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3卷 元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元王朝的历史，源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而其军事斗争史则可远溯到蒙古建国前草原部族的兼并之战。元代的基本军事建设、军事思想和重要战争，大都形成或发生在建元前的蒙古国时期。蒙古国的历史，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国的历史。蒙古族的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以后，虽然接受了很多汉族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在军事上似乎还要突出些。这本军事史的撰写，即体现了上述这些特色。

　　《中国元代军事史》，从１１８９年铁木真称汗、翌年的十三翼之战始，至１３６８年朱元璋率军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止，纵跨近１８０年，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军事的历史继承、军队的创建、军事斗争、军事法规与制度、武器装备、军事后勤、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等诸方面情况的发展演变。

　　作为一部系统介绍蒙、元军事史的专著，在中外史学领域内尚不多见，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元代军事与国防大势概述

　　（一）元代军事史的源流与分期

　　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末端的元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３００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显示了封建大一统的建国规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有所造就。

　　纵观元王朝的历史，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一部元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征战史。１２世纪后期至１３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约２０年的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此后，又经过７０多年的大规模战争，至１３世纪７０年代末，蒙古民族终于抚定中原，混一四海，最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建立了 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 的元朝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半个世界，强大的军队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元朝统治者以军队为主要力量，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形式，演出了一幕幕在中国以至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历史活剧。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仅是全部元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军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元王朝正式建立大元国号，是在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 大元 ，取《易经》中 大哉乾元 之义。这是以文意建国号之创始。在此以前，中国历代王朝所用国号，如周、秦、汉、唐、宋，都渊源于帝王当初封邑之名。

　　创建大元的蒙古族，没有建立单一的蒙古族政权，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支持合作的政权。它始终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政权内部矛盾的紧张状态中，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统治。从立大元国号至灭亡，其历史还不足百年。

　　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国的延续。建元后的军事斗争和建设，是建元前军事斗争和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前，已经历了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元睿宗（孛儿只斤拖雷）、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４位蒙古国大汗和摄政王。从１２０６年蒙古国的创建到１２７１年大元国号的建立，共６５年。从军事史角度看，元代的主要战争、基本军事制度及军事思想大都发生和形成于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元代军事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把这６５年算上，到１３６８年元室北迁，则元代历史即展延至１６２年。

　　自铁木真１１８９年称汗至１２０６年建立蒙古国，这１７年间的主要事件，是成吉思汗为统一蒙古大草原所进行的部族兼并之战。这一时期是蒙古军队、军制、军事思想的萌芽初创时期，也是蒙古部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初阶段。倘若以此作为发端，则元代军事史纵跨近１８０年。

　　蒙古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传统和优良的素质。蒙古统治者没有像前朝女真和后来的满清那样更多地接受汉族文化，接受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限度，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建元后，在军事斗争、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思想上，虽然吸收了不少汉族的先进成份，但基本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这使得元代军事史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一部元代军事史，深深打下上述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的印记。

　　元代军事史，依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铁木真称汗至蒙古建国。对铁木真称汗的时间，有１１７９年、１１８３- １１８４年间、１１８９年之不同考证。本书从蒙古人撒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记载取１１８９年称汗说。

　　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当时蒙古部的周邻，是一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如：东邻的塔塔儿（又称鞑靼），西面的克烈，克烈部牧地以西的乃蛮，蒙古牧地以北的蔑儿乞等。这些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程度和军事实力大都强于蒙古部。在蒙古部族内部，还有主儿勤（主儿乞）、泰赤乌、札答兰等不服之部落。在如此众多的强劲周邻的包围中，铁木真率蒙古部经数十次大小战斗，历经挫折、失败，终于走向胜利，镇服了各个部族，统一了大草原。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铁木真不断收编被降服的部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起初的十三翼军按照十进制整编为组织严密的新蒙古军，组建了怯薛军，奠定了蒙、元军制和以骑兵为主的战法的基础。在部族兼并战争中，铁木真锻炼了自己指挥作战和内政外交的能力，培养了一批忠勇的战将。蒙军擅长的政治宣传攻势、使用间谍之法，在这一时期也已初见成效。蒙古军队在初创时期，即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个时期：蒙古建国至建元。蒙古建国后，赫然面对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有汉族的南宋，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的西夏，畏兀儿族的高昌，契丹族的西辽等。统一的蒙古汗国的建立，把蒙古的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军事实力的增强，军制和法典的进一步完善，疆域的扩张，都使这个汗国的奴隶制统治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不断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战争，主要是灭夏、灭金、灭宋三大战争，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对西方的战争，则从中国大陆远进至中欧。

　　统一蒙古的战争结束后，新生的蒙古国其疆域东自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山脉，北连贝加尔湖，面积约２００多万平方公里。但此时的蒙古人尚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与领土观念。通过以后与汉族、女真族的争战，在传统的物权观念之外，才逐步形成疆域主权意识。汉族帝王以华夏为天下，统治华夏即享有天下。而蒙古大汗以天下为天下， 自东至西，上天皆以付我.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外域扩张侵略的雄心霸气，是中国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蒙古国西征，始于１２１９年，止于１２６４年，持续４０余载，前后三次。第一次是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５年之间横扫亚欧，前锋直到东欧和伊朗北部；第二次是拔都等率军征伐匈牙利和波兰，击败斡罗斯（俄罗斯）；第三次是旭烈兀破灭木刺夷、报达（今巴格达），占领西南亚。三次西征的胜利，使蒙古分别建立了窝阔台汗、察合台汗、钦察汗、伊儿汗四大汗国。

　　西征作战中，蒙军无后方依托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惊人的体现，骑兵战术发展至高峰时期。成吉思汗祖孙三代，所向披靡，灭国数十，拓域万里，雄跨两洲，使中国统一后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辽阔。

　　自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始，到宋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７年）西夏国灭亡，蒙古国六次征讨西夏，前后历２３年。在对西夏作战中，蒙军逐渐掌握了攻打城池的作战经验。蒙古侵金，始于宋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灭金，前后２３年。在侵金、灭金战争中，蒙军多次与金军进行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灭金后，蒙古即展开了灭宋战争。自宋理宗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

　　大军南征，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灭宋，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前征后伐，历时４４年，终于实现了成吉思汗的宏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第三个时期：建元至元王朝覆亡。元王朝建立后，在保存蒙古军队建设原有制度和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宋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但军事思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火器的制造、水军的编练和国土防卫上，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军事斗争已无进步意义，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走向衰落。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元初的夺位靖乱。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汗位之战，持续了５年之久，终以阿里不哥的归降而告终。而后是延续３０多年的平定蒙古宗王海都、笃哇等人的叛乱。二是征伐高丽、日本、安南、缅国、占城、爪哇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三是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战争。政治是军事之母，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事的衰落。战争的结果是元军彻底败于农民起义军，元朝灭亡，明朝建立。至此，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军队走完了自己由崛起而兴盛而衰亡的历史道路，以此构成整个元代军事史的 三部曲.

　　（二）蒙古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壮大

　　１。蒙古民族的形成中国北方的游牧人群，在春秋以前被中原人统称为北狄。蒙古部族的兴起是比较晚的。唐朝统治时期，汉族文献始有蒙古部落的活动记载。《新唐书》、《旧唐书》中的 蒙兀部 、 蒙兀室韦 ，宋、辽、金时期汉文史籍中的 蒙兀 、 朦古 、 萌古 、 盲骨子 、 忙豁勒 等等，都是现今蒙古二字的译音异文。蒙古的含意早期考证以 萌古 为据，意为 孱弱和 淳朴 ；后来的考证认为，蒙古是永恒部族的意思。唐末战乱迭起，北方各族由于失掉中央统治的控御，也进入了相互征杀兼并的时代。亚洲中部，北自西伯利亚，东迄白令海峡，西至伏尔加河，南到高丽，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的广大地域，成了征杀驰骋的广阔战场。蒙古部族正是在这种掠地争势、分化组合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根据传说、记忆和后来文献记载，蒙古族与契丹、鲜卑、乌桓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属东胡的后裔。而在蒙古的历史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巴塔赤汗，是由一只受天命的苍色狼和一只白色的鹿所生。巴塔赤汗以后历代祖先的谱系，成为蒙古各部族由来和血缘关系的依据。

　　蒙古族的发祥繁衍之地，在不儿罕山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肯特山地区）。这里是斡难河（鄂嫩河）、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刺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即 三河源头.对蒙古各部族的考证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至今难以定论，有三十六种、七十二种、上百种等说，其中难免有重复和错讹。从主干上考证，蒙古氏族部落组织后来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同的两大支：尼伦（尼鲁温）和迭儿列斤。而尼伦这一大支系的诸部落，是血统纯正的蒙古族。铁木真（成吉思汗）即生于尼伦一支中的孛儿只斤部落。

　　从民族学角度看，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历史上还未形成蒙古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元９世纪以来，大批蒙古先民来到蒙古高原时，是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大小小的众多氏族部落。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的逐步确立，部落组织血缘关系的纽带已渐松散，部落间为争夺牧场、牛羊、奴隶展开了残酷的混战，氏族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而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又加速了部落之间的交融。蒙古国建立后，原各氏族部落的人通过千户制被统一组织起来，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彻底瓦解。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共同经济开始形成，尼伦、迭儿列斤部落方言成为蒙古语的基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也已产生。从此，以成吉思汗出生地蒙古乞颜- 孛儿只斤部为核心，蒙古高原诸部被凝聚起来，成吉思汗所统辖地域概称为蒙古地区，地区内的人民自称为蒙古人。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走进了世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２。蒙古军队的创立与建设蒙古民族在战乱中形成，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也随之建立并迅速壮大起来。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即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军的历史。

　　１２世纪，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部族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在狩猎和部落战争中开始使用铁制兵器。远战则以弓矢，近战则以刀矛，用火药之力抛射石木的臼炮也逐步用于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奴隶等阶层。为满足对财物、牧场、奴隶的占有，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当时的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组织。部落贵族通过向普通牧民征发赋税、徭役、兵役、从事掠夺战争来壮大军事力量，捍卫部族利益，稳固和扩大统治范围。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在 天下扰攘，群雄争逐 的蒙古高原生存。

　　铁木真初称汗时，兵马不足３万，组织松散，力量弱小，只得与当时势力强大的克烈部联盟。联盟破裂后，铁木真击败克烈部王罕的战役，是蒙古部族崛起的关键性一仗，在蒙古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铁木真在初战时几乎全军覆灭，而后从绝境中奋起，反败为胜。这是铁木真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失败使他彻底丢掉了幻想和依赖，胜利则使他毅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接着，在迎战另一个强大部族乃蛮的进攻之前，铁木真整编了所率兵马，健全了军政合一的统帅部，依十进制组编军士，组建了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护卫军（即怯薛军）。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编，从此蒙古部族有了一支可称之为军队的武装力量。至战胜乃蛮部、建立蒙古国，其兵力已发展到１０万多人。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严格治军，广纳将才，完善军制，改进武器，加强训练，很快使初建的蒙古军队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蒙古族人世代游牧，自幼精骑善射，生于战乱，长于厮杀，一旦被 大略深沉、用兵如神 的领袖团结组织起来，即显示出难与匹敌的巨大力量。这个民族，人皆可以为兵，招之即来，聚则善战；这支军队 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元史？兵志一》），军在马上，马赖草原，补给因地制宜，机动迅猛快捷；这些骠悍的骑士，冲击则勇往直前，浴血则在所不辞。凡与之交战的军队，无不闻风丧胆； 上帝之鞭 挥处，无不所向披靡。

　　蒙古军队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治军十分严明，尤其重视建立法制和严格的纪律秩序。蒙古国初建时，蒙古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以记之 （《蒙鞑备录》）。据《史集》记载，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罕后，即 制定了优良而稳定的札撒. 札撒 ，意为命令、法规，这还只是口头上比较系统的军令。待畏兀儿字蒙古语创立后，首先用其将习惯法整理为成文法典，把 札撒 、 训言 书写于纸卷，名为《大札撒》，传示族人。此后，凡遇有重要国事军机，都要集合诸王 敬谨读之.《大札撒》现已失传，从各种史籍中保存的一部分条款看，这个法典主要是明确肯定大汗的统治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社会秩序，强化作战纪律。蒙古国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治国即治军，严明军纪也是严明国法。这个法典规定，对于杀人、盗窃、通奸者，处以死刑；对于在战斗中拾得友军武器、财物不归还者，也要处以死刑。在平时，成吉思汗要求诸将和士兵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军令传达后不能率全体士兵出征者，要同他的妻子一并处死。

　　他要求 士卒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为饿鹘之搏猎物.他要求将领必须身先士卒，行军需先后照顾，作战必上第一线冲锋陷阵，并要时时 爱惜士马之力.有战，则以战训士卒；无战，则以围猎习战斗。

　　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蒙军每次出征作战前，将领都要检阅队伍，查看士兵所带器物。每人除了弓、矢、斧外，必须携带打磨铁器的工具，以厉兵刃，还要带上一筛、一锥及针线，缺一物者治罪。在战斗开始前，将领们还常向部队规定一些战场纪律，严格规定将领不得擅离岗位，士兵不得私自脱离战场，不得遗弃伤员，不得私掠财物，不得后退求生，不许泄露军机等，违者以军杖重打，或充军流放。对于严格治军，不仅成吉思汗贯彻戎马一生，他的后代子孙也无不效仿。蒙军常以收降敌军来扩充自己，所统辖的部队成分也很复杂，但由于治军严格，使得军队得以保持有效的指挥和统一的动作，不论是敌方归降的士兵还是其他部族的人员，一旦进入蒙古军队，各种恶习都被严明的纪律所限制，战斗能力即被激发出来①。

　　蒙古军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吉思汗善于用人将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的关键性战役中，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些文韬武略俱备的中原人、汉北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由他们组成参谋部和战斗核心。建国后，更加重视广纳贤士、网罗人才。如耶律楚材，为契丹族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金朝的官员。他通晓儒学、哲学、天文历法和医学。成吉思汗遇到这个人才后，对儿子窝阔台说： 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当时西夏人常八斤对耶律楚材说，蒙古是尚武之国， 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 耶律楚材说： 治弓尚必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 成吉思汗闻知后，非常高兴，对他愈加看重。耶律楚材后来辅佐太祖、太宗近３０年，对蒙古国的政治、军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吉思汗对其诸将也善于量才而用。 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广纳良才，知人善任，使成吉思汗麾下成长和聚集了大批良臣名将。如并称为四杰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英勇善战的速不台、者别、兀良合台、怯的不花等等，可谓人才济济，良将辈出。蒙古军队初建时，由于部族经济文化落后，因此，军队的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蒙军善于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每次破城掠地后，蒙军都要对被征服者进行大肆屠杀，但能工巧匠、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往往幸免。这类人才被大批集中收编到蒙古军队中来服役，担负了制造改进武器装备、管理使用工程机械等任务。

　　这些来自各地特别是中原的人才，把当时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带到了蒙古草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和作战能力的提高。

　　蒙古军队从统帅到士兵，都没有文化能力，无法用文字整理、总结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至建元后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武学。但这并没有影响蒙古族统帅和将领充分展示自己的谋略天才，发挥驾驭和指导战争的非凡能力。运用谋略、分化瓦解敌军，早在铁木真击败强大的克烈部战役中就已运用得相当成功。此后在与夏、金、宋等国的作战中，也出色地利用了各种矛盾，纵横捭阖于诸国之间，进而各个击破。中国自古宗教自由，从无宗教战争，成吉思汗对此深有领悟。在历次战争中，竭力避免宗教纷争，不因本民族崇尚佛教而歧视、禁止其他宗教。征灭花剌子模、报达等国时，就依靠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赢得人心，争得政治上的主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有时，如进攻合失合儿，只是利用了当地教徒受别种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矛盾，大力宣传宗教自由，即不战而克人之城。蒙军围绕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战法。其最大特色是积极进攻，实施大纵深、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在以迅速灵活的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与决战方面，始终掌握战略战役的主动权。蒙古军队历经百战，战略战役上的防御作战绝无仅有，有的只是进攻再进攻。而大迂回、大包围的攻势战法，屡屡演出上佳之作。如成吉思汗攻略燕京，窝阔台汗假道灭金，蒙哥汗远征大理、交趾为灭宋作战略准备，以及西征花刺子模等，都充分显示了蒙军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胆略和气魄。蒙古军队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征服半个大陆，除了当时亚洲、东欧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分裂、衰落阶段，军力削弱之外，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上高出一筹，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蒙古的军事教育，来自严酷的战争实践。他们没有形成专门的武学，那些不成文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是在实战中摸索出来，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发扬下去的。成吉思汗及其主要将领，身边都编有亲兵。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考察挑选来的 精锐之士 ，许多本是将门虎子。

　　这些亲兵随主帅出征，在战争中学习战法，积累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即可胜任统兵打仗之责，且能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主帅的作战意图，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这种 亲兵储将 的教育训练方法，实际上起到了军事学校的作用。

　　①参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

　　（三）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

　　蒙古民族及其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正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当事业的社会发展时期。蒙古建国后，从进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

　　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蒙古始伐西夏。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年），西夏纳女求和。同年，今新疆东部的畏兀儿慑于蒙古军威而降蒙。

　　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蒙古发兵侵金，在野狐岭、会河堡之战中破金军３０万。嘉定六年（１２１３年），包围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州郡，金朝被迫于次年迁都开封。

　　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蒙古灭西辽。翌年至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年），成吉思汗率军西侵，征灭花刺子模，兵马东逾印度河，西南至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侵入东欧，掠占斡罗斯东部和南部。

　　宋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用兵西夏。第二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幼子拖雷监国。

　　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同年，蒙古一支军队侵入西南亚。绍定四年（１２３１年），蒙大举侵金。次年，拖雷军于三峰山歼金军１５万。蒙军进攻金南京未克。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绍定六年（１２３３年），蒙古军破汴京，金哀宗奔蔡州。南宋大将孟珙率军２万与蒙古大将塔察儿会师。蒙、宋军围攻蔡州，次年破城，金亡。

　　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蒙古大举南侵。一路进攻四川，攻占了成都。另一路进攻襄阳，翌年攻下襄阳。后成都、襄阳等地均被宋收复，蒙军未长期占领。

　　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至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拔都率军西侵，征服斡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蒙军前锋部队曾到达威尼斯（今意大利境）。在斡罗斯，蒙军曾受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基辅城保卫战即十分悲壮。入侵西南亚的蒙军，侵掠今伊朗及小亚细亚大部地区至淳祐三年（１２４３年）。

　　拖雷子蒙哥继大汗位后，于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２年）遣旭烈兀率军西侵。

　　翌年，忽必烈率军征侵吐蕃、大理。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蒙将兀良合台率军入交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同年，蒙古三路大军侵宋。蒙哥领兵围四川合州，遇坚决抵抗。经半年的攻防战，蒙哥未能攻克合州，死于军中。旭烈兀的西征军攻灭了木刺夷、报达，并进入阿刺伯半岛。蒙哥死后即停止了继续进军。

　　景定元年（１２６０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宋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蒙古诸宗王争位之战略定，即开始侵宋。蒙军将攻击重点集中于长江、汉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宋军顽强坚守，攻防之战历时６年。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忽必烈改定国号为 元.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使用威力大、射程远的 回回炮 攻破樊城，再下襄阳。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忽必烈命伯颜为帅，发兵２０万攻南宋，次年在丁家洲大败宋军１３万。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伯颜攻入临安，俘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南宋亡。

　　南宋亡后，宋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继续率军与元军作战，图谋复宋。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元军南下追击作战。文天祥被俘不屈，遭杀害。陆秀夫、张世杰亦战死。

　　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除征伐西方、侵掠中原外，在东北方，还侵占辽东，征服高丽。元世祖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

　　两次遣舟师东侵日本。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

　　连续侵犯安南。至元十四年（１２２７年）、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元成宗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几度用兵缅国。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至元二十九年还曾越洋远征占城、爪哇。这些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使元朝的版图较之前朝大大扩展。东北的辽阳行省，领土至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部的岭北行省，领土已远跨北极圈，顶端至拉普帖夫海；西部的察合台后王封地，远至原苏联、阿富汗境内的阿母河流域；南部云南行省，领土至今泰国境内；西南则到西藏；东面则濒东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横跨欧亚两洲，建立起 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四）元代的国防建设

　　元帝国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为维护对广大疆域的辖治，保持大一统的局面，遵循 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 的立国统治思想（《元史？兵志一》），在国防策略上，既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做法，又 尊用汉法 ，融蒙古游牧民族攻击性国防和汉民族强边固国的特点于一体。蒙古国没有固定的疆域防守，自称 行国 ，而视别国为 居国.成吉思汗的策略，在于强化战争机器，对内以军事统治防止分裂割据，对外以攻击态势进行军事征服，威慑与之对立的政权和军事力量，通过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巩固和扩大本国利益，以征战卫国。但蒙古国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忽必烈深感此弊，在汉族谋臣策士刘秉中、姚枢、许衡、郝经等人的参与下，改革蒙古旧章，推行汉法，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

　　蒙古国时期的军政制度没有严格的区分，官制也很简单，大体上分为掌握军事的万户统帅与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两种，另设有辅佐大汗的宰相，称大必阇. 忽必烈建元后，注重强化中央集权，以宋代官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以枢密院总揽军事，以御史台总揽监察，形成三权鼎立的中枢。并改变了以往征服各地后对宗王进行分封的做法，将封地建国改为赐田，使拥有封地的贵族成为一般地主。这样不仅削弱了其政治权势，也解除了其兵权，使全国的武装力量统一由中央率领，以避免出现独立王国和国中之国。

　　元朝的军队，按任务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类。宿卫军即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是中央卫戍部队。怯薛军负责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镇戍军是由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制将人分四等：蒙古人为最高一等，其次是色目人（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人），再次是汉人（黄河流域的汉人和女真人等），最低下是南人（南宋灭亡后才归附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遍驻全国的镇戍军队，大致与这四个等级相应，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蒙古军是元军的主力部队。

　　全国统一后，一部分留下镇戍中原，大部分回到蒙古草原，遇有战事，仍传檄集合，很快可拉出来作战。探马赤军原是蒙军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随着征服民族的增加，军中各民族成份也增多。汉军是元朝规模庞大的一支军队，成吉思汗始建，到忽必烈时期已发展到３０万人以上。新附军亦数量可观，曾有 兵率百万 之说，多用于对外战争；不参战的部队用于屯田和工役造作。

　　蒙古国时期的军队军种单一，但已有了骑兵、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初级区分。建元后，元军有了陆军和水军的区别，兵种的区别也更加明确。

　　陆军中主要是骑兵和步兵。蒙古军、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兵为主。专业性的部队，有制造和使用火器的军匠组成的炮军或炮手军，由善射者集中组织起来的弩军，还有负责土木工程的工兵。忽必烈在灭宋过程中，把汉军、新附军中习水的兵士编练成水军。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元朝的水军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一次作战可集中使用千艘舰船，并已具备远航南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非洲北岸的能力。元朝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及沿海地区，扼守江海防。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炮手元帅府、水军元帅府、水军万户府等机构。元军沿用了成吉思汗的十进位编制法。万户（十个千夫队组成）是元军的最高编制单位，以千夫队（十个百夫队组成）为重要战术单位，以十夫队（十人组成）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元朝的兵力动员，主要是依靠军户制， 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 ，凡属军户，都抽出一名成年男丁当兵，而且马匹、兵器和日常所需生活费用都需自备。这不仅保证了兵员补充，而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承担，使国家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又不致负担过重。

　　元朝的疆域，可分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本部两个范围。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即金帐汗），领有咸海以西及以后拔都西侵所得之地；窝阔台汗国，领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境至原苏联境内巴勒哈什湖一带地；察合台汗国，领有伊犁河以西之地；伊儿汗国，领有今高加索山和今里海以南地。四大汗国曾是蒙古政权统一管辖的藩属，后来则各自为政，逐步脱离了元朝中央政府。元朝本部分为三个区：一为腹地，即京师之地。二为岭北，即外蒙古，为蒙古族发祥之地。三为中国本部地方，设有十个行省。元王朝在国土防卫上，采取 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 的战略布局（《元史？兵志二》）。其防御重点在北方，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后的中央纵深地带，配备了战略机动兵力，以中原为后盾对防线进行支援。忽必烈迁都北京后，将元朝统治中心由岭北转移至腹地，此举在国防上意义重大。以北京为核心，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控扼华北，经略中原，雄视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之敌，并可据此向南拓展疆域。元军的宿卫军，部署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将统治中心捍卫森严，扼燕山，锁太行，北接朔漠，南控江淮。镇戍诸军则以重兵镇戍全国各战略要地，控扼边陲。北方各地，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 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新附军则主要镇戍淮河、长江以南， 以居南海.在扬州、长沙等战略重地，部署了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这种内外相维 的布势，在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各种矛盾尖锐，反叛势力、各地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战略上的 制轻重之势 的作用。在长达４０余年的靖海都、笃哇等宗王叛乱的作战中，元军屯兵要地，依托中原，尽兵力布势和山河地理之得，始终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忽必烈之后的各代皇帝，不断对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患周边藩国的独立，镇压人民起义。

　　元朝的国防策略，少有稳固的周边防卫，多是主动攻击、征服邻国，因而带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性质。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声誉远播欧、亚、非三洲，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元朝政府出于对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采取了保护商道和开发海、陆交通的政策。经敦煌、哈密、吉木萨尔、土库曼到克里木半岛的钦察道，经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波斯道，是元朝自东亚到西亚的主要陆路交通，在商业与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朝政府经常与邻国互遣使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友好往来，但更多的还是自视为统治者，要求各邻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一方面与邻国贵族通婚，一方面对邻国贵族封王授爵，扶持傀儡政权。当时的高丽、安南、交趾、缅国等国的王位，都由元朝政府授封。通过这些措施，元朝不仅将许多邻国控制起来作为附属国，而且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的军事联盟，使其军队成为自己的仆从军。在对外侵略和镇压国内武装起义的战争中，元朝政府常征发邻国军队参与作战，或是将一些邻国和地区作为向外扩张的军事基地。元朝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开放与军事上的强权、震慑政策，使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被迫臣服，在经济、文化上不得不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而在军事上却不敢轻举妄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固周边，防止外患的作用，使元朝免受外敌边患的侵扰。

　　元中央政府与各汗国的关系，则是以安抚笼络为主，对诸王的分裂反叛行动，则施以坚决的军事弹压。忽必烈与其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尔汗国，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绝，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一直都在元朝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特别是对西北的察合台汗国，元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长期的经营，使其保持了对王朝的依赖。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了各汗国，不仅维护了蒙古族的传统权力，也有效地巩固了东北、西北部边防的稳定，对保护中西陆路交通和元朝势力范围继续向西亚发展，亦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后期，内乱四起，镇压烽起云涌的农民暴动牵扯了元王朝的精力和兵力，朝廷无暇顾及对外军事征服和对各汗国的控驭，各附属邻国和各汗国逐渐摆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辖制。

　　曾盛极天下的大元帝国，潜伏的深刻危机在其后期逐步显露出来。武宗以后的元朝皇帝个个穷奢极欲。到仁宗即位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已日趋严重。最高统治层奢侈成风，仁宗即位不久便支出费用２０００万锭，大都用来赏赐蒙古贵族。而当时北方作战急需军饷六七百万锭，却因国库空虚，政府无力支付。朝廷为弥补亏空，进而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据《新元史》记载： 元中叶以后，课税收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 ，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军队的腐化衰败也日益加重。许多将领 兵权在握，乘势营私，掳掠百姓.许多镇戍军官勾结当地富豪夺民田宅、居室，为害滋甚。人民的土地，或被蒙古游牧贵族占领，或被僧侣占领，或被武人占领。军队也成为奴役、压榨人民的势力。由于元朝军队中一直存有民族歧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组织作战行动时，常使各军混合调用，而不论兵力强弱，任务轻重，均以蒙古军为主力，指挥大权掌握在蒙古族将领手里。长期以民族等级编组军队，必然造成民族隔阂，使军队走向分裂。在元朝后期的反元武装起义中，就有不少是不堪蒙古军歧视的新附军的队伍。其他民族的将领、士卒也常倒戈起义，汇入反元斗争的行列。元朝的政权和国防，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征服和军队武威之上的，一旦军队涣散、削弱，整个帝国便失去了支柱。而军队的腐化和涣散，又成为元王朝动荡不安的催化剂。可谓兴之于兵，亡之于兵。

　　随着统治集团的全面腐败，元朝军力与国防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雄极一时的大元帝国终未能实现太平永固的梦想，同历朝历代一样，从强国之路走向亡国之途。虚弱不堪的元王朝，最终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所埋葬。

　　二、蒙古建国前的部族兼并之战

　　（一）铁木真称汗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元史称之为元太祖。铁木真于战乱中降生，在家世衰落、艰难险恶的环境中长大。父亲也速该，是孛儿只斤部的首领，虽未被推举为蒙古部的可汗，但尼仑各部都奉他为主。他能征善战，胸怀大志，曾与同族的泰赤乌部头领争夺全蒙古部的领袖地位，被视为蒙古族的勇士。

　　母亲诃额伦，生于东胡宏吉刺部旺族中，是也速该抢来的夫人。她容貌美丽，忠诚贤德，受人敬慕。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也速该为报家族世仇率众攻打塔塔儿部，俘虏两名小头目，其中一人名铁木真兀格。凯旋归来的时候，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儿子。按蒙古人的风俗，对新生儿常以初见的人和新听到的事情来命名。为纪念这次作战胜利，也速该将新生长子命名为铁木真，蒙语的意思是 铁的变化.幼年时的铁木真聪慧机敏，深得一些德厚贤达的蒙古老者的喜爱，这些见博识广的老人常给铁木真以辅育教诲，使他获得了许多部族兴亡中阴谋虞诈、较勇斗智的闻识，培养了他的远志深心和成就大业的宏愿。

　　宋孝宗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也速该远出为铁木真定亲，在回来的路上被塔塔儿部人用毒酒害死。从此，他的家族中只剩寡妻和幼小的孤儿孤女。

　　部众见失去头领，纷纷离去，投奔泰赤乌部。而一向与铁木真家族为盟友的泰赤乌部，也一变成为孛儿只斤部的仇敌。为斩草除根，泰赤乌袭击孛儿只斤驻地，抓住了铁木真，给他戴上大木枷在部众中游行。在被处决的前夜，他用枷将看守他的人打昏在地，带枷逃入斡难河边的树林中。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位为他理发的老妇人怜其伤痛，将一团头发塞进木枷口，把手腕上的伤盖住。铁木真就利用这团头发的滑力，将手从枷上抽出，机智地逃脱。此后，他与母亲度过了一段四处躲避追捕、颠沛流离的生活。为重振部族，铁木真投奔父亲昔日的盟友克烈部王罕。王罕非常喜欢铁木真，将他收为义子，并帮助他招集旧部，重新成立了孛儿只斤部落。不久，与孛儿只斤有世仇的蔑儿乞袭击了铁木真住地，掳走铁木真之妻孛儿帖，许多老幼被杀。铁木真势单力薄，只得求助于克烈部王罕，并邀幼年至交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联合作战，大败蔑儿乞部，把妻子救了回来。战斗胜利后，铁木真力量获得壮大。

　　他再次与札木合结为盟友，放弃了旧营，到札木合那里住下来，一同游牧。

　　许多离散的孛儿只斤部人不断汇集到这里相聚。

　　札木合也是蒙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因是异族血统，被蒙古族称札答兰氏。

　　在草原霸主的争夺中，铁木真、札木合可谓 一世双雄。 但因铁木真有着高贵血统，札木合虽有超人的才干和很强的号召力，终未能与铁木真争霸。

　　札木合对铁木真召集旧部存有戒心，铁木真也不甘久居人下，一年多后，两人产生矛盾。尤其令铁木真恼怒的是，札木合常当众拿他被掳妻夺子的事羞辱他。一天夜里，铁木真毅然率部众不辞而别，回到了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畔。跟随铁木真离开札木合的有大批百姓、奴隶，还有来自二十多个氏族部落的四十几位有影响的大小头目、虎将强人。历经磨难的蒙古各部落的豪杰，都认为铁木真有将帅气度，德弘武强，有勇有谋，能成大业，遂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年）一致推选风华正茂的铁木真为汗。从此铁木真便成为各部落的领袖。（亦有淳熙十至十一年，即１１８３- １１８４年称汗之考证。）

　　（二）十三翼之战

　　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这支尚显弱小的力量，此时赫然面对诸多强大的部落。铁木真紧紧依靠与克烈部王罕的联盟和与金国的修好，使诸部一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从而赢得了生聚的宝贵时间。

　　对铁木真称汗，札木合大为不满，一心想在铁木真根基不稳时寻衅加以剿灭。不久，铁木真的部属在一次争夺马群的殴斗中，射伤了札木合的弟弟。

　　札木合以此为借口，纠集泰赤乌、札答兰、弘吉剌、塔塔儿等十三个部落，号称三万人马，征杀铁木真。这是铁木真称汗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当时，泰赤乌部中有人将札木合的企图报告给铁木真。毫无戒备的铁木真这时正在桑沽儿河的上游驻牧。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所属兵马组织起来，联合拥戴他的友盟部落，组成十三翼军队，称为十三个 古列延 （亦称 古阑 ，意为游牧时圈成的营地，后发展为成建制的军团）。十三翼军的总兵力，史料有三万和一万三千人两种记载，因仓促凑集，战斗力远不及十三部联军。

　　两军在答兰版朱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上游北）展开激战。初战时，铁木真损失了一些兵马。他见难以取胜，主动后撤至狭窄山地，据险以守。

　　札木合见铁木真预有防范，也主动回撤。 十三翼之战 ，札木合联军只抓仕一些俘虏，小胜回营。但他在内部严查通风报信的 奸细 ，滥用酷刑，激起人怨。而铁木真却展示了自己以弱击强的胆略与组织指挥能力，使札木合属下一些部众纷纷前来投奔。铁木真未胜而得势，力量反而更加强大。

　　（三）击败塔塔儿、主儿勤、泰赤乌诸部

　　１。灭塔塔儿

　　在蒙古部兴起前，塔塔儿是汉北草原强悍的大部，控制着呼伦贝尔湖附近最富饶的草原。 塔塔儿 ，宋人称之为 鞑靼 ，因声名远播，至使草原上其他部族也自称或被人称为塔塔儿、鞑靼。塔塔儿对金朝是时服时叛，服时充当打手，侵扰蒙古等部族；叛时又去袭扰金朝的边地。《大金国志》、《元朝秘史》都曾记载，蒙古部与塔塔儿 厮杀十三次 ，又称 连战十七次 而 不曾报得仇 ，足见塔塔儿军事力量很强。宋宁宗庆元一年、金章宗明昌六年（１１９５年），塔塔儿部侵扰金朝边地，金发兵北伐。次年，金左丞相完颜襄从临潢（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发兵，大败塔塔儿部，其残余兵马逃向斡难河流域。铁木真接到金朝的邀请，便与克烈部联合出兵，沿斡难河迎击，很快到达浯勒札河上游。这一带有金朝过去修筑的边墙，还有一些堡垒、营寨。塔塔儿残部逃到这里，加固营寨坚守。铁木真率军留下围攻营寨，克烈部兵向东继续追歼逃敌。蒙古军经半个月的围攻，终于破寨而入，捕杀了塔塔儿部头领蔑古真薛兀勒图，掠获大批财产和俘虏。

　　宋宁宗庆元四年，金章宗承安三年（１１９８年），金朝再次出兵北伐。被金击败的一些草原部落纷纷向西求生存和发展，并在混战役中出现一些新的组合。宋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年），札木合招集泰赤乌、塔塔儿、乃蛮等部首领集会，组成暂时的军事联盟，攻击铁木真和克烈部王罕，结果大败。蒙古军乘胜向塔塔儿部进兵。次年，铁木真从彻彻儿山出发，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之地（今内蒙哈拉哈河支流讷墨儿根河一带）展开军队，向塔塔儿四个部落作最后攻击。战前发布了军令：战中不准私取财物；俘获人畜要众人分配；战败后要返回杀敌；临阵脱逃者斩首。这道军令振奋了军心，严明了战场法纪。大战发起后，蒙古军人人奋力冲杀，不再乱抢乱夺财物、牛羊，使军队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大军一直攻击前进到兀鲁回失连真河（今内蒙乌尔浑河、色野尔集河之地）顺利取胜，彻底击溃了塔塔儿军队。作战中，塔塔儿四部落的贵族、富户均被杀死，在各个塔塔儿营寨的百姓经拼死抵抗，最终被屠戮血洗。至此，塔塔儿部彻底灭亡。

　　２。镇服主儿勤主儿勤部，是与孛儿只斤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属蒙古部中贵族之一。起初铁木真的意图是团结主儿勤共同对敌。因此常有意将禽兽驱赶到主儿勤部的围场中，有时也将一些战利品分给主儿勤部，予以笼络。但主儿勤头领不肯联合，使铁木真常存后顾之忧。当铁木真率兵围攻塔塔儿营寨的时候，主儿勤部认为有机可乘，便去突袭铁木真的后方大营。铁木真对此早有谋断，在攻击塔塔儿胜局已定时，抽出部分兵马星夜回驰，向大营回防。主儿勤部突进营地，仅获六十余名老小。兵马刚刚撤出，即被铁木真各路军四面围住，偷袭的人马没作什么抵抗就统统作了俘虏。只有头领薛扯别乞兄弟各夺一马逃出。铁木真在愤怒中向主儿勤发兵。主儿勤既失道义，又弱不可击，在克鲁伦河沿岸的朵兰——孛勒答里之地（七道岭）被击溃。在追击中，薛扯别乞被擒。铁木真将头领处死，百姓们则纷纷归顺。镇服主儿勤后，铁木真在蒙古部中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３。阔亦田大战与讨灭泰示乌部

