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8卷 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本卷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动荡给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 大一统 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使教育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格局。在学校教育上，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出现，分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新时期。教育内容上突破了两汉皓首穷经的旧模式，玄学、佛学、道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都融合进教育中来了，教育内容大大扩展了。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官学的时兴时废，私学以空前的规模繁荣起来。

　　私学家们不重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学生不畏艰险，千里寻师，他们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教育相并行的人材选拔措施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除曹操的 唯才是举 政策外，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人材选拔措施，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在教育思想史上也十分活跃，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主张，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最后我们更需要看到，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也是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教育无疑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魏晋南北朝教育概述

　　东汉中平六年（１８９年）初春，灵帝驾崩。灵帝之死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总爆发。各地军阀藉此机遇， 飘扬云会，万里相赴 ①。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序幕。汉献帝元康元年（２２０年，即魏黄初元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 禅让 的方式代汉建魏。２２１年、２２２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６０年，晋泰始元年（２６５年），河内（今河南温县）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并于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１８年前蜀亡于魏），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３１６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室东渡，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 五胡十六国 ，历经北魏的统一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

　　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段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一）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教育都与该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分不开。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更需要获得政府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统一，人材选拔的完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无疑对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古代教育的几个繁盛时期，诸如汉唐宋明，大体就是这样的。而分裂时期，战争连绵，政出多门，选举混乱，不仅影响着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政策，而且影响着各阶层对待教育的心态。

　　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学校教育的时兴时废。从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初年，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魏文帝黄初五年（２２４年）于洛阳初立太学，竟然需要 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 ①。蜀国 承乱历纪，学业衰废 ②，至刘备定蜀后方设立太学。孙吴虽设国学较早，但直到景帝孙休永安元年（２５８年）方立五经博士，故其太学的功用甚微。两晋太学也时断时续。大体上看，西晋一朝由于实现了短期统一，晋武帝本人也颇具才干，教育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所谓 祁祁生徒，济济儒术 即反映了这种状况③。东晋一朝国学设立虽早，但每临战乱，随即解体，反复３次。南朝历１６９年，但易代３次，内外矛盾激烈，承平日短，学校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南朝只有宋文帝、齐武帝、梁武帝几个皇帝在位时，学校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十六国和北朝的学校教育是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素质很有关系，统治者汉化程度深一些，对教育就重视一些。但是他们往往国祚太短，学校教育兴时短、废时长。其次社会变动使完整的教育体系难于形成。

　　无论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往往各不相同。如同是儒家经学，魏、蜀、吴三国各有侧重。曹魏重古文经学和玄学化的经学，蜀仍守古文经学，没有玄学化，孙吴却主今文经学。同是经学，南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①。这是因为南方习于玄风，北方较为固守传统。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儒道佛结合的比南方紧密，玄风影响不广泛，在学校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南方也重于北方。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既与分裂割据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当时教育的等级化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杂乱，其间也包含着创新。南北的差异，胡汉的差异，其中都杂揉了不少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很多具体科目的设置，都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寻其根源。第三，社会变动对各阶层人物的教育心态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时代的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无不带有某种功利性，汉代有 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 的谚语，唐太宗窃喜通过科举制可以使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割据和纷争，给人的心灵蒙上了很厚的阴影。人生无常，如 白驹过隙 的观念，使人们不愿去追逐功名，这一时期隐逸人物的骤增，也反映了这种状况。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由血统就可以窃据高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永远只能列入 下品.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使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独立的自耕农比两汉大为减少，他们生活极端痛苦，何谈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很难看到 布衣将相 的现象，也很难看到两汉时那种家境贫寒而励志学问，最终获得高位的人物。

　　这样，对于士族和寒门庶族，包括广大平民来说，接受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试以北齐为例，胄子由通经而致士竟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二人而已①。北齐高昂 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 ②，这是典型的 读书无用论.对于一般庶族地主子弟来说，求学竟成了一种避役的手段，所谓 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③。另一方面，在玄风的熏陶下，教师和学生皆祖尚虚玄，追求浮夸，认真追求学术的人不多了，这就是刘馥所说的 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④。而汉代经学固然繁琐，但对学子来说亦是强迫他们下苦功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功的，特别是古文经学更是如此。

　　但魏晋学风一变，不仅 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⑤，而且学业少有师从，虚玄与放诞往往却能使人刮目相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图景，那些 放达 、 英拔 、 玄远 的人物，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不过世风如此，学子亦只能随波逐流了。诚然，社会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影响无疑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侧面，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所不可忽视的。

　　①《曹操集？蒿里行》。

　　②《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晋书》卷 55 《潘岳传》。

　　①《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①《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序》。

　　②《北齐书》卷 21 《高昂传》。

　　③《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

　　④《三国志？魏书》卷 15 《刘馥传》。

　　⑤《颜氏家训？勉学篇》。

　　（二）教育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社会变动给这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种种影响，但从宏观上看，它并不背离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模式。它在融合，在蜕变，在更新。这个时代的教育出现一些新特点：

　　１。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

　　经学即儒学。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经学在教育中获得了正统地位。彬彬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功臣多习儒学，累世经学的世家激增。但一方面儒学并没有能够挽救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经学的神秘化和繁琐化，使其自身的虚伪性愈益突出。汉代的谚语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①。在这种世人所厌的情况下，汉末士风为之一变，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已有精辟论述②，兹不赘言。汉末士风的转变是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从形式上看它由一种 任诞 的风气向哲学化发展，大体在西晋初年完成，并影响东晋南北朝。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教育突破经学范畴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赋予了儒学（名教）以新的解释。《晋书》卷４９《阮籍传》附《阮瞻传》载： （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 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 瞻曰：' 将毋同'. （《世说新语？文学》作阮修问王衍），这就是著名的 三语掾.魏末晋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瞻的话冰释了王戎心中的郁结，深得其欣赏。在王戎看来，自然是本体，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本不是对立之物。承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身已突破了两汉儒学的内涵。首先它承认了人性的地位，在家族伦理上突破了两汉 孝 的价值观，给予人性和人情以一定的尊重。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汉君臣关系的概念。从汉末的 汉阴老夫 到嵇康、阮籍、鲍敬言、陶渊明，在思想上早已动摇了那种 君权神授 的观念。我们认为对传统经学的部分突破，对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承认 自然 本体论，有助于教学内容的扩增。魏晋南北朝时期死守章句的情况不见了。文学、史学、玄学、科技、宗教在教育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试以玄学为例，玄学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价值观，是衡量士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 儒玄并综 、 好伦儒道来评价人物，没有 傲然独得，任性不羁 或 喜怒不形于色 的气质，是难以被世人所推崇的。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４３９年），开馆于鸡笼山（今南京市内），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其二是 才性之争 扩大了人们对人材选拔这一教育重要目的的认识。 才性之争 也称 四本论.这一争论始于魏末。《世说新语？文学》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 条注引《魏志》：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这些言论没有详细材料流传下来。大体说来尚书傅嘏、侍郎钟会认为二者是同和合，中书令李丰、屯骑校尉王广认为是异和离。 才 即才能， 性 为德性。傅嘏、钟会所说的同和合，即认为有德即有才，才和德是一致的；而李丰和王广则认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才，才和德是不一致的。 才性之争 显然是针对汉代选举不实，重德不重才而发的，不过也有其现实政治的背景，那就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曹操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则是四世 伏膺儒学 ， 才性之争 是他们政治斗争借以表现的哲学形式。这场争论对教育是有影响的。汉代社会事实已经证明，德的衡量标准有很大的误区，虚伪的东西太多。越是没有才的人越是以 德 来装饰自己，以沽名钓誉，对社会却毫无益处。而才却是虚伪不得， 治国用兵之术 是虚誉所做不到的，这就牵涉到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毕竟是少的。

　　这场争论从以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是曹魏集团失败了，但人们认识到了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 ，在二者矛盾的情况下 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 ①颜之推亦认为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 ②，也就是说仅有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真才实学。 才性之争 波及东晋南朝，但在那时已演变成玄学家的谈资了。

　　①《抱朴子？审举篇》。

　　②见《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①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①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２。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

　　这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斗争所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的几乎同一时期，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但罗马文化并没能同化蛮族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小国林立，征战连绵。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历 五胡十六国 而后能再造一统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截然不能分开的。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传播是以各少数民族 汉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间，虽经 胡化 逆流，但未占主导地位。第一，这一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以精通汉文化自诩。最先起兵的匈奴人刘渊曾说： 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 ①羯族石勒，奴隶出身，不识文字，却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他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大惊说： 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 后听到张良谏，方说： 赖有此耳。 ②这既反映了他的见识，也反映了他勤于学习汉族文化。前秦苻坚 博学多才艺 ，后秦姚兴常与人 讲论经籍 ，就连卢水胡沮渠蒙逊也 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③他们汉文化的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是向汉族士人学得，有的是年轻时或为质子于长安，或游学于太学而学得。但从总体上看，乃是民族交流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的融合，是不会把这些僻处一隅的少数民族首领卷入汉文化圈的，这比汉代进步得多了。第二，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致力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汉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

　　北魏不仅太学昌盛，而且郡国学制也普及甚广，使大批中下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来落后的习俗被革除了，汉族的礼乐文化普及到各族人民。前燕慕容廆执政时 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④有人说汉文化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东西，殊不知表层文化的接受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深层次的内含。在当时，汉文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乐文化之后，在经济上也都推行了封建制度，汉化是与封建化同步进行的。第三，汉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历经近４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会合在汉民族的海洋里。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周官》）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少数民族有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勰十步成诗，形神兼备。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汉化教育的结果。

　　①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 2期。

　　②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 3期。

　　③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 8期。

　　④《晋书》卷 108《慕容廆载记》。

　　３。等级教育的出现和私家教育的昌盛

　　两汉时期除 七科谪 以外，良家子弟皆可通经致士或由察举征辟而入仕。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中正定品依据的是家世。因此高门阀阅可以有世及之荣，而寒门庶族无寸进之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性的出现。西晋咸宁二年（２７６年）初立国子学，要求 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①西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年）更明确规定 ……学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 ②西晋本有太学，太子也本在太学读书，为什么又要另立国子学，而将太子迁入国子学呢？这是九品中正制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南朝人就已看出： 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①很显然，在国子学学习的人其身份地位比在太学学习的人的身份要高贵。从武帝创始到惠帝定型的国子学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教育上的反映。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晋书》卷９４《隐逸传》记载了一个叫霍原的人，才高望重，但地位低，国子学的贵族子弟想与他交往，却怕失去身份而遭清议，白天不敢去，夜里才偷偷相见。

　　这种区分出身的教育方式，不仅波及东晋南朝，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国内教育亦有影响。后秦姚苌立太学，为的是 礼先贤之后 ②。北魏献文帝立郡国学校，明确规定： 先尽高门，次及中第。 ③等级教育的出现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与官方学校教育衰颓相反，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台湾学者杨承彬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私学 不及东汉 ④未免失之偏颇。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渊源固然可溯至东汉，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变。私学所覆盖的层面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接受教育的人激增，私学的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关于私学的发展历程将在后章详述。魏晋南北朝私学发达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政局紊乱，国祚命短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白。一些统治者纵然想留心教育，但终究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不得不把教育放到次要的地位。加上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难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对传播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潜心学术，培养后人。如魏的隗禧、管宁，蜀的向朗，西晋的束晢，南朝的刘，北朝的马光等等。他们的教育成果既使汉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又为各个政权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必备的人材。第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对私学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始玄风，佛、道二教与儒学相结合，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他们各创私学，传授经籍。如晋代的杨轲是《易》学专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 ①南齐杜京产聚徒传授道教。陈代的徐孝克 旦讲佛经，晚讲《礼》、《传》 ，受业者数百人②。第三，门阀世族的出现及其势力的扩展，深刻影响着私学的发展。门阀世族地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亦以门风相标榜，因为这是士族区别于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对家学是尤为重视的。他们的家学代代相传，并且有保密性，如所谓 王氏青箱学 和 王太保家法 等。私学在门阀世族地主那里以 家学 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含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谱学、儒学、玄学、佛学、道学、书法、文学、艺术等等。门阀世族家学的发达，是推动这一时期私学昌盛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其本身亦构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重要内容。第四，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的宗法组织远比两汉强大，除大地主的田庄以外，许多自然村落也都聚族而居，而教育是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农隙之际，宗族里通经史者， 训诱宗教，侃侃不倦。 ③《四民月令》中也反映了田庄中有私学教育。即使在战乱流离，举族迁徙中，私学依然不辍，庾衮在禹山坞中即因 惠训蒙幼 而受到宗族乡党的敬仰。私学在宗族组织中的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战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九品中正制 的实行，使一般人的子弟求学无门有关。

　　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教育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迂迴。其间虽有曲折，但更有蜕变和创新。从整体上讲，它不同于大一统的汉唐宋明，但也绝非完全衰落。问题还在于我们着眼于什么样的角度和态度去看待它。如果客观地从历史的全局和实际考察来分析，当时教育的光明一面应占主导，而黑暗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四百年的教育历程，也不会有隋唐文化教育的鼎盛。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①《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②《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①《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魏书》卷 48 《高允传》。

　　④《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①《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陈书》卷 26 《徐孝克传》。

　　③《晋书》卷 88 《孝友传》。

　　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一）三国的学校教育

　　汉末是一个世局动荡、天下纷争、群雄割据的时代，在诸多的割据势力中，形成了三股较大的势力，即曹操、刘备和孙权。曹操独霸中原，后其子曹丕代汉建立魏政权；刘备居蜀，建蜀政权；孙权割据江东，建立了吴政权。

　　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约６０年。在这６０年里，由于频繁的征战，政局的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凋蔽和残破，学校教育已脱离两汉的正常轨道，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三国的学校教育又各有差别，从总体情况看，魏的学校教育要优于吴、蜀，这是因为魏处中原，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对汉代文化教育有较多继承的缘故；而吴、蜀僻处一隅，经济文化远不如中原昌盛，并且一直处在曹魏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因此学校教育相对落后。

　　１。魏的学校教育

　　曹魏的学校教育分为太学和地方学校两类。曹魏太学正式创立于魏文帝时期，在三国之中当属最早。这是与曹操在戎马之际即十分重视教育分不开的。早在建安七年（２０２年），曹操就下令搜寻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之后或其亲戚，并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 ①这虽然是针对其家乡的一道特殊命令，但也反映其对教育的重视，并作为抚恤阵亡将士的一种手段。

　　次年七月，曹操又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教育，其令说： 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②这道命令反映出魏的郡国地方学校在曹操时即已奠定了基础。曹操之所以未立太学，恐与其尚未代汉，与礼制不合有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２１６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次年即于邺城（今河南临漳县西）作泮宫。据《礼记？王制》称诸侯所立学为泮宫，但当时曹操实际已掌握了汉的军政大权，汉帝已形同虚设，故其泮宫已具太学性质。魏文帝于黄初五年三月（公元２２４年）以许昌（今河南许昌县）返洛阳（今河南洛阳），次月即立太学于洛阳，这是曹魏太学的正式开创。而曹丕之所以能在一月之内就能建起太学，当与泮宫人才作基础分不开，故 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 ③。太学在黄初开创之际，条件十分简陋，竟需 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 ④。曹魏太学历明帝、废帝（齐王芳）、高贵乡公数代，其间政局虽不稳定，但太学却延续下来，这与曹魏诸帝对太学的重视分不开。魏文帝不仅创立太学，而且奉孔子祀， 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⑤。他不仅自著《典论》、《皇览》等著作，而且常常召集诸儒，谈论经文，侃侃不倦。魏明帝对教育也尤为重视，太和二年（公元２２８年）下诏申敕郡国，要求 尊儒贵学 、 高选博士 ，太和四年（公元２３０年）又下诏针对当时 后生进趣，不由典谟 的状况，要求 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学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①。这实际在倡导一种求学的风气。魏明帝对教育的重视，与高柔亦有关。明帝初即位时，高柔即以当时社会状况和太祖、高祖对教育的重视来劝导明帝。高柔的上疏基本反应了明帝以前的教育基本状况，并对后来影响很大，故摘录如下： 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库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 ②从太和四年诏看，明帝确实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颁令实施。齐王曹芳年幼继位（８岁），但他对教育也颇为热心，每读通一经即派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正始六年（公元２４５年），他还令学者课试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但由于曹芳本人年幼，而且当时司马氏秉政（司马氏家族也精通儒学），齐王曹芳本人关于教育的措施究竟推行多少，也难深究。高贵乡公曹髦是在齐王被废后所立，虽然他不过是司马氏所控制的一个傀儡，但他在皇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留心教育。甘露元年（公元２５６年），他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义，提出问题，让博士解答。次年，他再次来太学，令 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义 ①。

　　曹魏诸帝对教育的重视，与其家族背景有关。曹氏虽为宦官之后，但文化素质尤高。即便曹操戎马一生，也不可以武夫视之。文学上的 建安风骨 离不开曹操、曹丕和曹植。曹操平时即 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②。他的诗文充满着现实主义的风格，清峻而通脱，骨气奇高，抒发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社会、对人生的万般情怀。魏文帝曹丕亦博学多才，陈寿评他 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③，这是恰当的。

　　因此，在曹操的麾下不仅有杰出的武才，也云集了众多的学者。统治者自身的素质高，方能使重视教育不流于形式而落到实处。

　　曹魏大学基本承两汉之制。第一，在太学编制及学风方面。太学有太学生和博士。博士中择聪明威重者一人为博士祭酒，总管太学学业诸事。太学博士常从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中选拔。但从当时人的言论中可看到博士学业粗浅，不能胜任教学。甚至 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 ④。

　　所以当时要求 高选博士 的呼声很高。这一方面是因战乱人才奇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对待博士的某些政策有关。如博士 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 ⑤，也就是对博士的升迁限制很严，使他们不能安心教学。太学生初有数百人，后来增加到几千人。嵇康受刑时，有太学生３０００人请愿，可见太学生发展之迅速。太学生入学年龄约是１５岁，如钟会 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①，刘馥上疏建议 年以十五，皆入太学 ②，可为佐证。曹魏太学比后世进步之处在于对入学者的家世背景审查不严，刘馥要求 使二千石以上子孙 方可入学的建议未被采纳③。太学生入学后只按年龄长幼排定次序，而不是父兄的官位。曹魏避役子弟也可至太学学习，足见太学绝非被高门独占。这种 有教无类 的教育思想，自可由曹操倡导的 唯才是举 作风推及，是曹氏及其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实施，值得注意。尽管对这种情况高门子弟多有怨言，甚至 耻非其伦 ④，但也无可奈何。曹魏太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太学生人数的激增、战乱和政局的不稳导致太学课督不严，学风浮华。一些人来太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避役，冬来春去，自由散漫。也有一些人来太学是为了 趋势游利 ，通过太学生的资本来捞取一官半职。这批人整天 浮华交游 ，根本不愿安心读书。所以一经考试，往往合格率不到百分之十。有一次皇帝诏令讨论圜丘（祭天之坛），在京师的学士有万余人，竟只有几人能应诏作答；朝堂公卿以下４００余人，提笔能写一篇像样文章的不到１０人，可见由太学毕业的学生素质之低。当然太学生和博士中也有素质高的，如钟会遍览诸经后才入太学攻读。博士孙资 讲业太学，博览传记 ⑤。博士乐详能 五业并授 ，并且授课时 牵譬引类，至忘寝食 ⑥。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吏也为太学荐引了一批人才。如雁门太守牵招从郡中简选有才识者到太学受业。高贵乡公时精选博士，太常郑袤推荐的刘毅、刘寔、程咸、庾峻，不仅后位至公辅，而且实际才堪重任。第二，太学课程及教材设置。汉末魏初的学术风气是 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 ①。曹氏家族尤重文学，乃至海内从风。因此文学在太学生的学习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甘露二年（２５７年）高贵乡临太学，即命博士赋诗，并给一些文人墨客冠以雅号，如裴秀为 儒林文人 、王忱为 文籍先生 ，时常以文相会。经学这一时期是衰落的（主要是两汉的章句之学），但经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仍然很高。曹氏家族从曹操开始从没有抛弃儒学，而是作为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帝、明帝、齐王芳和高贵乡公都极重视经学。因此经学还是太学的主要课程。魏承汉制，照例立经学博士，但其间亦有变化。东汉立１４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魏所立博士１９人，却传古文经学。当时所传诸经皆用马融、贾逵、王肃、郑玄注，如高贵乡公于太学考问诸生，即用的是郑、王注。今文经学的衰落当是东汉经学的神秘化和汉末战乱、博士失其官守的结果。魏太学的标准教材是正始年间刊刻的 正始石经 ，古、篆、隶三种字体并列。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 正始石经 有碑石十八枚，广三十文。 正始石经 还将曹丕《典论》附于其后，也算是其特色之一。东汉本有 熹平石经 ，此时为什么再刻石经呢？王国维认为 熹平石经 是今文经，而魏重刻的是古文经，此可备一说②。但也可能是汉末战乱， 熹平石经 亡失或被破坏，无法再用之故，魏初 补旧石碑之缺坏 即为明证，但无论怎样， 正始石经 对振兴衰颓的儒学是有意义的。曹魏于太学立古文经学教授诸生取得一定成绩。经学家皮锡瑞称十三经注中，除《孝经》为唐代所注外，汉人与魏晋所注各居其半①。我们要注意到魏的经学在后期的变化。从正始年间开始，玄风日炽，玄学，特别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已渗入经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名教与自然 将毋同 ，因此王弼注《周易》、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学的。玄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是 无 ，是 一 ，这个 一 派生出万物。《周易》卜筮用５０根耆草，但实际占卜时只用４９根，另１根不用的耆草就是 一 ，比那４９根重要的得多。这与汉儒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周易》中的术数迷信 （王）弼皆换落，多所不关 ②。尽管玄学家们未敢推翻儒家思想，但其间已多有篡改，特别是注重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解释，这对开创经学研究的新局面是有贡献的。第三，太学考试制度及其它基本规章制度。曹魏太学的考试制度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合一。刚入学称为门人 ；满两年并通一经者，称 弟子 ；两年之内不通一经的即被勒令退学；如两年通两经者，可以补掌故之官；满三年通三经者，可升迁为太子舍人，不通者可留级再考，如果通过也可获郎中之职。这种逐年考试，在低年级实行淘汰制，在高年级实行随才叙用的方法，是有其优点的。它也是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２２４年）制订的五经课试法的具体实施。太学还有一些其它校规，如以年龄长幼而非父兄官职排次序，学生对师长不得无礼，不准酗酒好讼等等。除了正规太学以外，魏明帝还于青龙四年（公元２３６年）设置崇文观，征召善属文者充之。又于景初中选派郎吏高才解经义者３０人向当时名儒苏林、秦静等人学习四经三礼。这是对太学教育的一种补充，比一般太学生层次高一些。

　　曹魏的地方学校为官立，一般设在郡（国）县，州立课试之法，成就较为显著。郡县学校的设立可推至建安八年（公元２０３年）曹操的一道命令，即在拨乱之际 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 ①。由于曹操的吏治较清明，经济基础也较雄厚（建安九年推行田租户调令，建安元年开始屯田），因此这道命令是被贯彻实施的。如河东太守杜畿在家家丰实的情况下 又开学馆，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②；他还任命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河东地区学业大盛，成为曹魏地方教育发达的地区之一。弘农太守令狐邵于本郡找不到通经者，乃派人外出求学，学成后返郡执教。南阳太守杨俊 宣德教，立学校 ③。扬州刺史刘馥为政广施德化，流民纷纷归之，在此基础上他聚诸生，兴立学校。

　　文帝时许多太守也十分注意发展地方学校，如济阴太守郑袤，陈留太守刘劭，江夏太守王基，京兆太守颜裴各以经学或文学教授学生，为地方学校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体来说，曹魏地方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若干地区，并因战乱时兴时废；郡太守在地方学校教育中起关键作用。根据 州立课试之法 的规定，地方学校教育与太学教育、选官制度也是相通的。

　　①《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②《太平御览》卷三十。

　　③《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引《魏略》。

　　④《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引《魏略》。

　　⑤《三国志？魏书》卷 2《文帝纪》。

　　①《初学记》卷四。

　　②《初学记》卷四。

　　①《续齐谐记》。

　　②《荆楚岁时记》。

　　③《异苑》卷五。

　　④《晋书》卷 91 《徐邈传》。

　　⑤《通典》卷 52 《礼典》。

　　①《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荆楚岁时记》。

　　③《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④《三国志？魏书》卷 15 《刘馥传》。

　　⑤《三国志？魏书》卷 14 《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⑥《三国志？魏书》卷 16 《杜畿传》注引《魏略》、《杜恕传》。

　　①《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①《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三国志？魏书》卷 16 《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③《三国志？魏书》卷 23 《杨俊传》。

　　２。蜀的学校教育

　　蜀国人才济济，政治也较清明。但由于蜀国在三国中承受的军事压力最大，因此主要精力放到政治和军事上去了，对于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甚至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 ④。刘备父子文化素质也远不如曹氏父子。

　　探讨蜀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必须重视诸葛亮的教育思想。诸葛亮是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他强调人的学问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遗传的，而是靠潜心钻研学问获得的。他认为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①。他把教育作为他推行政治措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点是与先秦法家有区别的。在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虽然有君臣、父子、夫妇等三纲六纪儒家思想，但在实际用人过程中他是求实不求名，重才干，讲法治。他提出用人的七条标准中没有一条是以儒家标准来衡量的②。诸葛亮的教育思想中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份，但由于他肩负蜀之存亡的大任，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究竟有多少转化为实际措施，恐怕也不能过高估计。蜀国太学设立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体在刘备称帝后不久。史载 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颓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③，太学约在此时设立。蜀太学也立博士，如尹默、许慈子孙皆承其祖业而立为博士。蜀的学术风气以古文经学为主。如许慈专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尹默精《左氏春秋》；文立专《毛诗》、《三礼》；来敏专《左氏春秋》，精于训诂；谯周精通六经；李譔精通五经，其学以贾、马为依准。这种学风说明儒家古文经学依然是蜀国学术的重点。但蜀地学风也不全同于魏，术数、谶讳之学也掺杂其间，如杜琼精术数和谶讳，谯周也通图讳。今文经学也有一定的市场，如孟光 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 ④。但蜀的经学没有向玄学化发展的苗头，这可能是两国对立，学术交流困难，玄学未能也未及流入蜀中之故。蜀国地方官学以益州较为发达，这是汉代奠定的基础。刘备定益州后，来敏任学校尉，尹默任劝学从事。后诸葛亮领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后大将军蒋琬又任命他为典学从事，并总州之学者，统管教育。谯周为益州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益州刺史在州学中画谯周像，并赞 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 ①，用以激励后学。

　　④《三国志？蜀书》卷 33 《后主传》陈寿评。

　　①《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②《宋书》卷十五《礼志》。

　　③《三国志？蜀书》卷 12 《许慈传》。

　　④《三国志？蜀书》卷 12 《孟光传》。

　　①《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３。吴的学校教育

　　吴黄龙元年（２２９年），孙权称帝。次年 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②，这是孙吴国学及南方国学的开始。此时教育的重心仍在北方，南方文化相对落后。后来晋灭吴，吴郡陆氏入洛阳求学也说明这一点。孙吴国学虽设立较早，但因文化落后及政治动荡等多重原因，一直未予重视。直到吴景帝永安元年（公元２５８年）方才正式下诏置学官，立五经博士，选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入学学习，这已离黄龙年间近３０年了。应当说孙氏家族背景及文化素质并不低，孙权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以及诸兵家之书，也非常注意对后代的教育，如为孙登延揽名师，孙权还常要求将领及子弟加强学习，吕蒙曾以繁忙为由不愿读书，孙吴劝告他应立即抓紧学习，并忠告他做官必须以学问来 开益 自己。凌统死后，孙权扶养其子，至八九岁，即令人教他们读书。吴宗室孙奂命令部队子弟就学，后仕进者有数十人。孙吴国学体制大体与蜀相同，有博士制。如孙休 欲与博士祭酒、博士盛冲讲论道艺 ①。其余制度因史料缺乏已不可考。吴也有地方学校。孙瑜曾为笃学好古的马普设立学校，招纳 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 ②。豫章太守顾邵挑选素质好的小吏入学学习，并从中提拔官吏，使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孙吴的学风以今文经学为主，承汉代之余风，与魏、蜀不同。如陆绩 星历算数，无不赅览 ③，姚信精研易彖，并撰《士纬新书》④，阚泽 兼通历数 ⑤。吴人注《周易》的也很多，甚至有注《老子》的。吴承汉之余风可从汉代吴人多赴洛阳求学而寻得解答，但古文经学在孙吴也有一定的传播。

　　②《三国志？吴书》卷 2《吴主传》。

　　①《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三国志？吴书》卷 6《宗室传》。

　　③《三国志？吴书》卷 12 《陆绩传》。

　　④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⑤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二）两晋的学校教育

　　１。西晋的学校教育

　　晋泰始元年（公元２６５年），河内大族司马炎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终于移魏国祚，建立了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即为晋武帝。西晋一朝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造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政治格局；经济上推行占田、课田政策；思想文化上玄风昌盛。由贾后干政而引起的 八王之乱 使统治阶级力量迅速衰退，在异族入侵面前，整个统治迅速崩溃。故后人对西晋一朝多贬抑之词，其实这也是不全面的。大体说来晋武帝一朝统治还较清明，晋武帝本人在政治上也有所作为，所谓 元康之治 大体上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晋的腐败始于惠帝。惠帝本人是一个白痴。有一次大臣报告地方遭灾，百姓没有饭吃，他竟然说他们为何不吃肉呢？大族的奢侈也使西晋的统治者迅速腐败，如赵王司马伦 素庸下无智策 ①，并且惑于巫鬼。齐王司马冏 沉于酒色 ②，成都王司马颍 形美而神昏不知书 ③。因此西晋后期的政治是可想而知的。

　　魏晋易代，具有政变性质。因此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承袭魏制，至少在晋初没有大的变化。泰始六年（公元２７０年）武帝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并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表明太学仍存，未加更动。博士亦按魏制，设１９人。对太学的整顿始于泰始八年（公元２７２年）。此年，晋武帝因太学生过多（约７０００人），诏令 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 ④，虽经沙汰，仍留有３０００人。

　　西晋学校教育的重大变化是在统一全国以后。变化的内容是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咸宁二年（公元２７６年），晋武帝下诏立国子学。咸宁四年（公元２７８年），又具体规定： 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 ⑤这是向教育贵族化趋势迈出的第一步，是门阀政治的发展在教育上的反映。然而更为明确的规定是在元康元年（２９１年），此年把太学和国子学明确区别开来；学官第五品以上方可入学；天子行礼应去国子学而非太学；太子也应离太学而入国学，这样做的目的是 辨其泾渭 、 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教育等级化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倒退。前举寒人霍原虽有才学，但贵游子弟竟不敢在白天去找他，足见学术的交流已笼罩着浓厚的等级尊卑的阴影。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①《艺文类聚》卷四。

　　②《晋书》卷 59 《齐王冏传》。

　　③《晋书》卷 59 《成都王颍传》。

　　④《晋书》卷 19 《礼志上》。

　　⑤《晋书》卷 24 《职官志》。

　　①《南齐书》卷 9《礼志上》。

　　西晋的太学及国子学仍由祭酒和博士职掌。教学内容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于礼学尤为重视。如霍原曾观太学行礼；武帝、惠帝皆临太学行乡饮酒礼，并祠孔子。根据国子祭酒所奏刻写石经，课程设置大体与魏相同。西晋太学与国子学教育的入仕途径不甚清楚。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看，入国子学后，自然无需再考试做官；然而太学生仍需试经。如 刘卞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 ②。西晋国子学和太学都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潘岳的《闲居赋》写到此番盛况： 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 ③西晋的地方学校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地方学校的盛衰，依赖于州郡县官吏自身的重视。鄱阳内史虞溥 大修庠序，广招学徒 ④。他不仅对教育十分重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为学校制定规章制度，认为人必须内正其心，方可外修其行。对于求学者来说 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至 ⑤，只要摈弃杂念（人间之务），专心于学问（心专亲学），顺序渐进，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必定可取得成就。他办学重在求实，不图形式。如一次祭酒要求起屋行礼，虞溥则认为君子行礼无常处，不同意另起门庭。在西晋的社会环境里，像虞溥这样不图虚华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乌丸校尉唐彬对地方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在边远地区 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 ①。

　　平原太守李重 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 ②。凉州刺史张轨利用避难流民增多的条件。 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 ③。这一地区后来为保存汉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在地方官吏中终究只占少数。

　　②《晋书》卷 36 《刘卞传》。

　　③《晋书》卷 55 《潘岳传》。

　　④《晋书》卷 82 《虞溥传》。

　　⑤《晋书》卷 82 《虞溥传》。

　　①《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②《后汉书》卷八十《边韶传》。

　　③《晋书》卷 86 《张轨传》。

　　２。东晋的学校教育

　　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３１７年），瑯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晋王位，次年称帝，史称东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共同拥戴下建立的。东晋初年流传的 王与马，共天下 ，即反映了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到何种程度。

　　东晋一代，由于皇权的极度微弱，门阀士族凭藉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交替控制着政权。门阀政治在东晋表现得最为典型。因此东晋的学校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门阀政治的深深烙印。其次，东晋一朝系北方大族在国破家亡，仓促南渡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东晋一朝既有调和南北士族矛盾，使自己能尽快适应南方文化的紧迫任务，又有胡马临江，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阵阵激荡。因此，门阀士族无不带有朝不保夕，背井离乡的愁怅之感。

　　失去了黄河流域，在当时的政治家和文人的心目中，尤如失去了生命之枨，文化之源。寄托于当时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南方，对于兴办教育，亦无暇顾及。

　　整个东晋一朝，教育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第三，晋室南渡不仅带来了门阀政治，也带来了 清谈误国 的玄风。贵游子弟乃至王公大臣 居丧废礼，崇尚老庄，脱落名教 ①。此般风气对教育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影响。《晋书》卷９１《儒林传序》评论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时指出：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籍，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晋一朝亦非腐朽不堪，否则也不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内部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宁静，门阀士族当中也出现过一些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王导、谢安等。他们 镇以和靖，御以长算 ， 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②，造就了 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的局面③。这对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一般都有较深厚的家学渊源，与豪强地主截然不同。

　　他们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他们维持其家世传统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其自身的特征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④。

　　东晋首先提出兴学的是瑯琊大族、中兴功臣王导。王导在晋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书主张 建明学业，以训后生 ， 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 ⑤，并把教育作为北伐统一的基础。稍后不久，散骑常侍戴邈也上书兴学，也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导抑或戴邈均从儒家思想来匡正时俗，笃道崇儒，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始终未离开经学，也说明儒学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武元年（公元３１７年），元帝 置史官，立太学 ①。大兴二年（公元３１９年）又置博士员５人，并使皇太子于太学讲经行释奠礼。由于东晋初年即历苏峻、祖约之乱，太学被毁。成帝咸康三年（３３７年），国子祭酒袁隗、太常冯怀再次上书，请求兴学，成帝即于此年再立太学。太学虽立，但因当时 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 ②，估计成效不大。穆帝永和八年（公元３５２年）又因段浩北伐而再次废太学。穆帝升平元年（公元３５７年），又以中堂为太学，讲经释奠于此。淝水之战后，东晋获得暂时安宁的局面。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３８４年），尚书谢石又上书请求恢复国学，并且要求 班下州郡，普修乡校 ③，即要求地方也兴办学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增修校舍，并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东晋有国学和太学之分，但似并不十分明确和严格。国子祭酒殷茂虽欲厘正，但终未能实行。后来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取诸生１２０人，太学生与国子生各取一半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可能在东晋无论太学或国学均为高门独占，寒素已不能问津，而并非等级教育在东晋不存在。

