丹阳。接着,太平军东征苏常,四五月间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嘉定、常熟、青浦、松江等地,占领了长江三角洲大部地区。此后,太平军逼近上海,在松江、青浦等地击退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组建的军队- - 洋枪队的进攻。七月,李秀成率部攻上海,遭英法联军炮击被迫撤退。

  (7)安庆会战及经营江浙江南大营覆灭后,清朝绿营部队几乎全部崩溃,只好依赖湘军来支撑危局,曾国藩受命出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他在战略上坚持先攻安庆,后图下游的计划,加紧围攻安庆。

  八月,陈玉成到苏州与李秀成会商,决定依原定计划分南北两路西进武汉,实施 攻鄂救皖 战略,解除安庆之围。十六日(9月30日)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九月,进驻桐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占霍山,克英山。二月,占领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十二日(3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 劝告 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轻信上当,留赖文光部驻守黄州,他本人率军转向鄂北。三月中旬,陈玉成见南路大军迟迟不来,遂率部东下,直接驰援安庆。南路李秀成只一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李秀成部自天京出发,经皖南,遭湘军阻截失利,遂改道浙江转入江西。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入鄂,连克通城、通山、兴国(今阳新县)、大冶,前锋攻占武昌县(今鄂城)。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面见李秀成,进行阻挠和恐吓。此时,李秀成得悉陈玉成早已回师安庆,遂撤出湖北,折入江西。太平军 攻鄂救皖 计划告败。

  ①《李秀成自述》。

  四月,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湘军围攻安庆,湘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此役。此时,陈玉成军已在集贤关附近逼攻围城湘军,干王洪仁玕等也自天京率援军会合吴如孝部,进驻桐城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双方开始了对安庆的争夺战。经过一个多月激战,太平军未能得手,陈玉成布在集贤关的营垒又被攻破。八月一日(9月5日),湘军轰塌北城城墙攻入城内,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此后,陈玉成为扩马招兵又派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与捻军配合远征河南、陕西。清军多隆阿、袁甲三部趁机扑向庐州。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陈玉成放弃孤立无援的庐州,北走寿州,被当地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胜保军营,后在河南延津遇害。

  安庆失守后,天京上游屏障尽失,皖北根据地不复存在,天京局势日益危殆。而李秀成无意挽救西线,反率军由江西入浙,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

  底全占浙境。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随后,李秀成又率部进攻上海,遭英法联军、华尔常胜军及李鸿章淮军反攻,多次失利。

  (8)天京保卫战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四月,湘军曾国荃部、曾贞干部及彭玉麟部水师共五万人先后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另派左宗棠率楚军入浙,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进攻苏浙太平军。

  湘军进抵天京城下后,洪秀全严令李秀成自上海前线回援。八月,李秀成督率太平军 十三王 共10余万人回救天京,猛攻围城湘军。湘军 缩营自保 ,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未能击破湘军营垒。十月五日(11月26日),李秀成撤军入天京, 十三王 救天京失败。其后,洪秀全又命李秀成率部北征湖北,冀图诱使围城湘军回援江北。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阻挡李秀成部西进。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李秀成连攻庐州、舒城、六安不下,旋即东返。这时,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已举城降清,淮军、 常胜军 从上海西进,攻陷了太仓、昆山,准备围攻苏州,苏浙动摇。在天京方向,曾国荃所统围城之师已增至3万余人,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五月,李秀成部在江浦渡江返京时遭湘军截击,损失2万余人。

  当湘军在天京城外加紧攻城时,英法侵略军、 常胜军 和淮军先后于是年下半年攻占了江阴、无锡、苏州。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常州、金坛、丹阳又先后陷落,太平天国苏南各城尽失。在浙江战场,英法侵略军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就攻占了宁波,浙江太平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相继在慈溪击毙 常胜军 统领华尔,在绍兴打死 常捷军 统领勒伯勒东及继任者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挽回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在外国侵略军和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浙江各地相继陷落。同治三年二月,嘉兴、杭州又失,太平军余部转移至湖州。至此,天京东南屏障尽失,已成孤城。城外防御工事也被湘军破坏殆尽。李秀成建议 让城别走 ,另谋发展,遭到天王拒绝。

  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巅的天保城。廿四日,湘军进至太平门、神策门外。四月廿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太平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卫城战。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太平门城墙被轰倒,清军蜂拥而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至天京东南方山附近被俘,送往湘军大营,写完供词后遭处决。十月,幼天王、洪仁玕在江西被俘遇害。

  天京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此后,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转战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一直坚持到同治五年(1866年)

  才被镇压下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后来与捻军合编,继续抗清。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历时十四载,纵横十八省,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势力,把中国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高峰,对晚清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2。捻军农民革命战争

  嘉庆(1796- 1820)年间,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活跃着一个民间秘密组织,称为 捻党.当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这些地区后,各地捻党纷纷起义,被称为 捻军.咸丰五年(1855),捻军首领在亳州雉河集会盟,推张洛行为盟主。其后,捻军转战淮北,牵制了大量清军。 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捻军在淮北亦连连受挫,两大支起义军遂走上了联合的道路。

  (1)挫败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围剿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解桐城之围后,与捻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 听封不听调 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封号,张洛行被封为沃王。随后,双方在淮河南北多次联合作战。庐州失守后,清廷派僧格林沁在皖北剿捻。同治二年(1863年)

  正月,捻军主要根据地雉河集被僧军攻破,不久,张乐行被俘牺牲。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突围以后,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同治三年(1864年)

  三月,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南部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合众至数十万,驰救天京,沿途遭清军阻截,处境不利。天京陷落后,士气大挫,十月,兵败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自杀。当此危难之际,太平军及捻军余部在鄂、豫边境进行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以遵王赖文光为最高统帅,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

  整编后,赖文光根据捻军多骑兵及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决定易步为骑,扩大骑兵;在战略战术上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发展快速流动、声东击西、盘旋打圈、设伏圈歼等灵活战术,战斗力大大提高。先后在河南邓州(今邓县)、鲁山等地大败僧格林沁军。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后,捻军引诱僧军奔驰、盘旋在几千里的大平原上,由豫入鲁、由鲁转苏、由苏入鲁,僧军被拖得精疲力竭, 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 ①,四月,僧军追至曹州府(今菏泽县)西北之高楼寨,遭捻军主力伏击,大败。僧格林沁星夜突围至曹州府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捻军包围,身受八伤而毙命。此役,捻军全歼僧军,清军骑兵精锐损失殆尽。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 4册,第 85 页。

  僧格林沁军覆后,清廷在京畿附近加强了防务,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钦差大臣关防节制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督师北剿捻军。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自南京沿运河北上,他针对捻军易于流动的特点,采取以静制动、画河圈围等战略,自己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皖豫鲁苏四省十三府州攻剿事宜,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大本营,其他地区由各省巡抚专责。但捻军依然驰骋于四省之间。

  同治五年(1866年)夏,曾国藩集10万之众在黄河南、沙河贾鲁河东、运河西、淮水北之间沿岸设防,并以游击之师追踪捻军。八月,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后一举突破了清军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之策破产。

  (2)东捻军的失败十一月,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此时,捻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也没有支援,处境日益艰难,遂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陕甘,联络西北回民起义军,是为西捻军。捻军一分为二,不仅分散了兵力,也使清军获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许州分军后,东捻军欲图入运河东部富裕地区,因数次抢渡运河不成又折入湖北,李鸿章遂集军于河南、湖北,实行多面围困, 扼地兜剿 策略。

  东捻军英勇作战,连克云梦、应城,在罗家渠、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生擒淮军悍将郭松林、击毙淮军总兵张树珊。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捻军在尹漋河(今永隆河)遭鲍超部湘军攻击,损失惨重。此后,东捻军屡渡汉水不成,被迫放弃入川进陕与西捻军会合的计划,转而进军山东就粮。五月,东捻军顺利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胶东半岛,兵锋指向烟台。

  李鸿章立即移营山东,再次实施 扼地兜剿 方针。以胶莱河为第一道防线,布以重兵;以运河为第二道防线,调各省清军分段防守;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以江苏北部六塘河为南部防线,进行布防;另派游击之师追剿捻军。

  捻军得知清军在胶莱河修筑工事时,急忙回军西向,七月,在清军防守薄弱的海神庙等处突破胶莱河防线。李鸿章被迫将防守胶莱河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此后,东捻军局限于运河、胶莱河之间,无从发挥运动战优势,粮食也日益缺乏,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十月,东捻军在潍县、赣榆被淮军刘铭传部所败,任化邦也为叛徒杀害。十一月,又在寿光遭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淮军围击,伤亡近2万人,被俘近万人,主力损失殆尽。最后,赖文光率余部千余人突破六塘河防线南下,十二月,在扬州东北瓦窑铺受淮军吴毓兰部阻截,赖文光被俘,五天后在扬州就义,东捻军失败。

  (3)西捻军的覆没西捻军6万余人自许州分兵后进入陕西。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在西安近郊浐桥十里坡运用流动战术伏击清军成功,击毙清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等,歼敌3000余人。清廷忙以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进剿西捻军。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左宗棠率楚军2万人由鄂入陕,他认为 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 ①。左宗棠抵达潼关后即以主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军。此后,西捻军虽与西北回军联合对清军作战,但在刘松山部湘军、郭宝昌部皖军打击下屡屡失利。九月,左宗棠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渭河北岸泾水、洛水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入陕,使左宗棠的计划化为泡影。十一月,张宗禹为救援东捻军抢渡黄河,挺进山西,翌年正月入直隶境,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 6册,第 108页。

  西捻军进入直隶南部既调动了大量清军赴援京畿,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二月上旬,清廷以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督率集结在直隶中南部的18余万清军。是月下旬,西捻军在饶阳一战中伤亡惨重,张禹爵殉难。张宗禹即率众南下河南,在滑县败淮军杨鼎勋部后转入山东。四月初,西捻军经德州、沧州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等地,受阻于崇厚所部由英国教官训练的洋枪队,被迫退回山东,结果被清军围困在捷地减河、运河、黄河及渤海之间。捻军几次突围均遭失败,最后被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六月底,西捻军自茌平西南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遭清军合击,捻军数千将士全部牺牲,张宗禹不知所终。

  西捻军的覆没标志着捻军农民战争最后失败。这场历时16年,战场遍及皖、豫、鲁、苏、直、陕、鄂、晋的农民战争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捻军又成为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3。天地会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也纷纷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福建小刀会、红线会起义;湖南天地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广东、广西天地会起义等。

  在天地会起义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是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起义。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首领刘丽川等领导下,里应外合占领上海县城,建立 大明国 ,并推举刘丽川为 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在12天内,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6座县城。下旬,宣布是 太平王的部属 ,改用太平天国年号,刘丽川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清廷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先后调集了5000多人进行围攻。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周围各县,然后合力进攻上海县城。起义军退守上海孤城,清廷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调兵遣将,从南、北两面夹击上海城。至九月(10月)中旬,围城清军增至8000余人,加上乡勇,共约2万人,并配以水师战舰数十艘。刘丽川认定太平军会进行增援,因而面对强大敌人采取长期坚守孤城的方针。而实际上此时太平军却无力东顾,小刀会没有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弃城突围,主动向天京(今南京)靠拢,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中旬,广东天地会在东莞起义,占领县城,队伍迅速发展到了万余人。随即又在佛山、佛岭、广州北郊、珠江南岸等地发动起义,数月之内,攻克40余座府、州、县城。六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佛岭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围攻广州,各路义军计有10余万人,号称二三十万。

  六月二十六日(7月20日),起义军在佛岭伏击清军获胜后,即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击退。七月和闰七月,义军连续进攻广州受挫,由于不讲战术,一味硬攻,伤亡很大。清廷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集中兵力, 专注一处,先行扫荡 ①,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首先击败了东路义军,再攻北路, 先分其势,复截其援 ,北路义军据点逐一陷落。以后,清军又以水陆夹击战术击败西路义军。

  咸丰四年十一月上旬至下旬,清军攻占佛山义军外围据点,并进攻佛山镇。陈开率部突围,与李文茂等一起西上肇庆,向广西转移。五年四月(1855年5月),陈开、李文茂率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直薄广西浔州府城(今广西桂平),在围攻了3个多月后,于八月十七日(9月27日),攻克浔州城,建立 大成国 ,改元 洪德 ,以浔州城为 秀京.经过一年多作战,起义军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北取柳州,东克梧州,兵不血刃,夺取南宁城,从而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也发展到数十万人。

  为挽回局势,清军调整了部署。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请,派蒋益澧率3600余人进入广西作战,攻陷桂林城。陈开、李文茂曾想从东、西两路会攻桂林,未能奏效。不久,梧州、柳州相继失守。咸丰八年十月,陈开又一举袭占柳州,但未即时挥师东向,以夹击回援的湘军,而是南下浔州,东取梧州,结果顿兵于坚城之下,不得不回师,这说明义军没有正确地选择作战方向。咸丰十年正月初九(1860年1月31日),湘军攻破柳州城,义军2000余人牺牲。

  咸丰十一年正月,清两广总督劳崇光、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等在广州制定了进攻浔州的部署:以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而上;蒋益澧率湘军7000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侯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由柳州出象州、武宣,南取浔州。同时,另派人督率团练堵扼义军南下和西进的道路。

  七月十四日(8月19日),两军水师在平南城东丹竹激战,结果义军战船数十艘被毁,有的被俘,伤亡近万,尽丧水陆精锐。两天后,陈开撤离浔州城,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陈开被俘,不久牺牲。两广天地会起义基本失败。

  如从军事上分析义军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军队没有统一指挥,组织分散,缺乏训练;第二,只讲进攻,却没有组织有效的防御;第三,缺乏巩固的根据地。

  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影响下,西南和西北地区还爆发了苗、彝、回、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首先在贵州独山起义反清,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序幕。五年三月十五日(1855年4月30日),苗民张秀眉、包大度等在台拱(今台江)举义,至咸丰八年底控制了黔东南大片地区。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调集了川、滇、湘三省军队,大举向贵州苗民义军进攻。同治八年(1869年)初,清将席宝田率湘军2万余人,分两路合攻台拱,苗民义军退集黄飘(今黄平东南)。此处地势险峻,包大度率万余人埋伏以待。三月二十二日(5月3日),湘军进入伏击圈,义军四起,前后夹击,歼敌万余人。九年秋,席宝田又指挥湘军向台拱大举进攻,先取周围堡寨,再分兵合击,昼夜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占领台拱,张秀眉主动撤出。清贵州提督周达武也指挥黔军攻占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张秀眉等退至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十年秋,清军继续进攻,苗军齐集乌鸦坡与之激战。十一年春,清军分数路进逼,攻破苗军各寨,张秀眉被俘。坚持了18年之久的贵州苗民起义失败。

  ①叶名琛:《剿办近省东北两路匪徒获胜并扑灭东路匪巢等由》(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九日)。

  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1856- 1874年),云南回民也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经清政府分化、收买,大多失败,只有杜文秀领导的滇西义军占领大理,建立政权。同治元年(1867)七月,杜文秀集中10万人马,分兵四路,东征昆明。至七年二月,占领了楚雄等20余座城市,并包围昆明城。清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3万人自曲靖回援,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也率部由黔入滇。

  岑毓英派兵攻占义军粮秣重地富民,并攻占昆明周围各城,向大理进军。回民起义军据险固守,节节抗击。十一年(1872年)五月,清军进围大理,杜文秀死难,大理失守。两年后,义军最后一个据点被清军攻陷,起义失败。

  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为主的反清起义。陕西回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关中地区东部,然后迅速向西蔓延,回民连下渭南、高陵、华州、华阴,进围西安。主要领袖有任武、洪兴、赫明堂等。清廷急令钦差大臣胜保入陕镇压。年底,回军在渭河沿岸的苏家沟大败胜保军,胜保被革职,解京问罪。清廷又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清军集中力量攻占回军重要据点羌白镇、王阁村、仓头镇。陕西东部回军遂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其时,太平军陈得才部入陕,占领汉中。

  蓝朝柱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回军遂加紧围攻西安。多隆阿等采取诱降手段,分化回军;同时又发动进攻,迫使回军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回军一部向西北退至邠州(今彬县),一部南下凤翔。清军又攻占凤翔、邠州,回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

  当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也纷纷响应,并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以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回军;以河州(今临夏)

  为中心的马占鳌回军;以西宁为中心的马文义、马桂源回军;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回军。回军四起,声势浩大,清陕甘总督杨岳斌束手无策,哀叹 剿不胜剿,防不胜防.清廷遂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替他,并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提出的作战方略是: 先捻后回 、 先秦后陇.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陕西回军分为18大营,主要以甘肃宁州境内的董志原为根据地,这里 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 ,且 北通灵州,南达陕疆.八年春,左宗棠指挥清军进攻活动于正宁、邠州的回军,迫使其退回董志原。回军失利后,将18大营改编为4大营,主动向金积堡方向撤退。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50余里,马化龙在这里实行 少杀人 、 重农事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但支持陕西回军,而且与西宁、河州回军相呼应, 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 ①。清军分三路向金积堡推进,北路老湘军进抵灵州,受阻于吴忠堡一带。回军攻占灵州城(今灵武)。同治八年十月(1869年11月),清军复夺灵州,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回军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以步兵防守,用骑兵出击,使清军无可奈何。九年正月,回军夺回青铜峡口,并在马五寨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使甘肃局势为之一变。但马化龙未能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却一面 求抚 ,一面分兵四出。清军很快稳住阵脚,夺取峡口,并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马化龙求降被杀。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3 ,第 16 页。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清军分三路进攻河州,回军则在洮河东岸进行阻击后,撤往河西,驻扎在三甲集(河州第一道门户)。为诱敌深入,回军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击退清军多次进攻,并于十一年正月(1872年2月)击毙清军统将傅先宗、徐文秀,使清军全线溃退30余里。但马占鳌无心再战,在获胜后主动向清军缴械投降。

  西宁是甘肃的一个府治,西宁府下辖3县4厅,这一带回民在马文义(又名马尕三)领导下举义反清。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兄弟成为西宁回民首领,他们完全控制了西宁周围地区。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调刘锦棠部老湘军进攻西宁。八月,马桂源与退入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召开紧急会议,共推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回军一面坚守重要据点,一面偷袭清军,阻截粮道,使清军疲于奔命。但当马桂源领兵出城时,留在城中的马文福与清朝官吏勾结起来闭城据守,迫使马桂源两面作战,从而分散了兵力,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西宁回军瓦解,马桂源兄弟也在巴燕戎格被俘。

  马文禄占据的肃州(今酒泉)是陕甘回军最后一个基地。马文禄曾于同治七年(1868年)接受 招抚 ,当十一年初清军徐占彪部进至肃州高台时,再次举兵反清。不久,左宗棠派遣的陶生林部马步5营和清廷派往新疆的金顺部20营完成了对肃州的包围。从西宁逃至的陕西回军白彦虎部因无法突破清军防线而西出嘉峪关,出走新疆。但肃州城固壕深,清军虽兵力雄厚(计60余营),仍久攻不下。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在长期围困后,清军发动总攻,刘锦棠亦率5营老湘军赶至,马文禄投降被杀。坚持了12年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至此结束。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和天京外围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为攫取比《南京条约》更多的利益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广州战役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未吸取战败的教训,清朝军事仍处于落后停滞状态,海防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依旧十分松懈。

  咸丰四年(1854年)、六年(1856年)英、法、美三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 修约 要求,均遭拒绝。英、法遂以 亚罗号事件 和 马神甫事件 为借口,挑起事端。

  亚罗 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过,但已过期。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广东水师逮捕了该船上的海盗及涉嫌船员,英国驻华公使包令、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要求广州当局释放人犯,并捏造广东水师捕人时扯落英国国旗,强迫清方向英方赔礼道歉,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英3艘军舰及2000名海军陆战队随即强行闯入虎门口。叶名琛以为英舰进犯只是虚声恫吓,下令清军不得放炮还击,致使英军全占珠江内河及虎门要塞的主要炮台,进而炮轰广州城。十月一日(10月29日)总督衙署被击毁,英海军陆战队一度攻入外城,由于兵力不足,英军骚扰抢掠一阵后退出。十二月,英军见无法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遂撤出虎门口外待援。事后,咸丰帝指示叶名琛采取 息兵为要 的方针,使清军在整个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咸丰七年(185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立即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中国,同时约法国联合出兵。

  自咸丰六年(1856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地区传教被地方官吏处死后,法国政府一直以这个 马神甫事件 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扩大在华侵略权益,法国接受英国邀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远征军参加对华战争。

  八月底,额尔金、葛罗先后抵达香港,经过协商确定组成英法联军。不久,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事宜。

  侵略者决定先攻占广州迫使清政府同意谈判。十月二十七日(12月12日)、十一月九日(12月24日),英法公使向叶名琛发出两次通牒,要求限期让城。同时,联军舰队则已突入珠江内河,占领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叶名琛仍以为敌人虚张声势, 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 ①,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册,第 645页。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晨,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不久,联军约4000人登陆,清军千总邓安邦、副都统夹存等奋起反击,最终不敌,东固、四方炮台失守,尔后,联军分三路攻入大北门、小北门和东门。翌日下午,广州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了 联军委员会 ,以投降的广东巡抚柏贵充当广东地方傀儡政权的头目。叶名琛为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第二年死于囚禁中。

  2。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遭到清政府拒绝。此时,清廷对这场侵略战争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咸丰帝在上谕中说 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②。只派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州与英法公使进行谈判。直到二月上旬,咸丰帝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严密防范大沽。

  当时,大沽口外已集结有英法美俄四国战舰20余艘,三月七日(4月20日)

  四国公使会齐白河口处,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限令六天内答复,否则诉诸武力。清廷遂派谭廷襄与四国公使谈判,经过多次交涉,侵略者未能达其目的,遂动用武力。

  四月八日(5月20日),联军舰队开入海口,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英勇抵抗。不久,联军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逼近,守军冲出炮台与侵略军展开白刃战。正当此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西逃,使清军士气大挫,各炮台相继陷落。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而上,于十四日(5月26日)抵天津城下,扬言进攻北京。两天后,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五月,清政府先后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增开十个通商口岸,向英法赔款600万两白银,第二年在北京正式换约等。

  3。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天津条约》签订后,双方都觉得不满意。咸丰帝深感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对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游历和传教等条款尤为不安。

  于是,咸丰帝再派桂良、花沙纳前往上海与侵略者交涉,希望以免除关税为条件换取对条约的修改。英法政府则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十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翌年五月,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密谋决定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 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会同署直隶总督瑞麟负责天津一带防务,僧格林沁奏调各地兵力前往天津地区,使大沽口防守力量达到4000余人,同时增建了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在海口配置铁戗,安排了三道拦河铁链,使大沽口防备得到很大改善。

  ②《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册,第 685页。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6册,第 191页。

  五月十七日(6月17日),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大沽口外,二十三日(6月23日),清廷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并照会英法公使,必须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侵略者未予理睬。二十五日(6月25日),联军舰队开进海口,轰断两根拦河大铁链、一根大棕缆,又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等沉着应战。双方激战至下午,参战的联军舰艇几乎全被击伤,联军旗舰被击毁,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海战失利后,联军企图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遭到炮台清军猛烈还击,伤亡很大,战斗到半夜时分,侵略军被迫撤回舰艇,退出战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战斗力,四艘被击沉或击毁,参战的1200名侵略军死伤达590多人。而清军在这次战争中伤亡仅30余人,大沽炮台只受到轻微破坏,取得了胜利。

  4。津京之战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煽起了新的战争狂潮,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陆军中将格兰特、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率领200余艘船舰、25000名军队开往中国。

  咸丰十年(1860年)初,联军到达上海,然后向北进犯。闰三月一日(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四月,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了渤海湾。五月,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纳切夫也打出 调停者 的旗号北上渔利。此时,清廷只一心一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不了解侵略军动向,也不认真加强沿海防务,咸丰帝反而对大沽一带防务表示盲目乐观,僧格林沁也因大沽口之战取胜而滋长了骄傲轻敌之心,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陆,他撤掉那里的守备,专守大沽口。