　　泰赤乌部，也是与孛儿只斤同一血亲的本族人，一直有与铁木真争衡的意志，常在铁木真远征时掠袭其后方牧地。宋宁宗六年（１２００年），泰赤乌与蔑儿乞联合，准备袭击铁木真。铁木真则联合克烈部王罕迎击，两军会战于斡难河地区的草原上。泰赤乌部起初攻击锐利，有所斩获。铁木真则令军中四大良将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在山地中设下埋伏，自己带一支精锐骑兵且战且退，直把泰赤乌兵马引入伏击圈。此时，克烈部王罕兵马也赶到，一举击溃泰赤乌。此战使泰赤乌部元气大伤。残部逃至贝加尔湖东北岸。

　　次年，札答兰、泰赤乌、合答斤以及乃蛮、蔑儿乞等１２个部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盟会，各部首领都来参加，共同推举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为古儿汗（意为众汗之汗），准备对铁木真、王罕联盟进行突然袭击。其中札答兰、泰赤乌、合答斤等，是蒙古族内部不服铁木真的几个强部；乃蛮、蔑儿乞等，是蒙古族外部与铁木真结下宿怨的部落。他们联合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击正在崛起的铁木真。而这些内外强敌，又正是铁木真统一蒙古必须征服的对手。

　　札木合联军的行动刚一展开，就被内部的人通报给铁木真。这时，铁木真正驻牧在古连勒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臣赫尔河河源）。他立即与王罕联络，两军相约全力迎击。铁木真、王罕分别派出三路先锋，六路先锋又设三个侦察敌情的哨望所。大军进至兀惕乞牙，与札木合联军四路先锋正面相遇。双方军队在阔亦田（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辉河、南奎腾河附近）摆开战阵。铁木真、王罕联军抢占了居高临下的阵地。交战前，突然风雨大作，气温下降，札木合联军逆风冒雨向上攻击，结果人马不断从高处滚下，摔伤摔死。本来就是松散拼凑的联军士气大挫，怨声四起。四路先锋失去了冲击的勇气，有的部族人马见势不好，逃离了战场。铁木真、王罕联军以逸待劳，依凭有利地形和高昂士气，大举反击。而此时身为联军统帅的札木合却放弃指挥，乘机抢夺财物，然后顺额尔古纳河逃跑。十二部联军被一举击溃。

　　王罕率人马追击札木合与蔑儿乞部，收降了札木合。铁木真则领军追击泰赤乌部，一直杀到斡难河畔的泰赤乌营地。阿兀出等贵族首领整理所余部队，与铁木真作最后一搏。铁木真渡河向泰赤乌阵地发起攻击。交战中，铁木真被一冷箭射中脖颈昏迷过去。他被抢救苏醒后，裹伤上马继续指挥战斗。

　　泰赤乌部众自知无力抵抗下去，不再逃奔，纷纷回到营地。军士则相继投降，一些贵族头领逃到远处的森林中躲避。铁木真下令斩杀了泰赤乌各支首领，泰赤乌血统的人也大都被杀。对射伤铁木真的箭手只儿豁阿歹，铁木真爱其勇武而收留了他，改名 者别 ，取利箭之意。者别后来成为铁木真麾下的骁勇战将。

　　（四）消灭克烈部王罕

　　经铁木真称汗后的几番大战，蒙古草原上部族林立、混战厮杀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至宋宁宗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出现了蒙古部、克烈部两大势力与乃蛮部三足鼎立的态势。铁木真占据了东方呼伦贝尔草原牧场，势力进一步强壮。

　　克烈部，《蒙古秘史》称为 客列亦 ，《辽史》称为 北阻卜.它与塔塔儿人有血缘关系，同蒙古族、突厥语部落均有杂居的历史。但在风俗、语言方面受突厥族的影响最大，许多名字、称号都直接采用突厥的叫法。克烈部由六个部落联盟组成，统归王罕管辖。突厥语首领叫 不亦鲁 ，因为被金朝封王，才叫王罕。王罕原名脱斡邻勒，突厥语为 屯黑鲁勒 ，是对一种凶残飞禽的称呼。王罕与铁木真曾结为义父子，在军事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常常联合作战，互相救助。王罕生性残忍，贪图财物；而铁木真善络人心，重道义，重地势的扩张。两人相处，王罕总觉在财产掳掠的归属上不吃亏，所以愿意联盟。但随着他们共同的敌人逐步被消灭，联盟就难以维持了。特别是王罕手下收留了许多被铁木真战败的部族将领和贵族，其中包括札木合等铁木真的宿敌。这些人千方百计地离间王罕与铁木真的关系，终于使这对曾经生死与共的盟友反目为仇。

　　对攻击铁木真，王罕和他的儿子桑昆意见不合。王罕不忍下手，桑昆力争动武。最后王罕同意由桑昆去筹划。桑昆与札木合密谋认为，此时铁木真的十三翼军只有五翼留在西方基地，其余八翼则在东方驻冬。两地相距约一千五百余里，主力回驰需要五六天时间，而克烈部军距铁木真后方基地只半日行程。因此定下计策：答应铁木真曾提出的与王罕儿女联姻的要求，请铁木真返回为儿女定亲，在酒宴上将其捕杀；而后一举攻破铁木真后方基地，再迎击远道回师之主力。对此，铁木真并未觉察。他应邀赴桑昆设下的喜宴，只带随从十骑。走到第五天，在其后父蒙力克的营地住宿，作炉边夜谈。蒙力克老人历尽沧桑，对王罕的盛情深存疑虑，再三提醒铁木真，在群雄争霸的时候，务必多加防备，过去提亲，王罕父子不允，现在突然答应，其中恐有奸诈。铁木真听老人所言，只派两名使者前去，自己连夜转回营地。桑昆见计已败露，决定第二天清晨即发兵。这个计划又被人报告给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情报，立即传令各翼兵马、百姓丢下辎重，轻装转移。但因传令途中的耽搁，铁木真的五翼军，一部分东撤，一部分被围。铁木真所带五千多兵马被王罕追堵，双方在金界壕附近展开战斗。王罕将所属编成五个梯队，对仓促转移、立足未稳的铁木真轮番冲击。兀鲁兀惕、忙忽惕的两支部队首先迎战，击败了王罕第一轮冲击。第二轮冲击开始后，术赤台率军增援，接连击垮第二、第三轮冲击。王罕的第四梯队是一千名护卫军，接替突击上来后，术赤台拼死抵抗，迫使其撤回。第五梯队是王罕的大中军，预备在总攻时使用。但桑昆见四轮突击受挫，没等王罕发令，就带领身边兵马冲上阵去，结果被术赤台一箭射中肋部，跌下马来。王罕军锐气大减，暂停攻击，铁木真乘夜撤退。王罕见儿子受伤，心中烦燥，无心追击，也撤出战场。铁木真虽经力战避免了全军倾覆，但损失惨重。他领军沿乌尔浑河和失连真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色野尔集河）而上，撤到答阑捏木儿格思平原，尔后顺合勒合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西哈拉哈河）而下。

　　这一仗，王罕击破铁木真西方基地，俘获其五翼军之二翼的大部人马。

　　铁木真第三子窝阔台中箭负伤。他自己也在突围中丢失了战马。铁木真沿途收集部众二千六百余人，经贝尔湖附近收降弘吉刺部后，转移到班朱尼湖边（呼伦湖西南），跟随他的首领只剩十九人。铁木真的弟弟合撤儿，在合刺温山（大兴安岭南脉）被克烈部军击败后，也会集湖边。在这里，铁木真以湖水代酒，双手捧水一饮而尽，指天发愿，誓与族人共甘同苦，成就大业。

　　《元史？太祖纪》载： 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誓众.十九名首领也都饮了这浑浊的湖水。其余部众深为感动，流下热泪。这个悲壮简朴的宣誓仪式，显示了铁木真志存高远、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转移到班朱尼湖之前，铁木真曾派使者去向王罕叙旧求和，使王罕暂消再战的念头。他派出的使者还分别到桑昆、札木合处陈言游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名目的间谍活动。王罕联盟中成分复杂，有着各种利害矛盾。这种离间性的外交宣传战，促成了王罕、札木合等人的分裂。王罕听了铁木真使者的恳切陈词，念以往的交情，同意与铁木真讲和。这使札木合等人大失所望，加上互生猜疑，很快发生内斗。札木合等率部众投奔乃蛮，部分克烈部人投奔了铁木真。结果王罕虽胜，反倒削弱了自己。

　　宋宁宗嘉泰三年（１２０３年）秋，铁木真离散的部众陆续聚集到呼伦贝尔草原，军事实力得到加强。铁木真感到求和不是最终办法，便下决心以奇袭的战术攻击克烈部。铁木真率大军进发，一路隐蔽行动，派游动侦察骑兵封锁了沿途西去的人马，破坏了王罕所设的各个哨卡，以防走漏任何消息。而派到王罕营中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王罕对铁木真的奇袭毫无戒备，正在准备大宴群臣。铁木真令先锋军每人带两三匹战马，轮换骑驰，火速袭进。大军以分路合击之势，秘密接近王罕父子的大营，乘夜将其包围。王罕大营筑有栅寨，守军拼死抵抗，寨破后又重新筑寨，反复争夺。激战三昼夜后，守军投降。除王罕和桑昆逃走外，其余部众都成了蒙古军的俘虏。铁木真拆散了王罕的氏族部落组织，把俘虏和百姓分给蒙古贵族作奴隶。克烈部大将合答黑不忍心见主子王罕被杀，率兵拼死抵抗三昼夜，掩护王罕父子突围后才投降。铁木真对合答黑的勇猛与忠诚大加赞赏，称之为大丈夫，不仅不杀，还任命合答黑为百户长。王罕父子带少数随从突围西走，整整跑了一天，在克烈部与乃蛮交界处被乃蛮的哨兵杀死。桑昆与妻子奔逃至波黎吐蕃部，不被当地人接纳，又逃到苦叉（库车），被当地酋长杀死。至此，克烈部王罕的势力不复存在。铁木真距实现称霸草原的宏愿，仅有一步之遥了。

　　（五）决战乃蛮太阳汗

　　乃蛮，是突厥语系在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起初居住在谦河（原苏联叶尼塞河上游）流域，后迁移至蒙古高原西部。牧地跨阿尔泰山，分山南山北两部，核心地区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中。北邻乞儿吉思部，东壤克烈部、蒙古部，南接畏兀儿国。其习俗与蒙古族人相近，经济文化先进，军队壮大而精良，采用畏兀儿文字，信奉西方传入的景教。克烈部王罕被消灭，铁木真与乃蛮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矛盾迅速激化。

　　乃蛮部长台不花继汗位后，被金朝册封为大王。突厥人将金语 大王 译为太阳（亦称塔阳），所以称太阳汗。太阳汗一直自恃为大国悍族，认为蒙古是落后不开化之族人，不把蒙古部放在眼里。看到铁木真的崛起，心不能容，决定与铁木真一争高下。在此之前，乃蛮收留了一批被铁木真战败的札答兰、塔塔儿、泰赤乌等部的将领、残兵为其效力。又联络突厥语系的各部族共同与铁木真作战。太阳汗对铁木真作战的策划是：以乃蛮军为中坚，联合蔑儿乞诸部为左军，汪古部为右军，分三路向铁木真进攻。汪古部在乃蛮部东南方。乃蛮人老一辈曾娶汪古部女人为妻，所以两部称为 舅甥之国.汪古部长认为太阳汗难成大器，而对铁木真有敬佩之意。他拒绝作太阳汗的右军，并把乃蛮的企图向铁木真通报。铁木真酬谢汪古部五百匹骏马、一千只肥羊，并邀汪古部长一同对付太阳汗。

　　铁木真得知太阳汗的企图，立即停止了围猎，把营帐迁到合勒合河畔整军备战。根据氏族组织的变化，他重新编组了蒙古军，依十进制组成百户、千户，分别由百户长，千户长统领。又挑选精兵一千名组成精锐的怯薛军，平时作护卫，战时作 特种突击队.还改组了中央机构，任命了六个亲信为 扯儿必 ，官职相当于元朝官制中的 内八府宰相.这种新的编制，加强了统一指挥，克服了氏族组织的松散性，从而使蒙古军加强了正规性，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整编后，蒙军从呼伦贝尔草原起行，一路游牧打猎，远征至乃蛮边界的撒阿里一带。乃蛮太阳汗则带领部众出准噶尔盆地，越过阿尔泰山进入科布多盆地备战。主力进至杭爱山山区，设营于哈瑞河边。双方前哨骑兵在鄂尔浑河一带相遇，时间是宋宁宗嘉泰四年（１２０４年）秋。

　　蒙军劳师远征，与太阳汗的兵力比为１：５，明显处于劣势。铁木真采纳部下的建议，白天将人马撒开游荡，夜间每人各烧五处火堆，遍设疑兵。太阳汗闻说蒙古军兵少，从前哨的捕获看，又是马瘦力乏，更不把蒙古军放在眼里。但登高一望，白日烟尘四起，夜间星火遍地，又不免心起疑惑。太阳汗举棋难定，对部将说，蒙古战马虽瘦，但营火多于天上星，可见兵力很强。

　　如立即交战凶多吉少，不如先向后撤退，引蒙军深入到阿尔泰山前麓，他们远道而来，必然疲惫，找准机会杀回马枪，定能取胜。可手下骄横的将领恃军力强大，不肯后撤。太阳汗反被激怒，下令大军渡过鄂尔浑河，列阵于纳忽山崖（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以东土拉河西的山岭）前，摆开决战的架势。但迟迟未下大举攻击的决心。在对峙中，铁木真既不主动出击，也不示弱，而是再次采用心战法，派人渗透到敌营中鼓惑离间。如此对峙长达两个多月，致使乃蛮军心动摇。投靠乃蛮的札木合，见太阳汗之无能，比老王罕更甚，便丧失了信心，又暗中派人去同铁木真联络。铁木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突然发起攻击。他把军队分成无数小分队，低姿向前逼进，整个阵形象大海一样，四面八方涌来。自己则亲任先锋领军，带突击队杀出一个口子，纵深直逼太阳汗的指挥部。太阳汗被逼得节节后退，越退地势越高。

　　结果一步一步退到山岭之巅。乃蛮军都占有各自阵地，但被蒙古军包围分割，不能互相支援，见指挥部被攻击，已无心作战，争相向山顶爬去。经一天的战斗，乃蛮军被压缩到纳忽山崖的山岭上，被蒙古军团团包围。许多军士见无路可退，纷纷趁夜逃奔，众多兵马相互拥挤，自相践踏，滚下山崖者无数。

　　第二天，溃不成军的乃蛮兵马不经蒙古军冲击，被彻底打垮。太阳汗被箭射成重伤，死在山崖上。残部纷纷投降，百姓、属民也都作了俘虏。

　　蔑儿乞部长脱脱为保存实力，早在战斗中就向北撤离战场。铁木真战后发现脱脱突围，便乘胜追击。在合剌答勒忽札兀儿打了一场追歼战，脱脱战败。蔑儿乞部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辽史》中称为 梅里急 、 密儿纪.十二世纪下半叶，蔑儿乞人牧猎于鄂尔浑河至薛灵格（色楞格）河流域。在蒙古部兴起之前，也已是漠北的强部之一。脱脱率残部投奔不亦鲁黑汗。而百姓、属民都被蒙军俘虏。但很快就有一部分百姓不甘亡国灭种，逃离蒙军控制，在台合勒山寨（亦作泰寒寨）聚合把守。铁木真分一部兵力攻寨，自己率一支队伍追击脱脱父子。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春，铁木真越过阿尔泰山，对聚在索果克河的脱脱父子及乃蛮逃将发动袭击。不亦鲁黑汗正在打猎，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擒杀，他的牧地、营帐、畜群、妻女都被夺掠。脱脱父子再次逃脱，在乃蛮边境地区躲藏起来。铁木真按照处置克烈部的办法，把蔑儿乞氏族部落组织打散，百姓分配给蒙古贵族。一度强盛的蔑儿乞部终归覆灭。此后，成吉思汗一直未放弃对脱脱父子的追捕。脱脱于宋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其子于宋宁宗嘉定九年（１２１６年）分别被成吉思汗捕杀。

　　铁木真在回师的路上捕获札木合。这个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强人，最后陷入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境地，身边只剩五个亲信。结果正是这五个人将札木合五花大绑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念幼年之交、曾结盟之谊，赐札木合不出血而死，也就是装在口袋中绞死，依蒙古贵族礼仪埋葬。蒙古人认为，灵魂在血液中。不出血而亡，便将灵魂保住了。铁木真对宿敌札木合这样处置，应当是很大的恩典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１２０６年）春，铁木真从阿尔泰山回到故乡三河源头。

　　这时，他已平定了塔塔儿、泰赤乌、克烈、乃蛮、蔑儿乞、札答兰等强大部族，其他弱小的弘吉剌、山只昆、合答斤、朵儿边、汪古等部族，也都归顺。

　　辽阔的蒙古大草原已尽属铁木真。所有臣属于铁木真的部族首领、各级那颜会聚一堂，召开了划时代的库力尔台（忽里勒台，意为集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含义，古今中外的史籍解译不一。

　　有 坚强之汗 、 众汗之汗 、 率众强大之汗 、 海洋般的大汗 、 天神赐予之大汗 等意。按通常的理解，就是至高无上的天赐帝王。在统一蒙古大草原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和统帅能力，无愧为 一代天骄.

　　三、蒙古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为了适应部族兼并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成吉思汗一直十分重视军事建设。在蒙古国时期，已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蒙古军队特色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蒙古国的军事制度

　　蒙古国天下初定，成吉思汗一方面要巩固新兴的政权，肃清各种反对势力，另一方面要继续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实现其争霸世界之目的。为此，成吉思汗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制度。

　　１。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千户编组千户编组即千户制，是蒙古国时期的一项主要军事制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国政权以前就开始实行。初期实行的千户制只限于军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管理制度。公元１２０４年，铁木真在消灭克烈部王罕之后，利用与乃蛮决战前夕的战斗间隙，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进行整编。

　　铁木真下令所有军队依十进制组成十户、百户、千产，并委派了各级那颜为各级军事首领——即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这就是整编中正式确立的千户制。它改变了过去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形式。

　　这是铁木真在军事制度上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公元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把在战争中用于军事管理的千户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并扩充为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国家统治体制加以运用，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

　　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９５千户，然后按照论功行赏的原则，将其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并任命这些功臣和贵戚为千户那颜（ 那颜 ，即 官人 、 领主 、 军事领主 之意），由他们对人民分别进行世袭管领。成吉思汗降旨说： 使为立国效力者，千之以千，委以千户官。 据《史集》和《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当时分封的千户那颜共８８人，其中包括７８位功臣，１０位驸马。因有３位驸马合计领有十千户，故分封人数不足９５人。千户制虽然名义上以千户为单位，但实际上各千户的编制户数并不完全一致。在千户之下又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隶属、统治严密、指挥灵便的军政组织体系。

　　蒙古国时期仍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人民基本上过着军事化生活。一遇战争，有战斗力的人便被 签发 为军，战后又散归草原为民。

　　因此，千户制在其主要职能上，仍然是一种军事管理组织形式。

　　首先，通过千户编组，确立了自上而下的军事领导指挥系统。千户作为基本军事单位， 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其长。 十夫长称作 牌子头 ，蒙古语为 那儿班那颜 ，百户长称为 札温那颜 ，千户长称为 敏罕那颜 ，万户长称为 土绵那颜.有的在十夫长与百户长之间设五十户长，称为 塔宾那颜.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若分军行动，则由大汗指定一名蒙古宗王或万户长、千户长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受命指挥军队作战的人，有权节制其他参战军官。

　　对被蒙古征服和招降的汉军武装，成吉思汗授命由左翼蒙古军万户长统管，实际上听命于东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诸弟）。窝阔台汗即位后，汉军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牌子头，由汉军将领充任。汉军万户之上，还设立统军都元帅。都元帅作为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其任免由蒙古大汗决定。平时都元帅要经常向大汗报告前线军情和军队分布情况。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率军参战并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其次，通过千户编组，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吉思汗推行千户制以后，军队便严格按千户形式进行动员和组织。国家依据千户签派军队。

　　成吉思汗规定，蒙古男子凡１５岁以上，７０岁以下，都要作为士兵服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器、粮草，由本管那颜率领出征。这些被签为兵的人既是牧民，同时又是战士， 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成吉思汗通过千户制，把随时能够动员投入战斗的蒙古族成年男子按十进制编制在十户、百户、千户中，组成了一支以草原各部蒙古人为主体的庞大的蒙古军队。据《金册》、《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实行千户编组后，能够动员的蒙古士兵已相当可观。军队 总计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属于成吉思汗统率的中军（怯薛军）和左、右两翼军 为十万一千人.其余则分给了成吉思汗的子侄、诸弟及母亲。到窝阔台汗时期，原来编制比较混乱的汉军也逐步按千户制统一起来，编组成万户和千户。其万户人数多者达五六万，少者也有二三万。蒙古国后期，按照千户编组的汉军总数已在３０万人左右，大大超过了蒙古军。

　　第三，通过千户编组，强化了军事纪律。千户制把蒙古士兵纳入严密的军事组织之内，受到各级那颜的严格管束。同时，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札撒 的军事法规，以制约士兵行动，维护军队秩序。其具体规定主要有： 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每个万户、千户、百户都应随时作好准备，一旦命令下达，必须立刻出征。在作战时，如果一甲中有人逃跑，同甲的其他人将判死刑；如果一甲中有人奋勇前进，其他人不跟进，也要处死；如果一甲中有人被俘、其他人不去救援，这些人亦将被处死。作战时不听从命令者， 虽贵必诛.这些规定对加强蒙古军队的集中统一，提高战斗力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所以，曾在１３世纪为蒙古伊儿汗国服务过的波斯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这样生动地描绘过蒙古的千户制：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和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意为草原赋课）、杂税、行旅费用，还是供给驿站、马匹和粮食，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哪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了强制劳动，某人应担负的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 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编成十人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 百夫长' ，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 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 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

　　２。组织严密的中央护卫制度——斡耳朵怯薛军斡耳朵怯薛军制是蒙古国时期用以拱卫汗廷，维护政权的一种卫戍制度。在突厥——蒙古语中，斡耳朵即大汗宫帐 之意，怯薛即 宠爱 、 恩惠 之意，其职掌为 番值宿卫.成吉思汗在公元１２０４年整顿军马时，建立了一支有５５０人的怯薛军，主要承担护卫大汗宫帐的任务。成吉思汗建国后，为有效的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又进一步扩建了怯薛军队伍，使之发展为一支更为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怯薛制便由此形成定制。

　　成吉思汗首先对怯薛军的编成作了规定，他降旨说： 如今天命百姓都属我管，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选一万人做者.在扩充后的一万名怯薛军中，包括一千名宿卫，一千名箭筒士，八千名散班。成吉思汗将其按照千户制分编为宿卫千户（亦称御帐前首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千户，各设千户长管理。整个怯薛军又统编为万户，纳牙阿被命为万户长。由于怯薛军在担任护卫时，分为四班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护卫大汗，因此也被称为 四怯薛.各番怯薛当值，都由一名大汗指定的亲信管领，合起来称为 四怯薛太官 或 四怯薛长.这种按千户制和四怯薛两种形式并行的管理体制，大约是以行政管理和职掌管理的不同来分别设置的。

　　对确定怯薛长职务的人选，成吉思汗十分慎重，令其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 四杰 家族世袭担任。其中博尔忽家族掌第一怯薛（亦称也可怯薛），博尔术家族掌第二怯薛，木华黎家族掌第三怯薛，赤老温家族掌第四怯薛。四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为 大根脚 出身，放外任即为一品官。

　　怯薛军中的护卫人员，均称为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成吉思汗明确规定，怯薛歹的来源，主要是由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那颜以及白身人的儿子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各级那颜人等都必须遵旨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跟前效力，不许躲避或以他人代充其役。成吉思汗还规定，上述充当怯薛歹的人除本人编入怯薛军之外，还可根据出身的不同，分别带弟弟及伴当若干人。具体为：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

　　应征充当怯薛军，实际上是各级那颜和自身人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其进入怯薛军人员所需的马匹物质诸项，除以本人所有的财产充用外，并按规定 于本千百户内科敛 供给。充当怯薛歹的人，即可免除其差发杂役。

　　怯薛军的主要职责，一是保卫大汗的金帐；二是 战时在前为勇士 ，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其具体职责又根据不同分工而各异。宿卫负责值夜班，晚上 卧于斡耳朵之周围.如遇有人在宫帐周围走动，宿卫便将其逮捕，待明朝审讯。 当门而立之宿卫，见有夜入之人，打割其头，斫落其肩而去.晚间群臣有急事奏报，需经宿卫通报之后，一同引入帐内奏事。箭筒士、散班负责值日班。其中守门者， 倚门而立. 出入于斡耳朵之房者 ，进行查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勤务，举凡宫帐内一切劳役，皆由入值之怯薛歹担任。在大汗外出围猎时，值班怯薛歹也要跟随前往。值日班之箭筒士、散班在日落前须将其所司之职移交给值夜班的宿卫，然后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再入值。

　　怯薛军作为护卫汗廷之亲军，享有崇高的地位。成吉思汗规定 我番士（即怯薛歹）在居外之千户官人之上，我番之家人，在居外之百户十户官人之上。我番士虽与居外之千户同等，若与我番士合殴，则罪千户.他还说： 我由九十五千户贴身近臣中，选来此亲近番士万人。久后坐我位之子孙，及我子孙之子孙，对此番士，如想遗念，勿使怨而善待之.在怯薛军中，尤以成吉思汗建国前入选为怯薛歹的人最受宠遇，宿卫称老宿卫，箭筒士称大箭筒士。凡属怯薛军出身的人，在调往外任时，都被破格晋升为文武大官。

　　同时，还与宗室诸王、驸马同享岁赐特典。当然，在赋予怯薛军特权的同时，成吉思汗也给怯薛军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对无故旷职不入班的人，第一次笞３下。第二次又不入者，笞７下。第三次无事故又不入者，笞３７下，并要流放到很远的地方。

　　《元史？兵志》认为，蒙古国时期怯薛军制度的建立，起到了 制轻重之势 的关键性作用。大汗直接掌握着怯薛军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军队，对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那颜都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各级那颜的子弟被征入怯薛军中，实际上等于被控制起来，成了大汗掌握的 质子 ，这就使得那颜们不得不效忠大汗。在经历了长期氏族战争之后，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汗权，对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防止旧贵族复活和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怯薛军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进行的掠夺和扩张战争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３。适应实战需要的战备训练制度——围猎围猎是蒙古国时期由成吉思汗倡导推行的一种 寓兵法于猎 的军事战备训练制度。蒙古族是一个 且牧且猎的游牧民族，狩猎是蒙古人民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猎物，蒙古人在狩猎时常常联合起来，将野兽团团围住再行猎取。这种方式，蒙古人称之为 打围 、 搜狩 或 围猎.由于围猎既可以锻炼人们骑马追逐的本领，又可以培养人们协同配合的能力，蒙古统治者便把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方式，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成吉思汗非常看重围猎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实战演练， 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甚至 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 ，因此，通过围猎训练使士兵 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 ，了解军事活动的步骤和形式， 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 蒙古统治者一般在冬初举行大猎。大猎范围往往达一二百里。先派哨骑前去探查猎物情况，然后组织各路人马，排好队形，形成巨大的包围圈，并逐步向中心推进，将猎物追赶到一起。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时，便用绳索连结起来，上面复以毛毡，由一部分军队围着圈子警戒，防止猎物逃遁。

　　然后蒙古统治者首先入围行猎，接着贵族、将领也带着士兵相继入围射猎。

　　倘若大汗亲自 用鹰围猎 ，怯薛军的士兵（宿卫）则紧随其后，与大汗一起行猎。经过几天以后，猎物已被猎取殆尽，统治者便下令将残存者释放，以示恩德。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对这种大型围猎的壮观场面作了生动地描绘： 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置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扬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除了这种大猎之外，小规模的围猎活动更是经常不断。

　　围猎作为战备训练制度，对建立和培养军事后备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长期战争的消耗，蒙古军队兵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蒙古统治者划定了成人男子皆服役的范围，但仍然满足不了侵略扩张对士兵数量的需求。为了弥补这一亏空，蒙古统治者将蒙古各部中１５岁以下的儿童编成 渐丁军 （蒙古语称为 怯薛都军 ，意为 渐长成丁军 ），作为蒙古军队的后备力量。并通过行猎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弓马训练。据《黑鞑事略》所述，蒙古儿童在 孩提时 ，便由母亲用绳子和木板捆束在马上带着进行骑马的启蒙训练。到３岁左右，则将其直接 索维 在马鞍上，手里拿着器械，自己骑着马奔驰。四五岁时便在马上练习弓箭。再大一点，便经常参加狩猎。由于他们 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所以长大以后，都成了蒙古军队能骑善射的 骑军.以围猎形式进行军事训练的传统制度，自蒙古国至元朝一直延续下来。

　　忽必烈在陪都上都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周围建立了三个很大的猎场，每年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其侍卫亲军及草原上蒙古贵族队伍都要参加这一活动。

　　４。充足有力的后勤保障制度——马政与装备动员马政：蒙古族地处北方草原，以游牧为业。马不仅是蒙古人生产生活之必需品，也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因此蒙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十分重视对马的繁养和发展。蒙古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马匹管理保护制度和法规。据《蒙鞑备录》记载，蒙古人只有凭借地饶水丰的条件养马供应战争的义务，而没有随意宰杀马匹的权利。 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不刑马.即只有在大的祭祀活动（如祭河神）和大汗、贵族的 宴享 时经允许少量地宰杀马匹。

　　在蒙古军中，专门设置了负责管理战马的官—— 兀剌赤 和 阔端赤.其中 兀剌赤 是分工典车马和牧马的官。蒙古军中所有的马， 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 ，每队 有两兀剌赤管.兀剌赤除了负责饲养、调教马群外，还要在 每周早晚 ， 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之宫帐前 ，让马队接受贵族和将领检阅。 阔端赤 ，则是专门掌管 从马 的官。所谓从马，即骑兵作战时备作轮换的剩余战马。蒙古骑兵出师时，每人都有好几匹战马，每天轮换一匹骑乘，这样既可以使战马不致过分疲劳，也可以使战马受到伤害时能够及时替补。阔端赤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战马膘肥体壮，鞍具齐备，始终处于良好的临战状态。为保证和鼓励养马，成吉思汗在他亲颁的 札撒 中，专门规定了对盗马贼的处罚条款： 凡盗人马畜者，被抓获后，除归还原马外，另赔偿同样的马九匹，如不能赔偿，即以其子女作抵，如亦无子女，则偷盗者将被处死.以人抵马债甚至因盗马而殉命，足见马在蒙古人特别是蒙古统治者心中的崇高价值。

　　蒙古军队所用战马与普通马区别很大，它不仅要求体壮，同时还必须训练有素。为使更多马能为战争所用，蒙古推行一整套科学的 养马法.《蒙鞑备录？马政》中说： 其马初生一二年，必须于草地苦骑而教之.经过三年这样的训练，使马达到 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 ，然后才能作为战马使用。在《黑鞑事略？马节》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之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以可以耐远而出战.平时对战马的调教，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兀剌赤在领马饮水时， 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 ，便让马排好队，一个一个按先后顺序饮用，如果有不遵守秩序的马，兀剌赤便 远挥铁挝（类似马鞭） ，于是马望而生畏， 则俯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正因为蒙古人养马得法，才使他们拥有众多优良战马，进而拥有了被西人称为 天下第一骑兵 的强大军队。《元史？兵志》高度评价说，蒙古军队 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装备动员：蒙古国时期主要实行武器装备自筹制度。无论是蒙古军还是汉军，只要士兵在被签派服兵役之后，就要自己筹划准备好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战马、兵器、衣服及其他战时必需品，然后随带着入伍从军。被签为护卫怯薛军的士兵，其马匹和其他装备的筹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自己所有家产财物，无论是 父分与的家财 ，还是 自置财物 ，悉数充作服役期间的自备物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科敛 ，从所在千户百户内的民户中摊派征收，以此作为怯薛士兵及随从者装备的补充。由于武器装备主要靠自筹，士兵所拥有的这些作战器械的数量、品种及好坏程度就难免参差不一致。因此，蒙古统治者还规定了出征前检查军队武器装备情况的制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 汗曾嘱其诸继承人，用兵以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须携一鑢，用以砺弩，并携一筛、一锥及针线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备者，并持微曲之刀，头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铁片。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仅靠士兵自备鞍马器械应付不了战争的需求，蒙古汗廷则招收一批工匠，制造炮具、弓矢、盔甲等武器装备。据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记述： 蒙古人手工业比较落后，因此蒙古统治阶级在征服战争中，每取一城一池，必要搜罗工匠。按成吉思汗命令，凡进行抵抗的城池，攻陷后一律屠杀，但工匠可以免死。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陆续将中原汉地和其他国家掳得的大量工匠带到漠北，让他们集中居住，制作武器和其他手工业品，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同时，蒙古军还通过战争尽可能掳掠敌方马匹和军需物资，实行战地补给，以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在征服别国后，各降附国和蒙古政权属下的汉军将领定期输送的军需物资，也是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由汗廷筹集的军需装备和粮草，往往作为出征全军的军需储备，以供不时之需。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

　　蒙古作为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在强族如林的环境中奋力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横扫欧亚，先后征服了４０余个部落和国家，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强大封建帝国。这一巨大成功，除了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其提供了条件外，最重要的是作为蒙古军事领导集团核心的成吉思汗有效地运用了暴力征服手段，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他在一生征战、金戈铁马的战争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军事思想，成功地导演了人类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蒙古尚无文字，成吉思汗没有留下任何军事著作，对于他丰富的军事思想，我们只能从《蒙古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哀丁《史集》、《多桑蒙古史》、《黑鞑事略》等史籍中，管窥其概貌。

　　１。建军思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和建设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在成吉思汗进行的一系列建军活动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①根据经济基础组建军队　这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成吉思汗从事战争的年代，蒙古社会以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马匹既是蒙古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是交通和运载工具。蒙古人在孩提时就被束于马上，游猎于野，因此人人都 精于骑射.这一特点，虽然从生产力角度考察是十分落后的，但对于处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来说，无疑具有其他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成吉思汗正是根据这一经济特点所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组建了举世无敌的强大骑兵部队。这支被号称为 天下第一 骑兵部队的组成，相对于其他敌国的步兵而言，无异拥有了一支 机械化 的军队。

　　它不仅充分发挥了战马类似坦克、装甲车般的巨大冲击力和远距离的快速机动能力，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出身于牧民、猎民的全军将士善于骑射、吃苦耐劳、机智勇猛、骁勇剽悍、能征善战的顽强战斗作风。成吉思汗还根据处在游牧和狩猎经济下的人民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使蒙古不受后勤供给的约束，出征时 只是羊马随行，不用运饷. 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成吉思汗就是这样，把军事与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充分运用游牧、狩猎经济的特点，组织起了所向无敌， 去如电逝，追之不及 的具有高度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军队。所以金哀宗曾说： 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成吉思汗善于根据游牧经济特点组织军队的建军思想给予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②按照政治需要建设军队　军队是武装的政治集团，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任何军队都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又按照政治的要求来建设的，军队必须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这一思想，在成吉思汗的建军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成吉思汗善于运用崇高的政治理想来动员和凝聚军队。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正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统一蒙古，摆脱异族压迫，称霸世界，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是成吉思汗一生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用以唤起家族成员及全体蒙古人民投入战斗的思想武器。早在蒙古初兴时，成吉思汗就曾勉励蒙古部氏族成员要为 取天下 而共同奋斗。他对自己的弟兄们说： 取了天下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在成吉思汗组建武装力量的年代，氏族内部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攻劫，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他教育军队的士兵对待内部 要像花牛犊似的温顺 ，对待敌人 要像狮虎似的凶猛 ；他告诫士兵要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他颁行了有关 札撒 ，号令全军贯彻。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善于用远大的政治理想来动员民众，凝聚军心，才使他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云集了众多的将领和士兵。

　　其次，成吉思汗善于根据统治的需要来组织军队。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统治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成为他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成吉思汗首先加强了中央护卫制建设，扩充了怯薛军队伍，组成了一支拥有万名怯薛歹的护卫军。他不仅让怯薛军担负汗廷的护卫任务，而且令其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行政事务，甚至还要参与掌管刑罚。这样使怯薛军就不仅是大汗的一支亲军，而且成为总揽中央日常事务的无所不问的最高机关，在蒙古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为了使新生的政权既有利于统治人民，又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他在原有军队编组的基础上又实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他把在战争中有功的军事将领和宗王分封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力。使他们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行政长官；既拥有军事指挥权，又拥有对人民的统治权。编组在千户里的人民受到握有军政大权的各级那颜的严格统治，接受军事化管理。他们既是民，又是兵，平时为统治者劳作，提供财富，一旦战争需要，又必须无条件地奔赴战场英勇杀敌。这种为适应统治需要而建立的 农夫式的军队 ，充分反映了成吉思汗建军思想所包含的政治特色。

　　③适应战争特点编制和训练军队　考察蒙古军队的编成可以看出，大体有章法，具体无定制。根据不同时期战争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大特点。在蒙古建国前后，成吉思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统一蒙古草原各部族的战争，作战对象大都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部落，因此蒙古军队是单一的骑兵部队。在蒙古建国后的伐金、西征等战争中，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常常受挫于中原等地的步兵。因此，成吉思汗在招降到汉军之后，重新将军队编成了以骑兵为主的 蒙古军 和以步兵为主的 汉军 两支主力部队。同时，成吉思汗还吸取在同金作战中，受到金军炮兵施放的 铁火炮 袭击的教训，通过掳掠的金军炮手及工匠编制组建了炮兵。以后，成吉思汗又根据木华黎经略中原，在黄河流域作战 造舟楫，建浮桥，以济师 的经验，编制组建了适应江河作战的水军。

