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8卷 元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元代教育史的学术专著。著者在广泛搜集、阅读、疏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元帝国的兴起、强盛和衰落，元代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元代的文教政策，元代的官学及其管理，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元代的科举制度，元代著名教育家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元代教育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翔实的阐述。

　　元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者极少，是教育史研究上的一块 生荒地.著者用精取宏，由博返约，对史实进行精心的鉴别、选择和提炼，经过审慎的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同时注意吸收、融汇近年来国内有关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成一家之言，填补了元代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全书立论通达，观点鲜明，史料丰富，例证典型，文笔生动，结构完整，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融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断代教育史著作。

　　一、元代教育概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兴起于漠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统一王朝。

　　虽然元代正式建国、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但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不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繁荣，而且在提倡文治、推行 汉化 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统，继承、充实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育传统，谱写了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来就强调以教兴国，历代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大多是十分重视的。我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各个朝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自秦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在继承前朝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相继建立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有元一代，虽然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中国，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教育传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嬗变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 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把过去看做是上品的读书儒生，下降到了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的地步。南征初期，蒙古统治者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的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制度，对汉族儒生同样杀戮或用作驱口。但在灭夏、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说过： 祖宗肇造区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 ①元世祖对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是有元一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他为了有效地辖制中国广袤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辖制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同时为了学习汉族的治国之道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以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因而采取了主张文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重用儒士、推行 汉化 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加速了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此后，元代的各朝最高统治者，对教育都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其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对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元廷任职的重臣和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赵复、姚枢、许衡、吴澄、刘因、许谦、金履祥、程端礼、郑玉等人的教育思想，毫无例外地都曾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元代理学家的广泛传播，发轫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到元代取得了正宗的地位，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了官学。受元代统治者和元代理学家重视的《四书》、《五经》、《小学》、《孝经》以及朱熹等人的注疏，成了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这虽然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而对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元史？世祖本纪一》。

　　元代的学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办学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有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等。庙学的普遍设置，私人办学的兴盛和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并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均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各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承袭唐、宋旧制而又有所兴革。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虽然应试对象较为广泛，但民族歧视特别严重，还规定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科举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细、周详。这都对明、清两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各朝的科举，从总的方面看，仍是遵循元代科举的程式和实施办法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存，但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宗教各自开展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教育，在宫廷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元代教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二）元代教育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

　　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逐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大力推行 汉化 ，重用儒士，尊重理学，兴办学校，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了过去单以武功、世袭、荫叙、保荐等授官的惯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可能踏进仕途，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为蒙元政权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元代统治集团官僚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元代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如：欧阳玄（１２７４- １３５８年），又名欧阳元，字原功，号圭斋，为宋欧阳修之后。元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幼受母李氏亲授《小学》、《论语》等书，８岁成诵，１０岁即名。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后为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文宗时，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元顺帝时，编修《四朝实录》，并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欧阳玄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制诰多出其手，有《圭斋集》传世。

　　不忽木（１２５５- １３００年），一名时用，字用臣，元康里部人。忽必烈的侍从燕真次子。忽必烈即位后，命给事太子真金（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元世祖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从学于国子祭酒许衡，熟习儒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与国子学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儒学，设学校以育才化民。在世祖、成宗两朝，历任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显职。他主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 ①他反对败法乱政之人，反对佛教信徒耗财祠神迷信之行，是元代卓然有成的著名政治家。

　　马祖常（１２７９- １３３８年），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曾祖月合乃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同知漳州路。祖常７岁知学。

　　既长，益笃于学，受业于蜀儒张■。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拜监察御史。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祖常为人刚正不阿，仁宗时，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他工于文章， 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 ②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受赐优渥，元文宗曾谓 中原硕儒唯祖常 云。

　　元代兴学明教，培养人才，不仅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而且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野蛮愚昧。

　　由于他们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其文明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正如《元史记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所言： 初，世祖下云南，以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音迪延齐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音迪延齐子库克斯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不仅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三）元代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

　　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私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有著名的理学家和名儒、学者，还有卓有成就的诗人、戏曲家、画家、书法家、史学家、科学家等。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元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中虽然民族歧视严重，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为培养人才和让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培养出的汉族杰出人物有：陆文圭、徐明善、王桢、袁桷、郭守敬、柳贯、胡助、张养浩、揭傒斯、欧阳玄、虞集、王结、黄溍、程端学、吴师道、许有壬、陈旅、郑元祐、苏天爵、郑玉、贡师泰、余阙、刘仁本、危素、汪克宽、陶宗仪、陈高、吴海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①《元史？不忽木传》。

　　②《元史？马祖常传》。

　　元代统治者推行 汉化 ，一些蒙古、色目权贵、官僚的子弟得以进入国子学和其他学校、书院学习，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成了 汉化了的蒙古人、西域人，其杰出人物有：阔里吉思、拜住、阿邻帖木儿、廉希宪、阔阔、达识帖睦尔、泰不华、月鲁不花、达理麻识理、潮海、普鲁不花、赡思丁、赡思、不忽木、夔夔、回回、秃忽鲁、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察罕、马祖常、铁木尔达识等。其中如：拜住（１２７８- １３２３年），元世祖所重任蒙古札剌儿氏安童之孙。５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袭为宿卫长。后历任太常礼仪院使、大司徒、中书平章政事、左丞相等职。每退朝， 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 拜住改革朝政，重视教育， 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 ①他关心民生疾苦，起用汉人儒臣，颁行《大元通制》，为一代贤相。萨都剌（１２７２- ？），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人，一说是回纥人。祖父因功留镇云、代，即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治）定居下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著有《雁门集》。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诗人。

　　他本以写宫词、艳情乐府著名。诗风清丽俊逸，亦有豪迈奔放之作。名篇有《芙蓉曲》、《燕姬曲》、《过嘉兴》、《上京即事》等。他的词成就比诗高，《满江红？金陵怀古》为读者传诵的成功之作。毛晋跋《雁门集》，有 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落前人一字 的评语，萨都剌又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品收有他《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轴。

　　（四）元代教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

　　元代在大力推行 汉化 教育的同时，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教风俗，建立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育体系。总的来说，元代教育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以至学校体制、科举制度等设施，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承袭唐、宋的教育体系而加以兴革，同时发扬本民族的特性和习俗，使汉化教育与民族教育并举，中原儒学与北方部族风尚双行，并将回回语（波斯语）列入教育整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格局，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教育格局，不仅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古代教育所辖的领域，而且推动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推动着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秦汉之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尔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也逐渐向南发展，出现了中原文化南移和南北文化的差异。到了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大力推行 汉化 ，在各地兴建学校和书院，伴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又出现了中原文化回归和中原文化向北、向西、向西南扩展以及南学、北学结合的重大变化。

　　在云南、东北、西域等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兴旺发达，并被纳入元代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达到了 远被遐荒 、 古昔未有 的局面，这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认同，对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①《元史？拜住传》。

　　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连年征战，使中国的势力向西、向北一直伸延到波斯和阿位伯等国，并达到俄罗斯和北欧；向南则深入到东南亚诸国，直至南洋群岛，这就在客观上为沟通中欧、中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元的三次西征，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中国，这些移民中有工匠、商人、传教士和携带家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使用汉语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蒙元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在阿拉伯文化薰育下包括许多西迁的畏兀人在内的回回人和那些被俘到中国或在中国经商、传教、传艺的欧洲人，以上统称为色目人。

　　色目人中有的在元廷供职，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重要官职，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教即宗教教育活动而使之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和蒙古人也成批地移民到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欧洲，从而使得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总之，元代各民族间的迁徙和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从而开创了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绚丽多彩、繁荣发达的时期。

　　元代诸帝，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接纳和重用外籍学者。如蒙古人原来使用的畏兀儿文，是经聂斯脱里教士假借叙利亚文演化而成；曾在翰林院任职的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让其到回回国子学讲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据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丁《史集》一书记载，在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传授西方教育，蒙哥汗曾让回回学者讲授经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修订过的一种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并命旭烈兀在平定木剌夷后送纳速拉丁？杜西来华，亲为讲授；波斯学者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应召入华，讲授天文学，并进献《万年历》，在大都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地理仪器；通晓多种语言的西域弗林人爱薛，在元廷执掌过星历、医药二司，向中国同行传授西域星历、医药知识，元世祖对爱薛非常器重，认为他 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 ；元世祖礼遇并宠信意大利学者马可？波罗一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可？波罗在元廷中任职１７年，他回国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的昌盛为之倾倒，推动了哥伦布驾舟西航去寻找他要找的日本国和中国的行在（杭州）城；被尊为 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 的伊本？贝图达，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见过元顺帝，他在所撰写的《游记》中，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认为 中国人民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 ， 至于绘画，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 ①当时，我国的科学文化正雄踞世界之首，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传入阿拉伯世界、欧洲和东南亚诸国。儒家学说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所注目，丝绸、瓷器、茶和工艺品等成了这些国家达官贵人的爱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发明的火药、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其中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元代传入西方的。这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与文化交流史都应载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①转自引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7页。

　　二、元代的文教政策

　　蒙元统治者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以中原为腹地， 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 的多民族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以及由各不同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是迥然有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落后的甚至野蛮的征服者，最终总是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先进的文明所征服。蒙元统治者在征服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国家的较高文明的影响；而以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人民为主构成的南宋政权，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机构设置、政令措施等，对元代更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因如此，元代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与宋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袭关系；但由于元代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元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又有着自己独有的鲜明特色。

　　（一）推行 汉化 ，兴学重教

　　蒙古族占领中原之初，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向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于蒙古贵族来说，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征战的主要目的。从金银财宝到牲畜、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因此，在蒙古铁骑经过的地方，社会经济普遍遭到极大的破坏。金章宗泰和七年（１２０７年），金国有７６８万多户，４５８０多万人口；而到了元太宗五年（１２３３年）、七年（１２３５年）两次括户，人口总计不过１００多万户。泽州（山西晋城）六县，金代有近六万户，到元太宗七年，只剩下９７３户。其中沁水县仅有３０户。①往昔繁庶之地，战乱后变成一片废墟，榛莽丛生，狐兔出没，百里不闻人声。蒙元贵族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空出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是他们进行游牧生产的前提条件。一些蒙古贵族，在所攻占的地方，强行屠戮百姓，驱赶农户，圈占农田，辟为牧场，面积之广，有达十余万顷者。如山东沿海文登、莱阳一带，都成了 广袤千里 的牧场。②但是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要实行这种灭绝人口、 竭泽而渔 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起汉族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更加猛烈的反抗，并且使蒙古军队本身的给养发生困难。因为，农业区人民所能提供的财富，要大大超过游牧畜牧业；而消灭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就等于断绝了蒙古贵族进行剥削、压榨的物资来源。还有，对于那些投靠蒙元政权的汉族官僚、地主来说，庶民百姓更是他们财富和兵力的根基，因而他们也极力奉劝蒙古统治者，停止杀戮、圈地和无限制掠夺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于金戈铁马的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逐步与被征服地区的较高经济水平相适应，大胆吸收汉族的先进封建传统文化，改变对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的统治方式，提倡 文治 ，有意识地保存中原原有的一些封建制度，全面推行 汉化.

　　①李俊民：《庄靖集？泽州图记》。

　　②《山左金石志》卷二二，许时献：《胶州知州董公神道碑》。

　　在推行 汉化 的过程中，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１１９０- １２４４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和玉泉居士。他出生于一个居留金中都的 汉化 了的契丹族贵族家庭，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３岁时丧父，由母亲杨氏教育成人。 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 ①在思想上，兼受儒学和禅宗很深的影响。耶律楚材１９岁时，就在金国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进入仕途，金章宗时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金亡，成吉思汗闻知耶律楚材的名声，于元太祖十三年（１２１８年）

　　在漠北召见。次年，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顾问。后经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诸朝，为蒙古政权的发展和巩固立下了功勋，被看成是元帝国的骄傲。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他任掌管汉文字的 必阇赤长 ，行宰相职权，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文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耶律楚材提倡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推行保护、优待和任用汉儒的一系列政令，以守成必用儒臣为理由，主张开科取士。

　　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 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楚材曰：' 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由于耶律楚材的进言，蒙古统治者才逐渐改变了残酷戮杀及大量迁民漠北的做法，转而对被征服人民设官置戍；改变了抢掠和任意勒索的剥削方式，而过渡到采用适应中原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赋税制度。这样，才未使中原广大地区化为牧场，人民也才免除流离失所之苦。当耶律楚材把从各地征收上来的金、银、帛、粟等陈列在朝廷上，让元太宗过目时，这个大汗才真正懂得了推行 汉化 的好处。此外，耶律楚材还建议采取了 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 等一系列 汉化 的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耶律楚材倡导的这些进步措施，却遭到了蒙古权贵、色目商人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些 汉化 的主张，实际上只有部分得到实现。

　　元宪宗元年（１２５１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他受命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任用汉族儒臣，对河南、陕西吏治多有改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从而为他日后推行 汉化 、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在蒙古统治集团里，围绕着推行 汉化 还是否定 汉化 的问题，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北藩王曾遣使入朝质问： 本朝旧俗与' 汉法' 异，今留汉地，建都市城廓，仪文制度，遵用' 汉化' ，其故何如？ ①与此相反，为忽必烈所亲信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郝经、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明确提出，蒙元政府只有推行 汉化 ，才可长治久安。刘秉忠认定： 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 元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即皇帝位， 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桀然一新。 ①归附元朝的汉族著名学者郝经提出： 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 ②反而言之，如果不能用士和不能行中国之道，即不推行 汉化 ，就不能成为中国之主。另一著名学者许衡，在他给元世祖的奏疏中说：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 汉化' 即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汉，汉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③他还以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幽燕食寒、蜀汉食熟为例，形象、生动地说明实行 汉化 是时势使然、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 汉化' 无疑矣。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 ，那就必然要遭到保守、落后势力的反对，所以许衡恳切希望元世祖 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夫有不可变者。

　　此有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①《元史？耶律楚材传》。

　　①《元史？高智耀传》。

　　当时，蒙古铁骑已经攻占了广大的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加速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元世祖忽必烈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大量任用汉人，推行 汉化.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 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决心 建极体元，与民更始.①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 汉化 ，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年号、国号和礼仪制度，并把都城移向中原地位，升燕京（今北京市）为大都； 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 ②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政策，设大司农司，专职劝导督察农事，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兴学设教，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让其掌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统治之术。

　　由上可知，所谓 汉化 ，不只是指维持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地区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指它所包含的一整套与封建统治制度相适应的较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物制度、生活方式和心理定势等在内。它是与落后、保守的蒙古 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政治概念。 汉化 的采用，表现了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江南后必然要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族农业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的相互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使蒙元帝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这一国策也使得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民族矛盾得以逐步缓和，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兴办学校，继承和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使其为巩固元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既是元王朝推行 汉化 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达到推行 汉化 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

　　①《元史？刘秉忠传》。

　　②郝经：《陵川集？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③《元史？许衡传》。

　　①《元史？世祖本纪一》。

　　②《国朝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就曾有过兴建学校之议。元世祖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安定，兴办学校提到了议事日程。元世祖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

　　八月，曾下诏曰： 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切主领教劝。 ①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复诏曰： 事由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源也。

　　诸路虽设有学官，所在官司例皆视同泛常，不肯用心勉励，以致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知礼法，轻犯宪章，深不符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 ②对各地兴学设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年，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决定各地学田由官管交由本学管理，以防学田收益挪作他用。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诏告各地官司： 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租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 ③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诏令 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 ④不难看出，元世祖在推行 汉化 过程中，为兴学明教，培养人才，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优待的措施。

　　但由于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以弓马取天下，历来重武轻文，因而在征服全中国的过程中，尽管最高统治者元世祖提倡 文治 ，诏令各地兴办儒学，但却并未为各地掌握实权的蒙古贵族、官吏所理解，在有些地方，不免出现阳奉阴违、虚应故事的情况，使得学校的设立有名无实。这从集贤直学士程钜夫、监察御史王龙泽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就可知其大概。程钜夫于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上奏疏说：臣闻国于天地，必需才以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国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参之历代可考也。国家自中统至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几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何如其琐琐也。而主国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材盛衰，张本于此。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后当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禀，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择可以为人表仪者，条具闻奏，令有禄可养而不匮职。比亲民而加优，视教化之废兴为考第之殿最。其诸生有明经行修者，特与蠲免赋役，依已降诏旨施行，似望国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随取随足，无临事乏材之叹，天下幸甚。①六年之后，王龙泽于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在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对有些地方办学流于形式的状况揭露尤为深刻： 即日各道、州、县，有见设学校之处，或微有隳废，失时修营；或旧曾欹倾，遂至覆压；或初制浅陋；或旧无规式；或为军人之聚庐，借为设局往来游宴。且如两淮来安、清流诸县，旧无学校，为日已久，其间颓废局促，十而八九。卑职乡郡之武义县学不修，废坏为甚；先圣庙宇，粪土堆积；明伦堂后，税务指占；至于斋舍，税官铺军居止。上安下恬，官莫之禁。即此推之，非所目见如此类者，必多甚非。 ①一些地方官吏，对兴办学校持这种消极的态度，正是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保守势力对推行 汉化 的抵触和抵制。

　　①《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②《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③《元章典？礼部四？学校》。

　　④《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程钜夫：《雪楼集？学校》，《四库全书》本。

　　自元世祖以后，元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对兴办学校都是重视的，下过好多道诏书。如元成宗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诏曰： 所在蒙古儒学教官，务要用功讲习，作养后进。有钱粮去处，有司毋得干预侵借，廉访司以勉力宣明，为职所至之处，严加程督，毋得废弛，教官不称职任者纠劾。 ②元武宗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诏曰： 国家内置监学，外设提举、教授，将以作养人材，宣畅风化，今仰中书省自国子学为始，拯治各处，州、郡正官、肃政廉访司申明旧规，加意敦劝，若教官非才、学校废弛者，从监祭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劾。 ③元仁宗延祐七年（１３２０年）诏曰： 农桑、学校，为政之本。

　　盖务农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兴化。累圣相继，具有典章。仰各处提调官，常切加意，勉求实效，勿事虚文。其科举贡试之法，并依旧制。 ④但由于掌握地方实权的蒙古权贵的抵触和反对，由于元代吏治的腐败，尽管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达兴学重教的诏旨，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 近年以来，委任不得其人，教养之道，寂然无闻；侵蠹之风，相扇成俗；其视学廪，不啻己物，营私规利，侵坏不存。坐视庙学隳颓，不顾祭器损缺，经版散失，略不修完，在学有圣像、书籍，盗移驰送官员。甚者将学舍拆毁，田粮隐瞒，枵腹而来，饱载而去。任满得替，结托本处官司，馈赂提举司官吏，椿捏虚文褒美，滥行保举，欺诳上司，别求选用。且如教授、学正，提举司申保学录以下，自行委用，为提举者不问其寿几何、学业优劣、德行有无，以苞苴之多寡，为职事之高低，以致侥幸躁进之流，无才有为者，得以滥充师席，志成前辈有科名者，耻与此辈为伍、介然自守不可出仕。此等之人，营干之时即有所费，到任之后窥视学廪，惟务吞图，是以礼仪风衰，廉耻道丧，欲求其教行俗美，作成人材也难矣！ ①这说明，元自世祖以来，虽将推行 汉化 、兴学重教作为国策，但自始至终，先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中央的政令、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

　　（二）尊孔重儒，提倡理学

　　有些史书传言，说元代不重儒术，轻视儒生，有 八娼、九儒、十丐 之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没有受到汉族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儒生同样遭到杀戮，或被沦为 驱口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但从整个元代历史来看，最高统治者对孔子是尊敬的，对儒学是崇尚的。正如魏源在《元史新编？选举志》中所说： 至明人说都称蒙古代宋，第其人为十等，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兵、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又或谓元取士有辞曲科，皆无稽之谈。

　　①《庙学典礼？王御史言六事》。

　　②《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③《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④《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庙学典礼？教官任满给由》。

　　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元太宗窝阔台占领燕京，他即接受宣抚王檝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成宣圣（孔子）庙；后又诏令各路、州、府、县复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纪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太宗还优待和重用儒生。在他登位的第七年（１２５０年），蒙古大军南下掳掠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时，因为城中居民曾进行过抵抗，蒙古军队大肆杀戳，然而对儒生则另眼看待， 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 ①元太宗还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生，得４０３０人，授予各种官职。

　　在元太宗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曾奏请元太宗考用儒臣、旅行儒教。

　　他说：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又说： 君父教臣子，亦不令陷不义。' 三纲五常' ，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地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 ②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他还多次上疏重修宣圣庙，并写诗以志纪念，如： 精蓝道观已重新，独有庠宫尚垝垣。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 ③ 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灭古祠。重整庠宫闻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 ④在征战过程中，耶律楚材还多方搜集宋儒著作，保存下历代著名书画、金石及数千卷遗文，为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作了重要的贡献。

　　色目人高智耀，为蒙元统治者出谋划策，对促进蒙元统治者崇尚儒术、重用儒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元史？高智耀传》称，高为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登西夏进士第。夏亡，隐居贺兰山。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求改变这种做法，皇子从其言。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一次。宪宗即位，高入见帝，说： 儒者所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 帝问： 儒者何如巫医？ 对曰： 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 帝曰： 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 诏令各地免除儒士的徭役，使之专心向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二次。元世祖即位召见，高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当时在淮、蜀等地儒士被俘虏者皆没于奴，高上奏说： 以儒为驱，古无有也。

　　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历天下。 帝然之。即命他循行郡县以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 士，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 帝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三次。高出身于一个 汉化 了的西夏官宦家庭，西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庙祀孔子，重用儒士，因而高智耀向元廷提出上述建议，是不足为奇的。

　　作为元代文教政策奠基人的元世祖忽必烈，还在潜藩时期，就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本人率先钻研儒家经典，曾敕令从臣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春秋》等，供其学习之用。元宪宗二年（１２５２年），元好问、张德辉启请他为 儒教大宗师 ，他欣然接受。他的分封地在京兆，于元宪宗五年（１２５５年），任命著名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广设学校。即位以后，重用汉儒郝经、王鹗、许衡、姚枢、窦默、王恽等人，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 汉化 ，尊孔重儒，改革吏治，强化国家管理和开创元朝的事业。