　　①《晋书》卷 75 《韩伯传》。

　　②《晋书》卷 79 《谢安传》。

　　③《晋书》卷 140《苻坚载记下》。

　　④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六期）。

　　⑤《晋书》卷 65 《王导传》。

　　①《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东晋太学或国子学的教学仍采取设博士教学的方法。元帝初定博士为５人，后又定为９人；元帝末经贺循、荀崧的上书建议，增加到１６人。博士不复分掌《五经》，而总称为太学博士，说明汉代经师专一经的学风已经改变，博士可以通诸经而非一经。在博士下设助教以教生徒，课程设置为古文经学。

　　据《宋书》卷１４《礼志１》载，东晋初年设博士９人，职掌为：《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论语》、《孝经》郑氏、《左传》杜氏、服氏。后经荀崧建议，又增加《易》、《仪礼》郑氏和公羊博士。国子学课程设置至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年）方才确定，分别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和《谷梁》、《论语》共十经。东晋诸帝出于统治需要，仍给于儒学一定的重视，祀孔子释奠之礼时断时续。如元帝太兴二年（３１９年） 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 ①。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３７５年），帝讲《孝经》通，并释奠以太牢祀孔子。穆帝、孝武帝并权以中堂为太学。特别是孝武帝一朝，力图弘扬儒学，匡正时风。宁康初 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②。这些高级士族（除车胤外）的侍读很显然反映了孝武帝力图改变东晋士风的决心。为此他任用 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 的车胤为国子博士③，下诏征 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 的戴逵④，和 好学潜默，安于陋巷 ，并能 学弘儒业 的龚玄之⑤，虽未成行，但反映了孝武帝在挖掘人才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教育也曾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然而要改变当时门阀政治对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高门子弟在门阀政治中无需由求学而入仕；而一般仕人又因仕途阻隔，即使再下苦功，也难越门第之槛。

　　再加上玄风熏拂，从整个价值观念上动摇了青年人求学进取的精神。内乱和外战，使学校时断时续，必然导致课程的杂乱无章，因此教育的成效是不大的。国子祭酒殷茂上书中说： 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 ①，大体反映了真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从殷茂上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东晋初年是 公卿子弟 并入国学 ，国子生属于冠族华胄，与太学是分开的。后来所谓 混杂蘭艾 ，当是学校制度本身不健全，因为那时还不曾出现像南朝寒门改籍 诈入士流 的状况。而殷茂上书所要求的 清官子姪，普应入学，制以课程 未被采纳的真正原因，我们认为仍是门阀制度在作祟，贵族子弟根本不愿，也不需去受读书之苦。

　　②《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①《艺文类聚》卷四。

　　②《晋书》卷 83 《车胤传》。

　　③《晋书》卷 83 《车胤传》。

　　④《晋书》卷 94 《戴逵传》《龚玄之传》。

　　⑤《晋书》卷 94 《戴逵传》《龚玄之传》。

　　东晋的地方学校教育始于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３８４年），由谢石上书建议普修乡校，但未见具体实施。地方教育仍由各地太守县令或名士自行创办，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东阳太守范汪 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 ②，豫章范宣闲居在家，常以讲诵为业，吸引别郡人士由远而至，使得这一带 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③。又如范宁疾恶浮虚，认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

　　他任地方官时，身体力行，匡正时俗。他在余杭（今浙江余杭）任县令时，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有志之士莫不景仰。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 ④。后补豫章太守，他又在郡大兴学校，遣人远至交州（今广东广州）采磬石，以供学用。并且 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 ⑤。他与范宣被合称为 二范 ，对东晋区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范宁出 私禄 以助学，是在历史上少见的。颍川庾氏为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３４５- ３５６年），征西大将军庾亮在武昌（今湖北武昌）开设学馆，建立校舍，设儒林祭酒，令参佐大将及其本人家中子弟皆入学校学习，并且让临近二郡修复乡校。庾亮的地方学校有两点似可注意，其一是不通礼教而仅避役而来的被拒之门外；其二是对入学者的要求是 令法清而人贵 ①，说明东晋等级教育制度已波及地方。庾亮的学校以儒学为核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玄风，这在当时有一定积极作用。

　　①《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后汉书？王景传》： 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 孙叔敖作期思陂.③《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水经注？浊漳水》。

　　⑤《水经注？鲍丘水》。

　　①《初学记》卷四。

　　（三）十六国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他们在征服的土地上纷纷建立起带有民族色彩的国家。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国祚都不长。在征服的土地上，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力图维持本民族原有的统治方式，但是毕竟他们所征服的是封建化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区，因而伴随军事征服的是文化的被征服。它的表现就是各少数民族的汉化。汉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而文化的汉化是最深层次的汉化。唯此，汉文化才能够获得最广大的普及和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普遍素质方可获得进一步提高。因而十六国的学校教育有着不同于其它时代和地区的特殊意义，它是汉文化最终战胜游牧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诚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游牧文化也给汉文化带来一些新鲜血液。到淝水之战前后，第一批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已基本被融合到汉民族之中来了，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抑或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分述主要少数民族国家教育的基本情况。

　　１。匈奴刘氏的教育措施

　　刘氏虽系匈奴人，但自汉末以降已有屠各等１９种部落入居塞内。他们久居汉地，接受汉文化已较深厚。建立汉国的刘渊，其本人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史载他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①他曾告诉朱纪、范降 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

　　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 ②他任北部都尉， 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③不仅他本人汉化程度深，其子刘和、刘聪也都 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 ④。

　　刘聪之子刘粲 少而俊杰，才兼文武 ⑤。其族子，后来建立赵（前赵）国的刘曜 读书志在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⑥，常把自己比作乐毅、萧、曹。上层的普遍汉化，使他们在入主中原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不至于完全以本民族的文化强加于业已发达的汉文化之上。

　　刘渊在位日短，未见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其族子刘曜即皇帝位后， 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 ⑦刘曜的太学设国子祭酒、崇文祭酒，教师为 宿儒 ，这都大体与魏晋相似。刘曜对太学颇为重视，他曾亲监太学，引试学生，优秀者可为郎中。他还命公卿举博识直言之士，然后亲自策试，合格者即拜官。这些说明了刘曜注意以教育来选拔人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从刘渊至刘曜，都实行胡汉分治，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因此教育的发展也不能不受民族矛盾的影响。

　　①《艺文类聚》卷五。

　　②《魏书？地形志上》。

　　③《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

　　④《晋书》卷 102《刘聪载记》。

　　⑤《晋书》卷 102《刘聪载记》。

　　⑥《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⑦《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２。后赵的学校教育

　　后赵是由羯人石勒建立的。石勒出身寒微，他的祖父和父亲 并为部落小卒 ①。他本人亦曾被晋将军所执，出卖为奴。因此，他对晋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在战争中 得公卿人士多杀之 ②。石勒本人不识字，但是他对汉文化却很欣赏，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时，大惊道： 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 当听到留侯谏，才说 赖有此耳 ③。这说明他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并有自己的看法。

　　后赵对教育的重视可从下列一些措施看出，第一，重视选拔人才，特别是汉族人才，打破了民族偏见。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称赵王后，他用汉人张宾为 大执法 ， 专总朝政 ，在大执法下设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个祭酒，其中前三个祭酒均由汉人充当。并且严令 不得侮易衣冠华族 ④。他还任用了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等汉族名士；第二，兴办学校，重儒崇经。石勒于晋建兴二年（公元３１３年）

　　攻陷河北后，即立太学于襄国， 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 ①不久他还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择人教之。这些学校为后赵政权培养着后续人才。对这些学校，石勒是非常重视的，史载他亲临大、小学， 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 ②他还建立了一批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明堂、辟雍、灵台等。石勒的学校教育不仅限于襄国周围，他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２人，学生１５０人，经过考试合格者可拜为官吏。第三，刊革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维护门阀政治最有力的工具。石勒没有沿用这一制度，他 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 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 ③这些人入选的条件不是依据 门资 ，而是靠才能，因为他们都要经过考试（试经）之后才能任用。石勒的学校教育是取得一定成绩的，特别是他在本人不识字的情况下，仍对教育如此重视，令人敬佩。史载 石勒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欸，绝域承冈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 ④，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但是石勒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民族矛盾这一尖锐问题（这也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将羯人划为 国人 ，这种 国人 与非国人的划分在石勒死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继者石虎大兴土木，肆虐非国人；石闵（冉闵）再利用非国人的仇视心理，大肆屠杀 国人 ，教育的成果自然涂炭殆尽。暴君石虎继位后，颇慕经学，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并于郡国立五经博士，还派国子博士去洛阳写经，但这已无法挽救整个教育的崩溃了。

　　①《梁书？曹景宗传》。

　　②《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晋书》卷 104《石勒载记上》。

　　①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77页。

　　②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③《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

　　④《晋书》卷 106《石季龙载记下》。

　　３。鲜卑诸国的教育状况

　　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鲜卑慕容氏的汉化程度较刘汉、石赵更为深厚。从一开始慕容廆所依靠的就是汉人和 魏晋旧法.史载： 二京倾夏，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 ，他还 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 ， 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 ， 以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 ①，建立起一个完全汉化（至少在上层和制度上）

　　的鲜卑国家。前燕较早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制度。晋太兴四年（公元３２１年），以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说明学校教育已经建立，并命太子慕容廆前往学习，慕容廆在政事之暇，亲临听讲。这表明他把贤人君子看作国之根基的言论是不虚的。其子慕容廆即王位后， 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②东庠学生多达千余人。

　　为此他亲自撰写《太上章》代替汉代旧课本《急就章》，又著《典诫》教授诸生。他甚至亲自考试学生，学业优异者，升迁为近侍。慕容廆死后，子慕容俊继燕王位。他也是一位博览书史，爱好文籍，文武双全的君主。自即位后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余，则与侍臣错综义理，著述达４０余篇。在学校教育上，慕容俊还曾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前燕至慕容廆时，政治已很腐败， 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 ③，但慕容廆本人却委政他人，自己专研经学，祀孔子于东堂，并且立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足见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教育在前燕统治者心目中多么根深蒂固，竟然连政治危机也不顾了。

　　建立后燕的慕容垂，为慕容廆的第五子。后燕是十六国后期中原较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后其第四子慕容宝为太子时， 砥砺自修，敦崇儒学 ，对教育也颇为重视。但由于政策的失误，使后燕 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 ①，因此，政治上的不稳定，自然也不可能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什么锲机了。

　　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为慕容廆少子。他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４００年）即帝位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史称他 博览群书，性清慎，多才艺。②他所立国的地区又是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对教育也颇为重视。即位后即 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③，南燕教育带有明显的门阀气味亦可由此看出。齐鲁多君子，慕容德为广求人才也曾 大集诸生，亲临策试 ④，以示重才。南燕学校设立博士，如其后继者慕容超 其令博士己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 ⑤南燕同样因国内政治腐败而使教育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虽地处偏僻，但所用人物却颇值得注意，大多为 西州之德望 、 文武之秀杰 、 中州之才令 或 秦雍之世门 ⑥。这表明南凉政权是一个封建化、汉化的政权。南凉统治者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这可以从后继者秃发利鹿孤和祠部郎史暠的谈话得知。史载史暠对利鹿孤问置学之事说： 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 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以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①这说明学校教育在南凉亦曾一度推行，这对推动陇右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建立西凉的乞伏国仁为陇西鲜卑人。虽然至乞伏乾归时用汉制度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制度，但仍较落后、野蛮，如灭南凉时 男夫尽杀，妇女赏军 ②。

　　学校教育无史可征。

　　①梁家勉：《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 2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②《晋书》卷 109《慕容廆载记》。

　　③《晋书》卷 111《慕容廆载记》。

　　①《晋书》卷 124《慕容宝载记》。

　　②《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

　　③《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

　　④《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

　　⑤《晋书》卷 128《慕容超载记》。

　　⑥《晋书》卷 126《秃发乌孤载记》。

　　①《晋书》卷 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②《晋书》卷 125《乞伏乾归载记》。

　　４。氐人诸国的学校教育

　　十六国时期，氐人建立的政权有前秦、成汉和后凉。氐人与汉人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西汉。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氐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至西晋末年，氐人已是 五胡 中最进步的一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苻健建立的前秦，至苻坚时统一了北方，从八王之乱以来一直混乱的北方，在苻坚的治理下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教育上也莫不如此。下面分述三国的教育状况。

　　前秦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从苻健时就开始。苻健即皇帝位后，留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然而前秦的学校教育始于苻坚。苻坚在汉人王猛的辅助下，于即位之初即大兴学校，创办太学，并召郡国学生通一经者和公卿以下子孙入校学习。苻坚给予学校教育以高度重视。甘露四年（公元３６２年）， 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

　　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 ①，从此后，他每月去太学一次，从而使太学的学习风气大为好转。前秦的学校教育亦是置博士和祭酒进行教授。但苻坚的教育思想是进行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玄学，佛学一概被视为 非正道 ，禁止讲授（但苻坚晚年有佛教倾向）。针对当时经学凋蔽，书籍散乱的状况，苻坚不拘形式，一切以挽救学术为重心。如当时太学唯缺人教授《周官》礼注，而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家学，苻坚 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 ②，这样方使《周官》再次流行于世。前秦的学校教育是和人才选拔结合在一起的。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曾拔擢优异者８３人。苻坚还把教育普及到军队和后宫，史载前秦 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 ③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部分教育选举措施在前秦也得到恢复。如长安令徐嵩 苻坚时举贤良 ④。建元元年（公元３６５年） 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 ⑤。前秦政权在苻坚统治下，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学校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史称 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⑥这个评论是公允的。

　　成汉政权也是氐人建立的。西晋惠帝时关西频遭灾荒，氐人十余万人流入蜀地，巴西宕渠人李特利用流人对西晋州郡官吏贪暴的怨气，聚众起兵。

　　后其子李雄称帝。定都成都（今四川成都）。成汉政权的性质，吏学界争论较多。但是从其实际政治措施看，它比西晋政权和十六国中的绝大部分政权都要好些。境内曾出现了 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 的升平景象①。李雄在国内 兴学校，置史官 ②，使学校教育得以在蜀地恢复。李雄之子李班 谦虚博纳，敬爱儒贤 ③。李特季弟李骧之子李寿为政时，又广太学，成汉的学校教育保持了较长的持续性。

　　氐人建立的第三个政权是后凉。后凉的建立者为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东南）氐人吕光。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后凉政权系从前秦转化而来，统治者自身有较高的汉化水准，如吕纂曾入前秦太学学习。吕光而改 申商法治 而为宽简之政.但由于后凉历时太短（仅１５年），又处于四战之地，因此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建树。

　　①《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

　　②《晋书》卷 96 《列女传》。

　　③《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

　　④《晋书》卷 115《苻登载记》。

　　⑤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

　　⑥《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 4期。

　　②《晋书》卷 121《李雄载记》。

　　③《晋书》卷 121《李班载记》。

　　５。羌人后秦的学校教育

　　后秦的建立者为羌人姚苌。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败的有利之机，攻取长安（今西安西北）称帝，国号大秦。此支羌人与汉人交往甚早，可追溯至东汉中叶。因此他们的汉化水平也很高。姚苌称帝后，对教育颇为重视，他 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 ④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前秦的学校教育制度。姚苌死后，其子姚兴继位。他继续敦励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 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 ，在姚兴的倡导下，后秦境内 学者咸劝，儒风盛焉 ①。后秦儒学不同于西晋的儒学，没有披上老庄的外衣，是朴学。

　　史载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而弹琴饮酒，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闻而泣曰： 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 ②，以致韦高终身不敢见诜。姚兴还下令郡国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以广集儒生。后秦学校教育的另一特色是律学的设立。史载姚兴 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③这说明后秦的教育是儒法并重。后秦的教育除礼法之外，对佛学也十分重视。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被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重译诸经，当时号为 新经 ，这对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之，羌人建立的后秦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封建政权，其教育的发展也达到了很高层次。

　　④《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上》。

　　①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②赵青云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年第 2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2期。

　　③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 2月 4日。

　　６。汉人诸政权的教育状况

　　十六国中汉人建立的政权有前凉、西凉、北燕。这些汉族政权杂处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中，它们在保存和传播汉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前凉、西凉所形成的凉州汉文化区，对北朝乃至隋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精譬论述①。

　　前凉的建立者为张轨。张轨原为西晋凉州刺史，在中原板荡、元帝徙居江左的情况下，他占据河西，建立前凉。张轨在任凉州刺史时对教育就十分重视，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 ②这些措施吸引了一大批中原汉族世家地主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

　　定居。张轨之子张实，秀才出身，敬贤爱士，曾将凉州所藏经史图籍贡于京师。张轨之孙张骏于咸康五年（公元３３９年） 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 ③张骏之子张重华亦重经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凉州名儒辈出。如索袭为 硕德名儒 ④；祁嘉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教授不倦，以至 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 ⑤；宋纤 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 ⑥；郭瑀 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辨谈论，多才艺，善属文 ，他曾 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⑦。通过他们的努力，汉文化在偏僻的凉州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并对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前凉的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的意义。

　　西凉的建立者为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李暠。李氏为陇西大族，李暠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 ⑧晋隆安四年（公元４００年），李暠称王，即立泮宫，并 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①。西凉也设儒林祭酒，如迁都酒泉（今甘肃酒泉）时，曾使儒林祭酒刘彦明刻石颂德。

　　李暠对诸子教训甚严，曾写诸葛亮训诫以勉诸子，其中说： 且经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名，汝等可不勉哉！ ②西凉境内儒风兴盛。辅佐李暠的宋繇雅好儒学， 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展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③。名儒刘晒被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 虽有政务，手不释卷 ④。撰有《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多种书。推动了河西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

　　北燕系冯跋所创。冯跋在经济上摒弃了西燕和后燕的繁苛，省徭薄赋。

　　使辽西地区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同时给予教育以一定的地位。太平七年（公元４１５年）他下书说： 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 ⑤，北燕的学校教育由此开始。

　　整个十六国时期，学校教育的持续性被打乱。各国的教育状况视统治者的素质差异而参差不齐。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并未断绝，无论各少数民族国家或汉人建立的国家，均视之为教化的重心。这对推动民族融合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前秦苻坚、后秦姚兴能如此重视教育，大兴学校，其进步之快令人惊异！凉州文化区长期保存了汉文化，上承两汉，下开隋唐文化鼎盛之先河，功不可没。佛教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辗转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①《后汉书》卷三十二 郡国四？豫章郡？建城 条引。

　　②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 2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 6期。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 8期。

　　④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⑤《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⑥《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⑦《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⑧《晋书》卷 87 《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①《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 页。

　　②《晋书》卷 87 《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北史》卷 34 《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北史》卷 34 《宋繇传》、《刘延明传》。

　　⑤《晋书》卷 125《冯跋载记》。

　　（四）南朝的学校教育

　　晋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政权，开南朝历史之先河。此后的１７０年里，又历齐、梁、陈三朝，合称为南朝。

　　１。刘宋的学校教育

　　宋武帝刘裕即位后于永初三年（公元４２２年）下诏拟建国学，并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范泰还着手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但由于武帝很快去世，未能具体实施。宋代国子学的建立是在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４４２年）。此年文帝下诏 大启庠序 、 广训胄子 ①，并要求鲁郡修学舍，采召生徒，并重新整修孔子坟墓，蠲墓侧数户以供洒扫，并种松柏６００株。次年国子学正式开学。著名学者何承天 以本官领国子博士 ②，太子于国子学讲《孝经》。文帝父子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４４５年） 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晏会，太子以下悉豫 ③。元嘉二十三年（公元４４６年）九月，文帝 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 ④，并于次月赏赐教授和诸生。在刘宋的学校教育中，门阀气味有所减弱。如寒门出身的苏宝，在国子学中为《毛诗》助教， 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 ①。元嘉兴学确如沈约所评 亦一代之盛也 ②。可是因宋魏战争，元嘉二十七年（公元４５０年）国子学随废。

　　至孝武帝时，政局又略为稳定。大明五年（公元４６１年）五月孝武帝 起明堂于国学丙已之地 ③，八月又下诏 来岁可修茸庠序，旌延国胄 ④，但孝武一朝学校教育始终未掀起高潮。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４７０年）设立 总明观 ，这主要是一个藏书和研究性的机构，尽管也 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 ⑤，但教学工作不占主要地位。 总明观 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阴阳学因无其人而取消），继续了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

　　南朝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专科学校的建立。专科学校萌芽于宋文帝时期。针对当时官学荒废的状况，文帝征集各地名师集于京师，开馆于鸡笼山，各聚生徒，命何尚之立 玄学 ，何承天立 史学 ，谢元立 文学 ；文帝还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学生数百人，命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 并以儒学，总监诸生 ⑥。此后南齐亦设律学博士。梁武帝天监四年又设律学专科学校，设律博士一人。这种分科教授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是隋唐专科学校发展的萌芽，乃至为后代分科大学之权舆。刘宋地方学校无定制，一般为地方官自行创办，如何尚之为丹阳尹 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①还有一些地方学校属硕师宿儒在地方创办的私学。

　　①《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②《宋书》卷 64 《何承天传》。

　　③《宋书》卷 14 《礼志 1》。

　　④《宋书》卷 5《文帝纪》。

　　①徐中舒：《论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 1期。

　　②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③《南史》卷 2《宋本纪中》。

　　④《宋书》卷 6《孝武帝纪》。

　　⑤《南史》卷 3《宋明帝纪》。

　　⑥《宋书》卷 93 《隐逸传》。

　　①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２。萧齐的学校教育

　　宋升明三年（公元４７９年），宋相国、齐公萧道成代宋立齐。萧道成本人少年时曾就学于名儒雷次宗， 治《礼》及《左氏春秋》。 ②即位后于建元四年（公元４８２年）春下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志兴学。建元四年诏具体规定国学 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京都二千里为限。 ③国学设祭酒（官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三级，入选者以经学为先。但是建元兴学未及一年即 以国哀故，罢国子学 ④，南朝学校兴废之快于此可见一斑。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正月，又下诏立学， 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 ⑤，并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 国学总算建立起来了。

　　永明国学课程设置有郑、王《易》，社、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根据课程来看，永明国学确是广弘儒风。究其根源不仅是萧氏本身重儒，而且出身吴郡陆氏的陆澄和出身瑯琊王氏的王俭皆为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他们外玄而内儒，骨子里是极看重周孔名教的。

　　武帝对国子学十分关注，永明四年（公元４８６年）三月他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并 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①永明五年（公元４８７年）

　　冬 太子监国学，亲监策试诸生。 ②国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号为神童的谢几卿，被召补为国子生。文惠太子临国子学时 （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辩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贵焉。 ③通过君臣努力，南齐 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 ④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而停顿。

　　至建武四年（公元４９７年）方下诏立学，但明帝不久便死。永泰元年（公元４９８年），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依永明旧事废学，从此学校没再设立。《南史》卷７１《儒林传序》评曰： 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 这大体反映了宋、齐两朝的教育状况。

　　②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又见《王羲之汇帖大观》。

　　③《南齐书》卷 9《礼志上》。

　　④《南齐书》卷 3《武帝纪》。

　　⑤《南齐书》卷 9《礼志上》。

　　①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②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的商榷》，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梁书》卷 50 《文学传下》。

　　④《南史》卷 22 《王俭传》。

　　３。梁代的学校教育

　　齐中兴二年（公元５０２年）四月，梁公萧衍即帝位，改元天监，代齐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梁武帝属于一个有才学的人。史载他 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 ⑤，并亲笔撰写经史文集数百卷。因此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代的学校教育也达到南朝的高峰。梁代的教育主要集中下列三方面：第一，广开学馆，招集生徒。天监四年（公元５０５年），梁武帝下诏曰：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酎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 ①武帝因此而置五馆，以平原明山宾、吴光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官供膳宿，射策通经者即除为吏，梁武帝还 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 ，史称 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 ②。梁武帝对教育如此重视与他政治上的改革关系甚密。天监四年的改革是一系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刊革。《文献通考》卷２８《选举１》载：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

　　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梁、寒素之隔. 九流常选 替代了 九品中正 ，不通经者不得为官，这样依靠 塜中枯骨 世代为官的门阀士族也就失去了屏障；而梁武帝也不得不依靠重视教育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中下层中来选拔优秀人才了。梁代 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③，也正反映了此点。梁代五馆（后又置集雅馆）教学的内容限于五经，不如刘宋广泛，但五馆的主持人皆为名流，各具特色，也曾掀起一番热潮。如贺瑒 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 ④；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 ；至其主五馆， 甚有训导之益 ⑤；严植之讲经 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 ①；吴兴沈峻 博通《五经》，尤长《三礼》 ，其开馆时群儒执经下坐， 听者常数百人 ②。第二，设立国学，严格考试。天监初，武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公元５０８年）又下诏兴国子学，要求博延胄子，估计国子学至此方正式成立。梁代国子学与晋的国子学性质已不一样，不再是贵族的特殊学校了。武帝天监八年（５０９年）诏说： 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③，这反映学生成份起了变化，录用制度也起了变化。梁武帝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如天监九年（公元５１０年）曾两次亲临国学，策试胄子，赏赐学官，并且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令的皆入学受业。昭明太子萧统天监八年 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太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 ④天监九年国子博士到洽奉敕撰《太学碑》；国子祭酒到溉等又上书要求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国学呈现了繁荣局面。梁代无论五馆或国学，均以五经博士总五经以教授，课程设立自然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很显然由于玄学的影响，偏重于《周易》，如卞华 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 ⑤；王劢 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 ⑥；周弘正因于国学讲《周易》，被破格升迁为太学博士。国子学中学术气氛也较自由，甚至老师有疾时可临时用有才学的学生代讲。除了传统儒家经典之外，梁武帝本人的不少著作也被列于学官讲授，如萧子显为国子博士时 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 ①，武帝所撰《孔子正言章句》也在国学讲授，并作为考试材料。梁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入学者的入学资格要求不甚严，但是毕业任官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从粱代许多官吏入仕都要经过 明经 、 射策 这一关即可看出。特别是 明经 一科，已开隋唐科举制之先河。第三，建士林馆。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５４１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是一个讲学兼研究的地方，不少学者在此讲学。领军朱异与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讲梁武帝的《礼记中庸义》， 独积思经术 的沈洙也常在此讲授；国子博士周弘正讲课时，听者倾朝野；虞荔为士林馆制碑，后被任为士林学士，教育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建康也成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梁书》卷４８《儒林传序》称： 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确实，梁代教育的发展与梁武帝本人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他本人活了８６岁，做了４８年皇帝，这也使教育政策保持了较长的稳定性。但梁武帝本人极其佞佛，花费了大量钱财建立庙宇。晚年政治也十分腐败，导致侯景之乱，台城陷落的悲剧，梁代的教育成就也随之付诸滚滚东流的江水了。

　　⑤《梁书》卷 3《武帝纪下》。

　　①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 8期。

　　②《梁书》卷 48 《儒林传序》。

　　③《隋书》卷 26 《百官志上》。

　　④《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⑤《梁书》卷 27 《明山宾传》。

　　①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 年第 1期。

　　②《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③《梁书》卷 2《武帝纪中》。

　　④《梁书》卷 8《昭明太子传》。

　　⑤《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⑥《陈书》卷 17 《王劢传》。

　　①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 8期。

　　４。陈代的学校教育

　　梁太平二年（公元５５７年），陈霸先代梁为帝，陈霸先即为陈武帝。陈代初期历文、宣二朝，政治都较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教育设施也得初步恢复。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５５９年）， 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②。文帝天嘉元年（公元５６０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皆入于学，使助教、博士朝夕教授，以阐儒教。文帝深表赞同，诏答曰：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 ①官学因此而立。陈中央官学是国学和太学并立，这与前代是不同的。

　　如天嘉元年沈德威曾任太学博士，天嘉五年（５６４年）沈不害迁国子博士，说明太学和国学是分开的。陈官学体制也是分祭酒、博士、助教三级，与前代一样。祭酒、博士、助教均由著名学者担任。如梁代就任国子博士的周弘正，在陈初被迁为国子祭酒。张讥虽为国子助教，但在学问上却敢于与国子祭酒周弘正抗争，弘正对人说： 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②名学者郑灼、沈文阿、沈德威均任太学或国学博士。陈代官学分太学和国学，但学生成份有什么变化却不得而知了。陈皇室对官学还颇为重视。宣帝太建三年（公元５７１年）， 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 ③；太建十一年（公元５７９年）， 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 ④；陈后主至德三年（公元５８５年）， 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戍，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晏王公卿士。 ⑤不过由于陈代承前代之离乱，衣冠殄尽，国士日蹙，外乱内争频起，学校教育诚如马贵与所说： 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 ⑥总体来看，南朝学校教育时断时续，统治者较为重视中央国学或太学。

　　地方学校则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学术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不过南方学术受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深，学术思想较为活跃。南朝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专科学校的设立和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 明经 考试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②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 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②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金属学报》1976年第 2期。

　　③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 2期。

　　④《陈书》卷 34 《文学传》。

　　⑤《陈书》卷 6《后主纪》。

　　⑥《文献通考》卷 41 《学校考 2》。

　　（五）北朝的学校教育

　　北朝系指魏（北魏、东魏、西魏）、齐、周三朝，历经约２００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方社会也历经了激烈的动荡和组合。以游牧射猎为主的鲜卑拓拔族首先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近１５０年，建立起北魏政权。随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被北齐、北周所取代。纷乱的时代里，在北方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民族交融的话剧。其间虽有曲折和波澜（如北齐的反汉化教育），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终究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并将本民族的文化融汇进了汉文化之中，历史正是夹带着这样一股新鲜血液走向隋唐文化鼎盛的。同样，只要接受汉族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而要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就必须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教育。因此北朝诸帝大多采取崇儒政策，兴办学校，从而出现了学校教育的短暂繁荣。

　　１。北魏的学校教育

　　北魏的学校教育从体制上可分为中央国学（太学）和地方乡学；从时间上大体可分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两个时期。天兴元年（公元３９８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推行汉化的初步改革；后历明元、太武、文成、献文诸帝继续执行，使鲜卑之野蛮逐步转向文明。至孝文帝定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从制度到语言、服饰、风俗上全面改观，从而出现了胡汉不分，民族融合的局面。

　　北魏的中央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此外还有属于专科性质的律学和算学。下面分述其兴立过程。道武帝初定中原时， 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 ①可见道武帝在立国之初即把学校教育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即位后，于始光三年（４２６年），又另起太学于城东，并征北方名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 贤俊之胄 为博士，并令各州郡荐举才学之士，久历战乱的北方，儒学由此而兴旺起来。但太武所立太学门阀气味很浓，规定 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身死，主人门诛 ②，这种学分贵贱，禁立私学的措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北魏学校教育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孝文、宣武两朝。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宗学， 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③。这４所中央官学的整体设计是北魏国子祭酒及经学家刘芳提出的，刘芳建议国学与太学之设置应循古制，国子学居宫门之左，太学仍旧在洛阳城东开阳门外东汉旧址，四门小学刘芳觉得如果 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 ①，因此同处一处，临近太学。刘芳的建议被采纳。皇宗学在迁洛之前亦曾设立，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孝文帝曾临皇宗学， 亲问博士经义 ②；迁洛之后，任城王澄上奏请复，孝文帝表示同意，但具体措施已不可考。但是北魏为皇室子弟专设一学以教授，反映了他们对汉化的迫切要求。北魏学校教育的具体方案虽已出台，但具体设施仍是步履维艰。宣武帝延昌元年（公元５１２年）诏说： 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纪，贵遊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学，明年暮春令就。 ③这说明进展极其缓慢。至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入学，但 未及简置，仍复停废 ④。一直到正光三年（公元５２２年），方才办起国子学，孝明帝亲自 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⑤，不过国子生仅有３６人。至孝庄帝、节闵帝、孝武帝时期， 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 ⑥官学急剧衰落下去。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征战连绵，学校教育也基本停顿。中央官学除上述以外，还设有律学和算学。如常景 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 ⑦；殷绍 世祖时为算生博士 ⑧。北魏中央官学设有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其中中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为北魏所特有；北魏对博士资格也有明确规定： 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 ①国学生徒有国子生、太学生、中书学生、算生等，对录取学生也有明确规　定： 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 ②，这说明北魏政权是充分照顾门阀地主阶级利益的。

　　北魏中央官学的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得不接受儒家文化，从而给予经学以高度重视。泰常八年（公元４２３年），太宗 至洛阳，观《石经》③；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秋七月也 幸太学，观《石经》 ④；世宗和肃宗皆亲自讲授讲义；第二，北朝经学受玄学影响少、学风朴实，其研究承袭两汉之传统，深度超过南方。关于南北学风之差异，《北史》卷８１《儒林传序》有一段很好的比较：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

　　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并主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⑤《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评道： 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所谓 约简 和 深芜 之别，实在于南方经学多用魏晋新注，发挥较多；而北方经学多固守章句，比较繁琐。北魏学者李兴业曾出使萧梁，梁武帝问他对于儒学和玄学有何看法，李兴业回答说少时只读经典，不知玄学，足见南方士族崇尚的清谈玄学在北方是没有市场的；第三，北魏传经儒者也很多。史称：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愈众。 ①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盛行于北方。著名的大儒有徐遵明、刘献之、刘炫、刘焯、梁越、梁祚、陈奇、常爽、孙惠蔚、卢景裕等。在统治者的重视和名师的传授下，国学学生也勤奋努力，不少学者名流由此而崭露头角。如后来著名的政治家李安世幼时即为中书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恒独被引问 ②；国子博士祖莹幼时为中书学生，能背《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①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 7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 4期韩汝玢文。

　　②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 12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 2期李众文。

　　③《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①《魏书》卷 55 《刘芳传》。

　　②《魏书》卷 7《高祖纪》。

　　③《魏书》卷 8《世宗纪》。

　　④《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⑤《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⑥《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⑦《魏书》卷 82 《常景传》。

　　⑧《魏书》卷 91 《艺术列传》。

　　①《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 2卷下，第 75 页，1942年。

　　②王琎：《中国铜合金内之镍》，《科学》第 13 卷第 10 期，1929年。

　　③山内淑人等：《古利器の化学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 11 册。

　　④李延祥等：《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 2期。

　　⑤《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①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 1期。

　　北魏除重视中央官学外，对州郡县的地方教育也很重视。献文帝天安初（公元４６６年），相州刺史李暠上书请建地方学校，其中说到： 臣愚欲仰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 ③，这大体反映了统治者立学的基本思想，获得献文帝的赞同。献文帝下诏高允议定学制。高允上书 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④献文帝约加综合，于天安元年秋七月 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 ⑤郡国学校，由此而立。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在献文、孝文、宣武、孝武诸朝，地方学校有所发展。