　　成吉思汗还从作战效果出发，来编制军队。比如，他常常将士兵的亲属、乡邻编制在同一基层单位—— 十夫队 中，以增强士兵在战斗中互相关切互相援助之 团结力 ， 故能收到' 昼战目相识，夜战声相闻' 之团结、互信与互助之效果焉.为了在战争中保存蒙古军的力量，达到 以敌制敌 的目的，成吉思汗将俘虏统一编队，并让他们充作敢死队打头阵，使许多战斗蒙古军未参战就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为了建立一支武艺高强、能打硬仗的军队，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他根据战争中主要利用骑兵作战的特点，平时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队。成吉思汗认为，围猎是一种近似实战的模拟训练，作战的步骤甚至 细节 都与围猎相同， 士兵和军人 应当通过围猎 得到教益和训练.成吉思汗要求 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的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 由于成吉思汗重视训练部队，使将士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掌握了十八般武艺， 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志费尼描绘训练有素的蒙军说： 他们都是神射手，发矢能击落太空之鹰，黑夜掷矛能抛出海底之鱼。 如此熟练使用手中武器的精兵，不仅能远战，也能近战。这正是成吉思汗百战百胜的奥秘之一。

　　２。治军思想谈到治军思想，成吉思汗曾有过这样的总结：我 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 ，很重要的是我能团结将士、量才用人， 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假如我的继承者 能守同一规例 ，则能得到长治久安。可见成吉思汗治军是很有章法的。一位史学家评价说： 历史上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军队除了 服从 没有别的 指望 ，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治军之严，效果之好。成吉思汗治军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军队必须 忠汗 、团结　这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核心。在长期征战中，成吉思汗看到有的部落集团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瓦解了，有的部族因没有一个足以统一大家思想的权威而分裂了，有的原来实力雄厚的汗国因将士不听调遣而在战争中败亡了。从这些教训之中，成吉思汗深深领悟到下从上教、部民对大汗忠诚的重要。因此，他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向军队灌输 忠汗 思想，以使族人、将士、奴隶等对他保持绝对忠诚。首先是进行汗权神授的宣传。他利用蒙古族崇尚宗教的传统，指使鼓励教主们以解释 谶言 的方法，宣传成吉思汗是上天所派，是上天之鞭，命运当兴为汗。

　　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宣传，对于成吉思汗争取部民、维系军队内部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奖赏忠汗的人，贬斥不忠汗的人。成吉思汗曾明确宣布：对本汗不忠诚的人不能做我的朋友。应来聆听我的训示而不去聆听者， 其命运将如一石之坠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芦丛，将亡而不存。此辈不堪典兵也.在战争中，许多部族、国家的将士投奔成吉思汗。为了不致收罗一些对汗不忠的人，保持蒙古军队的政治素质，成吉思汗规定：虽亲王也不得收容背其首领来投之人。对于杀主求荣者，不但不收留，还要当众杀掉。对于忠诚本族首领的人，即使这人是敌人，成吉思汗也很推崇，要部属向他学习，有的还委以重任，以此教育部属忠于他这个 汗.蒙古族人、蒙古军队之所以对成吉思汗十分尊崇，紧跟着他南征北伐，东讨西战，令行禁止，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溃散，这显然与成吉思汗睿智善战，卓著武功，在战争实践中给人们心目中树起了信赖有重要关系。

　　成吉思汗生前最为担心和忧虑的是在他身后生发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使蒙古分裂瓦解的悲剧。为避免发生这种悲剧，他作了大量工作。他不厌其烦地对诸子、诸弟、族人进行苦口婆心地团结战斗的教育。 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诸兄弟之内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而且他拿譬喻去加牢这座大厦，充实那些基础。 成吉思汗用一支箭容易折断，多支箭不易折断的典故，告诫儿子们： 只要你们兄弟互相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不胜你们。 成吉思汗对破坏军队团结的人，给以严厉制裁。与成吉思汗有 托孤 之交并战功赫赫的蒙力克及其七个儿子，依仗他们家族的功劳和权势而日益飞扬跋扈起来，一直发展到同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争夺统治权。有一次，蒙力克的七个儿子竟然把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抓起来吊打，哈撒儿去向成吉思汗告状，成吉思汗没有理睬。蒙力克的儿子铁卜腾格理便肆无忌惮地用宗教迷信离间成吉思汗和哈撒儿之间的关系，还夺去成吉思汗及其弟的百姓。当成吉思汗之弟斡惕赤斤去索要百姓时，又受到蒙力克儿子的打骂侮辱。成吉思汗得知后，把蒙力克的七个儿子叫来，用角力的形式处死了铁卜腾格理。成吉思汗对蒙力克说： 铁卜腾格理打我的兄弟，离间我们兄弟，违反了天意，所以把他的生命取走了。 可见，成吉思汗把军队的团结统一看得何等重要。

　　②奖惩结合，赏罚分明　运用奖赏激励斗志，是成吉思汗治军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对战争中有功的将士，不吝给予重赏。公元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刚刚完成统一蒙古大业，第一件事就是对开国功臣分土授民，论功行赏。他根据在战争中效力大小的原则，分封了蒙力克、博尔术、木华黎等８８位功臣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并分别给予各种赏赐。其中被封的术赤台，成吉思汗称他有两大功劳。一是在合兰真沙陀之战时，射中了桑昆，挫败了克烈部， 此乃主儿扯歹（术赤台）不世之大功也。 二是偷袭王罕金帐时，术赤台任先锋， 得天地之赞力 ，灭掉了王罕， 此乃主儿扯歹之第二功也。 为此，成吉思汗不仅封他为第六千户，而且把自己的一个妃子赐给了术赤台。所以曾为成吉思汗效忠过的使臣马合木评价说： 成吉思汗对于他想要奖赏的人那样慷慨——像凶暴的母老虎抚爱自己虎仔一样。 成吉思汗对违反军令、军法者严惩不贷，即使是黄金家族成员也 与民同罪.成吉思汗在颁行的 札撒 大法中规定：作战时不许私自掳掠财物；不许泄漏军机；军官不得擅离职守，值班者不得擅离岗位，擅离一次者打三杖，擅离两次者打七杖，擅离三次者打３７杖，并将其开除军籍，充军远方；将士饮酒须有节，他说： 醉人聋瞽昏，不能直立，如首之被击者。所有学识艺能，毫无所用，所受者仅耻辱而已。君嗜酒则不能为大事，将嗜酒则不能统士卒，凡有此种嗜好者，莫不能受其害，设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后期，成吉思汗采纳郭宝玉、丘处机等人建议，规定：出军不得妄杀。成吉思汗强调执行军纪必先弄清事实，并经犯律者承认，方可处罚。处罚时，虽宗亲汗戚，功臣宿将，概不阿避。征塔塔儿时，成吉思汗的叔父阿勒坛、答里台和伯父捏太石之子忽察儿违犯军纪，成吉思汗知道后，对阿勒坛等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没收了他们违犯军纪所掳掠的全部财物。为此，引起了阿勒坛等的不满，脱离本部去投王罕。但成吉思汗不因此而姑息迁就违反军纪的人。平塔塔儿后，成吉思汗召集族人开会议定对俘虏的处理政策。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将这决定泄漏给了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当即宣布：今后族人大议，不许别勒古台参加。由于赏罚严明，使蒙古军队保持了很高的战斗力。曾在成吉思汗手下供过职的商人摩罕默德说： 全军将士，畏之成吉思汗甚于雷电巨火，若令十兵抵当千人之敌，亦均踊跃向前进，毫不踟蹰。 ③因才授职，破格用人　这既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成吉思汗的用人标准是： 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 这是一条任人唯才、因人授任的用人路线。他强调的是将士的特长和才能，而不附加其它任何条件。成吉思汗根据这一用人原则选择各种人才。他规定 什人之长不尽职者去之，即于此什人中选择为长。 他指出 能治家者即能治国，能辖十人者即能辖千人万人，能理己事即能理国事，为国御敌。 他选择人才不问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只看实际才能。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将领中有出身低微的牧马者巴歹和乞失里黑，有牧羊者迭该，有木匠古出古等。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的四杰、四狗，大都是来源于不同部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其中四杰中的木华黎是扎剌亦儿部人，四狗中的哲别是泰赤乌部人，忽必来是巴鲁剌思人，速不台是兀良哈部人；至于失吉忽秃忽、博尔忽、曲出、阔阔出等则是从敌人营盘里过来的。他们都先后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将领。他们有的出身于平民，有的出身于奴隶，有的曾是俘虏。如者勒蔑是铁匠的儿子，最初是成吉思汗 门限内的奴隶，门户内的私仆.木华黎兄弟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奴隶，后成为家庭奴隶。而者别则是成吉思汗的俘虏。在阔亦田之战时，者别曾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白口黄战马，并射伤了成吉思汗的脖颈。成吉思汗不记前仇，破格重用，使者别成为蒙古的名将。

　　④将领关心士卒　这是成吉思汗爱兵思想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认为： 为将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而后推之及人。 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察士卒的疲困饥渴。他要求将领在行军时， 必知路之远近，以量士马之力 ，而 量力 又必须以 弱者 为标准，因为 弱者能之，强者无弗能也. 这些都是选拔将领的基本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者不得为将。者勒蔑的儿子也孙伯勇猛过人， 终日战而不废、不饮、不食 ，但成吉思汗说他 不可使为将 ，因为 彼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 所以也孙伯始终未被委任为将。成吉思汗还规定，将领不允许对士卒滥施惩罚。他对怯薛军将领说： 掌管护卫的官人，不得我言语，休将所管的人擅自罚者。若不依我言语，将所管的人用条子打的，依旧教条子打他；用拳头打的，依旧用拳头打他。 在战斗中，成吉思汗更强调爱惜士兵的生命，不允许遗弃伤员。如果遗弃了伤员，则一个小队的官兵皆处以死刑。成吉思汗不仅积极倡导关心、爱护士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表率。战斗中将士受伤，成吉思汗常亲自去看望，有时还 亲付以善药，留处帐中 ，待伤愈后才让回去。史称他：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可见他对部属、士卒是何等关怀。正因为如此，将士们对成吉思汗也倍加尊崇、拥戴和支持。有的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成吉思汗，有的主动为成吉思汗出谋划策，出现了像成吉思汗说的 我行是则尽力焉，我有非则谏止焉 ，呈现出上下一心，奋勇作战的局面。

　　３。用兵思想成吉思汗 仗剑以行 ，率军征战４０余年，金戈铁马毕其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成吉思汗 用兵如神 的高超艺术，为历代兵家、史家所推崇。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生动地评价道： 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祖禹说： 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 成吉思汗的用兵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其主要内容是他的指挥艺术、战法和战术。

　　①指挥艺术　成吉思汗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很高超的。这首先表现在他战略筹划审慎、周密和富于创造。

　　——正确选择作战对象。作战对象选择得不准，或者过多，就会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无谓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吉思汗选择作战对象的一般原则是：先弱后强，先小后大，先近后远，每次打击一个主要敌人，力避多面作战。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成吉思汗便开始这样做，结果高原群雄皆被其次第削平。在对外作战中，坚持这一战略原则最明显。他先兵临国力较弱的邻国西夏，迫其请和，尔后进攻国力较强距离较远的金朝；当认识到金朝比西域诸国力量强，难以消灭，便改变战略，由西防南攻变为南防西攻，由近及远逐次攻灭西辽、花剌模、钦察等国，最后 解决 大国金朝。弱敌攻灭了，强敌失去羽翼，由强变弱，易于攻取；小敌攻灭了，大敌失去帮手，力量由大变小，便于击灭；近敌消灭了，我势力扩展，远敌由远变近，为下步作战提供了条件。一次战争攻打一个主要敌人，便可在局部形成对敌优势。

　　战争实践表明，成吉思汗这一战略是科学的、正确的。

　　——及时准确地把握战机。成吉思汗对敌发动战争，从不冒然行事，善于根据敌方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出击。一是在敌方内政极端腐败，各种矛盾尖锐，政治、经济相当混乱之时发动攻击，如对西辽、西夏的战争；二是在敌方受到邻国牵制，难以主力或全力应战之时发动攻击，如三次攻金之战；三是在敌方与他国联盟解体，新的联盟尚未建立，孤独无援之时发动攻击，如对塔塔尔部、蔑儿乞部之战；四是当敌方自恃力强、疏于戒备之时发动攻击，如对主儿勤、克烈、乃蛮、花剌子模的战争。敌人内部矛盾尖锐，其力量便受到空耗而易于击败了；敌受第三方牵制，难以全力应付进攻，敌方力量也就由强变弱，利于攻灭了；敌方孤立无援，这是弱敌，自是便于攻取了；强大之敌在骄傲无备的时候，则是弱师，经不起对方的突然袭击。成吉思汗透过敌方外部假象，研究对方的实力，在其实力衰弱之时予以打击，这一思想是很高明的。

　　——打击敌之要害。在对敌作战中，成吉思汗始终把攻击目标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的经济潜力上，而不在争夺一城一地。凡作战，必千方百计地将敌军引诱到旷野平川，以便发挥骑兵野战的长技而予以歼灭。

　　破城后，城内外居民除留下少数壮丁以补充蒙古军队，留下工匠以为其制造武器装备外，其余多数即予杀掉。敌方的牲畜、粮秣、乳酪，和其它财物、珠宝，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军需之用，军需用不完的，则或者运回本土，或者就地毁掉。成吉思汗在后期虽然规定不许乱杀人，屠杀敌民的情况较前期有所减轻，但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经济的战争原则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吉思汗的这一手，从政治上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敌方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打击后，往往在短期内恢复不起来，这对保证当时的军事行动又是有一定作用的。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成吉思汗在战争中善于利用各种矛盾采取交攻结合、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成吉思汗为恢复父亲也速该的家业聚集力量的时候，遭到了仇敌蔑儿乞惕部的袭击，并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他机智地利用蔑儿乞惕部曾俘虏奴役过烈惕部酋长王罕和札达兰部酋长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札木合，共同出兵击败了他当面的主要敌人蔑儿乞惕部。当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落的合罕，渐渐强盛起来，札木合出于忌恨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时，成吉思汗及时利用王罕与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击败了札木合。后来，成吉思汗又乘金国与塔塔儿部之间的战争，联合王罕和金兵击败了世仇塔塔儿部。

　　在对外战争中，成吉思汗也采用了这种策略。他利用西夏与金朝的矛盾，进攻西夏，西夏求救于金，金不予援救，西夏遂与金绝交，向成吉思汗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利用西夏与金的矛盾进攻金朝，在蒙古征金时，西夏发兵进攻金的西境。成吉思汗又还利用宋金世仇，联宋反金。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还嘱咐儿子们对金作战要 假道于宋，兵下唐邓，直捣大梁。 窝阔台汗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联合南宋，消灭了金国。

　　——取用于敌，以战养战。这是成吉思汗解决作战时军队补给问题的一个战略性措施。无论近伐还是远征，蒙古军所带辎重都不多，作战所需的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以及补充兵员，绝大部分取之于敌。西征中，蒙古军伤亡不少，又远离本土几千里，难以从国内补充军需和兵员。成吉思汗每攻一城，便将该城内富户的财物掠来作军需，把工匠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将部分丁壮编组成伍，强迫他们去修筑工事，或者作为第一梯队去攻打坚城重堡。蒙古军队连续征战２０多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很少因人力物力不济而停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战养战的战略措施。在中外战史上，由于军队补给跟不上而导致作战失利的例子是很多的。军事家们都把军队的补给特别是远征异国时军队补给视为最棘手的问题。蒙古军的远征，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离本地之远，行动地域之广，在我国历代战争中都是仅见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的。

　　但成吉思汗却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支人数众多、离本土数千里远的军队的兵员、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等补给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军事政策。

　　②作战方法　不固守陈规，根据敌情布署作战方案，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是成吉思汗作战方法的基本特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详察敌情，不盲目用兵。每次兴师之前，只要时间允许，都要通过种种渠道，详细了解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据此制定作战方针。部队开进时，必先发精骑，分为若干小分队，在大军的前后左右一二百里远处，侦探敌情和地形，随时上报，为主将选择进军路线、作战场地提供依据。临近敌阵时，成吉思汗常 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 ，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发动攻击。由于掌握了敌情，因而在决策上便失误少。

　　——主动进击，先发制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成吉思汗总是先敌出兵攻其不备。成吉思汗被推为蒙古尼伦部汗后，札木合联合１３部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获悉后，不是消极防御，待敌来攻，而是积极防御，迅速集中军队，迎着札木合联军开进的地方进军，以攻为守。公元１２０１年，合答斤等部族共推札木合为古儿汗，组成联军进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知道后，也是主动率师迎战，击败了札木合联军。成吉思汗一生中亲自指挥了数十次大的战役，绝大多数都是他主动进攻的。

　　——先破面，后取点。在攻占一个中心点之前，先分兵作面上的破坏，然后集中兵力攻击这个中心点。对敌人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先以一部屯于城下，围而不攻，以大部分掠城外四周支撑点，使坚城变成无援的孤城，然后集合各路军于城下迫敌求和，如敌不和则一举攻破之。成吉思汗第一次攻金，进围中都，迫金求和；第二次攻金，破中都；西征花剌子模，取其新都撒麻耳干；以及最后一次用兵，攻灭西夏，都是采取的这种战法。

　　——迂回侧击，出奇制胜。遇敌在正面布署重兵，或者凭险固守，难以攻破，便以偏师攻敌正面，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利用骑兵快捷机动的条件，派主力作深远迂回，出敌不意，攻其侧背。首次攻金，成吉思汗率军迂回易、涿，派者别自南口反攻居庸关。他在临终时，遗嘱儿子们攻金时要避开金派重兵扼守的天险潼关，从山西临汾迂回到河南邓县，再转锋而北，袭击京都汴梁。这是迂回侧击，攻其无备的两个典型战例。《孙子兵法》说： 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计者也。 成吉思汗正是一位熟谙迂直计的人。

　　③主要战术　成吉思汗在他一生进行的数不清的战斗中，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与他善于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灵活的运用战略战术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正如罗马法王使节普拉努卡尔皮尼所说： 蒙古军的胜利，不是以其身体条件，也不是以其兵数之多，从身体条件而言，蒙古人劣于欧洲人，而其人数也不多，结局能取胜，要归功于其优越的战术。 对于成吉思汗的主要战术，他自己在灭乃蛮部的战争中，结合过去作战经验，总结了 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 的三条战术原则。这是成吉思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基本的战略战术。简短的三句话，概括了蒙古军队对敌进攻时的开进、摆阵、攻击的三条原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完整战术思想体系。

　　—— 进如山桃皮丛 ，是指大军开进时， 先发精兵，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 （《黑鞑事略》语）侦察、警戒前进，同时采取宽正面、大纵深、多路、多方向隐蔽、神速的联络开进，如同山桃皮丛一样。

　　—— 摆如海子样阵 ，是对军队的兵力部署与使用、进攻态势和方式而言。《黑鞑事略》说： 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 ， 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 ， 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自迩而远、俄顷千里.这清楚的说明，部署和使用兵力时，要选择利于野战之阵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指战略，外线包围），以少数兵力包围其敌人而不被众多的敌人所包，如同摆大海一样阵势，然后聚聚散散、进进退退、多多少少、远远近近，以 来如天坠，去如电逝 ，神速奇袭的动作攻击敌人，以使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分人之兵，选准凿穿目标和主突方向。

　　—— 攻如凿穿而战.是说攻打敌阵时，像用凿子穿木一样，对敌进行纵深突击，长驱直入，直逼其中军和首脑统帅部。凿攻时机，应专务敌人乘乱之机，待敌溃乱，从乱疾入。乱敌之法多矣，如《黑鞑事略》所云： 四面八方，响应齐力，一时俱撞 ， 或臂团牌，下马步射 ， 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搅敌阵 ， 诡弃辎重，故掷黄白 ，示之以动、诱之以利、佯北而走、突然逆袭等等，举不胜举，根据敌情、地形、作战对象、作战方式灵活运用。

　　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蒙古族尚无文字。因此成吉思汗不曾熟读兵书战法，也没有军师的指导，他的军事思想，除了学习前人有用的成功经验之外，主要是靠他自己及其部属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 十三翼之战 前，成吉思汗在治军和用兵上还明显地暴露出经验不足的弱点。在以后对克烈部的作战中，无论是战略筹划，策略运用，还是战术手段，则显巧妙练达，举止适宜。到征乃蛮时，成吉思汗治军和指挥作战的一套原则、方法便基本形成。之后，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增多，经验也更加丰富，其军事思想也日臻完善提高。

　　四、建元前蒙古国的南伐西征

　　（一）蒙古征西夏的战争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登上汗位，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后，为巩固统治、扩展疆域，开始了征服周边多国的战争。当时，蒙古国面临的大势是：金国经略中原，南宋偏安江汉，夏国据有河西。据此，成吉思汗确定了先平定西北，然后用兵中原的战略意图。此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纵横捭阖于三强之间，先征西夏，再取金国，最后赢得南宋占据的半壁江山，统一了中国。

　　１。六征西夏概述西夏，蒙古人和金人称之为 河西吐蕃.西夏国的建立，始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北方党项族的拓跋思恭率军入援李唐王朝，后被封为夏州夏国公。西夏曾有２２个州郡，主要是：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县）、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兴庆府（今银川市）等。其领地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和甘肃、陕西、青海省部分地区。西夏是采用汉制的封建政权，除使用汉字外，还创立了西夏文。境内杂居着党项、汉、回鹘、吐蕃等各民族，统治者崇奉佛教。农牧经济来源丰厚，兵民强悍善战，因而能以一小国长期与辽、金、宋抗衡。但比较起来，西夏国力比金、宋要弱得多，加上它又是金朝在西部地区的屏障，因此成吉思汗便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西夏。

　　成吉思汗曾六伐西夏。第一次是在蒙古建国前的宋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夏，在大败乃蛮、蔑儿乞后乘胜进兵，攻克西夏边境城堡力吉里城，在边地掳掠后即退回。第二次是开禧三年（１２０７年）秋，进攻西夏军事重镇斡罗孩（乌梁海）城，围攻数十日方破城。成吉思汗在这里驻扎５个多月，因粮草匮乏，于第二年春夏之交返回蒙古草原。第三次是宋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年），围攻夏国都中兴府（亦称兴庆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派使者招降，蒙夏结亲讲和。第四次是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追击西辽屈出律时，要夏国协同进军被拒绝，蒙军再度围攻中兴府。激战２０多天，夏主乘夜率精兵突围，转移到西凉（今甘肃武威）。蒙军没有追击，放弃围城，转向进军中西亚和欧洲。成吉思汗指天发誓，待西征归来，必再伐西夏。第五次是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年）秋，因上一年蒙军攻金朝凤翔时，协同作战的西夏军中途撤军，西夏领导集团对蒙古又表示强硬态度，因此成吉思汗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发动对西夏的进攻。大军攻克银州，斩首数万，掠马驼牛羊数十万。西夏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第六次，从宋理宗宝庆元年至三年（１２２５- １２２７年），成吉思汗举大兵全力征讨，夏主投降，西夏国覆灭。这２３年间，成吉思汗先后降灭４０余国，所向披靡，而对西夏的作战，直到他死在前线后的三天才获全胜。可见，西夏是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征战中所遇到的颇为强劲的对手。蒙古屡屡用兵西夏，其中重要的军事行动是第一、第三和第六次。

　　２。第一次对西夏作战蒙古对西夏的作战，基本样式是蒙古军攻坚，西夏军守城。西夏当时是一个半农半牧的 城池之国.蒙古建国前，因中间隔有克烈部落和汪古部落，铁木真与西夏没有利害冲突。在铁木真统一蒙古的历次战斗中，西夏都保持中立姿态。但也深感蒙古族的日益强大，有朝一日终会侵吞西夏国。因此，在坐山观虎斗的同时，制定了城防作战的守势战略方针，动员全国军民修筑城池，屯集粮草，以利长期坚守作战。

　　宋宁宗开禧元年、夏桓宗天庆十二年（１２０５年），铁木真击败乃蛮回军南下，以西夏国收留克烈部王罕之子为借口，第一次征夏。当时西夏国君深知蒙古骑兵强悍勇猛，命令各地军队收缩入城，避免城外野战。这也是蒙古军首次攻城作战，在此之前，仅仅是攻打过一些栅寨，因而对可能遇到的困难缺乏准备，在战术战斗上也没有任何经验。蒙军先是围困了夏国的力吉里城，攻击很不顺利。铁木真判断，困守城池必有夏军来援。可城夺不下，又不见援军驰来，使得蒙古军一时不知所措。分兵四出寻找夏军主力，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于是铁木真便分出一半兵力转而去攻打其它城池。苦战六十多天，力吉里城终被攻克，但战果却不大。蒙军放弃攻城，在西夏国领地内的黄河西岸、北岸一带进行扫荡，掠夺了一些百姓、骆驼和牛羊，然后回到斡难河营地。据说这次征夏，使骆驼首次进入蒙古草原，在此之前，蒙古人还没有见过这种牲畜。通过这一仗，铁木真深感攻坚作战是蒙古骑兵所不擅长之战法，此后便开始用心研究学习攻城的办法。

　　蒙古第一次征西夏，西夏的损失虽不大，但政治上的震动却很大，它导致了一场宫庭政变。当时夏桓宗赵纯佑在位，蒙古撤军后，他下令修复边地被破坏的城堡，把首都兴庆府更名为中兴府，以示中兴图强之愿。可赵安全却与罗太后合谋，乘乱废掉夏桓宗，自立为皇帝，即夏襄宗。他采取联金抗蒙的策略，被金章宗所承认，册封为夏国王，从而激化了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３。第三次对西夏作战宋宁宗嘉定二年、夏襄宗应天四年（１２０９年）秋，成吉思汗率军南下三征西夏。这一年，畏兀儿族归服蒙古。元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畏兀儿，其统治者是唐代回鹘汗国的后裔，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哈剌火州（吐鲁番）和以北的别失八里（旧称北庭）一带。畏兀儿的归服，对蒙古的扩张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从畏兀儿往东南，即可直接威胁西夏，往西则是进军西辽的通途。

　　对蒙军这次来犯，夏主赵安全下令全力抵抗。西夏采取开关诱敌深入的战法，想在野战中挫败蒙军。但西夏军队长期沉缅于安逸，疏于训练，经不住蒙军的勇猛冲击，一战即溃，死伤无数，领军元帅李世安的世子李承祯弃军落荒而逃。蒙军一鼓作气杀至斡罗孩城。守军虽拼死抵抗了一阵，但很快开城投降。克此边关重镇后，蒙军势如破竹，一路杀到中兴府外围要塞克夷门。这本是贺兰山外的关口，蒙古草原进入西夏腹地的要道。但守军没什么战斗力，很快被攻下，镇守要塞的重臣嵬令公作了俘虏。蒙军直逼西夏国都中兴府。

　　中兴府城池非常坚固，蒙军虽勇猛善战，并已学会使用云梯、发炮石的攻城之法，但都未显威力。成吉思汗又陷入久攻不下的僵持局面。他亲自骑马环城外巡视，看到流经城边的黄河，顿生一计，决定以河水灌城。中兴府城内地势高，成吉思汗命蒙古军筑起大堤拦水。结果大堤修得不牢，水没灌进城里，反倒破堤把城外的蒙军淹了。成吉思汗只得暂时撤军。在临撤前他派使者进城，劝夏主脱离对金朝的附属，降服成吉思汗，如答应条件，蒙古军将不再攻夏。赵安全虽不肯轻易投降，但苦于蒙古几番征伐，现在有了缓和余地，为生聚喘息，也需以和为贵，就同意送爱女察合公主给成吉思汗做妾，并答应每年向蒙古国纳贡。成吉思汗得到夏主的女儿和西夏国奉送的宝物，班师回营。

　　这次征夏战成和局，又导致了一次西夏国君易位。蒙军攻中兴府时，赵安全曾向金国求援。而当时金章宗已死，卫王永济刚继位，拒绝联夏抗蒙的主张，不向西夏发救兵。战后，赵安全赔了公主又失地折兵，威信扫地。于宋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被废而死。宗室赵遵顼继位，为夏神宗。他一上来就改变了联金抗蒙路线，主张联蒙抗金。此举促成了蒙古和西夏修好十年，这也符合成吉思汗转向与金国作战的战略考虑。

　　４。第六次对西夏作战成吉思汗对西夏有一个看法，即认为西夏 乃不能移动的国家，再过几年仍留存此地等待攻击，何必急在此时？ （见《元朝秘史》续集卷一）所以对攻西夏常常小胜便止，转而向其它方向作战。成吉思汗到了暮年，深感不灭西夏乃一大心愿未遂，因而征灭西夏的愿望日益强烈。加上西夏又与金朝采取联合抗蒙的路线，所以西征归来的成吉思汗，不顾鞍马劳顿和６４岁高龄，亲自领兵六征西夏。

　　宋理宗宝庆元年、夏献宗乾定三年（１２２５年）秋，征夏大军进发。在进军的路上，成吉思汗围猎一群野马被冲撞了坐骑，他被掀下马背，摔成重伤。

　　大军暂停前进，派使者前去召降。而夏坚持抗蒙救亡，遣回使者，成吉思汗驳回了劝他放弃攻击的建议，经一段休整后，令蒙军分两路进军，并令从斡罗斯前线归来的速不台军从西面进攻。次年夏，西路军连破沙州、肃州、甘州。成吉思汗率主力从东北方长驱直入西夏境内。十月，西夏献宗赵德旺病死，其侄（亦称其弟）赵睍继位，成为西夏国的末代皇帝。随后，蒙古军攻下西凉府，乘胜进军，连克搠罗、河罗等县，越过沙漠地带，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攻入夏州。十一月围攻灵州。西夏以倾国之兵来战，以大将嵬令公挂帅，结果被蒙军大败于黄河之滨。当时黄河冰封，成吉思汗站在冰上指挥战斗，令箭手射敌人的脚，使之不能踏冰渡河。

　　蒙古军攻无不克，只是在小小的德顺城（今宁夏隆德县）碰了一个钉子。

　　蒙军起初未把这个小城放在眼里，以为不必大动干戈。德顺城守将马肩龙，趁蒙军骄兵气盛，戒备松懈，突然大开城门杀出，把立足未稳的围城蒙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待蒙军整理阵容组织还击时，马肩龙已退回城中，并把砍下的蒙古兵人头挂在城垛上示众，大煞蒙军威风。第二天，蒙军发动强攻，马肩龙登城指挥，全城百姓协力，激战一天守住了城池。傍晚，乘蒙军攻城疲惫，马肩龙又突然出城袭击，砍杀了不少蒙古兵。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便仔细研究了攻城战术，把军队分成四个批次，轮番进攻，不给守城军以喘息之机。这样一来，守军抵挡不住，士气下降。成吉思汗一向善于收降敌人猛将为己所用，见马肩龙有勇有谋，命令攻城军队不得伤害，只求活捉。马肩龙誓死不降，终被乱箭射死。

　　经一年多的征杀，西夏国土已大部沦丧，尸横遍野，赤地千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中兴府。宋理宗宝庆三年、夏末主宝义元年（１２２７年）春，成吉思汗命大将阿术鲁等领兵围困中兴府，自己率大军侵入金境，攻下积石州等地，后由隆德县至六盘山驻夏。六月，成吉思汗进至清水县。这期间，他派使者往中兴府，谕降夏主。夏主见国力丧尽，同意投降。他派使者去见成吉思汗，请求一个月期限，以便迁出城中居民，并准备向蒙古国的献礼。成吉思汗答应了这个请求。这时的成吉思汗老病交加，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把几个儿子召到身边交代说，我寿已将终，赖天人之助，立志建立蒙人统治的大国。我为你们创下了大汗基业，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才能保国家长久。

　　大位必有人继承，我死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他还嘱咐道，今后应先联宋灭金，然后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宋理宗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年）八月二十五日，成吉思汗结束了轰轰烈烈、金戈铁马的一生，病死在清水县，终年６６岁。临终前嘱咐诸子诸将，死后秘不发丧，万万不可让西夏人知道，以防西夏反悔。

　　如西夏人按商定时期出城，要当时就把他们全部杀掉。三天后，西夏国王献城投降，夏主被杀，出城的军民大遭屠戮。建国１９０年、传位１０世的西夏国从此灭亡。

　　成吉思汗的儿子和部将们按照他的遗嘱灭夏后，便护送成吉思汗的灵柩返回故土三河源头，把这位盖世英才、一代天骄葬在一棵大树下，不起坟墓，周围遍种林木，使后人不知他究竟葬在何处。

　　（二）蒙古灭金战争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是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初崛起时，军力虽不强盛，却凶悍善战，迅速推翻了辽朝；南下侵宋，掳走徽、钦二帝，逼宋皇室南迁，两国以淮河为界。经过百年经营，金国兵力由侵宋时的六万发展到百万，人口增加到４４７０多万人。其军事战略方针一直是北守南攻。在北部边境上，从兴安岭至阴山北修筑了外长城。在燕山则筑有中京内堡长城，形成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各关隘，并在居庸、太行山建有长城，设有居庸关、雁门关、娘子关等关口，以抗御北方的骑兵入侵。在南方则没有布防。

　　金朝以各长城为内郭，设五京，即：中京析津府（亦称中都，今北京市），为第一国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县），为第二国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为第三国都，是金末的统治重心；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为第四国都；北京大定府（辽宁省宁城县西北大明城），为第五国都。

　　到蒙古南下伐金前，金朝已从鼎盛走向衰落，危机四伏，外强而中干。

　　铁木真称汗之前，蒙古部族长期受金朝的压迫和剥夺。蒙古的俺巴孩等首领，曾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上。从此矛盾更为尖锐，结下世仇。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草原的争斗中，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先依附金朝讨灭了塔塔儿部，并接受金朝的封号 札兀惕忽里 （统领数部的首领），并向金朝纳贡。蒙古伐金，既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也有民族复仇的一面，但根本的还是成吉思汗不满足于只做草原王，而是要做中原的王，做整个中国的皇帝。成吉思汗立国之后，为获得金朝的承认，曾到净州向金朝进贡。金章宗派遣武定军节度使卫王永济前去接受贡奉。成吉思汗 见永济不为礼 （《元史？太祖纪》），以显示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但金朝仍把蒙古看成自己的附属部族，不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次会晤以破裂告终。宋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金章宗病死，卫王永济继位。第二年，新皇帝派使臣赴蒙古，要成吉思汗跪拜接旨。成吉思汗却把那位昏庸无能的新皇帝痛骂了一顿，让金国使者羞辱回朝。从此，蒙金关系彻底破裂，掀开了蒙金逐鹿中原的历史。

　　１。七年侵金①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大战对蒙古侵金的意图，金廷官员早有戒心。平章政事徒单镒曾对金主建议说：蒙古用兵，历来是集中兵力进攻，如果我们分散防守，蒙古以聚攻散，必然散守者败。因此应收缩战线，集中防御，重点在昌州（今河北宣化县）、桓州（今河北蔚县、阳原与内蒙、山西邻近地区）、抚州（今河北张北县）布防，这样可进可退亦可守（《金史？徒单镒传》）。但是，这个 三州布防 的建议未被采纳。当时金朝庭内的多数人还是认为，依金朝的国力，大可不必惧战自守。因而便有了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之战。

　　宋宁宗嘉定四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１２１１年）二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聚军誓师，揭开了７年侵金战争的序幕。金军在北线可调动的兵力为４０至５０万。蒙军的兵力，依据当时编有９５个千户推算，约为１０万人。加上藩属诸部的杂牌部队，最多不超出２０万。参加出征作战的，当在十万之众。

　　蒙古军出征后，首先越过大沙漠进入汪古部驻地。汪古部本来依附金朝，一直替金镇守外长城的净州界壕，后来投靠了成吉思汗。蒙古建国时，汪古部长被封为第８８功臣，命他率五个千户。可是这个情况，多年来竟不被金朝所知。这样，越长城南下的通道就为成吉思汗洞开。大军长驱直入，三月即进至金抚州以北边堡乌沙堡（今内蒙兴和县西北一带）。乌沙堡是金军为阻击突破长城的敌军所修筑的屯兵堡垒。堡垒以暗道相连，通向作为补充支援基地的乌月营，形成防御阵线。自三月至七月，蒙军经苦战攻克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节节败退。蒙军分两路推进。成吉思汗亲率一路，相继攻克昌州、桓州、抚州；窝阔台等率另一路，连克武州、宣州、宁州诸城。

　　金廷在蒙军的滚滚铁骑攻击下，孤注一掷，将主力集中于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市西北）一带，与蒙军决战。金军的数量，以集结于野狐岭和后续增援军队计，一说是３０万，一说是４０万，一说是５０万，总之是数倍于蒙军。

　　接到金军重兵集结的消息时，蒙军正在煮食开伙，成吉思汗急令部队倒尽锅中食物，跨马开拔，迅速抢占了野狐岭北面的山口。交战后，金军十分顽强，且兵力占优势，使蒙军受到很大损失。危急关头，大将木华黎号令所属， 彼众我寡，不拼死力战，不能克也.成吉思汗命他带领冲锋突击队，率先冲入敌阵，大军随后全力压上。金军一时混乱，而蒙军却杀声震天，来往冲杀，越战越勇。这一阵拼杀，十分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蒙军士气高昂，十分凶悍，终于将金军击溃。