　　①姚燧：《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

　　②《元史？耶律楚材传》。

　　③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重修宣圣庙疏》。

　　④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邳州重修宣圣庙疏》。

　　继元世祖之后，元朝各代君主，遵循元世祖的国策，都是崇尚儒学的。

　　元文宗时，曾集勋戚大臣子弟于奎章阁，延请汉族硕儒为授经郎，悉心讲授经书大义，从此， 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 ①元世祖吸收西夏、金国统治者统治汉族的成功经验，崇奉孔子，提倡 三纲五常 ，用以安定社会秩序，消弭汉族人民的斗志。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

　　元月诏令各地： 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

　　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工匠于其中营造，违者严加治罪。 ②并对在孔庙中孔子及先哲的位置排列和祭祀的礼仪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八月， 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 ；至元四年（１２６７年）正月， 敕修曲阜宣圣庙 ；五月， 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③在祭孔时，孔子与三皇、社稷、风雨雷师的祭祀相同，春秋两祭，享受最高的礼遇。

　　元成宗即位之初（１２９４年），尚未改元，即诏令 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诣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依照世祖皇帝圣旨……施行。 ④到了元武宗即位（１３０８年），进而加封孔子为 大成至圣文宣王 ，为立碑碣，颂扬 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 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 ①更是将尊孔崇儒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理学亦称 道学 ，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在古代，汉儒治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也吸收了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它发轫于北宋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故周被称为 道学宗主 ，其代表人物还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等，至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颢、程颐兄弟（史称 二程 ）是河南洛阳人，习惯上称他们的学派为 洛学 ；朱熹虽是徽州婺源（宋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晚年又侨居福建建阳，他的学说故被称为 闽学.所谓 洛闽之学 ，也就是程朱理学。

　　宋金对峙时，随着宋廷的南迁，程朱理学在南方得到了流传和发展；而在北方，由于 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 ，②理学家的著作传入金朝统治区的，为数极少，偶尔有一些传入到北中国，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虽然金国的统治者也尊崇儒学，但他们所崇尚的是汉、唐以来的传统经学，只是讲些训诂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蔽之中。他们尊崇的不是程朱理学。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统治者，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等，充当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政治主张，但都建议推行 汉化 ，革新政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不免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是在攻灭金国和南宋的过程中，他们的建议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以汉族儒学为主的文化典籍，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①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②《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③《元史？世祖本纪一、三》。

　　④《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①《元史？武宗本纪一》。

　　②《元史？赵复传》。

　　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广泛传播是比较晚的，那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的事了。正如郝经所说的： 尔靖康之乱，吾道（指理学）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于是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主燕云、辽海之间。……

　　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赵复）始。 ①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县）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元太宗七年（１２３５年），即金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命太子阔出（又译库春）帅师伐宋，姚枢从征，奉诏于俘虏中寻求儒士。赵复全家都遭杀害，他刀下逃得性命，正欲投江自尽，被姚枢救起，安置军中。 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 ②赵复自江汉至燕京（今北京）， 学子从者百余人 ，在潜邸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杨惟中听到赵复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后， 始嗜其学.元太宗十年（１２３８年），耶律楚材支持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祭祠中，选取这些人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余卷，聘请赵复主讲，教授学生。由于周敦颐、 二程 之后，儒家的书内容广博，学习者难以融汇贯通，赵复便推求伏羲、神农、尧、舜所以能继承天道建立准则的原因，孔子、颜回、孟子所以能立下永世长存的教诲的原因，周敦颐、 二程 、张载、朱熹所以能发扬、阐明、继承儒学的原因，撰写了《传道图》，将有关书目条列于后。又著有《伊洛发挥》一书，以揭示出 二程 思想的主旨。朱熹的门徒，分散在四面八方，赵复根据从有关记载中看到的和从传闻中得到的共５３人的情况，撰写了《师友图》，以寄托自己敬仰他们且无法请教的意愿。他又根据伊尹、颜回的言行，撰写了《希贤录》，使学者知道有所向往和敬慕，然后如何求得行为端正和如何继续努力的方法便齐备了。姚枢退隐苏门后，便是赵复传播他的学问。

　　由此，许衡、郝经、刘因等人都获得了赵复的著作，并且崇敬、信任他。这样一来，程朱理学便在北方广泛流传开来了。①

　　①郝经：《陵川集？与江汉先生论性书》。

　　②《元史？赵复传》。

　　①《元史？赵复传》。

　　②《元史？杨惟中传》。

　　除赵复外，早期在北方对传布程朱理学作出贡献的，还有杨惟中、窦默、许衡等人。元太宗八年（１２３６年）， 于军前行中书省事 的杨惟中从征伐宋，共得儒学名士数十人，广泛搜集伊洛诸书，集于燕京： 逐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 ②窦默在元兵伐金时被俘，逃脱后来到孝感（今湖北孝感县），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隐于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姚枢、许衡 朝暮讲习，至忘寝食 ，于是名声大噪。元世祖在潜邸亲自召见， 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 ，深得忽必烈的欢心。 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

　　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 ③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宣扬程朱理学。元初大理学家许衡，官至左丞、国子祭酒，身名显赫。他的一些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 ④他著书阐扬程朱理学，在国子学中，以程、朱注疏儒家经典的著作为基本教材，从而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他逝世后，于元成宗大德元年（１２９７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于元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

　　于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元廷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 二程 、朱熹等九人，加上许衡， 从祀孔子庙廷.①可见元朝政府对理学重视的程度。

　　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以至于 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②比起南宋来，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更广、声势更盛。到了元朝中叶，理学之士已是 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③元代的理学家，大体可分为三派，许衡、许谦、张■等人主朱（熹）学，陈宛、赵偕等人主陆（九渊）学，吴澄、刘因、郑玉等人则调和朱、陆两派的理论观点。但从总的情况看，在元代，主朱派的理学家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上述理学家中，尤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元代三大 学者 ，其中许衡、刘因又是 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④元代的理学家，其政治态度和治学特点是迥然有别的。如许衡、郝经、窦默、姚燧等人，只是 承流宣化 ，不重玄奥，主张积极用世，身显廊庙，慨然 以道事君 ，将行 道 与推行 汉化 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儒家的道统能得以继承和发扬。而刘因、许谦、吴澄、郑玉等人却高蹈不仕，闭门著书立说，兴学教授门徒，其治学也趋于幽玄，他们着意于儒的 贵重 ，潜心钻研学问，认为 不如此则道不尊.元朝政府对后一类理学家也很重视，尊为贤学之士，征召不就也不勉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因为，在统一全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蒙元统治者认识到：这些理学家，不管是在朝或在野，只要是宣扬程朱理学，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元代统治者，将儒学定为 国是 ，科举取士的考试办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蓝本，考试内容则以程、朱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 非斯言也，罢而黜之。 ①京师国子学，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各乡村的社学，各地庙学，一律以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疏为主，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之为圣经章句.宋、元许多理学家的著作，都由元廷明令雕板发行。凡发现有敢于非考亭（朱熹）之学 的论著，即被当作 邪说 毁掉。②元人所著《宋史》，别立《道学传》，其 序 说： 后世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此法矣。 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的 治国安民 之道。这样一来，在元代，程朱理学就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后明、清各代亦然。从此，完全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地位。

　　③《元史？窦默传》。

　　④欧阳玄：《许文正公神道碑》，载《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①《元史？许衡传》。

　　②《元史？许衡传》。

　　③《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宋元学案？静斋学案》。

　　①《通制条格？传习差误》。

　　②黄溍：《金华先生文集？邓公神道碑》。

　　（三）重才养士，巩固政权

　　元代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促进吏事的革新、社会所需各项事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推行重才养士的文教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策。

　　还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后期，元廷就收罗了耶律楚材这样卓有治国兴邦才能的儒士，为元帝国的建立和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特命姚枢随军南伐，从杨惟中 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 ，①被俘人员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令脱释，得大儒赵复等人。元世祖在潜邸，召见姚枢询问治国安民之道，他为书数千言，其中提到 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 、 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 ②受到元世祖的重视。

　　元世祖即位后，对重才养士更为重视。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四月， 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 ③同年七月，原金国状元、后任元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上奏文说： 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 元世祖表示赞同，开始建立翰林学士院，作养人才，并荐举李冶、李昶、王磐等为学士。同年九月，王鹗又请予各路选委傅学者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 ④同时，朝廷重用许衡、窦默、姚燧、刘肃、王磐、王恂等名儒。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二月诏曰： 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 ⑤这一年还下诏曰： 该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复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 ⑥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三月又下诏曰： 该廉干人员，不肯贿赂权臣，隐晦不仕；在近知名者，尚书省就便选用；在外居住者，所在官司以名荐举。 ①可见，元世祖在位期间，他为举贤任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有效的措施。

　　①《元史？姚枢传》。

　　②《元史？姚枢传》。

　　③《元史？世祖本纪一》。

　　④《元史？王鹗传》。

　　⑤《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⑥《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此后，元朝历代最高统治者，都遵循元世祖的成例，对重才养士也是重视的，将它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元成宗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六月，在所下诏书中进而做出规定： 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②重才养士的实际举措之一，就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后面将于详述。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兴办以宣扬儒家道义为宗旨的国子学、地方各级儒学和伸延到基层乡村的社学；还重视民间祭孔时随堂讲授的庙学；积极鼓励私人办学；对各地书院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重视兴办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和兴办培养翻译人才的回回国子学和专门人才的医学和阴阳学等；对于宗教教育也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这就是说，元廷不仅重视治术人才的培养，而且还重视各类实用人才的培养；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重才养士的另一实际举措，就是恢复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发现和选拔人才，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正式颁行科举条例。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侍臣说： 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①元仁宗时虽然恢复了科举，但考虑到科举取士之途未免过于狭窄，真才实学者可能有所遗漏，故于延祐七年（１３２０年）又下诏旨： 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才，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长官，具姓名行实，牒报本道廉访司，复察相同，申台呈省，闻奏录用。 ②元代统治者为增强国力，不但重视蒙古族、汉族贤才的选拔任用，而且也重视对其他少数民族人才的选拔任用。除本章前面提到的耶律楚材、高智耀外，元廷还任用了西域人益福的哈鲁丁为翰林学士，传授 亦思替非文 即波斯文；任用不花剌（布哈拉）人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阿合马、云南僰人（今白族）信苴日、彝族首领蛇节等担当显职，特别是任用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喇嘛、藏传佛教萨迦派等五代祖师八思巴（亦译八合思巴、发思八，意为 圣者 ）为帝师，赐玉印，统领释教僧徒和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还受命创制八思巴字（即称为 国字 的蒙古文字）。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对本国各族人才的任用，而且还重视对外国贤能之士的任用，如来自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爱薛、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都在元廷担任要职；他们对传播域外宗教，加强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②《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元史？仁宗本纪一》。

　　②《元史？仁宗本纪一》。

　　三、元代的官学

　　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新的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代对中国的统治虽然不到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的发展，是很有特色的。后来的明、清各朝，从总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不曾改变元代的办学模式。

　　元代的学校体制，可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大类别。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又可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元代官学的学制，见下页图。

　　（一）元代的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即国子学，这是中央政府主要为贵族、官僚子弟所办的高等教育学府，元代统治者对它非常重视，正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的臣属所说：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３００人，仍增陪堂生２０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 又说：

　　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 ①可见，元代最高统治者，对直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的国子学，常常是亲自过问的。元代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除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外，还在京师建置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蒙古国子学和以 亦斯替非文 （即波斯文）进行教学的回回国子学。

　　①《元史？仁宗本纪一》。

　　１。国子学元代国子学即系指汉学（即儒学）而言，以示与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相区别。元太宗（窝阔台）六年（１２３４年），打败金国不久，曾在金朝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改枢密院为宣圣庙，设国子学， 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１８人入学 ①，是为建置学校之始。元世祖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正式创立国子学，设总教国子之官。据《元史？许衡传》载：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许衡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元世祖曾 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 ，并请征诏其弟子王梓、刘季伟等１２人为伴读，充任各斋斋长。在国子学里，生员不分种族，凡蒙古、色目、汉人皆可入学。其资格仅限宿卫大臣子孙、卫士世家子弟及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凡平民俊秀者，须经随朝三品以上朝官的保举，可充当陪堂生（相当于现在的旁听生）。生员名额最初定为８０人，以后陆续增至３００人，另有陪堂生２０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正式设置国子监，以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为祭酒，直接管辖国子学。总结过去国子学办学的经验，重订国子学的规程，对国子学的管理、课程、教授和考试等，均作了相应规定，这在《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中有较详细地记载：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许衡又著诸生入学杂仪，及日用节目。

　　元成宗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年），始定国子生，选拔其中品学兼优者授予官职，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２００人，三年各贡２人，到有关部门任职①。

　　元武宗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年），召吴澄为国子监丞。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国子学生员定额３００人，陪堂生２０人。同年，复立国子学贡举法，选其中优秀者授予官职，蒙古人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在考试录用时，对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②表现出明显的民族间不平等的歧视政策。

　　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国子学增置生员百人，陪堂生２０人。这时，教学、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办法又有所变革，采用了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代替过去的贡举之法。具体的办法如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读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斋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化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中，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 ①

　　①《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者，许令充实；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由上可知，虽然国子学所用教材仍是汉儒经典，生员仍是蒙古、色目和汉人，但在教学、考试上则由贡举法更改为贡试法，分斋授课和积分升斋，下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中斋，中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上斋，全年积分达到八分者，就可升为高等生员，岁终荐举，给予任职。

　　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从国子生员中选拔人才任职的办法又有变动，仍变贡试法为贡举法，回复到元初时的做法，依循元世祖时的旧制，与那时的规程大体相同，不过执行的学规比元初更为严密，岁贡的人数也略有增加。 是后，又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 ②

　　２。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是元代中央政府为蒙古族子弟和色目、汉人官员子弟设置的蒙古语高等学府，隶属于蒙古国子监。元朝统治者效法金朝，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狭隘的民族政策出发，十分注重本民族的高等教育——蒙古国子学，其目的是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

　　蒙古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护卫军）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 学生名额初无规定，以后逐渐增加。凡经过选拔的庶民子弟也可就读。蒙古国子学生员分正额（正式生）和陪堂（陪读生）

　　两种：正额为官员子弟，陪堂为庶民子弟。

　　元成宗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春二月，增加蒙古国子学生员廪膳，人数也由３０人增至６０人。元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蒙古国子学除正式生员外，定伴读生员４０人，以籍上有名的生员中之学问优长者补之。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冬十月， 以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宜增其廪饩，乃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听陪堂学业，于见供生员一百名外，量增五十名。 ①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内容，除学习蒙古文字、研读用蒙古文字译写的《通鉴节要》等教材外，还要学习封建礼仪，成绩优秀的官员子弟可兼学算术。

　　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与国子学大体相同。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３。回回国子学

　　回回国子学是以教授波斯文为主要内容的高等学府，专以培养诸官衙波斯语翻译人才为目的。它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称： 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 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

　　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 从之，八月，始置国子学。 元仁宗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复置回回国子监，设国子监官，直接管理回回国子学的有关事宜。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二年（１３２５年），由于回回国子学就学生员较多，除原已给予津贴补助膳食的生员２７人外，又新增加补助员额２０人。

　　回回国子学以 亦思替非文字 即波斯文教学，偏重于培养波斯语的翻译人才。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外语翻译高等专科学校。元朝政府规定， 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吏，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①波斯文用于葱岭以西诸国。元代有许多西域和中亚诸国的人在中国做官或经商，这种文字 便于关防取会数目.②回回国子学的建立，对于发展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的关系，促进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元代的地方官学

　　元代统治者对地方官学也很重视，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元代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政府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此外，在最基层的乡村设置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社学，在各地设置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和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医学、阴阳学等。

　　１。儒学元代统治者推行 汉化 ，崇儒设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相应的儒学，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 按《元世祖纪》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之数，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可谓盛矣。 上述学校，主要指的设置于各地的儒学和社学，由此可见，当时地方学校设置的普遍。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即议建立学校，曾下诏指出： 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正，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才。 ①并免除儒人部分赋税差役。可惜当时战事频仍，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建立学校之议无法实行。然而尽管如此，元太宗对于儒学、儒士始终是重视的。如太宗五年（１２３３年），诏令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太宗九年（１２３７年），又 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余生，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②从各地选拔了大批汉族儒生，充实政府各个部门，使之为新政权服务。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庙学典礼？选试儒生免差》。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兴办学校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曾下过好几次兴学重教的诏书，已如前述。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１１月，诏令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各地儒学相继建立，路学规定设置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各一人，府学以上、中州学设教授一人，下州学设学正一人，县学设教谕一人，担任各级儒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和《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记载：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夏四月，命云南诸学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二月，元世祖驾御德兴府行宫，诏令江南学校的旧有学田，归还学校用以培育人才。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立兴文署，掌经籍版及江南学田钱谷。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 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 自元代以后，明清王朝地方儒学的建制，基本上是遵循元世祖时的定例，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元仿宋制，对地方儒学设置学田，作为修缮文庙和学舍，朔望（农历初一、十五）祭祀、学官俸禄、奉养贤才等之用。元太祖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学，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防止学田的收益挪作他用。

　　关于地方儒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除《诗》、《书》、《礼》、《易》、《春秋》外，还须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此后，《四书》与《五经》并列，同为各级地方儒学的必修教材。

　　２。蒙古字学蒙古字学是元代专习蒙古文字的地方官学，设立于各路、府、州。教官由通晓蒙古文字的译吏担任。

　　蒙元时期先后通行两种蒙古文字：一是蒙古畏兀字；一是由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创立的蒙古新字，通称八思巴蒙古字，或称蒙古国字。蒙古字学所教授的蒙古文字，指的是后者，即八思巴蒙古字。这种蒙古文字系根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字呈方形，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运笔，当是参照了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构字和书写方式，共有四十一个基本字母，可以用它拼写汉语、波斯语和其他语言。元世祖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正式颁行八思巴蒙古字，宣布以后颁降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同时以各地各民族通用的文字为副。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规定省、郡、台、院的奏文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怯薛（护卫）和必阇赤（文书）在一百天内都要学会它。到了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进而要求各处大小衙门的表章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书写。八思巴蒙古文字，由此而成为官方的法定文字。元廷还决定在中央设置蒙古国子学，在地方设置蒙古字学，大力推行这种文字。

　　②《元史？太宗本纪》。

　　关于蒙古字学的设立和发展，《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作了如下的记述：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颁行条件，诸路、府、州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八年（１２７１年）春诏曰： 间者采近代之制创为国学，已尝颁告天下，然学者尚少，今复立条画，其令有司明谕四方，庶几多所兴起，以传永久。……翰林院见设诸官译写《通鉴节要》，颁与国子学诸路教授。……一、二、三年后，选择习学生员出策题试问，中选者约量授以官职。……十九年（１２８２年），定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

　　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确定蒙古字学学官的任职和升迁办法： 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 元成宗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 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学生员饩廪。 元成宗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对蒙古字学的生员数额又作了新的规定：散府２０人，上、中州１５人，下州１０人。

　　后来，元廷还进一步规定，路、府、州蒙古字学的教官，比儒学的教官高一级；生员学成后，经从翰林院考试，凡合格者，可分配担任译吏和学官。

　　３。社学社学是设置在最基层的乡村、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地方学校，实行边耕边读，农忙务农，农闲入学就读。这种灵活自由的办学形式，对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元朝政府规定： 劝农立社，尤一代农政之善者。……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塍树牌杙，书某社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①元成宗大德四年（１３００年），转发江浙等处儒家提举司的奏文，重申 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弟忠信，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修，如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复上司照验。 ②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年），元廷强调 王政必以农桑庠序为先 ，各社社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 立学师，每社农隙教诲子弟，孝悌忠信，勤身肥家，迁善远罪。 责成按察廉访官要认真 劝课农桑，勉效学校.③从上不难看出，元代的社学是地方官学的一种，由大司农和儒学提举司共同管理，对学习优秀者由上级有关部门照验；社学是带有普及性质的初级学校，学习对象不受限制，各乡社员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其广泛性为其他办学形式所不及；学习时间根据农业生产的忙闲灵活安排，一般在农闲时开办，以免影响农业生产，耽误农时；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史记》等，我们可将它看成是各路、州、府、县所设地方儒学的延伸。开办社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封建道德教化和农桑耕种技术的教育，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终达到维护元代封建统治的目的。

　　①《新元史？食货志》。

　　②《庙学典礼？成宗设立小学书塾》。

　　③《元章典？户部九？农桑？立社》。

　　４。医学元代不设中央医学，而于各路设置医学教育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隶属于太医院。这是一种培养为人、畜看病、治病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所任命的医学学官，由提举掌管行政，由教授负责教学。

　　医学设立于元世祖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载： 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 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士，学非所传，为害甚大。' 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置医学。其生员拟免本身检医差占等役，俟其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难，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提举纲维之。凡宫壶所需，省台所用，转入常调，可任亲民，其从太医院自迁转者，不得视此例，又以示仕途不可以杂进也。 而且还具体规定，各路医学，由教授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送呈太医院，审核后再下发诸路医学，令医学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登记在簿，送呈上级主管部门。

　　虽然元世祖时各路就设置了医学，且规定了检查考核办法，但医学教育办得并不理想，质量不如人意。元成宗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上言： 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医者，司命于人；刑者，弼教于世。唯人也，以风寒暑泾■其疾，以放僻邪侈陷于罪。深其疾，须用医以治，陷于罪，当施刑以断。而医有明不明，刑有滥不滥。医不明则不审气血虚实，而妄许药饵。……药饵妄许，则无益反害。……故医欲明，须玩前贤之经训；刑不滥，在讲究本朝之典章。……今各路虽有医师学，亦系有名无实，……

　　今后，宜督责各处有司，广设学校。为医师者，命一通晓经书良医主之。集后进医生讲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然亦须通《四书》。务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医。……务要成才，以备试验擢用，实为官民便益。 ①医学生员，既须精通《四书》，因为 《四书》实为学之本，进德之门，凡文武医卜，俱当习而知之.同时，尤须精通专业。元代医学分成十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除共同学习《素问》、《难经》、《神农本草》外，还要学习《圣济总录》中的相关专业知识。不精本科经义者禁治，不得行医。并规定每月朔望，生员俱要去三皇庙圣前焚香，各说所行科业，治过的病人，讲清受病根因，用何药饵，是否治愈等，呈报各路教授，考核优劣，备申擢用。②太医院拟定出医学生员的考试办法，每月一私试，试以医学各科疑难；每岁一公试，既考医学知识，又考《四书》，考生成绩都要上报太医院，成绩优秀者可参加科举考试，或到太医院任职。

　　①《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②《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５。阴阳学

　　元代中央不设阴阳学，而于各路、府、州设置阴阳教学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原先隶属于司天台，后隶属于太史院。这是一种培养知晓天文、地理知识专门人才的学校，按当时地方儒学常例，由提举掌管行政，阴阳学教授负责教学。