  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军舰30余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由 俄夷引路,占踞北塘 ①。北塘被占,咸丰帝立即派恒福前往妥筹和议,遭侵略军拒绝。二十六日(8月12日),万余名侵略军向新河发起进攻,清军马队2000人英勇冲锋还击,遭联军步兵合围,伤亡近400人,马队突围后又遭联军骑兵追击,损伤大半,新河失守。二十八日(8月14日)联军两路进攻塘沽,清军腹背受敌,激战数小时后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陷落。清廷再次向联军提出息兵谈判,又遭拒绝。七月五日(8月21日),联军集中火力轰击大沽北岸炮台,随后,万余名侵略军登陆冲锋,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损失较大,弹药库又相继起火,渐渐不支,北岸炮台最后失守。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已失,担心难以抵御,遂尽撤南岸炮台守军,把炮台拱手让给侵略者,自率17000余人撤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八日(8月24日),联军占领天津。清廷又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乞和。二十二日(9月7日)咸丰帝觉得联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表示要与英法决战。二十五日(9月9日),联军向通州方向前进,决意进犯北京。咸丰帝又开始动摇,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代替桂良继续谈判,二十九日(9月14日),联军抵河西务,额尔金派巴夏礼等至通州与清方谈判,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难于共桌,三天后谈判破裂。八月四日(9月18日),咸丰帝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扣押送京。当天,联军向张家湾发起攻击,清军马队为联军发射的火箭所惊,冲动步队,造成阵势混乱。在敌军攻击下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所部3万人退守八里桥。七日(9月21日)发生八里桥之战,清军分三路抵御联军进攻。阻南路来敌的清军马队作战极为勇敢,毙敌千余人,最后因敌人火力密集被迫撤退。胜保部队遭炮击损伤重大,在敌军追击下逃回北京。阻东路来敌的清军瑞麟部未行开战先已溃散。阻西路来敌的清军僧格林沁部被敌军抄袭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于两军酣战之际乘骡车脱逃,清军军心动摇,纷纷溃逃。联军遂据八里桥。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册,第 2078 页。

  八里桥失守后,清廷震惊万分,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率亲信、妃嫔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二日,联军逼近京城德胜门外,后又直趋西北,僧格林沁、瑞麟部闻风而逃,联军闯入圆明园,抢掠一空。此时,奕?等唯求停战谈判。二十九日(10月13日),留守北京的清廷大臣将安定门交于敌人,联军未费枪炮进入北京。九月五日(10月18日),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将这座 万园之园 付之一炬。十一、十二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联军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公使驻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内地传教、割让九龙司等特权,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战后,那拉氏、奕?等人发动 北京政变 ,夺取了清廷最高统治权,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进入了 中外合作 时期,在 借师助剿 方针指导下,清廷最终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

  (四)收复新疆的战争

  1。新疆危机及清廷对策

  同治三年(1864年),在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清武装斗争,不久,起义领导权即为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控制,他们趁机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相互攻伐,争战不已。是年,喀什噶尔(今喀什)割据头目思的克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赴中亚浩罕国乞援。年底,浩罕军官阿古柏带领一批武装歹徒,护送大和卓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至喀什噶尔。其后,阿古柏驱逐思的克,先后占据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疏勒、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又将布素鲁克逐出新疆,悍然宣布成立 哲德莎尔汗国 (七城汗国),自称 巴达吾来特汗 (洪福之王)。

  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达到玛纳斯。

  这样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为阿古柏所侵占。阿古柏殖民政权在占领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新疆各族人民挣扎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

  久有觊觎新疆之意的英国、俄国遂竭力拉拢阿古柏政权,阿古柏为巩固其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俄。同治九年(1870年)秋,沙俄派兵控制了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及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穆扎乐特山口。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强占我伊犁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国同阿古柏政权签订了 通商条约 ,沙俄承认阿古柏为 哲德莎尔元首 ,并取得在南疆通商、旅行、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英国为了拉拢阿古柏,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就通过驻印度总督赠送阿古柏一大批武器弹药,随后又煽惑阿古柏臣属已沦为英国附庸的土耳其。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英国与阿古柏签署了 通商专约 ,承认阿古柏为南疆地区统治者,并取得在南疆驻使、通商、设领事的特权,规定英货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英货则免税。

  在阿古柏和沙俄殖民势力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他们盼望清政府早日出兵收复失地。

  新疆发生危机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内地起义,伊犁被占后,清廷同沙俄进行了外交上的交涉,但无甚进展。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平定,清政府遂着手收复新疆。同年,清军张曜部、金顺部、额尔庆额部共一万余人相继出关分屯哈密、巴里坤等处。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为帮办大臣,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正当清廷收复新疆之举即将展开时,日本以琉球水手在台湾被误杀为借口悍然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顿趋紧张,清廷内部由此引发了一场 塞防 与 海防 之争。

  持 海防 论者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主张放弃塞防、专重海防;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但当务之急是出兵西征。

  清政府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决意收复新疆。光绪元年(1875年)

  三月,清政府召景廉回京,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负责出兵平乱。

  2。收复北疆的战争

  左宗棠于出征之前依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理条件,制定了 缓进急战 、先北后南 的战略方针。

  由于新疆远离内陆、交通不便、产粮不多,陕甘地区又屡遭战乱、物资短缺,因而必须采取 缓进 的方针,以充裕的时间做好战争准备。由于运输线过长,容易遭袭,出兵之后必须采取 急进 方针,速战速决以免旷日持久。当时阿古柏主力分布在南疆,盘踞北疆之敌主要是马人得及白彦虎等西北回民起义军残部,力量较弱,因而在作战方向上,应该先北疆后南疆,由北制南。

  此后,清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战前准备。首先是筹集军饷。除使用各省协饷、关税、厘金外,举借了一部分外债和商款,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问题。其次是采运军粮,除在甘肃、蒙古、乌里雅苏台等地采粮外,还通过俄国商人购得一部分粮食,并在新疆开展屯田,保证了军粮供应。第三是整顿军队。将各营汰弱留强,裁并合营,补充枪炮弹药,改善军备,提高了战斗力。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金顺部进驻济木萨,防敌东犯,随即派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记名提督徐占彪率马步5营分批入疆,目标是收复乌鲁木齐,左宗棠自己坐镇肃州指挥全局。至此,清军投入新疆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闰五月,刘锦棠部到达巴里坤,进驻古城,六月八日(7月28日),与金顺部同抵阜康。二十三日(8月12日),清军进扎乌鲁木齐东北之古牧地,扫清外围后安炮攻城,二十九日(8月18日),炮兵轰塌南城,步军冲入缺口,歼敌6000人。攻克古牧地时,刘锦棠得悉乌鲁木齐城防空虚,遂率清军急速挺进。白彦虎、马人得闻风弃城,逃往达坂。此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乌城,金顺继续挥师西进。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皆弃城溃逃。七月十五日(9月2日),金顺部围攻玛纳斯南城,守城之敌拼死抵抗。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清军收复南城。至此,北疆除伊犁地区外,全为清军所复。这时冬季将至,清军暂停军事行动,趁机休整,待来年举兵南疆。

  3。收复南疆的战争

  北疆为清军克复后,阿古柏坐镇喀喇沙尔加紧了军事部署,他命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达坂城;命白彦虎、马人得守御吐鲁番,命其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

  根据敌人部署,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击南疆,北路由刘锦棠部南下乌鲁木齐进攻达坂城,东路由张曜部自哈密西进,东北路由徐占彪部自巴里坤西进,后两路在盐池会师再协力攻取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南疆大门,然后西进光复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为此,清军又从关内调师增援各部,巩固后方,保护运输线。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率一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初三日(4月16日)夜,清军包围达坂城后,立即修筑炮台,准备攻城。初五日(4月18日)击败自托克逊赶来的敌援军。初六日(4月19日)夜,清军以开花大炮轰击达坂城,先后将城中炮台、月城及弹药库击毁,守敌伤亡甚众,妄图从东门突围,为清军所阻,被歼2000余人,1200余人被俘,达坂光复。此时,张曜、徐占彪部清军已攻克七克腾木、辟展、胜金台等处,正向吐鲁番挺进。刘锦棠于是分一部援攻吐鲁番,自率主力开向托克逊,在托克逊城外重创敌军。十三日(4月26日)海古拉率2000余骑出逃喀喇沙尔,白彦虎闻风后逃离吐鲁番,马人得不敢抵抗,开城投降,吐鲁番亦复。达坂、吐鲁番之役,阿古柏军损失不下2万人。

  清军连战连捷大大鼓舞了南疆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势力的信心,四月中旬,阿古柏退至库尔勒后,大势已去,不久暴死。海古拉携父尸逃至库车,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后者又在喀什噶尔称汗,在英俄扶植下做垂死顽抗。

  三城收复后,左宗棠命各部待新秋粮食采运充足之后,立即进军南疆八城。八月,清军以刘锦棠部为前锋,张曜部为后队,共2万余人从托克逊开拔西进,直指库尔勒。九月初,白彦虎西逃库车,刘锦棠部进入喀喇沙尔、库尔勒后趁敌军立足未稳以精兵追击,六天之内疾驰八九百里。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时发现敌军,刘锦棠立即部署三路进击,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库车。此后,刘锦棠率部继续穷追,十六日(10月22日)在铜厂大败正在渡河的敌军,乘胜追杀,敌军不敢拒抗,只顾狂奔。两天后,清军克阿克苏城。刘锦棠随后命黄万鹏、张俊率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追赶白彦虎残部,白彦虎被迫从间道逃往喀什噶尔。清军一个月内驰骋二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东四城。这时,伯克胡里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趁伯克胡里往和阗 平乱 时反正,并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立即放弃先取叶尔羌的计划,不待张曜后队赶到即分三路前进,命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攻打喀什噶尔;黄万鹏、张俊率步骑9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两路合围喀城。刘锦棠自率各营直指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其他两路。十一月十三日(12月17日)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十七日、二十日,刘锦棠部先后克叶尔羌、英吉沙尔。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南疆全境皆复。

  4。伊犁地区的索还

  清军克复南疆后,新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光绪五年(1879年)

  八月,沙俄政府胁迫清朝出使俄国大臣崇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伊犁虽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全被沙俄割去,实成孤城。清政府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收复伊犁地区。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清廷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 违训越权 , 窒碍难行 ①。同时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负责谈判改约,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筹新疆军务。

  沙俄马上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我东北、西北边境集军万余进行威胁,甚至动用黑海舰队到黄海海面示威。左宗棠毫不示弱,他拟定了三路收复伊犁的计划:金顺率东路军驻晶河一线;张曜率中路军从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刘锦棠率西路军从冰岭之西经布鲁特地区直指伊犁。加上后应部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四月,年近七旬的左宗棠 舆榇发肃州 ②,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准备武力收复伊犁地区。但在俄英德法美等国压力下,清政府最后把左宗棠调离新疆,令其回京。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在界务商务方面争回一部分主权,收回了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19000平方公里土地,但仍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

  ①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

  ②《清史稿?左宗棠传》。

  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粉碎了阿古柏及英俄势力侵占新疆的阴谋,使新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巩固了西北边陲。此后,清廷对新疆地区日益重视,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五)中法战争

  乾隆中后期(18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竞争中败于英国,于是把目光投向远东,企图在印度支那地区建立据点,并打开一条通向中国西南部和中部的道路。到同治(1862- 1874)年间,法国已占领越南南圻,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地区。随后,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进攻北圻,妄图沿红河直入中国。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黑旗军出援抗法。黑旗军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两广边境上的一支义军,后受清军逼迫,在首领刘永福带领下进入越南北圻,以保胜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势力。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邀请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河内近郊击毙安邺,大败法军。光绪九年(1883年)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带设伏,歼敌数百,毙法军军官李威利等30余人。越南政府因此授刘永福 三宣正提督.不久法军以陆军进攻黑旗军,海军则占领了越南首都顺化,并逼签《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 保护权.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由15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取红河三角洲的山西、北宁等地,驱逐那里的黑旗军及清军,以完全控制北圻。

  1。第一次北圻之战

  面对法国武力进逼,清廷态度飘忽不定,朝内主战、主和两派分歧较大,但自《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法态度渐渐转向强硬,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北宁、山西前线,相机克复河内。在海防上则以天津、广东、长江下游为重点,加强布防。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军6000分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此时,负责清军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驻守山西的只有黑旗军12个营和刚刚赶到的滇、桂军5个营,共5000人。十五日(12月14日),法军开始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未能击退来敌。十七日(12月16日)法军轰塌西门城楼突入城内,激战至夜,中国军队被迫撤往兴化。山西失守后,清廷严令岑毓英加强兴化防御,责徐延旭严守北宁。岑毓英即派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率全部黑旗军驰援北宁。但负责北宁防线的徐延旭虽拥兵50余营,共2万余人,却托病滞留谅山,命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光绪十年(1884年)

  二月十日(3月7日),法国远征军在新任总司令米乐率领下分水陆两路向北宁进军。十五日(3月12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围攻北宁。当天上午,法军一部在城北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4公里处)后,立即架炮俯轰北宁城,城内清军顿时大乱,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状后放弃抵抗,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全线崩溃,黑旗军也被迫撤回兴化,北宁陷落。法军乘胜追击,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先后失守,清军退至谅山、镇南关一带。三月,法军转而西进,往山西运动,不久占据兴化、临洮、宣城一线,岑毓英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红河三角洲的重要城镇全落入法军之手。

  山西、北宁之败后,清廷发生了 甲申易枢 事件,慈禧太后以军事失败为由将奕?为首的军机五大臣统统逐出军机处,另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又命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谕令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机要政。这样,军机处就完全掌握在慈禧心腹手中。同时,清廷将徐延旭、唐炯等革职查办,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主持前线军务。在整军备战的同时,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为此,以李凤苞接替主战的曾纪泽为驻法公使,为和谈铺平道路。

  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2。马尾海战

  闰五月一日(6月23日),法军900人在陆军中校杜森尼率领下北上,行抵北黎(今北丽)时,法军炮击清军阵地,被守军击退。法国政府趁机借口北黎冲突 扩大事端,要求清军撤出北圻,并索要巨额赔款。清廷立即严令沿海各省 静以待之 ,但不得先发开衅,实行消极防御;外交上则以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

  五月七日起,法军八艘军舰在海军中将孤拔统率下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港(福建海军和福州船政局均在此港)。负责福建军务的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居然给敌军以友好款待,下令严禁清军开炮攻击。法舰入马尾后,日夜监视港内的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

  六月中旬,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3艘军舰炮击台湾基隆港,企图抢夺当地煤矿,被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指挥下的清军击退。此后,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廷为北黎事件赔款8000万法郎。总理衙门拒绝了法国无理要求,并中止了两国在上海的谈判,法署使谢满禄遂下旗出京。同时,清朝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

  清廷随后令沿海沿江各省严行戒备,增强马江一带的军事力量,但并未解除不得主动攻敌的禁令。与此同时,法军决定在马尾军港发起进攻。七月三日(8月23日)上午,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将当天开战的决定通知清方,而何璟、何如璋、张佩纶等却不能当机立断,直至战机紧迫才匆忙下令备战。

  下午,法舰趁落潮之机发动攻击。福建海军仓促应战,处境极为不利。有的军舰未及起锚就被击沉,有的起火焚烧,海军官兵奋勇还击,战斗进行半小时后,福建水师十一艘舰艇全被击沉,将士伤亡700余人,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法军只有两艘鱼雷艇遭到重创,死伤仅30余人。翌日,法舰又轰毁了马尾造船厂。随后驶向下游,逐个轰击闽江两岸炮台,两岸炮台由于只能向下游一方发射,结果全部被毁。法舰出江口后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尾海战后,清廷于七月六日(8月26日)对法国宣战,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同时撤换张佩纶、何如璋等福建前线大吏,另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法国鉴于与英美列强间的矛盾,没有对清廷宣战,但决定海路夺取台湾北部,陆路进攻谅山,迫使清政府屈服。

  3。东南沿海之战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孤拔率5艘军舰到达台湾基隆海面。翌日,向基隆守军发动进攻。当时,刘铭传闻淡水(今台湾新竹)正遭法舰攻击,形势严重,率主力往援,致使法军轻易便占领了基隆。

  清军在淡水共9个营,守将孙开华进行了积极严密的布防。十四日(10月2日)清军率先开炮,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二十日(10月8日),法军在基隆部队增援下利用炮火掩护于北岸海滩登陆,扑向清军炮台,当逼近丛林时,遭清军围歼,法军大溃,被歼百余人,其余逃回海上,经过此役,侵略军再也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九月五日(10月23日),法国宣布对台湾实行封锁。为此,清政府从南洋海军中抽出5艘军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自十二月初三日(1885年1月18日)南下援台。二十八日(2月12日),援台舰队与孤拔所率7艘法舰在浙江石浦洋面遭遇。吴安康不及开战即率队逃跑。法舰追踪而来,用水雷将逃匿于石浦港中的 澄庆 、 驭远 两舰击沉。随即北犯镇海,以消灭避于该处的另三艘清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舰两次进犯招宝山都被清军击退。以后,法军又多进行夜袭和鱼雷攻击,均告失败。孤拔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4。第二次北圻之战

  在北圻地区,清军决定两路反攻,东线进攻谅山、太原;西线进攻宣光、永祥;两军会师后合取北宁、河内。法军由波里也接替米乐为远征军总司令,决定在西线坚守宣光、兴化等地,东线力取谅山。

  东线清军在广西巡抚潘鼎新指挥下顺利进占郎甲、船头(今陆岸)后,即采取消极防御、分口把守的方针,滞留于谅山一带,致使丧失攻敌之良机,使法军得以从容结集兵力。结果在法军反攻下,郎甲、船头失守,清军撤回谷松。十二月中旬,法军主力7000余人从船头出发猛扑广西边境,谷松、委坡(谅山南三十五里处)相继陷落,潘鼎新率部连夜逃离谅山入关,法军未放一枪进入谅山。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进攻文渊(今同登),清军稍事抵抗后即溃退,法军乘势侵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两天后,法军摧毁了镇南关城墙及工事,撤回文渊、谅山一带。

  西线清军和黑旗军在岑毓英指挥下自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下旬起,一直围攻宣光城,虽一度炸开城墙,终因法军火力过猛未能得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从谅山来的法军增援部队赶至宣光,岑毓英率部撤围,法军乘势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发动进攻。

  在东线敌军逼近国境的危急形势下,清廷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到达前线后,因潘鼎新远离,被将领们公推为东线总指挥。冯子材决心 保关克谅 ,收复北圻失地,他移师镇南关内约8华里处的关前隘(今隘口南),依据有利地形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土石长墙,墙外挖有深堑。

  并在东西两岭上赶修炮台。派王孝祺部8营屯于后,作为第二梯队;王德榜部10营屯油隘,抄袭敌后路;苏元春、陈嘉部18营屯幕府以为呼应。此外,平而关、凭祥、海村、龙州、新街等处尚有80余营清军驻守。

  此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在巴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进行秘密和谈。法国政府为了达到乘胜迫和的目的,命令驻于文渊等地的东线法军展开攻势。二月五日(3月21日),冯子材夜袭文渊城取得胜利,清军先发制人打乱了敌军进攻部署。法军东线总指挥尼格里少将决定不待援军到来,提前进攻。七日(3月23日),法军1000余人进入镇南关,然后分一路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法军很快占领了东岭的三座炮台,其后即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向关前隘长墙进攻。冯子材、王孝祺部拼死阻敌。下午,苏元春等部赶来增援,王德榜部也从油隘出击敌军,一度切断了法军补给线。各军奋力合攻,战斗异常激烈。至八日(3月24日)上午,法军接近长墙。冯子材见军情危急,持矛大呼,率两个儿子跃出墙外,奋力杀进敌阵,全军感奋,一齐向敌人冲击,当地人民和越南义军也前来助战。

  当天,清军收复了东岭的三座堡垒,毙敌近千人。法军遭三面围击被迫撤退。

  镇南关大捷不仅使东线清军转败为胜,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后,冯子材亲率大军乘胜出关追敌,在越南军民配合下连复文渊、谅山、谷松、委坡、船头等地,进而准备进攻北宁、河内。同时,西线清军和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敌军,光复广威、鹤江等地,正准备向兴化展开攻势。

  这时,清廷在列强及朝内主和势力影响下采取了乘胜即收的策略。二月十九日(4月4日),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

  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强令前线各军限期停战撤兵,前线将士无不扼腕愤痛,被迫撤回。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获得未来在中国建筑铁路等特权。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殖民侵略者妄图吞并越南,进窥中国而挑起的。战争中,中越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因为清政府的怯懦妥协,最终造成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战后,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六)甲午中日战争

  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后起的殖民强国与老牌殖民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尚未完全被分割的少数地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70年代后,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开始推行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对象的 大陆政策.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其 内藩.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出兵中国台湾。光绪八年(1882年),日本趁汉城发生 壬午兵变 之际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取得驻军汉城的特权。光绪十年(1884年),日本在朝鲜蓄意制造了 甲申政变.翌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朝鲜 遇乱 时可以出兵的权力。九十年代初,日本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明治政府为摆脱困境,转移国内视线,抓紧了侵华战争的准备。

  1。朝鲜半岛之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廷出兵协助镇压。日本也竭力劝诱中国出兵,以图把中国拉入未来的战争陷阱。五月,清政府先后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督率2400余人进驻朝鲜牙山。依照《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清廷将出兵之事通知了日本。日本早在月初就组成了战时大本营,先后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出一支4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一个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则派出8艘军舰,控制了釜山和仁川港。

  镇压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本拒绝撤兵,反而提出了干涉朝鲜内政的所谓 改革方案 ,蓄意制造事端,双方屯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等奔走欧美列强之间,乞求调停,结果一无所获。清廷遂派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陞阿等四军共13000余人取道辽东渡鸭绿江进驻平壤;另外抽调兵力2000余人从天津雇英商 爱仁 、 高升 、 飞鲸 三轮运兵渡海增援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组成以大院君李昰应(国王之父)为首的傀儡政权。同一天,日军获悉清军海道援牙山的情报,联合舰队决定予以拦截。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吉野 、 浪速 、 秋津洲 三舰在丰岛西南海面上,对从牙山返航的清军济远 、 广乙 两舰发起攻击。开战不久, 广乙 即受重伤,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 济远 因战舵被毁向西退却,恰好 高升 号、 操江 号自天津向东驶来,加入战斗。 济远 以尾炮重创日 吉野 号,迫使其逃遁而去。但 高升 号被日 浪速 号击沉, 操江 号被日 秋津洲 掳去。

  丰岛海战后,牙山清军因与天津的海道联系中断,加上牙山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遂决定留一营守牙山,由聂士成率主力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由叶志超驻公州。二十六日(7月28日),日大岛旅团长率3000名侵略军自素沙场向成欢驿进犯,聂士成军奋勇抵抗,不支而退往公州,叶志超部率先逃往平壤。

  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这一年正值农历甲午年,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甲午中日战争。宣战后,清政府决定增兵平壤,南下驱逐日军,因而命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海军分守各自海口,北洋海军主力集结在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确保京畿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日军原定于年内实现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的战略意图,但因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无法取得制海权,因而重新制定了冬季作战方针:由第三、第五师团共15000人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北攻平壤、奉天,吸引清军主力出援;组建第二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

  此时,驻平壤清军共有35营之众,叶志超逃到平壤后,被清廷任命为各军总统,但各军不服,均不受其节制。清军聚于平壤,终日置酒纵歌,漫无布置,当日军逼近平壤时,才仓促分军划区防御。八月十五日(9月14日)

  清晨,日军北路两支部队攻占了城北山顶数垒,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逃跑,被左宝贵阻止。十六日(9月15日),日军从东南、西南、东北、正北四个方向向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亲登玄武门,指挥部众拼死杀敌,不幸中炮阵亡,城北阵地相继失守,玄武门为日军攻破,这时,叶志超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马玉崑、卫汝贵部刚刚击退东南、西南两路日军,正准备乘胜反击,忽闻撤军令,被迫率部回城。当晚,叶志超率守军逃出平壤,一路上连弃安州、定州不守,一直逃过鸭绿江至九连城、凤城一带,始魂魄稍定。

  2。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后,大本营命联合舰队迎战北洋舰队。七月,日舰炮击威海卫、旅顺两处军港,为守军击退。此后,清廷命北洋舰队固守渤海湾,不得出巡,使日本海军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为增援平壤,北洋舰队主力护送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共4000人由大连至大东沟。十八日(9月17日)上午10时,北洋舰队正准备返航旅顺时,日本联合舰队突然出现在西南海面上。海军提督丁汝昌立即命各舰起锚迎战。

  当时,从两支舰队军事实力比较而言,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速度快,机动性好,且速射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 定远 、 镇远 两艘铁甲舰,重炮多,防护性能好,但速度、机动性都不及日舰。

  两军交锋之前,北洋舰队以 双纵阵 的密集队形相列,10艘军舰分成5队,每二舰为一队,一舰居前,另一舰成犄角势相随。联合舰队以 吉野 、高千穗 、 秋津洲 、 浪速 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第一游击队,驶于先锋位置;旗舰 松岛 、 千代田 、 严岛 、 桥立 、 比睿 、 扶桑 为本队依次跟进。武装商船 西京丸 及小炮舰 赤城 号在本队左侧。丁汝昌、刘步蟾等见日舰呈单纵队扑来,决定采用 人字阵 应之。