　　金军溃逃，蒙军追杀，一直追到会河堡。蒙军在这里又同来援的金军大战一场，结果将溃军、援军一举全歼，金领军主帅完颜胡沙只身单骑逃入宣德（河北宣化）。这一仗，金军北线精锐之师尽被歼灭。当年金军曾以６万人马战败北宋数十万大军。而在蒙军的铁马雄师面前，纵有数倍之兵力优势，却威风尽扫，一败涂地。此役后，金朝 亡可立待.②破居庸关乌沙堡——野狐岭——会河堡大战后，蒙军于当年年底长驱直入，越居庸关，逼进中都城下。金主卫绍王惊恐万状，准备离城南迁。由于城防坚固，守军力战，使攻城的蒙军损失不小，领军者别只得放弃攻城。

　　金主这才定下心来。成吉思汗命者别移师攻击东京。者别对东京先是佯攻，而后撤出五百余里，做出放弃攻坚的样子。金军以为蒙军真的撤走，放松了戒备。谁知者别率军突然返回，每个将士都带两匹快马，一昼夜便杀回城下，打了金军一个猝不及防，很快攻克东京。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分兵攻掠金朝各地， 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海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仓，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 ，皆被蒙军攻克。但蒙军克城而不守，只是抢掠财物。各被掠占之地，待蒙军撤走后又被金军复得。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卫绍王至宁元年（１２１３年）七月，成吉思汗再度率大军代金。蒙军攻下宣德、德兴等州，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县），与金左丞相完颜纲、元帅右临军术虎高琪所率军队大战。金军战败，蒙军一路追至北口。天险居庸关，分南北二门口。北门称为北口，即今居庸关；南门称南口。

　　两门相距４０里，其间两山夹峙，中有深涧，称为绝险。居庸关曾于两年前被蒙军一度攻克。此后，金军加强了守备，屯驻重兵，在关口铸铁为门，并在居庸关外百余里布设铁蒺藜。成吉思汗知强攻不是上策，派客台、薄察二将留在北口外，佯作攻击，自己亲率主力沿桑干河西行，绕道迂回，南入紫荆关。金军得知蒙军的迂回动作，派大将奥敦急驰阻击。但奥敦慢了一步，等他赶到紫荆关时，成吉思汗已越关而入，并派者别、速不台领军突袭攻克居庸关南口。成吉思汗率军与留下的客台、薄察会师。金守关大将投降，献出居庸关北口。

　　③克中都城蒙军二破居庸关，再次逼近中都，促使金朝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年八月，胡沙虎发动政变，自称监国都元帅，率兵入皇宫逼卫绍王永济退位。九月，立完颜珣为帝（金宣宗），杀死了卫绍王。十月，胡沙虎又被术虎高琪所杀。在蒙军面前屡战屡败的金朝将领，此时却在朝廷内大动干戈，使金朝政局愈加动荡。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困中都，将大军分成三路，在黄河以北的金朝国土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战。铁骑横扫今河北、山西、山东三省方圆数千里内的几乎所有郡、县。翌年春，各路扫荡大军会师中都城下。成吉思汗手下诸将都要求乘胜破城。但成吉思汗认为灭亡金朝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攻城必然伤亡重大。他派使者进中都城议和。金宣宗本已无心再战，很快答应了议和条件。三月，派完颜承晖为使者， 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 （《元史？太祖纪》）

　　完颜承晖带着贡奉送成吉思汗出居庸关。蒙古人得到大批缎绸、牛羊马畜和丰厚的财物，返回了大草原。

　　金宣宗被强勇善战的蒙古军吓得魂飞魄散，蒙军一撤走，便要迁都南下。

　　左丞相徒单镒又一次进言道，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是上策；退守辽东、以为后图是中策；迁都于四面受兵的南京实为下策（《金史？徒单镒传》）。同卫绍王一样，金宣宗没有听进徒单镒的建议，执意迁都。他留下太子完颜守忠驻守中都，自己率六宫出城，逃之夭夭。成吉思汗得知金室南迁，认为金讲和原是骗局，大怒而发兵。

　　宋宁宗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１２１５年）春，蒙将石抹明等攻取通州，再次兵临中都城。二月，木华黎率军入辽东，攻打金朝的北京。金守将奥屯襄，率２０万大军出城迎战，与木华黎交战于北郊。结果金军大败，被斩首八万多级。这是蒙古军歼灭战的空前战果。金军惨败后，推寅答虎为主帅。

　　这位主帅知道战不能胜，干脆献城投降。东北金军对中都的支援被切断。此时，许多郡、县守土将领纷纷向蒙军投降，中都已成一座孤城。金宣宗为鼓舞士气，对中都军民颁发一份诏书，要守城将士 思惟报国，靡有贰心.并调集粮食，发兵一万赶往救援。但运粮军一支在霸州青戈一带被蒙军骑兵截击，一千多辆粮车被夺，背粮的部队被赶杀；另一支运粮军也在涿州以北被蒙军击溃。中都援绝粮尽，内外不通，城中出现人吃人的惨况，已成一座死城，守将弃城逃奔。蒙军兵不血刃开进城中。中都陷落后，蒙军挥师南下，相继攻下８６２座金室城邑，黄河以北尽为蒙古之天下。

　　２。木华黎偏师经略中原侵金战争发展到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元年（１２１７年），金朝国土仅剩五分之一，败将残兵缩集潼关——洛阳——开封这一东西狭长地带。

　　如蒙军继续攻击，席卷河南，攻克汴京并非难事。但正在这时西域又出了事，发生了花刺子模边将袭杀蒙古商队事件，促使成吉思汗率主力移师西征。八月，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将经略中原之事完全托付给这位爱将。

　　木华黎虽大权尽握，但所率军队却是一支偏师。其组成大致是：一万名汪古部骑兵，一万二千名蒙古探马赤军，加上归附的契丹军、乣汉诸军以及汉族的几支地主武装，兵马不过十万。要经营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付金朝尚存的几十万军队，木华黎的力量显得薄弱了许多。对金朝来说，这正是重整河山、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但昏庸苟且的金宣宗，竟把金军主力调去南下侵宋，贪图小利，在大局上又输一着。直到金哀宗继位才改变南侵攻宋的方针，然而这已是七年以后的事情，争取战略转折的时机已不可复得。

　　木华黎按照成吉思汗的部署， 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 ， 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他改变了蒙古以往秋来春去、掠城不守的作战方针，注意占领域邑，招募汉族地主武装和官员，安定百姓，将作战指导转为夺地安民，长久经营，以图入主中原。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蒙金战争，出面交战的很多都是依附双方的汉族地主武装，而蒙金皆成为背后的驾驭者。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１２１８年）秋，木华黎自西京攻占太原、平阳等地以及忻、代诸州，先定山西，次定河北。嘉定十三年、兴定四年（１２２０年）进军山东，在黄陵冈击溃金军２０万。翌年四月、后年秋，金帝两次派使者赴西域向成吉思汗求和，都未达成协议。至后年年底，木华黎遣军攻潼关、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争夺关西。打了一个多月，未能攻克凤翔。嘉定十六年、元光二年（１２２３年）三月，木华黎从凤翔回师，渡河到闻喜县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

　　不久，金宣宗也病亡，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金朝庭加强了对蒙军的作战。依附金朝的汉族地主武装一度活跃起来。金军陆续收复一些失地。木华黎的儿子孛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率军击退了金军在河北地区的反攻，旋即转战山东，于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１２２６年）完成了对山东全境的占领。这年蒙古灭西夏，金国朝野震惊。降蒙的地主武装乘势反攻，而附金的地主武装则分崩离析。木华黎制定的夺地安民、为经久之计的方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得以顺利实施，为蒙古最后灭金奠定了基础。

　　３。灭金之战成吉思汗病逝前，至死不忘讨灭金朝。在他临终遗嘱中，专门交代了灭金的战略方针：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太祖纪》）后来，蒙古军正是按照这个方针，灭亡了金朝，统一了北方。

　　①进军秦晋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大汗位，史称元太宗。宋理宗绍定三年、金哀宗正大七年（１２３０年）夏，窝阔台领军出征。拖雷率先锋军首先渡过黄河，袭取韩城（今陕西今县）等地，向凤翔挺进。年底，窝阔台命原在陕西作战的蒙军，袭取潼关，攻克蓝田关，以策应主力大军进攻晋南。窝阔台则亲率主力越过阴山，由山西东北角入晋。金廷急忙调兵遣将，在秦陇方向的京兆、凤翔、庆阳、平凉等州府要地加强了防御力量。翌年春，拖雷率军围困了凤翔。金廷和军中将领对如何解凤翔之围议而不决，当他们还没有在作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凤翔已被蒙军攻克。凤翔失守，金军军心进一步动摇，平凉府、庆阳府等都向蒙军投降。九月，窝阔台进攻河中府。

　　金廷派元帅王敢领一万兵马驰往救援。蒙军经多年攻城作战，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减少强攻的伤亡，更多地采取了扫清外围，不求速胜，长期围困的战术，以压迫守军自行瓦解。金朝的一万援军被蒙军阻击，河中府孤立无援，终在十二月沦陷。

　　②假道伐金绍定四年、正大八年（１２３１年）五月，窝阔台按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在官山９９泉（今内蒙卓资县北灰腾梁）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分三路伐金。一路为左军，由斡陈那颜率领，从济南出发，南下至徐州，而后由西向东进军汴京。主力中军由窝阔台亲自率领，由孟津强渡黄河，从西向东攻击汴京。右军由拖雷率领，从凤翔出发，经宝鸡到汉中，而后西进至唐州、邓州，迂回汴京侧后。这一路，就是假道伐金之旅。三路大军约定于下一年春会师汴京。

　　拖雷领军进驻宝鸡，派使者到南宋国的兴元府（汉中），提出假道的要求。这时南宋国势衰弱，对蒙军假道伐金既不敢拒绝，也不愿轻易答应，只是以默许的态度，让蒙军直接与地方官员去交涉。兴元府守将桂如渊按朝廷授意答应了假道要求，引导蒙军出武休关进入汉中，然后沿汉水东进。但因蒙军强求兴元府为之供应粮草，桂如渊一怒之下杀了蒙古使者朔不罕，导致拖雷率三万大军渡过渭水，杀进了汉中。拖雷在部署大军东进时，顾虑背后的安全，于是分出部分兵力渡嘉陵江进入四川。连破四川北部敌对势力城寨１４０座，消除了后背的威胁。年底，拖雷北渡汉江。金朝廷发觉蒙军企图，便派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军加强邓州（今河南邓县）防御。

　　蒙军渡江后，与金军在淅州以南３０里的禹山接战。金军步兵多、骑兵少，蒙军首先突击金骑兵部队。经三个回合的短兵相交，蒙军主动后撤３０里之外。拖雷将部队拉入一片枣林中，白天休整，夜间人不下马，使林外听不到任何动静。一连四天，金军不知蒙军转到哪里去了。当金军行至枣林后侧，蒙军突然杀出，抢劫了金军大批粮秣辎重。这时金军才明白，原来蒙军是缺少粮秣，难以持久，故使用这个计策。蒙军得到后勤补充，乘夜奔邓州城。

　　邓州城池很坚固，守城兵力也加强了，相持到第二年正月初，蒙军也没能破城。拖雷见攻坚不成，便命蒙军绕过邓州北进，向汴京方向前进，连克南阳等城，大量烧毁金军屯集的物资。守卫邓州的金军惊恐万状，弃城而逃。蒙军乘胜前进。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２万骑兵、１３万步兵来战。金军先以一万多骑兵抄蒙军后侧，使蒙军后卫部队受到很大损伤。拖雷的部将建议， 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数挑以劳之，乃可战也.于是蒙军采取了疲敌战术，与金军接战即退，待金军一宿营就袭扰。金军被搞得疲惫不堪，只得在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南）附近盘营。这时，天气变化，时雨时雪，风雪交加，金军不耐寒冷，许多士兵身手僵寒，举不起刀枪。拖雷将金军团团围困。而后又放出通往钧州的生路，在两旁设下伏兵。金军饥寒交迫，只得夺路逃生。

　　追兵伏兵一齐杀来，金军溃不成阵，大部被歼。完颜合达只带数百骑逃进钧州城。这时窝阔台已克郑州，分出一部兵力赶来支援。两军相会，一举攻破钧州城。钧州三峰山一战，金军主力１５万全部溃灭，金主帅完颜合达败死，移刺蒲阿被擒。接着，潼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等地金军投降。一时哗变四起，汴京朝不保夕。

　　③攻陷汴京　宋理宗绍定五年、金哀宗开兴元年（１２３２年）春，窝阔台派使者到汴京，送上召降的文书。金哀宗一面安排讲和，一面加强城池守备。

　　窝阔台见金哀宗并无投降之意，便下令攻城。当时的汴京城周围有１２０多里长，城门１４座，城墙十分坚硬。在攻打汴京城的战斗中，蒙军大量使用了发射石块的火炮，但石头打在城墙上也只打出一个坑。金军则使用了 震天雷 ，即在铁罐里装上火药，用绳子垂下墙去，点火在半空爆炸。这种武器使蒙古人很惧怕。蒙军连续攻城１６个昼夜，没有能打开城门。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城内城外遍地死尸。蒙军在城外筑城，决心长期围城。四月，金廷派使者出城，带着金玉绸帛等贡品，要与蒙军谈判求和。当时窝阔台已返回，留下速不台围城。他答应了金廷的乞和，暂时退兵。

　　金哀宗见死守孤城已无出路，又不愿投降，于十二月初将汴京交给诸将守防，自己弃京而去，跑到了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县）。速不台得知金哀宗跑了，立即进军围住汴京。皇帝出走，城内军心民心大乱。翌年初，守城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了决心死守的官吏，向蒙军统帅速不台献城。汴京终于不攻自破。六月，金哀宗由归德迁到蔡州（今河南汝阳县）。九月，蒙军将金朝廷最后一个立足之地蔡州围困起来。南宋朝廷见金朝破亡在即，派出二万兵马、米３０万石至蔡州补充蒙军。十二月，蒙军和南宋军共同发动攻击，扫清了蔡州外围。至１２３４年一月，蔡州城内已草尽粮绝。金哀宗在绝望中嘱咐身边侍从：我死了以后，把我的尸体焚烧掉。随后悬梁自尽。

　　金国从阿骨打称帝至哀宗亡，传九代皇帝，留下１２０年的历史。金亡后，蒙古国与南宋国各自从河南撤回了军队。因两国有约在先，消灭金朝后，蒙宋平分河南，共享胜利成果。

　　（三）横跨欧亚两洲的西征作战

　　成吉思汗在用兵西夏、大举攻金的同时，开始了西征中亚的战略行动，妄图征服更多的世界。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１２１９年），至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的４０余年中，蒙军共进行了三次横跨欧亚的大规模征战活动，铁骑所至，使许多国家遭到毁灭，无数人民蒙受刀兵之苦，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１。成吉思汗率军一次西征蒙古国第一次西征的主要作战目的，是讨灭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位于阿母河（经原苏联中亚流入咸海南端的阿姆河）下游，是当时中亚细亚的一个大国。它的疆域东北至锡尔河，东南至印度河，北至咸海、里海，西北至阿塞拜疆，西临报达（今巴格达），南滨印度洋，几乎占有中亚细亚的全部。

　　花剌子模 ，在波斯语中意为 低平之地.古代中国人对其有 火寻 、 货利习弥 、 火辞弥 等称。蒙古人称之为 撒儿塔兀勒. 撒儿塔 是商人的意思； 兀勒 人具有伊朗和土耳其混血人的特征。花剌子模及其周围国家，居住着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康里人等。花剌子模帝国的建立，主要是依靠突厥、康里部族的军事力量，由此形成了一个掌实权的突厥、康里军事贵族阶层，军权和地方政权大都由这个阶层中的人操纵。

　　当时，花剌子模人以经商著称，商人很多，常到蒙古草原做生意。而蒙古草原缺乏的正是衣饰和日用生活品，草原游牧人对这些商人是很欢迎的。

　　正是看重这一点，成吉思汗起初对花剌子模颇有好感，希望两国加强沟通协作，使两国 臣民之间，得以互市.花剌子模对东方草原的广大市场十分看重，把它视为牟取利益的天赐财源。两国曾互派使团进行和平访问，《多桑蒙古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对此都有记载。但由于当时成吉思汗已经占有大半个中国，帝王之气常难掩饰。他在一份给花剌子模的国书中说： 我知君势之强，君国之大。我知君统治大地之一广土，我深愿与君修好。我之视君，犹爱子也。君当知我已征服中国，服属此国北方之都突厥民族。君应知我国战士如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实无须觊觎他人领土。

　　所冀彼此臣民之间，得以互市，则为利想正同也.（《多桑蒙古史》上册第２页）国书中虽恳切陈言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但称花剌子模国王为 爱子 ，雄视天下之气溢于字里行间。这一点，不能不触怒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当时的花剌子模也刚征服大片土地，如日中天，并已怀有向东方扩张，创建更大帝国的野心。两雄都自视为天下第一，都有争霸之心，征战就不可避免了。至于大战之火由那一颗火星点燃，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派出一支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药材换回粮食、战马等军需用品，以备入主中原之战。这个大型商队有４５０多人，赶了近５００匹骆驼。一路西行，到了花剌子模边陲城镇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守城军将称商队有间谍嫌疑，把人和财物全部扣押，派人报告了摩诃末。《史集》记载摩诃末 没经深思就发出了杀死商人、没收商人财产的命令.《多桑蒙古史》则记载说，摩诃末下令先把商队监视起来，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杀人越货。（《多桑蒙古史》上册９２页）

　　总之，４５０多个商人被拉到一块空地上，被大刀砍掉了脑袋。只有商队的领队侥幸逃过大难，跑回去向成吉思汗报告凶讯。成吉思汗立即召集四个儿子和诸将举行了会议，决定对花剌子模发兵。这个决定表面看是向花剌子模讨还血债，但深刻的原由还是为了拓展疆域，争夺更多的财物和奴隶。当然，作为威震四方的大汗，受到别国如此凌辱，成吉思汗也难免怒火万丈。他独自一人登上不儿罕山顶，摘下帽子，脱下大袍，向苍天行了大礼，据说一连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跪在山顶上祈祷上苍赐给他力量，保佑他西征成功。

　　①打通西征之路蒙古征讨花剌子模，必须经越两国间的另一个大国——西辽。辽，原是与北宋对峙的大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后来女真族建立金国，与宋朝联合攻辽。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辽国覆灭。在辽国破亡的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看到辽国大势已去，就带着自己的亲信部属向西迁移，找到了新的立足之地，建立了国家，史称西辽，亦称 黑契丹 或 哈剌契丹.地域在今中国新疆和原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一带。都城设在虎思斡耳朵（原苏联中亚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

　　耶律大石建西辽时，当地都还是些落后的零星部族，因而西辽很快站住脚并发展起来。再加上宋金征战连年，蒙古诸部争斗不息，在这块比较偏僻的地方，西辽国得以迅速强大起来。不仅周围小国，就连花剌子模也曾向他称臣纳贡。至蒙古征伐西辽的时候，西辽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铁木真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曾消灭了一个大部族——乃蛮。乃蛮部战败后，乃蛮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古出鲁克）向西域逃难。铁木真曾派者别去追杀，但没有追上，屈出律跑到了西辽。当时西辽国王古儿汗（菊儿汗，直鲁古汗）年事已高，神智不清，加上屈出律善于笼络，使老国王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投奔者，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屈出律却恩将仇报，谎称收聚自己的残部以复兴乃蛮部，实际是想夺取西辽王位。乃蛮部族的散兵游勇不断到西辽会集，屈出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暗中与花剌子模国王联络，要求帮他发动武装政变，夺权后，割让一部分土地作回报。这样，里应外合，古儿汗的王位被屈出律一举夺得。这是宋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的事情。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政权从契丹人手里转到乃蛮人手里，西辽国就此灭亡。但屈出律掌权后并未再建新的国家，因而后人仍称之为西辽。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派大将者别率二万骑兵讨灭西辽。这不仅是为了歼灭旧敌屈出律，而且是为了扫除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因而成为第一次西征的序曲。

　　屈出律在他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即暴露了他残忍暴戾的本性，开始向西辽原来的附属国进攻，并残酷压迫原西辽的臣民。西辽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乃蛮人信奉基督教。屈出律原是个基督教信奉者。但他的一个宠妃信奉的是佛教。这个妃子劝他放弃基督教，皈依佛教。于是屈出律下令，强迫人们放弃信奉伊斯兰教，而在另两种信仰中选择，要么信奉基督教，要么信奉佛教，改穿汉服，否则予以暴力驱赶。这下就引起了宗教矛盾，激怒了广大民众。者别率蒙古军攻入西辽后，便利用这一矛盾，向当地人宣布，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信哪种教都可以，尤其要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传统。同时宣布，蒙军到西辽是搜寻屈出律，决不侵害当地百姓。结果大得人心，广大的伊斯兰教徒、原西辽的文臣武将，都拥护蒙军剿灭屈出律的势力。者别率军浩浩荡荡攻至柯散城（原苏联中亚塔什干东南）。守将是原西辽国王古儿汗的部下。他早已对屈出律恨之入骨，见蒙军到来，便下令开城投降。者别率军顺利地进入西辽都城八剌沙衮（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屈出律弃城逃跑，蒙军一路追杀。沿途城乡的穆斯林教徒自动组织起来，帮助蒙军对付屈出律的兵士。屈出律落荒而逃，狼狈不堪，最后逃到一个叫撒里黑库尔的地方，身边只剩下２３个随从，在山谷里迷了路。当地猎人抓住屈出律，交给了蒙军。者别下令割下了屈出律的脑袋。从此，西辽的大部国土归入蒙古国的疆域，西征花剌子模的道路被打通了。

　　②四路分兵大军压境宋宁宗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年）初夏，成吉思汗率十多万大军，从克鲁伦河畔出发，越过阿尔泰山。途经的一些小国都以 顺服之礼来拜见成吉思汗 ， 加入蒙古军队助战 ，使讨伐大军增至２０万。据耶律楚材《西游录上》记载，成吉思汗的２０万人马爬上了天山顶峰。 其山之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 ，即今赛里木湖，亦称天池。因道路不通，成吉思汗令全军驻扎天池周围，令二子察合台带一支部队修桥开路。经日夜抢修，伐木凿石，架起了４８座桥。这在当时是不小的工兵作业，如今仍存有３２座桥的遗迹。越天山后，大军加紧行进，于当年秋到达花剌子模边境。成吉思汗进攻的第一个目标选在讹答剌城。此城位于库车西北五百里，系边陲重镇。２０万大军旌旗蔽日，杀气腾腾开到讹答剌城外。因杀死四百多蒙古商人，结果引来２０万大军，负责守城的海儿汗既感后悔，又有些恐惧。

　　成吉思汗在这里将兵马分为四路：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打讹答剌城。第二路、第三路由术赤等率领，从左右两翼攻取锡尔河畔的各个城镇，扫荡花剌子模边界。第四路为中军，由成吉思汗率领，直捣不花剌城。

　　面对蒙古人的进攻，花剌子模国王早已作了防御部署。他将４０万骑兵的大部留在撒麻耳干地区，两万留在讹答剌，另有几万守卫各地重要城镇。花剌子模本有四十万颇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有令蒙军胆寒的大象队，又是在本土作战，抵御２０万蒙军（其实蒙古军队只有十多万，另近十万兵马是一些附属小国的从征部队），本处于优势。但在战略部署上由于分兵把关，各自为战，被动防御，摆出一付挨打的架式，优势也就变为劣势了。留下攻城的蒙军四面围攻城池，守军十分顽强，坚守了五个月之久。海儿汗誓死不降，在一些部将逃跑的情况下，仍率领留下的勇士拼死力战。外城被攻破，就退到内堡继续坚守，最后只剩下海儿汗一个人，终于束手就擒。蒙军攻下讹答剌城后，把城中百姓统统赶到野外，然后将城池和内堡夷为平地。第二路军首先进至锡尔河畔的速格纳黑城（原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图门阿鲁克邮站以北）。

　　蒙军招降守城军民，但当地人拒不投降。蒙军一鼓作气攻击七天七夜。破城后杀尽城中幸存者。蒙军继续前进，攻占了锡尔河下游的几座城市，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四月，兵临毡的城。市民们没有任何战斗准备，待蒙军架好越壕木桥和云梯时，才仓促投入战斗。蒙军很快攻进城内，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甚至无一人伤亡。随后，蒙军又攻下邻近城市养吉干。同时，第三路军攻打忽毡（今塔吉克共和国列尼纳巴德城）。守将是花剌子模的民族英雄铁木儿灭里。当蒙军攻城时，居民都躲进内城堡。这个城堡修在锡尔河中央、河水分股的地方，高大坚牢，有几千名勇士驻守。蒙军的弩炮射程不够，就运石填河，企图逐步接近城堡。经几番激战，蒙军伤亡很大，十分疲劳，而城堡也难以长期坚守。铁木儿趁夜组织了７０只船突围。蒙军沿河追赶，并在沿岸设下重重阻截伏击的兵马。但骁勇善战的铁木儿敢于以寡击众，以弱抗强，在给蒙军以很大杀伤之后，突出重围。这是蒙军西征中首次遇到的顽强抵抗。

　　③连克一城两都花剌子模有两个都城：旧都玉龙杰赤（原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乌尔坚奇），又称花剌子模城；新都撒麻耳干（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除新旧两都外，最大而繁荣的城市就是位于新旧两都之间的不花剌城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剌）。成吉思汗的战役企图是：中间突破，拿下不花剌，切断新、旧两都的联系，再对两都各个击破。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四月初，成吉思汗率中路军到达不花剌城下。守城军队有两万多人。他们见蒙古骑兵浩浩荡荡开来，十分恐惧，只坚守了三日，就想弃城逃跑。蒙军连日攻城，夜间正在休整，没想到守军会逃跑。突然见城门大开，人马冲出，以为是乘夜袭扰，急忙后撤，一时乱了阵营。守军一直向西南狂奔，蒙军这才醒悟过来，组织追击，在阿姆河岸边追上逃军，将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全部消灭。第二天，不花剌人开城投降。但仍有部分勇士不降，退到内堡坚守。 双方战火炽热。堡外，射石机矗立，弓满引，箭石齐飞；堡内，发射弩炮和火油筒 ， 这样战斗了几天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１２２页）。成吉思汗下令把整个市区烧毁。守军陷入绝境，内堡终被攻破。蒙军将城墙、外垒统统荡为平川，所有青壮年人都被强征入军，随同蒙军攻打撒麻耳干等城。

　　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为保卫首都撒麻耳干，调集十一万军队加强防守，还配备了二十头披着铁甲的大象，这在当时相当于现代的坦克部队。从首都的城防看，防御体系很坚固，守城军队也很有战斗力。但总体的消极防御部署，很容易使蒙军对各大城市进行分割围攻。花剌子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与蒙军在本土进行野战，但从国王到将领都没有这种勇气。当听到蒙军已向首都开来的消息，国王竟先逃跑了，致使军心动摇。成吉思汗探知都城坚固难攻，便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扫清外围的战斗。攻打都城的战斗历时八天。总攻于第三日清晨发起，守军冲出城外对阵，双方都伤亡了一千多人。

　　第四日，蒙军围堵各个城门猛攻，守军仍拼死往外冲，并使用了大象。但蒙军早有防范，集中火力射击大象，使这些大象负伤后往回跑，反倒踏死了不少后面的步兵。战至第六日，蒙军大队开进城内。第八日，肃清了坚守内堡的战士。经这次战祸，昔日繁荣的撒麻尔干，已是 颓垣绕故城 ， 市井半丘坟.国王摩诃末逃出首都后，一直受到蒙军追击，最后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惊困交加，很快得了重病。他把传国宝剑交给长子札兰丁，让其继承王位。不久便死去。

　　这一年夏，花剌子模的旧都玉龙杰赤已是一片混乱。这时，冲出蒙军重围的铁木儿灭里来到玉龙杰赤，整顿军备，加强防御，使这个昔日的都城恢复了秩序。不久，札兰丁和两个兄弟也来到玉龙杰赤，使守军增至近十万人。

　　铁木儿灭里率军出击锡尔河下游的蒙军，收复了一些失地。谁知局势稍有好转，又出现内讧，原驻旧都的突厥人、康里人将领发难，札兰丁和两个兄弟相继离开玉龙杰赤。旧都人心再度大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大军进抵玉龙杰赤。开始劝降，守军拒绝。于是蒙军用十多天填塞城外沟堑后，发动总攻。玉龙杰赤横跨阿母河，中间有桥梁相连，城内饮水全靠这条河。蒙军一改惯用的火攻，派三千勇士首先占领大桥。此桥是城内居民生命所系，因此抵抗异常激烈。三千蒙军一度占领桥梁，但又被团团包围，经残酷的白刃格斗，三千人无一生还。这一仗鼓舞了守城军民的士气，以后一直坚守七个月之久，城外堆满了蒙军的尸体。成吉思汗大怒，认为术赤、察合台指挥不力，令窝阔台任全军统帅。在窝阔台指挥下，蒙军振作精神全力攻城，第一天就攻入城内，并焚烧街道。经七天七夜的街战、巷战，整个玉龙杰赤被蒙军控制。由于攻城伤亡惨重，蒙军进行了报复性的大屠杀，决阿母河堤引水灌城，玉龙杰赤人尽被屠杀，房舍尽毁，变成一片废墟。

　　④大战札兰丁攻克一城两都后，蒙军又袭掠沿途各地，于翌年春夏的几个月，扫荡了呼罗珊（今伊朗东北和阿富汗西北部）地区，征服了许多城镇。

　　毁灭性的征城掠地战争，给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带来灭顶之灾，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惨痛的悲剧。

　　扫荡呼罗珊的同时，成吉思汗派出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去追击札兰丁。蒙军分兵之时，逃亡到哥疾宁的札兰丁却集中了十几万人的兵力。当蒙军追击到八鲁弯一带（今阿富汗喀兹尼附近）时，爆发了一场大战。札兰丁分出左、中、右三路军，自己指挥中军。蒙军骄横轻敌，盲目发起冲锋。札兰丁命令全军下马，一齐射箭，煞住蒙军骑兵锋锐，然后上马反击，命左、右翼包抄，自己一马当先率中军陷阵。蒙军溃败，死伤很大。这是花剌子模抗蒙所取得的一次大胜。可札兰丁的军队却为瓜分战利品发生内斗，至使十几万胜利之师四散奔离。成吉思汗则集结兵马火速赶来，优势又转向蒙军。两军在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展开血战。札兰丁一直战到只剩７００人，仍然往来拼杀，最后纵马从高崖跳入申河，游向对岸。成吉思汗惊叹道： 生儿当如斯！没有见过世上有这样的好汉 （《史集》汉译本１卷２分册３０７页）。后来蒙军虽追击搜索，一直追到古印度中部，也没抓到札兰丁。

　　⑤乘胜远征者别、速不台本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摩诃末死后，蒙军并未停止征战的脚步，而是以追逐逃敌为借口，乘胜展开横扫欧亚两洲的远征。

　　远征军进军的目标，是扫荡钦察草原（原苏联乌拉河至黑海北钦察人居地）。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秋至翌年秋，蒙古远征军已经扫荡了伊拉克；击溃了谷儿只（格鲁吉亚）的一万军队，歼灭过半；三度兵临阿塞拜疆首府，迫其归降，首先解除了进攻钦察草原的后顾之忧。是年十月，蒙军一路攻城掠地，先后攻克阿尔兰重镇拜勒塞城，再次大败谷儿只，歼灭三万兵马，杀掠阿速部等地方王朝。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年）春，蒙军进至原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占领了萨波罗什城。钦察草原各部深感大祸临头，赶紧向斡罗斯（俄罗斯）人求援。当时的斡罗斯正处在诸侯割据时代，分裂为十多个公国。与钦察相邻的各公国也感到了蒙古人的威胁，决定与钦察部联合抗蒙。

　　五月，斡罗斯联军与蒙军主力在迦勒迦河畔接战，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勒迦河之战。

　　斡罗斯各公国军队八万二千多人，加上钦察人军队一万多人，总数约十万众。联军数量虽占优势，却有明显的松散性，指挥难以统一。诸大公各自为战，谁都可以自行退出战场。大战爆发后，联军统帅层出现矛盾。基辅大公是联军首领，加里奇勇大公是实际组织者，都自恃高强，互不服气。当加里奇勇率军向蒙军攻击时，基辅大公按兵不动；钦察军抵挡不住后撤时，又冲溃了联军的营寨。这是斡罗斯军队首次与蒙古军作战。斡罗斯马匹高大强壮，但奔跑较慢；斡军少量使用弓箭石炮，擅长剑击，武器不如蒙军先进；在战术上，只习列阵格斗，不习机动作战，大兵团运动没有章法，因此在同蒙军作战时处于明显劣势。战斗激烈而凶残，联军指挥不灵，阵脚大乱，终被击溃，六个大公当场阵亡。加里奇勇曾有过横扫匈牙利、波兰军队的赫赫战绩，但在凶悍的蒙古军面前却难展雄风。他率败军逃过第聂伯河，破坏所有余下的船只，才保住性命。此役联军阵亡八九万人，蒙军损失也很大。在击溃联军主力后，蒙军马不停蹄围攻基辅。攻击三天之后，基辅投降。大战以联军惨败而告结束。

　　此后，蒙军在斡罗斯南路肆意焚杀， 沿途无抗者 ，经伏尔加河进入不里阿耳境内，又经里海、咸海北部，东返与成吉思汗会师。这一年，经略中原的木华黎病亡，东方战争进展受挫。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率军返回和林。

　　２。拔都统王族长子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班师后，成吉思汗把当时占据的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受封今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里海的广大地区；次子察合台，受封今阿尔泰山以西、阿母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天山南北的西辽旧地；三子窝阔台，受封今巴尔喀什湖以东直鄂毕河上游的广大地区；最小的儿子拖雷，受封蒙古族的发祥地鄂尔浑河、克鲁伦河一带。蒙古灭亡金朝后，与南宋在领土瓜分上闹起争斗，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作战。正在这时，术赤后裔的封地中亚细亚一带，以不花剌城为中心爆发了人民起义。为平定中亚，也为禀承成吉思汗开拓疆域的遗旨，窝阔台汗决定发动第二次西征。

　　①征战准备对二次西征，蒙古在各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这时蒙古军队在实施大规模远征作战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组织指挥和管理水平。宋理宗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窝阔台下令全民动员，每十人调发一人西征，组成总兵力十至十五万的西征大军。全部兵马分为四个军：第一军，由拔都率领。拔都是术赤的次子，因长子让位，由拔都继承了术赤的封地。按蒙古世袭习惯，继承人即为长子。第二军，由不里率领。不里是察合台的长孙，因父亡故，所以他以长孙继袭父位。第三军，由贵由率领。贵由是窝阔台长子。第四军，由蒙哥率领。蒙哥是拖雷的长子。上列四军的司令官，分别是或被算作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因而第二次西征也被称作 长子西征.西征军总统帅由拔都担任。老将速不台为先锋，实际上是前敌总指挥，主持军务。翌年春，各路组建的新军向拔都统帅部报到。这年秋，由速不台率领的前卫部队先期抵达伏尔加河畔，担任警戒和掩护。而后西征各路军陆续到达伏尔加河东部草原地带，集结待发。这里草肥水美，正适宜远途跋涉的兵马休养整训。

　　关于西征军的后勤保障、战场管理，从美国历史学家兰姆士所著《蒙古人之西征》中，可以观其大略。书中写道：蒙古前锋部队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于一定距离之地，屯积粮草，沿途青草地，概经标定，以备大军到达时放牧。然后，满载战具及军需品之牛车，络绎跟进。同时又有大队中国技师，于管炮的炮队长统率之下，随后前进. 与武装部队同时前进者，尚有其他诸种勤务部队，有通译员担任各种繁杂言语之通译，有中医及蒙古医，道路管理员。掌印办事之长官，不论职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县官，皆为大汗制造占领地区之财产目录。蒙古军中，甚至于有一类军官执行军需品、损失及调整部队之职务。在军队后方，有牧人及木工建造畜栏，和连络西方新占领地与本国牛马驿站的茅屋. 有若干妇女，乘坐于牛车上，随军前进，在路上治理膳食，在四无市镇之西比尔荒原中为军队服务。

　　在宿营地中，有时且有戏剧上演，以娱乐士兵。演者带假须，著古装，歌唱听者所最熟悉之歌曲.②征斡罗斯宋理宗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年），西征军在平定了花剌子模一带的起义后，第二次进入钦察草原。蒙军镇压了有东山再起之势的钦察部族，占领了钦察草原。钦察草原西北即是斡罗斯。１４年前，蒙军曾大败斡罗斯联军。１４年后，斡罗斯诸侯王仍内斗不止，毫不顾及对外患的防范。蒙军先向北斡罗斯进军，很快扫灭了一些小公国。大军开进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直逼名城莫斯科。莫斯科建城虽已有百年历史，但城市的守备很薄弱。蒙军架云梯攻城，被守军一次又一次击退。战至第五天，老将速不台身先士卒，手举盾牌，用长绳活套套住城垛，攀绳而上，蒙军战将纷纷效仿，很快登上城墙。