　　地方学校的发展虽有中央的政策，但具体设施和成就大小，依然要看地方官吏的重视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北魏不少地方官吏，对学校教育是十分看重的。

　　荆州刺史贾俊在郡 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 ①。行河南尹李平 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 ②西兖州刺史高佑 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 ③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孝明、孝武二朝，地方学校仍没有停顿。如赵郡太守崔孝在郡历战乱之后 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

　　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 ④当然北魏地方学校并非都如此发达，孝文帝时南安王英针对不少地方乡学未立的状况，要求派四门博士巡行课督，即反映了这种情况。

　　②赵匡华等：《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源流与验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 1期③孙淑云等：《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 3期。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刊》1979年第 11期。

　　④《魏书》卷 48 《高允传》。

　　⑤《魏书》卷 6《显祖纪》。

　　①赵匡华：《中国历代 黄铜 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 4期。

　　②《魏书》卷 65 《李平传》。

　　③《魏书》卷 57 《高佑传》、《崔孝传》。

　　④《魏书》卷 57 《高佑传》、《崔孝传》。

　　２。北齐的学校教育

　　北齐政权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和鲜卑民族中最落后、汉化程度最低的六镇人建立的。这一政权出于对洛阳汉化鲜卑人的不满和对六镇鲜卑化集团利益的维护，大力提倡鲜卑文化，这是对北魏以来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因此，北齐教育的发展极其艰难和曲折，成效也甚微。

　　文宣帝高洋天宝元年（公元５５０年）， 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 ⑤国学及郡学虽设立，但是北齐并没有出现如同北魏那样的教育热潮，从上到下，对教育并不感兴趣。国子学只有生徒数十人， 国学博士，徒有虚名 ，并无真才实学； 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 ①读书竟如同差逼徭役一般，学风亦可想而知，北齐统治者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高昂 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者博士也 ②，这是典型的 读书无用论.因此北齐虽然形式上也曾制定过一些教育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教育颓废，学术荒芜的时代，豪门大族， 罕闻强学 ， 胄子以通经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非莫见其人。 ③北齐州郡设立学校，置博士、助教授经。但成效不大。只有清河太守苏琼 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朝吏之案之暇，悉令受书，时人指吏曹为学生屋。 ④从文宣帝天保元年开始，郡学普遍立孔庙，这对后世尊孔产生了较大影响。

　　⑤《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

　　①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 1期。

　　②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 4期。

　　③《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序》。

　　④《北齐书》卷 46 《循吏传》。

　　３。北周的学校教育

　　北周政权虽然也系六镇镇人所建，但是六镇镇人的绝大部分被高欢所占有，宇文泰、宇文护不得不寻求关西汉人的帮助，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以与北齐相抗衡。因此北周的政治远较北齐进步，成就也大。学校教育虽不算鼎盛，但也取得一些成就，特别在周武帝时期。北周的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宇文泰时起用的汉人苏绰制定的。苏绰提出的 六条诏书 ，其中建议 先治心 、择贤良 、 敦教化 ①，皆与教育密切相关，被宇文泰采纳。北周的学校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诸帝对教育十分重视，尊师重教，奖掖后学。周太祖宇文泰 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之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兴。 ②他虽未即皇帝之位，却常去太学看望。李昶年幼有才学，宇文泰非常看重， 厚加资给，令入太学 ③。在公务繁忙，战事频仍之际，他还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和府佐入学学习， 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 ④。他还选名僧讲教义，又命薛慎等兼学佛义，使儒佛沟通。太祖平河东后，又置学东馆，引名儒为师，教授诸将子弟。明帝宇文毓 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 ⑤。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三年（公元５６３年）下诏尊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之老， 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

　　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得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⑥周武帝掀起了自北魏以来的第二次儒学高潮。他不仅自己亲自讲经，而且针对儒学，佛、道二教的矛盾情况，让人广泛讨论，以求共识。第二，兴办学校，弘扬学术。北周除中央太学外，还有一些临时设立的带有研究性的学校。如明帝集文学士人８０余人于麟趾殿，建立麟趾学， 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 ①麟趾学除教学外，主要任务是校刊经史，编集丛书。

　　不少南北名士都成为麟趾学学士，如萧、王褒、颜之仪，姚最等。甚至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圜也携带孤本《梁武帝集》和《简文集》，在北周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后入麟趾学。麟趾学初无班次，后经于翼上书建议，方才议定等级，以明 尚贤贵爵 之义。周武帝还于天和二年 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 ②。以萧、曹瑾、元玮、王褒等为文学博士，露门学还设露门博士。

　　从太学、露门博士乐逊 在露门教授皇子 来看③，露门学地位较高。第三， 罢门资之制.北周还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苏绰说：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 ④因此北周举士权一直归于州、郡、县，没有中正官的地位。虽然北周尚无南朝的考试制度，但已打破了士、庶界限。因为如果要求 擢贤良 ，就必须 敦教化 ，即重视教育了。这对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北周统治者虽然对教育颇为关注，但是由于当时政局不稳，传统的门阀势力仍较强大，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学风。

　　如 读书无用论 的思想在北周也存在，宇文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 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 ⑤不少门阀贵族子弟上学时 车服华盛 ，心思根本不在学问上。

　　北周地方学校不太发达，虽然曾令州县置博士，但仍要看地方官吏重视如何。北周地方学校可书者不多。辛昂为成都令时 即与诸生祭文翁学堂 ①，曾经带动了地方的学风。湖州刺史乐逊 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②，潞州刺史柳昂 上表请劝学行礼 ③。因史料阙如，详情已不可考。

　　①《周书》卷 23 《苏绰传》。

　　②《周书》卷 45 《儒林传序》。

　　③《周书》卷 38 《李昶传》。

　　④《周书》卷 35 《薛慎传》。

　　⑤《周书》卷 4《明帝纪》。

　　⑥《周书》卷 45 《儒林传序》。

　　①《周书》卷 30 《于翼传》。

　　②《周书》卷 5《武帝纪》。

　　③《周书》卷 45 《儒林传》。

　　④《周书》卷 23 《苏绰传》。

　　⑤《周书》卷 18 《宇文贵传》。

　　①何堂坤：《我国古代的钢铁热处理技术》，载《技术史丛谈》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②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试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北京钢铁学院李众：《从渑池铁器看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均载《文物》1976年第 8期。

　　③《周书》卷 33 《柳昂传》。

　　（六）教育行政制度的基本演变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行政制度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其间亦有变化。从总体上看自汉至隋，国学诸官，统属太常，《宋书》卷８０《礼志５》载： 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统太学诸博士祭酒。 但魏晋以降，太常一职已不似两汉，权任渐轻。另外西晋自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实行平民教育与贵族教育分途，国子学的演变已有独立发展之趋势，至隋时， 国子寺罢隶太常 ④，教育行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④《通典？职官 9》。

　　１。三国两晋的教育行政制度

　　魏初置奉常，为六卿之一。文帝即位后，改为九卿，更奉常名为太常，正三品，中二千石，具有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性质。曹魏立太学，太学设博士及博士祭酒，官品第五，１９人。曹魏设有太学博士及博士祭酒、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议定湓号）、律学博士。州郡县也立教学之官，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掾、文学祭酒，县设校官；侯国设文学， 班第五，从七品 ⑤。

　　蜀、吴中央也设博士，职掌太学（吴为学宫）的教育。蜀设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师友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等学官从事地方学校教育，名称繁多，分工与职掌如何不太清楚。吴在地方学校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

　　西晋初年承魏制，设太学博士１９人，其中选聪明有威重者１人为祭酒。

　　咸宁四年（公元２７８年）设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１人，助教１５人，祭酒、博士 训范总统学中众事 ①，并对入选者要求甚严。东晋初，太学博士初为５人，后定为９人，元帝末增至１６人。国子学也置博士，如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国子博士的人选应如西晋。两晋还设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算学博士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两晋地方学校时兴时废，一般来说，州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如蜀郡何旅为典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１人，如西晋熊远曾被辟为豫章郡文学掾；一些王公府邸也置学官，主持讲学。县也设学官，《晋书》卷２４《职官志》载： （县）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⑤《大唐六典》卷 29.①《大唐六典》卷 21.

　　２。南朝教育行政制度

　　南朝中央学校教育仍于太常之下设祭酒、博士、助教等教授学生。刘宋惟设国子学而无太学。国子学中设国子祭酒１人，国子博士２人，及国子助教１０人。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１人，而祭酒、博士常置如故。明帝时设 总明观 ，置东观祭酒、访举各１人，主持教学和管理。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采召生徒，估计地方也立学官，但详情已不得而知。南齐国学也设祭酒、博士、助教，名儒王俭以宰相（尚书令）兼国子祭酒，为前代所无。

　　地方学校州设儒林参军１人，文学祭酒１人，劝学从事２人②。余不见记载。

　　梁代复汉制，以太常为太常卿，位同金紫光禄大夫。梁代五馆和国学置国子祭酒和五经博士进行管理和教学。梁代地方学校行政制度也有建制，武帝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设儒林参军、劝学从事、文学从事等。王公亦于府兴学，如湘东王 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 ①陈袭梁制，设太常卿。

　　中央官学是太学与国子学并列，设祭酒、博士、助教三级；地方官学也存在，学官设置也大体与前代相同。

　　②见《南齐书》卷 22 《豫章文献王嶷传》。

　　①《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３。北朝教育行政制度

　　北朝中央有太常，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北魏太常位从一品，属官有太常丞、各类博士等。北齐称太常寺。北周依《周礼》之制，改太常为太宗伯卿。此外北朝还设有专门管理佛、道二教的机构，北魏设崇玄署，置仙人博士、管理道教；北齐置昭玄寺，专管佛教，设大统１人，都维郡３人，功曹主簿数人；北周置司寂中士、下士，为管理道教的官职。

　　北朝各国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进行管理和教学。北朝博士名目繁多，如北魏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太史博士、律博士、礼官博士、太卜博士、太医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中书助教博士、中书教学博士等。天安初，献文帝诏立乡学，按大、次、中、下郡分别设立博士和助教；孝文帝时于县、堂立小学，学官设置已不可考。

　　北齐博士设置也很滥，见诸史书的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正言博士、四门学博士、医博士、相博士、祝禁博士、太卜博士及按摩博士等；诸郡也立学，设博士、助教。魏、齐很多博士之名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并无实际功能。北周依《周礼》改制，学校行政制度也颇加厘正，如省祭酒一职，唯置与学校有关的博士，如太学博士、露门博士；明帝创麟趾学只置学士，未见设博士，博士确实精简多了。北周虽曾下令 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①，但地方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十分不健全的。

　　①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 5期。

　　三、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立学以儒为宗

　　１。儒学的独尊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

　　自从西汉武帝刘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学先后在两汉官学、私学中建立了自己的独尊地位。

　　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儒学是最具有治国安邦功效的伦理政治学说。在经过西汉董仲舒改造后，儒学又具有 君权神授 、 大一统 等特色，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乃至社会习俗等各方面一整套的规范和准则。所以，儒学是以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有效性赢得了自己的独霸地位。但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反叛迭起，篡位不断，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土崩瓦解了。这个严酷的现实，迫使东汉以后的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怀疑儒学，怀疑它治国安邦的有效性，统治者把目光转向儒学之外，寻找能替代或修补儒学的其它济世良方。

　　两汉儒学巩固的独尊地位是与选士制度分不开的。士人要做官，首先要学通儒学，然后或通过考试，或以举荐的方式入仕。总之，儒学是仕途的敲门砖。所以，不仅官学因政府的强制而以儒学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私学也以传授儒学为己任。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选士制度中的征辟察举制度，名不符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征辟察举或为外戚宦官把持，或为世家大族所左右，人才选拔严重背离儒家标准，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政治， 九品中正法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已成为世胄高门子弟不问学业，仅靠门第 坐致公卿 的工具。结果是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①。对普通士子来说，儒学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已经不灵了。

　　魏晋时期，士子们或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或是为避免直接卷入频繁的政治仇杀中，开始钻研 玄虚淡泊 的玄学。而统治者认为这种 玄虚 之说可补儒学之不足，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便有意无意地加以默许或提倡。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与分裂，为玄学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玄学盛行，直至成为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玄风大炽，以至于成为有闲阶级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玄学大大削弱了儒学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

　　乱世之中，人们绝望于现实，只好把希望寄托给神灵与来世。汉末传至中国的佛教，似乎给苦海中的芸芸众生送来了福音。如果说，玄学主要吸引了社会的上层或文化层，那么佛教则更多吸引的是社会的下层人民。统治者也需要用佛教来麻醉人民，用暮鼓晨钟、诵经呗唱来掩饰他们的凶残与暴虐。

　　佛教鼓吹出世，抛弃家、国，礼佛诵经，与儒家主张入世，忠君孝亲等基本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佛教的盛行，意味着儒学在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大下降。

　　①朱家栋：《江西陶瓷考古综述》，《景德镇陶瓷》1989年第 1期。

　　２。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

　　不过，封建统治者也知道儒家尽管出了问题，但仍然是他们治国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所以，有头脑的统治者在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都把儒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使儒学得以在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中维持住了自己的宗主地位。

　　三国时期，与孙吴、蜀汉相比，曹魏最重视经学，成就可观。曹操父子擅长文学，中原士人群起仿效，许多士人 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 ①，不愿学习儒术。但最高统治者仍是极重视儒学教育，魏明帝曹睿所说的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 ②，表明了曹氏统治者的基本态度。魏文帝曹丕即位不久，就下令恢复祀孔。又召集诸儒，主持编篡了一部大型的儒学类书《皇览》；魏明帝唯恐当世巨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的学问失传，下诏挑选３０名 高才解经 的郎吏去学他们的 四经三礼 ③；魏齐王曹芳喜爱钻研《尚书》等经书，并自正始二年（公元２４１年）起，三次派太常在太学中祭祀孔子④，进一步确立儒学在官学中的显尊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在太学祀孔之始齐王被废后，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在皇位朝不保夕的险境中，他仍亲临太学与众博士辩论经义。

　　由于曹魏统治者的重视，魏国的经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传世的《十三经注疏》中，有 三经皆魏人注 ，即 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 ⑤。

　　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认为：儒家的三纲六纪是教育培养人材的根本， 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学者思明师，仕者事明君 ①，但蜀汉学校教育不发达，儒学教育的成效远比不上魏国。

　　孙吴的学校教育亦不兴旺，但孙吴开国君主孙权不仅本人遍读《诗》、《书》、《礼记》、《左传》等儒家经典，而且重视以儒学教育子孙。他选置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名士，为太子孙登 侍讲《诗》《书》 ②。

　　西晋司马氏对太学的儒学传统是颇看重的。司马炎代魏不久，就亲临太学，举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晋惠帝司马衷于元康三年（公元２９３年），欲视察太学，依儒家礼仪，先举行隆重的 释奠 ，祭祀孔子，然后再赴太学③。

　　①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 12期。

　　②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三国志？魏书》卷 25 《高堂隆传》。

　　④《三国志？魏书》。

　　⑤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63页。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0页。

　　②《三国志？吴书》卷 14 《吴王五子传》。

　　③《晋书》卷 91 《儒林传序》、卷 3《武帝纪》、卷 55 《潘岳传》。

　　东晋皇帝及若干儒臣在四面玄风中，几次呼喊 笃道崇儒 ，但由于中央官学时兴时废，所以他们的想法实施的不多。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前，王导与戴邈就上书建议他： 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 ，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 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 ④。司马睿即位后，办了太学，而且多次发布 尊儒劝学 的诏令，还派太子 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 ⑤；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广征名儒，充实太学，如将 研精坟典 的任旭、虞喜等征为太学博士⑥；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公元３３７年），国子祭酒袁瑰等在要求兴学的上书中吁请朝廷 留心经籍，阐明学义 ⑦。成帝表示赞同，并开始整顿国子学。无奈当时玄风正炽，成帝这次努力没有多少结果；孝武帝司马曜很想纠正虚玄纵诞之风，于宁康初年，大集重臣、宏儒，亲自讲《孝经》，让谢安等名流侍讲、执经、摘句，轰动朝野①。孝武帝还屡次召戴逵、龚玄之等硕儒任国子博士，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水平。

　　北方十六国统治者中，凡重视教育、积极办学的，莫不看重儒学。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认识儒学是维护统治、争取汉族人心的主要思想文化武器。虽然十六国立国时间短，和平时间少，教育成绩不多，但儒学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还是十分稳固的。

　　前赵。南匈奴贵族刘渊与其子刘和、刘聪在儒学上颇有造诣。西晋末年，刘渊任北部都尉时， 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②，刘渊族侄刘曜继位，在改汉国为赵国当年便立太学、小学，请 宿儒 为教授，自己还亲临太学，选拔优秀学生 拜郎中 ③。

　　后赵。国主氐族人石勒出身贫贱，不识字，但器重儒士，提倡经学。他在征战中兴学，任 明经 的官吏为教官，亲自到学校， 考诸学生经义 ④；继位的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摹写石经⑤。

　　前燕。鲜卑族慕容氏贵族汉化最深，早在大兴四年（公元３２１年），慕容廆即认为 平原刘赞儒学该通 ，任为 东庠祭酒 ，让世子慕容廆与国胄 束修受业 ，慕容廆 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 ，国主带头尊崇入学，对社会风气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①；慕容廆 尚经学，多材艺 ，即位后，每月临观东庠的 乡射之礼 ，并 勤于讲授 ，斯时，太学 学徒甚盛，至千余人 ②；慕容廆之子慕容俊建立前燕国。慕容俊儒学根底亦颇深， 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 ③前秦。氐族人苻坚在王猛辅政期间，几乎是独尊儒学。苻坚亲祀孔子，为礼聘 硕学耆儒苏通、刘祥来太学讲二《礼》经，自甘露四年（公元３６２年）起， 每月一临太学 ，或 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 ，或 亲临讲论 ，并向博士提问， 博士多不能对.

　　④《晋书》卷 65 《王导传》、卷 69 《戴邈传》。

　　⑤《晋书》卷 91 《儒林传序》、卷 6《元帝纪》，《文献通考》卷 43《学校考 4》。

　　⑥《晋书》卷 91 《任旭传》、《虞喜传》。

　　⑦《宋书》卷 14 《礼志 1》。

　　①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

　　②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0页。

　　③《晋书》卷 101《刘曜载记》。

　　④《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

　　⑤《晋书》卷 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1》。

　　②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2》，《晋书》卷 109《慕容廆载记》。

　　③《晋书》卷 110《慕容俊载记》。

　　建元十一年（公元３７５年），苻坚更下令独尊儒学， 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 史家评价说： 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 ，苻坚建国后，因 颇留心儒学 ， 而学校渐兴 ④。

　　后秦。羌族人姚苌建国于关中，不久即死去，由姚兴继位。姚兴推崇儒学， 听政之暇 ，引 耆儒 姜龛等， 讲论道艺，错综名理。 大儒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达千余人，姚兴鼓励关中儒生出关，访学大儒，让关卡放行， 敕关尉曰：' 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后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 于是（关中）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姜龛、淳于岐、郭高等硕德耆儒各率门徒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⑤。在十六国时期，这是空前的儒学兴盛景象。

　　十六国时期，凉州战争较少，在北部中国儒学最盛。前凉张轨在西晋末年任凉州刺史，开始割据凉州。他在所立学校中，规定春秋行儒家乡射之礼；张重华在位亦与群臣 讲论经义 ①。

　　西凉。建立西凉的李暠， 少而好学 ， 通涉经史 ，建国初，就扩建学校。他训导子弟说： 周孔之教 ， 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②他的得力臂助宁繇 雅好儒学 ，如痴如醉， 虽在军旅，讲诵不废.每闻有儒生造访，立即倒屣出迎，放下手中的军国大事，与儒生纵谈经籍③。

　　北凉。建国的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尊崇儒学，注意用儒学来培训自己的下属官员。他 亲拜 硕儒刘邴为国师，任命注王朗《易传》的阚骃、 专心经籍 的索敝二人为刘邴助教，命令属下 皆北面受业 ④。

　　南燕。鲜卑族人慕容德称帝仅七年，也能 崇儒术以弘风 ，他在建太学的次年便 大集诸生，亲临策试 ⑤。

　　南凉。鲜卑族人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后， 思弘道化 ，祠部郎中史嵩建议： 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 利鹿孤深以为然，随即兴办学校⑥。

　　南朝玄风大盛，较为质朴的儒学难逃衰落的厄运。但在学校中、朝堂上，讲诵儒学的传统始终未断。特别是梁武帝等尊崇儒学，使南朝有短暂的儒学勃兴时期。

　　宋。宋武帝刘裕立国后二年，就下诏说：立国要以 教学为先 ，因而要弘振国学 ， 选备儒官 ，但未及实行，便死去了①。

　　④《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上、中》。

　　⑤《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上》。

　　①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 6》。

　　②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③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④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 2》。

　　⑤《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

　　⑥《晋书》卷 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①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 2期。

　　宋文帝本人博涉经史，懂得儒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间，恢复了太学。他大倡儒教，下令修复孔子墓，并与太子屡临国子学，或 北面而礼先师， 或 策试诸生.在魏晋百余年 传经授业 的儒学教育黯然不振的局面下，宋文帝的作为被史家称为 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 的 一代之盛 事②。

　　南齐。齐高帝萧道成祖孙三代，颇尊崇经学。齐高帝少年学经，师从名儒雷次宗，即位不久，就下诏 精选儒官 ，建立国学。但当年夏，齐高帝便死去，齐 以国哀故，罢国子学 ③；子武帝萧赜，孙文惠太子于永明四年、五年（公元４８６- ４８７年）分别亲临国学，讲论《孝经》，策试经术④。

　　梁。梁朝开国皇帝武帝萧衍， 起自诸生，知崇儒术 ，在位期间，不仅自己钻研儒学，尊宠大儒，还开创性地按儒家五经分类，开办儒学专门学校；设五经博士，建士林馆。并不拘一格地培养儒学人材。因而在这一时期，南朝 渐尚儒风.宋齐时期，因经学式微，以至《宋书》、《齐书》竟 不能为儒林立传 ，至《梁书》才又恢复《儒林传》。可以说，南朝四代，宋齐对儒学的重视多流于形式，只有梁武帝把儒学教育落在实处，大加弘扬，使偃息的儒风，重又渐渐兴起。

　　陈。陈宣帝、陈后主及太子都曾亲临太学。但陈国统治者仅仅满足于提倡儒教的形式，未在教育中花多少气力。

　　北朝。北朝的教育比南朝发达。北朝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学。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的儒学最为发展。北魏的鲜卑贵族统治北部中国近１５０年，他们为了长期统治北方人口中众多的汉族，不得不实行汉化教育政策。儒学教育是北魏汉化教育的核心，其特点是 以经术为先.北魏 以经术为先 的一个表现是皇帝们纷纷带头尊孔学经。泰常八年（公元４２３年），明元帝拓跋嗣到洛阳 观《石经》 ；始光三年《公元４２６年），太武帝到太学 祀孔子 ；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公元４８９年） 立孔子庙于京师 ，十六年，在皇宗学， 亲问博士经义 ，十七年， 观《石经》 ，十九年，在鲁 并祠孔子庙 ；正光二年（公元５２１年）、永熙年中（５３３- ５３４年）孝明帝元诩两至国学行 释奠 礼，并为皇子讲《孝经》，或听大儒讲《孝经》等经书①。

　　北魏皇帝 以经术为先 的另一个表现是：极为重视专门教授儒学的中央官学。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伊始，即兴办规模较大的太学， 以经术为先，……

　　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天兴二年（公元３９９年），扩大太学博士队伍，使之专门化， 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 ②；太武帝拓跋焘为加速以儒术统一思想，不惜采用屠杀政策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太武帝下诏说：老百姓私藏阴阳、图纬、方技等类书籍，或者私养巫师、僧人等都不利于朝廷 壹齐政化，布淳穗于天下 ；为此，他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 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就读， 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①；北魏统治者为了用儒学教育皇室后代，于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建立了皇子学校皇宗学，孝文帝还到皇宗学向博士请教经义②；宣武帝元恪根据《周礼》又新设四门小学于国都，并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③。北魏中央官学众多，皆 以经术为先 ，所以儒学大盛， 经术弥显 ④。

　　②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会见叶喆民《中国古瓷浅说》，轻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 页。

　　④《南齐书》卷 3《武帝纪》、卷 21 《文惠太子传》。

　　①《魏书》卷 3《太宗纪》、卷 4《世祖纪上》、卷 7《高祖纪》、卷 8《世宗纪》、卷 89 《儒林传》。

　　②《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魏书》卷 2《太祖记》。

　　①《魏书》卷 4《世祖纪下》。

　　北魏 以经术为先 的第三个表现是延揽与重用儒学人材。太武帝于神麔四年（４３１年），在全国一次 辟召儒俊 数百名，将最优秀的卢玄、高允任为中书博士，这一空前的重用儒士的举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 ；孝文帝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用一批名儒，如刘芳因 特精经义 ， 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 ；名儒李彪亦以 经书进 ，升为中书教学博士；宣武帝立四门小学，又 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 ， 大选 之举又一次令全国振奋，使 经术弥显 ⑤。

　　北齐。文宣帝高洋建北齐的第一年，就下诏恢复中央与地方学校，以 敦述儒风 ；天宝七年（公元５５６年），文宣帝又召集 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晏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 ；天宝九年（５５８年），监国的太子 集诸儒讲《孝经》 ⑥。但北齐的反汉化倾向相当严重，文宣帝父子装点门面的措施并未产生多少实效。

　　北周。立国时期短，二位统治者热衷儒学，精神感人。周太祖宇文泰 雅好经术 、他总揽西魏朝政时，积极用儒学培养下属与子弟。他 于行台省（临时中央政府）置学 ，选丞郎与府佐等官吏为学生，让他们 日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 ，平河东后，宇文泰 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 ，以 经学通赡 的樊深为博士；宇文泰又让乐逊等儒师在他家设馆， 教授诸子 ，各儒师 分授经业 ①。

　　周武帝宇文邕颇擅儒学，常亲自讲经，由于当时道教、佛教，已与儒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所以讲论儒学经义往往离不开辩论儒、道、佛三教的异同。天和元年（公元５６６年），武帝 集群臣讲《礼记》.建德元年（公元５７２年），武帝在玄都观， 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武帝对儒学大师十分尊崇，将原萧梁五经博士沈重礼聘至京师，封为露门博士，让他参与讨论《五经》，请他讲课。吞并北齐时，到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家， 亲执其手，引与同坐 ，厚加赏赐，拜为博士②。

　　②《魏书》卷 7《高祖纪》。

　　③《魏书》卷 55 《刘芳传》。

　　④《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⑤《魏书》卷 47 《卢玄传》、卷 84 《儒林传》、卷 55 《刘芳传》，《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⑥《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 5《废帝纪》。

　　①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②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３。《五经》是官学的基本课程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官学都以培养儒士为目的，以经学为课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各个割据政权，以及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在性质上，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缺少的只是长期的大一统而已。所以，各个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仍与两汉一脉相承，因而，儒学仍然是各个政权的基本统治思想。统治者仍然需要通过官办学校灌输儒学，为自己培养儒士型的官吏。儒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教育的学派，从教育思想到教学实践有一整套的理论与方法，在动乱交替的年代办学校，舍儒家别的学派还无法独力担当此重任。所以，在这一时期，从主流上看，绝大部分官学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仍沿袭两汉。各政权为宣扬教化，培养儒士型官吏，选若干饱学的儒士立为博士、助教，作为教授，以儒家的经典为基本学习教材，并作为选拔新官吏的考试标准。

　　曹魏刊刻儒学 石经 作为太学标准教材。东汉熹平四年（公元１７５年），灵帝刘宏曾召集群儒勘定五经，刊刻石碑，立于太学，作为中央官学和全国经书的标准教本。东汉石经在汉末战火中多有毁伤，文帝曹丕曾下令修补，以应教学之需①。而自东汉末年，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已推倒了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熹平石经是今文经学，当然不能适应魏国古文经学教学的需要，于是，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 的古文经学石经，刻经的石碑 长八尺，广四尺 ，共 四十八枚 ，立于太学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 正始石经.曹魏地方学校也以儒学为主修课程。建安年间，河东太守杜畿， 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 ，并任命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 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 ， 特多儒者 ；建安初年，弘农太守令狐邵派遣官吏赴河东，向 乐详学经 ，然后回本郡任教，促进 弘农学业转兴 ③；正始年间，陈留太守刘劭 敦崇教化 ，执经讲学 ④；管辂１５岁时，在琅邪邵官学就读， 始读《诗》、《论语》及《易》本 ⑤。

　　蜀国的太学和地方学校也是以经学为教材。许慈擅长郑（玄）氏儒学，精通《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其子许勋 传其业，复为博士.尹宗父亲尹默 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尹宗子继父业，因而被任为博士①。益州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尹默、谯周也均以儒学为教育核心。

　　孙吴的中央官学名存实亡，所以统治者仅在认识上将儒学放在教学的核心位置。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２３０年）先仅为皇子设立 国学 ，迟至近３０年后，才由景帝孙休于永安元年（公元２５８年）下诏要立五经博士，招收官吏子弟。可惜，这一诏令没有实行。

　　①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 3期。

　　②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三国志？魏书》卷 16 《杜畿传注》，卷 16 《仓慈传注》。

　　④《三国志？魏书》卷 21 《刘劭传》。

　　⑤同前引卷 29 《方技传》。

　　①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 1期。

　　孙吴宗室孙奂、孙瑜重视以儒术教育子弟与部下。孙奂 爱乐儒生 ，请儒生执教， 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 ；孙瑜， 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 为自己部下将吏子弟数百人 立学官 ，请笃学好古的儒生济阴人马普执教②。

　　西晋官学中儒学仍居主宰地位。泰始八年（公元２７６年），朝廷整顿曹魏留下的太学，精简有七千多人的太学生，去留的唯一标准是是否通过经学考试， 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 ③。这样留下三千余名，皆有一定的儒学基础。

　　西晋 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 ④。魏晋间古文经学中马、郑两学派又开始争斗。因晋武帝是王肃外孙，代表马融学说的王肃经学盛行于晋初。王肃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以及其父王朗的《易传》， 皆立学官 ，各有专门博士⑤；西晋咸宁二年（公元２７６年），晋武帝又为新设国子学，挑选博士，其学问标准为 通明典义 ①。

　　国子、太学两学的教授们都是以儒为业，所以被时人称为 二学儒官 ②。

　　东晋官学时兴时废。朝廷以博士官职保留若干儒学人材。晋元帝即位的当年设太学，二年后设置五经博士五人，后增至九人，太常荀崧上书要求再增加四人，元帝对荀崧的建议大加赞赏，说：这是 经国之务 ，最后下诏，除 《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 外， 余如奏.东晋博士最后增至十六人③。

　　西晋时期，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等不受传统师法束缚的经注盛行，又推倒了汉魏有师法的经注，包括古文经学的王肃学派。经注的变化对博士等经师影响很大。从此，官学博士不是专攻一经一家，而是要求通晓诸经了。这是儒学进步的结果。

　　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学校，也以经学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超过南方。

　　前赵，刘曜在即皇位的当年，即建立太学与小学，挑选 宿儒明经笃学 者，任国子祭酒、崇文祭酒等教育官职④。

　　后赵，目不识丁的石勒在打天下时，就以 明经 的吏员充任太学与小学的教职，建国后，又设博士、经学祭酒等职。石虎继位后，还将国子祭酒聂熊所注的《谷梁春秋》， 列于学官.石勒还确定了对州郡每年推荐的秀才、至孝用经学考试的制度， 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⑤。

　　石勒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专以经学为务的博士设到地方学校中， 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从经学考试中选拔官吏， 三孝修成，显升台府。 石虎继位后，也 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 ①。

　　②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晋书》卷 55 《潘岳传》、卷 19 《礼志上》。

　　④《晋书》卷 24 《职官志》。

　　⑤皮锡瑞：《经学历史》，第 160页。

　　①《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 6期。

　　③《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17页。

　　④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 期。

　　⑤《晋书》卷 104、105 《石勒载记上、下》，卷 106《石季龙载记上》。

　　①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 3期。

　　前燕。早在鲜卑国时， 儒学该通 的刘赞已任东庠祭酒，国主慕容廆、世子慕容廆都去听刘赞讲经学课。慕容廆即位后，还以经学考试学生，优异者予以重用。

　　前秦。苻坚称王之初，任命硕学耆儒苏通、刘祥分任《礼记》祭酒、《仪礼》祭酒。结果太学中 英儒毕集.苻坚以经义出题考试，一次就从太学生中选拔８３人，并授以官职②。

　　后秦姚兴招纳若干耆儒硕德的学者到国都长安办学，广招门徒，结果来长安学习儒学的 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③。

　　南朝时期，儒学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没变，所以仍受到统治者的一定重视，经学仍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刘宋的国子学以五经为课程，由儒学学者任博士或助教。如何承天 儒史百家，莫不该览 ，领国子博士，皇太子到国子学讲《孝经》时，由何承天执经④。苏宝出身寒门， 为《毛诗》助教 ⑤。

　　南齐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成立的国子学，突出儒学，数年间， 大弘儒风.武帝任命尚书令王俭领国子祭酒，陆澄任国子博士，王俭好儒术， 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 ，陆澄则主张 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 ，当时国子学开设郑玄、王弼注的《易》，杜预、服虔注的《春秋》、何休注的《公羊》、麋信注的《谷梁》、郑玄注的《孝经》等儒家课程，王俭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每十天到国子学一次， 监试诸生 ， 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 ①梁。五经学馆的博士们皆精通儒学。贺瑒 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 ；明山宾 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 ，著有《吉礼仪礼》、《礼仪》、《孝经丧礼服义》等书；严植之 精解《丧服》、《孝经》、《论语》，……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 ，讲课层次清晰，分析深刻， 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 ；沈峻 博通《五经》，尤长三礼 ，兼国子助教，讲授时， 听者常数百人 ②。

　　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与考试也比较正常。梁武帝撰的《五经义》、《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也被列入国子学的课程中，《孔子正言》还被列为专科，有正言博士、正言国子生③。传统的明经射策科亦受重视，大同七年（公元５４１年），南海王大临，与南郡王大连入国子学， 明经射策甲科 ， 皆拜中书侍郎 ④。

　　②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 2期。

　　③《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

　　④《宋书》卷 64 《何承天传》。

　　⑤《宋书》卷 75 《王僧达传》附《苏宝传》。

　　①《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梁书》卷 48 《儒林传》、卷 27 《明山宾传》、《南史》卷 71 《严植之传》。

　　③《隋书》卷 26 《百官志上》，《梁书》卷 35 《萧子显传》，《陈书》卷 33 《儒林传》。

　　④《南史》卷 8《梁简文帝诸子传》。

　　士林馆也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 积思经术 的沈洙、精研《周易》的周弘正、 通经术 的孔子祛等大儒皆在士林馆讲经，周弘正以国子博士身份居士林馆讲授时，盛况空前， 听者倾朝野 ⑤。