  以 定远 、 镇远 两铁甲居前, 经远 、 靖远 、 超勇 、 扬威 在右翼作单梯阵形, 来远 、 致远 、 广甲 、 济远 在左翼作单梯阵形。中午时分,双方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 定远 舰首先发炮轰击,各舰随之。

  开战后,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以两倍于清舰的速度,自左自右绕攻北洋舰队右翼。右翼最末的 超勇 、 扬威 两弱舰中弹起火。二十五分钟后, 超勇 沉没。此时,日本舰队被北洋舰队 人字阵 拦腰斩断,日舰 比睿 、 赤城 、 西京丸 遭到清舰重创。北洋舰队 平远 、 广丙 两舰和两艘鱼雷艇也已赶到,投入战斗。

  下午2时左右,日舰第一游击队转舵回航,援救 比睿 、 赤城 等舰,本队刚已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腹背受敌的北洋舰队逐渐陷于被动,旗舰 定远 的信号装置被击毁后,北洋各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围攻 致远 、 经远 、 来远 、 靖远.本队 松岛 、 千代田 、 严岛 、 桥立 、 扶桑 5舰围攻 定远 、 镇远.战斗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右翼总兵、 定远 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官兵奋不顾身,英勇作战。

  致远 船身倾斜,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向 吉野 撞去,不幸为鱼雷击沉,全舰官兵250人除7人获救外均壮烈牺牲。 经远 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不幸中弹身亡, 经远 沉没后,舰上170名官兵除16人获救外皆殉难。而 济远 管带方伯谦和 广甲 管带吴敬荣则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镇远 、 定远 以众敌寡,仍坚持奋战, 镇远 在管带林泰曾指挥下轰击敌旗舰 松岛 ,使该舰弹药爆炸,日军死伤100余人,几乎沉没。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见旗舰已无法指挥,只得下令各舰自由行动。下午五时左右, 靖远 见 定远 桅楼折断,便主动升旗集队,北洋各舰重新集合,泊于港内的 镇南 、 镇中 两炮舰也前来助战。此时,日舰 松岛 、 吉野 、 比睿 、 赤城 、 西京丸 5舰已受重伤,其余舰只均有损伤,死亡达600人,难以再战,伊东祐亨遂下令日舰撤出战场,向东南方向退却,北洋舰队稍加追击后即收队返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 致远 、 经远 、 扬威 、 超勇 被击沉, 广甲 自毁, 来远 等舰重伤,官兵伤亡近千余人。论损失大于日方,不过北洋舰队实力尚存。战后,李鸿章坚持 保船制敌 方针,令北洋舰队避守威海卫一隅,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日后辽东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3。鸭绿江防守战与辽东半岛之战

  黄海海战后,日本大本营将第一、第二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编成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执行辽东半岛登陆战计划。同时命令第一军在义州集结,向清军鸭绿江防线发起攻击,作为牵制。清廷此时的战略已由海守陆攻变为战略防御,由于错误估计了日军主攻方向,将防御重点放在鸭绿江一线。当时布防在鸭绿江岸的清军有宋庆部毅军、刘盛休部铭军、依克唐阿部镇边军以及由聂士成统领的平壤败军,共23000多人。由于一线设防,清军兵力分散,各军互不统属,总体防御能力较弱。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一部潜袭鸭绿江上游。依克唐阿军闻声溃逃,日军轻渡鸭绿江,占领安平河口等处。当夜,义州日军在清军毫不知觉的的情况下架设浮桥,于翌日凌晨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沿岸清军拦击一阵后迅速溃退,宋庆退守凤凰(今凤城)。二十八日(10月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安东。接着,日第一军又侵占长甸、宽甸、岫岩等地。但在西犯摩天岭时遭到聂士成军阻挡,日军遂改由岫岩经海城进逼辽阳,十一月,海城、盖平落入敌手,辽东清军进一步陷于被动。

  从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始,日第二军在联合舰队护航下于花园口登陆。当时,金州、旅顺、大连地区的清军大部已被调往鸭绿江一线,留下的只有30余营官兵,其中一半以上是新募而成的。在日军花园口登陆的12天中,清军未作任何阻击。十月八日(11月5日),日军先头部队由皮子窝南下,被徐邦道部清军阻于大和尚山,日军主力则折道进攻金州守军左侧背。九日(11月6日),徐邦道部败退,日军破金州,清军撤往旅顺。十日(11月7日)大连守将赵怀益弃炮台逃跑,大连不战而陷。十天后日军攻向旅顺,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已于先一日经烟台逃往天津,各军将领除徐邦道外纷纷潜逃,军心涣散,徐邦道孤军迎敌,寡不敌众而败退。日军攻入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4。山东半岛之战及辽东进一步失守

  日军夺取旅顺后,大本营决定出兵山东半岛,攻打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海军。清廷对日军下一步行动仍缺乏正确估计,依旧将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奉天和山海关至天津一线,防守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十分薄弱,仅48营约17000人,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总统。北洋舰队虽尚有15艘军舰,但自黄海大战后一直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主动出击。

  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由大山岩率领的日山东作战军25000余人在联合舰队护航下分批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清军稍行抵抗即溃,日军前锋乘势占据荣成。三十日(1月25日),日军兵分两路,北路直扑南帮炮台,南路指向威海。此际,李秉衡并未集中兵力对荣成方向之敌予以反击,只是抽调了孙万龄部嵩武军、刘树德部绥军2000人前往。孙、刘军在桥头坚持两天后因寡不敌众弃地而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1月30日),日军进攻南帮炮台,守军伤亡惨重。当天下午,南帮炮台陷落。北帮炮台守军见状,望风而逃,丁汝昌下令将北帮炮台炸毁,日军不战而取威海北岸。这样,威海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陷入了日军重围。清廷多次电令丁汝昌出海突围,但他死抱 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①的决心,株守港内不动。九日(2月3日),联合舰队及南帮炮台的日军合击北洋舰队。战斗中, 定远 中雷后自毁, 来远 、 威远 、 宝筏 、 靖远 相继被击沉,刘步蟾自杀。清军伤亡惨重,弹药将尽,丁汝昌下令沉船,但无人执行。一些洋员和无耻将领公开要求投降,军心涣散。最后,丁汝昌在洋员马格禄(英人)、浩威(美人)及营务处道员牛昶炳逼迫下自杀殉国。丁死后,马格禄、牛昶炳等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所剩 镇远 等10艘舰艇、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全部落于敌手。二十三日(2月17日),日军开进刘公岛,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渤海南北门户均为日军所控。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觉得淮军不足恃,决定起用湘军。十二月,光绪帝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命他速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又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帮办军务。但军事并无起色,清军连续四次反攻海城皆遭败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日军由盖平、海城、凤凰城等地出战,6万湘军六天之内连失山海关外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下转向求和罢战。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4册,第 316页。

  事要地。辽东的全线崩溃彻底粉碎了清政府以战取胜的希望,此后,清廷上

  5。《马关条约》的签订

  平壤、黄海之战后,清廷起用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奕?即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但没有结果。日军侵入辽东后,清政府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此时,日本鉴于列强联合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而且国内出现财力空虚、兵力不足的困难,表示愿意接受调停。清廷则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一年(1885年)正月,张、邵到达广岛,时日军正猛攻威海卫,为迫使清廷接受其全部条件,日本政府借口张、邵二人 全权不足 ,拒绝与之谈判,公开指定要奕?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以清廷赔款、割地为条件,张、邵二人被迫回国。

  北洋海军覆灭、辽东惨败后,清廷急于求和,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后来,关于辽东半岛的割让问题又起争端,日本在俄、德、法三国压力下以向清政府勒索3000万两 赎辽费 为代价,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邀功索偿,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

  6。台湾军民的抗日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台湾上下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割台。

  五月六日(5月29日),日军在基隆东面的三貂角登陆。十日(6月2日),清 割台大臣 李经方在基隆港的一艘日舰上与日 台湾总督 桦山资纪办理了交接手续。翌日,日军侵占基隆。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大批官员内渡逃往厦门,日军随后占领了台北、淡水。二十二日(6月14日)日方在台北设立了 台湾总督府.清朝在台官员内逃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主动抗日。

  五月,日军南下攻新竹,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率义军和部分清军坚持抗战十余天,因粮弹不济被迫撤退。此后,徐骧部义军仍不断向新竹反攻,牵制日军达两月之久。七月,日军攻陷苗栗,不久,在大甲溪遭义军伏击,死亡甚重,后来日军收买奸细抄袭义军后路,徐骧等被迫率众撤退。日军随后占据台中、彰化等地,义军退往台南,与刘永福黑旗军并肩抗日。八月,日军进攻嘉义,黑旗军引敌入城郊地雷区,炸死日军700多人,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也受重伤死去。后日军卷土重来,轰塌城墙,才进入城中。黑旗军与义军退往曾文溪,不久即为日军包围。经过血战,徐骧、王德标等义军、黑旗军首领相继阵亡。八月下旬,日军得到增援后南北两路夹攻台南。城中粮食已绝,孤立无援,守军军心动摇。九月二日(10月19日)刘永福乘英轮内渡厦门,台南陷落。此后,台湾人民抗日斗争转入低潮。在抗日保台的五个多月中,义军、黑旗军共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一场侵华战争,战争最后以清朝失败告终。战后,列强开始对华资本输出,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空前的民族危机也推动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

  (七)八国联军入侵与义和团反侵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一面在华争夺势力范围,一面又加强对华经济、宗教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八国联军的入侵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其中以义和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它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间,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他们公开反对教会的欺压,提出 扶清灭洋 、 兴清灭教 等口号。其中有名的有山东冠县一带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义和团;山东茌平、禹城、平原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的义和团;天津静海一带曹福田、张德成领导的义和团。

  开始,清政府对各地义和团采取剿的方针,但是未能将它扑灭,义和团发展反而越来越迅猛。这时,以慈禧、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转而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军队,各地清军相继停止了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一直想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若两个月内不能剿除义和团,四国将派军队代为剿平。十三日(4月12日),俄、英、美、法四国以同样内容再次照会清政府。五月一日(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四日(5月31日)后,各国侵略军40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同时,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3000余人,大沽口外尚有列强军舰24艘。十日(6月6日)前后,各国先后批准了联合侵华政策。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组成的2000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分批向北京进犯。这时,京津铁路某些地段已被义和团和清军拆毁。十八日(6月14日),西摩尔率第一批侵略军800余人抵廊坊抢修前方铁路时,被义和团300多人包围。同一天,义和团还对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了袭击。二十日(6月16日),西摩尔率一部撤至杨村。两天后董福祥部甘军3000余人及义和团2000余人进攻留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毙伤敌50余人。二十四日(6月20日),侵略军被迫南撤回天津。二十五日(6月21日),聂士成部在北庄、穆庄重创敌军,联军狂奔至天津西北的西沽,占据了军械局。三十日(6月26日),西摩尔带领的残兵败将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在这次狙击战中,中国军民共击毙侵略军62人,打伤228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的计划。

  当西摩尔联军受阻京津之间时,大沽口外的联军已决定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先已驶入白河内的联军十艘舰艇进入了战备状态,英、德、俄、日各军约1500人则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当天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翌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辞拒绝,传令炮台守军准备战斗。二十一日(6月17日),联军舰艇提前七十分钟发炮轰击,清守军奋起还击。在炮火掩护下,集结在塘沽的联军从侧后攻下西北炮台和北炮台,随后,联军渡过白河,从侧后抄袭南炮台。至七时左右,大沽炮台尽失。联军同时掳走了北洋海军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清廷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联军和战问题。二十一日,慈禧接到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和列强要她归政光绪的谎报后,十分恼怒,意欲对联军宣战,后遭光绪帝及洋务派官僚的反对而作罢。大沽沦陷后,慈禧在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排外分子怂恿下,强行决定对各国宣战。二十四日(6月20日)慈禧令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声称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①。但随着列强进一步扩大战争,慈禧发生动摇,至六月三日(6月29日),清廷又令驻华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的 苦衷 ,乞求各国谅解。

  2。围攻天津租界

  早在清廷宣战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开始抗击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前后,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团民奋起还击。二十一日后,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此时,清军总兵力约10000人,参战义和团约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不足2000人,侵略军高悬白旗,行缓兵之计。二十五日(6月21日)后,联军部分增援部队从大沽、西沽等地开入租界,兵力增至7000余人,实行分区固守。而义和团和清军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对方,没有真正展开同联军作战,甚至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的交通线,致使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补给。

  六月四日(6月30日),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提出先击退紫竹林租界联军,然后会合各营,直抵大沽,收复大沽炮台的作战计划,清廷同意后立即向天津增派援军,使在津清军人数增至二万四五千人,参战义和团也增至5万人。同时,联军又有一万名左右援军从大沽抵达天津租界。九日(7月5日),清军和义和团从三面围攻租界。曹福田部、武卫左军马玉崑部从北向南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猛冲,一度占领火车站,杀伤不少敌人。张德成部、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从马家口由西面进攻租界,围歼敌人甚众。六月十日(7月6日),张德成部以几十头牛为前驱,踏毁地雷,一度冲进租界。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租界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十三日(7月9日),联军1000余人向租界西南反击,清军在八里台遭围攻,聂士成身受七处重伤,不幸阵亡,联军趁势占领了南机器局。

  ①《上谕》,《义和团档案史科》,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63页。

  3。保卫津京之战

  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增援,人数达到17000余人,联军开始反攻。十七日(7月13日)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联军7000余人进攻天津东北和南门。裕禄、马玉崑率部逃往杨村,留守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联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城内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伤亡极重。

  七月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18000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十一日(8月5日),联军进攻北仓,清军与义和团多方阻击,未能阻挡敌人的攻势。联军占领北仓后向杨村进犯,宋庆、马玉崑部败退,逃往通州。裕禄南退至蔡村后自杀。十四日(8月8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统率勤王之师往河西务御敌。十五日(8月9日),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已包抄至前,李秉衡急督各军迎战,清军此时军心已散,稍事抵抗后即四下溃逃。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李秉衡退至张家湾后吞金自杀,张家湾失守,通州守军弃城逃往北京。十九日(8月13日),联军10000余人从通州分三路直扑北京:日军7000余人进攻朝阳门,俄军3000余人进攻东便门,英军2000余人进攻广渠门,美、法等军5000余人作为后援继进。此时,北京城内尚有七八万清军和5万余名义和团民,由荣禄负责城防,分区防守。二十日(8月14日)上午,由于董福祥调广渠门守军往援朝阳门、东直门,致使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内,并到达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也进入城内。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后,爆破东直门,随后,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进入城内。联军相继入城,长达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大部清军溃散,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街垒战、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二十三日(8月17日),联军占领全城。北京之战,义和团牺牲最多,清军伤亡达4000余人,联军死伤400余人。

  4。《辛丑条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后,成立了 北京管理委员会 ,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在紫禁城仪銮殿设立总司令部,联军驻京人数已达3万余人。

  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联军自八月下旬起从京津地区四出攻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了大沽到山海关各海口以及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各处要地。在联军占领期间,侵略军烧杀抢掠,暴行累累,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就挟持着光绪,同载漪、奕劻、刚毅等大臣在2000余名八旗兵护卫下,经山西逃往西安。清廷在西撤途中,一面令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回京议和,一面发布 痛剿 义和团的上谕。

  奕劻、李鸿章抵京后,向列强屈膝求和。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发动侵华战争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 议和大纲十二条 ,声称这些条件 无可更改.李鸿章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立即复电表示一切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东交民巷划使馆界,中国人概不准居住;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炮台;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战略要地上驻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条约签订后,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和直隶地区。

  在这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后,清政府成了 洋人的朝廷 ,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

  (八)辛亥革命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廷从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底起,陆续推行 新政 ,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 新政 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在地方成立 督练公所 ,负责编练新军,并制定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只编成新军十四镇,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最为强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了 立宪运动 ,希望在中国推行 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革命派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组成了 皇族内阁 ,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这意味着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 铁路干线国有 之名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益,全国各地又掀起了 保路运动.各省革命党人在 保路运动 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当清政府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1。武昌起义

  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下,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宣统三年(1911年)起义前夕,17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七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八月三日(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分子召开会议,决定于十五日(10月6日)举行起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由蒋翊武与孙武分别担任起义的临时总司令和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并通知湖南革命党届时响应。会后,由于清方加强了戒备,湖南革命党人也准备不足,起义被迫延期。

  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孙武等仓促转移,起义的武器、旗帜、文告、名册等全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给清政府。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见形势危急,毅然决定于当晚12时起义。晚9时左右,清军警包围了起义总机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脱逃。由于清方戒备严密,起义命令未能及时送出去,这次起义流产了。

  十九日(十月十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七时左右,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在武昌城内率先起义。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革命党人李鹏升率领下也同时举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起义者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要地及各城门。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衙门及靠近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第一路由紫阳桥经王府口指向督府后院;第二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翼;第三路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指向督署前门。同时,炮兵向督署轰击,配合步兵作战。瑞澂严令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抵抗。当起义军快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打开督署后墙,逃往 楚豫号军舰。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窜出城外,逃到刘家庙。黎元洪则逃到黄土坡僚属家藏匿起来。清军失去指挥,大部溃散,一部投降。到二十日(十月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城。

  当天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推举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趁机混入了军政府。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汉阳、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迅速占领了汉阳、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至十一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2。汉口、汉阳之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将瑞澂、张彪革职留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支舰队援鄂,以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以陆军第四镇和第二、六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及第三、二十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两军开赴武昌前线。另将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第三军,由贝勒载涛指挥,防守京畿一带。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编军队,革命军总兵力最多时达6万人,由于新兵数量骤增,部队训练不及,大部分老兵被提拔为军官和军士,使军队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清军南下消息传来后,湖北军政府决定增兵汉口,趁清军尚未集中,先扫清刘家庙之敌。二十七日(10月18日),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藩指挥下进击刘家庙,翌日即占领该地。张彪率敌军残部逃往滠口一带,固守三道桥北端。此时,南下的北洋军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军政府决定先退滠口之敌。由于何锡藩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呈,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却不作任何部署。二十九日(10月20日),军政府派人代张下令进攻摄口。由于敌军在三道桥防守严密,革命军进展困难,伤亡较大,被迫撤回。事后,军政府决定对南下之敌采取守势。

  九月五日(10月26日),敌军分三路进攻:主力由铁路沿线 攻刘家庙;另两路一经蔡甸攻汉阳,一由阳逻经青山下游直逼武昌。

  清军在阳逻的海军趁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驶至湛家矶附近,突袭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致使革命军牺牲500多人。滠口之敌趁势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猛攻,在水陆夹攻下,清军占领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

  此时,前线指挥官张景良不知去向,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于当天下午率部队夺回刘家庙,不久又告失守。这时,清廷发现荫昌指挥北洋军不灵,不得已将他召回,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汉军事,任命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为第一、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遂亲赴汉口指挥战事。刘家庙失守后,战争转入汉口城中,这时,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反击,皆为清军所阻。九月十日(10月31日),冯国璋集军猛攻汉口,革命军损失巨大,逐步后撤。十一日(11月1日),市区大部失守,黄兴遂退守汉阳。翌日,汉口陷落。

  清军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决定先取汉阳,再图武昌。而军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固守汉阳。这时,经过补充的革命军有10000余人,加上从湖南来的两协援军,总兵力增至2万余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十四日(11月4日),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二十六日(11月16日),黄兴不顾革命军新兵多、训练缺、敌强我弱的现状,决定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汉阳东北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第三路为主力部队,在襄河琴塘口渡河,进攻汉口玉带门。二十七日(11月17日)晨,第一路因指挥官酒醉,下错命令,延误了渡江时间;第二路因指挥官结婚,未上前线;第三路因将士争食,自行混乱,在清军进攻下不战而瓦解。这样,反攻汉口计划全部破产。

  三十日(11月20日),清军进攻汉阳。其左翼部队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攻汉阳;右翼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琴断口渡汉水,向美娘山、仙女山进攻。两队迂回汉阳翼侧,经过反复争夺,十月四日(11月24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和三眼桥。接着,革命军又丢失了磨子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六日(11月26日),清军右翼甲、乙支队合击革命军黑山、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从汉口渡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纷纷撤退。七日(11月27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占汉阳城。

  占领汉阳后,袁世凯鉴于长江天险和海军倒戈,又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双方隔江而峙。

  3。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

  武昌起义后,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军重兵把守中。当时,南京驻军有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7000人以及江南提督张勋等率领的江防军、巡防军、新防军等旧军约2万人。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遂全部缴回第九镇军中的子弹,并令其移防城外65里的秣陵关。

  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任过统带,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移至秣陵关后,各标营革命呼声甚高。徐绍桢为势所逼,也倒向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 年11月7日),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京发动一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

  此后,上海督军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首领集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总兵站设于上海。联军计有洪承典所统沪军1000人,黎天才所统粤军600人,刘之洁所统苏军3000人,朱瑞所统浙军3000人,林述庆、柏文蔚所统镇军3000人及徐绍桢所统第九镇官兵共14000余人。江浙联军组成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决定先逐南京城外清军,再取南京城。镇军担任中路,由马群进攻天保城;浙军承担左翼,从孝陵卫进攻幕府山;粤军担任右翼沿沪宁线进攻乌龙山;苏军进攻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其余各军担任警戒。

  十月五日(11月25日),各军依计划发起进攻。粤军攻下乌龙山炮台后立即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九日(11月29日)得手。随后两军协助镇军攻天保城,经过彻夜血战,天保城于十一日(12月1日)克复。同日,苏军顺利占领雨花台。联军全占南京城外险要后,开始用大炮轰击城内了望台和指挥所。清军借托洋人与联军交涉投降事宜,当晚,张勋率兵2000,由下关、浦口北逃徐州,张人骏、铁良也在下关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城内残存清军开城投降。十二日(12月2日)联军进入南京城。此后,南京代替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攻占南京后,各省革命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

  早在十月十日(11月30日),袁世凯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及和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立宪派、旧官僚混入革命阵营,窃取了重要职权,革命党内部分歧日趋尖锐,临时政府内部出现了妥协派,许多领导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对袁世凯既有畏葸又抱幻想,表示愿意和谈。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在上海开始了 南北和谈 ,最后双方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协议。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随后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这次战争促使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最后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吸取的。

  (九)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军事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清军在武器装备上陈旧、落后,遭至失败的形势下提出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 1850年)和魏源(1794- 1857年)首先提出了解敌情、以夷制夷的思想。

  林则徐被史家称为是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四洲志》等书。魏源则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首先明确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

  魏源明确提出: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①。

  他认为, 夷 之长技有三: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弊端,整顿、训练军队。并建议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武举考试中增加水师一科,鼓励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水雷等新式器械。魏源还根据敌我强弱形势以及自身的有利因素,提出以 议守 为中心的作战方针。他认为 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和)?.守的具体运用是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方针有利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对于抗击远道而来,急于速战的西洋强敌无疑是有效的。

  ①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第 2页。

  (十)湘、淮军代表人物的军事思想

  湘军与淮军是在镇压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兴起的。湘军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1811- 1872年)、胡林翼(1812- 1861年)、左宗棠(1812- 1885年)等,淮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鸿章(1823- 1901年)。

  湘军是仿照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营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提出 忠义血性 作为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和选将的标准。忠义是指无条件地效忠于清朝政权,血性是指一种淳朴和冲动的特性,提出这一原则就是要克服绿营兵的陋习,增加军队的活力与朝气。

  在用兵指导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一个 稳 字,提倡防御,稳扎稳打和深沟高垒。在战役上,曾国藩主张 以主待客 ,侧重防御,反对轻易进攻。

  胡林翼也很强调防御,但反对处处设防,他提出: 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①曾、胡都重视战前准备,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以 全军破敌 为追求目标,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讲究灵活多变,因时因地制宜,强调 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在作战中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而这正是战略任务之所在。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把战略重点放在武汉、九江、安庆,坚持先取湖北、江西,再争安徽,后取江浙,即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终于取得成功。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时,其基本战略为 先秦后陇 、 先捻后回 ,在出军收复新疆时,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即 先北路而后南路.所以要先捻后回,是因为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骋,战斗力强,威胁大;而回军则分散无远图,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出兵新疆时,要 先北后南 ,是因为阿古柏的窠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较弱,先攻北路,不但是指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势。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左宗棠军事思想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力求谨慎。他反复强调要 慎以图之 、 慎之又慎 ,甚至说 慎之一字,战之本也 ③。在指挥作战时,左宗棠一向反对轻敌冒进,讲究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他打仗时并不希冀侥幸取胜,他说: 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不得。 ①他指挥作战时,往往要在后路十分稳妥后才开始进攻。出兵新疆时,在开战之前,他下了很大力气整顿部队、筹集军饷、采运粮食、更新装备、巩固后防,即所谓筹粮、筹饷、筹转运,只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帷幕。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所兴办的洋务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在军事上推行一定程度的 西化.他所创建的淮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最早开始西化的,不但配备了洋枪、洋炮,而且编有专门炮队,为中国近代炮兵之发轫。淮军在清军中不但是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且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演习西洋枪炮。