　　经一番白刃格斗，守军退下城去。城门被登城蒙军打开，大军一拥而入，莫斯科城失陷。

　　翌年冬，蒙军进逼北俄首府弗拉基米尔城。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紧急向基辅大公求援。他留下儿子率部分军队守城，自己带大军撤至北面的昔迪河畔。其意是想把都城留给蒙军攻打，自己领军机动于城北，一旦基辅大公援军赶到，即可南北夹击攻城蒙军。但这个企图并未实现。当求援的人马来到基辅城时，蒙军已迅速扫清了都城外围；当援军还未组织好时，蒙军已开始攻城。经七天七夜的激战，都城被攻破。守军退至一座大教堂内顽强坚守，蒙军久攻不下。速不台下令焚烧教堂，最后一批守军全部葬身火海。攸利第二见援军迟迟不到，只得率军来救。蒙军破城后立即向北追击。两军在途中相遇。斡罗斯军经不住蒙军冲锋，一触即溃，攸利第二被乱箭射死。此后，蒙军连下莫斯科外围１２座城，进军至斡罗斯最北边境。由于再向前都是森林和沼泽，蒙军转而向西南，找到水草肥美之地，休军屯牧。同时派出一支部队攻打郭尔在斯科城。守军异常勇猛，蒙军付出亡４０００人、损三员战将的代价，也没能将城攻克。拔都大怒，派不里增援。经两个月的围城激战，终将这场硬仗打胜。蒙军屠城，血流成河，最后发现守城将领瓦西里已淹死在被血染红的水渠中。

　　蒙军攻打弗拉基米尔城时，基辅大公一接到攸利第二的求援信，作了一番准备，便亲率大军北上。由于路途遥远，行动缓慢，加上蒙军速战速决，机动神速，等援军开到弗拉基米尔时，蒙军已将该城洗劫一空，挥师而去。

　　趁基辅大公北上，一个叫米海尔的小公国首领占据了基辅。宋理宗嘉熙四年（１２４０年），由于西征军中不里、贵由与拔都不和，窝阔台下令召长子贵由返回蒙古。蒙军在拔都率领下，继续向伏尔加河、顿河下游进击，扫荡斡罗斯东部后，又开进斡罗斯南部。基辅是南俄都城。蒙军迅速扫清基辅外围，只是在契尔尼果夫城受阻。守军不用弓箭和滚木，而别出心裁地用滚烫的开水往城下浇，许多攻城士兵被烫伤。蒙军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沸水防御，只得每人顶一张硬牛皮在头上，分成两个梯队轮流攻城。开水终究不是有效武器，契尔尼果夫城被攻克。大军进抵基辅城下，被第聂伯河阻挡。拔都派使者招降占据基辅的米海尔，结果使者被杀。蒙军无船渡河，只得暂在东岸扎营。在对峙中，米海尔惧战，带着家眷逃出城，经匈牙利跑到波兰去了。大将德米特尔成为守城主帅。寒冷的冬季来临，河面冰封，蒙军踏冰杀过河去。

　　斡罗斯军击退了蒙军的几次进攻。但蒙军攻势不减，昼夜不停，很快冲破城防。城内军民奋力抵抗，激烈的巷战遍及全城。蒙军一度控制局面，可平静一夜后，市民、教士们又筑起新的街垒，继续与蒙军战斗。经反复争夺，最后一批市民、教士退进一座教堂据守。因进入人太多教堂倒塌，德米特尔负伤被俘。他被押到拔都面前，不低头，不下跪，不求降，挺胸而立。拔都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敬重忠勇的敌方将领，不但不杀，还给了德米特尔以优厚的待遇。攻陷基辅后，蒙军又占领了与波兰接壤的加里西亚国，并在这里集结休整，准备进军波兰、匈牙利。

　　③征波兰、匈牙利当时的波兰，北面与普鲁士为界，东西是加里西亚、立陶宛，南面隔喀尔帕阡山与匈牙利为邻，西接布兰顿堡、西里西亚。西里西亚当时未并入波兰，是波兰的附属国。匈牙利三面环山，一面濒临亚得利亚海。都城在多瑙河之滨，分东西两部分：河东是佩斯特，河西是布达，今合称为布达佩斯。波、匈两国隔山相望，唇齿相依。早在宋宁宗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年），速不台就曾向成吉思汗报告，他的远征部队在东欧地区发现黄种牧人，建议成吉思汗进军多瑙河，解救那里与蒙古人肤色一样的同胞。二次西征中，蒙军占领斡罗斯全境后，速不台对中亚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和分析，认为如不占据东欧，那么对斡罗斯的控制就很不稳固。他促使拔都定下进军波、匈的决心。同时，斡罗斯的很多败将残兵逃到了波、匈境内，这就给了蒙军以进击的借口。

　　宋理宗嘉熙四年（１２４０年）底，拔都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波兰境内，专门收集各种情况，熟悉战场的地形。翌年一月，拔都已拟定出作战计划。他充分考虑到波、匈邻国可能会派兵支援，决定分三路进军：右翼军由贝达尔率三至四万骑兵，先攻击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阻止这些方面可能对匈牙利的支援；左翼军由哈丹率领，向匈牙利东南推进，主要任务是牵制罗马帝国可能对匈的支援；拔都和速不台亲率中军，约六七万骑兵，分两个纵队向匈牙利腹心突进。三路军的最后攻击目标都指向佩斯特。为抗御蒙军的进攻，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被推拥为主帅，汇集日尔曼、波西米亚、波兰三国的三万多军队，组成德波联军（亦称波、日、波联军）。联军编为五个军，西里西亚和波兰的精锐部队为第五军，由亨利二世率领。

　　蒙右翼军进入波兰境内，经一些小规模作战后，于当年九月与联军在里格尼志城附近相遇。双方兵力相当，但联军在武器装备、战术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蒙军。联军第一军首先向蒙军冲击。这个军是日尔曼的步兵，士兵身上只有半截铠甲，上半身裸露。蒙军佯作败撤，待日尔曼人追赶一程后，突然反击，集中用箭射击。联军第一军猝不及防，大部被歼，主将也被射杀身亡。波兰第二、第三两军急往增援。蒙军早已熟悉了战场地形，牵着从两翼赶来的援军转来转去，直到夜幕降临，蒙军不知去向。结果联军的两支援军和被击溃的第一军残部，互相打了起来。此时蒙军悄悄占领有利地形，待联军自相残杀一阵后，从四面发起冲锋，几乎将联军全歼。所剩第四、五两军，原被亨利作为预备队，见前三个军被歼，急忙出战，但经不住蒙军骑兵的冲击，很快溃败下来。亨利二世只带四骑逃脱，被蒙军快马追上，刺杀于马下。

　　联军全军覆没。相传蒙军打扫战场时，把联军的每具尸首割下一只耳朵计数，整整装了九大皮囊。此役史称里格尼志会战。在交战之地，后来建了一个村庄，名为瓦勒思塔特，所以这一战也被称作瓦勒思塔特会战。

　　拔都率蒙军主力，在右翼军扫荡波兰的同时，攻入匈牙利。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已在位五年。别剌信奉天主教，不好争战。听说蒙军攻击斡罗斯，也不全力加强守备，只派出少量军队扼守边疆关口，用树木堵塞了道路。蒙军放火烧毁了路障，顺利开进，很快就到了距佩斯特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

　　大军驻扎下来，派出一支小部队到佩斯特城下挑战，诱守军出城。一连三日，守军见总是这些人马，便放心出城迎战。蒙军小部队佯作败退，将出城的守军引到一块沼泽地。匈牙利士兵身穿的护甲很重，纷纷陷入泥淖中。埋伏的蒙军四面杀来，将出城的军队全歼，仅剩四骑逃回城去。佩斯特城内大乱。

　　国王别剌万般无奈，只得决心拼死一战。匈军乘夜突然出城袭击了蒙军营地。

　　蒙军毫无戒备，慌忙溃退，直撤到赛育河以东。匈军追至河西，隔河与蒙军对阵。为防备蒙军以弓弩攻击，匈军用马车环绕四周，上面悬挂许多盾牌，如同筑起一座堡垒。河上只有一座石桥，匈军派一千多人守御。蒙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拔都率领，夜袭桥头堡，但被守桥军发现，偷袭转为强攻。另一路由速不台指挥，迂回下游，结木筏偷渡，从侧后包围匈军营地。这个战术很奏效，匈军被两面夹攻，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两路蒙军完成对匈军营垒的合围后，并未强行攻击，而是放开一个口子，让匈军夺路逃生，待匈军溃不成军时，再进行追歼战。结果匈军四散奔离，被蒙古骑兵斩杀于四野。只有别剌骑着快马，逃进了深林。赛育河歼灭战，于宋理宗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

　　四月底结束。蒙军大胜后，直逼佩斯特，围攻数日后占领了这座都城。

　　这年夏天，蒙军各路军会师于赛育河，驻营休整。至冬季冰封雪冻时，派出两支部队过多瑙河向西扫荡，并继续追歼别剌残部。进入奥地利境内的蒙军，曾进抵维也纳。在蒙古国第二次西征中，匈牙利全境除三个城堡没有攻克外，尽被蒙军占领。翌年四月，窝阔台汗死讯传到远征军中。拔都下令全军东返。他自知继承汗位无望，便一直留在西方，建立了钦察汗国。蒙古国二次西征，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蒙军在对波兰、匈牙利作战中都使用了火炮，将这种先进武器首次传入欧洲。蒙军退去后，西方的各教堂中又加了一项新的祷告：勿再触犯鞑靼人之怒。

　　３。旭烈兀挂帅三次西征蒙哥继汗位后，决心继续拓展疆域，命他的弟弟旭烈兀率军远征西亚。

　　主要目标是征伐波斯地区尚未臣服蒙古的木刺夷和报达这两个国家。其作战构想大体是：先灭木刺夷，次灭报达，而后扩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在西南亚开建一个新的大汗国。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哥汗对旭烈兀西征作了明确的交代： 应谨守祖父教训，并以祖父为榜样。此次征伐，对诸民族之自愿归顺者，善遇之。抵抗者则殄灭之。灭亦思马因人以后，应强迫报达臣服，然后回归蒙古。 蒙哥为组建西征军，下令各宗王从所属兵马中抽调十分之二，由旭烈兀统帅。西征军还随带千余名汉人工匠，负责管理投石机弩和火器。第三次西征的总兵力，史料无记载，只记有先锋军数量为１２０００人。由此推算，总兵力应有六七万人。西征军先遣部队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２年）出发。旭烈兀统率主力大军于翌年十月直指木剌夷。

　　①征灭木剌夷木剌夷是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的一个特殊宗教区。亦思马因，是古代伊斯兰教什叶派一个教长的名字。这个教长并未就任，他的儿子摩诃末继承传教，形成一个特殊教派。十世纪时，占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一部分。十一世纪，进而到波斯传教，逐渐发展势力，在里海以南占据了众多的堡寨，实际上形成独立的宗教国，位置在今伊朗西部。阿拉伯语称这个教派为木剌夷。木剌夷人经常出外暗杀抢掠，不仅在波斯诸城市造成恐怖，而且曾多次劫掠蒙古商旅。蒙哥当年随拔都西征，就对木剌夷之祸患深恶痛绝。蒙哥继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讨灭亦思马因教徒。

　　西征军先遣部队在大将怯的不花率领下，于宋理宗宝祐元年（１２５３年）

　　进抵木剌夷境内。起初攻击比较顺利，凭着初战的锐气和先进的攻城火器，接连攻下几座城堡。但越向前进越困难。木剌夷境内地形复杂，许多城堡建在半山腰，周围凿岩为壕，易守难攻。蒙军在吉儿都苦堡受阻。守军居高临下，几番击退蒙军。由于城堡建在山腰上，弓弩、火器都打不到，优势的兵器无法发挥作用。怯的不花见久攻不下，就转强攻为围困，让手下一个叫布里的将军留下，自己率大部队攻打周邻城堡。守军见蒙军调动，火器都运走了，便在一天深夜发动突然袭击。蒙军仓促应战，兵马又少，被木剌夷军队冲杀，死伤过半，将军布里也被斩杀于乱军中。怯的不花闻讯火速回军城下，亲率部队围困城堡，而让其他将领率军四出攻掠。直到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征，这个城堡仍未攻下。但怯的不花的先遣部队经两年的作战，先后消灭木剌夷军队五万多人，给其以重创。

　　宋理宗宝祐三年（１２５５年）秋，旭烈兀率西征大军一路浩荡，到达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在此休整４０天后继续开进。至碣石城，波斯行省阿儿浑前来迎接。旭烈兀在这里派遣使者通知西亚诸王，与蒙古西征军协同消灭木剌夷。翌年初，大军渡过阿姆河，六月到达木剌夷境内。怯的不花所率先遣部队归建。旭烈兀详细研究了怯的不花收集的情报和作战经验，认为强攻不是上策，制定了招降在先，逐步消耗木剌夷实力的作战计划。

　　他按兵不动，派使者前去招降。木剌夷首领鲁克那丁见大兵压境，顽抗难以持久，就派他的弟弟前去求和。而旭烈兀指名要鲁克那丁亲自来议和。他致书于鲁克那丁： 只须履行二项条件，则汝父虐待蒙古人之罪可宥：一为尽毁所有堡垒，一为阁下亲来纳降。 鲁克那丁并不是真心议和，只是想拖延时间，等到冬季严寒降雪，驻兵野外的蒙军会被迫撤回。旭烈兀察觉到这一点，决心以武力解决。

　　十一月初，旭烈兀率军进抵麦门底司堡。他一面将蒙军分为北、南、中三军和一支策应支队，完成对城堡的包围；一面亲率诸将去侦察地形。当时已值冬季，粮草不足。旭烈兀召集诸宗王将帅商议战事。多数人认为， 待来春日暖，粮足，再为进攻.也有的将领认为， 敌意在缓兵，冬寒缺食不足虑，应立时进攻。旭烈兀决定立时进攻。旭烈兀将总指挥部设在附近最高山峰之上。蒙军就近伐木制造投石机，架在四周的山头上。各路军发起进攻，守军以弓弩顽强应战。战斗持续数日，天气异常温暖，并未出现严寒。

　　鲁克那丁兵弱计穷，终于开城投降。旭烈兀厚待鲁克那丁，表示决不杀他，允诺将来仍让他当国王。旭烈兀为避免劳师力战，让鲁克那丁写下一道手谕，派使者分赴各城堡。各城守军见国王已投降，纷纷开城听命于蒙军。只有阿剌模特城誓死不降。旭烈兀带着国王亲自到城下喊话，仍无济于事。蒙军只得围城攻打。围城第四天，蒙军破城而入。在这个城堡中，蒙古人曾获得珍贵的可兰经书，以及一些天文仪器。这样，蒙军兵不血刃即征服了木剌夷。

　　宋理宗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年初，鲁克那丁请求入朝蒙哥汗。蒙哥汗没有接见他，但传话让鲁克那丁回国继续执政。在返回的途中，他和一班文臣武将被蒙哥派的军校杀了。在木剌夷，亦思马因教派的人大都被屠杀，幸存者流散于各国。木剌夷被完全消灭了。

　　②征灭报达报达是建立于八世纪的伊斯兰教古国。因首都在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就以报达为国名。公元７４９年，伊拉克地主阿布？阿拔思建立了阿拔思王朝，取代了倭马亚哈里发。 哈里发 ，即伊斯兰教的最高教主，具有像基督教教皇那样的宗教权力，同时又直接统治报达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国家，都要向哈里发称藩，接受哈里发的册封。阿拔思王朝时期，兴尚穿黑色衣服，所以在唐代史籍中称报达国为 黑衣大食.到旭烈兀进兵时，哈里发名谟思塔辛，在位已１５年。

　　旭烈兀灭木剌夷后，将大军集结于哈马丹附近休整。宋理宗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九月，旭烈兀派使者到巴格达，要谟思塔辛效仿木剌夷国王，臣服蒙古，以避免兵戎相见。谟思塔辛看了旭烈兀招降的书信后，毅然拒绝。

　　这时的报达国，政治腐败，巴格达城内虽有七万军队，但疏于训练，土气低沉，远不能同兴盛的蒙古国和强大的蒙军相比。而谟思塔辛对整个形势缺乏了解，竟给旭烈兀送去一封恫吓信。信中说： 从来攻黑衣大食都城之各国主，无论其国势如何之强，终必得不幸之结果。本朝根基甚固，应延存至于世界末日。（《多桑蒙古史》）旭烈兀没有理会这种空洞的大话，令全军备战，进兵巴格达。

　　旭烈兀得知巴格达城驻兵很多，就将原驻西域的部队调来，增加攻击力量。从哈马丹至巴格达，必须经过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山地。这一带山高坡陡，山顶终年积雪。山中筑有打儿担克堡，是必经的关口。旭烈兀派怯的不花率一队精锐骑兵，袭取了这个险要的堡垒。通往巴格达的道路打通后，蒙军分兵三路：右翼由贝住率领，渡底格里斯河，从西北路进军；左翼由怯的不花率领，由东南路进军；中军由旭烈兀亲率，自哈马丹直抵巴格达。这一年的十一月间，三路大军同时向巴格达进发。谟思塔辛听说蒙军压境，派副掌印官艾伯格与将军费度丁，率军１００００人驻守底格里斯河东，迎击蒙军。

　　蒙右翼军前锋进抵河西时，被报达军发现，立即渡河交战。蒙军恐孤军深入，主动撤退与后续部队会合。费度丁老谋深算，懂得兵法，不准备轻易追击。

　　但艾伯格见蒙军前锋人马不多，催促费度丁进击。两军在河沿岸边走边打。

　　激战至夜，报达军宿营与蒙军对峙。贝住令蒙军士兵连夜挖一条壕沟至报达营地，扒开河堤引水冲击报达军。蒙军连续作战，第二天向报达军发起全面攻击，报达军被水围困，进退无路，全军覆没。费度丁战死，艾伯格只身逃回巴格达城。

　　翌年一月，蒙军三路兵马会合，围攻巴格达城。谟思塔辛动员全城军民加固城防，修筑街垒。巴格达城是黑衣大食的首都，也是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教城，它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当时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蒙军在城外部署好兵力，就在河岸筑垒，然后挖掘堑壕伸向城廓，在城外安置好火炮、抛石机。这时，围城的蒙军粮食已快用尽。旭烈兀正想方设法筹集粮草，巴格达城内射出一支缚有书信的箭矢。这封信告诉旭烈兀，如果得到城中一名叫唵木郎的人，他会帮助蒙军找到粮食。

　　旭烈兀立即以缓攻城池为条件，向谟思塔辛交换唵木郎。他被送到蒙古军中后，果然带人找到一个地仓，所得粮食，足够蒙军十五天的需用。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蒙军对巴格达发起攻击。很快，城门的戍楼被火炮轰坍。巴格达城郊石头少，蒙军就砍伐椰树代替炮石，抛向城中。旭烈兀令蒙军不急于强攻入城，而是保持对城中的压力。半个月后，报达投降。旭烈兀入城，把巴格达五百年积藏的金银珍宝全部运走。蒙古兵在城中杀掠七天，旭烈兀才下令止杀。谟思塔辛被处以不出血而死。阿里八都儿被封为巴格达城长官。

　　唵木郎因献粮食有功，被封管领巴格达以东之地。黑衣大食王朝，传３７代，５０３年，至此破亡。

　　③继续西征　灭报达后，蒙军乘胜向西进兵扩展千余里。进至天方（即阿拉伯），又攻克、招降１８５座城池。宋理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旭烈兀率军进至叙利亚，分军三路进攻都城大马士革。但没能攻克。于是转而北进，又败巴尔干诸国联军。其间，旭烈兀分出一支部队，由汉人、火炮专家郭侃率领，渡海进攻富浪国（即塞浦路斯岛），使地中海诸国无不为之震惊。东罗马朝廷、西欧的许多信奉耶稣教的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求见旭烈兀，与蒙古国联络，表示愿结联盟，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国家。旭烈兀率领大军进至亚洲西南端时，准备再进攻埃及。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蒙哥大汗去世的消息。旭烈兀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自己率军东归。第三次西征逐告结束。

　　忽必烈继汗位后，将旭烈兀西征所征服之地，封为伊儿汗国。伊儿汗国统治的领域，南至波斯湾，北抵里海，以高加索山与钦察汗国相邻，东起阿姆河与察合台汗国为邻，东南抵印度边境，西至叙利亚。元世祖至元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１２６４年），忽必烈专门派使者到波斯，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统兵三万屯戍封地。从此，伊儿汗国在波斯传袭百余年。

　　（四）蒙古灭宋战争

　　灭亡金朝后，蒙古并没有按照原来约定分给南宋以河南的广大土地，仅以陈蔡东南地归宋。南宋乘蒙军主力北返、河南空虚之机，发兵袭取了汴、洛二城。宋军这次攻势行动，因水灾泛滥、粮草断绝而兵马溃归，不仅没有达到收复汴京、洛阳、归德的目的，反致 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边境骚然，中外大困.南宋收复三京的贸然之举，给了蒙古征宋的借口。蒙宋战争于宋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拉开序幕。

　　１。窝阔台征宋１２３５年，窝阔台调集大军分三路南下伐宋。西路由次子阔端率军进入陕西、四川；中路由三子阔出和诸王率领攻襄汉；东路由大将口温不花与史天泽率领进军江淮。三路大军是由蒙古、契丹、汉族部队的精锐之师所组成。

　　①鏖兵蜀中　西路军于当年十月进至今甘肃陇西县一带，旧称巩昌。原金朝大将汪世昌，这时才向蒙古投降。阔端将汪世昌的部队编入蒙军。翌年一月，阔端军自凤州出发。十月，在兴元西南的阳平关大败宋军，宋将曹友闻战败身亡。而后入蜀作战。四川战区辽阔，有２０多万平方公里，山多、林多、江多。除５千多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外，绝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和丘陵， 车不得成轨，马不得成列 ，加之江河纵横，险关重重，这些对蒙古骑兵的优势都是很大的限制。窝阔台将蜀中选作伐宋的主攻方向，不仅战场条件十分不利，在战略上也是个不小的失策。

　　当时南宋面对强大的蒙古，基本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兵力部署成一线配置，分兵把守东西延伸几千公里的两淮（西自湖北红安、东至黄海，北自淮河、南至长江）、京湖（大部在今湖北、湖南）、四川三个防区，而后方纵深则十分空虚，没有强大的机动力量。窝阔台企图向设防较弱的四川进行迂回作战，先取全蜀，再平江南。但四川远离南宋政治、经济中心，主力伐蜀，并不能震撼南宋的防御体系，既分散了兵力，又容易使主要力量陷入困境。好在当时四川制置使赵彦呐、陈隆之等，分兵把守各个城镇、关隘，没有利用天时地利进行机动作战，使蒙军虽在战略上失策，在战役上却未失势。蒙军入蜀后，首先攻打文州（今文县）。守将刘锐拼死守城，蒙军久攻不下。但文州城中没有水井，蒙军探听到这个情况，就切断了城外流入城内的水源。文州城断水半个月后被攻破。城内守军和百姓自杀、被杀的有数万人。文州失陷后，蒙军在蜀如入无人之境，一月之间连克成都等数城。这时，传来伐宋中路军主帅阔出身亡的消息。阔端无心再战，在大肆掳掠之后，放弃成都，还军陕西。宋嘉熙三年（１２３９年）八月，阔端命大将塔海率军再次入蜀，复取成都。塔海率军自新井（今四川南部县）入蜀。他令士兵打起宋军的旗帜迷惑敌人。宋军没有上当，杀出成都城迎战。当部队开出成都西门外时，士兵惧战，四散奔逃，成都再度被克，重庆府等重地也相继失陷。蒙军在蜀屡进屡退，并没有长期占据的打算。宋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十一月，蒙军第三次入蜀作战。成都守将陈隆之誓死不降，坚守数月。可他的部下动摇了决心，在一天深夜打开城门把蒙古军放了进去。成都再克，蒙军直逼汉州（今四川广汉县）。宋军三千守城将士出战，被蒙军杀败。蒙军攻克汉州后，除在翌年攻下叙州（今四川宜宾县），没有大的进展。

　　②攻略襄汉　蒙宋之间，横隔着近六千公里的长江和一千公里的淮水、汉水天堑。蒙古中路军攻击的方向，正是宋廷重兵配置的江汉。中路进军发起时间是宋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七月，自唐、邓进军，直指江汉，攻下宋郢州（今湖北钟祥县），掠获人、畜数万。翌年四月，阔出率军攻陷随州（今湖北今县）。秋季，蒙军攻陷宋枣阳军（元降为县，今湖北枣阳）、光化军（元降为县，今湖北光化县西北），以及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县）等城邑。十一月，阔出亡故于军中。十二月，蒙军攻打江陵。宋将孟珙领军赶往救援。孟珙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将领，他深知蒙军骁勇，不可硬拼，命部队每日变换旗帜和服装，夜间到处点燃火炬，使蒙军误认为宋军兵马强盛，不敢轻举妄动。

　　宋军则士气高昂，在蒙军犹豫不定之际，主动出击，经几番冲杀，大胜蒙军。

　　南宋军在江陵取胜后，衰落的士气一度振作起来。但襄阳守将却在蒙军进军不很顺利的情况下献城投降，蒙军兵不血刃夺取了江汉战略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以南市区）。这使南宋的整个防御体系受到震动。宋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年），宋朝廷任命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在孟珙指挥下，宋军发动反攻，相继收复了郢州、信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以北市区）和襄阳等城。孟珙提出了以襄、樊为朝廷根本，重点设防的方针，加强了襄、樊的防御。为防备蒙军避开长江、汉水天堑迂回南宋战略后方，同时加强了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防御，屯田备战，训练军队，为长期作战作准备。在孟珙的指挥下，宋军连年在江汉方面取得胜绩，京湖防区得到很大加强，使蒙军中路进攻难有作为。

　　③进军江淮　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领的东路军，先是于宋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七月进取唐州，掩护阔出主力向江汉进军，翌年年底率军大举进入淮西。

　　安徽、河南州县的守臣争相逃跑。只有真州（今江苏仪征）守臣邱岳顽强守备，在城外伏击蒙军，打了个胜仗。宋理宗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年），蒙军攻克光州（今河南广川县），进逼复州（今湖北沔阳县）。守军以水师三千迎战，湖面上用船筑成水栅。蒙军一鼓作气攻破水栅，宋军溃败，守城军将投降。

　　口不温花乘胜进取黄州。由于孟珙等率军驰援，蒙军被击退。转而攻击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杜杲很善于防御，蒙军采用强攻、火攻、筑坝围攻多种战术，都被杜杲指挥的守城军民击破。直到宋援兵从扬州赶来，蒙军才不得已而撤退。翌年九月，口温不花派察罕率大军进围庐州。企图破庐州后，在巢湖造船，编练水师，以备进攻江南。蒙军在庐州城壕外筑起土城，有的高度超过了城墙，长达几十里。庐州守将正是在安丰守备战中勇挫蒙军的杜杲，被宋朝廷派来指挥作战。这次宋军采用了火攻战术，并在城墙上架炮轰击蒙军筑起的高坝。火焚、炮击，使蒙军的筑坝围攻战术无法施展。杜杲在攻城蒙军疲惫时，果敢出击。蒙军败走，一溃几十里外。宋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一次豪饮极欢之后死去，享年５６岁，在位１３年。在他死后的五年间，蒙宋战争基本休止。

　　２。蒙哥汗继命南伐窝阔台死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术赤、拖雷、窝阔台、察合台）只剩下察合台一个了。察合台请窝阔台的王后脱列哥那暂理国政。不久，察合台也病死。窝阔台生前最爱他的第三子阔出。但阔出在宋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年）

　　即死于征战中。所以，脱列哥那集诸王举行大会，推选长子贵由继承汗位（史称元定宗）。贵由执政不到两年即病死。汗位争夺再起烽烟。当时，成吉思汗四个嫡子的后裔宗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系。而拖雷这一支握有较强的兵力。拖雷正妻生四子，其顺序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由于蒙哥在汗位争夺中处在长子的有利位置，经过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在宋淳祐十一年（１２５１年）六月被正式推选为大汗。史称为元宪宗。

　　蒙哥汗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故重新考虑伐宋的战略部署。此时郭宝玉建策： 中原势大，不中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宋，必得志焉。 （《元史？郭宝玉传》）蒙哥采纳了这个意见，拟定了对南宋实行军事上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计划，即：在仍以主力西向侵略欧洲外，着力巩固河南、关陕新的占领区，并在东至淮水、西至汉水一线分兵屯田，筑城列障，作好伐宋准备。同时，先从西南进兵，占据大理（今云南）和吐蕃（今西藏）之地，迂回南宋大后方。尔后发兵南下，前后夹击，将南宋防线压缩至江淮一带，以求最后决战。

　　①　迂回大理　宋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１年）七月，蒙哥命忽必烈统兵进军大理。同年底，又命汪德臣领兵入蜀作战，为忽必烈进军大理开辟通路。翌年八月，忽必烈自甘肃临洮起兵，九月进入吐蕃境，尔后分兵三路：兀良合台领军出西道，抄合也只烈出东道，忽必烈自率主力走中道。蒙军主力经西番界山谷，疾奔二千余里，十月越大渡河至金沙江，全军乘木筏和革囊渡江。

　　进军至大理城附近的白蛮地，主将迎降。十一月，忽必烈派使者前往大理城受降，使者被杀，忽必烈即领军进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昏庸懦弱，凡国事均交付权臣高祥决断。高祥惧战自保，乘夜率部属逃跑，段兴智也仓惶逃到昆明躲避，于是大理城不攻自破。蒙军诸将领以大理杀使者之怨，要求忽必烈下命屠城。汉人幕僚姚枢、张文谦进谏阻止。忽必烈命姚枢书止杀之令传于入城诸军，使全城军民免遭屠戮。平定大理后，忽必烈令兀良合台留下继续征服南方未平各地，然后亲率中路、东路两军班师。

　　西路兀良合台率军直入吐蕃。当地有民约３０万户，酋长畏惧蒙军，不战而降。兀良合台以吐蕃军为前锋，乘势进取其他诸部。宋宝祐三年（１２５５年），兀良合台率军攻克昆明，擒获大理国王段兴智。云南地区诸部族皆慑于蒙军兵威而纷纷降服。蒙军于二年之内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蛮、白蛮等３７个部落。而后，兀良合台奉蒙哥之命挥师入蜀，连破数城，击败宋将张都所率３万兵马，在马湖江夺宋舟船２００只，打开了嘉定、重庆、合洲的通道，与先期入蜀的蒙军将领汪德臣军会师。

　　宋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兀良合台受封为大元帅，还军大理镇守。翌年攻占交趾（今越南北部）。至此，蒙哥实现了在云南地区迂回南宋的战略企图。

　　②蒙哥率军入蜀作战　自窝阔台汗以来，蒙军曾三次入蜀作战，都即取旋离，未作长留之备。蒙哥在其大包围的战略构想中，仍将入蜀作为主攻方向。

　　在控制云南地区后，命先期入蜀诸军筑城守备，且耕且战，变游动战法为稳扎稳打。宋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秋，蒙哥亲率４万人马入蜀作战。出征前，他对诸王诸将说： 我的父、祖都成大业而享盛名，我也要这样干！ 蒙哥攻四川时，宋廷在蜀中的防御有了不小的加强。从宋淳祐二年（１２４２年）开始，宋朝廷委派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和总领。余玠总结了以往抗御蒙军的经验，筑成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１０余城， 皆固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但四川宋军只有四、五万战斗力很弱的部队，朝廷也没有调给其机动作战的兵马，因而在蒙哥汗的强锐攻击面前，只有招架之力。蒙军主力自六盘山（今宁夏南部）出发，三路并进。蒙哥亲率一路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蒙哥的异母胞弟末哥率领一路入米仓关（通过今陕西江中市西南川陕界米仓山的米仓道）；孛里叉万户率军入沔洲（今陕西勉县）。主力军入川后沿嘉陵江南下。宝祐六年（１２５８年）二月，蒙将纽璘率先锋军向成都进兵，击败宋刘整军，攻克成都。十月，纽璘率军进至渡马湖（今金沙江畔），接应蒙哥所率主力部队，随后蒙哥渡嘉陵江至剑阁县北，两军会合。蒙军在此击溃宋守隘军，继而进围鹅顶堡（今昭化县西南），守城宋将王仲出降。蒙哥率军以半年多时间，攻克、降服了嘉陵江沿岸的几个城寨，进围合州钓鱼城（今合川县东）。另两路入蜀蒙军在川西、川东也攻城掠地，连连告捷。这样，蒙军即对 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 了。

　　③攻打鄂州　在江汉、江淮方面，蒙军战事不利。自窝阔台攻宋以来，由于江汉、江淮多有水域限制，大集团骑兵的作用难以发挥。而宋军多有水师舟船，与步骑兵配合起来，作战能力颇强。蒙哥见蒙古汉将张柔率汉军在江淮连年作战，无甚战绩，便于宋宝祐六年（１２５８年）秋，令忽必烈统一筹划江淮方向战事。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忽必烈领兵渡淮。由于多年来水域渔民深受地方官吏压榨盘剥，因而在忽必烈进军时纷纷起来反抗宋地方官吏，向蒙军提供船只，充当向导，从而使忽必烈较为顺利地进围鄂州（今武昌）。

　　忽必烈登香炉山俯视大江，见宋军以战船陈扼江渡，军阵严整。蒙军汉将董文炳对忽必烈说： 长江天堑，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试之。 忽必烈即命董文炳率敢死士卒一百多人打头阵，令大队战船擂鼓鸣炮助威跟进，将士高呼冲杀以壮士气。蒙军一鼓作气登岸与宋军肉搏。

　　宋军被蒙军气势所震慑，交锋后即溃败。忽必烈率大军渡江，进逼鄂州城下，并分兵直趋江西，攻入临江（今江西清江县），打下瑞州（今江西高安县）。

　　宋廷急派宰相贾似道领军驰援鄂州。贾似道是南宋投降妥协派首领，他屯兵不进，反密遣使者向忽必烈求和，愿称臣割江北地，纳 岁币 银２０万两、绢２０万匹，被忽必烈拒绝。

　　这时，蒙哥攻打合州正遭到宋将王坚拼死抵抗，已连续五个月不能破城。

　　蒙军伤亡惨重，又遇上痢疾病疫流行，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城不下，反被困在合州钓鱼山下，军中大疫流行。宋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八月，蒙哥因身负重伤而死在军中。九月，忽必烈虽得到蒙哥死讯，仍围攻鄂州。兀良合台已率军由交趾北上，自广西入湖南，包围了潭州（长沙），准备与忽必烈会师。

　　到十二月，忽必烈得知阿里不哥有夺汗位的企图，急于北归争位，便匆忙地同意与宋朝廷议和停战，自己轻骑简从，拔营北返。鄂州之围解。兀良合台率军攻潭州，遇守城军民顽强抵抗，毫无进展。忽必烈撤兵北返后，亦放弃对潭州的围攻。蒙哥对南宋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企图，终未能实现。

　　３。忽必烈建元灭宋宋景定元年（１２６０年）三月，忽必烈经燕京返回开平。他召集坦察儿等宗王大将，在开平举行选汗大会，自立为汗位继承人。忽必烈采纳了僧子聪等幕僚的建议，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以表明他不仅是草原之王，也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主。然而，他这样做违反了蒙古选汗的传统惯例，招致其弟阿里不哥和其他宗王的反对。于是阿里不哥针锋相对，随即在和林举行大会，被蒙哥诸子以及察合台一系的宗王拥为大汗。一国不容二王。这年七月，忽必烈亲率大军赴和林，讨伐阿里不哥。争位之战，终以阿里不哥的失败暂告休止。在此期间，忽必烈还平定了山东军阀李璮的武装叛乱。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确立了他在蒙古贵族中的权威。他以汉地为根基、依靠中原地主的支持夺得汗位，并以汉地为中心建立元朝的统治。成吉思汗建国后，一直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史称元世祖），建年号 中统 ，未另立国名。宋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十一月，忽必烈在其统治地位日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 大元 ，下诏说： 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翌年，忽必烈决定在大都建立元朝的首都。大都，即今北京市。金朝称中都，金亡后称燕京，忽必烈建元后改称大都。从此，大都替代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这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江南。这个小朝廷已兵衰财困，势在必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期间，蒙军暂无力大举南侵。但宋廷却相信贾似道 诸路大捷 的谎报，未作积极的作战部署调整。忽必烈遣使者郝经赴宋地，要求履行与贾似道密约议和之事。贾似道恐事情泄露，把郝经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徵）。忽必烈汗位既定，便开始谋划伐宋之战事。他吸取前两位大汗征宋的教训，放弃了主攻四川的做法，采取了中央突破即先取襄阳、后浮汉入江、直捣临安的作战方针。自宋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忽必烈即命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率军南征，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作战。同时，鉴于以往蒙军几次南下不习水战的教训，建造战船５０００艘，编练水师７万，使元军既有 北马 之优势，又兼 南船 之特长，为扫平三吴作好了准备。

　　①襄樊攻防战　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忽必烈调集诸路兵马，命阿术为都元帅与刘整领军伐襄阳。阿术军至虎头山扎营（今襄阳县西南）。刘整向阿术献策说： 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若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军，则事济矣.阿术采纳了刘整的意见，在围困襄阳城的同时，加紧调集、修造战船，演习水上作战的战法。阿术向忽必烈建议： 所领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进征。 元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１２６９年）正月，蒙军向襄樊方向增兵，由汉军名将史天泽与蒙古宗王大臣前往谋划指挥。史天泽到襄阳后，见城防坚固难以速战速决，便提出断其粮道、长期围困之策。在襄阳城外围建垒筑城，阻断水陆交通。宋荆湖都统制张世杰率军破垒，战败于赤滩浦（今襄阳东南、汉江上）。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师以轻舟载粮驰援，亦被阻于城外。