　　元代阴阳学设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 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 ①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规定 阴阳人授差，依儒、医例考其科目：曰占算，曰三命，曰五星，曰周易，曰六壬，曰教学，曰婚元，曰占才大义书，曰宅元周易秘奥；曰入宅通经论，曰茔元地理新书，曰地理明经论。 ②当时，元朝中央设置司天台，掌管 万象之事.它下面有天文科、算历科、三式科、测验科、漏刻科和阴阳、司辰等业务。元世祖 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剌丁等以其艺进。 ③对元朝阴阳学的发展无疑起过推动作用。后设置太史院， 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监） ④。

　　元代为什么重视阴阳学，在地方广设阴阳学教育机构呢？主要是由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需要。阴阳学研究天文、地理、历算、季候、气象等方面的知识，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农业生产的丰歉，所以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同时，这也和蒙古族过去从事游牧，文化落后，崇信迷信有关。阴阳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的占算、五星、三命、六壬和《三元经书》——婚元、宅元、茔元，主要是封建迷信的内容，与唐代医学中的咒禁科颇为相似。因而，对元代阴阳学中的精华，我们应予肯定和继承；而对于其中封建迷信的东西，则应加以摒弃和批判。

　　（三）元代官学的管理

　　在官学的管理上，元代主要是继承了金朝的管理办法，同时也吸收了唐、宋的经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官学管理体制。

　　１。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元朝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统管全国的学校教育。据《元史？百官志三》载： 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 在集贤院之下，分别设立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具体领导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

　　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在此之前，成立了国子学，任命了官员而未设国子监机构。 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 ①在国子监里，设置下列学官： 监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掌学之教令，皆德尊望重者为之；监丞一员，正六品，专领监务；典簿一员；令吏二人；译吏、知印、典吏各一人。 ②同时，对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也作了具体规定： 国子学，秩正七品。置博士二员，掌教授生徒、考较儒人著述、教官所业文字；助教四员，分教各斋生员。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典给一员，掌生员膳食。 ①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元史？百官之六》。

　　④《元史？百官之六》。

　　①《元史？百官志三》。

　　蒙古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较国子学早十年。蒙古国子监和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如下： 蒙古国子监，秩从三品。……

　　置司业一员。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准汉人国学例，置祭酒、司业、监丞。

　　延祐四年（１３１７年），升正三品。七年（１３２０年），复降为从三品。后定置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监丞一员，正六品；令史一人，必阇赤（文书）一人，知印一人。蒙古国子学，秩正七品。博士二员，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学正、学录各二员，掌教习诸生。……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置官五员。后以每岁从驾上都，教习事繁，设官员少，增学正二员，学录二员。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增助教一员，典给一人。后定置博士二员，正七品；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并正八品；学正、学录各二员；典书二人；典给一人。 ②由此可知，蒙古国子学设置在前（１２７１年），蒙古国子监设置在后。

　　回回国子监创立于元仁宗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管辖回回国子学。只知道回回国子监和回回国子学也都确定了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与国子监、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大体相近，但因缺乏具体的史料，无法详述。

　　地方官学在中央归集贤院主管。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 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一人。 ③各行省还设 蒙古提举学校官，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置。惟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之，余省不置。 ①关于路、府、州、县官学和书院，其学官设置元廷亦作了具体规定： 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中、上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

　　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录、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交任之。

　　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中、上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例以下等举人充正、长，备榜举人充谕、录，有荐举者，亦参用之。 ② 儒学教授，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定府、州一任，准正九；再历路教一任，准从八。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年），定须年五十以上。 ③对地方官学的管理体制、学官的设置和迁升，是叙述得相当清楚明白的。

　　②《元史？百官志三》。

　　①《元史？百官志三》。

　　②《元史？百官志三》。

　　③《元史？百官志七》。

　　①《元史？百官志七》。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各地的蒙古字学，根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的记载，路、府、州均设教授。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蒙古字学的教官，无论在路、府、州，都比儒学的教官职位要高一级。社学带有普及教育的性质，亦耕亦读，中央政府除集贤院兼管外，由大司农司主管；在行省则由儒学提举司管理，各路、府、州、县一般由当地儒学兼管。各路医学由太医院管辖，行省之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官医提举司的任务，是 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 ①，医学下设教授。 诸教授皆从太医院定拟，而各路举善亦拟同教授，皆从九品。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需试验。 ②阴阳学原属司天台、后属太史院管辖。 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 ③

　　２。教师的任用和学生的来源元代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师资，主要由儒士即汉族知识分子充任，但也吸收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任教。中央官学，包括元朝后期一些著名书院的教师，皆由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宿儒、学者、进士，以及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但本人又有举人出身的人担任；而地方儒学的教师，则由 通晓儒经 而又 志成 的儒生担任。元世祖至元初年，国子学以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教育家许衡为国子祭酒。许衡之后，在国子监任职的有王恂、耶律有尚、苏郁、向栋等人。其后，吴澄、肖■、李孟、齐履谦等著名学者，都曾相继掌管国子监和国子学，从而提高了元朝中央国子学的教学质量和声望。据《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记载，元武宗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夏四月， 敕：' 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选用。' ……（李）

　　孟等言：' 方今进用儒者，更志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励'.帝从之。 该书还记载，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夏四月，朝廷曾 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教授。 该书又记载，在元顺帝元统二年（１３３９年）的诏书中强调指出： 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 以上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对儒学师资的任用标准是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政策。

　　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带有专门学科的性质，主要选拔通晓蒙古文字、波斯文字和医学、天文、星历的有专长的人担任教师。如益福的哈鲁丁精通回回文字，就将他由翰林院调至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文，培养这方面的专门翻译人才。但元代统治者在任用这些专科学校的教师时，除要求他们通晓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懂得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将它作为考核和任用的标准之一。这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各类学校教师在 德 方面提出的要求——用儒家的 道 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又表现出元代统治者崇尚儒学，使之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用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为巩固元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③《元章典？吏部三？教官》。

　　①《元史？百官志四》。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元代官学学生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官宦子弟。在国子学里，汉族官僚子弟的地位又比蒙古、色目的官僚子弟地位要低，而庶民子弟在国子学中只能当陪堂生。元朝政府规定：国子学 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 ①元世祖至元年间，国子学招生２００人，一半是蒙古贵族、官宦子弟，一半是色目人和汉人官僚子弟。其中蒙古权贵子弟不忽木、别儿怯不花、帖木儿塔识、脱欢、月鲁帖木儿等，在国子学里的地位尤其显赫。①蒙古国子学 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②元成宗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年），又 增蒙古国子生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充之.③元仁宗延祐年间，所设生员一百人，蒙古人占一半，汉人三十，色目人二十。回回国子学生员则以 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弟 ④为主。地方上各类官学的生员主要是当地官僚和富户子弟充任，少数庶民子弟茂异俊秀者，也要经官府的荐举，才能入学就读。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官学的生源，反映了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入学就读的，基本上为蒙古、色目、汉族的贵族、官僚、地主的子弟所垄断，汉族人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各族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汉人，除能在社学亦耕亦读外，很难有机会外出到其他官学就读。

　　３。师生待遇和奖惩元朝中央政府所设置的集贤院，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各行省儒学提举司、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官医提举司，各路、府、州、县的各类教官，朝廷都规定了具体的品秩，并按品秩由政府定期发放薪俸。

　　元代地方官学，效仿宋制，设置学田，使之有固定的办学经费。《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载：元世祖 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未几，复从桑哥等言，钩考江南学田所入羡余，贮集贤院以给有才艺之士。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便给养。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各自掌，春秋释奠以外，以廪供给师生及寒士。政府还鼓励 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 ，捐献学田，蔚为社会风尚。学田的收益，主要用于修缮文庙、春秋释奠、朔望祭祀、学官请俸、住学生员食供和各项杂项开支，若有耆宿名儒实无依倚者，亦于学田收益内约量给付①政府还严禁王公贵族、地方豪强和寺院强行霸占学田。又规定，学官职吏对于学田，如有以熟为荒，减额征租，或接受贿赂，纵容豪强占领，或巧立名目，欺蒙冒支者，由提调官严加查究。②各类生员入学，政府还规定可免大部或全部差役和税赋。

　　①《元史？百官志三》。

　　①参看《元史》中不忽木、别儿怯不花等人的列传。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④《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参看《庙学典礼？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和《庙学典礼？庙学田地钱粮分付秀才每为主》等文。

　　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学官，由礼部、吏部和肃政廉访司考核其优劣，决定其升降奖罚。地方各类官学的学官、教师，由各行省提举官考核其成绩，各路、府、州、县有关行政部门予以配合，对各类官学的管理甚为严密，定期或临时派员前往各类学校视察， 必使讲课有程，训迪有法，赏勤罚惰，作成人材，其学政不举者究之。 如诸教官在任， 侵盗钱粮，荒废庙宇，教养无实，行止不臧，有黍师席，从廉访司纠之。 ③各国子学，地方各类官学和书院对生员的内部管理，与宋代大体相同。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中具体规定：诸蒙古、汉人国子监学官任内，验其教养出格生员多寡，以为升迁。博士、教授有缺，从监察御史举之，其不称职者黜之，坐及原举之官。诸国子生悖慢师长及行礼失仪、言行不慎、讲诵不熟、功课不办，无故废学、有故不告辄出、告假违限、执事失误、岔戾斗争，并委正、录纠举。除悖慢师长别议，余者初犯戒谕，再犯、三犯约量责罚。……诸国学居首善之地，六馆诸生，以次升斋，毋或躐等。其有未应升而求升、及曾犯学规者，轻者降之，重者黜之。其教之不以道者，监察御史纠之。诸国子监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初犯殿（往后推延）试一年，再犯除名，并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周岁者，并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不用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较。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笃勤者，勒令出学。……无故不入学，第一次罚当日会食，第二次于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第三次于学士院及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三次不改，奏闻惩戒黜退。

　　国子学在教学方面，实行按程度分斋教学的制度，设上、中、下三级六斋，每一季考试及格而不犯学规者，即可依次递升。而选拔人才就任官职，有先后实行贡举法和积分法两种。 其贡赋之法，从监学所拟。……其本学正、录各二员，司乐一员，典籍二员，管勾一员，及侍仪舍人……于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为正、录，通晓音律，学者优赡者为司乐，干局通敏者为典籍、管勾。其侍仪舍人，于上、中斋，举礼仪习熟，音吐洪畅，曾掌春秋释奠、每月告朔明赞，众与其能者充之。 ①至于岁贡充部令史者，各朝有不同定例，前已记述。积分法为计算生员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大概是：月试一次，优者一分，中者半分，劣者无分，年底通计一年积分，得八分者为及格，可升高等生员，或给予出身、官职。在前面 国子学 那一节中已作详细论述，可以参看。如何考试积分呢？具体规定是： 每月初二日早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通考。 ②

　　②《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③《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各级地方儒学，对就学生员的奖惩，规定得尤为具体、明确。凡肄业儒生，如无特殊原因，每逢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均须到文庙陪拜听讲，未请假而又无故不到者，由学官检举议罚。在听讲时，由教官预先出题三章，揭示廊庑，听其讲究精熟，置之签筒，遍写该讲生员姓名，到当月十五日，伺登堂听讲毕，请教官临时掣签，引至案前，对众将初一出的题目对讲三次，文理不通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教道训诲，再行习读，伺降供满日，引上复念讲说，文理通者，许令回参，不通者从学官议罚。儒生课式，每月由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诸生各供本经全篇，每五卷中取一名，头名三分，正名二分，三名一分半，通榜者各一分。教官考核，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如十二试积及十分者，次年正月从教官申请本路文资，正官、廉访司官一起来到学校，集中积及十分的儒生，帘引文义通畅者，取首名保申上司，以具岁贡；其余籍记姓名。所有十二试俱黜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训诲，逐日在斋习读，伺降供满日，再行引试，中格许令回参，其连三月不试者，从教官议罚。①元朝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医学的奖罚办法。各路医学大小生员，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及在学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教授、正、录、提调官罚俸有差。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倍罚；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其提调官、视学官吏减等。诸医人于十三科（后改十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②其他官学对师生的考核、奖惩办法，大体与国子学和地方儒学、医学的办法相同或相似。只是由于各自专业不同，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变通。

　　①《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②参见《元史？百官志三？学规》和《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四、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

　　在元代，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的办学形式还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政府对它们也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使之有所发展，其中书院的建立尤为普遍，对普及文化教育、传播宗教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元代的庙学

　　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和曾参、颜回、孟轲、朱熹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元代，有无名氏辑录《庙学典礼》六卷，收录了自元太宗丁酉年始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止的 一代庙学之制， ①共７８篇文章。粗略地加以区分，这些文章中有关儒人、秀才免差的９篇，严禁搔扰孔庙、学校的４篇，学官薪俸、保勘、提调迁转、任满给由的３３篇，学田种养、押发、取勘的５篇，岁贡儒吏、举荐贤才的３篇，儒籍管理的６篇，重视学校、诣庙讲学的５篇，申明学校规式的３篇，儒人公事约会的３篇，其他７篇。通过这些收录的文章，我们可了解到元代有关各类官学的政策法令和管理制度，它涉及到国子学、社学、庙学和书院，包括生员的学习、考核和任职，教师的聘任、待遇和奖惩，科举考试规程及其与学校的关系，各类学校财政的管理等。《庙学典礼》中的所谓庙学，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各级各类儒学。还有一种是狭义的庙学，专指在孔庙（又称文庙）中定期举行的讲学活动。在《庙学典礼？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今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同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材可冀。

　　在《庙学典礼？崇奉孔祀教养儒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诸路、府、州、县、邑，应设庙学、书院，……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诸人毋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礼及师生廪膳，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养赡，庙宇损坏，随即修完。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讲习道艺，务要成材，若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复相同，以备选用。

　　上面的两则引文中的庙学，指的就是狭义的庙学。这种教学形式，与地方儒学不同，是以孔庙为基地、在孔庙中进行的，是在每年春秋两次大祭和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对孔子和儒学先贤祭祀烧香礼拜后进行的一种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讲学活动，属于整个祭奠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一活动由当地政府首脑率领僚属吏员参加，由当地的学官或孔庙的负责人主讲，要求当地官学、书院的生员必得参加外，民间子弟愿就学者可自由参加，资格不受限制，类似于佛教 俗讲 的形式，一般规模较大，形式较为隆重。它和地方官学另一不同之处，是庙学并非常年设置，进行系统教学之地，而是以祭孔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种附加的教学活动，是一种面向广大群众、任何人均可参加的一种间隔性、普及性的教育形式。庙学的教学内容和地方儒学、设于基层乡村的社学大体相同，它们都是以宣讲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重点是进行孔、孟和程朱理学所提倡的 三纲五常 、 存天理，去人欲 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地方儒学是由政府管辖，有学官主持，常年进行，有严格地教学规程和考核办法；社学除学习儒家经书外，学习内容还涉及到农业科技知识；而庙学虽是专门宣讲儒家经书，却是间隔性的，一月内只有两三天时间，听讲的对象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在庙学里，一般都有庙产和赡学地土产业，主要用于奉孔祭奠和师生廪膳、维修文庙、救济贫寒老病儒生等，凡参加庙学听讲者，不必自备膳食，有的还可得到书籍和笔墨纸砚。经过庙学的常年教育，如发现 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 ，可由政府有关部门保举，肃政廉访司审核确实后，量才录用。由上可知，元廷之所以重视庙学，这是和他们所实行的尊孔重儒、提倡理学的文教政策完全一致的。这种以孔庙为活动中心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教育普及形式，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封建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庙学典礼》。

　　（二）元代的私学

　　元代的私学十分兴盛，它继承了宋、金的私学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但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宋、金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元代的私学一般有家长督课、学生自学、私塾授课、名师传授等多种形式，教学内容则侧重于儒家经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这我们可从后面将要谈到的程端礼的《程氏私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加以印证。此外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地处北中国的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其权贵、官吏和富有者都十分重视传授儒术的私学，这在宋以前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有时还出现这一少数民族势力的统治者取代现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的另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因而各少数民族和有地位的家族迫切需要培养本民族、本家族的治术人才；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加速实现封建化，不得不借助于私学这种教育形式，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北中国几个政权并立，战事频仍，社会极不安定，官学发展很慢，甚至停办，依靠官学远不能满足人才的需求，而汉族儒学已在北方广泛传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这就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中的权贵、官僚、富有者和儒士们兴办家塾和私人讲学授徒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私学因而也就兴盛起来。

　　元朝统治者对私学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兴办地方官学的同时，规定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 ①事实证明，通过私学这种教育形式，的确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才。如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他就得益于家学。据史书记载，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为契丹族贵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从小聪慧异常，５岁即能作诗，长大后才华横溢，金章宗时考取进士，任尚书右丞，在金朝《辽史》的修撰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耶律履发挥家学所长，他的几个儿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后来都成为博学多才之士，其中耶律楚材的表现尤为特出。 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 ，①成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他１９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成才，除了他本身天资好、家里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外，主要是家学渊源的影响，特别得益于幼年时母亲杨氏的教子有方。还有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 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中、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中学。 ②可见，郭守敬的成才，与家学和名师传授也是分不开的。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除耶律楚材、郭守敬外，我们检阅《元史》列传，还可举出下面一些人物，通过自学成才或通过家学和名师传授而成才，以了解元代私学的一般情况。

　　（１）阔里吉思，为成吉思汗的驸马， 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 ③（２）只必，元太师木华黎的后裔， 幼嗜读书，习翰墨。至元十四年监东平，官少中大夫，多善政，以清白称。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之。 ④后官至江南、湖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

　　（３）唐仁祖，字寿卿，畏兀人， 少颖悟，父殁，母教之读书，通诸方语言，尤邃音律。 ⑤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４）千奴，伯牙吾台氏和尚之后，曾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晚年， 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 ①（５）拜住，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孙， 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拜住之贤，母之教也。 ②官至中书左丞相。

　　（６）康里脱脱，曾任右丞相、御史大夫等职。 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 ③（７）太平， 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 ， 太平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俨然如老成人，尝受业于赵孟頫，又师事云中吕弼。 ④官至中书参知政事、御史大夫。

　　（８）马祖常，曾任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元史专家陈垣考证马是基督教世家，非出自中国。 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稍长，益笃于学。蜀儒张■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甚器之。 ⑤（９）小云石海涯， 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之意表。……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 ⑥后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

　　①《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元史？郭守敬传》。

　　③《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附阔里吉思》。

　　④《元史？木华黎传？附塔塔儿台》。

　　⑤《元史？唐仁祖传》。

　　①《元史？和尚传？附千奴》。

　　②《元史？拜住传》。

　　③《元史？康里脱脱传》。

　　④《元史？太平传》。

　　⑤陈垣：《西域化华化考》、《元史？马祖常传》。

　　（１０）泰不华，伯牙吾台氏人，年幼时， 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侍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西行台监察御史。 ①（１１）余阙，唐兀氏人， 少丧父，授徒以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恒游，文学日进。 ②元顺帝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赐进士及第，官至中书刑部主事，曾参加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１２）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人， 未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成，桀然成章。 ③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大都路达鲁花赤等职。

　　（１３）董俊，真定藁城人， 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 初为金将，后降木华黎，任龙虎卫上将军等职。蒙军克汴时， 以侍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 射，百日事也；《诗》、《书》，非积学不通。'④（１４）董文用，董俊之第三子， 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

　　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 ⑤后官至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御史中丞。

　　（１５）严忠嗣，严实之第三子。 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 ⑥曾任东平路管军万户。

　　（１６）石天麟，顺州人， 好学不倦，于诸国书语无不习。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厘正庶务，选贤能为参佐，天麟在选，赐名蒙古台。 ⑦后官至荣禄大夫、司徒等职。

　　（１７）洪君祥，小字双叔，征东行省右丞洪福源之第五子， 年十四，随兄荣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中相之。秉忠曰：' 是儿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 令选师儒诲之。 ①官至中书右丞。

　　（１８）董文炳，董俊之长子。 父殁时年始十六，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

　　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 ②后官至山东东路经略使、参知政事。

　　⑥《元史？小云石海涯传》。

　　①《元史？泰不华传》。

　　②《元史？余阙传》。

　　③《元史？月鲁不花传》。

　　④《元史？董俊传》。

　　⑤《元史？董俊传？附文用》。

　　⑥《元史？严实传？附忠嗣》。

　　⑦《元史？石天麟传》。

　　①《元史？洪福原传？附洪君祥》。

　　②《元史？董文炳传》。

　　（１９）董士选，董文炳次子。 幼从父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辍。……宋降，随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 官至御史中丞。 士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者。……在江西，以属椽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 ③（２０）刘秉恕，元开国功臣刘秉忠之弟， 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 ④后官至礼部侍郎、淮西宣慰使。

　　（２１）郝经，家世业儒。 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 ⑤后官至国子祭酒。

　　（２２）王磐，世业农， 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郾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划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授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 ⑥后任翰林学士。

　　（２３）李昶， 颖悟过人，读书如夙习，无故不出户外，邻里罕识其面。　以父忧去官，杜门教授，一时名士，若李谦、马绍、吴衍辈，皆出其门。①官至吏、礼部尚书。

　　（２４）李谦， 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 ②官至侍读学士，翰林承旨。

　　（２５）杨恭懿， 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难，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学，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 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③官至直学士、兼太史院事。

　　（２６）王恂，父亲王良 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 ， 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中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中学于磁之紫金山。 官至太子赞善。 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学。 ④（２７）杨桓， 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即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 ⑤（２８）杨果， 幼失怙恃，自宋迁亳，复涉居许昌，以章句授徒为业，流离坎坷十余年。 ⑥后官至怀孟路总管。

　　（２９）魏初， 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比冠，有声。

　　中统元年，始立中书省，辟为椽吏，兼掌书记。未几，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 ①后官至治书侍御史。

　　（３０）李之绍， 自幼颖悟聪敏，从东平李谦学。家贫，教授乡里，学者咸集。 ②后官至国子祭酒、奉政大夫。

　　③《元史？董文炳传？附董士选》。

　　④《元史？刘秉中传？附刘秉恕》。

　　⑤《元史？郝经传》。

　　⑥《元史？王磐传》。

　　①《元史？李昶传》。

　　②《元史？李谦传》。

　　③《元史？杨恭懿传》。

　　④《元史？王恂传》。

　　⑤《元史？杨桓传》。

　　⑥《元史？杨果传》。

　　①《元史？魏初传》。

　　（３１）陈祐， 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 ③后官至浙东道宣慰使。

　　（３２）申屠致远， 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家无余产，教诸子如师友。 ④（３３）雷膺， 七岁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归浑源，艰险备尝，织纴以为业，课膺读书。膺笃志于学，事母以孝闻。太宗时，诏郡国设科选试，凡占儒籍者复其家，膺年甫弱冠，得与其选，愈自砥砺，遂以文学称。 ⑤后官至行台侍御史。