  ①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二章。

  ②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疏》。

  ③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三。

  ①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

  李鸿章除了采用西式武器装备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他强调 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 ②。强调练兵、制器、育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筹办海防,重视近代海军的组建是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沿海设防 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 ③,只有兼顾陆防与海防,才是 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④。为此,他于北洋各口,增设了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同时组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是 以战为防 的攻势防御,也就是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即所谓 扬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 ,这样一种海防战略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海防思想比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晚清的官场中,李鸿章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视淮军和北洋海军为私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决 不轻于一掷.因此,他往往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力主避战主和。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曾做过明确表述: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①以 羁縻 为最终目标,自然不可能去积极备战,更谈不上具有决战思想了。

  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 16 页。

  ③《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二,第 38 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 49 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 27 页。

  (十一)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它在军事路线、军队编组、作战形式、战略战术、军队纪律等方面都自成一格,颇具特色。

  太平军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从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过渡,除拥有强大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工兵、炮兵和水军。正由于兵种增多、武器装备增强,因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太平军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 共享太平之乐 的理想社会。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目标并不相同。从金田起义到道州整军,这一时期进军目标并不明确,主要目的在于休整部队,补充自己;从道州整军到占领南京,这一时期,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 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 ①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就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局部地区推向了全国;从建都南京到北伐失败,这一时期尽管在主观愿望上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但用兵主次的位置摆得不对,只派偏师扫北,导致北伐军全军覆灭,战略思想也从战略进攻转为拱卫天京(南京)

  为主的战略防御,以后虽有局部进攻,但总的战略是防御的。

  从战争形式看,太平军主要采取阵地战和攻坚战,因而他们的战术思想也与之相适应。要从事阵地战,就必须重视行军作战的队形(即阵法), 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整兵应敌,奇兵或分抄阵后,或直搏中坚 ②。

  据记载,太平军惯用的阵法有牵线阵(一种行军阵法)、螃蟹阵(一种临战阵法)、百鸟阵(一种野战阵法)、伏地阵(一种先退却后反击的阵法)等。

  太平军非常重视攻坚战,除不断提高攻坚能力,组建攻城部队(土营),并总结出攻城的原则:首先,强调以智取为主,以强攻为辅;其次,采取 略城堡、舍要害 的方针。围攻桂林、长沙均是如此;第三,采用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战术的采用,均收到良好效果。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活动于长江以北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它多次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又与太平军赖文光部合并整编成新捻军。这支农民军采取的流动战术是颇为著名的,新捻军强调 以走疲敌.这种流动战术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 打几个圈 :即以骑兵旋回打转,捕捉战机,然后伏击包抄,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步骑相间,围裹包抄。比如高楼寨战役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流动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新捻军以高速流动拖垮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然后在菏泽县北高楼寨设伏诱敌,击毙僧格林沁,这一战役毙敌万余人,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威力。但这种流动作战有利也有弊,它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但因忽视战略基地建设,使部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因此,虽然能在战役、战斗上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终不能挽救战略或全局方面的失败。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

  ②江忠源:《条陈军务疏》。

  (十二)晚清海防战略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是一种传统的国防思想,海权意识严重缺乏。

  明、清两代又采取了禁海政策,形成了有海无防的局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对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和禁海政策是一次强大的冲击,面对来自海外的强敌,近代海防意识开始产生。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提出了 以守为战 的方针, 以守为战 立足于守,防守的重点是重要的海口以及敌人必经的内河和要隘,其出发点是避敌之长,不与英军在海上交锋。但 以守为攻 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困扰敌人,以战助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为了进一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林则徐在战争后期,还提出添置船炮、发展水军,以 出洋剿办.他强调如果中国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 ①,也就是说,只有发展近代海军,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途径,即所谓 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还认识到 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因此应该改革军事制度,并且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柁师自造轮船,并习其驾驶、攻击之术。魏源还提出应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新式舰队,驻扎天津, 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盛.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 师夷长技 的基础上对海军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曾国藩提出 师夷智 ;李鸿章提出 师其所能,夺其恃 ;左宗棠提出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提出兴办近代海防、海军的具体方案。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拟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包括外海水师必须配备大号轮船;仿西法在沿海建立新式炮台,安置西式火炮,以与沿海水师相配合;选练陆军与水师协作防海;组织沿海士民参加海防;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舰队,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联成一气;设立制造局,与新式海军相为表里等。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一章程终于得以直达朝廷,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70年代中期,清政府就海防建设以至整个国防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即所谓 海防议.在这场讨论中,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的思想得到了重视。建设新式海军,分洋设防的思想也得到了完善,70年代后半期,清军大举出塞,收复了新疆广大地区,巩固了西北边防。同时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4年)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在以后10年中福建、北洋、南洋、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

  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从70年代看,阿古柏占据天山南北,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西北大片领土沦丧,塞防应为国防重点;但从长远看,主要国防方向应是海上,这不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主要从海上入侵,而且中国还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富侵略性的敌人——日本。清政府虑不及此,未能及时调整国防重点,对日本的侵略动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战略失误,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①林则徐:《复苏鳌石书》。

  (十三)新军创建的指导思想

  清王朝创建新军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由于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淮军一败涂地,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就提出: 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 ①。光绪皇帝对用西法训练清军的改革建议也大为赞许,称之为 救时之策 ,并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当时留天津办理东征粮台)主练新军。胡燏棻认为 舍富强外……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他提出练兵先要筹饷,练兵、筹饷的本原又在 敦劝工商,广兴学校 ,即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胡燏棻阐述了练兵与变法图强致富的关系,这种改革军事的主张比之湘、淮军只着重用洋器、练洋操无疑是一种进步。清廷遂命胡燏棻主练新军,号称 定武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清廷又命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改称 新建陆军.同时积极要求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还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夏,张之洞不断上奏清廷,提出应讲求新式操法编练军队,他指出甲午战争中的对手是一支 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 的近代化军队,若不从根本上进行军事改革, 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认为练兵不能只练练洋操,学学步伐,而必须从军队组织、营制、饷章到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张之洞提出先招2000余人,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编练成 自强军.以后,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又在湖北先后聘请德国、日本军事教官,参照两国军制继续编练。

  新军 与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训练不同,新军 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 ,其装备也全仿西法,在编制上包括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这些都是旧式军队所不具有的;第二,新军士兵有比较严格的入伍条件,从年龄、体格到文化程度都有明确规定;第三,新军军官的来源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因而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军事知识,不同于旧军官出身行伍或随意招募;第四,新军虽用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也进行封建 忠义 思想教育。

  在戊戌维新期间,练新军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变法虽然失败,新军的编练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也设督练公所,把编练新军推广到全国。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兵二》,第 9509 页。

  (十四)晚清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

  1。晚清的名将

  晚清时代,在清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将领。与清朝前期、中期的将领相比,晚清名将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随着八旗、绿营的腐朽,旗绿中诞生的名将已寥若晨星,晚清时代涌现的名将大多是出身勇营的汉人;其次,晚清名将大多有镇压农民军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双重经历,他们在认识、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制度,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再次,晚清的一些名将,往往是地方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以拥兵和办洋务而势重,权势大大超出军界,对清廷政治、外交、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近代大小军阀的鼻祖。

  这一时期在反抗清政府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冉冉升起了一批农民将星,其中以太平天国的将领最引人注目,我们特将天国名将附录于后。下面对晚清名将作一简略介绍。

  (1)僧格林沁僧格林沁(?- 1865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嗣父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帝额驸。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颇得宠遇,同于宗室诸王。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 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①。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奉旨专办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月,清廷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京兵驻涿州防堵。北伐太平军至静海、独流等地后,僧格林沁会同胜保纠重兵与北伐军在天津相持三个月。翌年,追击太平军至连镇,俘北伐军主将林凤祥。

  随后,移师攻高唐,北伐军将领李开芳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徒骇河水灌屯,督万余人围攻,破冯官屯,俘李开芳。自此,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失败。僧格林沁因功封 博多勒噶台亲王 ,后加恩 世袭亲王罔替.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封锁河道,增设水师。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联军借口 换约 在大沽口寻衅,轰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督军还击,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侵略者被迫退出口外。翌年,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在北塘登陆,僧格林沁以3000马队迎敌于新河、军粮城,被联军击溃,遂弃大沽炮台,撤至通州。

  中英通州谈判破裂后,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方代表巴夏礼。但其所部连败于张家湾、八里桥。侵略军犯北京,僧军不战自溃,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

  ①《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十年(1860年)后,率满蒙八旗主力南下鲁、皖、豫等省镇压捻军。清廷先后开复其职衔,授以节制鲁豫晋冀四省统兵大权。同治元年(1862年),镇压商邱马牧集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翌年,在淮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杀其首领张乐行和苏天福。旋镇压山东淄川刘德培起义军和邹县文贤教起义军。接着,又击破盘踞两淮地区的苗沛霖团练。三年(1864年),始在豫、鄂一带与捻军作战,屡为赖文光、张宗禹部所败。四年(1865年),率部追捻军入山东, 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 ①。至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时,陷入捻军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阵亡于吴家店。

  (2)曾国藩曾国藩(1811- 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道学。三十七年(1847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三十九年(1849年),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

  咸丰二年(1852年),他丁母忧回籍。正逢太平军进攻湖南。十二月,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看到绿营、团练在太平军面前毫无战斗力,不可依恃,遂举团练之旗号,募勇练兵,意欲创立新式军队。开始,在长沙编练陆师。三年(1853年),移驻衡州(今衡阳),又创立水师,随即建衡州船厂,复设湘潭分厂,制造炮船,并配以购自外国的洋炮。其兵员募自湖南 练勇 ,属于 官勇 性质,称为湘勇(后一般谓之 湘军 )。湘军对绿营兵制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所募兵勇,需取具结保,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湘军军制成为日后清军实行勇营制的蓝本。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湘军练成,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湘军兴起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四月,曾国藩败于靖港,愤而投水,遇救。继占湘潭、岳州(今湖南岳阳)。随后指挥湘军出省作战。八月,陷武汉,加兵部侍郎衔。不待湖北后方巩固,即顺江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攻江西九江不克,即攻湖口,十二月,湘军水师为石达开分割于长江和鄱阳湖两处,大败,退驻南昌。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克武汉,湘军在鄂赣战场连遭败绩。曾国藩担心士气低落、人心动摇,执意顿兵坚城,即或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遂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面。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国发生 天京事变 ,曾国藩乘机指挥湘军反扑。十二月,再陷武汉。七年(1857年)二月,丁父忧,回籍奔丧,所带湘军交其弟曾国华统率。六月,因清廷不假实权,历年办事艰难,奏请开缺守制,诏准。八年(1858年)四月,湘军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鳞部陷九江。十月,李续宾部6000精锐在安徽三河镇为太平军全歼。清廷震动,命曾国藩出驻湖北,移师援皖。

  十年(1860年)初,曾国藩决定分三路进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犯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四月,安庆合围。六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节制。时,苏浙大部已为太平军攻占,清廷催促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移师江浙。曾国藩坚持先取安徽,后夺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宣称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 ,力争 安庆城围不可遽撤 ①。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陷安庆。十月,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①《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①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八。

  同治元年(1862年),遣左宗棠督 楚军 入浙江,李鸿章督 淮军入上海,勾结由外国军官指挥的 常捷军 、 常胜军 夹攻苏浙太平军;遣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与清廷矛盾日益扩大,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决意裁撤湘勇,保留淮军。

  四年(1865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

  曾国藩针对捻军易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在军事上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办法,以达到 以静制动 的目的。闰五月底,进驻安徽临淮,旋移驻江苏徐州。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设重兵驻防,令地方士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并建立马队。五年(1866年)夏,曾国藩集10万之众在东达运河,西至沙河、贾鲁河,南起淮河,北过黄河的区域内画河圈围,挖壕设防,围困捻军。八月,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计划破灭,剿捻失败。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剿捻事改由李鸿章督办。

  作为洋务派地方大员,曾国藩积极主张学习西方 长技 ,赞同 借师助剿 ,并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试制成 黄鹄 号小轮船一艘。

  同治二年(1863年),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

  四年(1865年),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 沪局 )。他还热心支持、参与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六年(1867年),授大学士。七年(1868年),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奉命查办,屈从法国侵略者,残民媚外,受到舆论谴责。旋调两江总督。十一年(1872年),病死南京。谥 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3)李鸿章李鸿章(1823- 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

  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等赴安徽帮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八年(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十一年(1861年)奉曾国藩命招募淮勇,组建援上海之师,李鸿章以曾国藩所拨湘勇8营及庐州一带团练为基础建成淮军,悉法湘军。同治元年(1862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遂以上海为基地, 用沪平吴 ,伙同英法干涉军,华尔、戈登的 常胜军 等与太平军争夺苏浙,先后两次打败李秀成军对上海的进攻。湘军进围天京后,李秀成率部回援,淮军在上海附近连战连捷,陷嘉定、昆山、太仓,得苏南腹地。二年(1863年)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兼图常州、嘉兴。三年(1864年),天京攻陷后,封一等肃毅伯。

  在沪期间,李鸿章积极练兵练器,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加强淮军军事实力。同治二年(1863年),创办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

  四年(1865年),署两江总督,筹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五年(1866年),曾国藩剿捻失败,回两江总督本任。

  清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翌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李鸿章督师北上后,实施 划河圈地 、 以静制动 的战略。在湖北 扼地兜剿 ,镇压东捻军。东捻军在尹隆河失利后,进军山东,李鸿章随即部署运河、胶莱河之防。东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屡屡受挫,最后失败。七年(1868年),李鸿章督淮军北上镇压西捻军,与左宗棠等用圈制之策,将西捻军消灭于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平捻后,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八年(1869年)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九年(1870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

  他主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将仿造西方船炮作为 强兵经武 的关键,因而大力提振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在他控制下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晚清 海防塞防 大争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 塞防 ,坚持 海防 为重,强调建立海军。

  光绪元年(1875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建北洋海军。十一年(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受命会办海军事务。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这期间,他雇聘洋员,向列强广购军舰,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又选派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学习 陆军技艺 ,制造、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

  光绪元年(1875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二年(1876年),英国侵占缅甸和云南,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1883- 1885年)中,他积极求和,消极抗战,当清军陆路大捷后,主张乘胜即收,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1894- 1895年)中,奉行避战求和方针,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亲赴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在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持观望态度。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死后谥 文忠.(4)左宗棠左宗棠(1812- 1885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家境寒素,21岁中举,随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科场,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之学。他曾在两江总督陶澎家执教8年,遍览陶氏文稿及藏书。左宗棠关心时政,重视兵法研究,特别喜欢钻研边疆史地。在陶澍及贺长龄兄弟影响下,他十分推崇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进步主张。

  太平天国起义广西,挺进湖南,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颇具才干,名噪一时。后因樊燮诬告案,结束幕客生涯。咸丰十年(1860),经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以王錱 老湘军 旧部为基础,组建 楚军 ,赴江西作战。十一年(1861年),李秀成袭取杭州,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1),左宗棠从衢州(今衢县)率部挺进浙西。翌年,升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同治三年(1864年),左军全占浙江,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启程入闽,进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攻占漳州后,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县)。左宗棠立即入粤,指挥福建、广东、江西三省清军,于年底镇压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赏戴双眼花翎。

  时清廷正讨论购雇外国轮船事,左宗棠由粤返闽后立即上疏朝廷,强调海防的重要性: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①。进而建议清廷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等为正副监督,在马尾山下筹建船厂。十月,调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 总理船政大臣.翌年,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正式开工。

  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镇压西捻军及西北回民起义军。他制定了 先捻后回 的战略,采用 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 、 以车营、步队当贼马,而以马队抄其步 ①等战术来对付捻军骑乓。遂凭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军于泾、洛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北上,强渡黄河入山西。左宗棠亲率5000人一路尾追。西捻军由晋、豫北上,驰骋冀中,进逼保定。清廷大恐,各地勤王之师纷至。左宗棠建议清廷将聚于直隶之师分为 近防之军 、 且防且剿之军 和 进剿之军 ,为清廷采纳。旋至保定、吴桥(今河北旧吴桥)

  一带督师。七年(1868年)六月底,西捻军被剿灭。晋太子太保衔。

  平捻后左宗棠回到西安,部署各军进剿回民起义军。十二月,破镇靖堡(今靖边县),陕北饥民武装董福祥等投降。八年(1869年)二月,破董志原(属甘肃庆阳府),占领陇东镇原、庆阳一带。至此,陕西回军皆溃。三月,左宗棠移大本营于乾州(今陕西乾县),决计先进攻实力最强的回军马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九年(1870年)十一月,马化龙降,金积堡陷落。

  十一年(1872年),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降。七月,左宗棠移驻兰州。调老湘军进攻西宁。十月清军进抵西宁。十二年(1873年)九月,左军破肃州。

  甘肃回军皆平。十三年(1874年)晋东阁大学士,留督陕甘。

  此时,新疆危机日益严重,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殖民势力支持下入侵南疆地区,并建立了 哲德沙尔 政权。十年(1871年),沙俄又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清廷内部掀起了 海防 、 塞防 之争。左宗棠坚持 海防 、 塞防 并重,力主出兵收复新疆,为清廷采纳。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战前,左宗棠作了长期、周密的准备。

  战时,左军在 先北后南 、 缓进急战 战略方针指导下奋勇作战。三年(1878年)取得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晋二等侯。

  四年(1878年),左宗棠要求清廷在新疆设省,并收回尚在沙俄手中的伊犁。《里瓦基亚条约》签订后,清廷一面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改约;一面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战争准备。六年(1880年),左宗棠 舆榇发肃州 ①。进抵哈密。七月,清廷召左宗棠回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七年(1881年)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九年(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左宗棠自请赴前线督师,再入军机处。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对法宣战,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十月,左宗棠进驻福州,大力布防,组援军赴台湾。十一年(1885年)

  七月,病逝任上。清廷谥 文襄.

  ①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

  ①《清史稿?左宗棠传》。

  (5)胡林翼胡林翼(1812- 1861年),字贻生,号润之、润芝、芝,湖南益阳人。

  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不久充国史馆协修。二十二年(1842年),丁父忧离京回籍。二十六年(1846年),在陕西捐输案中,由陕西巡抚林则徐专折奏办,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在滇八年,历任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并一度专任军事。他大力呼吁重视军事,仿效戚继光亲募勇丁加以训练,镇压当地苗民和榔军起义,堵击进入贵州的湖南李沅发起义军。擢升贵东道道员。由此,胡林翼声誉鹊起 ,知名于当时政界。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西征入湖北,年底,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御史王发桂疏荐,胡林翼奉旨率黔勇援鄂。抵鄂后,吴文镕已兵败身死,胡林翼抵金口,进退失据,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留湖南。不久,曾国藩奏调胡林翼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自此,加入湘系。四年(1854年),升任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旋调湖北按察使。五年(1855年)初,太平天国西征军回捣湖北,胡林翼自请行,曾国藩令其率兵2500人,另付以兵4000,先后赴鄂。二月,升布政使,三月署理湖北巡抚。此后,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独当一面。

  胡林翼见江汉上下皆为太平军所占,乃整顿溃军,严汰疲赢,增募新兵,并奏调罗泽南部湘军来援,军势稍振。但胡林翼一味强攻,屡战不利,伤亡巨大,后被迫改变战术,以长围困城,渐收成效。六年(1856年)底,攻陷武昌,实授湖北巡抚。

  武昌失守后,太平军被迫东撤,胡林翼派主力进逼九江,自己遥制省城,并全面经营省内事务。大肆笼络湖广总督官文,得以包揽湖北全权,湖北遂成为湘军 根本 之地。在鄂湘军水陆师经历年扩编,由不足万人发展到3万余人。胡林翼还不断以湖北军饷接济在江西的曾国藩湘军。八年(1858年),鄂军夺下九江,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与曾国藩通力协作,移师进军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是年秋,鄂军李续宾部于三河镇全覆,胡林翼时正丁忧,闻讯,即刻返程,收拾残局。同时反思以往军事,编定《读史兵略》,刊刻颁行,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

  十年(1860年),湘军攻下太湖,进围安庆,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领钦差大臣。胡林翼又上疏举荐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人充任要职。曾国藩进驻皖南祁门后,坐困近一年之久,全赖胡林翼联络诸军,主持军事。

  十一年(1861年),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西征,先后入鄂,时湖北防务空虚,胡林翼惊忧交加,肺病恶化。西征太平军东撤后,胡林翼返回武昌。八月初,湘军攻下安庆,赏加太子太保衔。月底,病卒。清廷追赠总督,谥 文忠.(6)聂士成聂士成(?- 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爱国将领。同治元年(1862年),以武童投效淮军刘铭传部,辗转各省镇压农民起义。由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提升为把总、参将、记名总兵、记名提督。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淮军将领皆畏葸不前,唯聂士成主动请缨,率军由山海关渡海赴台增援,连战克捷。战后,率部驻旅顺。十七年(1891年),参与镇压热河朝阳金丹教起义。翌年,实授太原镇总兵,驻芦台。十九年(1893年)聂士成不辞劳苦,巡防东北,历时八月,行程二万三千余里,写成《东游纪程》一书,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奉命率1500人赴朝鲜牙山。在成欢驿战役中,聂军英勇抗敌,毙敌数百,由于敌强我弱,被迫突围,与叶志超军退往平壤。成欢战役后,日本陆军攻占平壤,接着,又集中3万兵力,企图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占辽东地区。聂士成率部扼守摩天岭四月有余,采取 借地利、设奇兵 的办法,苦战十余次,未曾败退,还实施反攻,一举收复连山关、分水岭,迫使日军退守薛里站,大大振奋了军心。战后,以战功晋直隶提督,率武毅军驻芦台。二十四年(1898年),所部改称武卫前军,效法西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聂士成受命保护京津、芦汉铁路,杀害团民400余人。二十六年(1900年)春,帝国主义借口义和团事件伺机侵华,聂士成多次建议清廷整军备战。西摩尔率领的联军2000多人乘火车由天津进犯北京时,聂士成停止与义和团的冲突,在铁路沿线设置散兵往来袭击,并以全力牵制联军西进。西摩尔联军只得逃回天津租界。六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配合清军他部及义和团围攻租界。聂军在城西南面围墙上安置重炮,向租界及跑马场一带轰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令敌人望而生畏。

  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军在天津南八里台为联军包围,恶战四小时,他身受七伤, 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 ①。最后悲壮殉国,所部全体牺牲。

  (7)附太平天国名将杨秀清(1823- 1856年),原名嗣龙,广西桂平县人。出生贫苦农家,早年父母双亡,以 种山烧炭 为生,饱尝封建压迫。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冯云山入紫荆山区,在那里发展 拜上帝会 组织,杨秀清带头参加。二十八年(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回广东设法营救, 拜上帝会 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混乱,杨秀清遂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定众心,取得 代天父传言 的特权,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四子。三十年(1850年),与萧朝贵合谋伪装口哑耳聋,意为代众赎病,金田团营时,忽然开口,自称天父降托,立刻耳聪目明,心灵性敏,众人惊服,遂掌军务。十一月,闻洪秀全、冯云山等受困于平南花洲山人村,派兵营救,一举歼敌数百,毙清巡检张庸,迎回洪、冯。

  接着回师金田,歼清副将伊克坦以下数百人。金田起义后任中军主将,旋为左辅正军师。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受封东王、节制诸王,握军政实权。在其组织、指挥下,太平军仿照周礼中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的办法,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随着军事进展,杨秀清又及时建立了土营、水营,使太平军成为当时罕见的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军队。

  金田起义后,杨秀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永安遭清军围困半年多后,太平军弹粮短缺、处境危险,杨秀清与洪秀全商量弃城突围,运用 羊角击鼓计 、 吊猪计 、 草人站岗计 集中兵力杀敌5000余人,毙清总兵、副将、参将多名,突破敌包围圈,清将乌兰泰率部尾追而来,杨秀清指挥太平军设伏大峒山,重创清军。二年(1854年)太平军北攻桂林不克,毅然撤围,继续北上占全州、道州。占领道州后,太平军将士中发生了关于进军方向的争论,杨秀清提出东下南京的策略,即 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 ①,为太平军广大将士所接受。

  其后,太平军继续北上,依据 略城堡、舍要害 这一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杨秀清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攻长沙不下就主动撤离。接着太平军克益阳,占岳州、武汉,得到大批船只,兵力发展到50余万。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 155页。