　　梁武帝一朝，在侯景之乱前，官学中儒学教育之盛况可以称得上是南朝之最。

　　陈。自文帝天嘉元年（公元５６０年）恢复官学，至后主祯明三年（公元５８９年）灭亡近３０年间，除 采掇梁之遗儒 ，小规模地维持学校的儒学教育外，乏善可陈①。

　　北魏。经学是北魏官学的核心课程。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当年就到太学观看《石经》。这说明《石经》在北魏迁都后，立即被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再从盛世的宣武帝，经孝明帝，到末世的孝武帝，诸帝多次亲自讲经与听经看，当时经学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北魏对地方教育极重视，创立了郡国官学制度，规定郡国官学以儒学教育为主。制度规定：郡学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博士与助教要选拔 博观经典 的儒师充任。学生则有 三年一校所通经数 的经学考试规定②。许多地方官也尊孔重教，有的或自己执经教学，或聘通儒任教。行河南尹李平， 简试通儒以充博士，……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 ；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萧宝夤为徐州太史， 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与论经义 ；河东太守崔游，在太学中 亲自说经 ③。

　　北齐。统治者在形式上也把儒学教育也放在学校的显要位置上。如文宣帝高洋在建北齐之初，就把 蔡邕石经五十二枚 ，移置国子学，意欲作为标准教材；又创立郡国官学立孔庙之制，但由于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在教育实施中，儒学无甚用武之地。国子学仅有几十名学生，博士 徒有虚名 ；州郡学校的学生更是强拉充数。统治者阶层中多不愿学儒学。

　　北周。明帝即位后， 立麟趾学 ，麟趾学主要任务是编刊经史，并无多少教学任务，而且儒学也无突出地位，仅与史学平分秋色；武帝天和二年（公元５６７年）又设置露门学，以教育皇子。儒宗沈重、乐逊都在此讲学。

　　但露门四博士却称 文学博士 ，其教学任务遍及文史经，并非突出经学一门。看来，北周官学中儒学的地位在下降。

　　在北齐、北周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尚儒术，居然形成风气。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北周统治者感染南朝风尚，渐尚文采，都削弱了儒学在学校中的影响力。此外，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转而又形成北齐、北周对峙，长期的和平统一局面又被战争、动乱所代替。儒学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暴力冲突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统治阶层中对儒学的信心自然动摇。在教育上，学风衰颓， 读书无用 论泛起。

　　⑤《陈书》卷 33 《儒林传》、卷 24 《周弘正传》、《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①《文选》卷四十。

　　②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 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 用盐 疑误。

　　③《魏书》卷 65 《李平传》、卷 79 《刘道斌传》、卷 59 《萧宝夤传》、卷 57 《崔游传》。

　　４。私人教育重视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与分裂，教育发展受阻，官学时兴时废，但私人教育却较繁荣。儒学在私人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时期，私人开馆授徒的多是钻研经术的硕儒，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儒学《五经》。如有 儒宗 之称的贾洪，对《春秋左传》特精，三任县令， 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另一 儒宗 隗禧，致仕返乡已 年八十余 ，前来求学的人仍然 甚多 ①。

　　有的儒生隐居不仕，专事教授。建安初年，长安 宿儒 栾文博开馆，有门徒数千 ，贫寒出身的石德林投其门下学习，然后 精《诗》、《书》 ②；西晋刘兆， 安贫乐道 ，潜心研究《周易》、《周礼》、《春秋》， 从受业者数千人 ①；前凉宋纤，隐逸不出， 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

　　注《论语》 ②。

　　这些大儒开办的以讲授经学为主的私学，规模往往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人，超过了官学，所以，儒学在魏晋私人教育中的影响远较官学广泛。魏国，邴原讲授《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③；西晋，杜夷 世以儒学称 ，在家乡 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④；前凉，祈嘉 博通经传，精究大义 ， 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郭瑜， 清通经义，……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 ⑤。

　　就社会影响而言，南朝经学不如玄学、佛学，但在私人教育中，仍以传授儒学的居多。宋、齐时，私人讲学较少，规模亦小，刘身材瘦小，儒学却 冠于当时 ，被学生视为 师范 ，门生多王公贵戚， 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 ⑥；儒士沈麟士，早年家贫，编织竹帘为生，手里劳作而口中诵书， 口手不息 ，乡邻们称他为 织帘先生.后来，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为业，门徒 数十百人 ，先生贫寒，无深屋广厦供学生学习、住宿，学生们便 各营屋宇，依止其侧 ，幽静的深山竟因此喧嚣起来，当地有民谣道： 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 ⑦；齐永元末年，少好《三礼》的何佟之常集诸生讲论， 孜孜不怠 ⑧；梁朝，由于梁武帝 尊重儒术 ，经学教育大振。大儒们纷纷聚徒讲学，严植之 遍治 诸经， 开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听众千余人 ①。贺瑒 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

　　①《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②《三国志？魏书》卷 11 《管宁传》注。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 ）》，《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6期。

　　③《三国志？魏书》卷 11 《邴原传》及注。

　　④《晋书》卷 91 《儒林传》。

　　⑤《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⑥《南齐书》卷 39 《刘传》。

　　⑦《南史》卷 76 《隐逸传下》。

　　⑧《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①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北朝风尚纯朴，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在私人教学内容中，经学占着主

　　要地位，玄学没有地位。尤其是在北魏的孝文帝迁洛后至宣武帝时期， 天下承平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官、私 学业大盛 ， 经术弥显.在北齐，虽然反汉化倾向日益严重，社会经济亦不景气，但求学之风并未偃息， 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 而北周武帝礼聘名儒沈重，亲访名儒熊安生等重儒举措，又重振了北朝的负笈求儒学的风气，于是 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 虽然，北周儒学繁荣期短，因而学者的成绩比不上魏晋，但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主宰社会。世代相传的家学是许多世族兴起与维系的重要凭借与手段，而家传学问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便是儒学。家传儒学的特点是世代传授先辈擅长的儒学中的一个或若干方面。累世相传、发展，形成优势。

　　吴范平， 家世好学 ，其三子奭、咸、泉及泉子蔚， 并以儒学至大官.徐苗，自曾祖徐华至苗，魏晋间， 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 ，西晋时，徐苗为当世 儒宗.两晋儒宗杜夷，家为庐江著姓， 世以儒学称 ，杜夷居家教授， 生徒千人 ，东晋元帝曾三遣太子至夷家， 执经问义 ①。

　　南朝，伏曼容，刘宋大儒，子暅， 幼传父业 ，梁五经博士；孙挺，家学薰陶， 七岁通《孝经》、《论语》 ，梁武帝时，任 中军参军事 ，居宅讲《论语》， 听者倾朝.伏氏三世同时聚徒教授， 罕有其比 ②。

　　贺瑒， 晋司空循之玄孙 ， 世以儒术显.祖道力 善《三礼》有盛名 ， 父损亦传家业 ，而贺瑒 于《礼》尤精 ，为梁武帝的首任五经博士，他的两个儿子革、季与侄子琛， 并传瑒业 ③。

　　司马筠， 博通经术，尤明《三礼》 ，梁武帝时任尚书祠部郎， 子寿传父业，亦仕位 至尚书祠部郎 ；文阿， 少习父业，研精章句 ，并 颇传祖舅太史叔明、舅五慧兴 的经术，遂 通《三礼》、《三传》 ，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贺德基，其家 世传《礼》学 ， 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 ；顾越， 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 ，梁武帝时任五经博士④。

　　在战乱不止的年代，在世家大族发展的时期，聚族或依附强族而居的趋势有所加强，官学教育地位下降，家庭与家族教育重要性就增加了。家庭教育有时也兼及乡邻。与家传教育不同的是，家族教育重视传授儒学基础知识与道德规范。

　　②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③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 7、8 期。

　　①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 12 期。

　　②《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③《南史》卷 62 《贺瑒传》。

　　④《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⑤《晋书》卷 44 《华表传》。

　　西晋，华廙得罪权贵，罢官家居， 教诲子孙讲诵经典 ⑤；西晋末年，王延 究览经史，皆通大义 ，农闲时， 训诱宗族，侃侃不倦 ⑥。

　　南朝，顾越家乡在新坂黄冈，宗族所办的 乡校 ，世代相传，所以 顾氏多儒学 ①；沈峻，家贫无力负笈投师，少时，师从族人大儒沈麟士， 遂博通《五经》 ②；垣昙深妻郑氏，年轻居孀，子文疑四岁时，便 亲教经礼，训以义方 ③； 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 ④。

　　北魏裴敬宪， 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 ⑤；太学博士房景先， 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 ⑥。

　　这一时期贵族豪门势雄财大，重视文化者多请大学者为师，于府第中开馆，教授子弟。为了家族利益，他们多择硕学鸿儒传授讲求忠孝节义的儒学，而不是提倡放纵自己，不理世事的玄学，或无父无君、弃国弃家的佛学。

　　北朝，把持东魏朝政的齐高祖高欢，很重视用儒学教育子　弟，东魏天平年间，高欢先后聘北魏博士、 经明行著 、 学综绪经 的卢景裕、李同轨两人至府中， 教诸公子 ⑦；李同轨死后，高欢聘名儒李铉、刁柔 授皇太子诸王经术 ⑧；北齐时，兼通礼传的鲍长暄， 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 ⑨。

　　西魏时，硕儒徐遵明的高足乐逊，被太尉李弼请去 教授诸子 ⑩。

　　⑥《晋书》卷 88 《孝友传》。

　　①《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②《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③《南史》卷 25 《垣护之传》。

　　④《陈书》卷 32 《孝行传》。

　　⑤《魏书》卷 85 《文苑传》。

　　⑥《魏书》卷 43 《房景先传》。

　　⑦《魏书》卷 84 《儒林传》。

　　⑧《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

　　⑨《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

　　⑩《周书》卷 45 《儒林传》。

　　（二）玄风与佛学对教育的影响

　　１。玄儒双修下的魏晋南朝教育

　　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玄学。 玄 之义，本自《老子》中的 道 ， 道 也就是 无.魏晋时期，相当一部分士人，重视研究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易经》，这三本书都着重探讨宇宙或万物的本源，内容深奥玄远，时人略称三书为 三玄 ，称研究 三玄 的学问为 玄学.谈玄的风气曹魏时期已经出现，但 玄学 一词较为晚出，《晋书？陆云传》中有则陆云转而谈玄的故事：一次，陆云外出访友，夜晚迷路，不知所往，忽然看见林木深处透出灯火。陆云赶紧摸过去，来到灯火处，原是一家人家。当晚，陆云借宿于此。他看见宅中一少年，风度翩翩，在执书夜读，便过去与少年攀谈，少年在读《老子》，谈起《老子》来，少年口若悬河，言辞优美，而旨意玄远，陆云听了，佩服十分。次日晨，陆云醒来，欲寻主人辞行，却不见什么房屋，面前只有孤冢一座，冢前碑上刻着 魏故尚书郎王弼之墓 字样。陆云原来对 玄学 无甚兴趣，返家后，自此热衷谈玄。

　　汉末战乱，大一统国家彻底垮台，证明汉代的今文经学、儒家的仁义礼法不是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唯一思想统治工具，他们要另找一种工具以为儒学的补充。

　　《老子》的无为思想、《易经》的神秘色彩、《庄子》蔑视礼法的批判精神与不论是非的颓废意识，满足了统治集团、门阀世族和一部分士人的需要，因而玄学诞生，并很快发展成为魏晋南朝的主要思想潮流。

　　玄学清谈风气形成于魏齐王曹芳的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０- ２４９年），所以后世称玄学清谈为 正始之音.玄学的倡导人为何晏、王弼。何晏著《道德论》，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他们 祖述老庄 ，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笃守 无为 既能 恃以成德 ，又可以 恃以免身 ，即是说，以道家逍遥的态度，避免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才能保全身家性命。

　　这种 贵无论 经过何、王两人的倡导，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哲学思潮。

　　进入西晋，嵇康、阮籍、刘伶等 竹林七贤 ， 口谈浮虚，不遵礼法 ，饮酒作乐，放荡形骸。经过他们身体力行式的提倡，玄风更盛。玄学渐渐从一种哲学思潮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

　　东晋时期，崇尚玄学的名士们主要追求放任不羁的生活，行为背礼违节，学术上却无甚建树。名士光逸避乱南渡，投友胡毋辅之。到那儿，胡毋辅之与几位名士赤身裸体，闭室酣饮已有数日，光逸要推门进去。侍者不允许，光逸就在院子里把衣服脱了，从狗洞中伸头进去，看见胡毋辅之等人便大声呼叫。胡毋辅之说： 别人决不会这样豁达，一定是我友光逸，快快请他进来。 光逸进去后，又和他们喝个通宵达旦①。世族子弟们竟相仿效这些名士，他们傅粉施朱，手摇麈尾，行步顾影，自比神仙。玄学的品格在下降，玄风的影响却在扩大。

　　至南朝，尽管出现了周弘正、张讥等 玄宗领袖 ，但他们在玄学上并无突出成就，刘宋时期，特设玄学馆，让玄学与历史悠久的儒学、史学、文学并立学林，虽然玄学馆在促进玄学研究上并无显著成效，大半程度上成为刘宋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花瓶，但由此可知，玄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普遍承认。

　　①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3页。

　　玄学兴盛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是有重大冲击的。首先在教育思想上，玄学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玄学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 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 ，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 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①其次 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在教育实践中， 矜高浮诞 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东晋成帝时，时局稍安，成帝同意国子祭酒袁瑰的意见，准备振兴中央官学，但当时已形成 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 的风气②。几年振兴努力，不见成效，后来战事重开，太学竟因此而停办。宋齐之时，儒学仍然不振， 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 ，大儒只肯独善其身，后进徒拥经书，而无处求学讲习③。而士族子弟则可以依靠九品中正制 依流平进 ，俯拾青紫。玄风盛行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件高雅的外衣。

　　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倒真的崇尚玄学，但也只会夸夸其谈，评古论今，既不忧虑丧乱之祸、战阵之急，也不关心耕稼之苦、劳役之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追随玄风，隐藏自己的懒惰与无能，用放达脱俗来披挂自己的奢侈放纵。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 ，但颇会借用玄风之皮毛，逍遥放纵，平时，他们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

　　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考试时， 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宴会交际时， 则假手赋诗.当此时，他们可称作 快士.一旦遇到 离乱之后 ，身无一技之长， 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 ，只有束手待毙， 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①。西晋玄学领袖王衍，虽然能 口中雌黄 ，却救不了自己，他被石勒所杀，临死前叹息说：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戳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②第三， 学者习虚玄.玄学盛行后，有许多学者不仅专治《老》、《庄》、《易》，而且也投身教育实践，与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曾多至数百人。在教育阵地上，开始改变 立学专以儒为宗 的一边倒的局面。

　　西晋的杨轲， 少好《易》 ， 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但 学业精微，养徒数百 ， 教授不绝 ③。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朱龙华：《从 丝绸之路 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7-268页。

　　③叶奕良：《 丝绸之路 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50页。

　　①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②《晋书》卷 43 《王戎传附王衍》。

　　南朝的伏曼容，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 生徒常数十百人④；杜京产， 专修黄、老 ，齐永明十年， 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 ⑤。

　　第四， 皆以为谈辩之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清谈，即所谓 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 ①。当时， 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 ， 五经中惟崇《易》理 ， 以为口舌之助 ，许多人钻研玄学，目的不是阐扬玄学而是为了清谈， 所学亦正以供谈资 ②。所以，工玄学者，或被人推崇为 谈宗 或自称 谈士 ③。

　　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风靡士林，所以 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 ④。

　　本来两汉教育中就有诘难的传统，如西汉宣帝曾召集诸儒讲五经异同，宣帝 亲临决 ；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及儒生聚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亦 称制临决.但诘难、辩论是因各家师说互有异同而起，并非以此而决胜负。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梁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的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 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精谈无异 ⑤。如梁武帝令朱异执《孝经》诵《士孝》章，岑之敬升讲座阐释，梁武帝亲自诘难，岑之敬应声而答，纵横剖释⑥。梁武帝时，太学博士鲍皦因病不能讲课，请太学生纪少瑜代讲，只因纪少瑜 善谈吐，辩捷如流 ⑦。

　　梁陈间学者周弘正与张讥论辩事颇典型。张讥甚有辩才，梁简文帝做太子时，在士林馆以《孝经》发问，张讥 议论往复，甚见嗟赏 ；大儒周弘正亦一能言善辩之士，精《易》经，讲课时， 听者倾朝野 ①。但他辩不过张讥。陈天嘉年间，周弘正任国子博士，张讥任国子助教，周弘正在国子学讲《易》经，其四弟周弘直亦在讲席就坐，张讥即席与周弘正辩论，周弘正不敌而词穷，周弘直危坐厉声 ，救援兄长， 助其申理.张讥脸色一整，对周弘直说： 今日群贤会萃，辩论大道至理，并非意气相争，你虽然明知兄长窘迫坐困，也不能出言相助。 周弘直一怔，旋即振声而答： 我作为学生，帮助老师，天经地义，有何不对？ 话音一落，举座欢笑。周弘正后来对别人说： 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②。

　　③《晋书》卷 94 《杨轲传》。

　　④《梁书》卷 48 《儒林传》。

　　⑤《南齐书》卷 54 《杜京产传》，《南史》卷 75 《杜京产传》。

　　①《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③《晋书》卷 90 《潘京传》、《南齐书》卷 33 《王僧虔传》。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⑤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

　　⑥《陈书》卷 33 《岑之敬传》。

　　⑦《南史》卷 72 《纪少瑜传》。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丝绸之路 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 3期。

　　②武敏：《新疆出土汉- 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 7、8 期

　　第五，儒玄双修。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两晋及南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用儒学礼教去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一方面又讴歌纵情任性的玄学，以证明他们享受的合理性。统治阶级的这种双重需要，决定了儒学与玄学的并行与融合。玄学在形式发展过程中，在旨趣上有 贵无 、 崇有 的区别，还有 名实 、 才性 、 言意 之分辩，但实际上只有 以道释儒 和 以儒释道 的区别。

　　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玄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的王弼，本通儒术，再研《易》、《老子》， 好论儒道 ③；玄学大师阮籍早年志尚诗书，推崇儒术，中年时才转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主张名教本之于自然；④西晋玄谈领袖乐广， 善清言 ，但并不抛弃名教，说： 名教内自有乐地 ；⑤西晋的玄学理论家郭象，好老庄，谈辩 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⑥他在《庄子注》中提出了玄学的 独化论 ，但仍然强调儒家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封建等级观念；而裴頠的《崇有论》则是极力调和玄学与儒学的矛盾①；东晋的江惇 儒玄并综 ，著《通道崇检论》，极力调和儒玄②；南齐的杜京产虽 专修黄、老 ，却 学遍玄、儒 ③。梁武帝多才多艺，又重视儒学教育，但他 洞达儒玄 ，既注儒经，又撰玄论④。

　　在主要从事儒学教育的学者中，不少兼通儒玄。在教课中，或儒玄并举，或有所侧重。吴苞，通儒学，也好老庄，南齐时，却与刘瑒分别讲《论语》、《礼》；伏曼容乃齐梁间大儒，却善《老》、《易》，常年聚徒讲授玄学；梁五经博士贺瑒对儒学《礼》和三玄经典皆有研究，在儒学五馆中主持《礼》学馆，馆中生徒常有数百。

　　陈朝，官至尚书的孙瑒， 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 ⑤。

　　曾与周弘正辩论的张讥，少年时便通儒家的《孝经》与《论语》，但又 笃好玄儒.在陈文帝时，他任国子助教，教授儒学；至陈宣帝时，他任东宫学士，又讲《庄》、《老》。

　　学生学习往往亦兼学儒玄。有神童称号的谢几卿，幼年入补南齐国子生，入学时，已以 长玄理 而出名，齐文慧太子让硕儒国子祭酒王俭 以经义访之 ，谢几卿 随事辩对 ，谈吐如流⑥，可见他不仅长于玄学，同时也有扎实的儒学功底；周弘正十岁时，已有玄学基础， 通《老子》、《周易》，入国子学后，专学《周易》经，少年成名 ⑦；颜之推出身儒学世家，家传《周礼》、《左氏》，梁朝湘东王萧绎 自讲《庄》、《老》 时，年方１２岁的颜之推便被收为门徒①。

　　南朝时，学生兼习玄、儒，甚至兼学佛教，已成一种时尚，梁朝王褒作《幼训》，作为子女的童蒙教材，其中说他自己从幼时发蒙至年届知命，一直是 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 ，要求孩子们继承他的学风。陈代的徐孝先，少年入国子学，专攻《易》经，兼及老庄， 能谈玄理 ，以后又 遍通五经②。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 10 期。又见《 丝绸之路 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 3期。

　　④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02-104页。

　　⑤《晋书》卷 43 《乐广传》。

　　①同前引罗著第 114-120页。

　　②《晋书》卷 56 《江统传》。

　　③《南齐书》卷 54 《高逸传》。

　　④《梁书》卷 3《武帝纪》。

　　⑤《陈书》卷 25 《孙瑒传》。

　　⑥《梁书》卷 50 《谢几卿传》。

　　⑦《陈书》卷 24 《周弘正传》。

　　①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1页。

　　②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 1期。

　　２。佛教对教育的影响

　　（１）佛学渗透儒、玄学很多佛学大师都精通儒玄学问，东晋时，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出身世族，少年时，游学许昌、洛阳，学成后， 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③。

　　由于有儒玄两家学问功底，他在讲道时，常常用儒学、玄学进行对比、类比，使深奥的佛经教义变得通俗易懂，调和了佛教与儒家的矛盾，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后秦高僧僧肇本东晋人，出家前，遍观经史，尤好老庄之学。出家后师从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以生动的比喻、优美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批评玄学的崇有论，宣扬客观世界的虚假性，劝导人们忍受肉体痛苦，追求精神上的超脱。

　　东晋高僧竺道生，出身官僚家庭，《高僧传》说他 幼而颖悟，聪哲若神④，当有很好的儒学功底，他的佛学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融合儒佛两家旧说，首创顿悟成佛说。该说认为佛性人人皆有，亦人人可悟。让作恶多端的人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给亟欲摆脱现世痛苦的人们分发廉价的天国门票。所以它在中国很快传播开来了。顿悟的途径是什么？竺道生强调个人内心修养和精神教育相结合。这种顿悟说，与儒家孟子所谓人性皆善，人皆可为尧舜之义相通。

　　僧侣们借用儒学、玄学来改造佛学，宣扬佛教；统治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之不足，巩固统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典型的是梁武帝。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儒学、玄学，也精通佛教，写有多篇佛学作品。他认为当时激烈冲突的儒、道、佛三教各有妙用，不能偏废：儒学要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人们和平揖让，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教共同点都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反抗；三教不仅实践上可以补充，在理论亦可贯通。

　　他强调三教同源，称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 三圣 ，而儒教与道教源于佛教；他还拼凑出一个 真神佛性 的佛学理论，以人的善性为真神，想把儒学、古代迷信与佛学揉在一起，用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学说，用孝道和行善去解释佛家的佛性，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梁武帝晚年佞佛，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①北魏孝文帝精通 五经之义 ， 善谈《庄》、《老》 ，且 尤精释义 ②。他一方面检括僧尼，限制人民不得随便出家；一面又崇敬名僧，探讨佛学，巧妙地把佛教驯服为自己的统治工具。

　　周太祖宇文泰雅好经术，重视儒学教育，从郎吏中挑选青年俊杰， 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 ；他又从俊杰中挑出最杰出的１２人，与自己一起读书，并挑选名僧１００人，到府内讲佛经，并让侍读的１２位高材生 兼学佛义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西魏末年以后， 西方竞为 大乘佛学①。

　　③《高僧传》卷 6《释慧远传》。

　　④《高僧传》卷 7《竺道生传》。

　　①《南史》卷 70 《郭祖琛传》。

　　②《魏书》卷 7《孝文帝纪下》。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士人兼通儒、玄（或是道家）、释之学。梁陈间人马枢，六岁学儒经及《老子》，成年时已 博极经史 ， 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萧纶请马枢任学士，让他同时开讲佛经《维摩》、《老子》、《周易》， 道俗听者二千人.萧纶想知道三部经典的优劣，鼓励听众群起发难。马枢 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 ，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听者哪里分得出三书的高低上下，惟有 拱默听受而已 ②。

　　（２）佛学对教学的影响义疏即逐条注释原文，源于佛教。释道安的师傅浮调，取前人已注解的或没有合集的经文，解释其意旨，逐条加以注释③。佛学义疏于是兴起。魏晋南北朝的儒士们也沿用了义疏体裁用以注释经典，在教学中则作为教材使用，如南朝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左氏春秋义》，北朝李铉的《三礼义疏》、熊安生的《礼记义疏》等皆属此类。直至南宋朱熹的《四书集句》，仍可看到这种体裁的影响。

　　魏晋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则受佛教的会译子注体裁的影响。这种体裁可能最初是中国佛教高僧们从汉代讲经之法上借鉴来的，经佛教讲经、译经，使之细致完备。竺昙无于东晋孝武帝年间，汇编不同文字本的同一种经书，先取一经文为主，称母经，其它经上的事数列为子注，是为会译。这种会译显然也是浮调义疏的发展。 后世的会译子注，盖均原出于此。 ①寺庙是僧侣集中修行的地方，具有佛教学校的性质。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时洛阳一处就有１３６７所寺院，南朝梁武帝时建康一处就有５００多座寺院。

　　寺院在兴起中形成了一些特色与制度，对后来书院制度发展有重要影响。禅定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手段。高僧常选择清静的山林建立禅林精舍，作为坐禅传授佛学的场所。如东晋释慧远在风景幽静的庐山，先住龙泉精舍，后建东林寺，从此三十余年，足不出山，送客亦以寺前虎溪为界。 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 ②竺僧朗，在昆仑山立精舍， 峰岫高险，水石宏壮 ， 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 竺僧朗 孜孜训诱，劳不告倦。 ③后汉士人称自己讲读的场所为精舍或精庐。由于佛教与道教发展，许多寺观建在名山胜水间，因而人们称僧、道居住与讲道的屋宇为精舍。精舍的特点是建于山林幽静处，便于读书、潜修。受佛教影响，后世的书院也多选择远离尘嚣的名山胜地，构筑精舍，以供学子学习生活。如宋代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嵩山下。

　　书院的学规学约亦明显受到了佛教清规戒律的影响。释道安为僧众制定的轨范 ，不仅 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而且为后代的书院制度所借鉴。

　　宋代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 学规 ，对宋以后的书院有典范般的影响力。

　　朱熹在学规中，规定了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的纲领。从学规的框架结构上可以看到释道安规范的痕迹。朱熹弟子程端蒙、董铢又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实施学现的 学则.学则要求学生 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 ，颇有佛教规范中有关上座讲经规定的意味①。

　　①《周书》卷 35 《薛慎传》。

　　②《陈书》卷 19 《马枢传》。

　　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15-116页。

　　①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 3期，1925年。

　　②《高僧传》初集卷 6. ③《高僧传》初集卷 5. ①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 3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三）文化科技教育

　　１。文学的独立与教育

　　与儒学的不济时运相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在诗歌方面，经过 三曹 、 建安七子 和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创作努力，五言古诗一派丰收景象，田园诗、山水诗等新品种诞生了。七言诗中， 永明体奠定了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基础，七言律诗的雏型业已出现；在辞赋散文方面，盛况空前。辞赋摆脱了汉代铺陈堆砌的陋习，清新的抒情的小赋令人赏心悦目，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等是其代表作。散文创作中，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褒的《钱神论》、刘峻的《广绝交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不朽名篇传世；在民歌方面，南方民歌柔媚缠绵，北方民歌雄健壮美，各领风骚，斗艳争奇。《孔雀东南飞》、《子夜歌》、《西洲曲》、《木兰诗》、《陇上歌》、《敕勒歌》等民歌精华传诵千古；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志怪小说，为唐宋传奇小说开了先河。出现了轶事小说，以其语言精炼、勾勒传神，为历代人们所喜爱；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面，《文心雕龙》等著作深入探索文学艺术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以 传神 、 畅神 、 文思神远 等观点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原则。

　　在汉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学的附庸，以 言志 、 言教 的文学形态补充经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人们常在观念上将文学与儒学相提并论，例如，魏文帝曹丕提出了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观点；东晋葛洪则认为： 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 ①在社会地位上，文学与儒学一样有了自己的宗师，大儒被称作 儒宗 ，文豪则被称作 辞宗 ②。在教育学科上，南朝宋文帝设四科专门学校，文学为其中一科，赫然与儒学分庭抗礼。

　　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大课堂上进行的，统治者的提倡、以文会友的风气、优秀文学作品的传颂等是其社会教育的形式。

　　（１）统治者的提倡曹操父子爱好文学，首倡风气。曹操既是政坛主宰，也是文坛主将。他的文学创作兴致经久不衰，三十余年南征北战，他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③；其子魏文帝曹丕也颇具文才， 下笔成章 ，撰《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另一子曹植 文才富艳 ， 善属文 ， 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他 七步成诗 更是千古美谈，还创作了《赠白马王彪》、《洛神赋》等大量优秀诗文①。三曹不仅自己是文坛健将，更重要的是他们凭借政治权力，网罗文士，造就了 彬彬之盛 的建安文学局面，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②

　　①陈从周等：《木牛流马辨疑》，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昆明。

　　②《梁书》卷 33 《王筠传》： 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③《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注。

　　①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 6期。

　　②《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 福州 条。

　　其后，高贵乡公曹髦，既重视儒学，又继承乃祖好文的传统， 爱好文雅，广延诗赋 ，常与臣下论经说文，命名散骑常侍硕儒裴秀为 儒林丈人 ，侍中文士王沈为 文籍先生 ③。

　　南朝皇帝中以梁武帝、陈后主最好文学。其中，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文学， 文章之盛，焕乎俱集.征召一批文学俊彦随侍身边，如沈约、江淹、任昉、到沆、丘灵迟、王僧孺、张率等， 并以文采，妙绝当时 ④。

　　北朝皇帝中，孝文帝是爱好文学的典型。他不仅 笃好坟典 ，重用名儒，而且 好为文章 ，善待词臣。孝文帝 才藻富赡 ， 诗赋铭颂，任兴而作.一次，他在去代都的路上，经过上党铜鞮山，见路旁有十几颗郁郁苍苍的大松树， 遂行而赋诗 ，自言： 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孝文帝对 词翰 方面的才子， 莫不縻以好爵 ，史家称孝文帝时期儒学、史学、文学诸文化全面发展，社会风气 斯文郁然 ⑤。

　　（２）以文会友之风气曹魏时期，由曹操父子主持，建安诗人王粲、刘桢、应暘、徐干、陈琳等常在邺城西园聚会， 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①；西晋时期，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２４位文人，号称二十四友 ，经常聚会石崇的洛阳金谷园， 日以赋诗 ②；东晋时期，文人们将三月三 修禊 风俗节日变为文会。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记载了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三月三的盛事，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 与会者中，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了诗，另有１５人未能赋诗，而被 罚酒各三斗 ③；南朝初年，谢混与同族子弟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弘微等常举行家族文会，在谢宅所在的乌衣巷， 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 ，人称 乌衣之游 ④；谢灵运与其 四友 ：族弟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时时 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 ， 晤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 ⑤；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西邸， 招文学，高祖（指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⑥。沈约、王融、谢眺就是 永明体 诗的创立者；梁朝文会之风更盛。任昉、到溉、到洽在义兴 为山泽之游 ， 后世皆宗之.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到溉、到洽等九人，又有 兰台聚 文会。顾越与沈炯、张种、孔奂等又在武丘山， 每为文会 ⑦。

　　（３）佳作的传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没有发展到像唐诗那种为寻常百姓所喜爱与传诵，但这些作品在士林中传播是极为快捷的。西晋时期，左思作《三都赋》， 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①；南朝时期，谢灵运作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每写一诗，人们都争相传抄，贵贱莫不竞写 ，一夜之间， 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②；刘孝绰善作文章， 世重其文 ，早上写就一篇，晚上已四处流传， 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 ③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社会教育的历程。它们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陶冶人们情操。

　　③《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

　　④《梁书》卷 49 《文学传序》。

　　⑤《魏书》卷 7《高祖纪下》、卷 21 下《彭城王勰传》、卷 84 《儒林传序》。

　　①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文开头原作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 云云。故很可能此技术是外徼人最先使用的。

　　②《晋书》卷 40 《贾谧传》、卷 62 《刘琨传》。

　　③《世说新语？企羡》。

　　④《南史》卷 20 《谢弘微传》。

　　⑤《宋书》卷 67 《谢灵运传》、《文选》卷 22 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

　　⑥《梁书》卷 1《梁武帝纪》上。

　　⑦《南史》卷 25 《到溉传》、卷 71 《顾越传》。

　　（４）文学教育文学专科学校出现于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在元嘉十六年（公元４３９年），令丹阳尹何尚之建立玄学馆、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 各聚门徒 ，传授学问。文学馆当然专授文学课程，当时学生来源充足， 多就业者 ，可知文学馆兴办之初很是兴旺；泰始六年（公元４７０年），宋明帝下令设 总明观 一所，下辖儒、玄、史、文四科，每科置学士１０人。总明观是一所综合性的研究、教学机构，从置学士上看，文学和其它三个专科的地位是平等的④；萧齐初年，总明观照旧设置，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因国子学恢复，齐武帝罢省总明观。不过，齐武帝将观中儒、玄、史、文四部书籍移至王俭家新设的学士馆内，使文学研究与讲习活动得以继续⑤。

　　在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文学世家，以文学相传是其特色，家传即是家庭教育与熏陶。曹丕、曹植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无疑与曹操平时对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分不开；女才子蔡琰是汉末大文豪蔡邕之女，由于家庭教育有方，她 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 ，创作出《悲愤诗》等杰出的作品；南朝萧子恪，兄弟１６人在梁朝做官，其中有５人有文学天赋；刘孝绰父亲刘绘长于文学，与沈约、任昉等文学大师过从甚密，对家族影响很大，在刘孝绰这一代，同族子侄中爱好文学、能作诗文的多达７０人，史家认为 近古未之有也 ①。这也是南朝文学普及的一个有力证明。

　　南朝出现了若干部总结性文学著作，不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而且有些后来成为历代学校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如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最丰富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是汉魏以来五体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专著。

　　①《晋书》卷 92 《左思传》。

　　②《宋书》卷 67 《谢灵运传》。

　　③《梁书》卷 33 《刘孝绰传》。

　　④《南史》卷 5《宋文帝纪》，《通志》卷 59 《选举考 2》。

　　⑤《南史》卷 22 《王俭传》。

　　①《梁书》卷 33 《刘孝绰传》。

　　２。史学的繁荣与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动乱与分裂，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力量，频繁的战乱，又使各政权的 史官失其常守.于是，素重编修史书传统的士人们，纷纷 各记闻见，以备遗忘 ，私人修史遂成风气， 作者甚众 ②，在前后数百年中，撰写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人绵绵不绝。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显然极力维持自己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它已从两汉独尊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儒学的衰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治史者打破了旧的框框，大胆创新，史书的新体例、新内容不断出现。