　　（３４）刘因， 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 ⑥（３５）赵孟頫， 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宋亡，家居，益自立于学。 ⑦后官至集贤侍讲学士。

　　（３６）曹元用， 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 ①后任礼部尚书。

　　（３７）齐履谦，父齐义，善算术。履谦 七岁读书，一过即能记忆；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尽晓其法；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是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 ②后任司天台官和国子司业。

　　（３８）姚燧，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 枢隐居苏门，谓燧暗蒙，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燧知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 ③后任大司农丞。

　　（３９）夹谷之奇， 少孤，舅杜氏携之至东平，因受业于康晔。 ④后官至吏部尚书。

　　（４０）李孟， 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 ⑤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４１）吴元珪， 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简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谋治法、律令章程，皆得于家庭之所授受。 ⑥后官至江浙行省左丞。

　　②《元史？李之绍传》。

　　③《元史？陈祐传》。

　　④《元史？申屠致远传》。

　　⑤《元史？雷膺传》。

　　⑥《元史？刘因传》。

　　⑦《元史？赵孟頫传》。

　　①《元史？曹元用传》。

　　②《元史？齐履谦传》。

　　③《元史？姚燧传》。

　　④《元史？夹谷之奇传》。

　　⑤《元史？李孟传》。

　　（４２）陈颙， 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颙兼习之。 ⑦后官至集贤大学士。

　　（４３）孔思晦，孔子五十四世孙，童年， 读书已识大义。及长，授业于导江张■，讲求义理，于词章之习，薄而弗为。家贫，躬耕以为养，虽剧寒暑，而为学未尝懈，远近争聘为子弟师。 ①后袭封衍圣公。

　　（４４）虞集，其母为国子祭酒杨仲文之女，杨氏未出嫁前即通程朱性理之学。 集三岁时即知读书，……于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苏、欧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集与弟槃，皆受业于家庭。 ②后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

　　（４５）揭傒斯， 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 ③后官至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为修《辽史》、《金史》、《宋史》的总裁官。

　　（４６）柳贯， 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仕至翰林侍制。 ④与黄溍、揭傒斯、虞集齐名，人称 儒林四杰.（４７）欧阳玄， 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年十四，益从宋敬老习为词章，下笔辄成章，每试庠序，辄占高等。

　　弱冠，下帷数年，人莫见其面，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 ⑤后官至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为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

　　（４８）王思诚， 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 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 思诚愈自力弗懈。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大进。 ①后官至通议大夫、国子祭酒。

　　（４９）李稷， 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孙。镇、回孙皆名进士，长于《春秋》，稷兼得其传。 ②后官至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５０）成遵， 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年十五，丧父。家贫，勤苦不废学问。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一日，愤然曰：' 《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愈于《史（记）》、《汉（书）》韩（愈）、柳（宗元）。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③发愤自学，后中进士第，官至中书左丞。

　　⑥《元史？吴元珪传》。

　　⑦《元史？陈颙传》。

　　①《元史？孔思晦传》。

　　②《元史？虞集传》。

　　③《元史？揭傒斯传》。

　　④《元史？黄溍传？附柳贯》。

　　⑤《元史？欧阳玄传》。

　　①《元史？王思诚传》。

　　②《元史？李稷传》。

　　（５１）张翥， 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 大人勿忧，今请易业矣。' 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阳，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 ④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５２）张■，四川导江人。 金华王柏，得朱熹三传之学，尝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经，以及周、程、张氏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弟子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以■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称曰导江先生。 ①（５３）金履祥， 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 ②终生不仕，以授业传道为业。

　　（５４）许谦，京兆人。 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 ③许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之一，卒后朝廷赐谥文懿。

　　（５５）陈栎， 生三岁，祖母吴氏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概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教授在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 ④（５６）肖■， 性至孝，自为儿时，翘楚不凡。……读书南山者三十年。

　　制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辄倚其榻，玩诵不少置，于是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学者及其门受业者甚众。 ①官至国子祭酒。

　　（５７）安熙， 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之。熙家与因所居相去数百里，因亦闻熙力于学己之学，深许与之。 他 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 ②

　　③《元史？成遵传》。

　　④《元史？张翥传》。

　　①《元史？张翥传》。

　　②《元史？金履祥传》。

　　③《元史？许谦传》。

　　①《元史？肖传》。

　　②《元史。安熙传》。

　　（５８）韩性， 天资警敏，七岁读书，数行俱下，日记万言。九岁通《小戴礼》，作大义，操笔立就，文意苍古，老生宿学，皆称异焉。及长，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说，尤深造其间域。其为文辞，博达俊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言。四方学者，受业其门，户外之屦，至无所容。 ③终生不仕。

　　（５９）陆文圭， 幼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终生不忘。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通乡选。宋亡，隐居城东. 东南学者，皆宗师之。朝廷数遣使驰币聘之，以老疾，不果行。 ④（６０）李孝先， 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泰不华以师事之。 ⑤后官至秘书监丞。

　　（６１）伯颜，哈剌鲁氏人， 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早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桀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辩，同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侍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 ①（６２）赡思，大食国人， 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 ②（６３）赵弘毅， 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③曾任国史院编修，大乐署令。

　　（６４）孙辙， 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甚。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 ④终生隐逸不仕。

　　（６５）李杲， 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金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 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

　　还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四人，他们的成才立业，也都得益于私学，因在后面将列专节作具体介绍，此处从略。

　　从以上所举的实例中，我们对元代私学发展的情况，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私学的兴办，除主要是汉族外，还有蒙古族、畏兀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西域各少数民族，以至阿拉伯等民族，它表现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是元代私学所独具的最鲜明的特色。其二，从教学形式上看，有矢志自学，刻苦攻读者；有家学渊源深厚，受教于父兄或祖母、母亲者；有由家庭延请名师授业者；有儒生亲自访求名儒或明师，得之口传心授者，形式不拘一格。其三，私学的学习内容，一般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即以《四书》、《五经》和程、朱的注疏为基本教材，但也兼及天文、地理、律历、算数、医学等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的内容。其四，当学有所成后，大部分儒生通过各种方式踏入仕途，为世所用，在功业上有所建树；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儒生 耻事权贵 ， 不屑仕进 ，或闭门教诲子弟，或在乡里设学授业，或隐居山林讲学传道，他们为保存、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③《元史？韩性传》。

　　④《元史？陆文圭传》。

　　⑤《元史？李孝先传》。

　　①《元史？伯颜传》。

　　②《元史？赡思传》。

　　③《元史？赵弘毅传》。

　　④《元史？孙辙传》。

　　⑤《元史？李杲传》。

　　（三）元代的宗教教育

　　在元代，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因而，元代的各种宗教都比较兴盛，其中尤以佛教的势力最强，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种宗教通过寺、观、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宗教教育开展的较为普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蒙古人历来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亦称珊蛮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尤其信仰 天 ，认为 天 是至高无上、永恒不灭、力量无穷的，这个 天 就是元代诏书中写在最前面的 长生天.朝廷中的 蒙古巫祝 ， 蒙古巫觋 ，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 国俗旧礼 ，履行各种祭祀仪式。这种以蒙古语 告神 、 告天 、 祝赞 、 念咒语 ，以国语 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 ，①指的就是萨满教的宗教活动。然而，萨满教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义和仪式，虽在漠北草原广为传播，并进入元代宫廷，但它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具有很大稳定性和排他性。

　　以后，蒙元统治者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利用的态度，不取此舍彼，不尊此抑彼。他尊崇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乐于向他们优礼求教。如他在西征途中召请全真道（道教的一支）领袖丘处机，求教 为治之方 ，并给予极高礼遇就是明证。②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蒙哥本人始终保持着对萨满教的信仰，贵由则倾向于基督教，而元朝的创建者元世祖忽必烈则特别尊崇佛教，他本人最终改信了佛教在西藏的分支喇嘛教。此后，元朝各代皇帝对佛教都优渥有加。蒙元最高统治者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变化，是各民族在接触、交往过程中蒙古族较落后的文明接受较先进的文明的具体表现之一。

　　当时，在元大都和一些大中城市，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林立，它们以各种方式宣扬本教的教义，吸引人们信奉本教，宗教教育活动十分普遍。当然，最盛行的还是佛教中的喇嘛教。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传教活动都予以保护和支持，但却要求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必须符合 长生天 的信仰，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仪式为自己告神祝寿，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权威使本教的信徒顺从元廷的统治。这一总的要求是各种宗教都必须切实遵守的。这样，在元朝的统治范围内，各种宗教就成了禁锢人们思想、麻痹人们斗志、忠实地为蒙元政权服务的有力工具。

　　①《元史？祭祀志六》。

　　②《元史？丘处机传》。

　　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到的是佛教，当时似是中原汉地的禅宗。元太祖九年（１２１４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省五寨北），禅僧海云年仅１３岁，曾于 稠人中亲面圣颜 ；①次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 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蒙古语自由自在的意思——引者）行者 ，②让其统领汉地僧人，免除其差役赋税。元太宗窝阔台逝世，在乃马真皇后称制的１２４２年，海云禅师又北觐忽必烈，讲说佛法大意。在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文化凋敝，可是佛教《大藏经》却得以继续印刷发行。

　　蒙哥汗统治时期，中原的佛教势力己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下恢复和发展起来。大约在此前后，吐蕃佛教——喇嘛教的影响亦开始渗入到蒙古宫廷。

　　元宪宗三年（１２５３年），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谒忽必烈于潜邸；元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佛教；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诏令八思巴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统辖佛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又进封八思巴为帝师，地位高贵显赫。元世祖忽必烈在佛教内部，为压抑禅宗的势力和影响，推行 崇教抑禅 的政策。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层人物聚会时， 升教居禅之右.③还从北方派遣禅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侣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讲，以扩大他们的影响。④而其中，尤以喇嘛教地位最为尊荣。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 元起朔方，固己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为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以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 元代皇帝受佛戒的共九次，许多佛寺都得到皇帝颁赐的 护持 诏书，享有种种特权。有些大的寺庙，僧众多至数百上千。少数上层僧侣利用特权，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霸占土地，搜括民财，奸淫妇女，戕害人命，无恶不作，在《元史》中多有记载。由于元代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佛教的势力发展很快。据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寺宇４２３１８所，僧民２１３１４８人。所以，元代有人说： 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 ①

　　①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②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③《佛祖通纪》卷四十八。

　　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祠祀志》。

　　①危素：《危太朴文集？扬州正胜寺记》。

　　佛教的教育形式通常是 俗讲 ，即由道行高深的僧侣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实例宣扬佛教的教义，劝人皈依佛教。听讲的不受限制，男女老幼，只要愿意崇佛者皆可参加。 俗讲 往往与祭礼祝祷结合在一起，有似元代庙学在孔庙中对孔子和先哲祭祀礼拜后所进行的讲学活动一样，也是整个崇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史？释老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若岁时祝厘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镇雷阿兰纳四，华言庆赞也。

　　有曰亦思满兰，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

　　有曰朵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儿哥朵四，华言回遮也。有曰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有曰■朵四，华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儿，华言出水济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华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儿，华言常川施食也。有曰静坐，有曰朝鲁，华言狮子吼道场也。有曰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儿麻，华言护法神施食也。

　　有曰赤思古林搠，华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镇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也。

　　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隆也。有曰古林朵四，华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睹思哥儿，华言白伞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剌，华言《五护陀罗尼经》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华言《八千颂般若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儿鲁弗卜屯，华言《大轮金刚咒》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有曰亦思罗八，华言《最胜王经》也。有曰撤思纳屯，华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华言《坏相金刚》也。有曰卜鲁八，华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其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

　　这里的 华言 也就是指当时广大汉族居住地区所使用的语言。上面的引文就是在崇佛祝祷和 俗讲 时对梵语、藏语的佛教专用术语用汉所作的翻译和解释，以使人们能正确了解它们的含义，从而达到宣扬佛教教义的目的。

　　当然，佛教教育除了 俗讲 这一主要形式外，还有佛经的翻译刻印，传布四方；佛寺里的雕塑、壁画，民间流传的宣扬佛法无边和向善去恶、因果轮回等内容的话本、戏剧，更是一种形象性的教育形式；至于佛教僧侣和信徒们的崇佛祝祷和禁咒祛邪等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教育形式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也就更为普遍和明显。

　　一些精通佛经、道德高尚的僧侣向民众进行佛学教育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传八思巴（１２３５- １２８０年）３岁时能念咒语，７岁时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大略地通晓其中的含义，８岁时能背诵《本生经》，９岁时即向人们讲经。西藏人称为八思巴，即 圣童 的意思。年纪稍长，八思巴即精通 五明 （内明——指哲理；因明——指逻辑；工巧明——指工艺技术、天文数学；医方明——指医术、药剂、卫生；声明——指文法、训诂）之学，所以又称他为班弥怛。就八思巴本人而言，他的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佛学教育。

　　他经常为王公贵族和世俗民众讲经， 年有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①在与道教名流相互辩难时驳倒了对方。一生著作，有《彰所知论》等三十余种，是蒙古新字的创始人。他对普及藏传佛教，促进元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八思巴的弟弟、侄儿和门徒等，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显要职务，都为普及佛教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阿鲁浑萨里就曾拜八思巴为师，从他那里学习佛教经典和非常广泛的知识。②

　　①《元史？八思巴传》。

　　②《元史？阿鲁浑萨里传》。

　　有元一代，所采取的都是元世祖忽必烈定下的尊崇佛教而又对其他宗教兼容并蓄的基本宗教政策。在大都和各地的寺、观、教堂所在地，一般都立有这样的碑： ……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夫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著，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不拣是谁没体例休倚气力者，不拣甚么他每休断拽夺要者，寺院里休断人者，官粮休顿放者。…… ①这是当时流行的生硬地译自蒙古文的文字， 和尚 指的是佛教僧侣， 也里可温 指的是基督教士，在元代包括景教教士和罗马公教教士， 先生 指的是道士， 达生蛮 指的是伊斯兰教的教师， 每 即 们.对于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传教者来说，一般都免去他们的赋税（后规定部分交纳，但执行也不严），而不充当任何差发，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皇帝告天祝寿祈福。使臣不得占用他们的房屋，不得干预他们的传教活动，并应及时向他们发放口粮。

　　这些特权，所有宗教的传教者都同样享有。然而，不同宗教在地位上实际还是有区别的，这可从元廷设置的管理各宗教的专门机构的品级就可看出。掌管佛教的宣政院，院使从一品，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御史台的地位相等；在地方上，与行政机构并列，设有各教僧司衙门，分别管辖本地区的佛寺；掌管基督教的崇福院和掌管道教的集贤院，院使从二品，比宣政院品级要低一级；在地方上，道教和佛教一样，设有衙门， 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莅政施刑。 ②而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中央不设专门管理机构，由地方官兼管，地位就要低一些。这主要是根据各宗教信教的人数多寡以及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或由地方官兼管。

　　当时的元大都，成了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宫廷里，各教的名流为皇帝、权贵祈祷祝福和治病，有的不失时机地提出政治上的某些建议。在元大都城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萨满巫祠等，各种宗教的殿堂都能见到，他们各自从事着传教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宗教教育，宣传教义，扩大信教的人数。在全国各地，道观的建立比较普遍，北方主要是全真教派，在南方主要是正一、太一教派。为了争取道教的正宗地位，扩大传教手段，由全真教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保藏的元刊《玄都宝藏》，设经局七十二处，共计七千八百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一千四百卷。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全国曾设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可见在许多地方都有也里可温（主要是景教）在活动。现在有记载可考的，在扬州、镇江、杭州、温州等地，都修建有基督教的教堂。十三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教士数人，以孟德维诺为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来中国传教，在大都兴建教堂，招来信徒，宣讲基督教义，同来的教士则分赴福建等地传教。以后又有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鄂多立克来中国传教，他还在杭州灵隐寺与佛教僧侣辩论生死轮回之说。元代可里温教（包括景教、天主教等）共有信徒四万余人，多系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康里、阿速以及中亚的回回人，也有少数汉人。在元代， 回回之人遍天下 ，①他们 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园也.②伊斯兰教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有的记载说： 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 ③未免有所夸大，但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寺院较前大有增加，传教活动十分广泛。明代田汝成在他的《西湖游览志》中谈到杭州的 木速蛮（即穆斯林——引者注）： 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 他们都是 隆准深眸，不啗豕肉 、 诵经持斋，归于清净 的伊斯兰教徒。元代诗人张昱对大都伊斯兰教礼拜传教活动作了如下形象的描绘： 花门（唐代指回纥，这里借指回回——引者注）

　　齐候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呼阿弥。 ①由此可知当时伊斯兰教的礼拜传教活动的一般情景。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和犹太教等，随着西域、中亚、印度和犹太各族人民的来华经商、传艺、作官并定居，在我国各地，尤其是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有所传播。婆罗门教元代时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 一赐乐业 教，陈垣考证 一赐乐业 即以色列的音译。②在开封、大都等地都有他们的踪迹。

　　《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犹太教徒的记载。这些宗教也进行过一些宗教教育活动，不过没有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

　　①《元典章？礼部六？释道》。

　　②吴澄：《吴文正公文集？杭州玄都观藏室记》。

　　①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年第 8期。

　　（四）元代的书院及其演变

　　书院 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原来只是官方藏书、修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南唐升元四年（公元９４Ｏ年）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可看成是含有教育性质书院的滥觞。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书院兴隆发达。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金、西夏、西辽基本上没有建过书院。蒙元统治者承袭宋代的传统，对书院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方针，积极地加以提倡、扶持并给予奖励，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从而使元代的书院较之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蒙元亡宋以后，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不少汉族的儒家学者，不愿到元朝的政府部门做官，也不愿到元朝所设的官学中去任教，甚至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到官方所设立的学校去就读，于是他们就退而自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如：安徽歙县的汪维岳，入元不仕，自比陶渊明，建友陶书院，在此读书讲学；江西务元的胡一桂，隐居于婺源湖山书院授徒讲学；安徽休宁的汪一龙，宋亡不仕，自元世祖至元年间起，即在婺源的紫阳学院讲授程朱理学。面对这种情况，元朝统治者吸取辽、金两朝的统治经验，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因势利导，对各地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加以鼓励和提倡，并将书院与地方上路、府、州、县官学同等看待，归官府统一管理。元太宗窝阔台登基后的第八年（１２３６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阔出（又译名为 库春 ）伐宋时，就曾搜集大量宋儒所著的书籍送回燕京（今北京市），并在燕京立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祠，创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杨粹到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这是元代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官方书院。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元世祖在关于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的诏书中，明文规定： 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①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书院的承认和提倡，也为汉族士大夫及其子弟开辟了一条出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学术和讲学、求学的场所，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发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因而从此以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元朝就更加兴盛起来。据《日下旧闻》称： 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以养之，几遍天下。

　　②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沙碛》。

　　③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年第 8期。

　　①张昱：《张光弼诗集》卷四《辇下曲》。

　　②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然而，蒙元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对承认和鼓励、扶持设立书院的政策不够理解，甚至加以反对。据《元史？许有壬传》载： 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罔书院，朝廷赐额设官，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缘睚眦怨，言书院不当立，并构浮辞，诬蔑有壬，并其二弟有仪、有孚。 可见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虽然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存在波折和斗争，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奖励，元代各地书院发展很快，到元末顺帝时更是遍地开花，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据王坼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除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外，元代著名的书院还有下列四十所：昌平——谏议书院河间——毛公书院

　　景州——董子书院京兆——鲁斋书院

　　开州——崇义书院宣府——景贤书院

　　苏州——甫里书院苏州——文正书院

　　苏州——文学书院松江——石洞书院

　　常州——龟山书院池州——齐山书院

　　婺源——明经书院太原——冠山书院

　　济南——闵子书院曲阜——洙泗书院

　　曲阜——尼山书院东阿——野斋书院

　　凤翔——岐阳书院郿县——横渠书院

　　湖州——安定书院湖州——东湖书院

　　慈溪——慈湖书院宁波——鄮山书院

　　处州——美化书院台州——上蔡书院

　　南昌——宗濂书院丰城——贞文书院

　　余干——南溪书院安仁——锦江书院

　　永丰——阳丰书院武昌——南湖书院

　　武昌——龙川书院长沙——东冈书院

　　长沙——乔冈书院益阳——庆州书院

　　常德——沅阳书院福州——勉斋书院

　　同安——大同书院琼州——东坡书院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在列举了上述书院后接着说： 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据《元史》、《宋元学案》和后人吴景贤所著《安徽书院沿革考》、柳诒正所著《江苏书院志初稿》，刘伯骥所著《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等文所载，未见于《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书院还有：济南——历山书院　济南——子思书院

　　宜宾——石室书院　镇江——淮海书院

　　金华——四贤书院江州——景星书院

　　洪州——东湖书院潭州——石林书院

　　衢州——明正书院歙县——师山书院

　　饶州——双溪书院绍兴——和靖书院

　　信州——道一书院兰溪——斋芳书院

　　当凃——采石书院鄱阳——玉溪书院

　　四明——宣公书院四明——稼轩书院

　　弋阳——迭山书院慈溪——泽山书院

　　浏阳——文靖书院乐安——鳌溪书院

　　饶州——高节书院温州——岱山书院

　　慈溪——龟山书院金华——说斋精舍

　　道州——西山精舍歙县——友陶书院

　　婺源——湖山书院婺源——紫阳书院

　　舒州——龙眠书院歙县——初山书院

　　婺源——阆山书院无为——秀溪书院

　　无为——兴文书院黟县——集成书院

　　绩溪——翚阳书院合肥——三贤书院

　　饶州——高节书院江宁——江东书院

　　宿州——文山书院江宁——南轩书院

　　江宁——昭文书院苏州——鹤山书院

　　昆山——玉峰书院江阴——澄江书院

　　崇明——三沙书院松江——西湖书院

　　曲江——相江书院顺德——翠岩书院

　　海北——濂泉书院惠州——丰湖书院

　　东莞——聚秀书院遂溪——文明书院

　　新会——古冈书院海丰——海丰书院

　　番禺——玉岩书院雷州——平湖书院

　　上列书院也是不完全的，实际数目当为更多。据曹松叶的《元代书院概况》一文的统计，元代新建书院１４３所，恢复书院６５所，改建书院１９所，总计为２２７所。特别是元末顺帝至元、至正（１３３５- １３６８年）年间的三十多年中，元朝兴建了１４０多所书院，占元代书院总数的５９。３％，充分显示了元代书院发展的盛况。从元顺帝时书院的地区分布看，书院的设立仍以江南为最多，长江流域有１５２所，占全国总数的６６。９６％；珠江流域有３２所，占总数的１４。１０％，二者合计１８４所，共占有总数的８１。０６％。这是因为有南宋的书院作为基础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北方的书院较少，黄河流域共４３所，其中河北１１所，河南９所，山东１０所，山西７所，陕西６所，合计仅占全国总数的１８。９４％。①虽然北方的数量较少，但它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起来的，改变了南宋时书院集中于江南一带的情况，使书院这一新型的办学形式，在我国北方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和巩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①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10集第 112期。