  攻占武昌后,太平军领导集团在进军方向上又发生了分歧,洪秀全主张占据中原,进取河南,石达开主张入川,杨秀清坚持进图金陵的原定战略。

  最后杨秀清的意见占了上风。

  三年(1853年)初,杨秀清下令撤离武昌,太平军号称百万水陆并进,顺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四十天后一举攻克金陵。此后,杨秀清主张建都金陵,同时分兵北伐和西征,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兵北代;令胡以晃、赖汉英领军西征。这时,清军已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杨秀清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投入天京城的防御。此后,太平军兵力一分为三,分布在三个相隔遥远的战场,杨秀清则坐镇天京,遥相指挥。结果,北伐之师偏师深入,失去后援,被清军消灭在山东境内。其间,杨秀清曾遣一支队伍北援,但中途遭清军阻截后撤回,再也没有北上。西征之师开始较为顺利,但与湘军遭遇后,连连受挫,杨秀清及时更换前敌指挥,以石达开总统西征军事,并增派援兵,终于使西征反败为胜。六年(1856年),杨秀清调度指挥各军连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杨秀清功勋卓著,又主持朝政,不免居功自傲,独揽大权,挟制天王,压制同僚,引起了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 天京事变 发生,为韦昌辉所杀。

  石达开(1831- 1863年),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自幼读书勤奋,尤喜读《孙子兵法》。因受土著地主排挤,参加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率1000多人自贵县奇石圩赴金田团营。金田起义时,任左军主将。咸丰元年(1851年)

  四月,率太平军在象州梁山村,与清副都统乌兰泰统率的贵州绿营三镇隔河对峙,石达开一面派敢死队渡河突袭清营,一面故意放清兵渡河,诱敌深入,然后命预伏山谷中的精兵断绝敌后路,前后夹击,大破清军。七月,与萧朝贵同为先锋突破清军包围,北上攻下永安州。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时,受封翼王。永安突围时,与萧朝贵率部先行。二年(1852年)八月,萧朝贵死于长沙之役,先锋总指挥由石达开独任。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处于不利地位,石达开率军西渡湘江,开辟河西阵地,在战略上取得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使太平军顺利撤长沙之围。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自武汉分水陆两路东下,石达开为前敌指挥,率领秦日纲、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等克九江、安庆,进围南京。二月,石达开督军以地雷轰塌城垣,破南京。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 290-291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协助杨秀清处理日常军务、政务,并负责天京城防。同年,太平军遣师西征。秋,石达开奉命至安庆,节制西征军事,经略安徽,克复皖南皖北大片土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太平天国社会政治组织。十一月,回京。四年(1854年)秋,因湘军反扑,西征失利,奉命再次督师西援。在湖口、九江重创湘军,扭转了西征局势,西征军乘胜反攻,三克武昌。五年(1855年)十月,石达开挥师进攻清军防务空虚的江西,连下8府50余州县,陷曾国藩于困境。六年(1856年)四月,奉命回援天京,经皖南入江苏,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遣一部占领清军所必救的溧水,清江南大营主帅向荣中计,连续派军争夺溧水。石达开趁机会合各部击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后,三次奉命往武昌督师,主持西征。八月,天京发生内讧,杨秀清遭韦昌辉杀害,石达开火速回京,对韦昌辉滥杀杨秀清部属表示不满,韦欲加害,达开连夜缒城出,至安庆起兵讨韦,及至宁国(今宣城)得天王遣人送来韦昌辉首级,乃于十月回京,加封为 电师通军主将义王 ,提理政务。但洪秀全心存疑忌,对他多方掣肘。翌年五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安徽,带走皖、赣前线精锐部队约20万人开始独立行动。

  石达开出走后,转战安徽、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在流动作战中利用敌人空隙加以打击,但这种没有明确战略目标和稳固后方的流动性作战,使石达开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力量大为削弱,战事日益被动。同治二年(1863年),达开率军自云南昭通进贵州,欲图入川,转至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时,为大渡河所阻,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重围。石达开见进退无路,突围无望,遂自投清营以全三军,随即被押往成都,闰五月四日(6月25日)被杀。所遣部众全为清军屠灭。

  陈玉成(1837- 1862年),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出身贫苦。太平军途经藤县时,陈玉成入伍。后 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 ①。

  咸丰三年(1853年),荐升左军正典圣粮,随韦志俊西征。四年(1854年),太平军久攻武昌不下,陈玉成率500勇士缒城而上,争先击敌,清军大溃,武昌克复,升殿右三十检点,骁勇之名顿起。五年(1855年),为冬官丞相。年底,随燕王秦日纲救援镇江。 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言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 ②,与镇江守将吴如孝合计内外夹攻,遂大败围城清军。随后,参加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役。 天京事变 后,朝内无将,洪秀全不得不提拔年轻将领。八年(1858年),陈玉成封前军主将、副掌率,成为太平天国最高级军事将领之一。不久,晋成天豫。七月,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 各誓一心,订约会战 ③,与李秀成等军击破江北大营。十月,在李秀成军配合下,设计破湘军骁将李续宾三河镇大营,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李续宾兵败自杀。九年(1859年),封英王。十年(1860年),自安徽回援天京,协同诸军二破江南大营。

  此后,太平天国将领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东进后西上,解救安庆之围。八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在苏州议定会剿武汉以救安庆之策。九月,由常州挥师北上,谋直救安庆,为清军所阻,遂进兵武汉。十一年(1860年),破霍山、英山,克黄州,离武汉仅百里之遥。时英国参赞巴夏礼自武汉赶到黄州,劝阻陈玉成进攻武汉,当时李秀成部尚未到来,陈玉成遂转攻鄂北。

  三月,安庆告急,陈玉成放弃会剿武汉的计划,留赖文光驻黄州,亲率2万余人回师安庆,驻军集贤关,并在菱湖北岸筑垒13座。但陈玉成军兵力单薄,虽多次率兵猛攻清军营垒地,均未能奏效。时林绍璋部在挂车河一带为清军所阻,陈玉成得不到增援,处境更加困难。四月,留刘玱琳等分守集贤关、赤岗岭,自己北走桐城。四天后,合洪仁玕、林绍璋三路进救安庆,被清军击败。五月,赤岗岭、集贤关及菱湖南北岸太平军营垒全为清军所占。七月,联合林绍璋、杨辅清、吴如孝诸部再援安庆,苦战十余天未能得手。八月,安庆失守,退守庐州。十二月,派陈得才、赖文光率军一部远征西北,广招兵马,自己坐镇庐州,经略皖北,准备反攻。这时清军逐渐包围庐州。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自庐州突围北走,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往寿州(今寿县),执送清军胜保大营。被俘后,陈玉成英勇不屈,大义凛然。五月,在河南延津就义,时年26岁。

  ①《李秀成自述》。

  ②《李秀成自述》。

  ③《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1823- 1864年),原名以文、寿成,广西滕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随当塾师的舅父读过两年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路过滕县时,李秀成率领全家参加了太平军。由于他 勤劳学练 、 机智勇敢 ,立下战功,为杨秀清重视,先后提拔为右四军帅、后四监军、十二指挥、地官副丞相等职。 天京事变 时,出援皖北,解桐城之围,升地官正丞相,进爵合天侯。石达开出走后,封为后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重要支柱之一。

  八年(1858年),在枞阳大会上力主各部 订约会战 ,共破天京之围。

  会后,密切协同陈玉成,击破江北大营。同年秋,驰往三河镇,配合陈玉成部全歼湘军李续宾部6000多人,解安庆之围。九年(1859年)封忠王。十年(1860年)初,赞成以 围魏救赵 之计,摧毁江南大营,全解天京之围。

  于是,亲率精兵自浦口出芜湖,突然兵临杭州城下,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不知是计,派3万精兵援救杭州。李秀成在杭州城内外遍插旗帜,迷惑敌人,随即撤出杭州,在皖南建平(今郎溪)会合各路将领,分兵五路,彻底摧毁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

  粉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天京军事会议决定先东取苏常,后西解安庆之围。李秀成在一个多月内克苏南,兵锋指向上海,因遭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而失败。时湘军猛攻安庆,八月,太平天国军事会议制定了由陈玉成、李秀成各率北、南两路军西征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但李秀成迷恋苏浙富庶之地,对西征持消极态度,勉强出师后,行动迟缓,会剿失约,比原定两路军会师武汉的时间晚了两个多月,比陈玉成军晚到三个月,致使第二次西征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此后,李秀成回师东征,一意经营苏浙,无视天国上游之危。安庆终于失陷。

  十一年(1861年)底,李秀成率军攻下杭州,使苏南和浙江联成一片。

  接着,率部第二次攻打上海。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湘军围天京,李秀成撤军西上。八月,率各部二、三十万人马进行第一次天京解围战,为湘军所败。二年(1863年),按照天王 进北攻南 之计,组织第二次天京解围战,结果损兵折将。年底,建议洪秀全 让城别走 ,遭拒绝后坚守孤城。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天京城破,携幼天王出逃,途中被俘,亲写供词数万言。七月,被曾国藩杀害。

  2。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

  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兵书),从内容来看,与清前期、中期的军事著作有着明显的差别。晚清的兵书在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方军事学说,无论在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上都有了较大进步,而且在数量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据初步统计,竟高达千余种(含译著),几乎等于我国从上古至明清之际兵书数量的总和。

  晚清出现的近代兵书种类繁多,数量很大,除了著述之外,尚有注疏古代兵书、汇辑各类兵书以及翻译西方军事著作等形式的著作。下面择要做简略介绍。

  近代早期的著述有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约成书于1842年),林福祥的《平海心筹》(1843年)、壁昌的《兵武闻见录》(1853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咸丰年间刻),这些著作虽然也有些新意,但基本上是取自古今成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注意从军事方面研究如何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问题,于兵书著述中,可谓别开生面。以后,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出现了一批著作,如薛福成的《筹洋刍议》(1885年)、徐雅荪的《洋防说略》(1887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895年)、徐建寅的《兵学新书》(1898年)、陈庆年的《兵法史略学》(1901年)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读史兵略体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林翼主持编辑的《读史兵略》。随着对近代火器研究的重视,在探讨新式武器制造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像丁守存的《用地雷法》(1842年)、潘廷辉的《铸炮图法》(1845年)、龚振麟的《枢机炮架新式图说》(1842年)、《铸炮铁模图说》(1846年)等。以后,随着近代军事企业的创办,又问世了一批关于兵器制造和使用方法的著作,比如《枪炮图说》(1871年)、《哈乞开司枪图说》(1880年)、《鱼雷图说》(1890年)等。

  关于兵制方面的著作有王錱的《练勇刍言》(1857年)、朱孙贻的《团练事宜》(1863年),王定安的《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1885年)。

  同时,太平天国刊刻了农民革命军的兵制著作《太平军目》、《太平条规》。

  此外,在军事学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研究著作问世,比如《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等。

  在注疏古代兵书,吸收前人成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著作。比如《阴符经》注、《孙子新释》、《武经七书汇解》等。再有就是汇集古代兵法的书,也为数不少,如胡林翼辑《兵法七种》、汪宗沂辑《汪氏兵学三说》等。而两湖译书学堂编的《中西武备新书》(甲集)则是一部中外兵学要典的合集。

  19世纪70年代以后,还大规模翻译了一批西方军事著作,比如《防海新论》(1873年译)、《战略学》(1908年)等。宣统三年(1911年)春,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也被介绍到我国,当时的译名叫《大战学理》,从而对我国军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清代的兵制

  (一)兵制概况与沿革

  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2年),有清一代的兵制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八旗和绿营兵制、勇营制度以及近代兵制。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代前期的国家正规军,称为经制兵。

  八旗兵是满族入关前建立的,它既是满洲贵族统一东北地区的基本力量,也是统一全国的主力。绿营兵则是入关后,为补八旗兵力不足,于顺治年间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八旗、绿营都是一种世兵制度,兵皆世业,军士当兵吃粮,一家多口要靠俸饷度日,由于饷额有限,难于维持生计,其中旗营尤甚。旗人生齿日繁,且养尊处优,而兵额固定,乾隆年间竟出现八丁一兵,又不准从事其他职业,生活日益窘迫。为照顾旗人生活,清政府只得扩大兵额,入营成了一种救济手段,甚至老人、儿童也列名兵籍,兵员的质量难于保证;另外,由于训练松弛,纪律涣散,战斗力江河日下。从入关后,八旗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朽不可用。乾隆、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绿营的腐败也暴露出来。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八旗、绿营成了强弩之末。于是近代勇营制度起而代之。

  近代勇营制度由曾国藩创建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清代以往也有勇营,只是一种临时召集,辅助正规军作战的武装,而近代勇营却是一支独立作战的正规军。曾国藩创办的湘勇(也称湘军)是一种与绿营制度根本不同的新型军队,它采取野战军体制,不同于绿营的分区固定防守。以后又创设水师,军制与陆师相仿。另外,湘军与后起的淮军、楚军在兵役制度方面则由募兵制取代了八旗、绿营的世袭征兵制,且其将帅权力很大,可以说是集管理、指挥、财务大权于一身。军队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较高的战斗力。

  勇营军制优于旗绿军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所以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建立 练军 ——一种国家勇营武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从京师旗营中挑选精壮万人组成京师神机营。此外,还计划整顿各地驻防旗营,筹组驻防旗营练军。同时,还在绿营中组建练军,首先在直隶绿营中编练,以后各省相继编练。全国练军的总数与同期绿营兵相比约为1∶3,仍属少数。晚清练军制度的实质和核心是用湘、淮勇营办法来改造绿营。对于勇营,当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曾准备以练军取代,但考虑到一批督抚提镇持不同意见,且编组练军效果不佳,仍保留了一部分,将其列入正式编制,称为 留防勇营 ,简称 防军.其中,湘军水师最早留防,改为长江水师。

  淮军在镇压捻军后,也曾裁撤,余下的大部分留防于直隶、山东、奉天,另一部分转入新建的北洋海军。这样,防练军就成为清军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甲午战后,清廷朝野上下不但痛感绿营不可救药,防练军也不可靠,于是进行军制改革,另练新军,已成为朝廷最高决策集团的认识,即所谓 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甲午战后的军制改革,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到清朝灭亡,持续了17年,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军。这种新军与八旗、绿营、勇营以及防练军都不相同。首先,它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制度的产物,其主要蓝本开始是德国军制,后来是日本军制;其次,在编制上设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四种建制,改变了过去兵种单一的落后局面,其装备也全部为近代化武器,突破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格局;第三,新军士兵入伍条件较严,素质较高。这种装备军制既不同于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也不同于勇营的募兵制,而是一种义务兵和募兵相结合的制度。

  新军军制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制、结构,也保留了一些传统军制的作法,具有一种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的特点,但它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新军制的实行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军制,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它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二)军事领导机构

  清代军权握于皇帝之手,并设立军事中枢以协助皇帝控制、指挥军队。

  这种中枢机构,前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兵部,后期为陆军部、海军部、军谘府。

  1。议政王大臣会议

  这种商议军国要务的制度始于努尔哈赤时期,一直沿用到雍正七年(1730年)。起初,各旗旗主五日会议一次,讨论决定军国大事,后固定为一月一次,成为制度。由于旗主多是努尔哈赤的子、侄,且为世袭,因而会议总的在贯彻努尔哈赤的意图。各旗军队属旗主所有,这种会议同时也是平衡各旗权力的组织形式。皇太极统治时,八旗旗主封为亲王,每旗设三名议政大臣。

  此后,亲王、八旗固山额真(固山,汉语为旗;额真,汉意为主)、议政大臣共商军政大事,称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朝统治全国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不但继续保留,而且进一步发展。从顺治七年(1650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加的人数和权力都有了很大扩展。以后,随着统治的巩固、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人员减少,权力降低。康熙、雍正年间,各旗设都统、副都统,由皇帝任命,原来的旗主只世袭爵位,不世袭军权,逐步改变了军队的旗主私有制,与之相适应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参谋会议。雍正年间,设立了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是徒有虚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便最终废除了。

  2。军机处

  雍正八年(1730年),军机处成立,是为使皇帝便于掌握西北军情变化而设。其主要职权是 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 ①。开始称为军机房或军需房,后来改为办理军机处,全称为 办理军机事务处 ,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独立于所有政府机构之外,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员,只是由皇帝指定几名(一般为3至11人)满汉大学士和尚书、侍郎、京堂等兼任,其中一人为领班。军机大臣之外,又设军机章京,由朝官兼任。开始从内阁中书、六部员司中选调,后由各衙门保送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充任。满、汉各分两班,每班8人,共32人。每班设领班、帮班章京各一人。

  军机处一面向下传达皇帝旨意,一面又向皇帝综合汇报各方面军国大事。地方督抚、将军把边疆军事情况的报告直送军机处。军机处人员精干,办事效率很高,在协助皇帝决策军国大计,指挥全国军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光绪大清会典》卷三。

  3。兵部

  清代兵部始设于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

  顺治元年(1644年)设尚书,五年(1649年)立满汉尚书各一人。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由大学士兼理部务,另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再下面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兵部的下属机构有武选清吏司、职方清吏司、车驾清吏司、武库清吏司等。武选清吏司掌武职官的考核与升迁调补;考查各地险要,建立营汛;管理土司武职官承袭封赠等事。

  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的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的简阅、考核和关禁、海禁等事宜。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传递文书事务。武库清吏司掌全国兵籍及军器、武科举等事。除以上四司外,还有会同馆、捷报处和档房、本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等单位。

  另外,康熙三十年(1691年),还于陪都盛京(今辽宁沈阳)设盛京兵部。官员有侍郎1人、郎中2人、员外郎4人、堂主事2人、主事2人、笔帖式12人、驿站正副监督各1人,均为满族官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裁撤。

  4。陆军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为创练新军,在京师成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练兵大臣,并设提调一人。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每司设正使一人,副使一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改革官制,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仍保留军机处),并将练兵处和太仆寺并入陆军部(太仆寺是清廷掌管马政的机关,设满、汉卿各一人,少卿五人,管理边外牧场及一切马政事宜)。

  陆军部主官为尚书一人,另设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二厅(承政、参议)、十司(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一处(捷报处)。承政厅主管一般性业务;参议厅掌研究、咨讯、检查等工作;军衡司管军职人员任免;军乘司管理军马、驿站;军计司负责考核功过;军实司负责器械、弹药的管理、补充;军制司负责军队编制;军需司掌粮秣、服装等的筹划、补充;军学司负责军队教育;军医司主管军队医务事;军法司掌武职人员法律事宜;军牧司掌管军用马匹的牧养、补充;捷报处负责通讯、联络事宜。

  5。海军部

  清廷主管海军的机构最早是光绪五年(1879年)在天津创设的海军营务处。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大练新式海军,在京师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以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于北洋海军覆灭,海军衙门也被裁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宣统元年(1909年),海军处独立出来,改名筹办海军事务处,第二年十一月,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下设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防、军法、军医八司,以及主计处。

  6。军谘府

  清廷设立了陆军部后,把原来练兵处的军令司改名军谘处,握全国军政之要枢 ①。宣统元年,军谘处从陆军部脱离出来,负责 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 ②,实际上已具有陆海军总参谋部的性质。宣统三年(1911年)

  四月,军谘处改名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下设第一至第五五个厅,此外还设总务厅,同时还辖测地、制图、军事官报等局及印刷所。

  7。侍卫处和八旗都统衙门、步兵统领衙门

  侍卫处设于乾隆年间,原名侍卫府,是侍卫皇帝、警卫皇宫的特设机构,设有领侍卫内大臣6人,内大臣6人。侍卫处辖侍卫和亲军两部分武装,侍卫分一至四级,亲军以亲军校、署亲军校率领。

  驻守京师的八旗除少部分警卫皇宫外,大部分卫戍京师,八旗以皇城为中心分方位驻扎,各自设有自己的都统衙门,管理本旗的旗务和军务。都统衙门设有印房、折房、俸饷房、银库、派差房、督催所、户口房、马档房、米局等。

  步军统领衙门是京师的警备和治安机关,步兵统领(全称为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率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巡捕五营,下设左司、右司和司务厅,厅下又分设各股。

  8。地方军事领导机构

  驻防八旗分布于各省战略要地,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分别率领,这些官员各有衙门。将军为八旗兵最高长官,全国共设将军衙门13处(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都统官阶同于将军,驻防都统设于张家口、热河两处。副都统驻地设有将军的,由将军兼辖。未设将军的,副都统设有衙门,为独立军事长官。独立的副都统有密云、青州、山海关、凉州四处。

  归将军兼辖的副都统,全国共29个。城守尉负责重要府州的驻防,全国有16个,防守尉负责防卫重要的县、镇和关隘,全国共设防守尉衙门18处。

  9。边疆地区军事领导机构

  边疆地区有八旗驻防军的,由将军、都统直接管理或监督当地的军政事务,均设有衙门。在滇、黔、川、桂、甘、青、藏等省区有土司的地区,土官除文职官员外,还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武职。此外,边疆要地还建立卡伦制度,卡伦即军事哨所,一个卡伦一般只有几人至几十人,由参领、佐领、骁骑校等直接管辖。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 5578 页。

  ②《宣统政纪》卷一一。

  (三)八旗兵制

  八旗制度是满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建立初期,旗人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是一种兵农结合、耕战结合的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入关以后,生产意义日趋缩小,另两方面的职能继续存在。做为一种军事组织,它由每户出壮丁实行 三丁抽一 ,组成军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把300人编为一牛录(汉语意为大箭,牛录原是满族狩猎的一个小集体,开始只有10人),每牛录设额真(汉语意为主)

  一人;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意为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固山额真下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副手。每固山设旗一面,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共设黄、白、红、蓝四旗,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兼并了海西女真,才正式建立八旗,即正红、正黄、正蓝、正白、镶红(镶白边)、镶黄、镶蓝、镶白(以上三色镶红边)。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1627- 1635年)在征服察哈尔、喀喇沁蒙古后,增设了蒙古八旗;崇德年间(1636- 1643),征服辽河流域后,又增设汉军八旗。这样,满洲、蒙古、汉军共有24旗。八旗的兵力分别为:满洲八旗9。3万人;蒙古八旗2。36万人;汉军八旗3。2万人,总计为14。86万人。

  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清朝对八旗制度重新定制,官员职称一律改用汉语,固山额真改称都统,梅勒额真为副都统,甲喇额真改称参领,牛录额真改称佐领。入关后,八旗兵分布于全国,一部分(共约12。3万人)驻扎京师,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和京师卫戍部队,称为 京营 ,一部分(共约12。74万人)分驻各省和要冲地区,称为 驻防.清军入关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八旗的某些制度和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从各佐领中抽调一定人数重新编制成一些特殊军营,如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圆明园护军、步军、火器、健锐、神机等营。

  亲军营定额1770人,是归侍卫处管理的禁卫部队,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其任务是配合侍卫保卫皇帝、护卫皇宫。骁骑营即八旗兵中的骑兵,骁骑营的兵称为 马甲 ,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马甲20人,汉军八旗每佐领下马甲42人,共28000余人。前锋营是挑选满、蒙八旗中的精锐组成,共1770人,该营为满、蒙八旗最精锐的部队,分左、右两翼,左翼负责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官兵,右翼负责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官兵,每翼设前锋统领一员(正二品)。前锋营的职责是在皇帝出巡驻止时,担任外围警卫。护军营是皇帝的禁卫军,平时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出巡时,任御营警卫,兵员均选自满、蒙八旗,总计1。5万人,上三旗守护紫禁城内,下五旗守卫紫禁城外。圆明园护军营由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组成,设于雍正二年(1724年),保护皇帝驻园及途中往来的安全。其兵员约6000人(从京城八旗护军中抽5700人,内务府三旗护军300人),领兵官为掌印总统大臣。步军营即步军统领衙门,其长官全称为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俗称步军统领或九门提督)。该营由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马步兵组成,共约3。2万余人(其中八旗步军2。1万人)。步军统领衙门的职守是负责京师防守、稽查、门禁、缉捕等有关治安事宜,并负责执行京师有关禁令、规定,因而是兼集卫戍和纠察任务于一身。火器营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配有鸟枪和子母枪等火器,共有7800余人,分内火器营(由枪营、炮营组成)和外火器营(专司鸟枪),由掌印总统大臣1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统领,其主要任务是守卫京师和扈从皇帝出巡。健锐营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兵额屡有增加,光绪年间扩大到2800余人,由掌印总统大臣1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统领,该营以操练云梯为主,也练习马步射等,其职责是守卫静宜园,护卫皇帝出巡及宫内、圆明园救火。神机营设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分别从骁骑、前锋、护军、步兵、火器、健锐诸营中挑选精兵万人组成,后扩大到1。4万人,共有马步队25营,分为左翼、右翼和中营,并设有亲兵小队和开花炮队,当时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由掌印管理大臣1人,管理大臣一人统领,设3名翼长总理营务,其管理机构庞大,职员多达540余人,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墙外。