　　史学的繁荣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像汉代士人那样仅仅学习儒学，而是学贯经、史，甚至兼通经、史、文诸种学问。如，蜀汉的尹默， 通诸经史 ①；西晋的陈寿，少时从蜀汉官学总管、大儒谯周学儒术，后又钻研历史，撰《三国志》， 有良史之才 ②；前赵的刘渊，幼从大儒崔游，学《诗》、《书》、《易》、《左传》诸经书，后于 《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渊第四子刘聪， 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 ③；前燕的慕容俊， 博览书史 ，宴群臣时， 谈经史 ④；北凉的阚骃， 博通经传 ， 三史群言经目则诵 ，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⑤；南朝，梁武帝兼通经史，撰儒学著作多部， 又造《通史》 ⑥；梁朝，王劢以儒学《周易》生， 射策举高第 ，却又 博涉书史 ⑦；北魏，李谧， 博通诸经，周览百氏 ⑧；西魏时，宇文泰在行台省办学，让部下学习 先《六经》，后子史 ⑨；北周的明帝， 雅爱文［史］ ，集文学， 刊校经史 ，姚最因 博通经史 ，被明帝招为学士，参与其事⑩；梁皇室后裔萧， 博观经史 ，入北周后，为文学博士（１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较稳定的政权或较有眼光的统治者往往重视史学，有的还设立了专职史官或史学教授。魏明帝在太和年间，设著作郎以 专掌史任 ，晋宋沿用之。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曾任西晋著作郎，东晋时，王隐、郭璞任著作郎，曾奉旨修晋史。自西晋起，著作郎及其助手佐著作郎因是 职闲廪重 的美差，而 贵势多争之 ，渐多滥竽充数之辈①。至萧齐建元二年（公元４８０年），齐高帝又再设史官，以檀超、江淹 掌史职 ②；后赵的石勒，在建国伊始便设置了教学官职祭酒，其中一个就是史学祭酒。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设立史学教授官职的记载；前秦攻陷东晋的襄阳，俘获名僧释道安与历史学家习凿齿，符坚极为高兴。他写信给诸镇将说： 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指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才一人有半耳。 ③ 一人 指释道安， 有半 指脚有跛疾的习凿齿，苻坚戏而连称 一人有半 ；北魏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公元４９１年）设立史官， 初分置左右史官 ④，作为他的汉化措施之一。

　　②《隋书》卷 32 《经籍志》。

　　①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 6辑，1984年。

　　②《晋书》卷 82 《陈寿传》。

　　③《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卷 102《刘聪载记》。

　　④《晋书》卷 110《慕容俊载记》。

　　⑤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 4》。

　　⑥《梁书》卷 3《武帝纪下》。

　　⑦《陈书》卷 17 《王劢传》。

　　⑧《魏书》卷 90 《李谧传》。

　　⑨《周书》卷 35 《薛慎传》。

　　⑩《周书》卷 4《明帝纪》、卷 47 《姚最传》。（11）《周书》卷 42《萧传》。

　　①《晋书》卷 24 《职官志》、卷 48 《阎缵传》、卷 82 《王隐传》。

　　在史学繁荣的客观环境中，加上某些统治者对史学重视的主观因素的促进，第一所史学专门学校终于应运而生，刘宋元嘉十六年（公元４３９年），宋文帝下令建立四所专门学校，史学是其中之一，称史学馆，由朝廷的助理史官著作佐郎何承天主持。宋文帝所立的四所专门学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他在学校教育上，把史学、文学提到与儒学并列的地位，对社会与后世影响很大。南朝各政权选官取士的标准逐步偏离儒学，向文史倾斜，史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 ⑤上古已设立的史官本负有研究历史的职责。宋明帝在泰始六年（公元４７０年）建立的国家级学术机构 总明观 中，又为史学备下一席之地，总明观设 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齐初仍沿宋制，保留总明观，至齐武帝永明三年（４８５年），总明观才被撤销。

　　②《南齐书》卷 52 《檀超传》。

　　③《晋书》卷 82 《习凿齿传》。

　　④《魏书》卷 7《高祖纪》。

　　⑤《梁书》卷 14 《江淹、任昉传论》。

　　３。艺术的 变古制 与教育

　　如同文学一样，艺术修养已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知识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类艺术的社会教育或学校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１）书法教育书法已发展成为有一定社会性的艺术。书法教育有官学、私学、家学、自学多种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学。

　　统治者设立 官书学 ，或请善书者教授子弟，反映了书法已被视为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受到重视。西晋，武帝创设 官书学 ， 立书博士 ，招收学生， 教习 钟繇、胡昭的书法①。西魏末年，宇文泰聘请 善隶书 的冀俊教授子弟，冀俊要求像儒学祭祀孔子一样， 释奠 创书法的先圣苍颉，宇文泰欣然同意②；善书的书法大家如同儒、文、史诸学科的大师一样，受到统治者的尊敬或得到重用。北魏的蒋少游，善书法，初以为人抄书为业，不久， 召为中书写书生 ，后来升为 中书博士 ③；北齐的张景仁 工草隶 ， 补内书生 ，后迁左右侍书，被人尊称为 博士 ④。

　　私人亦办学，招收书法弟子。办学的形式如同普通私学一样，由一位老师教授若干学生。王羲之少年时，师从西晋书法大家卫瓘之侄女卫夫人学隶书。成名后，他也教授书法学生。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位门生，门生恰巧外出有事不在家，王羲之见案几光滑洁净，一时技痒，便在其上信笔挥洒，留下一篇 真草相半的珍贵墨迹，然后飘然而去。门生父亲大约不好书道，不识书圣其人，不知墨宝价值无限，待王羲之走后，就把案几上的墨迹抹去了。门生返家，得悉经过，顿足长叹，惋惜了好几天①；北齐，有书 博士 雅称的张景仁，年轻时，就投师， 以学书为业 ②；北周的黎广也师从崔氏后人崔浩学楷、篆两种书法③。由于书法教学较为常见，所以，当时已形成一种谓之 谢章 的 时俗 ，即学生投师学书法之初，要同普通学生一样， 行束脩之礼 ④。

　　由于书法教育的普及与书法的直观性，所以，有更多的人是通过临摹自学书法的，有些大家是藉此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王羲之先师从卫夫人学钟繇一派传下的楷法，尔后，畅游天下，观摹李斯、曹喜、蔡邕、张昶、钟繇、梁鹄之等历代名家留下的真迹，方悟自己过去学书真是邯郸学步， 徒费年月耳 ，继尔潜心学习 众碑 ，创出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的 真草 书体⑤；梁朝的萧子云 善草隶书 ，为当世楷模。其自云：效法钟繇、王羲之，再 微变字体 ，终成一家。时人颜之推认为，萧子云、陶弘景、阮研诸名家书法， 莫不得羲之之体 ⑥；王羲之之子王献之虽有家传书法，但骨力不及其父，便在 媚趣 上下功夫。其书法大得南朝贵游子弟喜爱，规摹他的书法竟成为一时之风尚①；北朝卢氏祖先卢志 法钟繇书 ，崔氏祖上崔悦学卫瓘书体，但两家又都摹学索靖的草书。崔家崔玄伯的草隶最为出色，在北朝为众学书者所 摹楷 ②。

　　①《晋书》卷 39 《荀勖传》。

　　②《周书》卷 47 《冀俊传》。

　　③《魏书》卷 91 《蒋少游传》。

　　④《北齐书》卷 44 《张景仁传》。

　　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晋- 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 3期。

　　②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6期。

　　③《周书》卷 47 《黎景熙传》。

　　④《周书》卷 47 《冀俊传》。

　　⑤汪挺：《书法粹言？王羲之题卫夫人后》，《晋书》卷 80 《王羲之传》。

　　（２）绘画教育汉代的绘画以人物画为主，有两类，一类集中在宫廷中，作者是那些宫廷画工，作品内容多是歌颂圣贤、功臣，宣扬封建道德；另一类是绘在墓葬中的冥画，题材也不出神话、历史故事范围。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出现重大突破。人物画冲出宫廷，走向社会；山水画、花鸟画诞生于南朝；北朝莫高窟等石窟壁画将传统与外来的犍陀罗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虽表现佛教故事，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一时期，名画家辈出，其中不乏地位显赫的风流名士、孙吴的曹不兴长于画人物、动物，极有 风骨 ③；西晋的卫协作画， 六法（气韵、骨法、应物、随类、经营、传移）俱备④。荀勖画人物以气韵取胜。他曾在钟会新建宅第的门堂中画上钟会之父钟繇的肖像， 衣冠状貌如平生 ，钟会兄弟见了悲伤不已， 大感恸 ，不忍再睹，竟因此放弃了那区新宅第⑤；东晋，戴逵为画坛领袖，所作 山水极妙 ⑥；稍后的顾恺之画人物， 传神写照 ，冠绝一时⑦，从今存的《女史箴图》摹本中可略窥大师真作风采；南朝刘宋时期，陆探微深得绘画 六法 精髓，所作人物画、动物画，达到乱真的程度①。宗炳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顾骏之又创蝉雀画。其后，南朝的人物、走兽、花鸟、山水诸画种竞相争艳。南齐时期，刘瑱 善画妇人 ，毛惠远 善画马 ②；梁朝时期，梁元帝爱画花鸟走兽，张僧繇最善于绘写神貌，有 画龙点睛 ，龙破壁飞去 的传说③；至陈朝，顾野王以善画人物，称当世一绝。

　　（３）音乐教育汉代的音乐多是帝王、贵族专用的雅乐。而魏晋与南朝时期，音乐家们大量汲取民歌精华，创作了大量的以清商乐为核心的 俗乐 ，并使之成为音乐的主流。音乐的主题或内容不再像汉代那样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抒胸臆，诉恋情。音乐创作者、演奏乐不再局限于宫女、优伶，而多名流与贵戚子弟。

　　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就曾创作了大量的作为清商乐前身的相和三调的曲辞，发动了 俗乐 行进之舟；西晋的石崇与爱妾绿珠作《懊恼歌？丝布涩难逢》一曲；东晋，车骑将军沈充创作《前溪哥（歌）》，中书令王珉作《团扇哥》，司徒左长史王廞作《长史变》④；梁朝时期，包明月、王金珠又作《上声》、《前溪》等七曲⑤，陈朝时期，耽于声色的陈后主又作《黄鹂曲》、《玉树后庭花》等曲⑥。

　　⑥《梁书》卷 33 《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①《梁书》卷 33 《萧子云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魏书》卷 24 《崔玄伯传》。

　　③《太平御览》卷 751《历代名画记》。

　　④《全齐文》卷 25 《古画品》。

　　⑤《世说新语？巧艺》。

　　⑥《太平御览》卷 751《历代名画记》。

　　⑦《晋书》卷 92 《顾恺之传》。

　　①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文物》1966年第 3期。

　　②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 10 期；并见《文物》1966年第 3期。

　　③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5 页。

　　北朝音乐亦受南朝影响，但其核心由鲜卑歌、西域乐构成，风格豪放，多鼓角横吹，慷慨悲凉之曲，纵有哀婉之处，也比南朝的靡靡之音多几分豪情。其内容多是讴歌可汗与勇士，如北魏的《真人歌》， 咸多可汗之词 ①；或赞美自然风光，如著名的《敕勒歌》；也感叹人生如寄，如北齐后主高纬所作的《无愁曲》， 音韵窈窕，极于哀思 ②。

　　音乐既已走向社会，就必然成为人们的学习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与收徒两种音乐教育形式都有，学习音乐在士人中已成为一种时尚。东晋人戴逵多才艺，善丹青， 善琴书 ，他把琴艺传给两个儿子戴勃、戴颙，戴颙学得尤为出色， 凡诸音律，皆能挥手 ③。父亲死后，俩兄弟不忍再奏父亲生前所作的乐曲，于是， 各选新异 ，共二十余部， 并行于世 ；刘宋人徐湛之，不仅长于作文章，也精通音乐， 伎乐之妙，冠绝一时 ，收有弟子千余人， 皆三吴富人之子 ④；北魏的柳谐， 善鼓琴 ，曲调与手法皆有独创， 京师弟子翕然从学 ⑤。

　　④《宋书》卷 19 《乐志》。

　　⑤《乐府诗集》卷 44 《清商曲辞一？吴声歌曲》。

　　⑥《隋书》卷 13 《音乐志上》。

　　①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 楮.②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6-58页。

　　③《南史》卷 75 《戴颙传》。

　　④《宋书》卷 71 《徐湛之传》。

　　⑤《魏书》卷 71 《裴叔业传附柳玄达传》。

　　４。科技教育

　　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对科学技术大多不重视，往往还横加阻挠，甚至扼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与内乱，封建专制主义有所削弱，因而科学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科技教育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１）数学、天文学教育由于数学、天文学具有抽象性，自学不易，因而其教育形式有私人教学、家传和官方学习三种。私人教学内容广泛，除传统的经史外，还往往包括数学或天文学的课程。西晋的郭琦， 博学 多才，特擅阴阳五行学，在古代，天文学是阴阳五行学的基础，所以郭琦不但撰有《五行传》、《谷梁传注》、《京氏易传注》等五行学著作或以阴阳五行学观念解释儒经的著作，且有《天文志》专著。未出仕前，他在家乡太原晋阳教书为业， 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 ①；西晋隐士郭公精通 五行、天文、卜筮之术 ，郭璞投其门下，学成后，预测福祸，攘灾转祸之术冠绝一时，人们夸他超过了预测术士的前辈大师京房、管辂。郭璞不但精通预测，还 好经术 ，擅文学， 词赋为中兴之冠 ，可谓多才多艺。他后来亦招徒教授②；十六国初时，精通天文、图谶 兼善经学 的台产隐居在商洛南山，不与外人交往，但广招门徒，热诚传授自己广博的学问③；北魏的 儒宗元老 高允，不仅 性好文学 ， 博通经史天文术数 ，而且是个数学家，有 算术三卷 著作，太武帝神三年（公元４３０年），高允第一次入仕后解职返家，以 教授为业 ，远近好学者闻讯投师，人数竟达千余人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先生向学生传授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学生也通过师从多位先生的方法，或进学习包括天文学、数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或者师从多位先生，求得某一专门学科如数学方面的深造。

　　陈朝的吴明彻，学毕 书史经传 后，又师从汝南周弘正， 学天文 等知识⑤；北魏的算学博士殷绍在昔年 游学诸方 时，先向 大儒 成公兴学《九章算术》，再跟僧人释昙影、道士法穆学习，两人向他讲授多家研究《九章算术》的理论与成就，讲解 章次意况大旨， 演算示范，前后四年之久，殷绍后来终于成为数学家①。

　　家传教育中也有数学、天文学的一席之地。西晋末年，黄沈 善天文秘术 ，传授子黄泓，黄泓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在 天文秘术 上 精妙逾深 ，而且 博览经史 ，永嘉之乱后，以才学投奔鲜卑贵族慕容廆，大得重用，后仕至前燕国太史令，爵封五等伯②；著名的大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一家就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祖昌是南朝刘宋的建筑工程长官大匠卿，担任这个职务应有一定的数学知识。祖冲之博学多才，学通儒玄两家，著有《易老庄义》、《释论语》、《释孝经》等书，他发扬家学， 特善算 ，最擅数学，不仅有数学专著《九章注》，且求得圆周率在３。　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的人。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历法内，确定一个回归年为３６５。２４２８日，这是当时最准确的一部历法。他的儿子祖暅之， 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妙思 ，祖冲之的孙子祖浩，仍是 少传家业，善算历 ，精通数学、天文学，官至广陵太守，侯景叛乱时，他收集人马，欲征讨叛乱，战败后为侯景射杀。至此，祖家数学、天文学的世传家学的传统才不幸中断③。

　　（２）医学教育

　　①《晋书》卷 94 《郭琦传》。

　　②《晋书》卷 72 《郭璞传》。

　　③《晋书》卷 95 《台产传》。

　　④《魏书》卷 48 《高允传》。

　　⑤《陈书》卷 9《吴明彻传》。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0-61页。

　　②《晋书》卷 95 《艺术传》。

　　在南北朝时代，医学成为士人学问中的一种，有不少士人通医学，也有不少名医通经史文历。三国时的大名医华佗就曾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 ①；南朝刘宋的孔熙先， 博学 ， 文史星算，无不兼善 ，也 善于治病，兼能诊脉②；羊欣 泛览经籍 ，擅长隶书法，也 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 ③；王微 少好学，无不通览 ，善作文，能绘画，解音律，能卜算，懂医术，而 尤信《本草》 ④；梁代有 山中宰相 之称的大道士陶弘景，虽身在道家，却博识百家， 读书万卷 ，有 一事不知 ，即 深以为耻 ， 善琴棋，工草隶 ，在其着意精研的几种学问中，医学赫然在列， 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注《神农本草经》，补葛洪《肘后救猝方》，编《肘后百一方》，医学成就斐然可观⑤；北朝江南才子徐之才由南朝入北朝，官至北齐尚书令，封郡王。徐之才少习经术，通玄学，解天文，兼识图谶，而以 医术最高 ⑥；姚最为江南名医姚僧垣的次子，北周初年，随父入北朝，姚最少年时代， 博通经史，尤好著述 ，被北周明帝征为麟趾殿学士，参与整理经籍，后来 始受家业 ，跟父亲学医， 略尽其妙 ⑦。

　　中国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已发展成一门有理论、有实践、有专业分支的成熟的学科，所以，通过先生言传身教带徒弟的形式传授医学，已是当时重要的医学教育形式。这种形式有两种，一是私人教学，一是官方教学，而以私人教学较为发达。三国时期，华佗就收有吴普、樊阿两名徒弟。吴普不仅学得华佗的药学与医疗学，而且学得华佗的五禽戏保健术，所以 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樊阿不仅学得华佗的针灸术，还学得华佗的食物保健疗法，久服华佗传下的 漆叶青粘散 ， 寿百余岁 ①；南朝刘宋的王微对做官毫无兴趣，对药学却十分投入，招有若干门生， 春秋时节，辄自将两三门生 ，入山采药， 意在取精 ②；北魏的王安道、李亮少年时代就同拜一位医士为师， 俱学医药 ，王安道只能 粗究其术 ，不及李亮学得好；后来李亮又投师僧坦，专攻方剂，学成后， 针灸授药，莫不有效 ③；崔彧出身清河名门，官至定远将军，颇以医术闻名，他的医术是青州一位 隐逸沙门 所授，这位僧人以《素问》九卷及《甲乙》等医书教授崔彧，崔彧学通后， 遂善医术.崔彧宅心仁厚， 广教门生 ，不仅教医术，而且传医德， 令多救疗 病人。崔彧的弟子赵约、郝文法出师后亦招徒教授，所教授的徒弟亦颇有名气④。

　　③《南史》卷 72 《文学传》。

　　①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4-182页。

　　③《宋书》卷 62 《羊欣传》。

　　④《宋书》卷 62 《王微传》。

　　⑤《南史》卷 76 《陶弘景传》。

　　⑥《北史》卷 90 《徐謇传附徐之才传》。

　　⑦《北史》卷 90 《姚僧垣传附姚最传》。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2、177页。

　　官方教学量小，影响不大。北魏设有太医博士与助手助教。在隶属上，太医博士属太医令，不属国学，因而太医博士的教学实践恐怕就限制在太医令所辖的狭小圈子中。太医博士也应以医疗实践为主，研究为辅，教学倒是次要的事了⑤。

　　当时官方与医学都整理、撰写大量医学书籍，尤其是其中的验方类书籍，官方通过行政手段颁行天下，医家借助自己的名声流传全国。所以，以验方为主的这类书的传播也是一种医学教育的方式。北魏宣武帝在永平三年（公元５１０年）下令召集诸医，从大量的经验处方中，择 精要 ，颁布天下，让各郡县抄写，将验方集公布至乡村，让广大百姓尽可能掌握 求患之术 ，他就曾命令名医王显 撰药方三十五卷 ，然后下令 班布天下 ，让人们都能利用这些医书去治疗有关疾病①；李亮在孝文帝时，撰有 诸药方百余卷 ， 皆行于世 ②；名医姚僧垣在北周时，广泛搜集验方，并加以验证，然后择疗效显著者编成《集验方》二十卷， 行于世 ③。

　　在所有医学教育形式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形式，名医多是世代医家所出。

　　该时期出现了一批医学世家，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医学发展迅速，一方面又说明医学有经验科学的特征，这些经验是往往秘而不宣的，只传授给子弟。东晋陈郡殷氏中的殷浩为玄家所推崇，也 妙解经脉 ，其侄殷仲堪不仅喜谈玄，善作文，亦 躬学医术，究其精妙 ④；南朝的丹阳徐氏，先是徐堪文伯、徐謇兄弟 皆善医药 ，其后，徐文伯之子徐雄 医术为江左所称 ，而徐雄之子徐之才、徐之范流落北朝后，也以 医术见知 ⑤； 山中宰相 陶弘景之祖陶隆 好学 ，懂书法，也 兼解药性 ，父陶贞宝则 深解药术 ，陶弘景本人则弘扬家学，成为药物学大师⑥；吴兴姚菩提，开始 留心医药 ，其子姚僧垣则 医术多妙 ，流入西魏，声震中外，次子姚最亦 略尽其妙 ⑦；高阳人许道幼，为医母疾，钻研医术，成为名医，仕梁，以后世代相传医术，其子许景、孙许智藏皆以 医术自达 ，仕梁、陈、隋各朝。许道幼的同宗许澄、子许澄， 亦以医术显 ，父子俱以医术 名重于周隋二代①；北魏，李元孙、李暠兄弟俩人以医术仕进，李暠医术精湛，官至太医令，他们也是继承父亲李亮的医术家学②；清河崔氏，崔彧为一代名医，子崔景哲，亦以医术知名 ，另一子崔景凤、孙崔炯皆以医术任职尚药典御③。

　　②《宋书》卷 62 《王微传》。

　　③《魏书》卷 91 《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魏书》卷 91 《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⑤参《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64页。

　　②同上书，第 64 页。

　　③《周书》卷 47 《艺术传》。

　　④《世说新语？术解》，《晋书》卷 84 《殷仲堪传》。

　　⑤《北史》卷 90 《徐謇传》。

　　⑥《云笈七签》卷 107《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

　　⑦《北史》卷 90 《徐謇传》、《姚僧垣传》、《许智藏传》。

　　①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 3期。

　　②《北史》卷 90 《李脩传》。

　　③《北史》卷 24 《崔逞传》。

　　四、私学的昌盛与门第、宗族家庭教育

　　（一）私学的兴盛及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但是私学却颇为兴盛。无论在规模上抑或学术思想、教育方式与方法上都超过了两汉。

　　在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里，私学家们或教于乡里，或教于都市，或教于山林，或教于寺庙、道观，他们许多人不慕名利、绝意仕途，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也为学术的绵延培养了大批接班人。

　　１。私学昌盛的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昌盛是时代背景和历史现实交互影响的结果。从时代背景来看，汉代的人材选拔制度有学校教育、察举和任子制度，但其弊端已不言自明。就学术和教育而言，班固曾感慨说到：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弊。北学者之大患也 ①。班固又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种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如果说这是西汉情况，那么东汉更甚，完全处于 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于一家之说 的僵化状态③，学校教育已走向一条死胡同。

　　从历史现实看，魏晋南北朝约４００年的时间里承平日短，战乱时多。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是三国纷争的写照。

　　八王之乱后，匈奴刘氏掳掠关中， 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④，全城只有４辆车。又侯景之乱时 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姿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嚣之声，响动天地。 ⑤这种悲惨的场景在魏晋南北朝比比皆是。这种动荡的社会必然使官方的学校教育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巨大的流民迁徙使稳定的学校制度也无法建立，这些给私学的发展留下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地主垄断政权的时期。同时他们也垄断着文化教育。

　　他们不是把寒门庶族排斥在受教育权之外，就是人为的给受教育者划上等级，如西晋的太学和国子学之区别。教育也被蒙上了门阀的阴影。除少数人能入官学学习外，大部分人寒门庶族只能入私学求学。门阀世族虽然可以 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用不着去苦心读书，但我们也要看到维持其势力经久不衰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也极重要。家世门风对维持门第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门阀世族也非常重视家族、家庭教育，如瑯琊王氏有所谓王氏 青箱学 ，即为其家传之学。门第教育既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私学的一方面内容，也是这一时期私学发展的一个原因。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经学外，佛学、道学、玄学，还有文、史、科技等等方面的内容均可在私学中找到。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突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起来，是继战国之后出现的第二次 百家争鸣.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对儒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的嵇康在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到： 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观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轻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中抨击儒家之礼法是 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更有甚者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如鲍敬言在他的《无君论》中指出 曩古之世，无君无臣 ，而君臣之起则是由于 争强弱而校愚智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回到 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 的无君之世①。儒学之衰颓可从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屡见，如《晋书》卷９１《儒林传》称这一时代是 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北史》卷８１《儒林列传》称： 自永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梁书》卷４８《儒林列传》也感叹到： 三德六艺，其废久矣.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经学在私学教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汉代那种皓首穷经，死守家法和章句的情况已不见了，玄学、佛学、道学等或与儒学相结合，或独立成私学，私学的内容被大大扩充了。诚如赵翼所言当时 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①这一切都是突破传统经学的结果。也是私学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思想的解放，绝无学术的繁荣，这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创立也因地域和时代差别而不同。大体说来，北方私学因战乱频仍，举族迁徙，故多以家族为中心，学术风气承袭传统较多。当中原板荡之时，北方大族除一部分据坞壁自守或流寓南方外，就是向西北或东北转移，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教育较为繁荣，对北朝诸政权的汉化产生较大影响。南方私学也多为中原流寓之士创办，南方私学受玄风、佛、道影响较大，与北方私学有较明显的差别。但是无论南北统治者都没有对私学过多干预，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奖掖和提倡，这也是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汉书》卷 30 《艺文志》。

　　②《汉书》卷 88 《儒林传》。

　　③《论衡？问孔》。

　　④《晋书》卷 5《愍帝记》。

　　⑤《梁书》卷 56 《侯景传》。

　　①《抱朴子？诘鲍篇》。

　　①《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２。私学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由于在思想上不再是儒学定于一尊，所以私学教育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第一，传统经学继续保存，但已不拘于繁琐章句。魏晋南北朝的私学教育中，经学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三国时魏 以（董）遇、及贾洪、邯郸谆、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 ②。北朝也有这样的人，如熊安生 学为儒宗③。南齐刘［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 ①。

　　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博通五经者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如北魏刘献之善《春秋》、《毛诗》，四海皆称儒宗， 《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②。曹魏的隗禧 为谯王郎中。

　　王宿闻其儒者，常虚心从学 ③。甚至许多流民也慕这些 儒宗 而往，足见他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他们也往往藉此机会兴办私学。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儒、释、道、玄并重，但儒学还是他们最看重的。如号称崇佛的梁武帝 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瑒等首膺兹选 ④。即使出身游牧民族的帝王也莫不 以经术为先 ⑤，深谙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但是经学并没有沿两汉的老路走下去。从私学的发展历程看，私学在经学传授上重思考，重创新。如南朝贺革 年二十，始辍来就父受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 ⑥。北朝私学自由择师的风气，反映了私学学生求师是求见解而非章句。更有甚者便学便讲，今日为徒，明日却反而为师的情况，这种学风是两汉不可想像的。第二，玄学、佛学、道学、文学、科技、书学、律学、史学等都融进私学中来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受玄学的强烈影响人所熟知。这种影响私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南北略有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看到诸多的私学家（特别是南朝）既通经典，又习玄风，甚至集佛、道于一身，如徐孝克、马枢、徐伯珍等，不胜枚举。文学在私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南史》卷５９《王僧孺传》论曰： 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如沈麟士就于私学中讲授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臧荣绪则于私学中讲授史学。私学中的科技教育则涉及到算学、天文学、医学、机械等多种。如李暠 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 ①又如台产 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善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 ②。

　　私学的这种兼容并包性无疑大大拓宽了传统私学的教学范围；使私学不再仅仅是官学的附庸，而逐渐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②《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

　　③《周书》卷 45 《熊安生传》。

　　①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 期。

　　②《北史》卷 81 《刘献之传》。

　　③《三国志？魏书》卷 13 《王肃传》注。

　　④《梁书》卷 48 《儒林传序》。

　　⑤《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⑥《南史》卷 62 《贺革传》。

　　①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 1期。

　　魏晋南北朝私学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也留下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基本功一是熟读、抄写教材，乃至背诵如流。如范宣 年十岁，能诵《诗》、《书》。 ③何佟之 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 ④。王筠 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诵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每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身抄录，大小百余卷 ⑤。二是先博而后专。这一时期的私学不象汉代那样白首而穷一经，而是要求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然后再专精一门或二门。如司马筠 博通经术，尤明《三礼》。 ①崔灵恩 偏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 ②李业兴 博涉百家 ，却专于算历，后终于写成《戊子历》，在北魏推行。尤其北朝盛行自由择师之风，学生在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再去拜求各方面的专家，学业终有成就。其次教师在教学上也十分尽心，并讲究一定的方法。前述何佟之对不懂的学生 委曲诱诲 ，所谓 委曲 ，当是采取迂迥、举例等方法以晓之。何佟之被学生称为 醇儒.北朝徐遵明摸索出先讲经文、注疏，后再阐述的教学方法更是广为流传。再如严植之讲课时 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 ③，吸引了大批学生。张伟授课时 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 ④，这种耐心精神令人敬佩！反之，教师讲课如不能别开新义，持一家之说，就往往被学生讥讽。如樊深虽博学，但上课时 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 ，学生就背而讥之： 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 ⑤因此教师欲吸引学生，必须在 创新 上很下功夫，如张吾贵就是如此⑥。私学家除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求新外，还在举止、衣饰、语音上都有严格要求，如当时北方学者南下讲学者有不少，但因 音辞鄙拙 或 音革楚、夏 ，学生就不来就学。这些虽在教学内容以外，但却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第三，学无常师和重辩论。私学学生没有过多的等级限制，他们不远千里求学，目的是取 真经 ，因此他们如对教师不满，随即另寻高门，或者跟随一师学精一门后，转而再求别师。总之，谁的学问好，就跟谁学，谁精于那一门，就跟谁学那一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私学名家从学者如云，甚至教师迁到那儿，学生也负笈相随学到那儿。这种博采众长的学风，有利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李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例，在北朝传为佳话。私学教育中还盛行诘难和辩论之风。也就是说学生要敢于提出问题，提出疑义，教师则要机智应变，解答问难。如吕思礼受学于徐遵明，善长论难，学生们说他 讲《书》论《易》，其锋难敌 ①。

　　孙灵晖就学于鲍季详和熊安生，但是他 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 ②。也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老师也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对这些现象统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 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③。私学很显然受此染习，但是私学中一般没有玄学那种不着边际的辩论话题，而是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目的是学到真本领。这是由私学学生出身和学习目的所决定的。

　　②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 1期。

　　③《晋书》卷 91 《范宣传》。

　　④《南史》卷 71 《何佟之传》、《司马筠传》、《崔灵恩传》。

　　⑤《梁书》卷 33 《王筠传》。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 4期。

　　②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 4期。

　　③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④《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 4期。

　　⑤《北史》卷 82 《樊深传》。

　　⑥参见 北朝私学的发展.①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 6期。

　　②《北史》卷 81《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③《南史》卷 71 《戚衮传》。

　　３。私学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第社会。不同门第亦即不同等级，等级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教育上也是如此。官方学校教育主要是为门阀地主阶级设立的，一般寒门庶族是难以入学学习的。即使入学学习，也受到种种歧视。西晋的官方学校要辨其泾渭 ， 殊其士庶，异其贵贱 ①。东晋是 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②。北朝官学 先尽高门，次及中等 ③。凡此种种，反映了官学的贵族化和等级化。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却不受此影响，继承了古代 有教无类 的优秀传统。这表现在私学招收的对象极为广泛，特别是招收寒门。

　　如范缜虽祖上为中书郎，但由于父早卒而孤贫，就学于刘，甚得其赏识。

　　司马筠也出身孤贫， 师事沛国刘，强力专精，深为所器异 ④。刘为南朝私学大师，他的私学是不忌讳招收寒门的。又如沈峻，家世农夫，师从沈驎士，甚有成就。张彫武也家世寒微，因勤于学业为私学家王元则所偏爱。

　　特别是北朝私学大多教授乡里，学生基本上都是微贱出身。即使一些高门子弟求学于私学，也无门弟的优越感。如渤海刀冲家世贵达，求学时却主动和寒门子弟一样下厨干活。私学不仅招收寒门，破除等级观念，而且招收佛、道教徒，破除门户观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并且都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交流传播，对社会进步十分有益。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对于改变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还有着很大作用。私学家和私学学生一是通过刻苦学习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他们与官学 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 的情况相反⑤，私学学生能有机会学习很不容易，因此他们的精神代表着这一时代学风主流。如郑灼 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锁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 ①。樊深家中因战乱穷得连张饼都吃不上，却依然外出游学。江泌夜随月光读书， 光斜则握卷升屋，睡极坠地则更登。 ②更有许多学子因乡里无典籍，而负笈远游，千里追师。

　　一旦遇到良师则多年足不出户，苦学不辍。他们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楷模。

　　二是私学家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社会。他们办学不为名利，不求闻达。如沈道虔 常无食以立学徒 ③，而别人的馈赠，他却送给更穷的人。私学家沈麟士死前留下遗嘱，死后唯 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唅珠 ④，他的薄葬行为，感动了州郡。私学家冯伟自己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但 门徒束脩，一毫不受 ⑤。在门阀士族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精神无疑是令人敬佩的，对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私学所培养的人材对社会贡献也是很大的。由于门阀世族的腐朽和官方学校的长期荒废，统治者不得不把眼光转向私学，挑选堪当经国的人材。如北朝私学家乐逊于武成元年（５５９年）上 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 ⑥，他们是崇教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方略，毫无腐儒之气。私学家何佟之在梁武帝百度草创时， 依礼定议，多所稗益 ⑦。　私学家续咸 明达刑书 ，后为石勒理曹参军， 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 ①，为少数民族的汉化做出了贡献。当时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私学家还有很多，关于这些，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有精譬论述，兹不赘言。

　　总之，魏晋南北朝私学是非常繁荣的，在中国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类型来说有私学家兴办的乡里私学（也有部分在都市）教育，门第教育，宗族家庭教育等；就内容来说，私学教学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私学填补了官学的空白，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材。其对传统教育的突破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私学家们献身教育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历史的经验也证明私学对社会的贡献并不逊于官学，官学和私学的并存更能促进教育的繁荣。

　　①引自《本草纲目》卷八 金石、铜青 条。

　　②《宋书》卷 14 《礼志 1》。

　　③《北史》卷 48 《高允传》。

　　④《梁书》卷 48 《司马筠传》。

　　⑤《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冯伟传》。

　　①《管子？小匡》第二十： （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②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③《邺城考古调查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 4期。

　　④吴会劲等：《曹魏故都邺城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年4 月 14 日。

　　⑤《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冯伟传》。

　　⑥《北史》卷 82 《乐逊传》。

　　⑦《南史》卷 71 《何佟之传》。

　　①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二）私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频仍，但以儒学为核心的私学却一直保存下来，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这一时期许多私学大师，甘于寂寞，淡泊人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是值得崇敬的。