　　元代的书院除少数是由官方所办的外，绝大多数则为民办，这说明自宋以来儒家学者民间讲学的风气到了元代不但没有衰微，反而有所发展；同时也说明元代统治者为了争取和利用儒家学者，鼓励他们自立书院或去各地书院讲学，这在客观上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延续、发展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元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杨惟中，姚枢、赵复、王粹、许衡、郝经、刘因等一批儒家学者，他们有的参与了书院政策的制定，有的主持著名的书院，有的是书院的主讲。据《宋元学案》的记载，在各地书院讲学的著名学者有：赵复（太极书院）、同恕（鲁斋书院）、胡炳文（明经书院）、黄泽（景星书院）、赵介如（双溪书院）、程绍开（道一书院）、唐良骥、仁山金（斋芳书院）、欧阳龙生（文靖书院）、程端礼（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祝蕃（高节书院）、陈麟（岱山书院）、郑玉、鲍元康（师山书院）、黄叔英（和靖书院和采石书院）、周棐（鄮山书院和宣公书院）

　　等，他们都担任过书院的山长，又是书院的主讲，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元朝政府对书院虽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对教学活动则未多加干涉或过问，不论是官办书院还是私立书院，学术空气都比较浓厚，可以自由地讲学，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受到干预，没有太多的拘束。所以那些淡于荣禄、讲求修身治人之法的儒家学者都愿到书院讲学。这就有效地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对蒙元政权的对立、反抗情绪，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作用。这正是元代统治者实行比较缓和的文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元代书院的突出特点是官学化。政府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乃至经费供给等都加以控制。书院的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即使是边远地区，也概莫能外。

　　书院的经费由政府划拨的官田和私人捐助的田产供给，但由官府掌管。元朝政府规定： 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 ①书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依据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在第六部分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书院的学生要任政府官职，也由政府考核任用： 自京师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 ②元朝政府对书院的严加控制，主要是出于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书院在管理、财政、人事、教材等方面受到政府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学术思想的活跃；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教师任免、学生来源、财政收入、教学秩序等才得以制度化，有了可靠的保证。这种鼓励社会办学，政府从宏观上加以管理和进行具体指导的做法，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它积极的借鉴意义。

　　元代书院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程朱理学形成于宋代，但它真正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统治思想却是在元代。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他的《四书集注》也就成了儒家的主要经典，确定为各级各类儒学的基本教材。这在南宋已开其端，然而最终确立其法定地位、并普遍推广实施的，也是在元代，元仁宗时制定的科举制度，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这更影响到各级儒学和书院的教学，使程朱理学成了儒生学习的法定教材和必读书。元代书院的许多山长、主讲，或是著名的理学家，或以宣传程朱理学为己任，他们讲授的内容毫无例外的都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朱熹等理学家的注解。有的还自己著书立说，作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这么说，元代书院因有理学家的讲学而得以兴盛，书院的兴盛反过来又推动了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发展。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元代书院不仅教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教材，而且书院祭祀的对象也是以道学家为主。除在文庙祭祀孔子、孟子等先哲外，元代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设立周子（敦颐）祠，就以朱熹等六君子配祭，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年）八月， 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

　　各给词头宣布，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 ①同年十二月，又加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熹之父为献靖。②以后，还诏令许衡从孔庙祭祀。由此可知，各级儒学和书院祭祀的对象，除孔、孟及其弟子外，就是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和有名学者。

　　由于元代书院都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的注解为教学内容，这就使得书院成了科举的附庸，必然箝制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 存天理，灭人欲 ，知乐常足，安份守己，不敢有非份之想。而这样，正是适应了元朝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淡化民族意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

　　元代书院随着数量的增多，由朝廷任命山长和教员，无法保证质量，渐渐出现了 滥竽充数 的现象，这和南宋时书院山长和教员大都由名师巨儒充任是难以相比的。元成宗时，著名学者、集贤修撰官虞集曾痛言师资猥杂的情况： 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资格注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 他积极建议： 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自求经明行修之士，身师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操履近正，确守经义师说，为众所服者；又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动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 ①根据虞集的建议，元仁宗于延祐二年（１３１５年）四月， 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 ②元顺帝至正三年（１３４３年）三月，又采纳监察御史成遵等言： 可用终场下等举人充学正、山长。国学生会试不中者，与终场举人同。 ③这样一来，山长、学正的数量增加了，而素质却大大降低了，混进了一些不学无术之人，从而使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①《元史？祭祀六？宋五贤从祀》。

　　②《元史？祭祀六？朱熹加封齐国公父追谥献靖》。

　　①《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②《元史？仁宋本纪二》。

　　③《元史？顺帝本纪四》。

　　五、元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指的是隋以后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举士而得名。这种制度，与隋以前各王朝实行的 养士 、 乡举里选 （包括 贤良方正 、 孝廉 、 茂才 等）、 公府征辟 、 九品中正 等选士制度有所不同，就是选拔人才不经过推荐，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或皇帝本人亲自进行考试以录取人才，选拔官吏。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封建官僚阶层的文化素质，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通过考试获得从政的机会，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加速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的兴盛，对当时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统治者虽然重视擢用人才，但科举制度正式建立的时间比较晚，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世纪以后，离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帝国已有四十余年。蒙元贵族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古、色目人进身为官有多种途径，科举取士并没有占到重要地位。《元史？选举志？序》谈到： 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 那些出身学校的，有国子监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等。而出自荐举的，则有遗逸、茂异、求言，进书和童子。还有的出自宿卫（宫廷禁卫军）和勋臣之家，并不按寻常的次序提升。那些在宣徽院和中政院做官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另外，虽然因先世的功勋按等级次第赐官爵也有一定的规定，但选用的名义可使他们得到越级升迁。由中书省和皇帝的侍卫提拔为官的，也被认为有清白的名望。

　　而以多纳税、粮求得做官的，照例被看作是多余的职位。捕获盗贼的人因功做官，缴纳粟米的以钱财进升，甚至于工匠也有班位，轿夫走卒之流也能跻身官位。诸王和公主所宠爱的人户，也能得到保举任职。边远之地和境外，也给一些人授以官职，让他们世袭。 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 况且，儒者还有岁贡的名义，官吏补用的办法，如椽吏、令吏、书写、铨写、书吏、典吏等所设的名目，难以一一枚举。至于各省、台、院、部和路、府、州、县，做官的途径，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即使是朝廷声名显赫的大臣，也往往是从这些途径跻身上去，获得高贵的爵位的；而那些低级的小吏，也就因此得以窃居权势，舞文弄法了。这些掌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对科举取士一般不感兴趣，有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这就是元代最高统治者较长一段时间对实行科举制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所在。

　　元代的科举实际上只设进士一科，其他如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都未设立。元代前后共进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其中有十次是在元朝末代皇帝顺帝（惠宗）时举行的，且每次录取的名额有限。有元一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３％；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岐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元代科举虽然承袭唐、宋旧制，但它是蒙古贵族入主中国以后在推行 汉化 过程中实行的科举制度，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却也有着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元代科举的发展历程

　　元代虽然明令正式实行科举的时间较迟，但在元帝国建立之前，就曾考虑过开科取士的问题。元太宗窝阔台攻灭金国、夺取中原地区之后，中书令耶律楚材奏曰：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①提出了 儒术选士 的建议，受到了元太宗的重视。

　　元太宗九年（１２３７年），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和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开科取士。设策论、经义、词赋三科，日期定为三天，凡专治一科不失文义者中选，能兼者参加几科的考试听其自便。凡汉族知识分子在战乱中被俘为奴隶者，也可参加考试，如主人藏匿不遣者处以死刑。考试中选者给予他们享受赋役的优厚待遇，任命他们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这次考试共录取东平杨奂等４０３０人，皆为一时名士，使朝廷及时得到了为加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但蒙元贵族世居漠北，对汉族的文物制度十分生疏，他们或以在征战中战功卓著而获得高官厚禄，或靠举荐和特权作官，一些色目人则靠对朝廷效忠而担任要职。如前所述，这些人从维护既得利益和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出发，对实行科举不感兴趣， 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②以后，一些汉官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曾多次上疏，请求开科举士，但都没有回音，结果不了了之。据《元史？选举志一？科目》记载：世祖至元初年（１２６４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

　　四年（１２６７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途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奏上，帝曰： 此良法也，其行之。 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又请 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 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 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 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 将如之何？ 对曰： 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向朝廷提出开科取士的建议，如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上书言策时提到： 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以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 ①翰林学士王恽上世祖皇帝万言书中也提出： 设科举以收人才。方今名儒硕德，既老且尽，后生晚进，既无进望，例多不学。州、府、乡、县，虽立教官，讲书会课，举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才，未闻一士，州郡政治，苦无可称，思得大儒硕德，难矣。臣愚以为不若开设选举，取验之速也。夫进士选号，历代取士正科，将相之才，皆从此出，前代讲之熟矣。理有不可废者，若限以岁月而考试之，将见士争力学，人才辈出，可计日而待也。 ①又说： 科举选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逾于此。若将十一年已定程式格式举行，其允当也。但科举定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月，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才，以备国家之用。

　　臣愚所以为言者，选举人才最为方今切务，不可缓也。顷年，世宗皇帝及裕宗皇帝所以将行而未遑者，天其意欲以遗陛下，俾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欤！ ②元世祖提倡 文治 ，采用 汉化 ，也曾有过实行科举制度的打算，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未得以实施。自元太宗时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之后，历经乃马真后称制、定宗、海迷失后称制、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七朝，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前，共七十六年，均未曾开科取士。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科举之事未得实行，但 选举之制已立 ，为后来的正式开科取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元史？刘秉忠传》。

　　①王恽：《秋涧集？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四库全书本。

　　在这七十余年里，虽未开科取士，但也采取了一些在儒生中选拔官吏的临时性措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曾下诏令： 诸路岁贡人吏，补充内外职官。 规定上路总管府三年一次，贡二名，其中儒一名，吏一名；下路总管府二年一次，贡一名，儒吏递进。③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又诏令南方儒人，若有隐逸、德行、文章、政事可取者，其依内郡体例，各路岁贡一人，朝廷量材录用。 ①到元成宗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七月，又 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 ②这里采取 岁贡 的方法，大体上相当于汉代的 公府征辟.这是元代在科举制度没有实行之前选拔儒士为官的一种暂时的补救办法。

　　到了元仁宗皇庆年间，元代才正式制定科举程式，举行科举考试。规定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只设进士一科。进行了七次科举考试后，到了元顺帝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在朝廷里，就是否继续实行科举一事，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至元元年，（彻里帖木儿，一译彻尔特穆尔）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祭。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帝不允。诏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

　　时罢科举诏己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争之。太师伯颜（又译巴延）怒曰： 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 有壬曰： 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 伯颜意解。有壬乃曰： 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 伯颜曰： 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 有壬曰： 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 伯颜因曰： 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 有壬曰： 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 伯颜曰： 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 有壬曰： 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 伯颜又曰： 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 有壬曰： 古人有言，立言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贡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 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 能言何益于事。 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 参政坐，无多言也。 有壬曰： 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 彻里帖木儿笑曰： 吾固未尝信此言也。 有壬曰： 宜平章之不信也，没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 众则笑而罢。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 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 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①

　　②王恽：《秋涧集？承华事略卷第二》。

　　③《庙学典礼？岁贡儒吏》。

　　①《庙学典礼？各路岁贡儒人》。

　　②《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从双方的反复争辩来看，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这是就科举是否当行的问题，以伯颜、彻里帖木儿为代表的蒙元贵族和以许有壬、吕思诚等为代表的已进入元廷的汉族儒士之间的争论，是蒙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实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结果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遂于这一年的十一月 诏罢科举.五年以后，至元六年（１３４０年），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提出： 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 ②元顺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再度恢复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一直坚持到元末。但程式稍有变化。

　　其中还规定： 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人。 ①后又增加副榜二十人。

　　（二）元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

　　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十月，中书大臣启奏： 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几得人。 ②奏文中反复强调实行科举制度乃是元朝历代君王的愿望，它对笼络知识分子、繁荣文化教育、巩固元朝的统治，均大有裨益。

　　这样，仁宗皇帝才终于同意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建议，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举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

　　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躁，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

　　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待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

　　乡试处所，并其余条目，命中书省议行。①

　　①《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②《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魏源：《元史新编？选举志》。

　　②《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这一诏令，对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开考时限、考生资格、考试程式、应考内容、中选者品厧等，均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中书省根据元仁宗诏书的旨意，对举行科举考试的有关条目，作了更为翔实、具体的规定，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凡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至申礼部，限定该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

　　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八月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古赋、诏诰、章表科一道。八月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

　　会试：省部依乡试例，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试第一场；初三日试第二场；初五日试第三场。

　　御试：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试官二员，监察御史二员，读卷官二员，入殿廷考试。每举子一名，由怯薛文（宿卫士）一人看守。汉人、南人，策试一道，限一千字以上完成。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完成。

　　选考试官员，行省和宣慰司以及腹里、各路，有行台和廉访肃政司的，与台宪官一同商议选差。上都、大都从省部选差，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肃政司官各一员监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并于现任、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还有弥封官一员，誊录官一员，选廉干文资正官充任。凡誊录试卷并移行文字，皆用朱笔，仍须设立关防，不得使致容私作弊。省部会试，由都省选委知贡举、同知贡举官各一员，考试官四员，监察御史二员，弥封、誊录、对读官和监门等官各一员。

　　乡试，在１１个行省（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和二个宣慰司（河东、山东）、直隶省部分四路（真定、东平、大都、上都）同时进行。

　　全国共录取乡试合格者三百人参加会试，再于参加会试者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２５人。蒙古人取乡试合格者７５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１５人，上都６人，河东５人，真定等地５人，东平等地５人，山东４人，辽阳５人，河南５人，陕西５人，甘肃３人，岭北３人，江浙５人，江西３人，湖广３人，四川１人，云南１人，征东１人。色目人取乡试合格者７５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１０人，上都４人，河东４人，东平等地４人，山东５人，真定等地５人，河南５人，四川３人，甘肃２人，陕西３人，岭北２人，辽阳２人，云南２人，征东２人，湖广７人，江浙１１人，江西６人。汉人取乡试合格者７５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１０人，上都４人，真定等地１１人，东平等地９人，山东７人，河东７人，河南９人，四川５人，云南２人，甘肃２人，岭北１人，陕西５人，辽阳２人，征东１人。南人取乡试合格者７５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湖广１８人，江浙２８人，江西２２人，河南７人。

　　凡参加乡试、会试者，除《礼部韵略》一书外，不许将其他任何书籍、文字怀挟带进考场。差搜检怀挟官负责此事。每名举人，差一名军人看守；没有军人的地方，差巡军看守。

　　由提点官全面检查试院，差廉干官一员，度地安置考生的房间坐位，一定要使各人的坐席相隔一定距离。自考试官入试院后，考生有多次妨碍职守的，将其监押外门。

　　进行乡试、会试时，弥封、誊录、对读官下所需吏人，于各衙门从便差设。

　　凡试卷不合考试规定，犯御名、庙讳以及文理纰缪、涂注乙５０字以上者，不列入合格考卷。誊录所承受试卷，并用朱书誊录正文，实计涂注乙字数，标写对读无差，将朱卷逐一即送考试所。如朱卷有涂注乙字，也都要标写字数，由誊录官书押。候考校合格，中选人员已定，抄录字号，索上原卷，请监试官、知贡举官、同试官，对号开拆。

　　举人的试卷，由各人自备三场文卷并草卷，各１２幅，于卷首书三代、籍贯、年甲，在此之前半月将其于印卷所投纳。置簿收附，用印钤缝封完毕，各还举人。

　　在就试之日，日未出入试场，黄昏交纳试卷。受卷官送弥封所，撰上字号，待封弥完毕，送誊录所。

　　科举已经实行之后，若有各路岁贡及保举儒人等文字到官，一并令其还赴本乡应试。

　　凡是出身倡优的家庭以及患废疾的，还有犯十恶奸道之人，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举人在试场里，不得喧哗，违者治罪，并往后推二举。

　　举人与负责考试的官员有五府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也往后推一举。

　　参加乡试、会试，若发现有人怀挟及令人代作的，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而应举者，均往后推二举。

　　国子监学岁贡生员及伴读出身者，并依旧制，愿试者听其自便，凡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

　　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上都、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

　　以上是中书省所拟定的科学考试条目。为贯彻、实施这一条目，知贡举以下官员又会集至公堂，议拟合行事目，那就更加详备、具体了。主要内容如下：凡有人私自到弥封所取问举人试卷的封号、姓名并加以泄漏的，治罪。

　　各种试题在考试前泄漏出去的，许人告发。各对读试卷官不亲自对读试卷而随意令人吏代为对读的，其对读完毕而出现差误有碍考校的，加重责罚。各官司故意纵容举人将试卷拿出试院之外，以及祗应人知而为传送者，许人告首。各监试官掌管试院的事情，不得干预考校。各试院官员凡在帘内的，不许与帘外的官员交谈。各色人等无故不许进入考试场所。凡有举人谤毁主司、率众喧兢、不服止约的，要予以治罪。各举人参加考试，无故不戴帽子及擅自移动坐次的，或偶与亲姻相邻坐次而不自陈的，或怀挟、代笔和传义的，都令其离开试院。凡拆毁试卷首家状的，要推究治罪。各举人在试卷上写上与考试内容无关的语言的，由考试官纠驳其是非而予以放黜；凡试卷发现有谤讪内容的，要推究治罪。在考试的时日，凡为举人传送文书、及因而收受财物的，许人告发。各举人在别纸上起草的，出榜退落。各科文内不得自叙苦辛门第，委托誊录所点检清楚，如发现有人违犯，不得予以誊录，并移文考试院出榜退落。凡冒名参加考试，别立姓名，以及接受财物为人怀挟、代笔、传义的，许人告发。凡被黜落而妄自告发的，要推究治罪。各监门官严格检查人物的进出，所携带的物品允许带入里面的，都要折封点检。各巡铺官和兵役，不得在试场里喧扰，也不得随意查看考试的文章，更不得纵容举人在试场里无故往来，不是因为公事，不得与举人私语。各试卷弥封用印完毕，以三不成字为号标写，仍于涂注乙处用印。

　　每一名举人，给祗应的巡军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在考试之日，击钟为节。第一次击钟，院官以下人等都得起床盥漱。第二次击钟，监门官开启门钥，举人进入试院，待搜检完毕，即将解据呈纳。礼生赞曰： 举人再拜 ，知贡举官员隔帘受一拜，跪答一拜；试官受一拜，答一拜。第三次击钟，颁示题目，就坐应试。当日中午，赐膳。其纳卷首的，到受卷所作揖而退，不得与他人交语。受卷官员书写举人姓名于履历上，举人作揖后退出，取解据出院，巡军也一同出院。到晚上，鸣钟一次，锁上院门。第二场考试，举人入院，依前次之例加以搜检，每十人一甲，按次序立于至公堂下，作揖完毕，颁题就坐应试。第三场考试，礼仪与前两场相同。

　　各受卷官收到试卷，即时查看后发给弥封官，将家状草卷，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开列卷，以三不成字撰号。每名举人累场同用一号，于卷上亲书，及在履历内标附完毕，牒送誊录官置于履历上，分给吏人，并用朱书誊录正文，仍在原卷上涂注乙及誊录涂注乙字数，在卷末书誊录人姓名，誊录官具衔书押，用印钤缝合，牒送对读所。翰林椽吏负责誊录完毕试卷总数，呈报监察御史。对读官以原卷和朱卷同照，亲自对读没有差错，具衔书押，呈解贡院，原卷发还弥封所。各所行移，都用朱书，试卷依照原号附薄。

　　诸试官评阅考卷，知贡举坐在中间，其他试官相对向坐，共同进行考校，分为三等，每等又分成上中下，用墨笔批点。考校既定，收掌试卷官于号簿内标写分数，知贡举官、同试官、监察御史、弥封官共同取上原卷对号开拆，知贡举于试卷家状上亲书省试第几名。拆号既毕，所有试卷并付礼部搁架，贡举诸官出院。中书省以中选举人分为二榜，公布于中书省大门的左右。

　　三月初四这一天，中书省奏准皇帝，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试官和诸执事人员。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应试举人撰策问进呈，等候皇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向宫阙方向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

　　举人入院，搜检完毕，蒙古人作一甲，按次序列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宫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各位。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礼仪同前。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当日中午，赐膳。进士纳卷完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对策分判其高下名次，分为三甲进奏皇上。分作两榜，用敕黄纸书，公布于宫廷前红门的左右。

　　在前一天，礼部告谕中选的进士，第二天到宫阙前，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府准备好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黄道吉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的为中书省官，凡参预考试的官员均参加宴会。预宴官及进士都簪花至所居住的地方。择黄道吉日恭敬地来到宫殿，上表谢恩。再过一天，到中书省参见。再选择黄道吉日，各进士到先圣庙行舍菜礼，由第一名祝文行事，刻石题名于国子监。①元仁宗皇庆年间所拟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的具体、详细、周全，方方面面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和严密的防范，在《元史》、《新元史》中都予以全文转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一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办法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元以后的各封建王朝对科举制度多次进行修订，无不是以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蓝本，在它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元代实行科举的情况

　　元仁宗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在元世祖忽必烈建元立国四十多年以后，终于正式举行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年秋天，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又举行会试；三月，相继举行廷试，录取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５６人为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

　　元仁宗延祐五年（１３１８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都护答儿、霍希贤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５０人。

　　元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１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达普化、宋本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６４人。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捌剌、张益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８６人。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察赤、李黻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８６人。