  八旗兵曾在较长时间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有清一代的开国史上,可谓战功赫赫。入关后,在平定 三藩 ,用兵新疆、西藏,抗击沙俄的斗争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并对开发东北、西北边疆作出过贡献。然而在全国平定之后,八旗兵养尊处优,日渐骄横,逐渐丧失了昔日剽悍尚武的习气和勃勃生机,贪图享乐、武备废弛,逐步走向腐朽和没落。

  (四)绿营兵制

  绿营兵是顺治年间为补八旗兵力不足,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它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由于以绿旗为帜,称为绿营,兵种以步兵为主,并有部分骑兵和水军,其兵额在40余万到60余万之间,嘉庆年间曾达到60余万人,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仍有46。7万人之多,从平定三藩之役到鸦片战争时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

  绿营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分布状况是一部分(约万余人)驻在京师(即五城巡捕营),绝大部分则驻在全国各省,称京外绿营。京外绿营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全国划分为11个军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每个军区管1至3个行政省,东三省不设绿营。军区的最高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军区则以巡抚(兼领提督)为最高长官。各省绿营的最高武官为提督(从一品),提督有水路和陆路之分,每省1至2人,无提督专官的省份由巡抚兼任,省下分若干镇(据记载,乾隆时全国共有66个镇),镇的长官称总兵,每省2至6人,全国水陆总兵83人,镇下分若干协,协的长官称副将,全国绿营副将约137人,其中19人为水师。协下为营,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为汛,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即外委千总、把总)。总督和巡抚是一个军区或一省的军政长官,有监督和调遣绿营兵的权力,并可奏请任免副将以下的武官。提督、总兵则为直接统率和指挥绿营兵的高级将领。总督(包括河道、漕运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的直属部队名之为本标,分别称为督标(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的标兵称河标、漕标)、抚标、提标、镇标,本标兵多则五营(以左、右、中、前、后为番号),少则二营(称左、右营或前、后营),提标兵额不等,一般为五到八千人(四川多至1。2万人,云南少至1200人),镇标多则四五千人,少则一二千人,而个别镇则近百人;兼辖的为城守营、分防营,番号则冠以驻地名称。绿营的基本编制为营,乾隆时全国有1169个营,一营的人数在三四百人到一千人之间。营下分哨(以左、右、前、后区分),以千总领之,哨下分司,以把总领之。而城守营、分防营则分营、汛两级。汛是最基层单位,以千总或把总为 专汛 官。到清朝中叶时,各路防汛之兵不下20万。

  绿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世兵制,士兵一经入伍,就成为职业军人,终身不变。兵有兵籍,额兵的补充也多来自兵籍之家,形成数代当兵。但绿营兵的待遇与八旗兵相差悬殊,比如前锋、亲军、护军等营的八旗兵每月饷银4两,京师的绿营马兵(巡捕营)只有2两。这是以旗制汉政策的一种反映。

  (五)以湘、淮军为主体的勇营兵制

  勇营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兵制,它的主体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兵制和李鸿章仿湘军营制建立的淮军兵制,另外还有各地的勇营。由于八旗、绿营的腐朽,已无法承担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咸丰三年(1853年)春,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咸丰帝旨意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 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训练出一支别具一格的新军(曾国藩吸收戚继光的 束伍成法 和傅鼐在嘉庆年间训练乡兵的办法)。

  湘军的雏型是咸丰二年(1852年)湘乡知县朱孙诒在湘乡团练的基础上组建的。当时分中、左、右三营,每营360人。该军组成后,曾奉调到省城和各县镇压起义农民,咸丰三年(1853年)夏,增为五营,赴江西南昌作战。

  从南昌返湘后,曾国藩以这支武装为基础,扩充到6000人。到咸丰四年(1854年)基本上确定了湘军营制,总计陆军13营,5000余人,并在衡阳、湘潭造船创设水师,计水师10营5000人,配备每种船只500余艘,炮500多门。

  湘军有陆师、水师、马队三个兵种,都以营为组建单位,陆军开始以360人为一营,后每营增至500人,营设营官1人,下辖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1人,下辖8队(抬枪2队、刀矛4队、小枪2队)每队设什长1人,伙勇1人,正勇10至12人。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代号以示区别,如鲍超所率部队称 霆字营 (鲍超字春霆),有时统领所辖营数较多,亦设分统以便指挥,各统领均由大帅指挥。大帅开始为曾国藩一人,后来随着部队扩充,战区扩大,大帅也就不止一人了。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保障,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下设8个所分管文案、银钱、军械、火器、侦探、发审、采编等事宜)和厘金、制造、支运、转运等局。

  湘军水师开始以21船为1营,其中快蟹船1艘为营官坐船,兵额45人,长龙、舢板船各10艘,分别以哨官统领。长龙船兵员24人,舢板兵员14人。以后,裁撤快蟹船,每营长龙船也减为8艘,舢板则增为22艘,以30船为1营,每营500人(营官、哨官不在其数),1船为1哨,1营共30哨,每哨设哨官1人。其火力配备,长龙船配炮7门,舢板船配炮4门(一般为外国的前膛铁炮)。湘军马队营下辖10哨(后改为前、后、左、右、中5哨),各设正、副哨官1人,哨辖5棚,每棚设什长1人,马勇10人。

  此外,每营还设有长夫180人,是正勇之外的在编人员,分配在营部和各哨、队,担任 粗重之役 ,兼有辎重兵和工程兵的职能。

  湘军的编制有其自己的特色,其制度与绿营截然不同,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所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是以募兵制度代替了绿营的世兵制度,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随即裁撤全军,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私属性。在财务权方面,湘军也不同于绿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并无专项拨款,开始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同时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淮军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它自成一系,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安庆组建淮军时,兵力为6500人,后到上海,经过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同治四年(1865年)已有兵力五万余人,洋枪三、四万杆,同时还有4营开花炮队。由于它脱胎于湘军,所以营制、饷章、筹建方法也以湘军为样板。

  勇营制度不同于绿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军队的私人化,而淮军则显得更加突出,它比湘军私人化的程度要深得多,在士兵招募制度上,虽同为将帅招募,但两军招募原则不同,它不同于湘军必募湖南山农,取保具结,而是随时随地招募,兼容并包,并不特重地方观念。其士兵成份庞杂,多无家室之累,长期以从军为生,因此很少有因思乡闹事的。其统帅大多为行伍出身,视军队为进身之阶,不愿轻易脱离,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也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淮军的饷源与湘军一样采取自筹制,但也不尽相同,它没有捐输和丁漕,厘金之外,又增加了关税,关税要占到兵饷的三分之一,说明它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

  淮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 西化 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到上海之后,淮军迅速以近代兵器武装起来,从请人代购洋枪到与外国兵工厂直接挂钩,进而自已设厂制造,使其装备较快实现了近代化。截止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购买洋枪十数万支。从光绪六年(187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购置了后膛大炮486尊。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炸弹二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西式兵工厂也不断生产各种新式军人以保证供应,因而在武器装备上,淮军远远优于八旗、绿营以至同为勇营的湘军。除装备的 西化 外,淮军还注意用西法训练军队。一方面,李鸿章雇用外军军事教官,同时也挑选低级军官到国外学习军事,又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兵种配置上,淮军也出现了变化,不但筹组了洋枪营,还成立了炮兵营。到光绪四年(1878年),淮军仿德国军制建立新式炮队19营,配备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114门,淮军也与湘军一样实行 长夫 制度,但长夫的职责已不仅是单纯的运输,而要担当修炮台、疏河、修路等工程,性质已类似工程兵。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淮军的出现及其初步 西化 是清代从传统陆军向近代化新军过渡的重要阶段。

  (六)太平天国兵制

  作为与清王朝相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 太平军,以与清军相抗衡,这支农民革命军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其军队组织也较严密,远非历代农民革命军所能比拟。早在密谋反清的起义准备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秘密制订了官制、军制。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按《周礼》兵制中军、师、旅、卒、两、伍的系统进行编制组织。太平天国的兵制实际上是洪秀全等从其宗教教义出发,根据实际作战的需要,吸收了中国古代军制的长处后建立起来的。

  从军事领导体制看,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是君主政体下的军师负责制。

  起义初期,在天王洪秀全之下,设立军师之职,有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肖朝贵)、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韦昌辉)以及左军主将(石达开)。永安建制后,东王杨秀清被授予军事领导的全权,从而正式形成了君主政体下的军师负责制。制定军事条令、部署重大军事行动、任免升降军官、决定刑赏等都听命于正军师,天王不过 画诺 而已。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死于非命,石达开出京,洪秀全收回军政大权,自己兼作军师,即所谓 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 ,军事领导体制有了新变化。咸丰八年(1858年),洪秀全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以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率为新设之官,居朝官之首),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兼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兼副掌率,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不久,杨辅清任中军主将。

  咸丰十年(1860年),又增设四方主将,以至主将越封越多,泛滥成灾。

  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军设军帅一人,统辖官兵13155人,一军管辖5个师;师设师帅一人,管辖5个旅2630人;师下为旅,设旅帅一人,管辖5个卒525人;旅下为卒,设卒长1人,管4个两104人;卒下为两,设两司马1人,管5个伍25人;两下为伍,设伍长1人,管4个伍卒。在一军之中,以师帅为营官,按前、后、左、右、中次序分为5营。营之下始分设旅、卒、两等军事单位。军是太平军编制的基本单位,军的组织与指挥系统均较严密。一军之中,长官为军帅,平时负责管理训练,战时负责结营扎寨。但军帅并非一军的最高长官,军帅之上还设有监军和总制,监军负责一军的调度,指挥;另设职同监军和各种典官负责后勤供应。总制则总管一军的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是一军的最高长官。太平军从广西起义时,部队只有陆营,共编为10个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扩大到95个军。从兵种看,也从单一的步兵扩大到包括步兵、工程兵(土营)、水师(水营)和骑兵、炮兵的多兵种组织体制。太平军主要兵种是步兵,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如北伐军中的马队)和炮兵(如李秀成属下的呤唎小炮队)。工程兵创建于咸丰二年(1852年),名为土营,由数千名湘南煤矿工人组成,编为两个军,担当筑工事、挖地道、埋地雷等任务。水营于咸丰二年(1852年)

  冬在武昌成立,船只近万艘,定都天京后,正式建立水师5个军,不久又扩编成9个军,船只万余艘,由提督水营事务唐正才指挥。但多以民船为主,战斗力不强,以后建立造船厂,加强训练,战斗力有所提高。但经过湘潭、汉阳小河、田家镇三次战役,水营损失较大,从此一蹶不振。

  太平军还建有女营,早在金田起义时,即设有女营,定都天京后,又重新组织建立了女军40军。每军设女军帅一人,并以监军、总制统之,军帅之下,直辖卒长25人,辖官兵2625人,女总制之上又设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直至女军师。女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日常劳动,有时也担任城防警戒、挖掘壕沟等工作,一般不参加征战,到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恢复家庭制度,女军制度也随之撤销。

  太平军的装备基本是刀矛,后来从清军手中缴获了一些洋枪、洋炮,同时一些同情太平军的国际人士也把西洋新式武器传入太平军中,但为数甚少,火器没有能广泛使用。因铁器不足,也配备了一些竹制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洋枪、洋炮逐渐用于作战,洋枪主要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和左轮手枪;洋炮主要是旧式的前膛铁炮,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或叫开花炮)。

  太平军还很重视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即所谓 练习天情 和 操练武艺.思想政治教育寓之于宗教说教的形式中,咸丰四年(1854年)颁刻的《天情道理书》就是一部通行的基本教材,用太平军的斗争史教育战士 去邪从正、返朴还淳、修炼成人、同归真道.每至一地,太平军都要集众宣讲道理,进行政治动员,发动群众,鼓舞土气。在军事技术训练方面,分集体操训和个人技艺练习两个部分。集体操练包括队列操练、阵法排练,注意吸取中国古代兵法的优秀遗产。太平军还很重视军事演习(称为 试兵 ),以防止士兵懈怠,提高部队的指挥和战斗能力。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颁布了《行军总要》,这是一部总结行军作战经验的兵书,内容包括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9项29条,这些号令是军队在作战时应当遵守的条规。

  同时,太平军还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颁布过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 和傩 即共同商量,双方同意,融洽无间),各遵守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咸丰元年(1851年)又刊刻颁布了《太平条规》(包括《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各十款)。要求官兵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上的管理制度对维持军队内部、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新兵增多,成份复杂,纪律开始松懈,良好的军容风纪受到了破坏。

  (七)水师与海军兵制

  清朝的旧式水师并非一个独立兵种,而是附属于八旗、绿营之内的专业兵种。顺治八年(1651年),正式定制,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

  八旗水师包含在驻防八旗之中,以营为基本编制单位,每营官兵由百余名至千余名不等,营的长官视驻地、人数的不同分别由副都统、参领、佐领担任,受驻省将军节制。清代先后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等地设立了10个八旗水师营,人数不足万人。

  绿营水师是清代旧式水师的主力,承担着海防的主要任务。凡有水师的省份都设有水师提督或水陆提督,统辖全省水师。基本建制为营,分为本标营(直辖)和分防营(分驻各地)两种。每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充任统将,水师营下又分哨、司两级,哨由千总统领,司由把总统领,人数多少不等。外海水师设于直隶、山东、福建等省,内河水师设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省,而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则外海、内河水师兼备,全国绿营水师的总额估计在15万到20万人之间。

  清代旧式水师装备落后,战船名目繁多,均为木制,容易朽蚀,动力主要靠人力划桨摇橹,辅以桅帆,甲板上不设防卫设备,因而防护性能极差。

  水师的武器分火器和冷兵器两大类,船炮为泥模铁铸,前膛装弹,炮管无膛线,威力不大。火枪为火绳枪,射程近,杀伤力小,冷兵器则是刀、矛、弓箭等传统武器。

  由于驻防分散,军制落后,装备陈旧,缺乏训练,积重难返,绿营水师日趋腐败和废弛。因此,当太平军兴起时,绿营水师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湘军水师遂代之而起。湘军水师的营制已如前述,它不同于绿营水师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编制严谨,水师分营、哨,营以上辖于分统,分统隶属统领(由彭玉麟和杨载福两人分任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统领),统领隶属于大帅(曾国藩)。这种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的私属关系,有利于提高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第二,湘军水师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种,不像绿营水师那样只是陆军的附属物,它具有独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只担负出征作战的任务,并无驻防之责;第三,湘军水师采用了新式武器装备。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从广州购置洋炮600尊以装备水师。战船虽仍为旧式,但均为特制的新船,坚固耐用,因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曾花费107万两白银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从英国购买了8艘轮船,由一名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招募600名英国海军官兵,并率领来华,这是一支有很大特权的 中英舰队 ,最后,发现上当的清政府决定予以遣散,白白耗费了67万两银,却一无所获。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创办了马尾船政局,自制兵轮,筹建海军,被称为 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同治八年(1869年),造出了第一艘轮船 万年青 号,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造成轮船15艘。同时,江南制造总局也开始自造轮船,到同治十年(1871年)造成兵船6艘。但造船价格昂贵,旦多系旧式,因此清廷又采纳向外国订购军舰的建议。光绪元年(1875年),北洋和南洋分别向英国订购了共8艘炮舰,命名 龙骧 、 虎威 、 飞霆 、 策电 、 镇东 、 镇西 、 镇南 、 镇北 ;与此同时,广东、福建两省也从英、德、法、美购进了一些军舰,准备在十年内建成 南洋 、 北洋 、 粤海 三支舰队。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海军在马尾受到毁灭性打击,清廷遂集中力量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从德国订购了 定远 、 镇远 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和 经远 、 来远两舰,又从英国订购了 致远 、 靖远 两艘巡洋舰。10月,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曾纪泽为帮办。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舰、运输舰、通讯舰、鱼雷艇共25艘。北洋海军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在威海卫设立海军提督衙门,聘请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整个舰队编为中军、左翼、右翼、后军四队,中军有 致远 、 靖远 、 经远 三艘巡洋舰;左翼有 镇远 号铁甲舰, 来远 、 超勇 两艘巡洋舰;右翼有 定远 铁甲舰和 济远 、 扬威 两艘巡洋舰;后军有海岸炮舰6艘,鱼雷艇6艘以及练习舰3艘,运输船1艘。官佐定员为海军提督1人,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4人、游击9人、都司27人、守备60人、千总69人、把总99人、弁兵4000人。

  北洋舰队的操练制度是平时小操,每月大操。入冬后,南下与南洋、广东水师合操。每隔三年,由钦差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检阅。

  光绪十四年(1888年),海军衙门编写并颁发了《北洋海军章程》,章程共分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部分,是晚清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文件之一。

  章程主要采用英制,同时也参照了德国海军规程,内容详尽,有利于我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但北洋海军的编制也存在许多落后的东西,比如舰队分为左、右、中、后四队,以1舰为1营,都是沿袭了旧的军制。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以后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并向英、德两国订造军舰。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共有巡洋舰5艘、驱逐舰2艘、鱼雷舰8艘,使重建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叶祖珪被任命为统领。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以宗室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海军划分为巡洋和长江两个舰队。巡洋舰队负责海防,以程璧光为统领;长江舰队负责长江河防,以沈寿堃为统领。舰艇的归属也重新进行调整,巡洋舰队共有舰艇15艘,其中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鱼雷艇8艘,练习船和运输船各1艘;长江舰队有舰艇17艘,其中鱼雷炮舰2艘,炮舰12艘,练习舰1艘,运输船2艘。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清政府又把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并任命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即海军总司令),总管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除中央直辖的舰队外,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奉天、山东、广西、湖北、安徽)还保留了一些舰艇。全国总计舰艇135艘,共51627吨,但大多为小舰艇,且装备陈旧,很难出洋作战。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中国近代海军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八)新军兵制

  清末编制新军是从胡燏棻在天津以南的小站创练 定武军 开始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胡燏棻招募壮丁,模仿德国军制组建10个营。不久由袁世凯接办,改名 新建陆军 ,经过整顿、扩充,作战兵力达7000人,另外还有长夫、伙夫、马吏3800人。

  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西方陆军编制的军队。实际设有步兵5营、火炮1营、骑兵1营、工程兵半营(没有达到营制的要求)。步兵营每营分4队,每队分3哨,每哨6棚,全营官弁兵夫1544人。炮兵营分左、右队和接应队,每队3哨,左队每哨9棚,装备重炮18门;右队每哨8棚,装备快炮24门;接应队每哨6棚,装备马炮18门。全营官弁兵夫1651名。骑兵营分4队,每队分3哨,每哨分4棚,全营官弁兵夫809名。工程营分桥梁、地垒、雷电、修械、测绘、电报等6个司队,每司队又分若干队,官弁兵夫521名。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

  与此同时,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江宁(今南京)创练了另一支新军——江南自强军。自强军设步兵8营,每营分3哨,每哨分5排,250人为1营;马队(骑兵)2营,每营分3哨,每哨分5排,1营180人;炮营2营,每营分4哨,每营共200人;工程兵1营,共100人。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自强军由刘坤一接办。该军实有步、骑、炮兵共11营,兵丁2580名。该军主要参照德国营制,其营的建制单位相当于德国连的编制,自强军的编制比中国的传统编制要合理和科学得多,但残留着勇营制的痕迹。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清政府颁布改革军制的上谕,军制改革在全国展开,制定新军编制一事交给了各省,因此新军编制出现了各种模式,除德、日等外国模式外,还有沿用勇营式、制兵式等旧有编制的,实际上大多数省份军队编制依然如旧。光绪三十年(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奠定了新军军制的基础,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常备军的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已完全不同,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单位,这是一种适合形势需要的现代化编制。

  清政府计划编练常备军36镇,并在全国统一番号。光绪三十一年(1907年),正式批准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1912年完成,但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只编成了14镇、18混成协和禁卫军2协。

  新军军制的基本特点是 中西兼用 ,既采用了资本主义时代军队的编制、结构,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军制的成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军制的痕迹,尽管在其形成过程中,封建成分在逐渐减少,不过总的说来,新军军制的确立毕竟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六、清代的军事经济

  (一)军事经济制度

  1。八旗兵的旗地、粮饷制度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满足满洲贵族占有土地的欲望和维持八旗兵的生计,曾在近京各州县圈占土地。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五年(1666年),在北京500里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土地166794顷,这些土地一部分成为贵族庄园,一部分则拨给八旗人丁做为负担兵役的份地。每一名旗兵给地一顷二十亩,壮丁每人授田五响,以保证旗人承担兵役。

  但由于八旗兵丁连年在外征战,因而清政府又规定,出征旗兵,可退还旗地,领取粮饷;并允许旗兵有条件地买卖旗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颁布了八旗之间买卖旗地的法令。八旗兵丁的份地制开始转化为个人土地所有制,而清政府仍拨给兵丁少额土地,以尽量维持八旗兵役制度。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将奉天旗地158280响授给旗兵(马甲每名授田10响,步兵每名授田5响)。嘉庆时,又在奉天开垦马场389730亩作为旗兵的伍田地.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也是在清朝定都北京后创立的。当时规定前锋、护军、领催、骁骑校,每月给饷银2两,步军1两。到康熙时,八旗兵饱银增长了一倍,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每月给银4两,骁骑、铜匠、弓匠每月给银3两,同时以上人等一年支米48斛;步军领催每月给银2两,步军1。5两,同时每年支米24斛;炮手每月给银2两,一年支米36斛。但旗兵的开支多(如机械与马匹的保养)、负担重,随着人口增加,饷有定额,生活日益艰难,其至负债累累,八旗兵丁的生计成了严重问题,以致不断发生要求改善粮饷待遇的事件。为此,清政府试图采取屯垦办法以缓和矛盾,但效果并不显著。

  2。军屯制度

  清朝初年,由于征战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饷严重缺乏,极大地影响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当时一些官员提出: 见今粮饷不敷,若全藉部接济,似非久远之计。况地方事多,未可裁兵,惟有兴屯一法,即能足食兼可强兵,而弭盗安民亦在是矣 ①。于是陕西、四川、湖南、贵州、两广等地的驻防绿营兵开始相继屯田,以佐军需。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抚李国英组织军屯,垦地10余万亩。顺治十年(1653年),川陕三边总督孟乔芳调步兵2000人屯田。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省经略洪承畴在湖南实行兵屯。

  康乾时期,清政府又令绿营兵在北部和西北地区实行军屯。当时准噶尔部在西北虎视眈眈,清廷遂命绿营兵在科布多、巴里坤屯田,且战且守,后又在乌兰固本、吐鲁番、哈密相继开屯,从而控制了西北地区的局势。乾隆时期,清军在新疆大举屯田,基本上保证了入疆清军的粮饷供应,同时对于恢复当地经济、巩固对边疆的治理也产生了良好作用。新疆军屯主要集中在天山北路,约有238600余亩,而南路屯田仅49400余亩,不及北路五分之一。

  南北两路屯田每年可交粮18万石,除实现军粮全部自给外,还可余两万石。

  ①《孟忠毅公奏议》,第 46 页。

  清朝对军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并设置了负责军屯的兼职、专职官员,不仅对辖区屯田的规模、扩展计划都有统筹安排,并且详细筹划了所需牲畜、农具、种籽、口粮。在伊犁屯田之前,清廷即令陕甘总督兼辖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以后又设塔里巴哈台参赞大臣,总理驻防屯田官兵事务,设乌鲁木齐提督专理乌鲁木齐、玛纳斯、晶河、巴里坤等地绿营屯田,设巴里坤、伊犁总兵,专管所属屯田事务。对于屯田年限也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开始为三年一换,后为提高军屯实效,改为五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允许屯兵携眷而耕,以使其安心农作。遇到灾年减产,国家还给予屯兵额外赏银和粮食,以保证其生活。这些政策的实行,保证了新疆军屯的实行和发展。

  3。解饷、协饷制度

  所谓解饷、协饷实际上是一种军饷解运调拨的手段,也是清政府维持军队需要,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措施。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并对清朝的军事、经济、政治产生影响。

  协饷又称协拨,是指每年春、秋两季,各省上报库存银款,经户部核实和全年开支预算后,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并限令于4月、9月两次完解。如余款悉数解交户部,称为解饷,或称京饷。

  边远地区较为贫瘠,却往往驻有重兵;江南一带比较富庶,驻军却相对较少,这就形成了地方财政收入与军费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因而需要省际协调。据统计,康熙十一年(1672年),受协济的省份有云南(170余万两)、贵州(50余万两)、福建(160余万两)、广东(120万两)、广西(17- 18万两)。光绪年间,受协济省份有直隶、奉天、陕西、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而协济别人的省区则有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协济陕西),湖广、浙江(协济四川、云贵)等。解饷(京饷),每年大致需银600余万两,主要用于维持驻扎京师一带的八旗兵10多万人以及东三省旗营(3万多人)。京师驻军的饷粮则依靠漕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八省所征粮食,除本省需用外,每年都要运往京师。顺治初年,岁收漕粮400万石。