　　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１。三国私学的发展

　　曹魏承汉代私学发达之余波，继续发展。不少著名的学者，也同是私学家。如既明经又善天文的学者隗禧流寓他乡，不以荒扰，担负经书，常诵习之；他曾对学者鱼豢说：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伦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反映了他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他还说《诗》齐、鲁、韩、毛四家义， 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 ①。这样的学者来办私学，无疑是高水平的。被鱼豢称为魏之 儒宗 的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７人，都为私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如董遇精通《老子》和《左传》， 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 必当先读百遍'.言'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 若渴无日'.遇言' 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②。这种严格要求与官学 博士选轻，诸生避役 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乐详，曾拜太学博士，以学术广博而擅名远近，年老罢归，犹招生徒数千人。再如郭恩 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管）辂就义博（郭恩）读《易》，数十日中，意便开发，言难逾师 ③。不少私学家于战乱之际，潜心学术，敦崇教育，乃至一生献身于私学教育。北海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游学他乡，因战乱而避乱于辽东，往见公孙度， 诘惟经典，不及世事 ，当时 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 ④，至魏文帝时才浮海返乡，兴办私学达３７年之久。与管宁齐名的王烈 ，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郭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宝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 ⑤。特别是北海邴原的求学和兴学给我们提供一幅私学的生动图景，史载邴原１１岁丧父， 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 童子何悲？' 原曰：' 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 欲书可耳' ！答曰：' 无钱资'.师曰：' 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 此后 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 ，战乱之后，避祸辽东 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 ①。邴原求学的经历既反映汉末魏初私学普遍设立，成为学术的中心，又反映了私学家（如这位不知名的老师）不求名利，有教无类，勤奋育人的精神，这远胜于当时的官学。魏的私学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继承两汉之学风，但玄风已搀杂其间。如董遇为老子作训注，作《周易章句》，邴原娱心于黄老等。

　　①《魏书》卷七《高祖记》。

　　②《魏书》卷八《世宗记》说是 320坊里，但《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是 220坊里，今从后说。因 320坊里在当时的洛阳恐怕是容纳不下的。

　　③《三国志？魏书》卷 29 《管辂传》注引《辂别传》。

　　④《三国志？魏书》卷 11 《管宁传》注引《傅子》。

　　⑤《三国志？魏书》卷 11 《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

　　①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87-388页。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 7期。

　　蜀国私学名家为向朗。向朗少师司马德操（荆州名士，有人伦识鉴），因马谡事件而被诸葛亮免官，在此后的３０年（裴注为２０年）， 乃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

　　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②。

　　吴地方学校教育虽无建树，但在私学方面却出现一些人物。如唐固 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 ③。虞翻被流徙交州， 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①他为吴国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实交州还有一位私学家刘熙，他的详情已不可知，但经学家薛综、程秉皆授业于他。吴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尤重古文。天文易象，星历算数也有传授。

　　三国私学中，魏较吴、蜀更为发达。究其原因：其一，魏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高于两国；其二，当时的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蜀、吴的教育及学术仍需从北方传来。而分裂则使文化交流更为困难。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年版，第 518-519页。

　　③《三国志？吴书》卷 8《阚泽传》。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8-519页。

　　２。两晋和十六国的私学

　　两晋中央和地方官学如前所述，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况，但学术及教育发展并未彻底荒废，其中私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西晋的束晳、李密、王褒、范平、虞囊、刘兆、汜毓、徐苗、杜夷、续咸、霍原、郭琦，东晋的孔衍、范宣皆为著名的私学家。首先这些私学家自身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如范平 研览坟素，遍该百氏 ②。续咸 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 他还 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各十卷，行于世 ③，他已是一个集经学家、法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又如杜夷， 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①，学问非常渊博，以至东晋初年国有大政时，每每谘询于杜夷。再如郭琦 少方直，有雅量，博字，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 晋武帝非常看重他，欲用他为佐著作郎，但遭到郭彰的诋毁，武帝回答说： 若如卿言，焉丸家儿能书卿，即堪为郎矣 ②。其次这些私学家恬静谦退，不重功利，安贫乐道，致力于教育事业。如王裒 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亦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③济南人刘兆 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④不少私学家生活也很贫困，但却矢志不移，前举刘兆即如此。又如汜毓家贫，不蓄门人但对来求学的人 亦倾怀开诱 ⑤。徐苗家贫， 昼执鉏耒，夜则吟诵 ，但仍潜心教授。一些私学家在政治上失意后，却不沉沦，致力于教育。如东晋孔衍因得罪王敦而遭排挤， 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 ⑥第三，两晋的私学规模较大。如王裒门徒千余人。杜夷有学生千余人。刘兆竟有学生数千人。甚至有的私学家还办起了私人图书馆，如范平之子范蔚， 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 ⑦如此规模的私学在前代是罕见的。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两晋与两汉时代的差别。两汉私学也很发达，但是那时通经可以致仕，可以光耀门庭，私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两晋却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内战和外乱交织在一起，加上门阀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寒门庶族的让途被阻隔了，士人的地位是极其低落的。《王裒传》里写到王裒 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 卿学不足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履，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 这活脱脱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形象和心态。因此私学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确是一种奉献精神在支持着他们，令人敬佩！

　　②《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

　　③《晋书》卷 91 《续咸传》。

　　①《魏书？释老志》。

　　②《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魏书？释老志》。

　　⑤《洛阳伽蓝记》卷五之末。

　　⑥《晋书》卷 91 《孔衍传》。

　　⑦《晋书》卷 91 《范平传》附子《范蔚传》。

　　两晋私学教授的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经学中尤重《礼》、《易》和《春秋》三传。如果我们比较私学家和当时所谓 名士 的传记就可看到，这些私学家是没有那些 放诞 的 魏晋风度 的。如范宣 言谈未尝及《老》、《庄》①，被人嘲讽为 太儒 ，但这个 太儒 的范宣却为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说玄风对私学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也主要是从学术方面。私学家是把玄学作为学术去研究的。前举范宣虽不谈《老》、《庄》，但是并非一无所知，如 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 出《庄子？至乐篇》。 私学家在著述上重《周易》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

　　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王朝更迭频繁，北方绝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但私学依然保存下来，甚至还较发达。十六国时期的私学家大多是在中原失守之后，流寓一方，隐居山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聚徒讲学。

　　他们一方面对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进入中原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十六国的私学家也是淡于名利，安于穷困，热心于教育事业。前赵杨轲 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 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 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 ①，后赵时返归乡里仍教授不绝。郭瑀 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 ，后 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 ②。其次一些私学家由办私学出名而入仕，但依旧以学术为重心，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材。如祁嘉因办私学而名重敦煌，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依然 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③。刘有 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 ④第三，十六国私学中渗入了宗教因素。如隐于东阳谷的王嘉， 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 ⑤，这显然是一个道教私学。张忠永嘉之乱后，隐于泰山， 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崖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面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 ⑥，这也是一个道教私学家。宋纤的私学也具有道教嫌疑，史载他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 虽然他曾注《论语》，写诗颂数万言，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具有道教徒的特点，如 心慕太古 ，住 高楼重阁 ，不食而死后又 ■曰玄虚先生 （不食而死是道教辟谷之术）

　　⑦。鸠摩罗什在后凉和后秦的讲学具有私学的性质，而他传授的是佛学。佛教私学在北方还有很多。

　　十六国时期北方私学的发展较为兴盛，私学的范围也很广泛，除传统的经学外，天文、历算、占卜、风水，乃至佛、道二教均渗透到私学中来了。

　　这无疑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512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10页。

　　①罗哲文等：《佛教寺院》，《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关于永宁寺九级浮图的高度，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洛阳伽蓝记》所云全高 100丈，二是《水经注》卷十六《榖水》说 自金露下至地四十九丈.③《晋书》卷 94 《祈嘉传》。

　　④《魏书》卷 52 《刘蘭传》。

　　⑤《晋书》卷 95 《王嘉传》。

　　⑥《晋书》卷 94 《张忠传》。

　　⑦《晋书》卷 94 《宋纤传》。

　　３。南朝私学

　　南朝私学在东晋私学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一方面一大批私学家勤于教育，淡于功名，另一方面南朝私学内容也极广博，除儒家私学外，还有佛、道私学，甚至三者兼容的私学。

　　南朝不少私学家逃隐山林，乡居不仕，但是却热心于教育。如刘宋的沈道虔隐居乡里，州郡府十二次让他做官。他皆不应命，但却出资使 乡里少年相率受学 ①。关康之精通《左氏春秋》，隐居山林传授弟子。又如齐臧荣绪 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 ②。吴苞 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廛尾，蔬食二十余年。与刘俱于褚彦回宅教授。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晚听苞也 ③，沈麟之 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 ，他拒绝为官， 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 吴差山中有贤士，闭门教授居成市'①。徐伯珍和娄幼瑜 亦聚徒教授，不应征辟 ②。南齐著名的私学家刘， 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 ，他素无宦情，生活穷困，但是 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 ③。再如诸葛琚 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 ④，以至屋狭难容。南朝诸多的隐逸之士为南朝私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南朝还有不少官吏也重私学教育，虽身在官场，但也聚徒授业。如宋中散大夫伏曼容家在建康瓦官寺东， 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 ⑤。梁中军参军事伏挺 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 ⑥。齐骠骑司马何佟之 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 ⑦崔灵恩虽身为国子博士，却仍然 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 ⑧。陈国子助教沈德威 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 ，南朝私学兴办的相当普遍，规模也较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兴办私学的人的层次也较复杂，有隐逸之士，有官吏等等。私学的教学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经学为主，特别是对礼学尤为重视；《老》、《庄》在私学中也有讲授。甚至包括天文历算、风水占卜、音律、医学等。私学家根据自己研究和喜爱的重点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刘偏重于《礼》，而吴苞偏重于《论语》、《孝经》；沈麟士 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 ①；臧荣绪的私学则偏重于史学，这种突破儒学一统教育的私学，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

　　①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89页。

　　②《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③《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③《南齐书》卷 39 《刘传》。

　　④《南史》卷 76 《诸葛琚传》。

　　⑤《南史》卷 71 《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⑥《南史》卷 71 《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⑦《南史》卷 71 《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⑧《南史》卷 71 《伏曼容传》及附《伏挺传》、《何佟之传》、《崔灵恩传》。

　　①《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

　　除儒家私学外，南朝道教私学也有发展。经过东晋葛洪对五斗米道的改革和重新解释，使道教不仅在庶族中广为传播，而且也风行到上层士族乃至皇室之中，道教在南朝非常流行。《宋书？自序》说杜子恭传道， 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 ，以至于 愚者敬之（孙泰）

　　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 ②。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下，道教私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吴郡杜京产（其高祖为杜子恭）， 闭意荣宦，颇涉文意，专修黄、老 ，他开始 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后又 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 ③。虽然他曾请名儒刘去始宁山讲学，但可以肯定他传授的是道教。又如张讥 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清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 ④。他的私学也属于道教私学性质。

　　佛教私学在南朝也出现，这是因为佛教在南朝传播十分迅速，特别在梁武帝一朝甚至达到了 国教 的地位。就佛教本身来说，南方佛徒在沙门敬不敬王者（即行跪拜之礼）这个问题上最后向皇权作了让步，这是佛教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徐孝克 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 ⑤。他的私学至少有一半是佛学性质。又如赵僧岩 与刘善明友，善明为青州，欲岸为秀才，大惊，拂衣而去。后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 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 ①又如马枢被南徐州刺史、梁昭陵王纶引为学， 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 ②。

　　南朝私学在教学内容上大都兼容并蓄，儒、释、道可并存，教学或讲学时不重派别，而关键是看是否有新意，立论是否能站得住脚。前举马枢，同日跨三个学科讲授，萧纶还要听众发问，并对听众说： 与马学士论文，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 ③，由于马枢确实学识广博，众人才不得不服。这种学术争论的空气在南朝较浓，如梁武帝和诸多王公并不服范缜的《神灭论》，但是并未用政治势力来压他，而是数次与他辩论。又如徐伯珍，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但却 好释氏、《老》、《庄》，兼明道士 ④。再如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称通十经， 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 ⑤，后开馆讲学，被称为 名通 ，很显然他的学校是儒佛并重的。

　　这种自由的学术空气，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值得继承。就学术渊源来说，隋唐 尊崇儒术、兼重佛老 的文教政策，受南方学术影响较大。而这种风气，主要在南朝的私学中盛行，故其意义不可低估。

　　②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南史》卷 25 《杜京产传》。

　　④《南史》卷 71 《张讥传》。

　　⑤《陈书》卷 26 《徐孝光传》。

　　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16页。

　　②《魏书？释老志》。

　　③《陈书》卷 19 《马枢传》。

　　④《南史》卷 76 《徐伯珍传》。

　　⑤《南史》卷 75 《周续之传》。

　　４。北朝私学

　　北朝政权虽多由胡人或胡化之汉人建立，但是他们终究走了汉化的道路，并且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是因为他们努力学习汉文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其中痼疾。就学校教育而言也莫不如此。但从整体上看，北朝官学也是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教育的重任落在私学家的身上，就人数和规模而言，北朝私学超过了南朝，这对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其意义还不仅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序论中说：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 可见隋唐制度三源中有两源出于北朝。陈寅恪先生曾反复强调家学和地域之学（实即私学）

　　对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亦即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由此可见，北朝私学的发展是与隋唐文化紧密相联的，故其意义自不待言。那么北朝私学为什么兴旺发达呢？第一，北方传统学风所致。赵翼曾说： 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风流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①。赵翼所指是对的，北方士人以通经为业， 学而优则仕 的思想非常深厚。加上各少数民族政权能迅速改弦易辙，尊崇儒学，故其学风沿习下来。第二，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赵翼在《北朝经学》条中还指出： 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由于 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北朝私学明显以经学为核心，重师承，学风纯朴，不杂玄风。首先私学家教授以经书为本，不作虚妄的解释。如张伟 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汎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 ①又如刘献之 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 ，史称 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②。张伟的 依附经典 ，刘献之的 不复须解 都是重经义，不用经学之外的东西来附会。重经义不等于无创新，而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创新，如 （张）

　　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 ③其次私学家多为经学名家，以通一经或数经而名重当时，如梁祚 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 ④又如陈奇 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 ⑤私学大师徐遵明为北朝儒宗，他青年时代四处求学，１７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师王聪学《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之后又转从张吾贵，因对张吾贵讲学不满意，又转而求学于孙买德，有人说他如此下去，恐怕一事无成，徐遵明手指心说，我现在才知道真师在何处，正在于此，此后他居于蚕舍，专心苦读６年，不出院门，终成一代大师。他讲课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即先讲清经、疏，然后再加以阐述，他的一套方法被学生继承和传播。史载 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 ⑥第三，北朝私学重师承，风格直承两汉。

　　如李铉从李周仁受《毛诗》，刘子猛受《礼记》、房虯受《周官》、《仪礼》，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又受业徐遵明５年。杨汪受《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刘焯受《诗》于刘轨思，受《左氏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又因刘智海家多坟籍，就之读１０年，萧该、包虯为北朝末年精通《汉书》的宗匠。经学除师肇外还有家传，如房晖远 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之传》、《诗》、《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 ①，入隋后太常卿牛弘称他为 《五经》库.有的学者虽很博通，但却只讲授自己最精的一部分，如熊安生 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虯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 ②。第四，北朝私学家勤于著述，成果累累。他们每有心得不像南朝学者那样去清谈，而是笔立于书。北朝私学家很勤奋，著述甚多。如刘献之著《三礼大义》４卷，《三传略例》３卷，《注毛诗序义》１卷，李铉撰《孝经》、《论语》、《毛诗》又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３０卷，沈重著《周礼义》３１卷，《仪礼义》３５卷，《礼记义》３０卷，《毛诗义》２８卷，《丧服经义》５卷，《周礼音》、《仪礼音》各１卷，《礼记音》、《毛诗音》各２卷，真可谓著作等身。樊深著《孝经问疑》、《丧服问疑》各１卷，又著《七经异同》３卷。乐逊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１０余篇，又著《春秋序义》。北朝私学家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北朝私学以经学为核心，但在一部分私学中也传授其它方面的内容。如沈重 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 ③，他讲课时朝士、儒生。桑门、道士都来听讲，这说明他的私学课程儒、释、道兼而有之。又如樊深 既专经，又读诸史及《全》、《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 ①这说明北朝私学内容较为广博。甚至书学也是私学的重要内容，如冀俊 善隶书，特工模写 ②，曾教授明帝及宋献公写隶书。当时书学入学也行束晳之礼，称为 谢章.

　　①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②《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③《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④《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⑤《北史》卷 81 《陈奇传》。

　　北朝私学规模较大，首先北朝私学人数很多，动辄数百上千，甚至数千。

　　如包愷 聚徒教授者数千人。 ③马光 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 ④。刘 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⑤李铉 生徒恒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 ⑥因此北朝私学的规模超过了南朝。其次北朝私学的设置也较普遍。兴办私学的有各种情况如李铉 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 ⑦房晖远也是就乡里而教学， 远方负笈而从者，运以千计 ⑧。有的人开馆办私学，如常爽 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⑨。

　　他的私学馆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也教出了一批高材生，如北魏尚书左仆射远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出自他的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官吏也兴办带有家教性质的私学。如张思伯 以二经教授齐安王廓。 ⑩如樊深被于谨引为府参军事， 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 （１１）又如乐逊曾先后被太尉李弼和周文召请教授诸子。再如卢景裕， 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之。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 ①。更多的私学是各地的游学之士兴办的，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北朝私学学风纯正，有不少特色。第一，游学较多，便于学术的传播。

　　如马敬德 少好儒术，负笈随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昼夜不倦。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甚众。 ②张彫武 因好学，精力绝人，负卷从师，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 ③樊深也游学于汾、晋之间。

　　熊安生 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 ④。刘焯 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 并且 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 ⑤北朝普遍游学的情况，反映了地方官学教育不发达，学术重师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教师巡游讲学，学生也负笈而随。因为，游学学生有的是家乡无书可读而不得不转徙求师。第二，北朝私学虽然重师承，但无门户之见，自由择师的情况极为普遍。徐遵明数次换师，终成一代大儒。

　　孙惠蔚 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之传》。 ⑥前引刘焯、李铉皆曾就学多人。董征 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 ⑦由此可见，北朝的私学师承重的是学问本身，而不是老师的名气。学生也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李铉之所之敢对 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 ①，正是因为他在师承多家的基础上比较出来的。

　　⑥《北史》卷 81 《陈奇传》。

　　①《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②《晋书》卷九十五《台产传》。

　　③《北史》卷 82 《熊安生传》、《沈重传）、《樊深传》、《冀俊传》。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

　　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六函七九○册，《考工典？园林部》卷一二一。

　　③《北史》卷 82 《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④《北史》卷 82 《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⑤《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⑥《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⑦《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

　　⑧《北史》卷 82 《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⑨《魏书》卷 84 《常爽传》、《卢景裕传》。

　　⑩《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张思伯传》。（11）《北史》卷 82 《包愷传》、《马光传》、《房晖远传》、《樊深传》。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②《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③《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④《北史》卷 82 《熊安生传》、《刘焯传》。

　　⑤《北史》卷 82 《熊安生传》、《刘焯传》。

　　⑥《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⑦《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一。

　　张吾贵从郦诠学《礼》，牛天祐学《易》后，随即开馆授徒，竟然 世人竞归之.后来张吾贵 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 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 吾贵闻之，谓曰：' 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诣刘蘭，蘭遂为讲《传》。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蘭仍伏所。 ②张吾贵虽有 活学活用 之嫌，但竟能使刘转而听他讲《传》，足见他确有不少创新，这与汉代皓首不能穷一经有天壤之别。

　　在这种学术风气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不止张吾贵一人。又如李谧 初事师小学博士孔璠， 几年后 璠还就谧请业 ，时人传诵： 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 ③，这种 教学相长 的风气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三，私学教授中除可自由择师外，还可自由讨论，在课堂上自由发问。如孙惠蔚族曾孙孙灵晖 得惠蔚平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 ④李业兴求学于鲜于灵馥，在课堂上 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 ⑤，于是业兴便振衣而起，灵馥的学生也因此去灵馥而归徐遵明。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不仅要博通和专精，而且要会讲课，如沈重讲课 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 ①，相反，樊深 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 ②。

　　北朝私学家中很多人淡于名利，绝意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私学家和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令人敬佩。如常爽 州郡礼命，皆不就 ③，但他的私学馆却培养出很多人材。冯伟 身长八尺，衣冠甚伟，见者肃然。少以李宝鼎学，李重其聪明，恒别意试问之。多所通解，尤明《礼》、《传》， 后来齐赵郡王出镇定州（今河北定县）， 以礼迎接，命书三至，县令亲至其门，犹辞疾不起。王将命驾致请，佐吏前后星驰报之，县令又自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厅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阶而上，留之宾馆，甚见礼重。

　　王将举充秀才，固辞不就。岁余请还，王知其不愿拘束，以礼发遣，赠遗甚厚。一无所纳，唯受时服而已。及还，不交人事，郡守县令，每亲至其门，岁时或置羊酒，亦辞不纳。门徒束晳，一毫不受。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④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私学教育。又如崔廓 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不应辟命。 ⑤再如刁冲被征为功曹主簿，但 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唯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⑥北朝私学家中这种不慕荣利，唯以学术为上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精神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问卓然可观，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后学者竞相仿效。北朝私学家师生学习之刻苦努力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刘 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⑦。李铉 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①。冯伟曾经闭门不出，苦读３０年。平恒勤学不辍， 不营资产，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饥寒②。刁冲 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 ，他虽有仆隶 不合代已，身自饮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 ③。勃海刁氏为北方名门大族，而刁冲却不以门贵放弃学业，这与南朝贵游子弟 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高唱 士庶天隔 真是天壤之别。许多的学子负笈远游，不远千里求师问经，更是寻常之事。

　　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值得学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纷繁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社会巨大的变动中，私学艰难而又兴盛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扩大和更新。与两汉通经致仕不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私学家仅以传播文化为已任，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其精神极为可贵。

　　在思想界儒、释、道、玄合流的大背景下，不仅儒家私学继续发展，而且出现了佛家和道家私学。私学的发展也因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差异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内容。在当时官学颓废的情况下，私学的发达培育了一大批人材，对社会起了极大的补充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证明私学的发展，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②《北史》卷 81 《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③《北史》卷 33 《李孝伯传》附《谧传》。

　　④《北史》卷 81 《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⑤《北史》卷 81 《张吾贵传》、《孙惠蔚传》附族曾孙《灵晖传》、《李业兴传》。

　　①《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②《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③《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④《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⑤《北史》卷 88 《崔廓传》。

　　⑥《北史》卷 26 《刁雍传》附《冲传》。

　　⑦《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

　　①《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

　　②《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③《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三）门第的形成和门第教育

　　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明显特征就是门阀地主掌握政权。所谓门阀地主除了在政治上占有垄断地位，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外，那就是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战乱如何频起，他们终究能保持其门第不衰；而门第不衰又使他们能不断地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瑯琊王氏、陈郡谢氏、博陵崔氏、颍川庾氏、吴郡的顾、陆、朱、张均为其代表。在门阀地主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除了从政治、经济上维持其不败之外，也注意从文化教育上来树立自己的门风，形成了带有这一时代特征的门第教育。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①这说明门第教育的确存在。门第教育因门阀势力的地区不同而带有地域差别，大体上 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 ②因此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绝不能忽视门第教育这一内容。

　　①《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新唐书》卷 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１。门第的形成和发展

　　门第的形成究其渊源可溯至东汉。东汉的经学世家和豪强地主是魏晋门阀地主的萌芽。自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经学成为入仕最主要，也是最荣耀的一条道路。官学和私学也围绕通经致仕这一核心繁荣起来。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这一现象在西汉已出现了。如韦贤、韦玄成父子相继为宣、元二朝宰相；平当、平晏父子为哀帝时宰相；于定国父子两世三公。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西汉是仅有的几例的话，那么东汉就大不一样了。赵翼曾说：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①东汉一代累世经学的世家更多，如桓荣、桓郁、桓焉一家三代皆以明经而为帝王师；伏氏自伏生后历两汉４００年不衰。累世公卿现象也比西汉普遍而典型。如弘农杨氏自杨震至杨彪，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又如欧阳氏一家 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 ②豪强地主的出现对门第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迅猛发展是我们在秦及西汉历史上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秦及西汉是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主也是 编户齐民 ，一样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但是自西汉中后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失败后，大族势力便肆无忌惮的发展起来了。仲长统曾不无忧虑的指出：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帏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③这种经济上的豪族在东汉比比皆是，他们为门第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但我们还要注意到汉代一些任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是有利于门第形成的。如任子制极易形成代代相继的大族，而且全凭家世，不看德才。教育制度上仕宦之家的子弟都能获得优先入学的特权。如明帝时为功臣子孙 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 ①。

　　以后梁太后又不诏 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②。这在东汉也形成了不少累世宠贵的官僚之家。如邓氏一门 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 ③耿氏 自中兴以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 ④还有窦氏、梁氏莫不如此这般。

　　①《廿二史札记》卷 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后汉书》卷 79 《欧阳歙传》。

　　③《后汉书》卷 49 《仲长统传》。

　　①《后汉书》卷 79 《儒林列传》。

　　②《后汉书》卷 79 《儒林列传》。

　　③《后汉书》卷 16 《邓禹传》。

　　④《后汉书》卷 19 《耿弇传》。

　　一般将魏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作为门第形成的标志，是皇权向世家大族妥协让步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有其历史原因，这就是汉代选举制度的彻底腐败和汉末大乱，四方错杂，人物已不可详考。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本身是 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⑤如果确实按这一制度实行也无大问题。但是由于大小中正皆取 著姓士族 来充当，这一制度也就为世族所操纵，从而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局面。因此九品中正制度虽不是门第形成的原因，但是却对门第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那么门第究竟在何时形成？如果硬要划一个时间界限的话，那就是在魏末晋初。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末晋初的政局变化，是后来门第形成的关键。门第的形成不是依靠 塚中枯骨 ，而是依靠 当代轩冕 ①。唐先生的观点是精譬的。如果我们从个案来考察，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大族大都渊源于此时。我个人对瑯琊王氏的研究也发现，奠定后来王氏家族的关键人物王祥、王戎、王衍均生活在这一时期②。此外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庐江何氏等等均如此③。

　　两晋南北朝是门第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晋统治者为了照顾世族利益，推行了占田制、课田制和荫宗族、佃客制。世家大族口尚清谈，不及实事，生活极端腐朽奢侈。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衰败，历八王之乱而亡于匈奴刘氏之手。东晋是在南北大族相互妥协下建立的。东晋一朝皇权极度衰落，岌岌可危。开始是 王与马、共天下 ，后来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相继与司马氏 共天下 ，始终维持着门阀政治的格局。他们还利用大批流民过江避难的机会，广泛吸收部曲、佃客，建立起自己的别墅、庄园。门阀世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他们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他们占据着高层政权，但却不务实事，至东晋后期已腐朽不堪。南朝宋、齐、梁三朝是由过江低等士族所建立，陈朝政权的核心已由南方土著所掌握。虽然门阀士族仍然拥有着优越的地位，但面对着寒门庶族兴起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却惶恐不安，在政治上强调任官 须人门兼美 ，在等级上强调 士庶天隔 ，在婚姻上竭力反对 婚宦失类， 总之力图筑起门第的高墙来继续排斥庶族寒门，但这已无法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北方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但北方的门阀世族也经久不衰，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等等。北方世族虽然就腐朽程度来说比南方世族要好一些，但是北方门阀世族政治却比南方更为典型，孝文帝 定姓族 使门阀政治制度化了。

　　在这一制度下，昔日马上的少数民族权贵，也演变成了门阀大族。不过就世族干预皇权来说，北方要明显弱于南方。尽管在南北朝末期，南方实行了选举制度的变革，北方出现了 罢门资之制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代还是门阀世族的时代，笼罩着浓烈的门第等级气氛。

　　⑤《宋书》卷 94 《恩倖传》。

　　①《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 1期。

　　③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２。门第教育的内容

　　门第的形成，经济基础是关键，政治是保障。但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并不同于影响一时一地的豪强地主，豪强地主会因种种因素（诸如改朝、国家力量的打击、农民起义等）而仸忽消失。而门阀地主虽王朝更迭，异族入侵，也不能动摇根基。对门阀地主的这种绵衍长存现象，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解释固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完整。因为构成门阀或门第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从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大都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文化是构成世族的一个必要条件，田余庆先生曾说： 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 ①我们赞同田先生的见解。既然文化在门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门阀士族也就非常重视对自身（包括宗族和家族）文化的建设。如沈约曾对人说：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指瑯琊王）之盛者也。 ②沈约把 爵位 与 文才 相并提，说明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对世族来说是有着具体政治内涵的。因此门第教育构成了世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南北朝门第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到具体文化的各方面，也涉及到人生观、处世哲学等方面，下面试加分析。

　　第一，儒学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虽然崇尚清谈，倾慕玄风，但是儒学的社会功能是玄学所不能替代的。尽管两汉的家法传经在魏晋南北朝不多见，但是儒学在门第教育中也并不少见，而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通而已。

　　如王褒在其《诫子书》中说： 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①这与王衍所说的名教与自然 将毋同 是一致的。既出入于玄儒之中，士族的行为也莫不受此影响。《世说新语？德行》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

　　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应当说二人都本于儒家的 孝 来哀丧的，但很显然王戎的身上更蒙上一层自然的东西，受玄风影响大些。儒学教育，特别是在一些当时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门阀世族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如王准之兼明《礼》、《传》， 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 王氏青箱学'②。这个 青箱学 是以儒家内容为核心的，是可以用来经国的，正如刘义康所说 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 ③前举王筠也以经学传家。就儒学教育来说，北方要重于南方。如后秦韦高崇慕阮籍，居丧饮酒，崇尚风教的古成诜持剑求高，吓得高终身不敢见诜。北方崔、卢、郑、王既为高门，也为经学世家，此为人所熟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门第儒学教育中，于礼学尤为重视。如贺循家传庆氏礼，东晋 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

　　①《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 2期。

　　②《梁书》卷 33 《王筠传》。

　　①《梁书》卷 41 《王褒传》。

　　②《宋书》卷 60 《王准之传》。

　　③《宋书》卷 60 《王准之传》。

　　而对，为当世儒宗。 ①颍川庾氏 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 ②南齐王俭 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光儒，罕有其例。 ③南齐诸多礼仪制度都出自他的手中。再如王弘 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 ④。门阀世族之所以特重礼，乃是因为礼与门第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可以弘扬门风，也可解决门第内外的许多实际问题。

　　第二，玄学教育。玄学教育在门第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玄学的价值观念获得门阀世族的普遍认可。因此这一时期世族习染玄风是维持其门第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我们追溯门第的渊源，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有一个由儒学向玄学转变的过程。如瑯琊王氏本以儒学见长，王吉、王祥皆为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着，至西晋王戎、王衍时，习染玄风，被称为 一世龙门 ，对王氏势力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又如谯国桓氏也为一儒学世家，过江无闻，至桓彝时方可玄风，为世所重，名显朝廷，桓温、桓玄势力的发展实赖于此。再如颍川荀氏也本东汉经学世家，家传礼、乐和律令。但至荀粲时门风为之一变，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 ，他认为 六经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⑤，诸兄难之而不能屈。不习玄风，就不会知名于当世，如王准之虽满腹经纶，却无士族所倾慕的玄风，故不为时流所重。玄学已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两晋南朝。考之于史籍，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原封不动的汉代儒学世家而能立足于后世。他们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或多或少的向玄学转化，所谓 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①，是他们普遍所期望的。当然也有更为 放达 的，如胡毋辅之，元康贵游子弟等的 裸呈 ，但这并不普遍。北朝世族虽不像南方如此倾慕玄风，但亦有之。前举韦高即是。又如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士谦 善谈玄理 ②。由于玄学对于门第具有如此重要意义，所以门第教育中玄学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尚之为丹阳尹时，立宅南郭外，置玄学，来学的有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他的学校被称为 南学.值得注意是的除孙宗昌郡望不可考外，其余均为世族，没有寒门庶族染指，足见玄学（也即南学）是门阀世族所垄断的学问。

　　①《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晋书》卷 73 《庾亮传》附弟《冰传》。

　　③《南齐书》卷 23 《王俭传》。

　　④《宋书》卷 42 《王弘传》。

　　⑤《三国志？魏书》卷 10 《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①《三志志？魏书》卷 27 《王昶传》。

　　②《北史》卷 33 《李孝伯传》附《士谦传》。

　　③《梁书》卷 49 《文学传序》。

　　第三，文学教育。门第教育中对文学也十分重视。对于门阀世族来说，除藉玄学以振名声外，文学也是他们清谈之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史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门第的评价往往从玄风和文才两个方面来看，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难为时流所重。特别在南朝，文学更获得崇高地位。首先是王室重视。如宋明帝设总明观分科教学，文学是其中的一科。梁武帝于华光殿命群臣赋诗， 其文善者，赐以金帛 ③。后又命到沆限时作文，三刻便成。当时殿中曹侍郎以文才选，到沆随被升任此官，在当世传为美谈。为爱护丘灵迟的文才，梁武帝对其为政不称职也免予追究。梁昭明太子萧统、齐竟陵王萧子良无不是对文学厚爱有加。其次，当时名士每每以文会友，吟诗作赋：如谢灵运 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①。顾越 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 ②在这种风气下，门阀世族非常注重对后代的文才教育和培养，如王筠七世之中，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很显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又如萧子恪，兄弟１６人仕梁，有５人有文学之才。彭城刘孝绰兄弟子侄７０人皆擅文学。北朝门第也重文学教育，《北史》卷８３《文苑传序》记载北朝文学之士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勃海高氏等，只不过文学风格有所差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③当然南方门第的文学教育要胜于北方，如音韵学及带有总结性的文集及文艺理论著作均出于南方，王褒、庾信入北后，北方士人 莫有逮者 ④，也可反映这一点。门阀士族的重文才还推动了山水诗的兴起⑤。

　　第四，艺术教育。棋琴书画是表达个人才趣的一种重要手段。门阀世族对此也十分重视，构成门第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瑯琊王氏为南方一流高门，书法上也世代相继，人材辈出，被书法史上称为 二王 的王羲之、王献之，为人所熟知。再如王僧虔曾与齐太祖萧道成赌书法高低，书毕问僧虔说：'谁为第一？'僧虔曰：' 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⑥这反映了萧道成对书法极为爱好，甚至不顾君臣之礼了。后来萧道成又让王僧虔找能书者姓名，王僧虔广加收罗，还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１卷。北朝门阀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不亚于南方。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北方书法名家，世代相传。如 （崔）

　　玄伯自非朝庭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梁翰，故世无遗文。尤善卓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邈，潛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①绘画也是不少门第的家传之学，庐江何氏、吴郡陆氏、顾氏中皆有高手。如何戢善画蝉雀扇，被称为 巧绝 ，萧道成非常喜欢。陆探微善画人物，秀骨清像，笔力苍劲。南阳宗氏、瑯琊王氏中亦有丹青高手，宗炳、王微善画山水，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棋琴也为门阀所喜爱，谢安即为一流棋手。吴郡顾士端、顾庭 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东海徐湛之 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 ②河东柳氏柳谐 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 ③。