　　元文宗天历三年（１３３０年）春三月，廷试录取笃列图、王文烨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９７人。

　　元顺帝（惠宗）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癸酉科，稍异其制，左右榜各３人，皆赐进士及第，余皆赐进士出身。当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同同、李齐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１００人。这是元代廷试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

　　元顺帝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 诏罢科举 ，七年后又予恢复，但稍变其科举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变更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表章内又科一道。元顺帝至正二年（１３４２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拜住、陈祖仁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７８人。同时规定国子学依例参加廷试，录取１８人，其中蒙古人６名，从六品出身；色目人６名，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６名，从七品出身。

　　元顺帝至正五年（１３４５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普颜不花、张士坚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７８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①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元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４８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鲁辉帖穆而、王宗哲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７８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八年四月，中书省奏准，监学生员每岁取积分及格生员４０人，三年应贡参加会试者，相加凡１２０人。除例取１８人外，今后再取副榜２０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各４名，前２名充司钥，后２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１２人，前３名充学正、司乐，次４名充学录、典籍管勾，以下５名充舍人。

　　不愿者，听其还斋。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朵列图、文允中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８３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共３８人。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有旨： 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 自此以后，累科南方的进士，才开始有任御史、宪司官和尚书的。

　　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薛朝晤、牛继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６２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即录取正榜１８人，副榜２０人。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春三月，廷试录取侻征、王宗嗣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５１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此时，由于战乱连年，不少儒士从家乡流寓京师或外地，于是，朝廷听取中书右丞成遵等人的建议，在京师、福建、陕西等地，别设流寓乡试之科。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买住、魏元礼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３５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宝宝、杨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６２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之数。

　　此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蔓延全国，江南、四川等广大地区都遭战乱，只有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数道的局势还比较安定。元政权摇摇欲坠，但在这种情况下，仍决定按时举行乡试，并 倍增乡贡之额.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７３人。并且，对进士优其品厧：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务郎，从六品；第三甲，授从仕郎，从七品。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正榜增至２０人，其中蒙古７名，正六品；色目６名，从六品；汉人７名，正七品。副榜２０人照旧。两年以后，元朝灭亡，这是元代进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①元廷自仁宗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举行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了十六次录取进士的廷试，其中有十次是在末代皇帝元顺帝（顺宗）时举行的。元代总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１１３９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７００人，占进士总数的６１。４５％。元末还将国子学与科举考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采取优惠照顾的政策，最后一次廷试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子学录取生员的品秩。元代通过廷试，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共２８４人，全部为元顺帝时所录取。元顺帝在位３６年，虽然中间曾一度 诏罢科举 ，但前后共进行了十次科举考试，从总的方面来看，顺帝时科举制度还是实行的比较好的。

　　①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和《元史？百官志八？选举附录？科目》。

　　元代对会试下第举人，也采取了优惠照顾的政策。除前面谈及的元仁宗、顺帝时对会试下第举人诏令授以各类学官外，元泰定帝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中书省奏准： 当今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 ①元代科举制度中，也设置了童子科，选拔少年中的拔尖人才。这是唐、宋科举旧制的做法，没有固定的名额，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拔。元成宗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举童子杨山童、海童；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行省张升甫；元武宗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年），举童子武福安；元仁宗延祐三年（１３１６年），举江浙行省俞傅孙、冯怗哥；延祐六年（１３１９年），举河南路张答罕，另学士完者不花举丁顽顽；延祐七年（１３２０年），举河间县杜山童、大兴县陈聃；元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１年），举连江县陈元麟；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举河南行省张英；元泰定帝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举福州叶留畊；元仁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年），举杜夙灵；元明宗至顺二年（１３３１年），举答不歹之子买来的。前后共举１６人， 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儿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缀缉辞章，讲说经史 ①而入选。其中张秦山尤精篆籀，陈元麟能通性理，叶留畊能通《四书》大义。凡举童子科入选者，并不授以官职，皆令入国子学继续进行深造。

　　（四）元代科举的特点及其影响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延续唐、宋旧制，又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实行科举制度的某些经验教训，但它毕竟是兴起于漠北、精于骑射，以弓马之利纵横天下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国之后，在提倡文治推行 汉化 进程中，主要为笼络、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因而就必然有着某种先天的不足，表现了自己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实行科举制度的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元代实行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１。在科举中的民族歧视在元代，民族等级的划分是其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这在科举中亦有明显的反映。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贯穿于整个科举制度之中。如，蒙古、色目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少，汉人、南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各地参加会试的名额和廷试录取进士的名额，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各占一半，这本身就很不合理。元廷规定，科举考试的程式，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却要考三场；所出考试题目二者的繁简深浅亦大相悬殊：蒙古、色目人的试题比较简浅，不考古赋、诏诰和章表，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５００字以上；而汉人、南人的试题就要艰深得多，规定第二场于古赋、诏诰、章表中科一道，古赋、诏诰限用古体，章表用四六骈体，参用古体，第三场试策以经史时务内出题，限１０００字以上；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的，中选者加一级注授。廷试录取进士，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界限十分明显，人为地造成各民族间知识分子的不平等。

　　汉人、南人录取为进士的，不能担任尚书、御史、宪司官，这种情况一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离元朝覆灭只有十六年了。

　　很显然，这不过是蒙元政权在走下坡路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尽忠的一项措施。后期还规定，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依例参加廷试，录取者所授官职品秩，蒙古人高于色目人，而色目人又高于汉人和南人。

　　①《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２。元代科举所设科目少，录取人数少，但应试对象较为广泛和元以前的唐、宋王朝和元以后的明、清王朝相比，元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远逊于它们。如前所述，在蒙古统治集团里，进身为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选士授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罢了，不同于其他封建王朝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元代科举制度正式实施的时间比较迟，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多世纪以后，在元世祖即位五十四年、建国号为元四十三年以后，才正式开科取士，实施的时间不过五十余年，其中在元顺帝时还有七年 诏罢科举.据史料统计，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强，数量微乎其微，所以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远不如其他封建王朝。

　　元代的科举只设进士一科，科目单一。而元以前的唐代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还有俊士、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举和弘文崇文生等不定期举行的开考科目；宋代除 制举 和 学选 外， 常贡 的开考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和明法九科，那就复杂得多了。元以后的明、清王朝，承袭元代的旧制，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但规定文武官吏皆由科举而进，新设武举，考试的程式更为繁复、周密，且都采用 八股 的排偶文体，科举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元代虽也设有童子举一科，但它并不授以官职，而是 令入国子学教育之 ，①与其他封建王朝赐以出身或授官赏赐金带等有所不同。

　　有元一代，只是在后五十余年里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每次录取进士从三五十人到七八十人不等，最多的一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为１００人，录取的名额有限。前后一共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１１３９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２８４人，总计为１４２３人。与唐、宋、明、清王朝相比，元代科举取士的数量是最少的。据史料记载，唐代２８９年间，仅进士一科就录取６０７７人，而秀才、明经诸科录取的数额更是远远超过进士科。在宋代，仅仁宗之朝十有三举，就录取进士４５７０人。明、清两代仕路以科举为正，而科举又以翰林（廷试除状元、榜眼、探花外，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授为翰林官）

　　为重为荣。明、清王朝通常三年一大比，通过科举录取授予官职者，虽无精确的统计数字，但肯定要比元代多得多。

　　①《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元代科举对应试对象的资格，规定的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严格，显得较为宽松，除蒙古族、汉族知识分子外，西域、中亚各少数民族即色目人中的知识分子，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元廷依其归附的先后，将他们划归为汉人或南人的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元代科举与学校教育的联系也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紧密，并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非各级官学、书院就读者，规定 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诸路、府。 ①而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只限于 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道之人。 ②比其他封建王朝，条件就宽松多了。这反映蒙古贵族入主中国后，所受封建门第和封建礼教的影响不如其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那么深重。

　　３。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先秦的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且又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程颐、程颢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实际上就是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如规定经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设问出题，并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经义规定的《诗经》、《尚书》、《周易》等，均以朱熹、 二程 和其他理学家的注疏为主。元代的各级儒学、书院、庙学甚至私学，教学的也是这些内容，到后来就使得各级儒学、书院乃至私学，逐渐演化成了科举的附庸。因为只有学习程朱理学，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到元代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并通过科举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在学术上乃至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成了蒙元政权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与元代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这就必然使得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才空疏无学，不切实用。这正如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的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集贤直学士袁桷所指出的： 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敝，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之亡国，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龄诸生，相师成风，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 节用而爱人' 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日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诟诮。 ①所以他主张 进士当诵当代之文 ，学习 见经济之实 的 当世之要务.而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和科举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它 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 、只知 大言以盖之 、 博而寡要 、而远离 见经济之实 的 当世之要务 ，崇尚 清谈危坐 ，只会误国并导致亡国，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禁锢人们的思想，恪守儒家教条，是很难选拔出懂得 当世之要务 的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的。

　　①《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②《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国学议》，《四库全书》本。

　　４。科举场上营私舞弊严重元仁宗时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防止营私舞弊的发生，在考试程序、方法上作了审慎、周密的考虑，场规规定的相当细致、具体，对违犯者的惩处也是十分严厉的。但是，由于元代政治的腐败，学风的不正，加之名额的限制，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企望通过科举为进身之阶，所以，尽管科举考试防范严密，而营私舞弊之风，却相当盛行，越到后来越发严重。搜禁愈严，而规避愈巧，营私舞弊者愈多。元顺帝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元廷内发生的有关是否继续实行科举的争论，彻里帖木儿和伯颜之所以请求 诏罢科举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俩认为 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冒蒙古、色目名者 ， 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 ①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许有壬也不能不承认，可见元代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形，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所收无名氏所撰《非程文》，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时当元顺帝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江浙行省举行乡试，录取举人，揭晓后，有人撰四六长篇，对营私舞弊现象痛加斥责，题曰《非程文》，与《省榜》同时刊行，在各地广为流传。现将原文抄录于后：设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坏于禹畴之小刘（主持江浙行省乡试的刘锡——引者注）。斯文孔艰，衷情痛愤。待士无礼，呼名散饼于路傍；怀璧有谋，打号贴图于墙上。厨传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试官取贪夫，上下之机关不泄。阳揭题驾言无弊，实自生奸宄之心。觅厚赂力举还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亲不避，故违国朝之典章。杂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应才鼓勇于终场之日，局长之信已通；刘环知名于未榜之前，代笔之钱尽去。万物侯之关节可验，丈人峰之气力何勤。吕将（指铅山万户吕天泽——引者注）监门，进乐平之八子；海郎（指吴县主簿海鲁丁）受卷，通括苍之二。林（指林松庆、林彬祖——引者注）本生之地增辉，同列之情不薄；黄璋干首，二三月已买试官。鲍恂在榜中，十四名全赖妻父；借开元真人之力，叶氏（指叶瓒——引者注）礼经，依永嘉县尹（指林泉生——引者注）之门。江郎兄弟刘大在列，赖为省郎之师；沈小（指沈惟时——引者注）登科，谁知运吏之壻。黄岩赵蔺得家兄为帘外之官，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纷纷在眼，历历难言。许瑗作魁，三百定卖几千株之木；邹成驼榜，十八日纳七万户之钱。左者如斯，右者可见。尺牍先来于柏府，仕宦势高；稿文潜出于棘闱，师生情密。递手帖全凭巡绰，写怀挟不避军人。四子入场，代笔有此刘之手；一家在榜，瞒人起各路之文。所谋不臧，其忠何在？王贺省中典吏，不读书亦解成名；李思（齐）婺山村童，未知礼焉宜中选。错《春秋》之年份，临海（赵）

　　梦龙；乱《周易》之阳阳，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术之潜运者难知。姑舍举人，更陈坐主。俞镇（建德知事——引者注）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赀；吴暾（峡州知事- - 引者注）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贿取，林泉之生生如何。《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指会稽尹夏日孜——引者注）之孜孜安用，其余泛泛，不必叨叨。分经考卷得便私情，自开科曾无比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论，虽刊板仍是讹传。历观解据之非，益见衡文之缪。指实告官者，反罹其罪；怀才抱艺者，虚费其劳。赵俶、蒋堂空仰天而叹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资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

　　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滥坏今年之选举。既生圣世，进修翼异日之公明。

　　此非一日之经陈，实来众贤之愿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①

　　①《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到了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年），在蒙元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夕，吏治更加腐败，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有所发展，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慨，于是，又有人撰《非程文》加以嘲讽。文中谈到： 科场作弊，丑声莫盛于今年。

　　启奸人侥幸之门，负贤相宾兴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试官实文章之司命，讵能伪定于临时；员外郎执科举之权衡，安可公然而受赂。■谋既遂，清议难容。 ②下面具体列举了营私作弊的官员和考生的姓名，揭发了他们伙同作弊的卑劣手法。这里揭露的尽管只是江浙行省举行乡试时营私作弊的情况，但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科举考试之一般。不难想象，其他行省、宣慰司乡试的情形，当与江浙行省大同小异。就是赴京师参加会试，甚至廷试，也都免不了有营私舞弊的种种现象发生。

　　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前后虽然只进行了１６次，录取进士的名额才１０００余人，但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开始的举棋不定到后来正式开科取士，这是元代提倡文治、推行 汉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本身又是 汉化 的实质内容之一，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的进程；其二，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同时还加强了和各民族间文化教育的交流，使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通过科举而在各民族间广为传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其三，实行科举制度，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有可能通过科举进身仕途，担任各种官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蒙元政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间的矛盾，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和巩固蒙元专制政权效力和尽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元末仗节死义者，大多是通过科举赐以进士及第、出身的知识分子。如：台哈布哈为元明宗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年）进士，死于方国珍之难；余阙为元顺帝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进士，守安庆，死于陈友谅之难；李齐亦为元统元年进士，守高邮，死于张士诚之难，等等。赵翼还提到李黻、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柄、周镗、聂炳、刘耕孙、绰罗、彭庭坚、布延布哈、伊噜布哈等人，他们有的镇压农民起义军，有的击退倭寇的进犯，有的在与明军对抗时献出了生命，都为捍卫蒙元政权效力或尽忠。尽管他们表现的节义不一，但俱得自科举之赐，故最后赵翼总结说： 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 ①其四，元代所实行的科举制度，对以后的明、清王朝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清王朝开科取士，大体上采用的仍是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罢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自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科目由繁到简，只设进士一科；开考时间固定，一般三年一次，称为大比；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又规定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蓝本；科举程式除增加了童试外，其他乡试、会试、廷试照旧；而在实施的具体措施上明、清则有所发展，与元代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么说，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过渡到明、清，不断走向完备、成熟以至僵化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与此相适应的是，自元以后，科举取士的弊端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非程文》。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

　　六、元代著名教育家

　　元世祖忽必烈和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是元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对元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他们作为元代基业的开创者，其主要成就并不在教育方面。他俩的重视教育，实施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这只不过是其卓越不凡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元一代，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等人，现分述如下：

　　（一）许　衡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尊敬和重用，在推行 汉法 、提倡理学、发展学校教育、促进汉蒙文化交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１。生平及其教育活动许衡（１２０９- １２８１年），字仲平，号鲁斋，元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许衡家世业农。父亲许通，于金朝末年全家因避战乱迁居新郑，许衡即生于此。他自幼聪慧异常，７岁入学，老师讲授《四书章句》，他便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回答说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他反问道： 如斯而已乎？ 老师感到非常惊奇。他每读一书，都要探求书中的精神和深刻的意蕴，老师解答不了，就对许衡的父母说： 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 许衡的父母强求他留下来，终未能阻止老师的离去。其后，随着许衡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一连换了三个老师都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探究学问的要求。后因遭受战乱，逃难途中，家贫无钱买书，见到别人家有《尚书疏义》一书，便请求借宿数夜，将此书全部抄完才离开。在他避乱逃入徂徕山时，得到王辅嗣注释的《易经》，他细心抄录， 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 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说的是许衡曾经在酷夏中路过河阳，口渴极了，道旁的梨树上有熟透了的梨子，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摘梨吃，独有许衡神态自若地端坐在树下不动。人问其故，他答： 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 旁边的人解释说： 世乱，此无主。 他又严肃地回答：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由于许衡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并能用 慎独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被人视为有高尚道德的人，逐渐有人登门向他求教。

　　战乱后，许衡回到故乡。他往来于黄河、洛水之间，以游学的方式结识了元朝的著名人物姚枢和经学大师窦默，他从姚枢那里得到了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著作，益发刻苦钻研，大有所得。不久，移居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北），与姚枢、窦默互相讲解，探讨学问， 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 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忽必烈为秦王时，任命姚枢为劝农使，经姚枢介绍，诏许衡为京兆提学。秦地的人民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想学习而没有教师，听说许衡到来，许多人都感到欣喜和幸运前来就学，郡县皆建学校， 民大化之.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许衡返回怀州，学生们殷切地挽留他，但是不行，一直将他送到临潼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曾召窦默至京，问曰： 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 窦默对曰： 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①元世祖本命许衡为太子太保，五辞不就。后改授国子祭酒，才欣然从命。当时，阿合马官居中书平章政事，管理尚书省及六部事务，因为独揽大权，势倾朝野。一时间，大臣们大多阿谀奉承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必定言语严正，一点也不让步。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元世祖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选择诸蒙古子弟跟随许衡学习，许衡听到诏令，高兴地说： 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 于是请征召其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等十二人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诸子尊师敬业，蔚为风尚，在学业上均有所成就。

　　许衡的热心教育的精神，深为丞相安童所嘉许。安童曾以许衡为榜样，教育同僚们说： 君辈自谓不相上下，（若与许衡相比）盖十百与千万也。 翰林承旨王磐气盖一世，目中无人，唯独敬佩许衡，常说道： 先生，神明也。 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许衡 因权臣屡毁' 汉法' ，诸生廪食或不继 ，恳请辞职，回到故乡，设学授徒，兼事田园，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 老来情思，苦厌喧杂，课督儿童，种田读书，虽拙课谋，但喜自幸！农夫野叟，旦夕相遇，与之语言，固不尽晓，要其中无甚险阻。 ②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朝廷因制定新历再召许衡，授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领导太史院。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在许衡、王恂的帮助下，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新制仪象圭表，日测晷景，编定《授时历》，颁行全国，许衡也就告老还乡。次年，许衡病逝于家乡，享年７３岁。怀州百姓听到许衡病逝的消息，无论贵贱长幼，都前往许家门前痛哭祭奠，各地学生也从四面八方来到许衡墓前哀悼祭祀。

　　许衡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曾一为提学，三为国子祭酒，他在辞官还乡时，仍设教授徒，学者盈门。为表彰许衡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大德元年（１２９７年），元成宗赠其谥号曰 文正.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元武宗诏令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动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元仁宗又诏以许衡与宋代朱熹等九位著名理学家一起 从祀孔子庙廷。 元仁宗延祐初年，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 给田奉祀事，名鲁斋书院。 ①许衡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和教育地位都是很高的。他继赵复以后传播和阐释了程朱理学，使之得以在学校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终于定为一尊。许衡被认为是朱熹理学道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所著有《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论明明德》、《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收入《许鲁斋集》或《许文正公遗书》。

　　①《元史？窦默传》。

　　②《鲁斋遗书？与某郎中书》、《四库全书》本。

　　①以上均见《元史？许衡传》。

　　２。教育思想

　　许衡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承袭宋代程朱理学而又有所发展。许衡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奉若神明，精诵不辍，笃志力行。元初，不少汉儒学者因怀念亡宋或亡金而不愿为元朝出力，许衡不赞成这种消极态度，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迎接社会的变化，争取与元朝统治者合作，说服统治者行 汉化 ，尊理学，兴学校，育贤才。在他看来，是 非如此则道不行 ，强调元代的文教政策应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

　　许衡也和宋儒一样，把人性分成 本然之性 和 气禀之性 ，提出 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虚是本然之性，气是物禀之性。又曰：仁、义、礼、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贫富、贵贱、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是气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 ①他认为本然之性是善的，气禀之性则可善可恶： 人禀天命之性为明德，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 ② 盖人之良心，本无不善，由有生之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 ③由于人的气禀有善有恶，参差不齐，就可能使天赋、天理、明德受到不同程度的掩蔽。许衡还将人的气禀概括成几种类型：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 ④他又提出气禀 三品 说： 人生气禀不齐，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 ⑤显然，这是一种把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为此还自创了以 明德 为基点的 计分区别法 ： 明德之存得二三分，则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则为上等人；存得一半，则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则为恶常顺，为善常难。明德在五分以上，则为善常顺，为恶常难。明德正在五分，则为善为恶，常交战于胸中。 而教育就正是要在这等人身上发挥作用： 战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则明德长而为善。 ①许衡认为，除少数大善大恶之人以外，最多的还是属于中品的即正在五分的气禀驳杂不齐的芸芸众生。对于这大多数人，许衡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兴学设教，去改变他们的气禀。 圣人设教，使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 ②即一方面发扬本善的 本然之性 ，另一方面革除存在恶的 气禀之性 ，使这些人受教育以后去其昏蔽，复其明德，识见天理，遵行天道。这里的所谓 道 ，也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伦常关系。许衡强调指出： 此天性也！ 有如那 蜜蜂儿有个头儿，便自理会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吃它孩儿，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厮随着成行飞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认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义的道理 ③一样。设教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发扬光大这种 道. 盖为教而不本于道，则非教也；为学而不本于道，则非学也。 ④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那么， 则为师者，知所以教人之道；为弟子者，知所以进学之方矣。 ⑤

　　①《鲁斋遗书？语录下》。

　　②《鲁斋遗书？语录下》。

　　③《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④《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⑤《鲁斋遗书？小大学或问》。

　　①《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②《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③《鲁斋遗书？大学要略》。

　　④《鲁斋遗书？语录下》。

　　关于教育的目的，许衡认为就是 明伦.他说： 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 ⑥又说： 人之赋命于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如父子之有亲，君臣之有义，夫妇之有别，长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此所谓天伦也。三代圣王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天下者无他。明此而已。盖人而不能明人之伦理，则尊卑、上下、轻重、厚薄，淆乱而不可统理。其甚者，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分，岂止淆乱而不可统理，将见祸乱相寻，沦于禽兽而后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伦为教，古之学者必以明伦为学。 ①许衡所宣扬的仍是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他还认为通过教育使人 明伦 以后，就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达到 上知所以御下，下之所以事上，上下和睦 ②，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许衡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在于培养 志士仁人.他说： 贵为公相不可骄，当知有天下国家以来，多少圣贤在此位。贱为匹夫不必耻，当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贫贱者。 ③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这两种人： 贵为公相不可骄 的 圣贤 和 贱为匹夫不必耻 的 志士仁人.这也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 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在当时社会动乱、人心不古的情况下，许衡更多地强调学校教育是培养 贱为匹夫不必耻 ，又 甘于贫贱 的 志士仁人 ，这是与他继承程朱理学 存天理，去人欲 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重在斩绝 人欲之萌 ，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