  解饷、协饷在中央由户部统一掌握,地方则由布政司主管,按户部指令具体执行,遇有重大征战,军饷由户部直接拨发,或责令战区附近省份调拨,领兵将领并无饷权,地方督抚也无权支配战时协饷。由于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了军事财政,所以督抚将帅不能称雄一方。但由于清廷的财务制度既不完整,又不细密,地方往往有可乘之隙,加之税收制度又没有即时调整,财政困难日益显露。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清廷已无法承担军费开支,听任军队自辟财源,解饷、协饷制度也就解体了。地方督抚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中央政府就难于驾驭他们了。

  4。厘金制度

  厘金,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税。咸丰三年(1853年),由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一带创办,以后推行到全国。雷以諴因捐输告匮,饷源枯竭,遂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在仙女庙一带 捐厘助饷 ,值百抽一。咸丰七年(1857年),清廷将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成为经常性的财税制度。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直接导致厘金制度产生的动因。当时清廷统治区域缩小,税收急剧下降,而军费开支浩大,连年入不敷出,历年储备耗尽,为另谋生财之道,才创立了厘捐。厘金开办的头几年,各省都将这项收入直接解送军营粮台,以供军需。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厘金收入总额竟达一亿两。同治八年(1869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40年中,平均每年厘金收入在1537万两至1571万两之间。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二十年(1894年)厘金收入要占到清政府总收入的17%到20%。为巩固封建统治,绞杀农民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厘金没有什么统一的制度,从局卡设立、章程制定、人员委派、收支造报都由各地督抚自行其是。各省可以随意增订税目、提高税率、滥设局卡、广取经费,经手人则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因而制度混乱、弊病丛生。仅从税率一项看,开始货估百两,抽厘一两,一起一验,征收两次,税率为2%;湖南 值百抽二一税一厘 ,加上东征局(1860- 1864年设立)多抽的半厘,税率合计为5%;江苏 值百抽五 , 遇卡完厘 ,至少在10%以上。广东为7。5%,江西、福建、浙东高达10%。厘卡的设置也漫无限制, 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 ,据不完全统计,光绪末至宣统间,全国有局卡2236个(还不包括私卡)。大大小小的官卡、私卡遍布全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5。太平天国的公有共享制度

  公有共享是太平军经济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太平军起义之初,就过着一种公有共享的生活,金田起义时,参加举义的人都变卖了田产屋宇,所得现金均缴给公库,全体成员的衣食均依赖公库供给,攻克永安州后,正式定名为 圣库制度,其原则与要求为: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 , 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均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在太平军中是自始至终实行了的,这对保证战争所需的物质供给起了重要作用。圣库的物资储备及其供给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从敌军中缴获;另一是向民间征集。向民间征集是主要的军需来源,其办法有打先锋、购买和纳贡等。打先锋是指太平军用武力强迫地主、官绅交出窖藏资财。他们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派出专门部队,对地主官绅逐户搜索,尽取粮米钱财;购买是另一项重要军需来源,卖主为行军沿途的军民;纳贡是指太平军向城镇四乡居民发出告示,限期要求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饷,百姓通过统一组织纳贡领牌。此外,在太平军根据地内,还通过乡官向居民科派,获取军需。

  在分配制度上,太平天国采取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各级人员没有固定俸禄,生活费用均取自圣库,其区别只在肉食供应上,一般军官每7日发钱100文,普通士兵减半。士兵平均每人每天向圣库领取粮食1斤有余,油6钱。

  在当时,这样的生活水平是不低的。

  但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军事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坚持到底,农民阶级狭隘的私有观念不断冲击着公有共享制度。进入南京后,腐败现象日趋严重,高级官员大量聚敛财物,侵吞公产,追逐享乐,私欲横流。圣库制度有名无实,公有共享的理想终成泡影。

  (二)军事经济政策

  1。清军入关前的 计丁授田 政策

  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综合了明朝的军屯制和后金的牛录屯田制,实行 计丁授田 政策,把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30万日(1日合田6亩)授给满人、汉人耕种,每男丁授田6日(5日种粮,1日种棉)。

  纳赋的办法是,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兵应役。这只是平时之制,逢有大规模战事,兵役、徭役都会大大加重。这是一种劳役地租形式。一年多后,改为实物地租,规定:汉人3丁纳粮2石,20丁抽兵1名,服役1名;满人300丁纳粮200石,3丁抽兵1名。

  计丁授田 政策的推行为后金政权提供了大量军粮和劳动力。30万日土地分给5万个丁耕种,3丁耕官田1日,可耕17000日(折合10万余亩),以亩产1。5石计,可收谷15万石,相当于45000名战士全年的口粮。同时授田壮丁从军服役,也保证了后金的兵源。所以说 计丁授田 政策的推行为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站稳脚根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保证。

  2。圈地政策

  清王朝入关后,推行圈地政策,支持满洲贵族疯狂掠夺土地。从顺治元年十二月(1645年1月)起,清政府曾三次(1645年1月、1645年11月、1647年2月)下令圈地,在京畿一带圈占土地16。3万多顷。被圈土地名义是 无主荒地 ,实则早为农民耕种。在圈占时,还往往 捐民地为官庄,作私田为无主 ,明目张胆地霸占有主熟地。

  被圈占的土地统称 旗地 ,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兵丁。皇室和王公占有的土地称为 皇庄 和 王庄 ,八旗官员和兵丁占有的土地一般称旗地。清王朝采取圈地政策,一方面是为满足满族王公贵族的剥削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圈占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八旗兵的需求。因为清政府并不负担八旗兵的装备,作战用的马匹、器械都要由八旗兵自备,入关前实行 计丁授田 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入关后的圈地仍服务于这一目的,因而八旗官兵的旗地占圈占土地的绝大部分(达14万余顷)。

  但土地圈占之后,使被圈地区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流民问题更加严重。而得到土地的八旗士兵因兵役繁重,也无法耕种,致使大量土地荒废。

  这种专横的掠夺政策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也不符合清政府的长远统治利益。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明令 永远禁止 对民间田屋的圈占,以后又再三下令禁止圈地,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延续了几十年的圈地才基本停止了。

  3。开源节流政策

  清朝初期,战争频繁,军费开销很大,财政窘困,于是政府多方设法开源节流,力求使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开源 的主要措施是捐纳。捐纳始于顺治年间,现任官员通过捐纳可以加级,一般人也可以捐纳得到旌奖,但不能直接捐官。康熙年间,为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清廷决定暂行捐官,通过出售500多个知县空缺,获捐款银200多万两。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又屡次开捐,获银7000多万两。

  另外的开源之道是盐商 报效.雍正年间,芦商捐银10万两,为报效之始,以后乾隆年间多次用兵以及嘉庆时镇压白莲教,各地盐商 报效 总数不下3000万两。

  节流 指节省开支。顺治、康熙等皇帝都提倡节俭,皇宫中的开支较之明代大大减少。康熙帝即位后前36年花费还不及明代一年的开销。此外,裁减宫监和官员也是节流的措施。

  4。太平天国的军事经济政策

  太平天国军事经济首先是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夺,其主要措施有 贡献 、 打先锋 和 派大捐 等。贡献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求得贡单以免祸;打先锋 是专门针对地主豪富的,主要是剥夺地主资财; 派大捐 前期属于科派的一种,后期多以捐助军饷的名义进行,对象是地主大户。

  其次是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这项政策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

  颁布施行。1854年春,天朝总圣库的库存银锐减至30余万两(建都南京之初,总圣库贮金银量为1000万两),天京发生粮荒,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颁布了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这项政策既允许业户(中小地主)收租完粮,也在 田产没公 、地主逃徙的地方允许佃农直接向乡官交粮。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小地主起到分化和争取的作用,从政治上分化了敌人;在经济上则达到了 以充军储而裕国课 的目的。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当年,皖、赣各郡县征收的钱粮就通过船只顺江而下,源源解济天京,缓解了缺粮危机。以后,克复苏、浙,仍实行 照旧交粮纳税 ,以江南粮赋收入,供应了数十万大军。但这一政策的实行也容易使地方政权蜕化变质。

  太平天国对商业、手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首先,在天京城内没收商贾的资本货物,收归圣库。实行一种带有公营性的新型商业,在天京城内严禁私人贸易。对手工业者组织 诸匠营百工衙 (共37种衙),但天京城外的私营商业并未取缔。后来还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实行低税率的工商业税制,货物只缴纳一次税款便可通行无阻。

  5。晚清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政策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要求变革中国的军事经济,并具体提出了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三项 长技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其中主要是发展军事制造业。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部分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员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 变局 ,为应付内外危局,必须学习西方长技。

  经过清朝政府的批准,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出现了一个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 求富求强 运动,即 洋务运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 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洋务派共创办了近代军工企业15所,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又在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成为军工企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这些军火工厂都是 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 ,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但也使得中国近代军事经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求强必须求富,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 ,因而他们提出了 寓强于富 的口号。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共创办了20多个以 求富 为目的的近代民用工业,包括采矿、炼铁、纺织以及电讯、铁路、航运等基础工业,其中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电报总局等。这些企业为军事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原材料,以及运输、电讯等服务手段,同时也提供了资金,从而有利于中国近代军事经济的发展。

  (三)军费与军需供给

  1。清前期的军费

  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有足够的经费做保证,否则将一事无成。清前期的军费可分为常额军费和战时军费两部分。

  常额军费的主要部分是 饷乾之款 (包括兵饷、武官俸饷)以及武官养廉、兵丁赏恤、兵器制造等。

  顺治初年,清廷制定了兵饷制度,每月饷银八旗兵丁2两,匠役1两;绿营马兵1两5钱,步兵1两。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全国统一饷制,八旗兵月饷增至4两,岁支米48斛(24石);绿营饷制基本没有变化。武官的俸饷,正一品岁俸180两,米180斛,以下递减至外委千总,仍有银23两,米23斛。官俸之外,八旗军官还有随甲银和丁粮马乾,绿营军官则有亲丁名粮等名目的额外饷银(实际上是一种吃空额的办法)。

  为了改革军官吃空额的办法,从乾隆十六年(1781年)起,武官也仿效文官的补贴办法,给予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往往要超过正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比如直隶提督的俸银是82两,而养廉银却达到2000两。这一项支出,每年总数达到200万两,这样沉重的负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严格控制,并逐步给予裁减。 兵丁赏恤 是用来解决士兵的婚丧嫁娶支出,以稳定军心,这项支出每年也需银40多万两。清廷对八旗士兵更为优待,为解决其生计问题,还不时给予特别赏恤,仅康熙年间两次特别赏恤就支银1190多万两。军费支出的另一大项是用于兵器制造。清军使用的兵器,除弓矢、刀箭等冷兵器外,也有火器(火炮、鸟枪)、战船等。火炮一般在16万尊左右,鸟枪则有二十七八万杆,外海、内河战船近2000艘,这些武器的制造和维护都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钱。以上都是直接的军费开支,除此之外,还有为军事服务的其他支出,如设驿站、修驿道、修漕船、治河道等。

  在常额军费之外,遇有战争,还要增加特别费用,即战时军费。其名目有战时行粮(包括俸赏银,行装银以及盐菜口粮)、战时赏恤(分军功赏赉、出征阵亡病故赏赉、阵伤赏赉三种)以及武器装备消耗后的补充、军事运输费用等。

  清朝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很难有严格的划分,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得不以举国财力,全力以赴。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时,对内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号称 十全武功 ,仅金川之役(两次)、新疆准回之役、缅甸之役、廓尔喀之役等五大战役就耗资14252万两。总之,清代前期军费开支是相当庞大的。

  2。清朝后期的军费

  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入侵,较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次,加上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全国,清政府的军费支出更是扶摇直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费支出,据《清史稿》记载是 一千数百万两 ,并没有包括各地的追报数,其实应为2000余万两。

  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族人民起义而支付的军费,据不完全的奏报统计,共达4。2亿两。收复新疆之役,仅三次举借外债就有1300万两。甲午战前,清政府举借外债4590万两,其中用于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约为980多万两;用于对外战争的为1450万两。至于常年的饷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各省防军和练勇共有36万名,岁需饷银即达2000余万两。

  发展近代海军,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福州船政局从创建到甲午战争爆发28年间,造船34艘,支出白银1400万两。甲午战争前向国外购买船舰,粗略估计也在1800万两左右。光绪十一年(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由户部奏明,海防常年经费400万两归海军衙门管理,但这项发展海军的专款却常被挪做他用,如慈禧太后挪去修颐和园就不下2000万两。甲午战争期间,为补军费之不足,清政府先后举借外债四次,总计4300多万两,军费开销之巨,可想而知。至于因战争失败而支付的赔款,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仅从甲午一役看,战后为偿付日本赔款,就先后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八国联军之役后的庚子赔款,数额之大更是惊人,本息总计竟近10亿两。

  3。湘军的军需供给

  曾国藩创建湘军是比较特殊的,这支军队既非经制之兵,又无部拨额饷,所以他不得不把筹饷放在第一位。湘军具有一套特殊的后勤保障制度,它不受户部、兵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己筹集,自成系统,湘军自设有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负责饷械筹集和运输。当成军之时,全军约1。7万人,每月饷银8万两,以后陆续发展到同治元年(1862年)时,已达12万人,所用军需自招募到解散将近3000万两。

  湘军这宗巨额军费是如何筹措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 就地筹饷 ,这种做法本来为清朝制度所不允许。按照清朝的制度,是不给将帅筹饷权力的,军队的饷需都由户部掌管,直到咸丰初年,还守此制。但自咸丰三年(1853年)后,这种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湘军就地筹饷的具体办法包括:办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等。

  捐输是湘军筹款的主要手段之一,由曾国藩开单咨部,由户部颁发职衔、封典、空白执照,随时发给捐生;运盐抵饷是用盐课所得来筹饷;兴厘金是由湘军统将就地设卡抽厘以自给;拨丁漕即从一些省份漕折项下提用充饷;提关税是指从江西、安徽关税收入中提取饷银;请协饷是奏请协拨,另一是自行请求疆吏协济;收杂捐,包括亩捐(按亩捐钱)、抵征(按亩捐钱以抵正赋)、米捐、茶捐等名目。而就地筹饷的必然结果是造成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局面。

  4。太平军的军需供给

  太平军的军需包括军械、火药、衣物、粮食、席帐等方面的供给,太平军虽然建立了各级政权,但因根据地不够巩固,所以军需制度也不健全。在太平军根据地内,主要通过科派或购买来获取各种军需物资,而在作战时,军需的取得主要是通过缴获和向民间征集。

  太平天国初期,军需的来源主要靠对敌人的缴获,咸丰元年(1815年)

  初秋,太平军从金田突围时,大败向荣部清军,尽得其银、粮、被服等军需用品;攻克永安州后,除缴获了银两、武器外,所得粮食足够半年食用。进攻长沙时,沿途得到大量的军装、粮食,抵长沙后,获粮10万余石,攻克武昌后,缴获的金银、缯布、器械、米盐装满了百艘大船。在武昌、安庆、黄州、九江等地共得库银百余万两,攻破南京后,所获银钱物质更多。

  向民间征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是 贡献 (俗称 进贡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 令户有金帛珠玉者悉出以佐军 ①,并在城中设进贡公所,贫者不贡或少贡,富者则多贡,并发给 贡单 与执照。各乡村进贡后,收贡者发给收据和红布安民旗一面,以便给予保护。太平军攻取郡县后,设立了城乡行政机构,由乡官负责征集银粮物质,这就是 科派 ,在农村则按田亩均摊,这已是一种不完备的赋税。到咸丰四年(1854年)夏,又实行了 照旧交粮纳税 ,从此田赋收入成为 圣库 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之,太平军对军需保障是比较重视的,但却缺乏统一的、组织严密的军需保障系统,这对它的军事行动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4册,第 572页。

  (四)兵器制造与引进

  1。清前期的兵器制造

  咸丰朝以前,清军的兵器制造和装备一部分是传统的冷兵器,一部分是旧式的火器。冷兵器又分为长短兵器、发射兵器和防御兵器三类。长短兵器有刀斧、矛戟、椎梃等,刀的式样可分为20余种,枪的式样也有10余种。

  发射兵器主要指弓和弩。清代的弓分为御弓和军民弓两种,弓杆的材料多用榆木、■木或用竹子;弓弦有缠弦(用丝线缠绕而成,用于习射)和皮弦(用鹿皮制成,用于战阵)两种。矢一般长3尺左右,箭杆多用柳木或桦木制成,箭头以铁制成,用于战阵的主要有鈚箭和梅针箭。清代的弩有弩弓(单发弩)

  和连珠弩(可连续发射10矢)之分,连珠弩威力较大。弩不但可以放箭,也可以抛射石弹。

  清朝在入关前最初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攻克沈阳、辽阳后,缴获了大批明军的火器,但没有加以重视和利用,只做为信炮使用。只是在明军西洋大炮轰击下屡屡受挫之后,才迫切感到必须掌握火器,他们一方面在军中使用缴获的明军火器,另一方面开始自己制造 红衣大炮 ,后金组织了一批汉人工匠进行试制。天聪五年正月(1631年2月),制成了第一门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满人忌讳夷字改称 红衣 ),命名为 天祐助威大将军 , 造炮自此始 ①。两年后,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清,不但使后金火炮数目有较大增长,而且质量有较大提高(有些火炮是从西洋直接输入的)。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马光辉、孟乔芳率炮匠及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在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翌年,又派人率将士至锦州造炮。这一年,清军在锦州的火炮已有100位之多(包括缴获明军之炮和新铸红衣大炮)。

  清朝入关后,在康熙年间火炮的制造和使用又有新的发展。为平定 三藩之乱,康熙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器,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 1676年),南怀仁共造炮120位。十六年(1677年)又造红衣大炮20位发往军中。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督造的240位神威将军炮造成。并于翌年正月二十七日(1682年3月25日),进呈《神威图说》一书,成为我国继汤若望《火攻挈要》一书后又一部讲解西洋造炮、用炮方法的书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决定添造火炮。至二十四年(1685年),共造成铁心铜炮85位。二十五年(1686年),南怀仁奉命再造30斤弹子的平底冲天炮二位。清代火炮制造到康熙朝,共铸各种火炮957尊。

  清初另外一位对枪炮发展很有贡献的人是浙江钱塘人戴梓。他造成一种连珠火铳,比西方最早的连发快枪要早一个多世纪,堪称机关枪的雏形。但这一重大发明没有受到重视,也未曾在实战中使用,乾隆以后就失传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稳定,火炮的研制停滞不前。自雍正、乾隆以后,制炮技术没有什么发展,而且制造的数量也很少,嘉庆一朝仅铸炮55尊。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使用的仍是清初的过时火炮。

  ①《清太祖实录》卷八。

  2。近代兵器的传入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爱国志士在手工制造的基础上,曾试图参照西方兵器样式制造新式兵器,但清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适应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需要,输入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同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厂制造新式枪炮。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61- 1894年),30年间共创办了兵工厂24个,这样清军的武器装备开始逐渐由传统的冷兵器和旧式火器过渡到采用新式枪炮。

  同治四年(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清朝的兵工厂中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从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1867- 1894年)共制造各种枪支41285支,各种型号火炮274门,劈山炮311尊,各种水雷563枚,火药408万余磅,各种枪弹近16万发,各种炮弹近43万发,格林子弹77万余发,各式舰船15艘。其他的造船厂、兵工厂如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也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新式船舰、枪炮和弹药。

  19世纪中叶传入我国的洋枪洋炮基本上是前装枪炮,当时清军使用和仿制的洋枪主要有法国来复枪、米涅式步枪、燕飞来复枪和旧来复马枪。而前膛炮主要是加农炮和臼炮(俗称田鸡炮),一般称为开花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我国开始自制线膛前装炮,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初年,江南制造局开始仿制阿姆斯特朗要塞炮,到甲午战前,共生产了134尊。从60年代开始,清朝开始引进生产近代后装枪炮。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美式林明敦边针后装单发枪。光绪九年(1883年),又制成美式黎逸单发后膛枪。从70年代开始,各种后膛炮(要塞炮、舰炮、野炮、山炮)也陆续传入我国,清政府于80年代后开始仿制。90年代以后,我国又开始输入和制造各种连发枪。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快利枪(五响),是我国最早生产的连发枪。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北枪炮厂大量仿制德国88式毛瑟枪,俗称 汉阳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东、上海的兵工厂先后仿制398式毛瑟枪。同治元年(1862年),美国发明了轮回枪,光绪十年(1884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光绪四年(1878年),英国研制成诺登飞连装管机枪,每分钟发射350发,而仅仅过了6年,金陵制造局就仿制成功。光绪九年(1883年),英国人发明了马克沁重机枪,五年后,金陵机器局即开始制造,而英国陆军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开始采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丹麦人发明了一种两脚架的轻机枪——麦德森机关枪,五年后,广州机器局开始仿制。近代兵器的传入,使清军的装备在几十年内由中世纪跨入了近代。

  3。太平军的军事装备

  太平车的武器装备除少量缴获的先进枪炮外,基本上是比较陈旧的,其步兵主要的武器是长矛,骑兵使用的主要是长刀。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火器,火器包括抬枪、管枪、小炮和各式大炮。据《行军总要》规定,一个两司马管兵25人,限使用长龙(抬枪)二条,管枪(鸟枪)五条。太平军使用的大型火器有铁铸炮和铜铸炮,制作都比较粗糙,是一种旧式的前膛炮。

  太平天国后期,逐渐采用了洋枪、洋炮,其来源除了作战时缴获于敌军的外,也有自己仿制的,但在整个军事装备中占的比重很小,太平军使用的洋枪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手枪(左轮枪);洋炮是旧式的前膛洋铁炮,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开花炮)。太平军的军事装备,虽然在后期有所改善,但比之湘、淮军仍有较大差距。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一)清前期的军事教育

  满洲兴起、发展以及统一中国,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出于统治的需要,清廷在贵族学校及八旗学校中推行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以保持满蒙贵族及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朝又在科举制度中设立武科,以求从民间网罗军事人才。

  1。清前期学校中的军事教育

  清代学校制度,大体上沿用明代旧制,亦分中央设立和地方设立两大类,中央设立的有为一般性质的国子监及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在地方设立的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等,统称儒学。清代军事教育在中央、地方两级学校中均有体现。在中央设立的宗学、觉罗学、旗学中有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必修科目,但这些学校并非纯粹的军事学校,其军事教育只是兼习而已。在地方儒学中则以各府、州、县武生附儒学,习骑射。下面分别述之。

  (1)宗学宗学就是教诲宗室子弟的学校。清制,奉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顺治二年(1645年),即建立宗学,设教习等官, 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由此可见,宗学一开始就是文武并重的。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在每旗设置宗学,凡未封宗室的子弟,年十岁以上者,俱入。每旗设满洲教官教习满文,其汉书听从其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帝曾 遣内大臣等考验宗室子弟文艺骑射 ①。但宗学文武并习成为定制却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当时规定:宗学校址设在京师左右两翼官房, 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便);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十九岁以上已曾读书者,亦听其入学。

  兼习骑射 ②。宗学课程分三种。一为清书,设教习二人;二为骑射,设教习二人,由罢闲官及护军校善射者充任。三为汉书,每学十人,设教习一人。

  考课分月考、季考两种。月考分别等第,申报注册,季考于春秋二季由宗人府派人主持。修学以三年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录用。

  雍正十年(1732年),由于宗学学生考试汉文、翻译成绩不佳,雍正帝下谕,凡宗室子弟不能习满文者,须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才。使不能习汉文者即娴武艺和清书。

  ①《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宗学》。

  ②《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2)觉罗学觉罗学的性质与宗学相同。当初只有宗学,未能遍容觉罗,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觉罗学。诏令每旗各立一衙门管辖觉罗,旁设十学,以期普及,凡 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 , 令其读书学射,满汉兼习。……十八岁以上曾读书者,亦准入学 ①。课程也分清书、骑射、汉书三科,下设清书、骑射教习各一人,汉书教习每学学生十人设一人,待遇与宗学同。此学除在京师设立外,乾隆二年(1737年),又在盛京设立宗室觉罗学,将宗室、觉罗合为一个学校。

  (3)八旗官学八旗官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分八旗为四处,每处各立官学一所,专教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设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学生由各佐领下取二名,以二十名习汉书,其余习满书,课程与宗学同,必修骑射。此学属国子监管辖,故每日须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二季特重骑射,每五日演习一次, 其有偏向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 ②。可见,八旗官学培养的也是有 弯弓跃马之能而有成德达材之用 ③的文武全才。

  (4)其他旗学除八旗官学外,清朝还设有八旗教场官学、八旗蒙古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旗学,其教学内容和目的与八旗官学相同,含有必不可少的军事教育因素。