　　①《宋书》卷 67 《谢灵运传》。

　　②《南史》卷 71 《顾越传》。

　　③《南齐书》卷 33 《王僧虔传》。

　　④《北史》卷 83 《庾信传》。

　　⑤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 6期。

　　⑥《南齐书》卷 33 《王僧虔传》。

　　①《颜氏家训？杂艺篇》。

　　②《宋书》卷 71 《徐湛之传》。

　　③《魏书》卷 71 《裴叔业传》附《柳谐传》。

　　第五，家世门风教育。魏晋南北朝世族在政治的排行榜上以门户论高低，所谓 新出门户 和 旧出门户 大不一样。其间除政治实力的较量外，家世门风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门第教育也把维持家风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如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 ④。又如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 那得初不见君教儿？' 答曰： 我常自教儿'⑤。所谓 自教儿 即自己身体力行，做作榜样为子孙仿效。虽然对家世门风的教育各家不一样，但都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史籍中留下了大量的家训，诫子之书，也是世族对家世门风教育的一个缩影。王微称他 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 ，他在与弟书中说： 不得家中相欺也 ，为人处事 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 ①，是代表了门第家风教育的普遍思想。又如王志 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

　　兄弟子姪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 ②。王羲之教子孙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再如瑯琊颜氏自 先祖靖侯戒子姪曰：' 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 ，吾（颜之推）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 ③，可见婚姻教育也纳入门风教育中。谱学也是门第教育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谱学发达，是与门第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作为高门，是不可以不懂谱学的。会稽孔奂 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伏 ④。

　　齐武帝欲以萧鸾代（王）晏为吏部尚书，王晏以萧鸾不谙谱学而不可居此职，武帝也无可奈何。这一时期家有家谱，如《谢氏谱》、《京兆韦氏谱》；地区有地区之谱，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之谱，如《百家谱》等等。这显然是门第社会的产物。

　　门第教育的内容很多，此不赘述。但从这些我们看到门第为维持其世代门风，家世高位，对其后代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反过来这些教育对维持门第的长期生存，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仅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分析是不能得到的。大体说来，门第教育以所谓 持盈畏满 ， 笃实谦和 ，保全家门为核心，但也随时代、条件和地域不同而有差别。如南方门第的教育就要比北方丰富一些。

　　④《世说新语？德行》。

　　⑤《世说新语？德行》。

　　①《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89-90页。

　　③《颜氏家训？止足篇》。

　　④《陈书》卷 21 《孔奂传》。

　　（四）宗族、家庭教育

　　宗族、家庭教育也是私学的一种，与门第教育是密切相联的。这里仅就具有特色的一部份略加阐述。就宗族教育而言，东汉已出现。崔实《四民月令》载东汉田庄 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硕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这里所谓 大学 、 小学 实际是田庄的私学，教育对象就是田庄里的宗族成员。它们是太学、郡国学和私学的基础。但是这种状况在魏晋南北朝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社会的普遍动荡。社会动荡使当时产生了大批流民，这些流民的迁徙大都是宗族集体行动。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宗族教育仍顽强地保存下来。如王延 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 ①又如田畴率宗族避乱徐无山中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②再如庾衮率宗族避乱于禹山，他在禹山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动，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

　　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之树碑焉。 ③由此可见，流民的宗族教育范围相当广泛。这对小范围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具有社会教育的特点。

　　家庭教育中家传是最重要的。家传的内容很广泛，如经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大凡一技之长，皆可传之子孙，个人的风范行为，也是家传的内容。家庭教育中首先是启蒙课本，魏晋南北朝也有不少行于世。如范岫的《字训》，王褒的《幼训》，梁武帝时周兴嗣作《千字文》，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北魏明元帝曾命崔浩为汉代儿童读物《急就篇》注解。陆则把《急就篇》改为《悟蒙章》，并写《七诱》、《十醉》等数十篇。阳尼承其祖业，撰成《字统》。其次在家庭教育形式上，一些王公贵族大都开设家馆，延请著名学者来教授子弟。北朝一些名学者如李铉、卢景裕、乐逊等都做过家庭教师。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妇女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如宗炳母亲师氏， 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 ①。

　　谢贞母王氏在谢贞１３岁之前教他读诵了《论语》、《孝经》、《左传》等。

　　垣文凝团郑氏在文凝４岁时就 亲教经礼，训以义方。 ②房景先 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 ③不少后来成才的政治家、科学家幼时都受过母亲的严格教育。如钟会在母亲的教育下，在１５岁入太学前已遍读诸经。何承天母徐氏 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 ④当时不少妇女博学多才，不仅教子识字和传统经学，而且教授文学、书画。像韦逞母宋氏还是一位研究《周官》的专家⑤。

　　宗族和家庭教育的发展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政治动荡、学校制度的废弛和门第的出现及发展是其直接原因。教育自身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提高对此也有深刻的影响。

　　①《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墨子？经下》，见《诸子集成》（四），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③《晋书》卷 88 《庾衮传》。

　　①《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夏侯阳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③《魏书》卷 43 《房景先传》。

　　④《南史》卷 33 《何承天传》。

　　⑤见《晋书》卷 96 《烈女传》。

　　五、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

　　教育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选拔。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自然没有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举措。他们兴办教育，核心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培养人才。而对广大受教育者来说，也不是仅为获取知识， 学而优则仕 是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念。因此，如何选拔人才对于统治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统治时期，在选士制度上主要推行的是 九品中正制， 它起初虽不是专为门阀地主而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沦为门阀地主手中的工具，人才选拔仅依家世的 位宦高卑 ，寒门庶族纵然有才也无法升迁，这对教育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然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措施也处在变化之中，曹魏初期的 唯才是举 还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措施，九品中正制度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选举措施，察举、征辟制是它的附属。在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科举制的萌芽，分别发生在北周和梁。因此，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均产生或存在于这一历史时期。

　　（一）唯才是举，天下归心

　　１。曹操的 求才三令

　　东汉王朝标榜以 孝 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过份重视道德品行，忽略真才实学。东汉末年，总揽朝政的曹操，强调以法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一反传统，重才甚于重德，实行了 唯才是举 的政策。这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唯才是举 政策内容主要反映在曹操的 求才三令 中。

　　建安十五年（公元２１０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才令，说：上古圣君明主皆是 得贤人君子 ，而 与之共治天下 ；如今群雄并立，天下未安，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所以， 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他宣布自己的用人方针是 唯才是举 ，只要有才，即使不够清廉，甚至有 盗嫂、受金 之类污点的士人，他也要 得而用之 ①。这道求才令是曹操公诸天下的用人宣言。

　　四年后，曹操又发布第二道求才令，申斥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员。东汉惰性中运作的 有司 ，在曹操第一道求才令发布后，仍因循守旧，多以操行取士。曹操于是再发一道求才令，说：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很少的， 有（操）

　　行之士，未必能进取 ，而 进取之士，未必能有（操）行.他举例说：西汉丞相陈平操行有亏，却能辅佐汉高祖刘邦， 平定汉业 ；战国苏秦言而无信，却能扶济弱小的燕国，抗击强盛的齐国。他警告 有司 ，要 明恩此义 ，不能因 士有偏短 就 遗滞 不用②。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颁下第三道求才令，他先举历史事例说明 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商朝肱股重臣伊挚、傅说出身奴仆，春秋齐国贤相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死敌，战国名将吴起不仁不孝，西汉元勋中萧何、曹参出身小小的县吏，韩信、陈平 负污辱之名.而正是这些人因得到他们君主的重用，遂 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又令中进一步明确 唯才是举 的标准：哪怕是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 ，甚至 不仁不孝 的人，只要是 高才异质 ，只要 有治国用兵之术 ，就重用他们，委以将军、太守的重任，让他们领兵打仗，治理国家。他对各级政府提出了 勿有所遗 的严格要求①。

　　曹操是汉末的杰出人物，胸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相信 天地间，人为贵 ，渴望收拔天下英豪，共襄盛举，他的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的诗句正是他的抱负与渴求人才的心境写照。

　　曹魏政权建立在四战之地的中原，曹操有网罗大批人才，用以巩固政权，消灭割据势力的燃眉之急。所以，他在八年间连下三道求才令，在第一道求才令中即明确指出：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值此非常时期，如果以德才兼备的高标准去招徕人才，是解决不了人才之急需的。当然，如果墨守东汉以德为主的陈规，倒可以得一批士人，可惜不一定是人才。

　　东汉选士重德行，而德行高低常由舆论 清议 左右， 清议 注重的是微行私德。许多士人为博取 清议好评 ，大肆作假，伪装志行高洁，道德高尚；东汉后期官场腐败，选举或贿赂公行，或为世家把持，因而严重失实，连表面的德行标准也无法坚持。民谣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曹操迫切需要网罗人才，又无法依靠东汉业已腐朽的选士途径，所以，他非改革选士制度不可，推陈出新，于是 唯才是举 政策应运而生。

　　①《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

　　①《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２。 唯才所宜 与 廉节自励

　　在中国封建社会，选士有两种途径，一是统治者随机性录用，一是政府制度化的定期定量录用。在随机性录用中，曹操是 唯才所宜 ，不仅把才放在录用标准的第一位，而且把才作为唯一的标准。 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机，杜畿简傲少文 ，经谋士荀彧推荐，曹操发现他们有 智策 后，先后赋予重任，使他们 终各显名 ①。

　　在制度化的选士中，曹操并非完全排斥道德操行。曹操主政时，负责选士的官员主要为毛玠、崔琰两人。他俩先以司空丞相东曹掾，后以尚书的职务主持选士。而 清议 仍是选士的依据，选士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以俭率人 ，即要求被选士人有节约、俭朴之作风；其次还有 贞实 、 逊行 等标准，即要求被选士人有忠贞诚实的品格，谦虚谨慎的处世态度。这些标准都可以归于儒家德行的范畴。毛玠、崔琰 典选举 十多年，使曹魏政权得到大量人才， 文武群才，多所明拔 ，士林风气为之一变， 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显然是支持这种选士标准的，曹操盛赞他们说： 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②既能选用大量人才，又得到曹操夸奖，无疑他们坚持了以才第一的标准，但同时也辅之以德行标准。从实践结果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唯才是举 的选士政策是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之一。

　　谋士郭嘉当时就对比过曹操与袁绍的用人政策，说曹操 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 ，袁绍 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一个用人 唯才 ，一个用人 唯亲 ，优劣高低已见。所以，郭嘉断定袁绍将败给曹操。而历史发展证明了郭嘉的预见①；《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认为曹操成就霸业的原因之一是善用人才， 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②。

　　曹操的 唯才是举 政策的意义超出了选士的范围，该政策是其基本国策之一。求才三令 可视为曹魏大政方针之宣言 ，其作用不仅是网罗人才，助成霸业，而且引起一场社会思想道德的 大变革 ③。

　　①《三国志？魏书》卷 10 《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②《三国志？魏书》卷 12 《毛玠传》及注引《先贤行状》、《崔琰传》。

　　①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 70 年的天象相符。

　　②《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评》。

　　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

　　（二） 九品中正制 的兴衰

　　汉代士人正规的做官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察举制入仕，即每年由州郡政府推荐若干名孝廉、茂（秀）才等，再经中央政府核实或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察举制是汉代仕途的主体；第二种是由博士弟子课试制入仕，即士子先入中央官学——太学做太学生，结业考试合格即授予官职。这种仕途在汉代开始较为狭窄，但生命力最强。魏晋南北朝做官的途径比汉代多了一条，即由 九品中正制 入仕。士人定期由各州郡中正官评定品级，中央政府或公府根据其品级任用。九品中正制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的仕进制度之一，而且还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两种仕进制度。

　　１。 九品官人法 的出台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 九品官人法 中。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出身颍川世族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 九品官人法 ，其基本内容是：朝廷在各州、郡分别设大、小中正职务，由在朝廷任职的德才兼备的本地官员兼任该职；中正官依据当地士子的品行、才学、伦辈，定期写出 品状 ，确定士子们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的某一品级；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送司徒，司徒再核实后送吏部尚书，供其选用；中正定品，二年一更，根据士子最近的言行表现或升或降①。曹丕很快批准了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登上了历史舞台。九品官人法是标榜重视德行的，它的出台标志着曹操的 唯才是举 的 求才三令 的废止。

　　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东汉以来世族势力发展，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的结果。汉末以来，曹魏代刘汉已呼之欲出，但要顺利实现，曹魏还必须寻求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曹操虽然一方面与世家大族妥协，起用了一批士族，但另一方面又压制世家大族， 唯才是举 的仕进政策就是其压制政策之一。曹丕要想做魏朝皇帝，怎能不向士族伸出橄榄枝，做出让步呢？曹丕批准九品官人法就是其让步政策之一。

　　九品官人法的提出，原是 粗且为一时选用 的权宜之计。汉末动乱以来， 人士流移 ，大量脱离本乡本土，汉代县以下的乡、里、亭等基层组织已大半瓦解。州、郡地方政策对士人出身、里爵、道德、才能等情况均难以稽考。为了吸收人才，继续扩大曹魏集团的政治力量，曹丕也就同意实施九品官人法，把推选候补官员的权柄从地方政府手中夺走，交给熟悉家乡情况的在职官员①。

　　①《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①参《晋书》卷 36 《卫瓘传》、卷 46 《李重传》。

　　２。九品中正制的蜕变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还有 乡论遗风 ， 非为世族高卑 而设，以论人才优劣 为目的②。 论人才优劣 的着眼点似是兼顾德才，但尺度已偏向德行了， 其始造也 ，中正们 不拘爵位 ， 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 ③；魏明帝时，吏部尚书卢毓选拔官员已是 先举性行，而后言才 了④。这说明，中正们定品第是以德为主。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之初，尚能坚持一些德行标准，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西晋，梁州剌史杨欣的姐姐去世才几天，车骑长史韩预就强行下聘，要娶杨欣姐姐之女为妻。御史中丞张辅兼中正官，得知情况后，贬降韩预的品级， 以清风俗 ，张辅的做法得到了舆论的支持⑤；东晋，平南将军温峤平息苏峻叛乱有大功，但他未能及时安葬去世的母亲。司徒长史孔愉，据此认为温峤德行有亏，降低了温峤的品级。温峤得知后，认为孔愉能坚持古人的 忠孝道 的大节，降低自己品级做得对，而舆论亦称赞孔愉能 守正 ①。

　　中正官选士常常一味强调以德行为先，致使一些才华出众的士人因私德有瑕，甚至因遭诬陷而失去或推迟了施展抱负的时机。《三国志》作者陈寿， 以才学成名 ，原仕蜀国。父亲去世，他居家守丧。在病中，他使用女婢侍奉汤药。此事为多嘴的访客所泄， 乡党以为贬议.西晋灭蜀统一中国后，陈寿因此事而品状 不佳，多年 沈滞.后来，司空张华爱其才，举荐他入仕。母亲去世，他去职守孝，亡母遗命要落葬洛阳，陈寿照办了。

　　谁知，中正官认为，陈寿未将亡母运回家乡，与亡父合葬，于孝道有亏，又降其品级，使其多年不能复职②；汉中太守阎缵，不仅 慷慨好大节 ，而且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亲死后，继母虽 不慈 ，阎缵以德报怨，侍奉更加谨慎、尽心。但继母反其道而行之，以怨报德，不仅对阎缵的态度更加恶劣，而且去官府诬告阎缵，说他曾偷盗父亲的财物。中正认为他品行不端，降低品级，使他无法入仕。阎缵则一如既往，以德报怨之心不变， 无怨色，孝谨不怠.天长日久，十多年后，他的孝心与胸襟终于感化了继母。

　　继母向官府坦白了事情真象，阎缵才得以恢复昔日品级，步入仕途③。

　　九品中正制似乎不是供世族专用，也兼顾了寒门。但是，世族累世遵奉儒教， 繁礼多仪 ，形式上格守礼法。既然这样，中正们挑选德行高尚的人，首先就要到世族中去寻找；另外，大小中正官又都由 著姓士族 担任，他们本能地优先考虑自己同类。这样，重德行的自然结果便是实际上重门第。

　　九品中前三品称上品，只对世族开放；四品以下为下品，才从寒门选出。

　　下品又不能升为上品。这是一条赤裸裸的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规定。所以，实施九品中正制，是在士庶间划了一道森严的等级线，正如西晋刘毅所说的，是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①。

　　②《宋书》卷 94 《恩倖传论》。

　　③《晋书》卷 36 《卫瓘传》。

　　④《三国志？魏书》卷 22 《卢毓传》。

　　⑤《晋书》卷 60 《张辅传》。

　　①《晋书》卷 78 《孔愉传》。

　　②《晋书》卷 82 《陈寿传》。

　　③《晋书》卷 48 《阎缵传》。

　　从魏末到西晋，九品中正制很快演变成一种既抛弃了才学标准，也抛弃了德行标准，而仅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仕进制度。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的官员， 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在实质上是一种维护世族政治特权的制度。

　　在曹魏末年，中正制已在 计资定品 ，按出身定品级。影响所至，士人们纷纷 弃德而忽道业 ，蝇蝇苟苟， 唯以居位为贵 ②。到了西晋，中正们大多干脆按门第定品级。王戎主持选举时， 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③；中正所写的士人品状也一依门第，高门出身，即使 素庸下无智策 如司马伦、 神昏不知书 象司马颖，品状也照旧将他们吹嘘一通定为上品④；西晋逐渐形成一条固定的原则：凡高门势族出身，中正一律将其品级定为上品中，即二品，自此以下， 遂成卑庶 ⑤。

　　中正官权力很大。他们不仅为未做官的士人定品级，也考核现任官员， 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也都要由中正 差叙 ，评定品级，作为升降的根据⑥，朝廷授予中正很重的权柄，却未立赏罚之规， 选中正或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 ⑦。于是，中正们 寄雌黄于一人之口 ，评定品级的随意性极大， 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 ①。西晋，永康元年（公元３００年），司徒何劭死去，中正袁粲前往吊唁，何劭之子何岐只说自己有病，没有出来应酬。袁粲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在灵堂哭祭了一番出来后，咬牙切齿地对别人说： 今年一定要把何岐贬到下品去。 幸得王诠居中调停，袁粲才悻悻而止②。

　　南朝，九品中正制更加僵化。随着世族势力的膨胀，南朝士族又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 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这些士族统称 四姓衣冠士子 ③。凡是 衣冠士子 ，中正定品级时， 莫非二品 ，朝廷根据出身士族的具体等级再授予相应的官职。如宋、齐以来，秘书郎一职，多 为甲族起家之选 ，例数十、百日便迁任.有民谚说： 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讽刺南朝任官只重门第不重人才；陈朝，凡入仕亲王， 起家则为侍中 ，三公之子 起家员外散骑侍郎 ，令仆之子 起家秘书郎 ，次于令仆的官员之子起家著作佐郎 ④。只要出身高贵，纵然是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 的笨蛋也能 安流平进 ，入选做官⑤。

　　①《晋书》卷 15 《刘毅传》。

　　②《晋书》卷 36 《卫瓘传》。

　　③《晋书》卷 43 《王戎传》。

　　④《晋书》卷 59 《赵王伦传》，《成都王颖传》。

　　⑤《宋书》卷 96 《恩堂传序》。

　　⑥《三国志？魏书》卷 23 《常林传》。

　　⑦《晋书》卷 15 《刘毅传》。

　　①《晋书》卷 15 《刘毅传》。

　　②《晋书》卷 33 《何劭传》。

　　③《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 56 《张绾传》。

　　④《梁书》卷 34 《张缵传》，《初学记》卷 12 《秘书郎》。

　　⑤《颜氏家训？勉学篇》，《廿二史札记？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南朝 高门大族 门户形成后，士庶界线森严， 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甚至皇帝也无法改变它。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爱 有宠于上 ，宋文帝想请大士族王球答应与徐爱交往，以提高徐爱的社会地位。但被王球断然拒绝，王球说： 士族与庶族有区别这是国家的制度，臣不敢接受陛下这个诏书，因为臣不想破坏国家的制度。 刘宋的纪僧真，从卑职武吏起家，官至参军主簿。纪僧真相貌堂堂，很得孝武帝刘骏喜爱。孝武帝曾目送其背影，赞叹说： 人们何必要计较门第呢？纪僧真风姿非凡，贵游子弟哪比得上他.一次，纪僧真对孝武帝说： 我奋斗至此，已别无它求，只想做个士大夫。 孝武帝竟不敢轻易许诺，对他说： 这事由江■、谢瀹负责，我无法左右。

　　你可以去试一试。 于是，纪僧真打着奉旨拜访的幌子，来见江■，纪僧真刚刚坐下，江■就令左右的人把自己的坐床移走，不屑于纪僧真同席。纪僧真垂头丧气地回来，他对皇帝说： 我今天才懂得，士大夫不是陛下所能够任命的。 ①不过，梁朝的梁武帝在位期间，基本没有实施九品中正制。 梁初无中正制 ，而以察举制作为仕进的主要制度。梁武帝用州望、郡宗、乡豪代替了大小中正，废除了上、下品入仕的限制， 无复膏梁、寒素之隔 ；又用考试代替按品级授官， 不通一经 ，不得为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仕进制度的一个大变化②。

　　北魏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 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在孝文帝以前，还能 精选 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兼任中正官职，并能限制中正官数量，边州小郡皆令附属大州，过于荒陋的州郡则阙而不置中正官， 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 ③。如在太武帝时，司徒崔浩兼任冀州中正，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 ④。

　　崔浩的选士标准是 齐整人伦，分明族姓 ①，既重视儒家道德，又重家世。

　　符合这些条件的主要是以崔、卢、李、郑四大姓为代表的北方汉族世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虽有贵胄身份却无深厚的文化素化，因而在儒家 人伦 上比不过汉族世家大族。崔浩这种维护北方汉族世族的选士标准遭到鲜卑族统治者的反对，崔浩及四大姓被害与此有关。后来，孝文帝力主汉化，却又称赞崔浩任中正十分称职， 可谓得人 ②。

　　孝文帝全力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汉化政策就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以北魏官爵的高下，排定姓族的前后序位。然后在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就根据姓族的高下，确定九品品位的高卑。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孝文帝下诏，将 勋著当世，位尽王公 的八大贵族易为汉姓，定为除皇帝元氏外的最高门第，如同南朝的甲、乙、丙、丁四大等级一样，规定其子弟入仕 勿充猥官.然后，孝文帝又规定了各级官员在姓族中的职务等级标准。确定姓族之后，鲜卑贵族便高居门第最上层，孝文帝可以大力推行九品中正制了③。孝文帝强调要区分贵庶品级， 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 ④。孝文帝在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矫枉过正，走上魏晋的老路，当时选举入仕，极重视姓族的高卑， 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时人韩显宗批评这种 专崇门第 的九品中正制左右察举制选士制度，他说：现在州郡察举上报的人员，徒有秀才、孝廉之名，而无秀才、孝廉之实。朝廷只管核对其出身门第，不问其它。如果这样，何不令各州郡干脆推荐名目为' 门望' 的人员，何必要假借秀才、孝廉的招牌呢①。

　　①《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同上书。

　　③《通典？职官二》，《文献通考》卷 36 《选举考 9》。

　　④《魏书》卷 45 《高允传》。

　　①《魏书》卷 47 《卢玄传》。

　　②《魏书》卷 27 《穆亮传》。

　　孝文帝还增设中正，州郡不论大小， 必置中正 ，中正人数多，素质难以保证，往往被平庸卑劣的人操纵了选举，只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搞乱了北魏的仕进制度。

　　不过，孝文帝在选士中虽然 专崇门第 ，但考核官吏却重视实绩。孝文帝很重视对官吏的定期考核。规定三年一考，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五品以上，由孝文帝主持， 与公卿论其善恶 ，优升劣降。这样，一些无能之辈虽凭门第入仕，但在考绩中被淘汰了②。孝文帝的宦吏考绩制度对 专崇门第 的九品中正制多少有些制约作用。

　　宣武帝时期，考绩又流于形式，无论贤愚、肖与不肖，都被评为上品中，即二品③。宣武帝于正始元年（公元５０４年），取消了各郡的中正官，改由五位保人推荐、担保制，并于次年下诏，指责九品中正选举失实， 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论，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 他表示要 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 ④。但宣武帝的愿望没有实现。

　　孝明帝时，灵太后执政，为安抚武人，规定也可按资历入选。如此一来，人多官职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时，九品中正制已停止实施，选士由吏部负责。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个 停年格 的选官之案。停年格又名' 年劳之制 ，选举时， 不问士之贤愚 ，专以停职后岁月长短的依据，停职久的，优先使用。此制一经推广， 贤愚同贯，泾渭无别 ，连名义上的德行考查、任期考绩都没有了。停年格制是北魏在实施九品中正制时 专崇门第 选士的基本倾向的逻辑演变结果，是仕进制度中的倒退举措。

　　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舅舅说：舅舅担当选举重任，应该设法改弦易调，澄清选举不实的混乱局面。为何反尔制定停年格，限制天下才俊之士效力朝廷呢？此制推出，人人坐待论资排年，谁还肯去砥砺名节呢？崔亮在答书中透露了自己的苦衷：北魏尚武， 武人至多 ，灵太后为巩固母子权位，已令 武官得依资入选 ，而官职太少， 不可周溥 ，求仕者与官职的比例已超过１０：１， 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 ，况且求仕者人人都迫不急待地想马上做官，因而多数人总是怒气冲冲。他曾请求灵太后不要让武人入选，而改为赐爵、增俸，灵太后为安抚武将们，予以拒绝。崔亮为保住自己乌纱帽， 是以权立此格.后世史家将责任归于崔亮一身， 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①。其实，魏之失才，至少应自孝文帝时始，他一味强调区分贵庶品级，致使九品中正制实施时 以贵承贵，以贱承贱 ，早已将大批出身卑贱的人才 失 去了。

　　后来接替崔亮的甄深、元脩义、元徽等人， 利其便己，踵而行之.并制定了外任官停职六年、内官停职四年，然后再加以铨选任职的具体规定。

　　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５３８年），高澄主持朝政时，才废除了停年格制度②。

　　③《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④《魏书》卷 59 《刘昶传》。

　　①《魏书》卷 60 《韩显宗传》。

　　②《魏书》卷 7《高祖纪下》。

　　③《魏书》卷 67 《崔鸿传》。

　　④《魏书》卷 8《世宗纪》。

　　①《魏书》卷 66 《崔亮传》。

　　②《文献通考》卷 36 《选举考 9》，《北齐书》卷 3《文襄帝纪》。

　　（三）察举制的演变

　　就正规仕途而言，察举制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仕进制度。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影响和制约着察举制的实施。汉代的察举由基层做起， 乡举里选正此谓也；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之权交给了中正官。这样，察举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门阀政治的左右。不过，察举制仍是有别于九品中正制的另一条入仕途径。在察举制下，被举的孝廉、秀才的人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就得通过朝廷组织的考试，或试经、或试策；而在九品中正制下，高门子弟被中正定为高品后，即可或由吏部铨叙，或由公府辟召，直接做官。察举制的这道考试大关，既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也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察举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总趋势是：察举制度化、程式化。

　　１。重视孝廉、经学取士

　　曹魏的察举制有两个特点，其一，在诸科目中，最重视孝廉；其二，以经学为取士标准。

　　魏文帝曹丕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曹家天下，除了向世族让步，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外，也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以广泛收拔人才。他即位次年，即黄初二年（公元２２１年），就下令： 郡国口满十万者 ， 岁察 有德行的 孝廉一人，对有才学的 秀异，无拘户口 多少。黄初三年，魏文帝又下诏，取消对孝廉的年龄限制， 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 ①。

　　曹魏统治者要求孝廉有经学上的真才实学，入仕要通过经学考试—— 试经.汉代察举孝廉，即推举孝子、察报廉吏。其取舍标准在德行不在才学。

　　魏文帝初期，有司因循汉代故事，提议：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反对，他说：如果 听孝廉不以经试 ，大不利于教育， 恐学业遂从此而废.汉末以来，动乱四起，教育中断，典籍散失，士人流徙。

　　他主张通过孝廉 试经 来大倡经学， 以崇王道.通过 试经 考试，若有秀异，可特征用 ，只要所举孝廉中确有人才，国家 何患不得哉！ ②魏文帝 从其言 ，下诏，要求孝廉要 通经术 ，要通过 试经 ；其后，魏明帝也重申这一原则， 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③。

　　汉代一般只要求所举贤良对策。曹魏的孝廉不但要试经，而且还要试策。

　　曹魏末年，任城人魏舒因家孤贫，为堂叔父吏部郎魏衡看守水碓，年过４０时，被郡政府举为孝廉。同族人见他平常 迟钝质朴 ，又 无学业 ，都劝他不要应举，免得到京城考试、对策出丑；不如推辞不应，以博取虚名。

　　魏舒说：如果届时策、试都通不过，责任在于我自己，我不能 虚窃不就之高 名。于是，他发愤读书，仅一百天就学通一经，后来到京 对策 ，被定为上等而入仕。西晋，他官至三公④。

　　曹魏对秀才科察举给予一定的重视。有些官员就从此科步入仕途。曹操时， 苏则，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 ⑤；齐王芳时，管辂 举秀才 入仕①。贤良科魏明帝时，有两次，仅限于由公卿大臣举荐，属于特科，影响较小。

　　明帝太和四年（公元２３０年）， 诏公卿举贤良 ，青龙元年（公元２３３年），又诏 公卿举贤良笃行各一人 ②。两次举贤良颇有些应景的味道。

　　①《三国志？魏书》卷 2《文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卷 13 《华歆传》。

　　③《三国志？魏书》卷 2《文帝纪》、卷 3《明帝纪》。

　　④《晋书》卷 41 《魏舒传》。

　　⑤《三国志？魏书》卷 16 《苏则传》。

　　①《三国志？魏书》卷 29 《管辂传》。

　　②《三国志？魏书》卷 3《明帝纪》。

　　２。孝廉试经，秀才试策

　　在西晋，被察举的无论是孝廉、秀才还是贤良都要经过考试。这是西晋察举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考试分两种：孝廉试经，秀才、贤良对策。晋武帝统一了全国，有励精图治之心，所以，较重视察举制，以选拔人才。当时，孝廉、秀才、贤良三科并行，考试中，试策最为盛行。

　　华谭是孙吴世族的后裔，聪明有辩才， 素以才学为东士所推 ，太康年间，被扬州刺史嵇绍举为秀才。晋武帝闻其有才学，遂亲自策问，一问天下一统之策，二问绥靖新附地区，何者为先，三问如何修文德以绥远夷，四问天下太平时的律令损益，五问如何罗致人才。在此次全国所举的秀才、孝廉中，对策以华谭为最。他被任为郎中，不久迁太子舍人，兼吴土中正③。

　　另一个孙吴世家子弟纪瞻，吴国灭后，徙居历阳郡。他先被举为孝廉，未应举，后又被举为秀才。纪瞻非以才学见长，而以方直著称。他到京后，由尚书郎陆机加以策试，凡有六问。史书未载他的策试第等，亦未云授何官职，只说他于惠帝永康年间又被州里举为 寒素 ， 为大司马辟为东阁祭酒 ④。可见，他第一次对策不如人意，未能入仕。

　　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与夏侯湛等１７人的对策被判为下第，官拜中郎。晋武帝读了他们的答策后，认为 有益政道 ，遂召当年所举 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 ，由自己亲自策问。挚虞因对策出色，被高升为太子舍人、闻喜县令①。

　　晋武帝时，阮种先被察为孝廉，辟为公府掾，后来，被太保何曾荐为贤良，他的对策与郤诜、王康的一起被评为上第。谁知有 毁誉之徒 攻击说，对策者有请托行为。武帝为服人心，在朝堂上当场策问，阮种的答策令武帝赞赏不已，被定为第一②。

　　西晋末年，战乱又起，晋室仓惶重建于江南，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举，所以，东晋的察举制具有恢复、过渡的特点。

　　东晋之初，就恢复了察举制度，晋元帝令 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因为天下动乱，士人学业多荒废，元帝命令对远方州推举来的秀才、孝廉予以优待， 不策试，普皆除署.几年后，元帝下令恢复西晋 旧制 ，察举来京的秀才、孝廉都要通过儒学考试， 皆令试经 ，或 试以经策.为保证秀才、孝廉的举荐质量，元帝还规定：被推荐者考不中的，推荐者太守、刺史都要免官。此诏令一公布，吓得 秀（才）、孝（廉）多不敢行 ，即便已被选送到了京师，也托疾 请病假③。

　　尚书孔坦建议元帝，将策试孝廉、秀才的期限由当年改为五年后，理由是：动乱 十年有余 ， 家废讲诵，国阙庠序 ；所以现在应该 崇修学校 ，并将考试之期 普延五年 ，让秀才、孝廉 讲习 功课，然后再试。

　　元帝只同意将当年（大兴三年，公元３２０年）所举孝廉的考试延至大兴七年，秀才考试则如期举行①。

　　秀才、孝廉的策试直至东晋末年仍未恢复正常。东晋末年，各州郡所荐举的秀才、孝廉， 多非其人.义熙七年（公元４１１年），刘裕 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②。这说明，在此之前，策试制度未能很好贯彻实施。

　　③《晋书》卷 52 《华谭传》。

　　④《晋书》卷 68 《纪瞻传》。

　　①《晋书》卷 51 《纪瞻传》。

　　②《晋书》卷 52 《阮种传》。

　　③《晋书》卷 78 《孔坦传》、卷 71 《陈頵传》。

　　①《晋书》卷 78 《孔坦传》。

　　②《宋书》卷 2《武帝纪中》。

　　３。策试正常化与评分标准

　　刘宋始终坚持策试制度。宋武帝刘裕即位后，开始实施自己在东晋末年提出的察举要策试的主张。永初二年（公元４２１年），宋武帝亲自到延贤堂 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对策 称旨 ，被任为著作佐郎③。自此， 凡州秀才、郡孝廉到皆策试 就成为刘宋的定制。

　　各郡岁举孝廉数量亦有限制， 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 ④。为防止滥竽充数，刘宋还实行禁锢制：孝武帝即位后，规定四方孝秀，非才勿举 ，如果经策问，发现有不堪任用， 虚窃荣荐 者，一律 遣返田地，加以禁锢 ，令其终生不得入仕⑤。

　　刘宋还制定了秀才考试评分标准。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４６７年），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秀才策试评分方案， 策秀才考格 ，其规定： 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尽管尚书殿中郎谢超宗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必看重答题多少的形式，主要要看回答问题的深度，最后，明帝还是批准了骆宰的方案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考试评分方案。

　　萧齐虽然也在察举后进行考试，但察举制本自己出现了种种问题。地方官员在察举中， 不核才德 ，全凭门第， 以官婚胄籍为先.于是，有入仕之心的士人们，纷纷奔走权贵之门，或请托，或攀结姻缘。天长日久，此风竟化为风俗；萧齐还有一条关于入仕年龄的不合理规定：寒素子弟必须年满３０才允许经察举 试吏 ，而甲族子弟年届２０便可经九品中正制 登仕.于是，急切入仕的青年士子们便涂改户籍，谎报年龄，以至于从户籍上看，某贡士已年届而立，看容貌却是稚气满脸的孩童②，萧齐末年，萧衍任丞相，他指出 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 是不合理的，提出 设官分职，惟才是务 的主张③。