　　关于教学内容，许衡主张儿童入学后， 令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 ④先从熟悉封建礼仪开始，进而学习《小学》、《四书》、《五经》等书，教给他们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 先生自得《小学》，则主此书以开导学者。尝语其子曰：' 《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书，虽他书不治可也。'姚燧在《鲁斋遗书？古今儒先议论》中也说：许衡 其教也，入德之门，始惟由《小学》而《四书》，……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将这些儒家经典和朱熹等理学家对这些经典的注疏作为学习的基本教材。除此之外，许衡还给学生讲授子史、书算、名物、星历、兵刑、食货等方面的知识，这是他对宋代理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扩充和丰富。

　　⑤《鲁斋遗书？语录下》。

　　⑥《元史？许衡传》。

　　①《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②《元史？许衡传》。

　　③《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元史？许衡传》。

　　３。教学方法姚燧曾对许衡一生治学施教的特点作了这样概括性的评述：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为教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当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 ①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许衡主要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许衡认为，人的品类不一，气禀不同：有早熟的，有晚成的；有可成其大的，有可成其小的；有属于少数上、下品的人，有属于大多数中品的人；有兴趣爱好近于此科而远于彼科、或近于彼科而远于此科者，故教学方法不可划一，而应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随其时机，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就是他所说的： 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 ②具体地说， 因觉以明善 ，是指在学生有了初步领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给以进一步的启发，使之明善 ——明辨真伪、善恶、是非，不做坏事； 因明以开蔽 ，是指在学生明白大义的条件下，引导他们进一步除去障蔽的东西，明确 道 之所在； 相其动息以为张弛 ，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学生平日活动和静息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状态，针对性地进行 张 或 弛 的适当处理。一句话，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才能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第二，注重 治生 ，教育要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

　　许衡与传统儒学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最突出的不同之点，是他提出了为学以治生为首务的主张。他说： 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①在他看来，为学者不能只注重空疏的学术探讨，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味似的，还要注重 治生的实际问题。只有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了后顾之忧，才有利于为学，不受干扰。除务农之外，必要时也可从事商业活动，但要 不失义理 ，合理地赚钱。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许衡举例说：三国时诸葛孔明身为蜀国的宰相，他逝世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洁之所以能如此者，是因为他在成都有田土种植粮、桑，后裔的衣食自给有余的缘故。许衡提出的为学不忘 治生 的主张，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儒家尤其是在理学家中是罕见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程朱理学的新发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影响。它不但对学风的改变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成为后人提倡 实学 、反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借鉴。

　　第三，提倡 持敬 和 慎思.许衡提出： 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小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①持敬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不要 逐物 ，为物欲所拘，而是要加强个人修养，经常省察内心，排除外界物欲的引诱、干扰，做到 身心收敛，气不粗暴 ，心地平和，专心致志向学。这也就是许衡在《鲁斋遗书？语录上》中所说的： 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情也。非止学问如此，日用事为之间，皆当如此。乃能有成。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都应采取一种豁达的态度， 物来不乱，物去不留 ，做到 专一 即专心致志、聚精会神，那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许衡又提倡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他说： 慎思，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要个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无邪。 ②意思是：凡所见所闻都要加以独立思考，这样，感觉到的东西，经过分析综合的思考功夫，才能上升到理性的阶段，从中获得精深奥微的知识。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为学就要多思多问，要思想纯正。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 先生说书，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见学者有疑问，则喜溢眉宇。 许衡在教学上不片面追求讲书章节的多寡，而注重于对所学内容的反复钻研，咀嚼消化，从中发现疑问之处和发掘精妙的意蕴所在，认为这才是学问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许衡提倡 慎思 ，这对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习的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①姚燧：《欧阳元神道碑》。

　　②《元史？许衡传》。

　　①《宋元学案？鲁斋学案》①《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第四，主张教人所短和教人 先使有耻.许衡提出： 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 ①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使有 所短的学生得到长足的进步，最后成为有 所长 的人。教师不应因学生的天资愚钝、品行不端而放弃教育；恰恰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更需要教师的关怀和教诲，使之通过学习逐步成为有 所长 的有用人才。而要使学生为学向善，成为有所长的人，许衡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是非观念，有知耻之心，增强自尊心和荣誉感。他说： 教人使人，心先使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 ②有了知耻之心，就会向善去恶，行为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此外，许衡还提出为学要循序渐进，学不躐等；教学要有先后次序，反对躁进。许衡这些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是他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第五，提倡尊重学生、热爱学生。

　　据《元史？许衡传》称： 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

　　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 许衡在国子学任教时， 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 既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翰林学士承旨王磐在元世祖面前也称赞许衡 教学有方.他尊重学生的人格， 练之如成人 ；虽然严格要求学生，却 其言煦煦 ，态度和蔼可亲；他注意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提倡 持敬 、 慎思 和 先使知耻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以身作则，对所主张和倡导的身体力行， 言动必揆之意而后发 ；他爱生如子，奖罚分明，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他逝世的时候， 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末尝及门，传其余绪，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 ①其教育和教学方法，取得了明显有成效。

　　②《鲁斋遗书？语录上》。

　　①《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②《鲁斋遗书？语录上》。

　　（二）吴澄

　　吴澄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曾被誉为 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可以说吴澄是元代理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１。生平及其教育活动吴澄（１２４９- １３３３年），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程钜夫题其所居草屋为 草庐 ，故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元抚州路崇仁（今江西省临州县西南）

　　人。吴澄自幼聪颖好学，刚满３岁，教他读古诗，他随口就能背诵下来。他５岁时，入私塾读书，每天能记诵上千个字，常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母亲耽心他学习勤奋过度，伤害身体，往往限制他读书用的灯油和蜡烛。

　　但他等到母亲熟睡以后，又悄悄地点燃烛火继续学习。９岁时，每逢乡校举行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吴澄从１５岁起，开始钻研朱熹的《大学章句》。１６岁在考场上结识了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遂拜程为师。其后，他又师事程绍开，遵循其 合为朱陆 而发扬光大之。１９岁著《皇极经世续书》和《道统图》。２３岁那年，他在遍读经、传各书后考中举人，但以后多次参加南宋的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即宋恭帝德祐二年，他愤然辞别考场，隐居于布水谷，专心钻研学问，曾著有《孝经章句》，校定了《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礼记》。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故当时社会上有 南吴北许 之称，将他同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并列。

　　吴澄２９岁入元以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侍御史程钜夫推荐他到京师任职，不久以母老辞归。为了保护吴澄的学术成果，朝廷特派使臣到他家里将他的著作全部抄录，陈列于国子监，供太学生们研读。元成宗元贞初年（１２９５年），朝廷任命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仅在任三个月。元武宗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年）召为国子监监丞。元仁宗皇庆元年（１３ｌ２年），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元英宗继位（１３２１年），又越级升迁他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任命他为经筵讲官和撰修《英宗实录》的总裁，次年实录修成，还未上报，他便辞官归家，专门致力于著述、讲学的工作。这一时期，他将早年校注的《五经》，加工、整理、补充而发展成《五经纂言》，包括《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和《三礼考注》等。除以上提到的各种著述外，他还有《学基》、《学统》两本专论，并校正了《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郭璞的《葬书》等。后人合其所著而编辑成《吴文正集》和《草庐吴文正公全集》，流传于世。

　　①《元史？许衡传》。

　　吴澄从２０几岁开始，到元顺帝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病死家中，在长达近６０年的岁月里，除四次入京做官，总计时间不到４年外，其绝大多数时间是从事著述和私人讲学，可以说是一个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他先后到过乐安、宜黄、福州、龙兴、扬州、袁州、真州、永丰、建康、燕京等地讲学，每到一处，学生莫不望风云集。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说的： 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 元贞初年，他游学龙兴时，按察司经历郝文将他迎接到郡学，每日听他讲授、论说，记录学生的提问和他的回答，共几千字。行省椽元明善以自己的文章和博学而自负，曾同吴澄一起探讨《易》、《书》、《春秋》等书的深奥意蕴，大愧不如地感叹说： 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 于是，他在吴澄面前执弟子礼，终身如此。

　　吴澄 少暇，即著书，即将终，犹不置也。 他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其书 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记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 ①元文宗元历三年（１３３０年），朝廷以吴澄耆老，特任命他的次子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吴澄享年８５岁而逝，朝廷追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加封号为临川郡公，谥号为 文正.

　　２。教育思想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他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远承孔、孟，近接朱、陆。全祖望评价说： 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朱熹之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陆九渊之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①吴澄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秉承朱熹的 理气同一 的主张，也把抽象的 理 （精神）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作为 气 （物质）的主宰，认为离开了理，也就不能有气。他说：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有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为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

　　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 ②吴澄还把 理 与 性 相联系，并赋予 性 以伦理道德的属性。他认为： 夫人之性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成形，以天地之理付卑而有性。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礼、智是也。 ③在他看来，人性是得之于天的，天理便是人本然之性的反映： 生而爱其亲，长而敬其兄，出而行之于朋友，娶而行之于夫妇，仕而行之于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于天，而人人所同也。 ④而人之所以有善恶不同，全在于气质上的区别： 以其所禀之气，所赋之质，不能且清且淳，故于伦理之间，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 ⑤正是由于人的气质殊异，从而造成了人性中有善与恶的区别。

　　①以上均见《元史？吴澄传》。

　　①《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

　　⑤《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率性铭》。

　　既然人性属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那么，为什么说又有 性善 、性恶 的说法呢？吴澄的见解是： 人之生也，受气于父之时，即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于母之时，又有或美或恶之不同。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为上圣。盖此理在清气美质之中，本然之真无所污坏。……其气之至浊、质之至恶者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惟其气浊而质恶，则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碍沦染，而非复其本然矣。

　　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万不同也。 ①他不同意荀况、扬雄 人性恶的看法，认为荀、扬 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偏、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者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谓其不晓得性字。 ②他也不赞成孟子关于 人性善 的看法：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无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曾说得一边，不完备也。 ③吴澄赞同 二程 、张载、朱熹等人主张的 性即理也 的观点，认为 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两等性也。故曰：' 二之，则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则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气质中，所谓形然后有气质之性也。气质虽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则一。 ④气质之性 本是得天地之理 而来，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是同一的。 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当用功以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现，谓之知。既认得日用之间，随其所发现，保护持守不可戕贼之谓养。 ⑤人的气质尽管不同，而其本性之善则是一致的。因此，善与不善的人，皆可通过教育 以知 、 以养其性 ，识见天理，回复和发展他的本然之性，促使他向善、为善。

　　吴澄非常重视教育在改造人、造就人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气质中有不清、不美的一面，从而 污坏了 性善的本质，这就需要教育（学）去变化它、改造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

　　他说： 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故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汤武。反之也之反，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

　　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故曰：'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夫，能学气质可变，而不可污坏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复如前污坏于气质者矣。 ①一个人气质的变化，靠的是为学，即教育的功夫。教育的任务便是 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质，因其同，革其异。 ② 教者学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训，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心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而非但呻哔摛辞之谓。 ③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⑤《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方元质学正序》。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儒林义塾记》。

　　在教育过程中，吴澄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相得益彰。他把 尊德性 当作德育的范畴，把 道问学 当作智育的范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而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 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果何学哉？ ④又说： 尝为学者言：' 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 ①吴澄提倡 以德性为本 ，即德育、智育并重，但整个教育却应以德育为根本，强调教书育人，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人格，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同孟子一样，吴澄也十分注重教育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他在《瑞州路正德书院记》中说过： 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贫；远于都邑，则其俗陋。 但环境毕竟只是客观的外在条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后天的教育。所以吴澄又强调指出： 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殆如孟子所谓饱暖逸居而无教矣。故夫居之以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学者于是而学当学之事。 ②吴澄强调教育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一个人的成才关键在于 学当学之事 ，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关于教学的内容，因为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受到赵复的影响，所以他仍主张学习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对这些书的注疏，即程朱理学。元仁宗皇庆元年（１３１２年），吴澄在担任国子司业时，曾参考程颐的《学校奏疏》、胡瑗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把国子学分成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大门类。经学包括研读《易》、《书》、《诗》、《仪礼》、《周礼》等书；行实包括遵守孝、悌、忠、信、睦、姻、任、恤等封建伦理；文艺主要是学习古文和诗词歌赋；治事则包括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星历、教学、礼仪、乐律、刑法等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学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吴澄一生著作颇丰，也多为精研儒家经典所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的道统。吴澄平生提倡学有用之学，反对一味地死读儒家经典， 往往滞于此而溺于心。……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词反俾。 ①他的这种主张与有些理学家崇尚清谈是不同的，大大扩充了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得以开扩视野，增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３。教学方法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吴澄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提出教学贵在 实悟 和 实践.吴澄认为，教学或读书，不应只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穷理，而贵在 实悟 和 实践.在他看来，教学的根本问题是 求诸己之心 而不是 求诸人之言.什么是 求诸己之心 呢？ 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无也。 ②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学必以德性为本 ，教学的任务在于发扬天赋的德性，而不在于所获书本知识的多少。他曾说过： 若曰：' 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坠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又说： 学者功夫，当先于用处着力。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言，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 ③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 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 ①他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好比有人打算到燕京去，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启程，大约两个月可到达目的地。到了燕京以后，亲眼看到宫阙是什么样的，街道又是什么样的，风沙如何，风习如何？皆了然于心，不待问人。如今他本人不打算去燕京，却只是将曾到过燕京的人所记述的逐一地去加以探究，参互比较，见其他的人所记述的又有所不同，就必然愈添惑乱。这都是因为本人没有亲到燕京，但凭他人所说，因而是愈探究就愈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吴澄在这里反复强调 实悟 、 实践的重要，指出脱离实际只学书本知识的弊病。所谓 实悟 ，是指读书时要深入思考，不能只限于了解表面文字上的意思，而是要 必究竟其理 ；所谓 实践 ，是指读书时要将所学到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付诸于自己的行动，不能只知不行，而是知行同进，也就是 必敦谨其行.这样，理论联系实际，将知与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 实悟 、 实践 有了切身的体验，才能从中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④《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岳麓书院重修记》。

　　②《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②《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吴澄主张通过教育（为学）去识见天地，那么，又如何去达到这一目的呢？吴澄推崇孟子的 反身而诚 和 求诸己 的主张，即求自身去发现，从本心而求善端，而不是像朱熹所提倡的通过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去达到。

　　他说： 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非无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 先立乎其大者' ，噫！其要矣乎，其大矣乎！ ②他认为邵雍的 心为太极 ，周敦颐的 纯心要矣 ，张载的 心清时视明听聪 ，程颢的 将之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 等看法，都是得之于孟子的正传，强调通过为学去修养心性，回复本然之性。正因如此，他才明确提出： 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者也。 第二，提出 主敬 、 主静 的自我修养方法。

　　由于在教育过程中吴澄强调 实悟 、 实践 和 实学 ，所以他特别重视自我修养，提出了 主敬 、 主静 的修养方法。他说： 欲下功夫，惟敬之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 ①吴澄把 主敬 看成是排除外物干扰、守护本然之性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 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教为之主。 ② 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 ③吴澄在强调 主敬 的同时，还强调 主静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和强化 主敬.他说： 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于止水，即 孟子所谓不动心也.主静的功夫在于 心不妄动，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万物无足以挠心。 ④由此可知，主静就可抵制外界的各种干扰，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做学问，最后就可达到 主敬 的境界。

　　③《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第三，强调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吴澄还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成为学者自觉的愿望。他说： 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 ⑤把培养学习兴趣看成是求学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教学时十分重视引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使他们从读书中感到乐趣，以增强他们的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

　　在教育和教学中，吴澄既强调择师的重要性，又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说： 今夫学者资于师，习于己，语于人。 ① 盖学而有得于师者视其所仰，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向切履行，弗忘弗措。 ②择师首先要看师德： 师者，不必记览之多也，不必言语之工也 ；择其用实行孝于亲、悌于长、敦于宗族、笃于外■、信于朋友、仁于乡里…… ③重视师德，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师德看成是遵守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这是吴澄思想上的局限性。然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要想在学业上有所进步，除了择师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学生本身的主观努力，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如吴澄所说： 敞学宫以育人才者官之事，进学业以应时需者士之事。 ④ 故居学而不为学，自薄也；为学而不知所以学，自误也。 ⑤学业上要取得成效，最终还是取决于学生本身，内因是最根本的条件。

　　第四，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

　　在学习方法上，吴澄还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他遵循朱熹的遗教，认为学道需要经过两道关口：一是格物关，一是诚意关。他说： 朱子尝谓：' 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醒梦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既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号为读《四书》，而未离乎梦，未免于兽者，盖不鲜。可不惧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 ①在这里，吴澄把 研精 、 慎独 作为 真儒 必不可少的品质，进而达到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否则， 虽列人群亦兽也， 这种人与禽兽没有两样。那么，如何学为真儒呢？吴澄又提出了自省自新的思想： 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则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 ②严于律己，自省自讼，知过必改，自新不息，这是儒家和宋代理学家的一贯思想，吴澄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将它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我们剔除其封建道德的内容，将它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手段和途径，在今天仍然有可取的地方。

　　第五，在教学上主张循序渐进，循循善诱。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主敬堂说》。

　　④均见《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⑤《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融斋记》。

　　②《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重修李氏山房书院记》。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茜冈义塾记》。

　　④《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⑤《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宜黄县学记》。

　　①《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通过长久的教学实践，吴澄深切地体会到教学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坚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切不可急躁贪多，以免造成 揠苗助长 、 欲速则不达 的后果。他说： 学者须是已能一事，然后再学一事。若无节次，杂然施之而不顺序，则所学多端，必皆隳毁梦乱而不修治也。 ③教师要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知到行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为师者一定要善于掌握教学的进度和教学内容的多寡深浅，做到恰如其份。如果教师 不观其已知已能，而进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者，先后失宜 ； 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必知必能，是其求贵于人者深浅莫辨。 ①那是达不到教学的效果的。吴澄本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记述的： 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早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他的这种忠于职守，为教育英才而倾尽心血的敬业精神，表现了封建时代为人师表者的崇高节操，是弥足珍贵的。

　　（三）程端礼

　　程端礼是元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学宗朱熹。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元代一部专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 读书工程或 进学规程.元代国子监曾将它颁示各郡、县，下发到各类学校，明代诸儒学者亦将它奉为准绳，清代曾多次刊印此书以资广泛流传，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塾、书院和学校教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１。生平及其教育活动程端礼（１２７１- １３４５年），字敬叔、敬礼，人称畏斋先生。元庆元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年幼时颖悟纯笃，稍长即通《六经》大义。他曾师从理学大师史蒙卿， 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夜化。而其弟端学，刚明动，有师法，学者咸严惮之，人以比河南两程氏云。 ①自南宋末年以来，在江浙一带，大都崇尚陆九渊之学，而朱熹之学不行，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 ②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程端礼先后任广德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池州建德县（今浙江省建德县）儒学教谕，台州路（今浙江省临海）、衢州路（今浙江省衢县）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等，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卒年七十五。其著作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畏斋集》六卷，《四库全书》均收录。

　　②《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③《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宋元学案？静清学案》。

　　②《元史？儒学二？程端礼传》。

　　２。《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主要内容程端礼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吸收他人的教学经验，撰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

　　在此书自序里，程端礼谈到当时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教学上的主要弊端是： 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

　　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为文，而书无一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 他认为教学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以此踏进仕途，难免求之过急， 失序无本，欲速不达 ，以致造成经不能治、理不能明、治道不能通、制度不能考、历史不知晓、作文词不达意的不良后果，使学者身心无所得且无益于国家，导致教学的失败。为了匡救这一时弊，程端礼认为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要遵循教学的规律，注重教学的程序，才能 已得不忘而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浃，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法可传于后 ，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 ，达到预期的目的。

　　程端礼学宗朱熹，以阐扬理学为己任，因而他以理学教育的精神贯穿于《日程》的全书。在《日程》的卷首，抄录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全书的纲领，这就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者提出的为学之序是：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养之要是：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是：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主要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然后，抄录有关的学规、学则，诸如要求学生在学时，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

　　全书共分为三卷。

　　第一卷依据朱熹的读书方法六条： 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切己体察，著紧用力。 规定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程序，并作详细说明。

　　学童８岁未入学之前，读程逢源增广的《性理字训》，以此代世俗的《蒙求》、《千字文》，每日规定读三、五段；并将朱熹拟定的《童子须知》贴于壁上，让学童在饭后记说一段。

　　学童自８岁入学以后，至１５岁以前，先读《小学》一书的正文。 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 以后，指导学生依次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并《三传》的正文。同时，指导学生影写智永千文楷字，止令影写，先不自写，由少到多，掌握要领，心领神会，永不走样。如要考字，还要阅读《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

　　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在此基础上，再指导学生开笔作文。

　　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 如果发现有的学生在学习上失时失序，没有达到学习的要求，就让他们停下，只让他们诵习《大学章句或问》一书，仍兼补《小学》。

　　学生到了１５岁志学之年，就应让他们树立明确的志向： 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这就是说，求学应当以宣扬理学道统为志向，为人应当以达到圣人的标准为志向。从这一总的目标出发，学生从１５岁到２０岁左右，依次学习《四书》的注疏，先学《大学章句或问》；再学《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然后，抄读《论语或问》、《孟子或问》中之合于集注者和《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并节抄所选定的注解。对于如何抄读经书的注疏，《日程》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下举《周易》为例：治《周易》，抄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抄《彖传》、《象传》附每段经文之后。先手抄四圣经传正文，依《古易》读之。用别纸依次抄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朱子《本义》。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程子《传》，其连解《彖传》、《象传》者，须截在《彖传》、《象传》正文后抄。次低正文一字，节抄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抄陆氏《音义》。次节抄胡庭芳所附朱子《语录》、《文集》，何北山《启蒙》、《系辞发挥》，朱子孙■所集《易遗说》，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节抄董氏所附程子《语录》、《文集》。次低正文三字，节抄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云峰《易通》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本义》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义》为主。每段正文既抄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抄。其读《易》纲领，及先儒诸图及说，抄于卷道。图在《启蒙》者，不可移。读法，其朱子《本义》、程子《传》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须令先读《五赞》、《启蒙》及《发挥》；次《本义》，毕：然后读程子《传》，毕；然后读所节古注疏。其所附抄，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其程子《传》、古注疏与朱子《本义》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卦作一册。