　　此后，宋廷又组织了两次大的援襄行动。先于元年至元七年、宋咸淳六年（１２７０年）十月，诏范文虎总领诸路军驰援襄樊。翌年四月，宋援军与围城蒙军战与湍滩（今襄阳南），宋军战败。六月，范文虎再以两淮舟师１０万来战。时值汉水大涨，阿术将兵力布与东西两岸，夹江列阵，命水军顺流而下攻击宋军。范文虎军因逆水而战，十分不利，只得乘夜遁逃。蒙军顺势追击，缴获大量战船和武器。元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三月，元军（此时蒙古国已改号大元）攻破樊城外郭，守军仍坚守内城。时襄阳被围困已５年之久。宋廷再次组织援救，诏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李庭芝就地起造轻舟１００只，又出重赏招募勇士三千，组成一支突击队，命民兵 部辖 张顺、张贵率领，乘舟自汉水顺流而救襄阳。待汉水涨起时，三千勇士乘夜出江，拼死冲破元军在江中布防的舟阵，于黎明抵达襄阳城下。张顺战死，张贵率兵入城。城中久绝援兵和粮草，见一支船队冲破重围入襄阳，士气大振。但这支援军毕竟弱小，对解襄阳之危未起多大作用。张贵又派两名善潜水的勇士，冲出元军水障赴郢求救。至援兵来，张贵领兵出战，结果战败受伤，被元军俘杀。

　　是年十一月，忽必烈命包围襄樊的元军先以全力攻樊城，最后逼迫襄阳守军投降。为破樊城，忽必烈将新造的 回回炮 送至前线。 回回炮 射程较远，威力颇强，在攻城作战中大显威力。元军一面在陆地攻城，一面在水上阻断襄阳的援兵， 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絙，燔其桥，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去，锐师薄樊城。 翌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坚守樊城的宋将牛富，城陷时率不屈之士百余人与入城元军展开巷战。元军遭很大杀伤。最后牛富身负重伤，赴火自焚。襄阳久被围困，又见樊城被克，顿感唇亡齿寒，人心大乱，守将文焕巡城时，也禁不住南望痛哭不止。元军将攻打樊城的 回回炮 等火器移向襄阳。攻城前炮轰城楼，其中一炮击中谯楼，声如巨雷，城内军民惊恐，一些将领只身逃到城外。文焕见大势已去，终献城出降。

　　②血战大江南北　元军攻占襄樊，实现了中央突破的战略企图，宋廷大为震惊。此时南宋防御战线已与元军的攻击战线呈犬牙交错之势。宋军虽还占有建康（今南京市）、镇江、安庆、江州（今九江）、鄂州等沿江诸战略要点，但全线防御已是支离破碎， 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七月，宋度宗病死，谢太后临朝称制，贾似道弄权朝中，南宋颓败之势明显，已朝不保夕。

　　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南征，调遣各路军大举伐宋。

　　九月，伯颜以宋叛将刘整、吕文焕为先锋，率大军从襄阳水陆并进到郢州。

　　元军攻下黄家湾堡，利用黄家湾溪水渡舟入汉水，巧妙地绕过郢州。然后顺流而下，连克沙洋、新城。十二月，元、宋两军在汉、鄂、阳罗堡、沙芜之间的大江南北展开血战，几十万宋军大部被歼，汉阳、鄂州守军投降。宋军兵败如山倒，长江南北沿岸各城纷纷投降。但常州（今江苏常州）军民拼死坚守，拒不投降。元军昼夜炮轰，数月未能破城。元军久攻后陷城。入城内仍遇数千守军顽强抵抗。宋兵战至６人，仍背靠背地拼搏。伯颜下令屠城，城内仅７人藏于桥下幸免。

　　元军乘胜下江淮，直趋宋都临安。宋廷一片慌恐，群臣上疏，要贾似道亲出督战。宋廷诏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正月，贾似道被迫率军迎战，调集各路兵马１３万出行。进至芜湖，遣使与元军议和。元军将领阿术、伯颜拒和。贾似道命孙虎臣率７万精锐宋军进至丁家洲（今安徽省铜陵县东北），以战船２５００只列陈江中，自己率后军驻鲁港（今芜湖西南长江南岸），以图抗击元军继续东进。元将伯颜率步骑兵、阿术率战船水陆并进，与孙虎臣军会战丁家洲。两军接战后，元军火炮猛烈轰击宋军纵深中坚，数千艘战船乘风疾驶，排浪冲击。宋军军无斗志，方一交战便惊恐万状。孙虎臣在紧要关头脱离指挥位置，跑到其家眷所乘的船上。众兵士见后大呼 步帅逃跑了！ 诸将无心恋战，互道： 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贾似道见此状，不知所措，下令收军后撤。一时间，宋水陆两军大乱，元军乘势掩杀，宋军兵败如山倒水泄，战船、武器、军资大量遗弃，兵士被杀、落水而亡者不计其数，江水亦被染赤。贾似道与孙虎臣乘独舟直奔扬州。第二天天明后，丁家洲会战的宋军溃兵仍蔽江而下。贾似道命人登岸扬旗招抚逃兵，竟无一人响应，有不少兵士还边逃边骂。贾似道痛哭失声： 吾兵无一人用命者.丁家洲会战后，贾似道被宋廷废黜。

　　③攻取临安及追击益、广二王之战　战至五、六月间，元军已基本控制长江，完全控制了处于南宋防御体系中心的荆湖地区。加上其他各路元军的破城掠地，两淮、京湖、四川三个防区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十一月，伯颜率军分三路进军临安。右军自建康出四安镇，攻打独松关；左军乘舟从江阴顺江而进，由海道经华亭至澉浦；中军由中道水陆并进。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

　　初，各路元军会集临安。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屡屡遣使与元军求和。元将既不拒和，也不休兵，宋廷 求和不得、欲战无力 ，只得于万般无奈之间，作投降和南走闽广的准备。临安破城在即，张世杰、文天祥请宋廷南迁，自率临安城中兵将拼死一战，与临安共存亡。太皇太后不许。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正月，宋谢太后和恭宗赵，奉传国玺和降元表投降大元。二月初，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范文虎等入城诏都督事。命程鹏飞取宋太皇太后手诏、枢密院檄文，传谕所剩州郡降附。三月初，伯颜率元军入临安城。攻陷临安后，元军俘宋恭帝、谢氏全氏两太后、宗室、官吏及各种图籍、户册、祭器、仪仗等北去。

　　此时围攻扬州的元军仍未能克城。宋守将李庭芝、姜才誓死抵抗。临安失陷后，几次拒绝宋太皇太后的劝降和忽必烈的招降。最后奉赵昰之命，李庭芝、姜才方留下朱焕守城，率兵至泰州（今江苏泰县）。朱焕待李、姜走后即献城降元。元军追击围攻泰州，将李庭芝家眷押至城下招降。李仍拒不投降。而后叛将打开城门。元军入城后捕杀了李庭芝和姜才。

　　宋驸马都尉杨镇等，乘朝廷混乱之际，奉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嫔妃逃出临安。宋臣陆秀夫与张世杰等几经辗转逃至福州，拥立９岁皇子赵昰作小皇帝，图谋抗元复宋。此时南宋所剩军队还有１７万人。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兵押解北还时于中途逃脱，率义军进复江西。七月间，文天祥号召各地自行起兵，汇入江西抗元。忽必烈命元军一路自江西进攻福建、广东等地；另一路沿海南下，漳州、泉州、福州、广州等地宋军相继投降。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四月，文天祥所率宋军自梅州进入江西，攻下雩都、兴国。元军收复兴国，文天祥败退南岭山中。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元军进逼之下由海道退至泉州。翌年四月，赵昰病死，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当时８岁的皇子赵昺为小皇帝。六月间逃至海中的崖山（广东新会以南海中），作为南宋王朝的最后一隅。忽必烈任命张弘范为元帅，围剿南宋所余武装力量。元军乘船由海道袭击了文天祥的驻地潮阳，文天祥退走海中。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领兵追至五坡岭，文天祥被俘。元军攻张世杰不下，强迫文天祥作书招张世杰降，文天祥书写《过零丁洋诗》与元军。后元军将文天祥押解至燕京杀害。文天祥临刑前赋有《正气歌》。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初，张弘范的水军至崖山，攻下广州的元军也来会合，击败了抗元宋军最后一支部队。一直跟随小皇帝的宰相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舟覆而亡。宋王朝终被新建的元王朝所灭。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领蒙、汉等各族武装进行了灭宋之战，终于 混一宇内 ，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五、元代军事制度及兵器

　　（一）元朝建立以后的军事制度

　　元世祖忽必烈占领中原地区后，借鉴和吸收 汉法 ，对蒙古国的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混合蒙古、中原和南宋多种因素、具有北方民族显著特点的军事制度。

　　１。军事统御机构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分为左右两翼，大汗、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一统到底和都元帅节制探马赤军、汉军的军事领导体制，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

　　同时，在边疆地区和中原腹心要地委派宗王出镇，在各省设立行中书省、行枢密院等机构，选派亲信大臣前往任职，代表中央政府实施对地方军事活动的具体管理，而出镇宗王则代表皇帝凌驾其上，双方互相监督和牵制。这样，就由枢密院、出镇宗王和行中书省等，构成了比较严密的军事领导体制。

　　①枢密院　枢密院设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五月，是秉承皇帝旨意统一节制全国军队、处理朝廷军情要务的最高军事机构，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元史？百官志》这样说：枢密院 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卒，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到全国统一后，枢密院的基本职能固定下来。大体包括：——筹划军事部署。建立全国军事镇戍体系，布置和调整各地军队，设置各级统军机构，调集军队进行战争。——管理军队。掌管全国军籍，派员到各地检视军队，查阅军籍，制定军事法令、条例，奏报皇帝后颁发实行。——铨选军官。

　　制定有关军官选任、升迁、袭职及俸禄、赏罚等规定，并具体实施。

　　——提供军队的后勤保障。安排军队屯田，为军队提供粮饷、衣装，为大的军事行动筹备军需物资。军队的马政、通信等，由中书省兵部负责；武器的制造和储存，由武备寺负责。这两个方面的事务不归枢密院掌管。

　　初设枢密院时，只置枢密使、枢密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元廷非常重视对军权的严密控制，因此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作为枢密院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处理军务的是两名副枢密使。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在副使上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由蒙古贵族担任。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又在同知枢密院事上设知枢密院事。此后便形成制度，即由皇太子兼枢密使，太子缺位时枢密使为虚衔；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知枢密院原设一员，后来增至十余员，元成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在其中指定一名知院为诸院之长，总管枢密院事务。院官以下，还设有判官、参议、经历、都事等属官和院吏数十人。

　　担任知院的大多数是蒙古人，此外还有少数色目人（指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回回、阿儿浑等西北各民族人民），汉人和南人（原宋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不能任此职。同知枢密院事的职务也基本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副使以下酌用汉人，如元初勋臣史天泽、赵壁、张易三人就曾任副使，后来就连副职也不用汉人。枢密院的主要官员由皇帝亲自择用，属官由枢密院自行选择，奏请皇帝批准，依旨任用。即使汉人在院作官，枢密院内有关军权和兵籍等事，也 不得阅其数.据《元史？兵志》载： 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唯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对军情要务，枢密院直接向皇帝奏报。重大的军事决策，皇帝要召集中书省和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官员与枢密院官员一同商决。皇帝每年去上都避暑，枢密院官员大多随行，只留副使或佥院一二人于大都，暂司本院事务。

　　重要的公文和军情奏报都要转送上都，由跟随皇帝的院官处置。如发生突然事变，留守的院官有权调动军队和采取紧急措施。

　　忽必烈设立枢密院后，取消了蒙古军左、右翼万户长，蒙古各千户直接由枢密院节制和指挥。为保证草原地区军事活动的统一，朝廷常年委派一员知枢密院事坐镇漠北，就地处理军务。在战事频繁的西北地区，有时也派遣知院督领军务。

　　除枢密院外，元朝在中书省还设有兵部，也是中央军事机关，但职权范围很小，只 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田）、牧（养）之政令.②宗王出镇　元朝建立前，蒙古国实行 裂土分民 的宗王分封制度。蒙古宗王在自己的封地内集行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往往无视朝廷的政令和军令，从而对皇权的稳固构成了严重威胁。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收兵权、控制财政和司法权等措施，限制已经受封的宗王，同时果断地将宗王分封制改为宗王出镇制。

　　从至元四年（１２６７年）开始，忽必烈继续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忽哥赤、那木罕、忙哥剌、奥鲁赤，封为云南王、北平王、安西王、西平王，分别镇守云南、漠北、陕西和吐蕃地区，不再封给他们蒙古千户和封地。这些宗王被授予节制当地所有军队的权利，平时只在名义上有管辖军队之权，就镇地区内的军队由朝廷设置的军政机构管理；如有战事，则为最高指挥官，即按照皇帝旨令统帅诸军作战。全国统一后，宗王出镇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辽东等边疆地区和鄂州（今湖北武昌）、扬州等重镇，都先后设置了出镇宗王。出镇的蒙古宗王，基本限于忽必烈的后裔，其选派、移镇和承袭都由皇帝决定；如有 失律 、 僭越 乃至 谋反 等行为，朝廷即可将其撤罢，召回治罪，另择他人前往。

　　③地方统军机构　元代的地方统军机构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忽必烈即位后，鉴于都元帅兵权过重，即采取设置统军司等措施予以分权，后来又改为行中书省，以行中书省节制统军司，统军司掌管各万户军队。

　　在对宋战争中，忽必烈又对地方统军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将河南、山东等地的行中书省和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战争结束后，在江南地区分设行中书省，下置各道宣慰司，掌管军民政务。全国统一后，行中书省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立了河南、江浙、湖广、江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阳、岭北十个行省。各行省下设统军万户或元帅府，掌管镇戍军队。行中书省本来统管军民政务，但忽必烈在位时又陆续设立行枢密院，分行省军权。

　　这种行省、行院并置的情况，显然不利于地方的军权统一。元成宗即位后，采纳群臣 兵柄一归行省 的建议，以行省统军，不再将行枢密院作为地方常设的军事指挥机构，形成了各省平章掌管地方军务、行枢密院只作为临时性军事指挥机构的基本体制。这一体制在成宗以后的各代一直坚持了下来。

　　各行省设立两员平章兼管军事，总督本省军马，平章以下的行省官员非经朝廷特别许可不得过问军事。行省平章秩从一品，大都由蒙古人担任，有时也用色目人，汉人不得任职。行省下属的军府，分为万户府（或元帅府）、千户所、百户所三级。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宣慰司，掌管军务和民政，有战事则兼都元帅府或管军万户府。各行省军队的调动，需经枢密院批准。行省内军队镇戍、屯田的地点和军府的增减，也要由行省平章和枢密院官员协议确定，并报皇帝批准。某一地区发生战乱，先由枢密院传旨所在行省平章，调遣军队镇压；如不行，则再传令附近行省发兵会剿。

　　行枢密院作为常设地方军事机构被撤销后，有时在战事频繁的地区还作为临时性的指挥机构存在，就地节制军事，常冠以地域的名称，一旦战事结束就 事已则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３０年）设立的岭北行枢密院，是为出镇漠北的知枢密院事设立的一个常设机构，在漠北专掌军务多年。

　　２。军队种类及编制元朝的军队按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类。 宿卫诸军在内，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按军队成员的不同，又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军队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未明确记载，据各方面情况推算，大约有百万人左右。

　　①宿卫军　元朝的中央宿卫军由蒙古国时期就有的怯薛组织和新建的侍卫亲军构成。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大汗卫队扩充至万人，编成名为 怯薛 的禁卫军。怯薛直接与皇帝发生关系，主要掌管宫城和皇帝大帐的防卫。忽必烈即位初年，其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称汗，原来的怯薛军一部分归属于阿里不哥，一部分属于忽必烈。忽必烈随即从属下的蒙古千户中征集了一批卫士，使怯薛军又达到了１万人。作为护卫亲军，怯薛建立在严格的贵族制基础上。按规定，入选怯薛的条件是：凡万户、千户、百户、那颜以及白身人（指无功名的人）的儿子，弓马娴熟、相貌端正、忠诚可靠者，皆可入选。

　　参加怯薛，被视为特殊的光荣。怯薛军士开始只能从蒙古贵族和牧民中选拔，但后来色目人、汉人乃至南人也大量涌入，朝廷不得不多次进行 沙汰.怯薛军的定额为１万人，但经常被突破，多时曾达一万五六千人。由于其地位和待遇特殊，因而成为政府的一大负担。《元史？兵志》讲：朝廷对怯薛 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朝廷为减轻经济负担，对怯薛经常进行裁减和核定人数。至元文宗时，怯薛宿卫有１。３万多人。

　　侍卫亲军始建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其职能类似历代王朝的中央禁军，由皇帝亲自掌握，归枢密院掌管。主要负责元朝大都和上都的安全和 腹里 的镇戍。（腹里是指元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侍卫亲军还是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执行镇压起义、叛乱和守卫要害地区、抵御外来侵扰的使命。侍卫亲军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第一个卫军组织称为武卫军，约３万人，其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统领。以后又改名为左、右翼侍卫亲军，左、中、右三卫，兵员有所增加。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大规模扩充侍卫亲军，并按照卫军士兵民族成分的不同，分别编组成汉人卫军、色目卫军和蒙古卫军。汉人卫军以汉人为主体，是以原来的左、中、右三卫亲军为基础扩充起来的，先后设置有前、后、左、中、右五卫，武卫、虎贲卫、忠翊卫、海口侍卫等卫军机构。色目卫军是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着手组建的，抽调各军色目人之勇悍者 聚为亲军宿卫 ，先后设置的唐兀卫、钦察卫、贵赤卫、西城卫（亦称阿尔浑卫）、康里卫、阿速卫、隆镇卫、龙翊卫、斡罗思卫等卫军机构。蒙古卫军是由蒙古人组成的，设有蒙古侍卫、宗仁卫等卫军机构。此外，还在东宫（后转给后宫或枢密院）之下设立了几个卫军机构。至元文宗朝末年，侍卫亲军中设有近３０个卫，总人数逾３０万，其中汉军士兵约占三分之二。这些卫军中，还有一些专职卫队，如专供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富的看守军，夜间巡查的巡逻军，保护漕运的镇遏军，修治城隍的工役军，负责催差、押运、屯田的军。由于侍卫亲军多是由元军中的精锐士兵组成，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因此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

　　②镇戍军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镇守的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构成。

　　——蒙古军。全部由蒙古本族人组成，是元军的主力战斗部队。据《元史？兵志》记载： 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千户组织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由于战争的需要，蒙古军不断扩编，至元朝后期，据称有４８万人。元廷被明军逐出中原后，在几十年中仍能与明朝抗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北方草原保留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有战斗力的蒙古军队。

　　——探马赤军。 探马赤 一名，来源于突厥语的 答摩支 和契丹的 挞马 ，意即 扈从官 和 前锋之士.探马赤军是元军的精锐骑兵，又称 重役军 或 先锋军 ，专门担任攻坚冲锐或镇守战略要地等艰巨任务。其成员主要是从蒙古、色目部族中挑选而来，也有少量汉人，但核心和骨干则选自蒙古兀鲁兀、忙兀、弘吉剌、亦乞烈思和札剌儿漠南这五个部族，所以有时人们也称探马赤军为蒙古军。宋朝灭亡后，一部分原在中原地区镇戍的探马赤军被调入京城，编组成蒙古侍卫和东宫蒙古侍卫；其余大部分则被朝廷调遣至山东、河南、四川、陕西以及江南、云南和西北地区的要害地区镇戍。

　　——汉军。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不断有大金国的契丹、女真及汉人军队归附蒙古汗国，加上以后在新征服地区招募的军队，就成为广义的汉军。

　　太宗窝阔台称帝后，用蒙古军制来组织北方汉人部队， 发民为卒，是为汉军.在汉军中，契丹人是主要成分，此外还有乣人、女真人、山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汉人和中原汉人。后来在征战中契丹人损失较多，只得从中原汉人中进行补充扩建。忽必烈即位后，曾从中原地区签军近２０万人，补充汉军。全国统一后，元廷对汉军和原来隶籍于蒙古军的部分色目人军队，加上分编在各军中的新附军人，重新进行了编组，设立近百个万户府、元帅府分管这些军队。由于有探马赤军屯戍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腹心要地，汉军等大多镇戍长江以南各省，只有少数军队留在江北。

　　在元王朝的军队中，除蒙古本族军、探马赤军外，汉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附军。元灭南宋后，有许多降军归附。对这些南宋军人 堪以当军者收系当军，依旧例月支钱粮 ， 不堪当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这些由继续当兵的原南宋军人组成的军队，叫新附军。比如，在襄阳和崖山之战中，南宋军队被元朝整编的新附军就有十多万。对这样一支数量很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元朝统治者既不敢轻易杀降，又不敢轻率遣散，实际上是很不信任的。平时将他们分编于侍卫亲军各卫和各地镇戍军，每有战事发生，则首先被调发出征。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元朝命宋朝降将范文虎率１０万新附军出征日本，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人数量日益减少，至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

　　在上述四种镇戍军中，元朝统治者最为信任的是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元经世大典叙录？政典总序》中说：朝廷 以蒙古军驻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据汉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由此也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对不同军队的亲疏倚重关系。

　　除上面讲到的四种地方镇戍军队外，元廷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编组了一些乡兵，如辽东的乣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湖广的土军、黎兵、侗兵、徭兵，吐蕃地区的土蕃军。这些军队由所在行省设军府管理，主要担负维持地方治安、缉捕盗贼之责；需要的时候，也要被调出征或镇戍其它地区。

　　此外，元朝还有一种无军籍的 答剌罕军 ，汉人称为 乾讨虏军.这类军人有战争时临时召集，不入兵籍，朝廷也不给粮饷，其任务就是随出征大军掳掠钱粮，战争结束即遣归原籍。由于其成员多为无赖之徒，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所以元廷常常三令五申，加以约束。

　　③兵种元朝的军队分为陆军和水军两大类，以陆军为主。陆军中有骑兵、步兵、炮兵、弩兵和工兵等兵种。蒙古军、探马赤军及侍卫亲军中的蒙古卫军、色目卫军，主要以骑兵为主；汉军、新附军及侍卫亲军中的汉人卫军，以步兵为主。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被集中起来，编成炮军，亦称炮手军。元军单独编有 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 和炮手万户府，也有隶属于其他万户府的炮手千户所。五卫侍卫亲军中，都设有弩军千户所，是专业的强弩部队。武卫亲军和上都虎贲亲军，主要担任修筑城防工事的任务，是当时的工兵。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集中起来，编成水军，也叫水手军。

　　元朝的水军在灭宋过程中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围攻襄阳时，忽必烈采纳部将关于 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 的建议，大力发展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 可见当时的元朝水军已有相当的规模。在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中，即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阳罗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水军的焦山之战以及最后的崖山海战，水军或与陆军协同作战，或单独作战，显示出元朝水军在造船、训练、作战和指挥上都很有成就。元朝水军还曾两次远征日本，虽未成功，但也表明其力量及航海技术已具有远洋作战能力。

　　元军设有 蒙古回回水军万户所 ，管领水军。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

　　《元史？兵志》载： 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伺察诸盗 ，又于 钱塘扼海口 处， 置战舰百艘，海船二十艘.④军队编制元军的编制基本上还是沿用蒙古旧习，按十进位编组。十人为一队，十队为一百户，十百户为一千户，十千户为一万户。万户是元朝军队组织的最高编制单位，但实际上所辖人数常常不满员。万户府分为三等，七千人以上称上万户府，五千人以上称中万户府，三千人以上称下万户府。

　　千户、百户也分为上中下三等。

　　３。兵役制度在建立元王朝之前，蒙古实行的成年男子皆兵的制度，即１５至７０岁的男子，不分贵贱，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有人说 其军即民年十五以上者.进入元朝后，在蒙古各部中仍实行这一传统兵役制度，而对其他民族则采用军户制。

　　①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由国家强行指定一部分百姓承担服兵役义务，这部分居民的户籍与其他百姓分开，另行管理。元朝政府对军户户籍控制十分严格，除 贫乏无丁者，得以放罢为民 和少数为朝廷服务的名医、种麦能手可以免除军籍外，其余民户一旦被签发为军户，即要永远出人服兵役，不得更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 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另以民补之。 这就是说，在元朝，只有兵户要服兵役，其他人户无此义务。军户制实际上是一种世兵制。

　　蒙古国灭金后，便在自己所控制的北方广大地区进行人口调查，据此制定了赋役制度。当时，有不少家庭既要出人当兵，又要承担各种赋役，负担很重。为改变这一情况，蒙古国采用史天泽关于兵民分治的设想，即指定一部分百姓充当军户，专门出人当兵，在赋役上给予减免和优待。这一制度推行后，既保证了兵源的稳定，也使其他百姓能安心生产，承担赋役。后来，元朝统治者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凡签定为军户的，政府在赋役方面都给予豁免和优待。如规定军户 限田四顷，以供军需，余田悉纳赋税.也就是说，每个出兵的军户可免交四顷地的税粮，这四顷地就叫做 赡军地.元代北方地税每顷３石，四顷地总共可免交１２石。这些本应交纳的税粮，就作为军人购置装备和生活的费用。此外，军户还可免去科差、劳役等负担。元成宗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曾下诏规定： 军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全行蠲免，其余军户有物（力）之家，奥鲁官凭准有司印信文字，官给价钞，和雇和买依例应付，无物（力）之家不得配椿科着外，据人夫、仓官、库子、社长、主首、大户车牛等一切杂泛，并行除免.元王朝的各种赋役名目繁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杂泛，也就是夫役，即出人力、车牛等无偿地为政府办事；二是差役，即从民户中抽调一些人无偿从事政府所需要的某些职业，比如充当里正、主首等基层职事人员和管理各种仓库的仓官、库子。此外，元朝对那些由赋税所得不足以满足国家需要的物资，都要通过和雇和买的方式从民间征购，即政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杂泛差役、和雇和买，都是元王朝强加给百姓的沉重的封建义务。根据规定，对这两类义务，边远出征军人家属可以全部免除；其余军户免除杂泛差役，但要区别丁力财产情况，富有的承担和雇和买，贫困的豁免。尽管后来政策有所改变，但军户在这方面享有的特殊照顾却一直维持了下来。

　　元朝实行户等制，就是将全国居民依据财产和劳力的不同，分为三等九甲，也叫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签发军人和定立军户即以户等为根据，一般以中户充军， 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这样，军户既可负担自身购办军马、兵仗、器械和盘缠等费用，又不至于使其他居民因承担军户赋役而增加负担。考虑到各军户财产和劳力存在较大差别，部分军户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情况，元朝政府还实行了正、贴户制。所谓正、贴户制，就是 以两户或三户合并正军一名 ，也有 三户、五户并作一军 的。在这两三户或三五户中， 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 ，出人当兵的户叫作正军户，也叫军头，出钱资助的叫作贴军户。

　　正、贴户均由政府指定，不能随意改变。如果正军户没有当兵的人丁，便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而由正军户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有了合适的人丁，就要继续出军，并恢复原来的正贴军关系。军户履行服兵役义务，必须以 正身 应役，不得逃役或以他人代替。但事实上元朝民间常有 雇觅 他人替代的情况，有钱人家则干脆派 驱口 （即奴隶）顶名出征。政府虽严令制止， 募代者杖百 ，实际根本不可能禁绝。有一次检查，一下子便查得募人代者１１０００户；没有查到的就更不知多少了。军人如果在出征或镇戍时逃亡，就要到原籍勾取其兄弟子侄来顶替；如果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 存恤 （缓征）一年，病死者可存恤 半年，到期则要继续出人服役。作战期间，军人通常是没有假期的；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一般可以放还一年或数年。侍卫亲军和屯田、镇戍军人，通常实行轮流休假的办法。

　　军户的武器装备，探马赤军户是自备；汉军军人则由政府发给冬夏装，配备武器，每人每月发给米五斗、盐一斤；新附军士的装备，全部由政府供给，每人每月发给六斗米、一斤盐，并给其家庭发放四斗米、一斤盐。汉军军士服装的不足部分以及其他装备与开支，由军户自理。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或是由军户直接将所需费用送到军中，称为 封椿 钱，也叫 封装 钱；或是由所在军队预以官钱，给戍军费，而以各奥鲁所征还官 ；或是 先于奥鲁内收敛数足，解中书省纳讫，凭都、省咨文数目，于行省见在钱内支散军人用度 ；比较普遍的是，由各万户、千户派人到军士所在奥鲁，协同差来的千户、百户，向正、贴军户征取。出征军人每年所需各项费用是相当大的。据元代有关文献记载： 征戍远方，一兵岁费，不啻千缗.千缗，相当于５０至１００石米。承担这样的开支，对许多军户来说是很困难的。

　　为此，不少正、贴军户常常不得不典卖土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

　　同募兵制相比，实行军户制，士卒不易逃亡，可以保证元朝军队有稳定的兵源；同时，由于军费中的很大一部分由军户供给，因而可以使政府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负担又不致过重。在蒙古国的对外战争和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军户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户制归根到底是元朝封建政治的一部分，反映的是贵族地主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封建生产关系，因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其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军户负担过重，加之军官对士卒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至 军户日蹙，军官日富 ，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在军户中，一方面是 百丁万亩不介胄 ；另一方面，许多 两椽茅屋一孤影，妻子寒饿常酸辛 的贫苦军户却被迫出军，久服劳苦， 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收捕出征，万死一生 ， 终年应役欲谁代，穷边刁斗昏复晨.军役和军官、奥鲁官的侵渔，使大多数军户贫困化。元朝中期，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备受压迫的征戍军人和军户往往被迫逃亡，有的则出家为僧道，以躲避军役。元朝政府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起多大作用。至元末农民战争前夕，军户制已经彻底崩溃了。

　　元代除实行军户制外，在部分地区还搞募兵，招募一些愿意从军的死士，蒙语称为 答剌罕.这些人多编组于炮军、弩军、水手军、匠军中。忽必烈伐宋时，曾招募被征服的西方各国的俘虏 色目人 ，编组成军，随军南征；平定江南后，又招募各地驱口，开垦屯田，以供军需；此外，还在汉人中招募亡命有罪之徒为兵。元宪宗时，延安一带 籍民为兵，皆悬赏募之，人率授银三十两始行.但招募的士兵大都成分复杂，只要 津馈不如于前 ，便会成批逃亡，虽 以法诛之，莫之能止也.所以，元朝统治者主要采取的还是签发军户的办法，募兵所起作用是很小的。

　　②奥鲁奥鲁为蒙语，即 老小营盘 、 营盘 、 家每（们） 之意。蒙古人过的是游牧生活，出征时， 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每遇战事，成年男子上前线后，留下妇女、老幼看守营帐辎重。这种留在后方的营帐，就称为奥鲁。后来把作战时留在后方、聚营而居的家属营帐，都叫做奥鲁，并设置专门官员进行管理，这类官员也叫做奥鲁。因此，奥鲁一词既是指军人族属，也是指政府设置的专门管理留在战线后方的军人族属的官员。蒙古国在原金朝地区签发汉军后，对留在原籍的汉军军户另立户籍，设置机构和官员管理，这种机构和官员也叫奥鲁。

　　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奥鲁是由军队系统管辖，即在所在万户下设奥鲁总官府，千户设奥鲁官，为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编制的一部分，负责管理万户或千户内的军户事务。与此不同，汉军奥鲁则是由地方行政系统所管辖，即在汉军万户外另设专职官员管理，或由各路管民官兼管，北方的路、府、州、县的长官和次官都有 兼诸军奥鲁 的职衔。蒙古奥鲁、探马赤军奥鲁与汉军奥鲁在管理体制上的这种差别，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所给予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特殊地位，是其推行民族歧视方针的一种表现。新附军由于不是签发而来的，因此没有设奥鲁，其军户是由所在的管军军官直接管理的。

　　蒙古奥鲁、探马赤军奥鲁和汉军奥鲁的主要职责是：——起发军人服役。军人的签发、顶替等，均要经过奥鲁。军人起发服役时，通常都要差人押送。如起发的军人在５０名以上，要派 俸正官 押送；５０名以下的，则派能干的 有职役 押送。

　　——征取出征军人的封椿钱（盘缠）。元代曾实行过由军户自行给军人送钱和政府给军人预发费用、再由奥鲁征收归还等办法，因弊病较多，所以后来改由军队派遣官员到军人所在奥鲁，由奥鲁帮助征收，带回部队驻地。

　　——处理涉及军户的民事纠纷。凡军户与民户 相争婚姻、驱良、田土、钱债等事 ，由地方官与奥鲁官共同协商处理。军户之间发生此类事件，则由奥鲁官处理。如有军户犯 奸盗诈伪 等重大案件，则由地方官审理。

　　元代除对军户实行奥鲁制外，在部分站户、匠户中也有这一制度。这是因为部分站户、匠户被征发到其他地方去服役，因此对他们留在原地的家属也设置奥鲁进行管理。

　　奥鲁与军户制是紧密联系的。随着军户制的衰亡，奥鲁也逐渐失去其作用。元顺帝至正一年（１３４５年），元廷终于下令 革罢奥鲁.４。军事职官制度①军官职务世袭在蒙古国时期，由于千户、百户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行政单位，因此，千户长、百户长就既是军官，也是行政官员，其职位是世袭的。这个时期的汉军将领，都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其职位也是世袭的。

　　不论是蒙古千户、百户还是汉军将领，承袭的原则主要是父子相继，亦可兄终弟及。忽必烈即位后，对汉军将领或调至别军任职，或改任民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拥兵自重。同时，由于长期征战，频繁调动，多数蒙古将领统率的军队也不再是自己的属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继续实行军官职务世袭制，其意主要在表示对军功的特殊重视。

　　元朝军官职位世袭的具体规定是：军官在打仗时战死，由子孙承袭原职；如军官病死，则子孙降二等袭职；军官年满七十 致仕 ，即退休，也可由子孙袭职，其原则与病死相同。承袭者必须年满２０岁，还要进行武艺和文化考核。初时规定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或子侄，因承袭顺序不清楚，在袭位时经常发生争执。鉴于此，自元仁宗皇庆元年（１３１２年）起，明确规定了两个顺序，即承袭人必须首先是嫡长子，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为第二顺序，即由庶子和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到承袭年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

　　军官世袭，给元朝军队带来了很多弊端。军官子弟大都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有的甚至根本不懂军事，一旦袭职，既不会教练士卒，更不能带兵打仗，只知压榨士兵，营私舞弊。明初叶子奇写道：元朝自平南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贪图享受，不懂武事。 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由这样的军官所统领的军队，自然不可能临阵作战。元顺帝时，集庆路（今南京一带）的花山有以毕四为首的３６人起义，竟打败了前来镇压的万余官军，说明元军已毫无战斗力可言了。世袭制导致军队腐败，对于元朝的灭亡是有直接影响的。

　　②军官的等级划分和升迁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规定，军官的等级以管领军队的多少来区分。至元二十一年，又对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置军官的人数、军官所持的符牌，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万户府、千户所依所辖军队人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司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百户所分为上、下两等。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镇抚；侍卫亲军各卫设都指挥使、副使，有的卫也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百户所设百户。蒙古军仍保持原来的千户长、百户长等职务。达鲁花赤，蒙语，意为制裁者、掌印者，转而为监临官、总辖官之意。地方和军队的达鲁花赤，都是同级的最高长官，大都由蒙古人充任。

　　在蒙古国时期，曾给官员发放表示地位、身份和权力的符牌。到元朝后，改为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符牌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虎符、金符和银符。虎符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以三珠虎符为最高。大体上万户佩虎符，而上万户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统军者可佩三珠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符牌由政府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原持符牌要交回。

　　元朝在实行军官世袭的同时，还推行军官迁转法。通常是三年为满升迁，出征时则根据军官的功过决定升降。掌管蒙古军的军官升迁后，所空职位由其 弟侄儿男 继任；汉军军官则不同，升迁后留下的职务只能由他人继任。

　　这说明元朝统治者真正信任的是蒙古军，对汉军总是提防和歧视的。

　　③军官的薪俸忽必烈称帝后，积极学习 汉法 ，推行薪俸制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自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起，开始给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的官员发放薪俸，军官的薪俸直到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才开始发放。

　　元代官员的俸禄由俸钞和俸米两部分组成，俸米是以俸钞为据折算的。

　　元代官员分正、从九品，共１８个等级。同一级各类官员的薪俸大致相同，略有差别。军队的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和驻防各地的万户府万户，官阶为正、从三品；千户官阶为四品和正从五品；百户官阶从六品、从七品。一般说来，指挥使、万户的俸禄，与地方下路总管相当；千户、百户的俸禄与下州、下县的长官相当。侍卫亲军中有几个卫的军官没有禄米，因此俸钞便高一些。

　　在外地的万户、百户中，凡家庭属于军户者，因已得到减免赋税的优待，不能领取俸米。

　　５。屯田及驿传①军屯的组织与管理所谓军屯，就是利用士兵垦种荒废的田地，以给军队提供给养或税粮。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由于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并能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因而粮食产量往往比较高。自汉以后的历代政府都采用这种办法。元代的军屯比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成为军事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朝军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蒙古国时期。当时，归附于蒙古国的汉军将领为解决军队粮食问题，就组织了军屯。在对宋战争期间，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蒙古国在邻近双方争夺的地区组织军屯，使军屯有了很大发展。

　　元王朝建立前，主要按战争需要设置军屯，尚无定制；元王朝建立后，制定了屯田的规章制度，使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据《元史？兵志》载，从上都周围到边疆地区， 皆立屯田，以资军饷 ， 由是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比如，元代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有征东帅府，属水达达路管辖。忽必烈时期，就曾在水达达地区设屯田总府。据《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记载：至成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张成曾 统所部军，携妻孥辎重，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之东北，极边而屯营焉.这说明，元代屯田已发展到边远地区。在进行军屯的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民屯，作为军屯的辅助。元代军屯、民屯总数约１７。４万顷，其中军屯占一半多，约为８至９万顷。