  (5)儒学清代武学已非独立存在,而是以武生附于儒学。每回学政录取新武童生后,即造名册送兵部备案,同时把红案分发至各府、州、县学,武童生归当地儒学管辖,府、州、县学内无武学处则附文学教官管辖,该教官须造武童生名册移送同城武职,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刀箭,武生必须学习《武经》、《百将传》、《孝经》、《四书》等,以下届新生到学为满期。满期后,仍须按时督课,如有 骑射不堪、文理荒疏,以及品行不端者,许教官详请学政褫革①。

  2。武科

  清军入关后,科举制度沿习明朝,在开设文科同时,也设武科,以求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代武科与文科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下面分述。

  (1)武童试武童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先由本县担任教习的武举、武弁、武生将所教武童姓名具结呈报,经审查合格,方准赴考。

  县试通过后尚须经府试、院试。武童考试时安排在文童之后,分三场。头场试马射,驰马发三矢以中一矢为合格。二场试步射,以发五矢中二矢为合格。

  马射、步射通过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以上两场为外场。三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为内场。考试外场时,由各省督、抚、提、镇于就近副将、参将、游击中选一别省籍贯者会同学政主考。

  ①《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②《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③《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九,《兵部?武科?武童生考试一》。

  武生录取名额,顺治(1644- 1661)年间,直隶各省无定额,京卫武童春秋两季由兵部主持考试,每季取五十名。康熙三年(1664年),京卫武童改归顺天学政考取,三年一次,定额为一百名。其后各地名额都有所增减。

  武生取进后需入儒学学习,这已于上面述及。武生另须岁考,三年一次,不得无故缺考。武生无廪生、增生和贡生,但有举优,于学政任满时举行,由本籍教官开单申送,学政出具考语,然后到部,由礼部试文艺,由兵部试骑射,合格后请旨定夺,升入太学,准作监生。

  (2)武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以子、卯、午、酉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走在十月,在文乡试之后。考场各省设在布政司,直隶、顺天、奉天及各卫武生统归顺天乡试。中式者称武举人。其录取名额大致以文科半数。

  武会试也三年一科,以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定在九月,各省武举会集北京进行考试。中式者称武进士。录取名额以一百至三百名不等。

  武乡、会试皆分内外场,顺天乡试外场考官由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由翰林官两人担任,同考官从科甲出身的京员中派出四人充任。各省乡试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并委派就近省城的提督、总兵一人同考外场。武会试外场考官从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从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中选两人担任,同考官则从科甲出身的阁、科、部员中选四人担任。

  会试知武举由兵部侍郎担任。

  武科乡、会试以一、二场为外场,三场为内场。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毡球,以九矢中两矢为合式。二场试步射,射布侯(布制射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然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等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

  这是顺治二年(1645年)的规定。顺治十七年(1660年),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1674年),对外场又作了变动,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箭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否则不许试二场。二场试步射,射大侯,距离八十步,以九矢中二矢者为合式。然后再试八力(十斤为一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弓必开满;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之刀,刀必舞花;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掇石必离地一尺。三项中能一、二者为合式,否则,不准入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步射大侯因距离太远由八十步改为五十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马射改二回,射六矢,再射地球一回,合计中三矢为合式。步箭靶距由五十步改为三十步,以六矢中二矢为合式。清初,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天乡、会试由内场考官出题,各省乡试由巡抚出题。论题用《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三略》、《六韬》。康熙十八年(1709年),因《武经七书》文义驳杂,限定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并增用《论语》、《孟子》出题。其后,武科乡、会试内场改为论二篇,时务策一篇。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裁《四书》论一篇,仅留《武经》论一篇、策一篇。

  武科乡、会试虽有内、外场之分,但在实际录取时以外场为主。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于应试者多不能文,内场策论改为默写《武经》某一段,约百余字。此后,内场考试几同虚设。

  嘉庆六年(1801年)后,武会试开始推行复试,复试不符者停殿试一科,三次复试不合者,除名。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顺天乡试也开始推行复试,而各省武乡试中复试之实行则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以后。

  (3)武殿试武殿试于会试结束当年十月举行。先在太和殿试策,策题三条由皇帝钦定。嘉庆以后,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试策后皇帝亲临紫光阁钦阅马步箭。头日试马射,二日试步射、开弓、舞刀、掇石。旋头日改试马、步射,二日试弓、刀、石。试毕,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签进呈,由皇帝亲定甲第。若命王公大臣主持考试,则将拟在前列者引见,由皇帝钦定。考生甲第一般以马步箭弓刀石的高下为准,分三甲。一甲一、二、三名分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传胪后举行 会武宴.之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顺治三年(1646年)规定: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五年(1727年),又改为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分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

  清政府希望通过武科收罗天下豪杰为国家效力,但武科开设不久就出现了人才雍滞、终老不得补的现象。而且武科所选人才重在体力,于实际战事并无大用,因而清朝军队中选拔人才重在经验,清军将领中由科举进升者甚少。武科之士由于仕进无途,流闲乡里,反而扰乱、危害社会。鸦片战争后,武科所举人才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的需要,但清廷还是将武举因仍相沿。

  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以武科 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 ,下令 永远停止 ①。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八○,《选举五》。

  (二)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引进和国内军事工业的举办,清军武器装备结构发生了变化,于是改变军队成员知识结构和素质便成了当时的急务。洋务大员李鸿章为此向清政府吁请: 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士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①。 既然旧式科举担负不起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模仿西方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就提上了日程。

  1。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

  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从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法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它们数量虽少,只有4所,但既有水师学堂,又有陆师学堂,还有炮兵学堂,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规模和种类已经初具。

  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又称 求是堂艺局 ,隶属福州船政局。它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以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为宗旨。

  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 艺局 的开设,创办人左宗棠调赴西北后,沈葆桢继为船政大臣,继续奉行左宗棠的方针,认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 ②。

  福州船政学堂仿照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分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造船学校,设制造、设计两专业。课程有法文、数学、地理、天文、机械轮机、制图等。后学堂为航海学堂,设驾驶、管轮两专业。课程有英文、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制图、机械操作等。学堂还另设 艺圃 培训青年工人。

  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期限为5年,一切膳宿费用都由学堂供给。学生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光绪初年始,学堂还派遣学生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人才都是由这所学堂培养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总局设操炮学堂,这是一所学习军事工程的学校,课程有汉文、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为清政府培养了最早的炮兵人才。光绪七年(1881年),该学堂改为炮队营。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军专科学校-- 天津水师学堂,其办学宗旨是储备水师人才, 立中国兵船之本 ①。学堂性质与福州船政局后学堂相同,也分驾驶、管轮两专业,基本课程包括英文、数学、重学、天文、测算、地理、体育、经史、汉文等课程,学习期限为5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创设了中国最早的陆军专科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是为陆军将弁培训之地,学习期限为一年,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术、化学、经史等,尤重炮台、营垒新法、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培养将弁通晓西洋后膛枪炮、土木营垒及战术,将弁毕业后,尚需回营转相传授。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②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二。

  以上四所学堂开了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的先声,清政府日后兴办的水师、武备学堂基本上是模仿它们而设的。

  2。水师学堂的勃兴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从中法战争结束至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兴办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水师学堂勃兴的现象。

  中法战争马尾一战,福建海军全部覆没,海路惨败给了清政府极大刺激。

  清政府认识到: 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 ①。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负责筹建北洋海军及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的呼声随之日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等在奏折中称: 海军之选,除学堂、练船外,无可造就。惟海军之学分为堂课、船课二种,……西国水师将才备出,未有不由此者。以上等之资而论,非勤习十五年不足充管驾之选,设以十五岁应考入堂,学成年已三十岁,资质较钝者无论已。其课程之繁,义理之奥,诚不易言。然若不详究底蕴,仅借洋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 ②。此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烟台海军学堂等七所学堂。

  这一阶段举办的军事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海军或与海军有关的学校。

  从教育内容来看,已由以前单纯的管轮驾驶发展到更专业的鱼雷技术。

  以上两个阶段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取得了一定成绩,造就了一批熟知近代军事的人才。但这一时期近代军事学堂教育始终未能取代武科的教育考试制度,一些学堂的主办者也仍旧视科举为进仕之途。因而新式学堂不可能吸引众多人才。

  3。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高潮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掀起了一个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热潮,以光绪三十年(1905年)为界,这一热潮又可分为创办陆军武备学堂和推行三级制陆军教育体系两个阶段。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兴办陆军武备学堂的高潮期。甲午战争使防军、练军的腐败暴露无遗,旧式军队已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战后,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清政府开始编练 新建陆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新编陆军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武卫军中仅袁世凯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幸免,于是重建新军成为急务。

  翌年, 新政 推行,练兵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成立了练兵处,各省则成立了 督练公所 负责编练新军。在练兵热潮中,湖北、湖南、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江苏、绥远、四川、福建、江西、广州、甘肃、湖南、河南等省的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设立,为新编陆军提供专门人才,总数达18所。这些学堂一般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速成科一年,所设专业、课程都与陆军各兵种(马、步、炮、工)紧密相联。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943 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3册,第 125页。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新的海军学校诞生,这跟清政府因对外赔款剧增无力重建海军有关,因而使清末近代军事的重心倒向了陆军。近代军事学堂的大量设立,迫使清政府考虑武科的存废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武科一律改试枪炮,废除默写《武经》一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终于下决心罢停武科。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是清政府在陆军学堂中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时期。武科废除后,陆军学堂更加受到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仿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度在全国设立 陆军小学堂 , 陆军中学堂 和 陆军大学堂 ,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

  陆军小学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设立,分建于各省,省会,大多由武备学堂改设而来,相当于日本军事幼年学校。学制三年,招收高小毕业,14至25岁青年,招生人数大省120名,小省80或100名。所设普通课程有:修养、经学、史学、地理、汉文、法制、外语、博物、数理化及理财、图画、体操等。所设军事课程有兵法、步兵操典、射击、阵务、炮学等。除课堂讲习外,又有常操及器械体操、野外训练等教学内容。陆军小学终清末共招了六期,除第一、二期学生毕业外,其余各期均未毕业。

  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振武学校,实施士官预备教育。共设四所,第一陆军中学设于北京清河镇,招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的学生。第二陆军中学设于西安,招收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学生,后因未开办,分由第一、三、四陆军中学转招。第三陆军中学设于武昌南湖,招收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学生。第四中学设于南京小营,招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学生。学制为二年。四所中学从陆军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学生,招生人数从350人至800余人不等。课程有汉文、中外史地、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伦理学、外语、重学、军制、步兵、野外勤务、射击、初级战术、筑城学、兵器学等。每周有野外教练一次。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三所中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因辛亥革命胜利而停顿。

  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需转入陆军兵官学堂培训两年四个月,方可出任军官。

  陆军兵官学堂,全国设一所,初设于京师,后改设保定,为培养初级军官之所。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进入该学堂,分发到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入伍生队 ,进行为期六个月(后改四个月)的士兵基本训练,每日以三操场两讲堂为常制,也重野外教练。随后升入 军官学生教育 ,期限为一年半。接着为 见习教育 ,完成后再派回 入伍生队 ,充 学习官 、 练习官弁 ,半年期满,依考核成绩回到兵官学堂参加复试,及格后方始具备军官资格,分发至各镇充当排长或队官。陆军兵官学堂因受革命影响,实际上只办了第一期入伍生,教育四个月后,即因学生纷纷离校而解体。

  陆军大学由袁世凯创办于保定。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设立了培训军官的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四所 随营学堂 ,当其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保定创办了 陆军随营军官学堂 ,讲授日本陆军大学的课程,以为北洋六镇军官进修之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在 陆军随营军官学堂 的基础上,又仿效德、日陆军大学制度,创立 陆军军官学堂 ,以培养陆军高级军事人才。宣统三年(1911年),改名为 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正式改为 陆军大学.该校创办时,督办为段祺瑞,宣统元年(1909年)督办改总办,由张鸿逵继任。学制两到三年,课程参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国防动员等为主。终清覆亡共招过三期,第一期只招北洋六镇优秀军官;第二期除招北洋六镇军官外,兼招江苏、湖北等地优秀军官;第三期开始在各省服役两年以上的新军军官中选拔,但在学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罢。

  陆军学堂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设置学堂 专注重实用,……无学制系统之足言 ①的缺点,使陆军军官的培养有了明确、系统的制度。按照此三级体制,培养一个高级军事人才,需近十二年时间,培养一个中下级军事人才则需近八年时间。将校毕业时正当英年,可在军中服役25年至30年,所以就其军事教育效果而言,还是完备的。虽然这项制度推行不久,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清廷就灭亡了,但它为日后中国军事教育开了先河。

  总的来说,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顺应了世界军事科学技术及军队多兵种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些军事学堂基本上拥有近代新兴各军兵种的专业课程,侧重于学习西方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技术。在教育方法上十分强调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堂培养的学生一般都能适应实际的军旅生活。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立也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程,不但传播了近代军事知识,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他们在抗击外来入侵和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政府举办近代军事学堂是本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原则的,其目的是培养为满清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 有用之才 ,因而封建思想教育成了军事学堂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 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 ②。在陆军大、中、小学堂中,修养、经学等也是必修的课程,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军事人才在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同时,军事学堂以初级和普通教育为主的教育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队高级指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短缺。而其全部为地方实权督抚控制的事实又为军阀选用私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是近代军事学堂创办的负面效应。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②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三)聘用洋教习和派遣留学生

  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除了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外,还有聘用外国教习和派遣留学生两条途径。

  1。聘用洋教习

  聘用洋教习最早出现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推出了 借师助剿 政策,希冀联合外国军事力量共同镇压太平军。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清苏松太道吴煦和候选道、上海巨商杨坊急忙雇佣退伍军官美国人华尔为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为副领队,招募外国人,成立洋枪队,驻松江广富林训练。洋枪队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难以补充,翌年改募中国人为士兵,仍以外国人为军官。至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洋枪队已有15名外国军官和8000名华人士兵,清政府随后将其改称为 常胜军.洋枪队完全按西法编制,由步兵团、攻城炮队、阵地炮队与机关枪队组成,操练也全盘西化,加上先进的武器,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因而华尔等人是晚清中国聘用的第一批洋教习。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又聘用英国人戈登接替其为统带。同治三年(1864年),洋枪队攻陷常州,清廷见攻克天京在望,随即解散了这支中外反动联合武装。

  鉴于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些沿海督抚开始仿效。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驻宁波海军司令■乐德克相勾结,仿照上海 常胜军 制,招募中国士兵约千人,聘请英国军官教练,称 常安军.同年六月,左宗棠又勾结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招募中国士兵在宁波组成洋枪队,聘请法国军官训练,称 常捷军.练成后伙同清军对太平军作战。同年,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聘英国军官克迺任统教习,在天津招募中国士兵1000余人,组成 天津洋枪队.同治四年(1865年),又改聘英国军官薄郎为总练官。

  咸同年间聘用外国军官为教习,直接训练中国士兵的创举,虽是出于镇压农民运动的应急之举,但其成效已在清朝官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开展,解决新式军事人员匮乏问题成为燃眉之急,清政府遂开始在新式军事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军事工业中有意识地聘用洋教习。

  最早聘用洋教习的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船局创办之初,左宗棠即请船局监督、法人日意格前往欧洲延聘熟悉中外语言文字的 洋师 来船政学堂教英文、法文以及有关造船、驾驶等方面的学问。艺局第一次招考闽粤艺童入局学习时,由于所聘欧洲教师尚未抵达,暂请 洋师 博赖及新加坡人曾恒志先行教导。当日意格在欧洲延聘的英籍、法籍教师陆续到达后,由法国教师主持艺局前学堂,讲授法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有关轮船制造的课程,因而前学堂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由英国教师主持,讲授英文、天文、地理、数学以及管轮、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

  在以后创办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中,无一例外地都聘请洋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聘用了英国教官。天津武备学堂聘用了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等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该学堂还聘请了德国克虏伯厂工程师到堂讲授铁路各项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设江南陆师学堂于南京,延聘德国教官5人,分教马、步、砲、工、炮台各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又在武昌设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人法勒根、汉根茨、斯特劳3人为教习。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于小站练兵,设随营学堂,也聘德国人担任教习。

  军事学堂三级制推行后,由于是模仿日本军事教育制度,所以各级陆军学堂中多聘用日人。当时陆军军官学堂就先后延聘过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充任总教官,主持教务。

  清政府在创建新式军队时也聘用洋教习。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后,淮军因大量采用德国炮械,渐改习德式操练,教习多为德人。筹办北洋水师时,清廷先后聘请过五名总教习,其中3人是英国人,即葛雷森、琅威理、马格禄;另外两人是德国人,即式百龄、汉纳根。在琅威理训练北洋海军时, 颇著成效 ①。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训练 新建陆军 ,他聘请了10余名德国洋教习,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担任德操教习,曼德担任马队教习。德国教习从各方面严格训练小站新军,使之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近代化军队。

  近代一些著名军事工业大多也聘请了洋员、洋匠,这些洋员洋匠不仅负责企业的生产制造、管理,还常常承担向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传授经验、知识的任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洋教习。这一方面,福州船政局的洋匠、洋员做得最为突出。船厂初建时,聘用了洋匠30余人。为使洋员能尽心教导,左宗棠与他们议定:若五年之内, 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 ①日意格、德克碑等也表示 决不有误 ②。结果,船局 自洋匠遣散以后,华工各出所学,悉心仿造……学生亦能自运心裁,制作合度 ③。

  福州船政局也由此从洋人协办阶段进入了自办阶段。

  在聘用洋教习的实践中,清政府并未将学堂、军队、企业的大权放手置于洋人,事实上清政府与洋教习基本上是一种雇佣关系。早在招募洋枪队时,恭亲王奕?等就主张: 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将来即用中国之将,统中国之兵,则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 ④这一意见日后被清廷奉为聘用洋教习的原则。直至清末,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洋人独揽大权的现象。而且随着国内军事人才的成长,雇用洋教习的数目呈减少趋势。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主要战舰上有50多名洋员,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减少到8名。

  聘用洋教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新式军事人才匮乏给晚清军事近代化带来的困难,在促成中国新式军事力量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一些洋教习来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想左右中国军事事业,给晚清军事带来了不必要的波折。某些洋员甚至公然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在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中,洋员浩威(美国人)、马格禄(英国人)等就阴谋勾结北洋海军中的中华民族败类分子向日军乞降。这些危害也是难以令人忽视的。

  ①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0页。

  ①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

  ②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辑,上册,第 364页。

  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5册,第 223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3册,第 470页。

  2。派遣留学生

  中国在清同治以前, 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 ①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发端,清政府开始考虑派留学生出洋学习问题。由于洋务运动是从举办近代军事事业入手的,因而派遣军事留学生就成了晚清留学运动史上的首要之举。晚清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止。

  这一时期军事留学生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国家,学习重点是海军。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生容闳倡议下,清政府选拔了30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在以后的三年中,清政府每年派出相同数量的幼童 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 ②。从赴美幼童所学内容来看,军事占了相当比重,因而这是晚清派遣军事留学生之肇始。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年),由于顽固派的诋毁阻挠,清廷下旨将赴美幼童全部停学撤回。这批幼童由于出国时年纪较小,遭遣返时大多数正在接受基础教育,40多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得到了学士学位,故而这次留美学生的派遣离它原定目标还相距甚远。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分别为北洋电报学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等处留用,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对于所习各艺, 均能融汇贯通,各有心得 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幼童赴美留学肇始后,清政府陆续派遣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重点是学习海军,这主要导源于清政府筹建海军的需要。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年合同期限将满,福州船政局的洋员洋匠准备遣散归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为清廷批准。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5人随船厂监督日意格赴英法学习船政,刘、林2人被安排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并在英国大兵舰上历练,另外3人则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习制造。这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之始。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七人,随德人教习李励协赴德国军营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这是清朝首次选派军官出洋留学。

  但7位军官留学成效不佳,清政府决定继续从船政学堂青年学生中选派留学生,为此,制订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及30名船政生启程赴英、法,这30名船政生中,18人(包括艺徒4人)去法国学习制造,12人去英国学习兵船驾驶。翌年十一月,福州船政局又续选艺徒5人往法国留学。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李鸿章从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中选取10人赴英、法、德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造、鱼雷、驾驶等科。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李鸿章再从天津水师学堂选取学生10名,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学生24人,由周懋琦率领前往欧洲学习测绘驾驶、枪炮阵图、兵船管轮机学、海军公法、外语、海军制造、法文、万国公法等科。

  ①舒新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5页。

  ②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③《清朝续文通考》卷一○九。

  从第一阶段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来看,出洋留学人数共有200余人,其中幼童赴美因中途夭折,他们回国后大多默默无闻。留学欧洲的80余人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各舰管带、大副等要职基本上由留欧学生充任,在甲午战争中他们除个别人外,均能沉着指挥、英勇抗敌,为抵御外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另一部分军事留学生在水师学堂中代替洋教习承担教学任务,严复是其中的姣姣者,他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出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名著,系统地介绍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则从事海军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如福州船政局将洋员辞退后,基本上由留学生独立主持造船任务。

  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至清朝灭亡,这一阶段出现了赴日学习陆军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被迫割地求和,朝野人士对日本的态度由鄙夷转为崇拜。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强盛的关键是留学教育的成功: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①。极力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后,日本一些官绅打着 倍敦友谊 的旗帜纷纷来华,游说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妄图使中国军事日本化,便于其控制。北洋海军覆灭后,清廷赔款日增,财力日竭,再也无力重振海军,遂专注发展陆军。同时清政府看到日本军事教育 忠君爱国 的宗旨十分符合其利益,遂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日本 邀请 下,张之洞率先派遣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等24名武备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

  步张之洞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影从,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相继派出陆军留学生赴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将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是赴日学习陆军军事的武备之士日益增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添派武科学生赴日,送入陆军各学校学习。时留日学生共1300余人,学武科者200余人。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派遣赴日陆军科留学生已达1000多人。

  赴日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它的前身是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毕业后需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个阶段,实习结束后,方可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后还须入日军各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才能取得士官资格。士官毕业生可以投考陆军大学,以为中高级军官。但当时赴日中国留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多数即回国,因为陆军大学对中国留学生限制极严,不易录取。晚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有过九期,共590人,所学课目有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骑兵科、辎重科等,其中学习步兵科的人数最多,有350人左右。

  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清政府对留日军事生待遇优厚,其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服装费用等基本上由官方供给。但对留学生的控制却十分严厉。在留学生选派上,练兵处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学习武备的学生先由各省督抚推荐至练兵处,经考核后方准派遣,严禁自费留学军事。

  为防留学生走上反清道路,清政府特别注重从满洲贵胄、文武世家子弟中选拔军事留学生,还专派一名监督员管理在日陆军留学生事务,留学生的行为、精神、成绩每天必须做记录,禁止干预政治和妄发议论,否则将被遣送回国。

  尽管如此,留日学生还是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同盟会的留日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人。

  在留学生大量赴日学习陆军的同时,清政府也曾向日本派遣过少量留学生学习海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等二十八人就曾被分批送到日本留学海军。

  在军事生留日的高潮中,向欧美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活动并未中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从江南水陆师学堂中选派毕业生赴英、德学海陆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林国赓、许建廷、毛仲芳、李国棠等四人赴英留学海军。不久又派朱王奎赴奥国学习制造,林献炘、常朝干赴德国学习枪炮,王开治、唐文盛赴英留学造船。

  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各地军事学堂的教学骨干,他们在教学上大力推行日式军事教育,给清末军事教育引进了新的模式,而进入军队的留学生又为建立和发展新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军事留学生,尤其是留日陆军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只有极少数人死心踏地为清王朝卖命,因而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军倒向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也有一些留学生如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兰天蔚等回国后为各省督抚所延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标统、协统,甚至统制,逐渐把握了各省兵权,武昌起义后,他们纷纷拥兵响应,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所始料不及的。从这一点上说,清末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八、结语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的时期,已处于封建末世,中国社会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自然不可能向资本主义转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但使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独立受到威胁,封建经济结构也逐渐解体。所以说有清一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样,清代军事也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无论从战争本身,还是从军事制度、军事经济、军事思想、指挥艺术、军事教育等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熔新旧于一炉,既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清代前期就开始了,西方的军事技术那时已经开始传入。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中,不变也得变。不过这种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事物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学为本,西学为末 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么军事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的中国面对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和 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这给予了中国军事以深刻影响,即所谓 处奇局建奇业 ,被扭曲了的军事近代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起步了。洋务运动是从军队发轫的,是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御侮自救。同时,洋务运动从军事开始也是一种规律性的表现。

  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所以人们关注国防建设和军事经济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清代军事的发展变化对近代和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着许多宝贵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但从历史研究领域看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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