　　以下对《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诸书的抄读方法，都一一作了明细规定。程端礼认为，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既可记牢学通儒家经典的大义，又能在治学为人上向古代圣贤靠近了许多，最终达到 为人以圣为志 的目的。

　　第二卷规定在通读儒家经典及宋代理学家注解的基础上进而读史作文的程序。

　　作者认为： 《四书》既明，胸中已有权度，自此何书不可看。 他选定的史书教材是：《通鉴》、《韩文》和《楚辞》。在学习《通鉴》时，应选择一些参考书。如两汉之前，参看《史记》、《汉书》；唐代参考《唐书》、范氏《唐鉴》等，以扩大知识面，加深对史实的深入理解与巩固。读史 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虚心反复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仔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类，以项目写贴眼前，以备逐项思玩当时之得失。如当日所读项目无者，亦须通照前后思之，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 学者要独立思考，对史实进行考核，判断，然后再参看诸儒对此一史实的议论，看是否相合，以验学识之深浅。决不可先看他人的议论，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没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不然，就如同矮人看场，必然无所收益。

　　在学习《通鉴》之后，再诵读韩愈的文章。阅读韩文的要求，是要掌握议论、叙事两种常用文体的写作要领， 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 对每篇文章，都要反复详看，细心揣摩： 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 程端礼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就好比在看一棵树，从整体上看由树根到树表，干生枝，枝生花叶，大小次第而为树，然后再折一干一枝来看，则又都是各有枝干花叶，好像是一棵树一样，不曾有丝毫的杂乱。用这样的方法去看作文，就可对文章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所了解，这样也就掌握作文的方法了。

　　在学习《通鉴》、韩文之后，再读屈原的《楚辞》。阅读《楚辞》，以朱熹的集注为本，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 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 对其他的赋篇只看而不必吟读熟记。作者还对读史学赋的次第作了具体的规定。

　　２０岁以后，学生除温习既往所学的课程外，应集中两三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练习作文，为今后参加科举考试作好准备。作文之法，除以韩愈的文章为范式外，还可选读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柳宗元、苏轼等人的文章、同时参看《史记》、《汉书》等。 若未忘场屋，欲学策，以我平日得于《四书》者为本，更守平日所学文法，更略看汉、唐策，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文正公、王临川、苏东坡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陈利害则得矣。……欲学经义，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文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 这样， 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 程端礼规定学生读经、作文的日程安排是： 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读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 将读书和作文密切结合在一起，从所阅读的儒家经典和先贤们的文章中学习、领悟、掌握各种文体写作的规范、要领、要求、方法和技巧。程端礼还强调： 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时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 程端礼在这里提出作文当以立 意 为主，将 意 作为文章的主脑、统帅和灵魂，而事料、字句和篇章结构等，均应服从并服务于 意.他所提出的 意 ，相当于我们在写作学、文艺学中 主题 、 主旨 的概念。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程端礼认为，按照这样的学习程序，到了二十二三岁，至迟二十四五岁，就可去应科举考试了。如果 失时失序 ，只要通过补课，再增加两三年的时间，到三十岁以前，也可以完成学业，掌握作文要领，参加科举应试。

　　在第二卷的末尾，还附有批点《四书》句读例和批点韩文凡例，以及读经、看史、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习字演文五种表格，注明每日功课的纲要。

　　《日程》的主要内容在第一、二卷，第三卷是附录。它抄录了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的方法；抄录了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和《调息箴》二文，宣扬了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卷末是一篇作者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对朱熹提出的读书六法作了全面、充分的肯定。

　　３。教学方法程端礼在制定读书分年日程的同时，为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成效，总结自己和他人的教学实践经验，还论述了正确的教学方法和读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强调为学必须立志，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程端礼提出，学生到了十五岁，就为 志学之年，即当尚志. 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 只有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以身任道，为学以明伦习礼为重， 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 才始可言学，并能学有成效。他援引朱熹的教诲，指出： 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雅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需反复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只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 程端礼强调为学必先立志，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不应将学习的目的只局限于参加科举，求得一官半职，这是正确的；但他把为学立志看成是 以身任道 ，继承和发扬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的道统，把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明封建之人伦，习封建之礼仪，仍然是 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那一套，这是他的局限性。

　　第二，主张教学要坚持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的原则。

　　贯穿于《日程》全书的，就是程端礼特别重视在教学和读书时，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和居敬持志的原则，将其看成是为学有成的关键所在。他说：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那么，什么是循序渐进呢？程端礼解释说： 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 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可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趱看了，则看犹不看也。 他指出当时家塾、书院和各类儒学教学上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跟着科举的指挥棒转，为应付科举考试，教学 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作者正是为了匡救时弊，才撰写了《日程》一书，强调教和学都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前后衔接，在巩固的基础上扩展学习内容，使经学、理学、举业毕贯于一。如果在教学上失时失序，程序紊杂，那就必然会学而无成，终身陷于务外，悔且老矣！

　　与此同时，教学居敬持志，持之以恒。 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一可放入无何有之了，须时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

　　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 也就是为学要刚毅果决，锲而不舍，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排除各种干扰，长此以往，积以时日，最终必能获得成效。

　　第三，提倡读书要少而精， 沉潜玩索.在教学和读书方法上，程端礼还提倡要少而精，要专一，不要贪多。他明确要求： 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并不得兼读他书，及省遍数。 同时，主张倍读已读之四。每日清晨，即先倍读过去读过的书，以加深记忆，并针对生疏或误读的地方，打上记号，等待晚间温习功课时再加补正。他提出： 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读，师标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册首书烂熟，无一句生误，方是功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间与平日已读书轮流倍温，乃得力。……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 他反对学童在年幼时不认真读书，就急于让他们学习作诗作对，认为这是 虚费日力 ，徒劳无功。他批评当时的教学方法是： 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强调老师在向学生讲授课文时， 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即令自反复，面试复说果通，乃己。久之，才觉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以使之明透。 讲授时，不能只是老师一人唱独角戏，一定要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向学生提出问题，促使学生 沉潜玩索 ，独立思考，真正弄懂教材的内在意蕴。在《日程》一书里，程端礼经常提到 玩索 二字，可见他对 玩索 之重视。所谓 玩索 ，指的就是对课文要反复咀嚼，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掌握其精神实质。一定要防止只死记呆背课文而不领悟文章要义的弊病。要真正做到 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 要切实弄通弄懂，不可疏忽大意，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至于作文，程端礼主张以唐宋名家古文为楷模，既守法又不为法所囿， 当知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 第四，主张为学要切己体察，知行并进。

　　程端礼以阐扬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为己任，主张为学明道后当切己体察，身体力行；反对知行不一甚至相悖，虚演应付。他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提到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主要弊病之一是： 惜乎宾兴有制，而学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学，不过随其学官之所知所能，故犹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沉潜自得之实。所试经义，固守反复虚演之旧格，而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 ①他援引朱熹的教诲，强调指出： 入道之门，是将自己个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原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 克己复礼' ，如' 出门如见大宾' 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程端礼主张学用结合，知行并进，以所学到的道理指导自己的言行，切身实践，反对空谈、清谈，知而不行，理论和实践脱节，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①程端礼：《畏斋集？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四库全书》本。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我国古代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的一个详细、具体的读经学文的教学计划。它重视为学立志，注重教学程序，强调坚持少而精和持之以恒的教学原则，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经常复习和经常考查，提倡 沉潜玩索 和 思玩 ，提倡切己体察，知行并进，这对匡救当时私塾、书院、各级儒学的时弊，树立优良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日程》唯朱熹之言是从，认为 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 ①甚至作文作诗，都要求以朱熹 一集律天下万世 ，以偏概全，这未免失之偏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 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 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日程》虽产生于元代，却影响到明、清，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学校教育的一份最典型的 教学计划 ，被诸儒学者奉为圭臬，迄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郑玉

　　郑玉是元末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样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窠臼，但在某些地方又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情趣。正如全祖望所说： 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 ②

　　１。生平及其教育活动郑玉（１２９８- １３５８年），字子美，号师山，元徽州歙县（今安徽省歙县）

　　人。他生活于元朝末年，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极其动荡不安。郑玉幼时敏悟嗜学，年龄稍长，就对《六经》很有研究，尤其精深于《春秋》，他生逢元未乱世，生活颠沛流离，志不得展，曾应进士举不第，于是绝意仕途，隐居山林，讲学授徒，受业的门人很多，乃至居所不能容纳。后由门生友人集资择地，修建师山书院，以广教泽。

　　郑玉撰写的文章，严而有法，不事雕琢修饰，质朴无华，有个人独到的见地，流传到京师，很得当时任京官的著名学者揭傒斯、欧阳元和虞集等人的赏识。元顺帝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知其名，欲推荐他出仕，他以生病予以推辞。次年，朝廷授以他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的官职，并 遣使者赐以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辞病不起，而为表以进曰：' 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遣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职，臣非其才，不敢受。酒与币，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与人，酒与币，臣不敢辞也。 ①仍然托病坚辞不就。他避开世俗的纷扰，家居乡下，过着 自食其力，无求于人 的自由自在的隐士生活，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以此为乐。著有《周易纂注》，已佚。今尚存者有《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师山文集》八卷。另有《师山遗文》五卷，为后世裔孙所编。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朱元璋的部将邓愈率明军攻入徽州城，欲罗致郑玉为新政权服务。郑玉慷慨激昂地向邓愈说： 吾岂事二姓者耶！ 因而被囚拘。他在狱中七日不食，犹作诗文，从容如平日。他的妻子程氏托人告诉他说： 君苟死，吾其相从地下矣！ 郑玉让人转告： 若果从吾死，吾其无憾矣！ 遂整肃衣冠，北向再拜，自缢而亡。②

　　①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四库全书》本。

　　②《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元史？郑玉传》。

　　２。教育思想郑玉自幼攻读程朱理学，尤其推崇朱熹，深有所得。他自己曾说过： 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 ①又说： 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古：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

　　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 ②认为陆象山、朱熹总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知，郑玉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影响。

　　关于教学的目的，郑玉也和一些前辈理学家一样，主张学道行道，学如圣人。他说： 古之学者，忧道不忧贫，正谊而不谋利；苟其心俯仰无所愧作，达者推以及人，穷者独善于己，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以之参赞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岂但不辱其亲乎？ ③郑玉提出的这种 立教 的目的，既体现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主张，又继承了理学家张载 民胞物与 的思想，比朱熹所提倡的 存天理，去人欲 ， 明人伦，知礼法 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主要是强调向古代圣贤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贤的高尚情操和美德，做到 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然而，郑玉又说： 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矣。静虚故明而通，动直故公而溥，此至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学者之所以当学也。 ④认为教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使人 无欲 、 合天德 ，达到 静虚而动直 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圣人。这说明，他 立教 的目的虽与朱熹有所不同，却又受到朱熹深刻的影响。从本质上讲，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属于程朱理学的教育体系，不过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罢了。

　　关于如何去学道行道的问题，郑玉所强调的是体用结合，学道正是为了行道。他把这看成是获得真知、达到学如圣人、行圣人之道的关键。他说： 夫静者，体也；动者，用也。岂有有其体而无其用者乎？在学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动，有其体而无其用者，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又何以告以圣人之学乎？ ①郑玉认为 体 与 用 是相互结合的，它们统一于 道 中；静是道之体，动是道之用，有体必有用，即有静必有动；学道（致知、穷理）与行道（有补于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道是为了行道，要行道必先学道，二者密不可分。在这里，郑玉把 体 看成是学道，也就是明理；把 用 看成是行道，也就是实践。如果只有 静 的即 体 的东西，而没有 动 的即 用 的功夫，学而不用， 体 和 用 分离，那就根本不值得去为学、立教，即让学生去受教育。所以，郑玉明确提出： 幼而不学，则无以穷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壮也，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

　　未有用而不本诸学、学而不究于用者。当其学也，若无所为于世，而人以为晦；及其用也，则人以为其有补于世而谓之显。 ②学道就是为了用道，有所为于世， 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 然而时运不济，不能为当世所用，则应修心养性，退而养晦，做一个正直的人。郑玉本人就正是这样做的： 余以才疏学陋，无所用于世也，退而躬耕垅店，将以自养。间有朋游相从讲学，及筑室师山之上，以为肄习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 ③如前所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教育思想，一贯是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郑玉尊儒重道，推崇程朱理学，虽然 绝进取之心 ， 深爱山林之趣 ，对儒家这一人生哲学和传统教育思想仍是服膺不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愿出仕，归隐山林，将以自养， 乐得英才而教育之 ， 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 ，以传授儒家之 道 而为己任。

　　②见《元史？郑玉传》和《新元史？郑玉传》。

　　①《师山先生文集？洪本一先生墓志铭》。

　　②《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③《师山先生文集？肯肯堂记》。

　　④《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①《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正是从学道行道的这一思想出发，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的标准应将品行放在首位，学识放在其次，即坚持以德行为本。他以元代的科学选士为例来加以说明： 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严且详矣。然朝廷不以是为难为，必曰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然后得与是选焉，岂非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乎！ ①他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盖当天下离乱之际，苟德在己，则起而应天顺人，救民于水火。 只有坚持以德行为本，那么，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或贬官，或逐斥，或流离颠沛，或除名削籍，或为人误解，或遭人谤讪，都能忍辱负重，泰然处之。如同唐代的陆贽、韩愈，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等先贤那样， 不害其为出处之正 ，事业彪炳，文章传世，千古流芳，万代敬仰。相反，唐太宗李世民虽有 命世之才 ，但他却 人过于德，识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祸 ，造成 千古之遗恨 ，②这是不足为法的。

　　由于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都应坚持以德行为本，所以他认为治学应以知晓 大本大原 为宗旨。他说： 为学之道，用心于枝流余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见其能造道者鲜矣。 ①又说： 况自孟子没，《诗》、《书》出秦火中，残坏断缺，无一完备。重以汉儒章句之习，破碎支离；唐人文章之弊，浮夸萎靡。虽有董仲舒、韩愈之徒，或知理之当然，而终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学，得以乘隙出入其间，以似是而实非之言，饰空虚无为之说，诱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见性之场；下焉者，惑祸福报应之末。而吾儒之徒，无复古人为己之学，徒以口舌辩给，而卒不能以胜之。

　　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聋聩。其士者，如饮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辏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学。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 ②郑玉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是不科学的，对汉以后儒学的评估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对朱熹如此推崇只能说是一己之私见，并不允当。但他强调学道要知晓 大本大原 ，掌握其本质意蕴；反对用心于支流未节，反对 游心千里之外 的不切实际的 空言 ， 徒以口舌辩给 为能事，于世毫无补益。他的这一主张，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②《师山先生文集？养晦山房记》。

　　③《师山先生文集？三乐堂记》。

　　①《师山先生文集？送唐仲实赴乡试序》。

　　②《师山先生文集？唐太宗论》。

　　①《师山遗文？跋太极图西铭解后》，《四库全书》本。

　　关于学习的内容，郑玉认为就是 道 ，别无其他。而 道 与《六经》又是密不可分的。他说： 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 ①因此，郑玉主张求道就必须学习《六经》，唯有从《六经》中才能求得道。郑玉这里所说的《六经》，指的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和《春秋》三传，和通常所说的《六经》略有区别。他指出： 《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而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己矣！ ②在学习儒家道统的同时，强调了学习古代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春秋》并三传等历史典籍，以至于达到是以明之者尧、舜、禹、汤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 ③的认识，以史为鉴，从中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道 ，并身体力行之。

　　郑玉虽然主张教学内容应以《六经》为主，通过学习《六经》而学 道 ，但却反对只钻经典，死啃书本，在训诂词章上下功夫，成为书蠹，最终是不能学到 道 的。他认为： 孟子曰：' 性无有不善。' 程子曰：' 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 ……秦、汉、晋、唐以来，文章之士，相继而作，非无学者，而曰' 孟轲死，千载无真儒' ，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训诂词章之习。故虽专门名家，而不足以为学，皓首穷经，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学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后唯，性与天道，岂必老始而闻？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则又秦、汉、晋、唐以来诸儒者之罪人矣！ ④在选择学习内容时，只要是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均可学习，而不应拘泥于某一学派，党同伐异，而应兼容并蓄，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消化吸收，为我所用。郑玉评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各有其优长，又有其不足： 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 ①他进而批评当时不良的学术空气： 又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 ② 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江东（崇朱派）之指江西（崇陆派），则曰：'此怪诞之行也。' 江西之指江东：' 此支离之说也。' 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 ③那么，到底如何来对待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呢？郑玉主张兼容并包，不以师门之见为是： 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 ④反之亦然。只有如此，才能吸收各派学说的精华，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使之成为自己精神上的营养，为我所用，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见。这才是学者真正治学的态度，从而使个人学术上得到充实和提高，并推进整个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②《师山先生文集？与汪真卿书》。

　　①《师山先生文集？余力稿自序》。

　　②《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③《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④《师山遗文？王居敬字序》。

　　①《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３。教学方法郑玉从他主张的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

　　郑玉考察上古时代教育的状况及其发展，认为那时劳心与劳力是不分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说： 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秦废井田，开阡陌，焚诗书，坑学士，先王之道灭矣。汉兴，虽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复淳古之风，而士农分矣。于是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出。后世有能昼耕夜读，以尽人道之常者，人共以为异而称之，其去古道益远矣。鲍生从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鲍生，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虽复三代之制，不难矣！ ①显然，郑玉缺乏历史唯物观，对上古社会是过份地美化了。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上古社会同样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绝大多数直接从事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奴隶，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上学就不一定参加耕作；至于民间办学，就学者大多是自由民，也包括一部分中、小奴隶主贵族，却根本没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参加；当时实行耕读结合，边耕边读，这是为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郑玉对上古时代教育状况的分析是不科学的，提倡 复淳古之风 、 复三代之制 也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倒退，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然而，郑玉指出的 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从出 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状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状况是不好的，表现了他思想上的进步性；他当时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的教育思想，是弥足珍贵的。这是郑玉教育思想中的精华，表现了他的教育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对封建社会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②《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④《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①《师山先生文集？耕读堂记》。

　　第二，提倡读书在得其大旨，要有真体实认。

　　如前所述，郑玉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学道行道，要像古代圣贤那样有益于世道人心，不论在显达或穷晦的境遇里都能 其心俯仰无所愧怍 ，因此，对受教育者来说，不应只是获得某些知识，而贵在 精义入神 ，能见书中之大旨，才能有益于个人德行的提高。他说： 处士名廷珍，……读书见大意。谓圣贤作经，意在言表，岂拘拘注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当真体实认，见于日用常行间耳？①又说： 曩岁，同学时某，懵然未有知识，日用心句读、文词之间，而无所得焉。……乃知道理在天地间，非真积力久，心融意会，不可恍惚想象，以人而遽为去取也。 ② 先生尝谓学者曰：' 师道之懿，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广远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觉后，庶乎无愧于古之人矣。'③他的这一观点与他评价和选用人才 以德行为本 、治学以知晓 大本大原 为宗旨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学道要 真体实认 ， 见于日用常行间 ， 不可恍惚想象 ，脱离实际，对所学的东西要真正的深入领会，即 得其本旨 ， 心融意会 ，于读书中见其精神实质，于关键处掌握其精髓之所在，而不仅仅用心于 句读、文词之间 ，也不在于 高虚广远之际.这样，才真正学有所成，并将所学的 行乎日用常行之中 ，对世道人心的转变才能有所裨益。

　　第三，注重 存养省察 ，加强自我修养。

　　郑玉主张在教学上要切实加强自我修养，做到 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 ，才能达到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目的。他说： 定夫名家子，世读圣人之书，今虽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修己治人之学。①所谓 存养 ，就是保持、保养天赋的善心、善性，也就是郑玉在《王居敬字序》中所说的 去其恶以存善 ，始终保持其 吾性本善 ，不要伤害和丧失它，使它长久地存在于人的本性即精神品德中。所谓 省察 ，就是经常进行自我内省，切己体察，严格要求自己，每日反省自己的言行有否违背圣贤教诲的地方，如有，及时改正，切实加强自我修养的功夫。这也就是孔、孟所说的 吾日三省吾身 、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因为如此，郑玉进而倡导为学 以敬为主，以谨独为要，则功夫无间断而自强不息。 ②这里所说的 以敬为主 、 谨独 、 自强不息 ，就是郑玉对 存养省察 所提出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第四，提倡学友间的切磋互助。

　　在学习上，郑玉十分重视学友间的相立切磋，彼此帮助，共同进步。他强调择友的重要性，反对滥交： 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则交之，至于无人，则上交千古、下求知于百世之后可也。又岂可以无友之故，辄与人交？不成辅我之仁，成我之德，适足以为我之累，亦所当戒也。 ③他十分看重学友对个人学习的切磋帮助： 其是始至终、自少至老，长吾之志，成吾之才，惟朋友是赖。朋友之伦，虽非无属，而于人之情则至近且密也。 ①由于学友同窗之间，朝夕相处，彼此了解，感情融洽，友谊深厚，因而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彼此相帮，解答疑难，交流心得，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就能收到共同提携、学业日进的成效。郑玉重视学友间学习上的切磋互助，发挥群体优势，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他的这一主张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①《师山先生文集？处士王君墓志铭》。

　　②《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②《乐元学案？师山学案》。

　　③《师山遗文？与鲍仲安书》。

　　①《师山先生文集？燕乐堂记》。

　　七、结语

　　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蒙元统治者在实行军事征服、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认识到倡导文治、推行 汉化 、尊孔重儒、兴学明教、培养人才、开科选士的重要性，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元代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又有所兴革和发展。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最有特色的是蒙古族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而设立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字学，此外还有带普及性的非常年教育的社学、庙学，以及具有专科教育性质的回回国子学、医学、阴阳学等。元代坚持蒙古语、汉语、回回语教学并重，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回回族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展，为我国古代的 双语 、 三语 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元代私人办学的兴盛，开明、清家塾、义塾之先河。元代对各宗教的传教活动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对佛教则大力推崇，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鼓励、支持和保护的政策，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这对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活跃学术，缓和民族矛盾，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元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实行较晚，但程式和实施办法周详、具体，基本上为明、清两代所遵循。在元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理学家兼教育家许衡、吴澄等人的广泛传播下，程朱理学成了官学。元代教育呈现出 远被遐荒 的前所未有的盛况，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元代已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整个封建制度已日趋腐朽没落，因而元代在教育上的各种弊端也就越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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