　　元朝在内地各行省和边防地区都设有军屯，腹里地区军屯则更多一些。

　　军屯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的。有关军屯的一切事宜，都由枢密院决定，呈报皇帝批准。民屯则属大农司、宣徽院和各行省管辖。侍卫亲军各卫下设有屯田千户所，专管屯田；另有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其地位与侍卫亲军各卫相等，都由枢密院直接管辖。在设有军屯的各卫军，士兵被分为正军和屯军两部分，分别编组和管理。正军从事操练，负防守之责；屯军专事耕种，为军队提供粮食。屯军与正军的比例一般为１：４，即每卫一万人，内有两千屯田军，发展到后来，屯田军甚至占一半。地方各万户府也都拨出一部分军人屯田，并设立千户所管理，或立屯由百户管理。军屯的各级官员皆为军官。屯军的成员主要是新附军，其次是汉军及军中 年老不堪征戍者.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新附军和汉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农民，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将他们分散安置，以防止反抗。

　　军屯的土地，主要是因战争破坏而荒废的空地。不管军屯、民屯，均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或者给钞作兴建屯田之资。有些被指定屯田的汉军，则要自备耕牛和农具。屯田的士兵，有的就地落户，或全户入屯；有的是单身入屯，定期轮换。每个屯田军人所耕种的土地，南方和北方标准不一，大体为１５亩和５０亩。军屯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屯军要按规定交纳粮食，作为地租和赋税。

　　全国范围的大面积的军屯，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解决庞大军队的供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军屯官吏残酷压迫剥削屯军，使这一制度遭到破坏，屯军逃亡成为普遍现象。元成宗时曾有人尖锐地指出： 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 至元代后期，大多数军屯已经名存实亡了。

　　②驿站的组织与管理驿传是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交通的制度。元代每征服一地即设驿站，蒙语称为 站赤.驿站实际上是 通报边境军情、宣布朝廷政令 的邮传机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就开始在控制区内设立驿传。至太宗窝阔台时，驿站规模进一步扩大，建立了全国性的驿传网络，并制订了有关制度。

　　窝阔台评价自己时曾说过： 自坐我父亲大位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窝阔台把立站赤视为仅次于平金国的第二件大事，足见他对驿站制度的重视。忽必烈建元后，驿传制度更加完善，驿站遍及全国。从和林到上都、大都，从大都到杭州，从南京到广州，从大都到东北、西北以至西藏等地，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通向四面八方的若干驿站交通线路，把全国联结起来。

　　《元史？地理志》说：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据元代官书《经世大典》记载，元代中期，不计岭北及吐蕃等地，全国就有驿站１４００多处。

　　站赤制度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曾设通政院（原名都统领使司），专门管理站赤事务，元代中期曾一度被撤销，改由兵部管理。尽管后来又改归通政院领导，但由此不难看出站赤与军事的特殊关系。管理驿站的官员为提领、副使及百户，在站中服役的叫 站户.站户与军户一样，也是从民间强制签发的，与民分治，世代相传。站户在服役时，按军队的十进制组织编制，十人一甲，十甲设一百户。根据政治、军事的需要，各地区驿站数目多少不一，各站所辖站户也多少不一。如镇江站３８００余户，集庆路站２０００户左右，榆林站１３００余户，东北尖山站３００户，最少的仅３０户。全国估计有站户３０万，与军户数目大体相当。

　　根据地区和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驿站分马站、车站、船站、牛站等；边远地区还有狗站和骆驼站。总的说来，陆路以马站为主，水路以船站为主。

　　凡利用驿站交通的，均须持有作为官府证明的 铺马圣旨 和圆牌。 铺马圣旨 供一般公务使用，圆牌专供军务使用。持圆牌者在利用交通工具等方面享有优先的权利。据《元史？兵志》记载： 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无论持 铺马圣旨 或圆牌，均须按指定路线行走，由沿线各站提供交通工具和 首思 （食物、柴炭等生活用品）。公事结束，必须将 铺马圣旨或圆牌交回。

　　元代除站赤外，还有一种邮传形式，称为 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徒步奔跑，辗转传递文书。铺丁腰系革带，持枪悬铃，所过之处，车马行人闻铃声让道，一昼夜行程达四百里。这种速度在当时是相当快的了。

　　站赤制度的建立，使四方往来驿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驿传所及四通八达，使军情、政令的传递比较迅速，对维护元王朝的统一和巩固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 给驿泛滥 ，站役频繁，使站户负担过重，加之来往使臣、番僧的暴虐，站官的盘剥，造成多数站户日益困苦，有的卖妻鬻子，有的流移逃亡。至元中期以后，站政渐趋废弛。

　　６。军事法规忽必烈建元后，吸取中原地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 以夏变夷，立经陈纪 ，在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的协助下，陆续制定了一些适应当时情况的法典，其中包括许多军事法令和法规。后来，元朝各代又陆续有所补充和修正。在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颁布的官修正书《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有《军防》一卷，辑集了若干军事法规。在元朝中期编纂的被称为 会粹国朝故实 的另一部大政书《经世大典》的《宪典》部分，有《军律》即军法篇；在《职制》篇中，有不少关于军官的法令条文。

　　元朝政府还陆续制定和颁布过一些有关军队训练、装备、纪律、生活等方面的 条画 （条例），如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颁布的《省谕军人条画二十三款》，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颁布的《晓谕军人条画十四款》，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颁布的《拯治军官军人条画》等。综观有关文献，元代军事法中比较突出的有军人服役法规、军队纪律规定、军官的职责和奖惩、军法的执行与监督这样四个方面。

　　①军人服役法规军人服役的办法，在第三节的军户制中已经讲到。元朝法律规定，必须 正身应役 ， 违者罪之.家境贫乏要求免役者，必须经所在官府核实，如情节虚假，则要由监察部门加以追究。军户贫乏已得到 存恤（免役数年）后仍逃避服役的，要仗八十，发遣当军。镇戍军人如逃亡，杖一百七，再逃即处死。如果在出征时逃避则要斩首示众。统军官吏接受贿赂纵容军人私自替代或逃役，轻则降职，重则除名。为保证军户的稳定，元朝政府规定，凡军户无子，招来养老女婿或同族子侄承继产业的，同时必须继续承当正军或贴户。军户可以不受禁止收继婚的约束， 军人正身亡殁，户下弟男理合承继军役，所据抛下的妻室若有必合收继者依据收继.新附军人身死，对抛下的妻室， 官为配对成户.将她们嫁给 无妇军人 ， 所生男儿，继世为军.此外，对军户赋税的减免、军户的假期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②军队纪律规定在蒙古国时期，军队出征时杀掠现象十分严重。铁骑所到之外，不仅任意杀人，金帛、子女、牛马也统统被席卷一空，根本没有什么群众纪律可言。这种野蛮行为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得到比较认真的纠正。

　　在经略中原过程中以及全国统一后，元朝统治者制订了禁止剽掠的新纪律。

　　军队征伐时严禁 掳掠良民 ， 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 ，凡掳获的老人幼童都要遣返乡里， 敢有掳掠者，以军法从事.比如，元将阿里海牙率军攻取潭州后明令禁止杀掠， 其下恐惧，无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悦.阿术进攻淮东时，有一军官抢了老百姓的两马，立即被斩首示众。宋朝皇帝投降后，元军到临安城北１５里处，伯颜下令禁止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论处。元朝还规定，在各地镇守的军队，自立营所，不许无故到百姓家中；凡勒索酒食和放纵牲畜践踏咀食田禾的，罪及主将。军队屯住或出征所需粮食，均由政府供给，不许扰害居民。元朝还继承蒙古国的传统，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出征时军无纪律、变更命令、背约失期等，都要视情况定罪。临阵先退者，处以死刑。统军追捕盗寇、分守要害之地、约定互相声援时，如稽留失期以至将士为盗寇所杀，又不立即追袭者，也要处死。

　　③军官的职责和奖惩元代《通制条格？军防》中规定，军官的考核标准是 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 擅离职守者有罪。凡因镇守不严致使盗寇入境杀掠，军官坐罪，民官不坐。镇守边陲三年至五年无盗者，军官升阶或升等。军官唯利是图，以致士卒困苦逃亡，兵籍空虚，都要定罪；百户有罪，罪及千户，千户有罪，罪及万户。各级军官役使军人皆有定额，超过者有罪。军官如克扣军饷、擅放军人回家、驱使军人致死、役使出征军人家属等，都要量事定罪，情节严重的以枉法论，除名不叙。如规定 诸军官因公乘怒，辄命麾下殴人致死者，杖八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征烧埋银给苦主.④军法的执行和监督忽必烈即位后，改变原来的军官犯法由上一级军官外置，蒙古大汗很少过问的做法，对将领们的处置权力加以限制。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下令： 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 同时还规定，由中央到地方所建立的监察系统，对军官的不法行为有权予以纠正。这类不法行为有：私放军人还家或令人冒名顶替，俘获申报不实，功赏增减隐漏，边境有声息不即申报，边城不完、衣甲器仗不整，私自占使商人作商贩或佃户，军人掠卖归附人口骚扰百姓不能约束，屯田官不用心以致无成，起补军人时作弊扰军户等。军队出征，常有监察部门的官员随同，进行监督。

　　元朝军事法的内容比较广泛。这些法规、条例，对于严格军队纪律、增强战斗力，起过有效的作用。但是，许多法规、条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特别是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和色目军官享有种种特权，即使违法犯罪在量刑时也都减轻处罚。因此，元朝中期以后，治军不严，军律败坏，军纪涣散，已成为普遍现象。

　　（二）元代兵器

　　宋元时期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火药普遍运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结束了冷兵器一统天下的历史，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兼存并用的时代。元代虽然仍以冷兵器为主，但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火器，都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元代火铳的出现，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为我国兵器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１。蒙元兵器发展概况由于长期对外战争的需要，从蒙古国到元朝，都十分重视兵器的生产与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加以保障。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初，蒙古尚处在游牧部落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虽其人皆勇敢善战 ，但作战和狩猎均 无器甲，矢用骨镞 ，原因就在于蒙古地不产铁.蒙古人为了加强武备，便向金和西夏购买铁，开始了金属兵器的制造。据史书记载，当时蒙古人为了向契丹人购买铁，竟 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但契丹人为限制和勒索蒙古人， 虽通其和市，而铁禁甚严.后来蒙古人利用金人 废夹锡钱 、 又废铁钱 的机会，将 秦晋之铁钱 尽悉收归， 遂大作军器，而国益强.蒙古国时期，蒙古人为了进行侵略扩张，掌握战争主动权，实行了两项发展兵器的主要政策，一是从战争中大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以扩充自己的力量。蒙古人对外进行掠夺战争，十分贪婪和野蛮，他们的铁蹄所到之处， 人民杀戮几尽 ，财物 皆席卷而去.但他们在血腥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时候，对有技艺的工匠却例外。成吉思汗规定：凡屠城， 惟匠者免.据刘因《静修文集》记载，公元１２１３年成吉思汗攻陷河北保州（今保定市），下令 无老幼尽杀 ，只有工匠可以获免，于是有不少人便 冒入匠中 ， 皆赖以生.蒙古人在四出征伐中俘虏和搜罗了大批工匠，其中不少是制造兵器的能工巧匠。蒙古人把这些工匠组织起来，分配到各个官营手工场，派人进行管理，强迫他们制造兵器及军用物品。有的则跟随机动作战部队，以负责修复和营造战斗中之急需兵器及装备。这些人作为军队的组成部分，被称为 匠军.他们对推动蒙古国时期兵器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黑鞑事略》记载说： 灭回回后，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二是实行优待和奖励政策，以稳定工匠队伍和鼓励提高技艺。如前所述，蒙古人在屠城时不仅不滥杀工匠，而且对 凡能显一技之长者，皆允其偕带家属，予以安置，俾为打造生活及战斗使用之工具.最初被俘的工匠常带有驱奴的性质，而后来则逐渐演变成匠户。在蒙古的户籍和税制政策中，对匠户是有一定优待的。尤其是军匠，不仅规定其户籍隶属于军籍，而且还规定田四顷以内免纳赋税，并不负担科差和杂泛差役。最为特别的是，蒙古统治者对在制造兵器中有特殊贡献的人，还不惜以高官厚禄，给予奖励。如浑源籍甲匠宋威，善制 筋翎根铠 ，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亲射之，不能透，大喜，于是赏以金符，授以顺天、安平、怀州、河南、阳平诸路工匠总管。被成吉思汗誉为 四杰 之一的大将木华黎，在攻辽时得知一辽军首领石天应懂兵法，且善造作战器具，便千方百计招降，并任命石为兴中府最高长官。由于蒙古人采取了这些政策措施，使 蒙古军中工匠日多，工具日众，其战力亦愈战愈强.

　　在元帝国时期，随着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兵器的生产和管理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元政府设立了武备寺（最初名军器监，后改为武备监，再改为寺），用以 掌缮治戎，兼典受给 ，即专门管理兵器的生产、贮存、发放。武备寺秩正三品，下辖仓库、甲局、箭局、弓局、军器局等单位。当时在北方的太原、辽州、济南等地，就设置了军器局司３０余所。在地方各路总管府下又设有杂造局，负责制造、修理各种兵器及军需杂物。由于元朝统治阶级严格控制人民、特别是汉人持有兵器，因此，凡制造兵器的弓矢甲匠，均隶属于武备寺，地方官府和民间工匠都不允许制造兵器。在兵器生产规模上，元朝已改变了过去单个工匠或小工场、小作坊式的生产，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基地化生产。据解放后对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村发现的元集宁路古城遗址考证，这里已拥有了冶炼铜铁与兵器制造相结合的规模很大的生产基地。元帝国时期，除继续利用各种手段从尼波罗、斡罗思等欧亚各国获得工匠外，还通过进攻南宋的各次战争，从江南各地俘掠大批工匠，使工匠队伍扩大到百万以上。元统治者千方百计搜括技术人才和工匠，为战争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据有关史籍记载，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１２６７年），忽必烈在进攻南宋襄阳、樊城战役中受挫，便不顾千里迢迢，派遣使臣前往西域，向蒙古宗王阿里不哥征调来回回族炮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亲自督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回回炮，迅速攻下了已围困五年之久的襄、樊二城。至元十六年（公元１２７９年），忽必烈又下令： 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来京师 ，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先进兵器的研制和生产。

　　２。元代冷兵器元代虽然已经有了火器，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火器的品种、数量都很有限，而且在性能上也不够全面，还不能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

　　因此，元代对冷兵器的发展仍然十分重视，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其他民族兵器的优点，不断改进和提高，创制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冷兵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长兵器　元代的长兵器，按其形制，主要有枪（长矛）、柄刀、扑杷等。

　　枪（长矛）是中国古代军队近战的主要武器。《武备志》称： 阵所适者，莫枪若也.宋以前各代所使用的枪，形制复杂，种类繁多。元代蒙古由于骑兵居多，为适应骑兵作战，所使用的枪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钩或双钩枪，这种枪有较长的枪杆，枪的铁颈上有倒钩。据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加宾尼在《蒙古史？出使蒙古记》中说，这种枪便于在作战中将敌手从马上拉下来。另一种是长标枪，这种标枪又分欺胡大、巴尔恰两种样式，长约丈余，两头均有刃。这种标枪除作长枪刺杀敌人外，也可作为投掷武器杀伤敌人。

　　长柄刀在《武经总要》里共列有七种形制，其中屈刀、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等五种为单边刃，掉刀为双边刃，戟刀则由古戟演化而成。长柄刀是宋以前的常用兵器，元代以后则逐渐减少，这与元代蒙古军队重骑兵善用弓箭有一定关系。

　　元代战争中使用扑杷的记载，见诸于赵方《哈密公纪功之碑》、《东山存稿》卷５。至于扑杷的形制特点，尚未见详细记述，疑似明代以后的镗钯类兵器。

　　②短兵器　元短兵器既承袭了宋代兵器特点，又受到外族兵器的影响，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色。在战斗中，短兵器通常作为火器手、弓箭手、长枪手、牌手等的辅助性火器，用以近战和自卫。元代的短兵器主要有刀、剑、斧等几种。

　　元代所用的短柄刀，其名为环刀。关于环刀的形制，没有详细的古籍记载。据《黑鞑事略》说：蒙古兵 有环刀，效回回样，轻便而犀利，靶小而偏。 另据《多桑蒙古史》说： 兵械最备者，并持微曲之刀。 由此推断，蒙古军所用的短刀可能是仿效回回人腰刀的样式，其刀身略为弯曲，刀刃轻薄而锋利。

　　元代蒙古军在近战中常用剑。剑与刀的形制大体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刀是一面刃，而剑是两面刃。同时，元代剑也不象环刀那样带有弯曲。元代剑锋比宋代剑更为尖细、犀利。

　　斧是元代蒙古兵近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多桑蒙古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曾嘱咐继承人，在用兵之前要 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 让每个人都必需带齐弓、矢、斧等兵器。冲击时 斧剑齐下.元代的斧分锚斧与镰斧两种。锚斧为长圆刃，柄长二三尺。镰斧为圆刃，斧的另一侧带有弯曲短镰，柄长与锚斧相当。

　　③抛射兵器　抛射性兵器是古代战争中重要的进攻型武器。元代蒙古军由于以骑兵为主，又多是出兵征伐，进行攻略城池的侵略扩张战争，因此，抛射性兵器在元代军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主要有弓、弩、抛石机（炮）、标枪等。

　　弓箭，是元代蒙古军队特别重视的兵器。有关蒙古人善用弓箭、精于骑射的记载，在许多古籍中俯拾即是。如《黑鞑事略》上说，蒙古人从孩提时便练习骑射， 四、五岁，则挟小弓短尺 ， 从众驰骋.《元史》中也讲到： 论其长技，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 ， 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 可见，元代对弓箭的重视是空前的。关于弓箭的形制，自秦以来，均大致相同。其弓主要由有张性的弓臂和弓弦构成，箭由箭镞、箭杆、箭羽等部分组成。元代蒙古兵所用的弓主要有 马克打 大弓、 卡蛮 大弓、顽羊角弓等几种。

　　弩是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的弓。它既可用手臂的力量拉弓操作，也可借助腰、腿的力量拉弓操作。可能由于弩是 守营兵器，不利行阵 的缘故，蒙古军最初并无使用弩的记录，后来在与金宋作战过程中，才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弩。蒙古在灭金以后，制造了神臂弓等轻型弩，灭宋建元后，通过搜罗的汉人弓匠制造了折叠弩、神风弩等大型弩。其中神风弩的射程达８００多步，很可能是一种床弩。《经世大典序录？军器》中也称赞折叠弩为 前世所未闻.抛石机在古代也称之为炮。在宋、金及金、蒙战争中，已大量使用。到元初，抛石机的形制和性能又有了新的发展。忽必烈在攻打襄阳、樊城时所用的回回炮（或襄阳炮），就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抛石机。它改变了以前的抛石机靠人力用绳索拉放的操作方式，在炮竿后端挂上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在炮架上安装一个铁钩钩住炮竿，抛射时只要把铁钩扯开，炮竿后端便自然下坠，前端升起，把石炮或火器抛掷出去，既省力，又抛得远。攻襄阳时，抛掷石弹重１５０斤， 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 ，威力大大超过宋代的抛石机。元代抛石机除回回炮外，还有十五捎、九捎、七捎、五捎、三捎等多种样式，但其形制已不可考。

　　标枪是通过臂力投掷杀伤敌人的一种古老的兵器。元代蒙古兵所用的标枪有长短两种样式，其长标枪在前面 长兵器 一节中已提到。短标枪叫做三尾标枪，尾部有三尖刃安在侧面，大概同箭的羽一样，有保证投掷时标枪飞行方向的作用。

　　④防卫兵器元代的防卫性兵器主要有配合短兵器使用的盾牌和护体的盔甲。元代盾牌多用竹、木、皮革等制成。其形制各异，主要有旁牌、团牌、铁团牌等。铁团牌可以代替头盔。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造叠盾，《文献通考》说：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元代的盔甲与宋代大体一致，多为金属制造。其中甲的名称很多，有柳叶甲、罗圈甲等。

　　３。元代火器元代是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早期蒙古人从没有火器到学会使用火器，再由简单仿制火器到制造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属管形火器，不仅实现了火器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也为现代枪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①元代使用的初级火器在蒙古国建立之前，蒙古人还没有火器，大约在公元１２１１年至１２１５年之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族之后，几次对金作战和在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掠了大量金人的火药、火器及制造火器的工匠，才开始生产和使用火器。限于基础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元前后蒙古军队生产和使用的火器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沿袭和利用宋、金火器制造成果，还不曾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这一时期的火器在其形制、性能上都与宋、金大体相同。其主要火器有火药箭、火枪、火球、铁火炮等几种。

　　火药箭是一种燃烧性火器，使用时主要依靠弓或弩发射。其构造是用纸把火药包装成球状或卷筒形，缚在靠近箭杆上，发射时先用炭火烧红的烙锥点火，然后射向目标，以引起燃烧。这种火药箭在蒙古人灭金后进攻南宋和西征的历次战争中被广泛使用。

　　火枪是南宋和金极为盛行的一种火器，金人也将它称之为飞火枪。蒙古军在同金作战中，曾多次受到金兵飞火枪袭击而遭致失利。蒙古人也因此学会了使用飞火枪，并对这一火器十分重视。飞火枪的结构是用一个或两个二尺多长的纸筒装上火药和毒剂，固定在长枪枪头下面，使用时先发射火药以毒焰喷烧对手，再用枪锋刺杀，具有双重杀伤作用。

　　火球是一种以烧燃为主，兼有毒气、烟幕、障碍、杀伤等不同作用的火器。使用时一般靠抛石机抛送。蒙古人使用的火球主要是毒药烟球，其结构是用硝石、硫磺、狼毒、砒霜等十几种药料捣碎混合，再用纸、麻皮、沥青等材料涂裹在外面做成球形，重约五斤。使用时用烙锥将其包裹层锥透点着，随即抛向敌人，使敌人通过毒烟中毒毙命。据史籍所载，蒙古军在围攻南京（今开封）、蔡州以及西征波兰华沙等战役中，均大量使用过这种毒药烟球。

　　铁火炮是金人在陶火罐的基础上发明一种爆炸性火器，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炸弹，金人将它称之为震天雷。蒙古人在灭金后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了这种火器。它是由生铁铸成两半像碗一样的外壳，然后装上火药，再合拢来构成一个球形，上面安装有引信。使用时既可利用抛石机发射，也可由上往下投掷或固定在目标上引爆。据日本有诏藏《兵器考？火炮篇》记载，蒙古军在两次东征日本中利用这种铁火炮袭击日军，使日军 茫然不知所措.②火药性能的改良及火铳的创制火药是制造火器的重要条件。元代火器在宋、金的基础上得以有较大发展，与火药性能的改进有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国家。早在战国时期，帝王贵族们幻想成为 神仙 ，使自己长生不老，便组织了一些炼丹家来炼制所谓 仙丹.炼丹家们锲而不舍，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试验， 仙丹 未炼成，却发明了火药。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６８２年）和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８０８年），炼丹家们创造了 伏火硫磺法 和 伏火矾法 ，将硫磺、硝石和含有炭素的皂角子或马兜铃等天然药料混合起来烧炼，炼出了最初的火药。大约在九世纪末的晚唐时期，我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火药的配方、用料和提炼等都不够严格，因此，火药的性能还很落后，力量也很微弱。

　　经过唐宋的发展，元代火药在其性能上已有了较大改进。１９７４年８月，我国考古学家在西安出土了一件大约在１４世纪初制造的元代铜手铳，据科学家们检测分析，铜手铳药室残存的火药组配比例大约为：硝６０％、硫２０％、炭２０％。这同北宋《武经总要》记载的火球火药、蒺藜火药和毒药烟火药等三个配方相比，硝的含量增加了１０％左右，已接近现代黑色火药硝７５％、硫磺１０％、木炭１５％的标准配方。同时，除硫磺和木炭外，各种杂质已经剔除，是一种纯度较高的粒状发射火药。

　　经过改良后的元代火药，大大提高了燃烧、爆炸和发射威力。在元人周密撰写的《癸辛杂识？炮祸》中，就有关于元代火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记载。

　　元至元十七年（公元１２８０年），扬州炮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事件，史称 扬州炮祸.周密在对这次爆炸进行描绘时写道：炮库起火后， 火枪奋起，迅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这段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虽难免有夸张成份，但基本史实是可信的。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用于装填枪炮的发射火药威力之大、性能之优良，已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

　　元代火药的改进，为火铳的创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元代火铳，是元代火器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现，使管形火器完成了由竹火枪向金属火枪的过渡，将我国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时期。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缺乏，元代火铳的初创年代已无法考证。从目前我国出土和收集到的实物看，元火铳主要有以下几种：盏口铳：此铳属中型铜火铳。解放前在北京西南郊云居寺发现，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因其口形似酒盏而得名，亦称盏口炮。该铳全长３５３毫米，口径１０５毫米，底径７７毫米，重６。９４公斤。由盏形铳口、铳镗、药室和尾銎等部分组成。其中药室呈灯笼罩式隆起，壁上开有火门，用以安插火捻；尾銎两侧各有一方孔，供搬运时使用。发射时，在铳身下垫砖木或放于支架上，以调整俯仰角度。该铳铳身刻有 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 等字样，表明它为元至顺三年（公元１３３２年）所造，是用于装备军队进行野战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发现能够确证比它更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至正辛卯铳：此铳系铜手铳。于乾隆二年（公元１７３７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被人发现，解放后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铳全长４３５毫米，口径３５毫米，重４。７５公斤。铳身从口至尾有六道箍，药室靠近中部呈灯笼罩状，尾銎壁有两个钉眼，可能用于安手柄。铳身前部刻有 射穿百扎，声动九天 八字，中部刻有 神飞 二字，尾部刻有 至正辛卯 、 天山 六字，至正辛卯为元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故将此铳称为至正辛卯铳或至正十一年铳。此铳造型美观，制作精细，在结构及工艺水平上已相当于明代铜手铳。

　　阿城铳：此铳系单兵使用手铳。因于１９７０年出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而得名。铳身长３４０毫米，口径２６毫米，重３。５５公斤。铳身刻有 Ｘ 号，无铭文，制造年代不详，据考证为１３世纪末至１４世纪初所制。

　　通县铳：此铳１９７０年出土于北京通县。铳长３６７毫米。口径２６毫米，重２。１３公斤。其铳镗及尾部均略呈喇叭状，药室前后各有一道箍。铳身无铭文，制造年代无从确考。

　　西安铳：此铳系铜质手铳。１９７４年出土于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铳身长２６５毫米，口径２３毫米，重１。７８公斤。口端、尾銎和药室后各有一道箍，药室前有三道箍。铳身无铭文，制造年代不详，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大约为１４世纪初的制品。

　　黑城铳：此铳于１９７１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公社出土，故称黑城铳。

　　铳身长２９５毫米，口径２５毫米，重２。３公斤。此铳外形与西安铳相近，但药室前少一道箍。无铭文，其制造年代不可考。

　　上述几种火铳是较有代表性的元代火铳制品。它们在结构形制上都与南宋时期的突火枪相近似，同属管形射击火器。其主要区别在于突火枪是以天然竹筒作为枪筒，而元火铳的铳筒则是用金属铜或铁铸造而成。元火铳以金属管形火器取代了竹制管形火器，在管形火器发展史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同宋代竹火枪相比，元代火铳不仅更加坚固耐用，安全可靠，而且由于不受管形材料限制，制造规格更加统一，结构更加合理，发射速度、杀伤威力也大为提高。所以，元代火铳出现以后，很快被元军广泛使用。

　　③元代火器的西传　元代不仅是我国火器发展极为兴旺的重要时期，也是火器流传极为广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发明和首创的火药、火器及制造技术不断传入波斯及阿拉伯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的中介作用传入欧洲各国。

　　在元代以前，阿拉伯人不仅没有火器，连硝石火药也不能炼制，虽然他们撰写的兵书也提到使用火攻器具，但其所用发火药料只是硫磺和各种油脂，而没有提到含硝的火药。据现有文献分析，大约在南宋和蒙古国时期，阿拉伯人才从中国知道硝是配制火药的原料。在阿拉伯医生阿伯杜勒？伊本？阿尔拜他编写的医学词典《单药大全》中，就将火药称之为 中国雪.因他的书写于１２２５年至１２５０年之间，所以，德国火药史专家Ｊ？拉毛基在其《炸药史》一书中认为，阿拉伯人所说的 中国雪 ，正是在１２２５年至１２５０年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尔后再传入欧洲的。

　　从有关史料提供的情况看，当火药由中国传入阿位伯以后，元代先进的火器也逐渐为阿拉伯人所了解和仿制。所以到１３世纪，阿拉伯人在硝石和硫磺的提纯、药料的拌和以及初级火器的制作等方面，都与中国极为相似。比如阿拉伯人制作的管形火器 马达法 ，以木管为枪筒，尾部插有长木柄，管中装填粉状火药，管口可安装圆形发射弹丸。这种形制构造，就与中国的飞火枪、突火枪等火器非常相似。正因如此，日本火器史研究专家马成甫说： 马达法 是中国飞火枪、突火枪的发展，所不同的只是飞火枪和突火枪是用纸或竹作枪筒，而 马达法 是用木作枪筒。

　　战争是先进武器传播的重要媒介。元代火器得以向阿拉伯以至欧洲国家流传，主要是通过蒙古军队所进行的对外战争。从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蒙古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使用火器已相当普遍。南宋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蒙古军在联合南宋灭金以后，便一面南下攻宋，一面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携火炮、火药箭等，于南宋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西征欧洲。嘉熙四年（１２４０年），拔都军至华沙，用毒药烟球攻城，波兰人以为蒙军在驱怪喷毒。次年三月，在莱格尼查附近的瓦尔施塔德战役中，拔都军使用了火药箭和毒烟球等火器，大败波兰与日耳曼联军。之后，蒙军又在围攻莫尔维亚的沃缪兹城时，发射大量火药箭，焚烧了城里的建筑物。蒙军在欧洲作战大量使用火器，使欧洲人对火器有了了解，为火器西传奠定了基础。１３世纪末到１４世纪初，阿拉伯人在同蒙元军作战中，获得了蒙元军使用的火器。这给阿拉伯人学习和研究中国火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阿拉伯人便以在战争中获得的蒙古军火器作参考，通过仿制，生产出了 马达法 等火器。后来阿拉伯人又用 马达法 同西班牙等欧洲人作战。于是，火器便传入欧洲以及世界各地。恩格斯指出： 在十四世纪初，火器从阿位伯人那里传入欧洲，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六、元朝时期的内外战争

　　（一）元初夺位靖乱中的军事对抗

　　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３月登上大汗的宝座，５月宣布建元 中统.他一登位，首先受到幼弟阿里不哥的挑战，双方为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兵戎相见；接着，又发生了山东的李璮之变；阿里不哥兵败后，西北和东北的一些蒙古宗王接连发动战乱，对元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忽必烈统治的３０多年中，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其中蒙古诸宗王的战乱直到武宗时才大体被平服。

　　１。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宋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七月，蒙哥汗在攻打南宋的四川钓鱼城时，身负重伤，死于军中。蒙哥征宋时，命四弟忽必烈随军，留六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他一去世，忽必烈的异母弟末哥马上派使者向正在南征途中的忽必烈报告，劝其急回漠北，以维系天下人心。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归，仍率军攻打鄂州。

　　此时，留在和林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诸子和亲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划继承汗位，并派人到漠北、漠南发兵。忽必烈妻子察必发现后，立即派人去报告忽必烈。十一月，正在前线的忽必烈得到密报，随即与宋议和，北还燕京。

　　忽必烈在燕京近郊过冬时，阿里不哥通知他去漠北参加忽里勒台聚会，会葬蒙哥。忽必烈对此没有理会，抓紧进行继承汗位的准备。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三月，忽必烈到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召集忽里勒台，在坦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部分宗王和大臣的劝进下，登上了汗位。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在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及察合台系宗王等人的拥戴下称汗。这样，蒙古国出现了两位大汗，双方围绕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次大的较量：耀碑谷大战和昔木土脑儿大战。

　　阿里不哥称汗后，考虑到忽必烈控制了中原地区，又得到东道诸王的支持，而西道诸王则处于分化状态，便谋求在陕西、甘肃、四川等偏西的地方发展。忽必烈先发制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派人联络倾向自己的力量，笼络、说服动摇观望的将领，迅速捕杀了几个拥护阿里不哥的将领，从而很快稳定了川陕的局势。这一年九月，阿里不哥派遣的大将阿蓝答儿领兵自和林南下，与屯驻在甘肃的一部分拥护自己的军队会合。忽必烈命诸王合丹、合必赤等率军迎战，双方在山丹（今甘肃山丹县）附近的耀碑谷进行了一场激战。忽必烈的军队马步结合，前面突破，后面包抄，把阿里不哥的军队打得大败，阿蓝答儿战死。经此一战，忽必烈完全控制了陕甘地区。

　　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十月，忽必烈亲率大军出征和林。和林是一座草原城市，所需粮食大都要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运来。由于粮道为忽必烈军队所断，因而发生了饥荒。阿里不哥在兵械、粮食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不得已放弃和林，逃往西北的乞里吉思地区（今叶尼塞河流域）。为防止忽必烈追袭，阿里不哥派遣使节到忽必烈处，假意言和，声称愿奉兄为王，待来年马肥之时邀请西北诸王同来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忽必烈即命宗王也先哥屯守和林，自己返回开平。中统二年秋，经过一段休养的阿里不哥派人送信给也先哥，称率众归附。也先哥听信了他的话，没有设防。阿里不哥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大败也先哥，接着乘胜率军穿过草原南下，直逼开平。忽必烈闻讯，迅速集结军队，北上迎敌。十一月，双方大战于昔木土脑儿。忽必烈军分左、中、右三路，合势进攻，阿里不哥全军败溃，部将纷纷投降，自己只得向北逃窜。这次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此后阿里不哥便一蹶不振了。

　　阿里不哥兵败后，在西北（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辗转两年，最后终因兵财奇缺，众叛亲离，不得不放弃汗位，于元中统五年（１２６４年）七月向忽必烈投降。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罪时，忽必烈问他：我和你谁对？阿里不哥回答说：以前是我对，现在算你对。忽必烈审讯拥立阿里不哥的诸臣，并处死了一些人。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２。平定李璮兵变元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二月，正当忽必烈专注于北面的战事，全力平服阿里不哥之乱时，已经归顺蒙古的山东军阀李璮突然起事，叛蒙归宋。

　　李璮是金朝末年山东农民起义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的养子。李全于１２１４年起兵反金，后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四年后，李全归附南宋；１２２７年，又以青州投降蒙古，为山东淮南行省长官。后领兵攻宋朝扬州，被宋军杀死，李璮即袭为益都行省长官。忽必烈即位后，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

　　在李璮发动变乱前的３０多年中，他一直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自己的实力，积蓄力量。《元史》称其为 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蒙古屡次征调他的兵，他都 诡辞不至 ，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李璮所以如此，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作为握有重兵、独霸一方的汉人世侯，他不甘心长期屈居蒙古汗权之下，一面等待时机，一面为变乱作准备。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争斗，内地防务空虚，李璮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动兵变。他杀死在当地戍守的蒙古军，派人到南宋表示愿意归顺，以海州、涟水等三城献给南宋，并进据济南。当时，李璮踌躇满志，以为能一举成功。他在《水龙吟》一词中写道： 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忽必烈在昔木土脑儿一役取得胜利后，便进军和林，打算继续追击阿里不哥。李璮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忽必烈立即筹划对策。他的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实际上是坐以待毙。姚枢认为，李璮必出下策，只能等着被俘。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率领各路蒙古军和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李璮进据济南后，果然如姚枢所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原指望南宋能给予支援，实际上南宋鉴于他一贯反复无常，对他并不信任，只是授予保信、宁武军节度使之职，封齐郡王，命其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其他汉人世侯或慑于忽必烈的威势，或是为了保全自己，不仅没有起兵响应，有的还参加了讨伐李璮的队伍。

　　元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增派史天泽到山东前线节度各路军队。史天泽对哈必赤说： 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 于是，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亲手杀死妻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住，史天泽立即把他在军前处死了。

　　李璮之乱虽然只是局部的，历时也仅五月，但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忽必烈从中看到了汉人军阀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便采取迁转和不许军民兼职的办法，果断地解除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

　　同时，从这件事增加了对汉人幕僚的疑虑，因此除继续任用某些汉人外，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

　　３。平定海都、笃哇颜诸宗王之乱阿里不哥称汗时，窝阔台之后王海都以忽必烈违制自立，起兵相助。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海都和察合台后王笃哇联络一些蒙古宗王，共同叛乱，寇扰西北。不久，东北的成吉思汗诸弟的后王乃颜等也与海都相呼应，起兵叛乱。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元廷经３０多年斗争，花了很大力量，才将西北和东北蒙古宗王的叛乱平息。

　　海都是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被封于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海都自以为是太宗嫡孙，元室大位当属于己，但却被蒙哥剥夺，因而一直心怀不满。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他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阿里不哥归降后，忽必烈屡次召其入朝，并厚加赏赐，以示优容，他始终托词不入，继续抗命。在术赤诸后王的支持下，海都占据叶密立河（今新疆额敏河）一带原窝阔台、贵由的封地，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成为号令诸王的首领。

　　元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海都会同西北蒙古诸宗王在塔剌思河畔开会，分划河中地区的权利，宣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传统的风俗制度。同时派使臣去质问忽必烈说：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 这表明海都等反对用汉法，决心与忽必烈对抗到底。

　　元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海都援立笃哇为察合台汗。两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公然置元廷命令于不顾，骚扰天山南北诸地。

　　海都这种明目张胆的对抗，终于激怒了忽必烈。元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忽必烈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领元军镇守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以抵御海都的侵犯。第二年，正当元军主力仍在江南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之际，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举兵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主，把那木罕抓起来送给海都，但海都拒绝与昔里吉合兵。此后，昔里吉等肆虐岭北和西北地区，东犯和林，劫走成吉思汗大帐。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昔里吉率军东进，驻牧在应昌（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南）的弘吉剌部首领只儿瓦台和六盘山的霍虎起兵响应，一时漠南大震，居庸关以北告警，形势日益严重。忽必烈立即调集军队进攻只儿瓦台，很快将其击败活捉。同时，下令南征大军主帅伯颜率军北上。元军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大破昔里吉军，收复和林；陕西元军也将在六盘山起兵响应叛军的霍虎击败。元军继续西进，重占岭北和西北地区。后来，反叛诸王由于内部发生争吵和分裂，在伯颜大军的打击下无处存身，便在元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归降忽必烈。第二年，被囚禁的北平王那木罕也被放回。

　　昔里吉等人的叛乱被平定后，元廷仍面临着海都和笃哇的威胁。他们屡次连兵入犯，出没金山（今阿尔泰山）东西、天山南北。忽必烈命伯颜总领重兵镇守西北地区，继续与海都、笃哇对峙。

　　海都为推翻忽必烈的统治，决心将西北的叛乱扩展到东北，以使忽必烈陷于两面作战、疲于应付的境地。在他的策动下，元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原本对忽必烈就心怀不满的东道蒙古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之玄孙）、哈丹（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孙）等宗王起兵４万反元。海都曾答应以１０万人相助，相互策应。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针对东西叛王企图联合的趋势，一面派伯颜进据和林，命西北、漠北的元军坚守阵地，以阻止海都军队东来，一面亲率大军带病征讨乃颜。双方经过激战，乃颜终于兵败被俘，哈丹等投降。后来，哈丹等又叛，并率残部流窜到高丽境内。元军追入高丽作战，元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哈丹兵败自杀。

　　在乃颜叛乱时，海都曾连年窜扰，以声援东北宗王。元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海都军东进，又占和林。忽必烈马上把注意力从东北转向西北，调集军队，亲征海都。海都闻讯放弃和林，率军西遁。此后，元军在西北地区展开大规模攻势，海都的势力渐被逐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之外。

　　元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８９年）四月，忽必烈去世，皇太子铁木耳即位，是为元成宗。铁木耳痛恨海都、笃哇叛逆，对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军民涂炭深有所感，决心平息３０多年来成吉思汗子孙自相残杀的战祸。在作战指导上，他一变过去的消极拒止叛军进攻而为积极的进剿，并据此将勘乱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在经过三年的军事准备之后，铁木耳命大将床兀儿率大军主动进剿。

　　元军势如破竹，几次大败海都、笃哇军，迫使其远逃边外。元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海都不甘失败，重整兵力，率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４０人，倾巢南犯，进迫和林。皇侄海山领命率兵分三路迎战，一举将笃哇军歼灭。海都身负重伤，被迫还师，死于退军途中。

　　海都死后，笃哇失去依靠，无力再与元廷继续抗衡，于是派使臣 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元大德七年（１３０１年）十一月，笃哇亲赴和林，向铁木耳请罪。历时３０余年的蒙古诸宗王的叛乱，至此终于平息。

　　（二）元朝的对外战争

　　元王朝建立后，虽然采用了封建的政治、军事制度，但蒙古军队仍然保存了原来的某些制度和传统。特别是蒙古大汗对外侵掠的传统观念和欲望仍然延续下来，因而从忽必烈到铁木耳时期，不断对高丽（今朝鲜）、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缅国频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由于蒙古军队在长期的南伐西征中收编了大量各族武装，其中金朝降蒙的汉人地主武装和南宋的新附军更是与蒙古军队的特色完全不同；加之蒙古族将士逐渐腐化，习于安乐，因此元朝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蒙古贵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已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所向披靡，再也不能为他们带来利益，而是不断地遭受挫折和失败。

　　１。征霸高丽早在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率军追歼一支逃入高丽的契丹军时，高丽国王王瞰曾派兵相助，以后蒙古国便一直把高丽视作附属国。

　　窝阔台继位后，蒙古使者曾在去高丽途中被杀。此后七年，高丽与蒙古断绝了往来。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兵征伐高丽。蒙军进至王京（今朝鲜开城），国王王瞰派弟弟怀安公前去议和。撒礼塔在王京以及各州、县设置了７２个达鲁花赤，然后撤军。这些达鲁花赤为掌印官或镇守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在王京和各州、县设置元朝如此一级的官吏，等于把高丽国的政权接管了，从而引起了高丽国上下的极大不满。第二年夏天，王瞰下令把７２个达鲁花赤统统杀掉，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政权。于是，窝阔台再次派遣撒礼塔领兵进讨高丽。王瞰退到江华岛固守。这次侵略，受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统帅撒礼塔也被流矢射死。１２３３年，窝阔台消灭东夏国，占领辽东。此后，高丽连年受到蒙军侵掠。宋理宗淳祐元年（１２１４年），王瞰只得投降，并将王子王倎送到蒙古国作人质。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高丽国王亡故。忽必烈派兵送王倎回国继位，改名为王禃，以图在高丽建立傀儡政府。忽必烈建元后，仍把高丽作为元朝的属国，令其按照成吉思汗的定制， 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元世祖至元五年（１２５８年），忽必烈准备兴兵东侵日本，下令王禃在高丽制造１０００艘海船，每艘船可载４０００石。元朝的控制和压榨，激起了高丽国上下的不满。翌年，林衍废掉傀儡国王，立自己的弟弟林淐为国王。忽必烈得知后，立即发兵进入高丽，占据了王都，扶植王禃复位。这时，高丽的三别杪军首领裴仲孙，领军抗击元朝入侵。他们拥立王禃的庶族王温为国王，将王室迁入珍岛（南全罗道），坚持与元军进行斗争。元至元八年（１２１７年），元军由忻都统领，攻击珍岛。抗元的高丽军民被击败，剩下的一部分在金通精带领下逃往耽罗。忻都率元军追杀，一直追到耽罗，捕获金通精。

　　三别杪军的抗元斗争终于被元军镇压下去。

　　元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王禃死，他的儿子王愖继承王位。忽必烈为加强对高丽的控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愖为妻。这样一来，高丽国王重又沦为元王朝的傀儡。高丽凡省、院、台、部等与元朝廷相类的官职名号，都被迫更改，还派了２０个贵族子弟到元廷 入侍 ，实际是作人质。元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元朝在高丽设置了驿站。第二年，元朝又向高丽征军士１万名、水手１５０００人、战船９００艘，参与侵略日本的战争。在元王朝的侵扰欺榨下，高丽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元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王昛（即王愖，后改名为昛）以日本侵扰边海郡邑为由，请求元朝发兵防守金州。第二年，元朝在高丽正式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命王昛和蒙古族将军阿塔海共同领管行省事。至此，高丽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直到１３０１年，元成宗才被迫撤销了高丽的行省建制。

　　２。两侵日本忽必烈在迫使高丽臣服的同时，曾派出使者去诏谕日本归顺元王朝。当时的日本正是镰仓幕府执政，对元朝的威胁采取强硬回绝的态度，这就惹怒了不可一世的忽必烈。他决计以武力征服日本。当时，一些谋臣对元军远征海外曾提出异议。元世祖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出使过日本的赵良弼进言道： 臣居日本岁余，……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元史》第１２册，３７６４页）曾任翰林学士、宣抚使的王磐也向忽必烈进谏。他说： 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 （《元史》第１２册，３７５５页）忽必烈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仍一意孤行，下令备军讨伐日本。

　　元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在元军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命令屯戍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率领屯田军及女真军、水军共１５０００人，大小战船９００艘，越海侵掠日本。元军元帅忽敦与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率军由合浦攻击对马海峡的对马岛。对马岛日本守军只有几千人，虽经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元军占领对马岛后，接着又攻占壹岐岛（日本福冈西对马海峡中）。日本俊宇多天皇征藩属兵１０万余人，在博多（今日本福冈）与元军展开激战。日军武器落后，在元军火炮轰击下败阵。元军虽连续取得胜利，但日本军民奋起抵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元军受到重重阻击，兵士疲惫，粮食、武器补给日益困难，战船也大部分损坏，无力再向纵深前进，只得撤军。

　　忽必烈并未就此罢休。七年之后，元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忽必烈又以派往日本的使者被杀为借口，对日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侵日元军分两路进发：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共４万人，从高丽渡海，经对马岛进攻日本，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领新附军１０万人，乘船９千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出发，远涉大洋，向日本进攻。这路元军由于航程较远，出征时又是台风出现最多的季节，加上大部分士兵没有坐过船，十有八九呕吐不止，仗还没打就已经狼狈不堪。忻都所率４万人中，有一半是蒙、汉元军，指挥官是洪茶丘；另一半是高丽军，指挥官是金方庆。洪茶丘与金方庆在元军侵高丽时曾多次对阵作战，仇怨很深，互不服气，难以配合作战。忻都虽为元帅，但首次侵掠日本无功而返，对再次远征日本缺乏信心，并不积极行使指挥权。范文虎率领的１０万南宋新附军，本是此次远征日本的主力军。但他是南宋降将，新附军亦为归顺之师，地位低下。出师前，身为领兵元帅的范文虎请求配备战马和回回炮，可忽必烈不准，说这是海战，用那些炮干什么？但忻都所率元军却携带火炮出征。蒙古族的将领更是不把范文虎放在眼里。这时的元军，从将军到士兵都无心作战。范文虎和忻都商议，不如将战船一艘艘连接起来，结成大战舰阵，以利休整。于是，两路大军舳舻相衔而进，七月间进至平壶岛（今日本佐世保西平户岛），移泊九龙山（今日本长崎县北松浦郡鹰岛町）。八月一日，台风大作，波浪滔天。连接在一起的战船来不及拆开，互相撞击，一半以上被撞坏沉没，无数军士落海淹死。只有高丽的船只构造比较牢固，得以保存下来。台风过后，洪茶丘和金方庆分别带着自己的亲兵，乘几只没有撞坏的战船溜走了。忻都、范文虎见两位大将不辞而别，也带着十几名随从乘着保存完好的船只逃跑了。十几万大军被遗弃海外，群龙无首，饥寒交迫。他们只得自己组织起来，推举张百户作总管，修整船只，伐木作舟，准备返回。正在这时，日军乘机杀来，将这支战争史上罕见的被遗弃的大军一举击溃，斩首无数。所剩二三万人都作了俘虏，被日军押至八角岛，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汉军士兵统统被杀；对新附军，日本人称之为唐人，被留下作了奴隶。出征时的１４万元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了回来。

　　这个惊心动魄的大溃败，并没有使忽必烈放弃攻打日本的念头。元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忽必烈又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五卫军２万人征日本，并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腐败的地方官吏根据人户数字敷派造船数目，征求工料。为打造海船，大批工匠被征发，背井离乡，苦服远役，又常遇官吏的督责毒打，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元朝廷还在各地强征大批水手。江南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当时的御史中丞崔或在一封奏章中写道： 江南盗贼，相梃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 他请求暂停远征日本的战争准备。但忽必烈拒之不听，又授刘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在扬州为征日备战。这时，福建爆发了黄华起义，声势浩大。忽必烈急派刘国杰前去镇压，侵日之事暂时被搁置下来。黄华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忽必烈又下令筹措船粮，编练军队，预定于元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三月第三次远征日本。正在这时，派往攻打安南的元军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忽必烈准备发兵报复，当时又发生多处人民起义。

　　忽必烈无法四处兴师动兵，不得不下诏停止远征日本。元朝侵日战争至此结束。

　　３。屡犯安南蒙古建元前，曾在灭大理国（位于今云南地区）后侵掠安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大理天定二年（１２５３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军伐大理国，攻陷大理城后即北返，命兀良合台继续东征未降服的各部。平定云南后，兀良合台于宋理宗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年）出兵安南，攻克安南王都。国王陈日煚逃到海岛上避难。由于蒙军士兵生长于漠北，对安南的热带季风暑雨气候难以适应，不得不撤还。

　　忽必烈称汗建元后，安南国王陈光昺被迫称臣，接受忽必烈的册封。元朝派遣讷刺丁充任安南国达鲁花赤。忽必烈为进一步控制安南，宣诏提出六条约束措施，即： 君长亲朝 、 子弟入质 、 编民数 、 出军役 、 输纳税赋 、 置达鲁花赤.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陈光昺去世，他的儿子陈日烜继位。陈日烜抗元的态度比他的父亲坚决。元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忽必烈准备远征占城，向安南征集粮食，被拒绝。第二年，忽必烈派王子镇南王脱欢、大将李恒率元军进军占城，要求假道安南，并要在安南征集粮饷供元军使用。陈日烜命其从兄陈峻领兵抗拒元军。元军强行进击，陈峻所率安南军在万劫江战败。元军乘势渡过富良江。元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陈日烜亲率１０万大军来战，沿江布列兵船，立起木栅坚守。

　　元军率先发动进攻，击溃安南军，陈日烜败走天长（今越南南定市北即墨社）、长安（今越南宁平市附近）。这时，由唆都等率领的远征占城的元军北返，与脱欢、李恒会合。元军兵力大增，分两路追击陈日烜. 安南军连续战败，一直退到清化府（今越南清化省清化）。陈日烜调集安南援军，继续与元军作战。元军在安南劳师远征，粮食供给不上，加上暑热多雨，瘟疫流行，军队死伤日增。深入安南腹地后，山多林密，地形复杂，大队军马难以展开作战。而安南军则以步兵为主，善于游击，战事渐于元军不利。元军只得放弃占据的京城，撤兵北返，安南军乘势展开了追袭战。元军行至册江，还没来得及渡江，就遭到埋伏在林中的安南军的袭击。大将李恒中毒箭身亡，脱欢仓惶逃回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唆都所率元军因距脱欢营地２００余里，不知脱欢已自行北撤。待他领军急忙回撤时，也在途中的乾满江被安南军击溃。

　　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后，于元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调集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汉军７万人，海船１００艘，配属云南兵、黎兵，第二次入侵安南。

　　忽必烈接受了上次侵略安南时粮食供应不上的教训，感到在这样的国土上作战，既不能靠过去那种 羊马随行 的方式获得给养，也没有条件 因粮于敌 ，必须以国内为大后方，动用役夫马牛运输足够的粮食。这时，一些大臣请罢对安南的征战。吏部尚书刘宣上奏： 交趾无粮，水陆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返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 但忽必烈根本听不进去，执意发兵。元军以脱欢为总指挥，大军分三路并进：脱欢率一部由东道攻女儿关；程鹏飞率一部由西道攻永平；乌马儿、樊楫率水师由海路合击。元军还组织了三支船队从海上运粮。最大的一支由海道万户张文虎押运，载有１７万石粮食。

　　为抗御元军大举进犯，安南军不与其正面对抗，而是诱敌深入，有计划地退却。元军顺利渡过富良江，进迫安南都城，陈日烜再次逃到海上避难。

　　他令安南军民坚壁清野，将粮食埋藏起来，百姓躲入山林。以小部队对元军频繁袭扰，主力集结于战略要地以备机动作战，同时在海上截击元军运粮船队。张文虎所率粮船在绿水洋受到阻击，缺少护航，加上船重难行，只好沉米于海，退回琼州（今海南岛）。另两支船队也未能抵达安南，漂回琼州。

　　元军在安南军主力后撤的情况下，长驱直入，结果粮食供应不上，部队疲备不堪，气候转热后，又遇疫病流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只得全军北撤。

　　樊楫所率舟师先由水道撤退，结果被安南军阻截于白藤江，全军覆灭。安南军主力３０万人集结在女儿关和丘急岭，阻断元军退路。脱欢所率北撤大军，一路且战且退，溃不成军，士兵大批被俘，自己也脚中毒箭，最后败还思明州。对这次惨败，忽必烈大为恼怒，责命脱欢改镇扬州，终身不许入朝。陈日烜则派使者入朝，将元军俘虏交还，并进金人代自己赎罪。

　　元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陈日烜死，他的儿子陈日燇继位。元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年）七月，忽必烈又命刘国杰等率水陆大军第三次侵略安南。

　　大军出发后不久，忽必烈就病死了。成宗铁木耳即位，下诏罢征安南。

　　４。用兵缅国忽必烈建元后，曾于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派遣使者到缅国，诏其归附元王朝。当时缅国正是蒲甘王朝时期，那罗梯诃波王拒绝归附纳贡，并杀了元朝的使者。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干额（今云南盈江县城，元曾于此设镇西路）总管阿禾叛缅内附元朝。缅王出兵进犯干额，进至金齿（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区）。阿禾急忙向元军求救。大理路（今云南大理县）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日出兵增援。缅军四五万人迎敌，最前队为骑兵，后面是大象队，最后是徒步士兵。元军增援部队虽然只有７００人，但箭弩、火器的射杀力很强。接战后，首先将骑兵击散，大象队被猛烈射击后也死伤过半，很快将缅军击溃。元军乘胜进击，向北推进３０余里，连破１７寨。

　　随后，云南行省又派遣纳速拉丁率军征伐缅国，招降了忙林、巨木秃等３００寨。

　　元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忽必烈发动对缅国的大举侵掠。相吾答儿、太卜、也罕的斤等率军多路进攻。一路取道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顺流而下，阻断缅军舟师的水路；另一路从骠甸（今云南陇川县）直进，与另一支从罗碧甸（今云南元江县）进军的部队会合，攻破江头城。元军大兵压境，建都（今缅甸北部地区）、金齿等１２部相继投降。缅王不得已派出使者与元军议和。孟乃甸（今缅甸蒙米特东北，瑞丽江南岸）白衣头目拒不降元，阻止缅使者前往纳款请和。元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缅王的庶子不速古里杀了云南王的命官阿难答等，并将缅王囚禁。忽必烈命元军再次进攻缅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与诸将率军进至蒲甘。缅军接受以往教训，不与元军正面交战，而是诱敌深入，利用天时地利，大败元军，歼灭７千余人。战后，缅甸派遣使臣入朝谢罪纳款，三年一贡。至此，蒲甘王朝灭亡，缅国分成若干掸邦。

　　元成宗继位后，缅国木连城（今缅甸曼德勒以南）的首领阿散哥也，利用国人对缅王降元的不满，提出 身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劳费 ，号召抗元，并杀缅王以及元朝留在缅国的１００多名信使等人。元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缅国王子向元朝求救搬兵。元成宗令宗王阔阔、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等进兵缅国。元军围困木连城，阿散哥也率军民坚守。在两军对峙中，阿散哥也用重金珍品贿赂元军将领，以求不战而退兵。受了重贿的元军将领以缅国暑热难耐、疫病流行为借口，擅自撤军而还。元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元朝罢废云南征缅分省。此后，缅国仍然对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

　　５。远征占城、爪哇元朝灭亡南宋后，曾封占城王为郡王。元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忽必烈命唆都在占城设置行省，进行统治。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忽必烈以占城王子补的扣押元朝派往暹国、马八儿国使者为由，发兵攻打占城。远征军调遣了江浙、福建、湖广各地元军５０００人，征海船１００艘，战船２５００艘，由唆都率领，走海道进侵占城。占城国王在木城西１０里设置行宫，以木城为核心组织防御，调集重兵坚守，并沿木城四面约２０余里建起楼栅，修筑了１００多座炮台。元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正月，元军攻克木城。占城国王为重整旗鼓继续抗击元军，在木城战败后派出使者诈降。国王自己退到保大州西北的鸦候山，集结兵力，准备伺机反攻。唆都很快发现占城国王的企图，一怒之下举兵大肆进攻，但被占城军击败。进入占城作战的元军伤亡日增，不得不于第二年撤还。忽必烈又命脱欢、李恒率军会合唆都合兵，经安南再侵占城。但假道安南的军事行动遭到坚决抵抗，元军即转向对安南的作战。

　　元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忽必烈命史弼、高兴、亦黑迷失作统领，调集福建、江西、湖广兵２万人，战船１０００艘，携载供大军一年的粮食，远渡重洋，侵略爪哇。远征军从泉州出发，渡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经两个月的航行，进抵爪哇国境，然后分水、陆两道进击。这时，爪哇国王被相邻的葛郎国主所杀。爪哇国王的女婿土罕必阇耶，率兵攻击葛郎国主哈只葛当，结果战败。土罕必阇耶听说元军登陆，便生出 借刀杀人 之计，企图借元军之力向葛郎国复仇。他派使者迎接元军，表示降附，并献出爪哇国和葛郎国山川、户口图籍，以换取元军信任。元军即以主要兵力与葛郎国军队作战，击溃葛郎军，追击进入葛郎国，围攻答哈城。

　　哈只葛当无力抗御，投降了元军。土罕必阇耶在元军攻占葛郎国后，借口返回爪哇筹措贡品，脱离了元军的控制，在中途起兵反元。元军对此毫无戒备，在从葛郎国撤还时，被爪哇军袭击，伤亡惨重。元军无力再战，只得从海上撤退，航行两个多月后返回泉州。这次远征，元军仅死亡的兵士就有３０００多人，掠夺所获，不偿其失。忽必烈对此大失所望，史弼和亦黑迷失都因此受到责罚。

　　（三）镇压人民起义的战争

　　忽必烈建元灭宋、统一中国后，经九朝皇帝，至元顺帝登基继位，已历６０余年。由于元朝统治集团对汉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一味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加上水旱饥荒连年发生，因而各地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到元顺帝时期，朝臣互相倾轧，上下贪赃成风，政治更加黑暗，经济几近崩溃，政局更加不稳。当时有一首《醉太平小令》的曲子说道：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确实是对元末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元廷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自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５１年）刘福通起义到元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朱元璋称帝，这１８年中，元廷调集军队对各路起义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农民战争一度处于低潮，但元王朝衰朽之势已成，最后终于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推翻。

　　１。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末年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起自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的颍州红巾军起兵反元。农民战争的烈火一经点燃，各地迅即蜂起响应，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以及奴仆、手工业者、渔民、盐丁、僧侣等下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河南、江淮地区很快出现了 红军遍地 的局面。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颍州刘福通和蕲州徐寿辉所领导的队伍，是两支力量最强大的起义军。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元廷征发民夫１５万人修治黄河。民间秘密团体白莲会的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在组织民夫治河时秘密酝酿起义。他们在黄河要道黄陵冈（现山东曹县西南）附近，预先埋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开凿河道时把石人挖出来了。当时民间普遍流传 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的说法，所以石人一经挖出，正应验了这一民谣，立即在农民群众中引起了轰动。这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３０００人在颍州（今安徽颍上县）白鹿庄聚会，假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为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准备起兵造反。不料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捕遭杀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举起造反大旗。起义军以红巾缠头，高举赤旗，故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因烧香拜弥勒佛，也称香军）。刘福通率起义军打出 复宋 的旗号，迅速攻下颍州及河南项城、罗山、确山等地，贫苦农民纷纷来归，兵力很快发展到１０余万人。元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二月，刘福通等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称帝，建国大宋，国都设在亳州（今安徽亳县）。

　　在刘福通颍州起义前，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罗田人、布贩出身的徐寿辉，即与僧人彭莹玉等秘密组成一支信奉白莲教的起义队伍。彭莹玉出身于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一个农民家庭，１０岁入寺为僧，后一面给人治病，一面宣传白莲教。元至元四年（１３３８年）他即与徒弟在袁州发动武装起义，结果失败了。彭莹玉逃至江淮地区，继续宣传白莲教，借此发动和组织反元武装力量，成为南方最有权威的白莲教首领和农民领袖。刘福通于元至正十一年五月起兵反元后，徐寿辉、彭莹玉等随即于八月也在蕲州起兵。他们以红巾为标志，响亮地提出： 摧富益贫 的口号，贫苦百姓群起趋之。《元史？魏中立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革屦，齿木为耙，削竹为枪，裁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 ，足见当时群众响应之热烈。

　　起义军很快攻占州城和黄州等地。十月，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皇帝，以蕲水为都城，建国号为天完。徐寿辉起义不久即公然建国称帝，这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还是第一个，表明了起义军推翻元朝统治、改天换地的决心。

　　与此同时，大江南北许多地区也相继爆发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反元农民起义。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八月，李二在徐州起事，很快聚集起一支１０余万人的队伍，并攻占徐州附近各州县，扼南北联系之要冲，对元政府形成了很大威胁。定远人郭子兴是当地白莲会首领，于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二月，领兵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一时数万农民归附。这一年闰三月，孤苦无依、入寺为僧的濠州钟离县农家子弟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了红巾军的队伍。邓州人王权于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十二月起义，攻占邓州、南阳，进而打下唐、嵩、汝等州，陷河南府。这支起义军被称为 北琐红军.次年正月，孟海马等起义，攻占襄阳，进军荆门、房州、归州、峡州，时称 南琐红军.泰州张士诚本是运盐船船工，兼贩私盐，因受富豪凌辱，于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正月愤起杀死富豪，聚众万余，起兵抗元。后接受元朝招安，随即再次起义，攻入高邮。１３５４年正月，张士诚建国大周，自称诚王。他所率的起义军成为一支反元劲旅。此外，浙东盐贩方国珍于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４８年）反元后，曾投降元朝，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也重新起兵反元。

　　２。元军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战役自刘福通等人在颍州起义后，农民战争的烈火迅即燃遍大江南北。起义军攻城夺池，势不可挡， 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到之处，杀官吏，开仓库，分占地主富商的财产，矛头直指腐朽的元廷统治。面对烽烟四起、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局面，元朝政府急忙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派出官军与各地地主武装相联合，对人民群众的反元斗争展开反攻和镇压，企图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起义军不畏艰难，此仆彼起，散而复聚，同元王朝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总起来看，这一斗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至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是农民起义军初起，在有所发展后即遭残酷镇压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北方红巾军纷纷起兵反元，并很快攻占了一些重要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严重威胁着元朝的统治。元廷在惊恐之余，赶紧调集兵力，由丞相脱脱亲自指挥，于１３５２年攻克徐州，击溃了李二部；不久，汉水流域的孟海马和王权起义也被江南元军镇压了下去。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天完军在１３５３年间也在不少地方受到挫折，退出了已经攻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年十一月，彭莹玉被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包围，战死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刘福通部等北方红巾军的活动地区也日益缩小。由于元军的大举镇压，加之农民军缺乏训练和没有经验，武器又很差，到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起义斗争被迫转入低潮。

　　第二阶段，由元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年）至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是起义军从挫折中崛起，继续发展，形成农民战争高潮的时期。为彻底扑灭农民起义，元廷于至正十四年派脱脱率百万大军，将张士诚部围困于高邮城内，结果因元廷内争而以失败告终。高邮之战在元末农民军与元军斗争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役。以此为新的起点，各地起义军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很大发展。突出的是刘福通、韩林儿所领导的大宋农民军接连攻陷河南许多州县，兵力扩展至３０余万人。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大宋军于元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以河南为基地，主动出击，分三路北上作战，直捣元朝统治集团的腹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元战斗高潮，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此前曾遭受重大损失的天完红巾军，在高邮之战后，也重振旗鼓，先后攻下沔阳、武昌、汉阳等地，并向南发展，重新夺取了江西、湖广的大部分地区。

　　张士诚在攻占淮东地区后，接着渡江南下，攻取了作为元朝粮仓的浙西大部分地区。濠州起义的一部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取了江东（今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部部分地区）。总之，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壮大了的农民起义军逐渐处于优势地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元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

　　第三阶段，由元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年）至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是起义军分化蜕变，朱元璋兼并诸军并最终推翻元朝统治的时期。至正十九年后，元军乘大宋农民军分兵四出，互不呼应，有的部队将领自相残杀，力量削弱之机，镇压了北上灭元、进入山西和山东的红巾军，使北方红巾军由盛转衰。南方的形势也有很大变化。张士诚、方国珍投降元朝。天完红巾军发生内讧，部将陈友谅杀死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另一部将明玉珍得知徐寿辉被杀后，也在四川称帝。这几支起义军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各据一方、互相混战的封建势力。在此过程中，胸有谋略的朱元璋势力大增，后来逐一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于１３６８年推翻了元王朝，完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在元末农民起义军同元军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战役：高邮之战：张士诚在泰州起兵反元后，向北进军，没费多大劲便把高邮打了下来。这时，元廷派遣李齐来高邮招安。张士诚拒绝招安，把李齐杀死，据地称王。张士诚刚刚称王不久，元廷即于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年）二月和六月，先后令淮南省平章苟儿三道、达识帖睦尔来攻打，结果都大败而归。

　　张士诚突起于高邮，使元朝南北联系梗塞，两淮地区局势为之一变。元廷深为震恐，于是命丞相脱脱亲率元军，于元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年）九月来攻高邮。脱脱被授权总制诸王和各省军马，还调来西域、西番各族军助战，号称百万大军， 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元史？脱脱传》）。将高邮城团团围住，经４０余天，兵力损失大半，始终未能破城。张士诚军长时间被困，困难很多， 城中几不支，日议附降 ，但张士诚 又恐罪在不赦 ，不敢投降。正当高邮城危在旦夕之时，元廷长期以来的结党相争又一次爆发，一部分官僚贵族以 劳师费财、坐视寇盗 为名攻击脱脱，顺帝下令罢免其官爵，改由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中书平章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一同总兵。十二月，诏令下到军中，这种临阵换将的做法，使元军不战自乱。从各地调来的百万元军一时纷纷散去，有的军士还倒戈加入红巾军，于是高邮之围遂解。高邮之战，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转折点，元朝从此丧失了对起义军的军事优势。

　　围剿天完红巾军之战：天完红巾军建号后，即在徐寿辉的率领下，分兵向四处进军，经与元军激战，势力发展很快。到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三月，已席卷江西、湖南地区，继而进据江浙与湖广的一些地方，声势大振。

　　在天完所属各部中，彭莹玉、项普略率领的一支队伍战斗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战斗也最激烈。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元军集中兵力于两淮，天完军乘机向东南发展。在浙江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彭莹玉率军攻克杭州，元浙江行省的官员纷纷逃走，参政樊执敬自杀。据陶宋仪所著的《辍耕录》记载，红巾军进入杭州城后， 不杀不淫 ，纪律严明，向群众宣传 弥勒佛出世 ，并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 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 ，同时没收府库金帛归红巾军所有。元廷见杭州失陷，富庶的东南地区为起义军占领，急忙令正在攻打濠州的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转攻杭州。

　　起义军与元军在城内激战七天，最后被迫撤出，杭州城被元军夺回。此后，起义军退守徽州，为摆脱元军，又北上广德（今安徽广德），进兵苏南，因形势不利，只得再次返回徽州。但徽州已被董抟霄率领的元军攻取，项普略被捕遭杀害。彭莹玉退至江西瑞州，于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十一月战败被捕，也遭杀害。

　　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五月，元廷调集江浙、河南、江西、四川等各路大军，对天完红巾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他们 贷富人钱，募人为兵 ，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共同对红巾军进行血腥镇压。面对元军凶狠的进攻，起义军失利败退，原先占据的江州、武昌、汉阳、临江、瑞州等地相继被攻陷。

　　十二月，元军由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政哈临秃、西宁王牙罕沙合军围剿天完国都蕲水。起义军奋起抗击，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此一战，天完红巾军遭受沉重打击，徐寿辉逃至黄梅山区和沔阳湖中，４００多官属被擒。两年后，天完红巾军才又重振旗鼓，得到进一步发展。

　　围攻大宋农民军之战：元朝百万军队在高邮溃散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也有了很大发展。刘福通自迎立韩林儿建宋称帝后，他所领导的起义军很快发展到３０多万人。元正至十七年（１３５７年）六月，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指挥大宋军高举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的战旗，分东、中、西三路开始了北上灭元的大进军。

　　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最先出兵，接连攻下陕西和山西南部许多州、县，直入关中，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起义军的神速行动令元廷十分震恐，急令察罕帖木儿率军来攻，起义军只得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这年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军入陕，与李武、崔德部会合。他们夺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克秦陇（今甘肃天水、陕西陇县），下凤翔（今陕西凤翔）。但在察罕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兵的联合夹攻下，起义军失利。李喜率一部转入四川；李武、崔德率一部向宁夏挺进，最后兵败向元军投降。

　　东路军是由红巾军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该部转战于山东境内，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连克益都等许多州、县，于元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二月攻克济南，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起义军占领。接着，毛贵又挥兵北上，进入河北，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元将董抟霄斩杀。三月，毛贵打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郭州枣林、柳林（今北京通县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这时，起义军距京师大都仅１２０里， 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 （《元史？刘哈喇不花传》）但由于毛贵孤军深入，没有得到其他红巾军的配合，结果被元廷调援的刘哈喇不花军打败，只得退军济南。元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年），毛贵为部将所杀，东路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从此各部互相攻伐，一蹶不振。

　　中路军是由关先生（即关铎）、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等率领的，其任务主要是配合毛贵进攻大都。元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九月，中路军越过太行山，很快攻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等地。当毛贵率军北上河北时，在山西的中路军也决定向北进军。由于东路军攻打大都未果，毛贵军退守山东，原来奉命入卫大都的元军退回当地，使得元廷可以拿出更多的兵力对付中路红巾军，因而中路军原定由山西入河北、与东路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元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九、十月间，关先生等攻克定州（今河北定县），占领大同，随即向塞外发展，于十二月攻克元上都，焚烧元宫室，使元廷大为震动。关先生在上都驻军七日，又率军东进，于次年正月攻破全宁路（今辽宁昭盟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府宫室。随后又夺取辽阳（今辽宁辽阳），攻入高丽。红巾军所以攻打高丽，主要是因作为元朝驸马的高丽恭愍王仇视农民起义军，并曾派兵参加元军攻打高邮之战。但红巾军后来为高丽军所败，关先生等战死。

　　大宋军分三路北伐后，元廷把大批军力放在山东，因而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得以解除压力，于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六月开始北进，旋即占领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广大地区。第二年五月，刘福通攻克原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随即自安丰（今安徽省寿县）迎来宋帝韩林儿，改汴梁为都城。大宋政权以 灭元复宋 为号召，其影响所及，江淮、齐鲁、巴蜀、荆楚、辽海以至甘肃等地农民军群起响应，元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形势，元廷不得不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尤其是重用和提拔了一批与起义军为敌的较有战斗力的地主武装，其中最有名的是被元廷提拔为四川省平章的答失八都鲁和被授予汝宁府达鲁花赤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元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率领地主武装水陆并进，向大宋都城汴梁发动进攻。当时，北伐的三路宋军，东西两路受挫，中路远入高丽，起义军兵力分散，有的甚至互相攻杀，从而使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福通率军拼死抵抗，困守汴梁三月，最后终于被元军攻破，起义军５０００多官吏被俘，韩林儿、刘福通只得退走安丰。此后，察罕帖木儿父子连败起义军，继元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年）冬攻下济南后，又于次年十一月攻下起义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将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时，北上的各路农民军均先后失败，黄河以北地区又统为元军夺去。韩林儿、刘福通驻守安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元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年）二月，投降元朝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向安丰进攻，刘福通力战到底，至死不屈，英勇牺牲，韩林儿被朱元璋的援兵救出。曾经威镇中原、给元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的大宋军终于全军覆亡。

　　刘福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发动者，他所领导的红巾军曾经发展到数十万众，与元廷斗争历时１３年，消灭元军大批有生力量。最后虽然失败，但却为后来朱元璋推翻元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其功绩是巨大的。

　　３。朱元璋兼并诸军与元朝灭亡当北方的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之际，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却军势大振，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元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三月，朱元璋率军在江宁镇歼灭元军３万余人，又大败元军于蒋山（今南京市钟山），攻占集庆路（后改名为应天府，即今江苏南京），很快又占有江左、浙右各郡。七月，在部将的拥戴下，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后又被韩林儿以宋帝名义封为平章政事兼右丞相。

　　朱元璋占据应天府后，逐渐积聚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兵力，以图 平定天下.当时的形势是，元朝贵族、军阀和地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争斗愈演愈烈；各路农民军经分化演变，逐渐形成了占据江浙和淮南的张士诚、占据江西和湖广地区的徐寿辉和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等几支力量。朱元璋决心在消灭元军的同时，统一已经四分五裂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元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年），朱元璋率军与陈友谅部激战于鄱阳湖，陈友谅兵败身亡。

　　翌年，其子陈理以武昌降，大汉政权灭亡。其后，又于元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年）七月攻破张士诚的首府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自缢未死，被俘后遭乱棍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得投降；随后福州陈友定所率的地主武装也被消灭。这样，江南大部被朱元璋平定了。

　　朱元璋兼并江南诸军后，分析了当时全国尤其是北方贵族和地主武装相互混战的形势，认为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元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年），他派人暗害死了大宋皇帝韩林儿，不再打尊奉韩宋的旗号，准备充当新皇帝。第二年十月，朱元璋采取先攻山东、继下河南、再克潼关控扼门户、直逼大都的战略，举兵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元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看到明朝大军逼近，大都难保，于是北逃应昌，明军随即占领大都，元王朝即告灭亡。

　　七、结语

　　元王朝自公元１２７１年忽必烈改国号为 大元 起，至１３６８年被朱元璋推翻，前后历９７年；而上溯自铁木真称汗、蒙古建国，则历经了一个半多世纪。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这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阶段。终元之世，其以兵立国，以战强国，最后又被农民战争的烈火所埋葬，军事斗争在全部元史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并给中国以至世界以深刻的影响。如同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留下许多宝贵遗产一样，元代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也给后人以许多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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