　　萧衍后来建梁朝，为梁武帝。梁武帝对察举制是比较重视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自己提出的 惟才是务 的主张。首先，梁武帝坚持儒学考试制度，以才学为第一标准，打破了萧齐的年龄歧视与门第限制。天监四年（公元５０５年），梁武帝发下诏书，规定在正常情况下， 年未三十，不通一经 的人不能做官，但对于像甘茂、颜渊一样的才俊之士，则网开一面， 勿限年次.天监八年，梁武帝又下诏，强调只要 能通一经 ，就可 量加叙录 ， 随才试吏 ，而不论其出身，即便是 寒品后门 的人也一视同仁④。

　　梁武帝时，察举制的科目分得比较细，除孝廉外，还有贤良方正科、清吏科、明经科等⑤。

　　陈朝建国后，在选士方面没有什么新发展，主要沿袭梁朝。但扩大了考试对象的范围。陈以前 策试 对象基本上限于各州郡上贡的孝廉、秀才，而陈时，允许官学中小于３０的 经学生 参与策试①。

　　③《宋书》卷 1《武帝纪上》。

　　④《文献通考》卷 28 《选举考 1》。

　　⑤《宋书》卷 6《孝武帝纪》。

　　①《南齐书》卷 36 《谢超宗传》。

　　②《文献通考》卷 28 《选举考 1》。

　　③《梁书》卷 1《武帝纪》。

　　④《梁书》卷 1《武帝纪》。

　　⑤《梁书》卷 1《武帝纪》。

　　①《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４。秀、孝两科泾渭分明

　　北魏统治者，尤其是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宣武帝是重视察举制的。皇帝们常亲自策问秀才、孝廉，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孝文帝 临思义殿，策问秀、孝 ；宣武帝时， 州举茂异，郡贡孝廉 ，其中，对扬王庭 者， 每年逾众 ②。

　　北魏时期，秀才与孝廉两科已截然分开。两种的考试内容不一样，因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应试者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对秀才的要求是， 止求其文，不取其理 ，对孝廉的要求是， 唯论章句，不及治道 ③。比如，刑峦， 有文才干略 ，却被郡推为孝廉，有关部门拿不准主意，不知把他放在秀才科还是孝廉科，遂请示孝文帝，孝文帝说：秀才与孝廉的考试方法不一样， 邢峦才清，可令第秀 ④。

　　与试经相比，北魏对策的地位更加重要，是主要的考试方法。有时甚至以对策考试为手段，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某些职务。某次，东平王元匡要招长于文辞的士人任御史官，报名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结果，温子昇等２４人中 高第 ⑤。

　　北魏也征召过贤良，且数量不少。太武帝在神麏四年（公元４３１年），颁下征贤良、举逸民的诏书，根据有司提供的情况，他认为 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 ，于是下令征召，结果 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①。

　　北齐选士，大多沿用北魏制度。不过，北齐的考试进一步规范化， 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北齐皇帝也常坐朝堂，策试秀才与孝廉。并对学识低下者有一些惩罚措施， 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去席位，解下佩刀。 ②北齐还允许各郡官学中的博士、助教以及学生中通经者，察举入仕③。

　　北周亦沿用北魏的察举制。同时，北周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北周打破门第限制，实行 不限荫资，唯在得人 的进步政策，广招天下英才④；其二，重视选用儒学人才。建德六年（公元５７７年），周武帝平齐后，接连下诏，从各地选用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尤其是儒士。当年三月，下诏要齐地诸州， 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 ；七月，又下诏要 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九月，诏书又下， 东士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 ⑤。

　　像周武帝这样接连不断地选用人才，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平常察举量没有这么大。周宣帝时，重申 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岁举的名额是 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 ⑥。

　　②同上书。

　　③同上书。

　　④《魏书》卷 65 《邢峦传》。

　　⑤《魏书》卷 85 《温子昇传》。

　　①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1-179页。

　　②《文献通考》卷 28 《选举考 1》。

　　③《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序》。

　　④《周书》卷 23 《苏绰传》。

　　⑤《周书》卷 6《武帝纪下》。

　　⑥《周书》卷 7《宣帝纪》。

　　（四）科举制的萌芽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各代王朝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始设于隋，但它的萌芽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长在旧的察举制的躯体上。

　　汉代察举孝廉一向是以德行为本，且有年龄限制；而曹魏选孝廉，较重视其经术学问。统治者要求州郡察举贡士，要 以经学为先 ，又不拘年龄， 勿拘老幼.孝廉征召到京后，朝廷再以 试经 的考试方法了解其学问高下，高者补官，下者淘汰①。在曹魏察举孝廉的 试经 阶段上，在专门考试经学的方式中，已包含了后世科举制中分科、考试取士的两大因素。

　　西晋加强了考试在察举任职上的作用。不仅秀才试策、孝廉试经逐渐形成制度，其它各科也要策试。策试时，或由尚书部门主持，或由皇帝亲自出面策试或复试。如阮种已通过策试，因受人诬陷，晋武帝再亲加策问，以正视听②。此即复试之例证。西晋察举制包含着分科、会试、殿试的萌芽。

　　南朝，刘宋明帝时，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策试秀才的评分标准。它不仅为南朝所用，且为北朝所接受。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邢臧被察举为秀才，答策五条，极为出色，定为上第，任太学博士③。这个评分标准为后来科举制判分提供了参考。

　　梁朝，尤其是梁武帝时期，察举制分科进一步增加，不仅有秀才、孝廉、明经等，还有 清吏 科；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梁武帝的倡行，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在这里已经萌芽，梁武帝曾下令，只要能精通一经，都可参加入仕考试，通过后，随才录用，不论其出身如何， 无复膏粱寒素之隔 ①。

　　经过南朝的发展，入仕考试的分科、考试的内容、方法与评分标准皆已制度化或习惯化。在考试对象上，梁武帝向社会各阶级、阶层开放。而 陈依梁制 ，并把学生亦归入考试对象行列中②。

　　梁武帝还大办学校，由于梁武帝在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国子学亦办了半个世纪，因而梁朝出身国子学的官僚数量可观。这说明梁朝的官办学校已是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不分贵庶的学校，与考试入仕相结合，实际上也在孕育着科举制的萌芽。

　　北朝的考试诸制度使孝廉、秀才发展成独立的，初步成熟的考试科目。

　　比如秀才固定为由州荐举，侧重文才，策问题有五道，多问政治人事问题；孝廉由郡荐举，侧重经学章句，策问仅一道。

　　科举制重才学、开放性的特征再次在北朝得到体现。北魏熙平初年（约公元５１６年），东平王元匡征文学之士，以充御史官，应征而来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超过了国家每年岁举秀才、孝廉规模。结果温子昇等二十四策中高第，职补御史③。这是一次公开的文官考试竞争，其意义在于：应试的八百多人不是由州郡选择推荐，而是人们自行抉择参加的。这就向科举制又迈进了一步。

　　北周武帝在仕进制上，采取了 不限荫资，唯在得人 的政策，与南朝梁武帝先前的改革相呼应，也把才学标准放在门第的前面。虽然，北周国祚短，没能在察举制的考试部分中做出重大贡献，但武帝在连续的四道求贤诏令中体现出的不拘一格广收人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说明九品中正制中的只重门第不重才学的仕进制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仕进制中的重才学、开放性的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光大，正在充当新的仕进制度——科举制的催生婆。

　　①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 2期。

　　③《魏书》卷 85 《邢臧传》。

　　①《陈寅恪文集之一？寒山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7-161页。

　　②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0-292页。

　　③《魏书》卷 85 《温子昇传》。

　　六、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

　　考察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须用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还是继承了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门第、宗族家庭教育，都把经学，儒家的伦理道德放在重要位置，这方面史籍记载很多，斑斑可考，无庸再述。但这一点也说明了无论在大一统时期（如秦汉），还是在纷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汉代地主阶级所选择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历史事实。它不仅为汉族地主阶级，实际上也包括绝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所接受，也为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所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保持长期稳定性的原因之一。从发展的眼光看，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和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教育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以经济结构来看，除因战争破坏外，地主阶级经济急剧膨胀，大土地所有制迅猛发展，田庄、庄园和别墅普遍出现，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从政治结构看，门阀世族地主垄断着政权，社会的贵族化、等级化趋势日益加强，寒门庶族由两汉那样通经致仕的路子基本被阻隔；从思想上来看，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玄、佛、道思想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君主专制遭到削弱，思想界也活跃起来，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如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田畴、庾衮等的社会教育思想、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还有佛、道、玄学的教育思想等等，使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

　　１。傅玄的生平及思想倾向

　　傅玄字休奕（公元２１７- ２７８年），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北地傅氏也为魏晋一流高门，魏末尚书傅嘏（主张 才性同 ）也为泥阳人，当为一支所分。傅玄祖父傅燮为汉阳太守，父傅幹为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因家道中落而孤贫。但他 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①。可见他少时就颇有文才，造就了一身刚强的性格。 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②，他皆不就。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州举秀才开始的。举秀才后，又除为郎中，与东海缪施共同撰写《魏书》。后又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司马昭建晋国，傅玄被封为鹑觚男。晋武帝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晋代魏后又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迁侍中，后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职，死后追封为清泉侯。

　　傅玄一生仕宦可谓显达。其原因一是高门出身，深为司马氏所笼络，二是他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深得司马氏的青睐。我们知道司马氏为河内大族，世代 伏膺儒学 ，尽管魏晋易代使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氏除 忠 已不可再言外，对 孝 、 礼 、 义 ，还是大加奖掖的。而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正是如此。晋武帝即位后，傅玄上疏：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注：不是忠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义，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詠叹而已，将又矣言！惟未举清远有礼（注：非有忠）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①。晋武帝深表同意，并说： 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②。这篇上疏是傅玄对新王朝建立的政治表态，当时大族大都如此（如王祥、荀彧等）。傅玄从批判秦皇、魏武、魏文入手，使晋武帝直承三代之遗风，是与西晋统治者 鉴于古训，仪刑唐虞 的思想一致的③。而傅玄提出的举 有礼 之士，又正被晋武帝作为一大要事，凡此说明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与西晋最高统治者是相吻合的。然而西晋一朝对门阀世族体恤有加，为什么晋武帝对傅玄反玄学思想也接受呢？这是因为玄学毕竟不能治国，统治者深谙其中个究。欲治国，还是儒家的那一套，包括玄学家本人也不例外，所以晋武帝对此默认，不加指责。傅玄的政治倾向虽与司马氏有一致之处，但却要比司马氏更进一步。西晋门阀制度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就是任官制度。《通典？选举２》说：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司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 ，也就是说任官大小完全看祖先、门第了， 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①。干宝的《晋纪》总论评西晋的官场是 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情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傅玄对此极为不满，他明确主张政治改革。他所提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就是裁减冗官，公举贤良。

　　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指出： 天下群司（官吏）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

　　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 ②，对这些冗官，傅玄提出要罢之归农，让他们自己去养活自己。傅玄还提出了自己的设官理想，一是计民而设，勤加考绩，各随其才优劣而用之；二是设官要明选其人， 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 ，以达到养廉的目的。如果为官营私， 则公法绳之于上，而显议废之于下 以而使 百官各敬其职 ③。傅玄还认为政必须公道，必须安民。他说： 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道；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 ，所以为政必须任公而去私 ④。关于安民，他说： 民富则安，贫则危，明主之治也。 要安民就必须 省吏 、 役赋有常 、塞并兼之隙，并且 宽民者赏 ， 剋民者诛 ⑤。

　　傅玄的政治思想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提出的。但是在西晋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很大进步意义。他的清醒的头脑看到了西晋社会症结所在，并且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性，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在当时毫无实践的可能性。

　　①《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①王锦光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0-101页。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4期。

　　②《晋书》卷 47 《傅玄传》。

　　③《晋书》卷 3《武帝纪》。

　　①转引自汪宁生《我国古代取火方法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 期。

　　②引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③《傅子？尊爵禄》。

　　④《傅子？通志》。

　　⑤《傅子？安民》。

　　２。 尊儒贵学 的教育主张

　　与魏晋普遍的社会风气不一样，傅玄竭力反对当时社会之流行的玄风。

　　他认为这种 虚无放诞 之风，是从商鞅以来主魏文帝对礼乐教化破坏的结果，给统治者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他对清谈玄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 尊儒贵学 、 尊儒尚学 的教育主张。他说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赏也。 ①他还用魏晋的历史现实来说明这种 陵迟 的危害，力图改变世风，使西晋统治者重振儒风。他的 尊儒贵学 教育主张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国家要重视学校教育。傅玄指出： 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教育，莫明乎学 ②，学校教育对于培养国家人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西晋本有太学，傅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不满意太学的学风（傅玄生前国子学尚未设立）。他说： 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 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毫无用处的。由此他认为弘扬儒学，并不仅是弘扬儒家经典本身，而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即孔子所讲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因此对学校教育重视与否，就是看是否能 不妄教非其人也 ， 不妄用非其人也 ，如果能 重其选者 ， 贵其以者 ，则 学校之纲举矣。 ①很明显，傅玄这里是把矛头直指西晋官学的最大弊端，即贵游子弟把此作为升迁的跳板。他们在太学挂个名，但却根本不认真学习，因为九品中正制之保证了他们有世袭做官的权利。傅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想让官学招收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种教育弊端是与政治弊端紧密相联的，傅玄还提出国家要根据需要来培养学生，制定招生计划，在《上疏陈要务》中他针对当时 散官众而学校未设 的状况指出： 臣以为宜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以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②。这种四民分业的儒家传统思想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提出的国家教育需有计划的观点却是前人未曾提出的。西晋有大批冗官，但却无人过问，大家抱着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③的思想，谁也不愿也不想去过问。而傅玄却提出 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 ，这就是说官吏的培养也要有计划，不能想设多少就设多少。而已有的赐官冗散无事者， 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 ④这一思想不仅对西晋的现实政治有很大实践意义，而且对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的革新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在即时，官总是供过于求的。

　　①《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②《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③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4页。

　　①发掘报告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启示》（《考古》1976年第 4期），鉴定报告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 18 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检测报告见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第 266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 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 1期。

　　③《晋书》卷 39 《荀勖传》。

　　④《晋书》卷 47 《傅玄传》。

　　第二，教育要以道德为根本。傅玄认为一切教育的核心在于 正心.他说： 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动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 ，因此 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 正因为 正心 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傅玄提出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庭正，朝庭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反之天下不正，就要反修其心。傅玄认为 正心 对于统治者和普通人都至关重要。统治者只要 正心 ， 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 ①而普通人只要 先正其心 ， 则无不得矣 ②。那么如何 正心 呢？傅玄除提出要为政公道，役简赋轻外，最重要的就是内省。内省一是知足节欲，他说： 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有了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人们才能 怒不乱德，善不乱义也 ③；二是要尚德。傅玄说：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的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 ④三是重教。

　　傅玄说 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 ⑤傅玄的 正心 思想，就是重道德教育。 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⑥，心不正则政风、民风、社会风气都不会得到改善。通过教育，通过革新弊政，提倡尚德，则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就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三，以礼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傅玄认为礼义教育对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性中有 善 和 恶 两种因素，如果像商、韩、孙、吴那样只知人性贪得乐进的一面， 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惟力是恃，惟争是务 ①，那么只是利用了人性的 好利 ，长此以往，人性的 善端 就会消失殆尽。因此傅玄竭力主张礼义教育， 修礼让，则之安下顺而无侵夺；经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 可见，傅玄把礼义教育放到关系国之安危的高度来看待。没有礼教则社会就会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会化为乌有，傅玄说： 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

　　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则同禽兽矣。不惟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 ②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礼教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教化，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他说： 能以礼教立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 ，而 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 ③统治者必须从自身做起， 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 ④，必须 保民 、 节欲 、 慎行 、 明法 ，这样礼教才能泽化万民，礼义教育也才能真正获得成效。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7 册，第 585页， 散卒而灭 作 散卒不灭.②《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③《傅子？仁论》。

　　④《傅子？仁论》。

　　⑤《傅子？贵教》。

　　⑥《傅子？补遗上》。

　　①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 破镜 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第 6期。

　　②《傅子？贵教》。

　　③《傅子？问政》。

　　④《傅子？仁论》。

　　３。傅玄的人才思想

　　在 尊儒贵学 教育主张中，傅玄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一切教育思想的实施和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用什么样的人和怎样用人，实在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因此他提出 举贤 的人才思想。他说： 贤者，圣人所与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 ①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曾提出 请选有礼之臣 ，可见他将这些人作为 贤才 一种，但他的 贤才 比此要广泛的多。他认为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 ②，傅玄的九品人才观要比 九品中正制 的 九品 人才观显然要进步得多，士农工商，皆可成才，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不仅是以门第、仕宦来评判人之优劣。对如何选得贤才，傅玄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首先统治者要正身，即要虚心、公正。他说： 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 因此必须 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 他批评一些人认为古多贤人，而当世无才的观点说： 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故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 ③这正是对 九品中正制 用人不平、不公的猛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要会用人才。傅玄说： 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 ①。第三，要善于鉴别人才。傅玄指出 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傅玄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的标准是 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谓难也.这是从唯物、求实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傅玄认为也有一些人是能以对付的，这些人典说诡合，转应无穹，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祛而言勇，诈而言信，谣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 ，是天下最大的危害。

　　第四，对贤才要重以爵禄。傅玄认为人才难得，如果他们 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及家室；父母饿于前，妻子矮于后 而让他们奉公守法，不移其志是不可能的。傅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养廉的思想。

　　傅玄教育思想的 尊儒贵学 ，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

　　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 九品中正制 倾向。

　　他还把教育与社会风气、政治问题紧密相连，这些都具有创新的色彩。尽管他所提出的设想在西晋是不可能贯彻实施的，但这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①《傅子？举贤》。

　　②《傅子？补遗上》。

　　③《傅子？举贤》。

　　①《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

　　１。嵇康的生平及政治倾向

　　嵇康（公元２２３- ２６２年），字叔夜；会稽上虞人，本姓奚，祖上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嵇康早孤，史称他 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合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①，这是典型魏晋名士的形象。他与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一起被称为 竹林七贤 ，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②但他是否就是一个志在 竹林 之中的人呢？显然不是。他是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嵇康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的。嵇康妻，为沛穆王林子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连姻。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但是曹魏集团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以失败而告终。齐王正始元年（２４９年），司马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高平陵事件，曹魏集团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嵇康心中对此十分不平，史载 田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 ③，这反映了嵇康是心向曹魏集团的。但嵇康得罪司马氏集团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简傲》载司马昭的重要谋臣、名公子钟会慕名去拜会嵇康，时嵇康正与向秀锻铁树下，傍若无人，半天没说一句话，钟会自讨没趣，只得婞婞而去。临去，嵇康问：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到：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但此时司马氏尚未打算杀嵇康。最为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有两件事。

　　一是不为其所用。山涛领选时，举康自代，为嵇康所拒绝，并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对司马氏进行猛烈抨击。在《太师箴》中他说 刑本惩暴，今以胁贤 ， 矜威纵虐，祸蒙丘山 ④。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这两方面使嵇康深深得罪于司马氏，司马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于是借吕安案而杀之，罪名为 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①。临刑前，太学生数千人为他请命，终未获准。嵇康索琴弹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时年４０岁。

　　就嵇康和司马氏之间的矛盾来说，他们的斗争固然带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性质。但是嵇康的政治思想却有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一面。首先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太师箴》中他说：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在《明胆论》中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这反映他用物质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在《养生论》中，嵇康提出 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的相依关系，可谓上继王充，下开范缜，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他所理想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主义色彩。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文中，嵇康提出 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 的思想，并对 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 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惟上古尧舜》一诗中他歌颂尧舜时代 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 ，这无疑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这些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形成的初期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我们在研究嵇康教育思想时，也须对此加以注意。

　　①《晋书》卷 49 《嵇康传》。

　　②《世说新语？任诞》。

　　③《三国志》卷 21 《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

　　④嵇文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①《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２。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

　　经学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但东汉末年经学日趋式微，玄学勃兴。

　　儒学尊周孔，玄学奉老庄，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是明显的。正统玄学家如王戎、王衍等并不欣赏这种对立，而是力图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名教与自然 将毋同 ，也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自然的体现。这一解释统治者是十分欣赏的，如后世王份，梁武帝问群臣 朕为有为无？ 王份答到： 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①，梁武帝十分高兴。因为按照此种解释，统治者就不用担心玄学偏离统治者的原则了。世族地主也可既讲有，又谈无，如王戎那样曰不论世事，妙善玄言，而又 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偏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 ②这是玄学正统派所讲的儒道同，也是玄学发展的主流。但也有讲儒道对立的，这就是嵇康。正统玄学家讲名教出于自然，讲儒道同，必然引出经学教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来。而嵇康讲儒道对立，讲 越名教而任自然 ，则必然对传统的经学教育进行彻底批判。

　　嵇康对儒学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没有停留在 皓首穷经 ，章句繁琐这个层次上。首先他从教育的起源上批判了经学教育的必然性。他说远古洪荒之时， 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 ，那时是没有 仁义 、 名分 、 六经 之类东西的。后因 至人不存，大道陵迟 ，统治者才 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处；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 ，可见经学教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上产生的。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其次，嵇康从人的本性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张辽叔认为对于人来说，经学教育的必要性就像 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 ，而嵇康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苦读经书，目的是 学以致荣，计而后学 ，看似自然，但却违反了人性。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 ，如果 抑引 就完全违背了人性，使人性不得自然。人性获得完全的自然 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①可见，人的本性是自然发展的，经学教育只能使人性偏离正常轨道。

　　第三，嵇康还从教育的功能上批判了经学教育。嵇康指出经学教育 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目规矩为轩驾，目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 由此而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一些 奔鹜 （追求功名）、 求安 、 诡志 之士，是偷食 园池之梁菽 的贪生之禽。最后，嵇康对经学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说： 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墓旁小屋），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②嵇康对经学教育批判得淋漓尽致，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激烈争夺，残酷斗争使他日益看清了儒家 仁义礼智的本质，号称世代 伏膺儒教 的司马氏，不仅发动高平陵事件，残酷诛杀曹氏集团，而且还于甘露５年（２６０年）派人手刃曹髦。因此，对于嵇康来说不仅对儒学教育一概否定，而且对这种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也一样大加鞭挞。在《太师箴》中他说： 大道沉沦，智惠（慧）日用，渐私其亲……，繁礼屡陈，刑教争施，犬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各灰生，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这实际是魏晋之际政治的写照。

　　①《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①孟乃昌：《汉唐消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 2期。

　　②《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３。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主张

　　很显然，从儒道对立的观点出发，嵇康反对以 名教 为核心的经学教育。他认为 名教 教育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压制了人的自然发展。按照嵇康的观点， 名教 既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 越名教 也未尝不是顺乎天理的事。那么，嵇康是否主张放弃一切教育呢？也不是。嵇康主张的是 任自然 的教育方式。所谓 任自然 就是摆脱 名教 的束缚，使受教育者合乎个性地发展。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 古之王者，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 他所崇尚的 任自然 教育方法，其思想渊源来自老、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即为明证。那么 任自然 的教育方法要遵循哪些原则呢？首先要 心无措乎是非 ，无 措 乎是非就是不要人为地划分是非，而要因势利导。如何从 有措 而达到 无措 呢？嵇康认为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①嵇康心目中的 圣人 就是如此。

　　相反，如果 以匿情为难，以违道为阙 ，则永不会达到 无措 的境界。

　　其次，教育要顺乎人性，要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 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 ，不可强求一个人去从事他所不愿做的事。他还说： 吾昔读书，得许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 因此嵇康认为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 也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的个性一定要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 济之（即教之）。他 任自然 教育主张所培养的目标是所谓 至人 ，这种 至人 是 文明在中，见素表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 ①。这种 至人 显然迥异于经学教育下的利禄之徒。其实 任自然 教育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主张合乎人性地培养人才，而且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骨气。当世道陵迟，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社会腐朽不堪时，知识分子虽不可兼济天下，但也可借 至人 为目标而独善其身，保持自我的完善人格而不同流合污。魏晋南北朝多隐逸之士，其中大部分都为知识分子，这与嵇康首倡的 任自然 思想是不无关联的。

　　①孟乃昌：《关于中国古代炼丹术中硝酸的应用》，《科学史集刊》，1966年第 9期。

　　①《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４。养生教育思想

　　养生教育思想也是嵇康教育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是他的政治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思想在养生领域的延伸。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也是从批判周孔圣人开始的，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指出： 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或韮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或奇谋潜称，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斗；或修身以明汙，显智以警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义，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俛仰之间，己再抚宇宙之外者。 这就是说养生之大患莫过于周孔名教对于人生的误导，人生忙忙碌碌，殚精竭力，追求功名，最后只能落个短命的下场。嵇康认为通过去智复性，人是可以达到养生目的的。他举例说：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 ①，可见养与不养效果是不一样的。嵇康对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养生提出了不同的告诫。对于政治家来说首先要摆脱周孔名教的束缚，如果 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 最后必然丧志于欲.因此政坛上的人物千万不能 借外物（名教功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 而是要内心世界充实，内心充实了 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 ②其次政治家要少私寡欲，以天下为公。嵇康认为 名位 、 厚味 、 外物 均是伤德、害性之物，必须从根本上除掉，而不是硬性压抑。即使是君主也要 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饷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 ③嵇康对政治家所提出的养生教育思想，在门阀世族政治上相互厮杀，生活上奢侈相高的魏晋之际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于一般普通人的养生，嵇康也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一是要形神相亲，表里俱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显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 ；其二是要持之以恒，防微杜渐。嵇康在《家诫》中说，人应当有志气，立志要有所选择，但一当立下志， 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养生也是这样，如果一年半载未见效验，便 志已厌衰 ，或者是 坐望显报 ， 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 ，则 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 ①，万无一能成也；其三，要知足。人生要受到名位、资财、酒色等种种诱惑。

　　向子期也把 感而思室，饥而后食 当作自然之理来难嵇康。嵇康反驳到： 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 ②，所谓 得理 ，就是要知足，知足是养生的一大关键。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说： 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田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嵇康还教育人们要努力戒除对养生有害的嗜欲，他说 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 ，因此必须做到 知酒色为甘鸠，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 ③嵇康最后总结养生的五难，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如果心存五难， 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迥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 ④。嵇康的养生思想无疑是渊源于老、庄，这种养生理论固然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也固然有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潜在意识在其中，但我们也要看，养生 其最终目的并不仅在于求自然生命之延长，而尤在于获得内在之自足自乐，不为外物所累 ①。这是汉晋之际知识分子打破经学束缚，求得思想解放，获得独立人格发展的主流，而嵇康则走在这股潮流的最前面，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楷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教育思想是以玄学来反对经学教育。与正统玄学家不一样，嵇康是从儒道对立的观点来批判经学教育的。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他的教育思想中确有不少闪光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教育要尊重人性，合乎人性、顺乎人性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嵇康教育思想的二重性。

　　在《家诫》中，嵇康十分重视对子弟及家世门风的教育，培养他们仁义、礼让、谦恭、廉耻、忠烈的道德品质。如 讬人之请求，当谦辞口谢 ， 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 ，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 ，对于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对于别人的 请呼 ，如果不是 知旧邻比 ， 当辞以他故，勿往也.特别是对于别人的私事，慎勿干预。这些都与 名教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上看这与嵇康愤世嫉俗的行为不相吻合，但是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②，这种保全家门的思想，实在也不只是嵇康一人，可以说这是历史大背景和魏晋之际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①《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①《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②《养生论》。

　　③《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④《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②《晋书》卷 49 《阮籍传》。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１。家世、生平及处世哲学

　　颜之推（公元５３０- 约５９１年），瑯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高门士族。其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以孝而闻名于世，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以为太傅参军。东晋初，颜含仕宦显达，位至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勳。其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仕齐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为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府咨议参军。颜之推一生仕宦颇为坎坷，出仕为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复为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御史上士等职。隋开皇中，被太子召为学生并终于此职。

　　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

　　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史称他 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如东晋初，时论王导为帝（晋元帝）之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 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 ①。这实际是对 王与马、共天下 格局的不满。

　　又颜见远在梁武帝受禅时，不食， 发愤数日而卒。 ①六朝无死节之臣，如颜见远这般人格，在魏晋南北朝确实少见。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有 器局 称。这个家族 世善《周官》、《左氏》 ②，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家族这一传统。少年时他就感到虚谈非其所好，转而还习《礼》、《传》， 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③，在传统经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世族地主势力由盛而衰，战乱频仍，皇权振兴，南北统一日趋明显的这样一个时期。门阀世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籍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权借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 共天下 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大族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大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也广泛传播，成为世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无不对颜之推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颜之推的个人经历也使他比别人对那个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他自己曾感叹到： 予一生而三化，备蔡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④因此，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

　　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当然，颜之推的思想比此还要深刻的多，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不知纪极，统治就极难维持下去。从儒家立场出发，他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贤才而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他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的不劳而获。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 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而崇尚清谈，士大夫必须 应世经务 ，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 ①，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深信不疑，这当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著述颇多，有《文集》３０卷等。他的名作为《颜氏家训》，共２０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钺称它 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②。其实《家训》的内容已远不止家庭教育，而是更为广泛深刻。

　　①《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①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水经注？序》。

　　③《北齐书》卷 45 《颜之推传》。

　　④《观我生赋》。

　　①《汉书？沟洫志》。

　　②《读书丛残》。

　　２。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

　　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说 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③， 行道 、 修身 这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 圣贤之书，教人诚孝 ④， 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⑤。因此颜之推把 忠 、 礼 、 孝 放到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养生篇》中他说： 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 ，所谓 诚孝 即 忠孝.（避隋文帝父杨忠之讳）。在《风操篇》中他说：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虽然他对南北风俗的差异表示理解，主张 礼缘人情，恩由义断 ，但对中土人士 骨肉易疏，不忍言族 的回答仍认为 于礼未通.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重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 不可不笃 ；在《治家篇》中他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也就是他 德艺周厚 人才标准中的 德.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中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①，这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子孙自然属于 上智 ，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自然属于 下愚 ，不可教矣。一般的士大夫均属 中庸之人 ，他们成才与否，则视后天的教育状况了。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人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 德 ，还要重 艺 ，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 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人成才的重要因素。颜之推还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 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②。

　　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确实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看得是非常准确的。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序致篇》。

　　⑤《颜氏家训？治家篇》。

　　①《颜氏家训？教子篇》。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３。关于士大夫教育

　　颜之推一生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之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的弊端其一是不学无术， 或因家世余绪，得一介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

　　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 ①即使有些学问，也是 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 ②。颜之推讽刺这些人是 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③，完全陷于繁琐之中。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 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④。他们 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茵，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 ⑤。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 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 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綦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⑥。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目标： 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 ①。颜之推认为这些人不高谈虚论，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尽管不能一人身兼六才，但只要具备某一方面才能，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才来呢？颜之推提出从 德和 艺 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 德艺周厚.从 德 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以 修身慎行 ，从而达到 体道合德 的 上士 境界。儒家基本理论不外忠孝礼义，颜之推深信不悔，即使 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氓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 ②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 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③只有具备深厚的 德 的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贯彻到实践中去。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 五禁 与儒家的 五常 相比附，他说 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

　　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④。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仅有 德还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 艺 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 艺 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 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 ，而 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一些士大夫整日交游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情裁衣也。 ①颜之推认为社会上虽然有些人才兼文武，但却身无禄位，妻子不免饥寒，但金玉终胜于木石，所以 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 ②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 读书无用论 的有力批判。勤于读书还要戒骄，一些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还不如不读书好些。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即使圣贤之书亦如此， 何必' 仲尼居' 即须两纸疏义 ③，这简直是浪费光阴。更有甚者饱读经书，满腹经纶， 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 ④，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也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也不知稷早而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世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起技艺的。第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还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提出读书的目的是开心明目，利于行。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 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 ①他认为士大夫须知稼穑之艰难，从耕种到收获，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辛苦劳动，那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呢？颜之推还对当时士大夫褒衣阔带，迂诞浮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体弱，不耐寒暑等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独到而积极的一面。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②。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 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 ③，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 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 的状况，建议他们 守道崇德，蓄价待时 ④。这些对纠正门阀世族所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 2期。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涉务篇》。

　　⑤《颜氏家训？涉务篇》。

　　⑥《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②《颜氏家训？养生篇》。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归心篇》。

　　①《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颜氏家训？慕贤篇》。

　　④《颜氏家训？省事篇》。

　　４。家庭教育思想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世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其中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从胎教开始。他说：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虽然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也要及早进行， 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 ①也就是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②，所谓 专利 即能精神专一，不像成人那样诸事烦扰，心难宁静。他引用孔子的话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以及民间俗语 教妇初来，教子婴孩 作为理论根据。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

　　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③切忌 无教而有爱 ，如果 饮食运为，姿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④。这样放纵孩子，恣其所为，终究是害了孩子。因此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他还说：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①这是他对历来家庭教育的总结，贤俊的孩子固然让人疼爱，但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得到一份怜惜，偏爱孩子不是有益于他，而是害了他。

　　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父母对孩子要有威严， 使为则为，使止则止 ②。颜之推把严教和治病相比，他说： 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③如果不用体罚，则 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 ④诚然，这种以体罚的形式来教育孩子，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 ，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①《典论？自叙》。

　　②《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颜氏家训？教子篇》。

　　①《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②《颜氏家训？教子篇》。

　　③《颜氏家训？教子篇》。

　　④《颜氏家训？治家篇》。

　　颜之推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 ⑤，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他说： 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 ①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颜之推例举北齐一位士大夫曾说 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②这种卑躬屈节，连本民族文化都一概抛弃，以求一官半职的人实在可耻，颜之推切诫子孙勿去仿效。颜之推指出唯有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大器，而 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 ③人的学习尤如春华秋实， 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④，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不曾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们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不仅抓住了那个时代教育的弊端，对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在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也提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他认为，第一，学无迟暮。有的人人生坎坷，失于盛年，但 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指出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 ⑤历史上的名人如荀卿、公孙弘、朱云、皇甫谧，都是后学而成大家的榜样。

　　第二，博学和专精。颜之推认为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但是古人所说的 多为少善，不如执一 的道理也是正确的。他说近世有两人被称为朗悟士， 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习 ①，其它诸如卜筮、医药、音乐、鲜卑语、煎胡桃油等等莫不一知半解，但皆不精通。颜之推认为这非常可惜，凭他们的个人才能 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 ②，不至于成为一个杂家。第三，眼学。所谓眼学即要眼见为实。他说： 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士大夫或不学问，差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 ③虽然知识不可能都由直接经验获得，但颜之推针对当时士大夫言谈虚阔的风气，提出眼见为真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第四，切磋。颜之推认为学习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写文章也要这样，他说：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载，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 ④。

　　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许多东西至今仍有珍贵的价值。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⑤《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颜氏家训？言辞篇》。

　　②《颜氏家训？治家篇》。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勉学篇》。

　　⑤《颜氏家训？勉学篇》。

　　①《颜氏家训？省事篇》。

　　②《颜氏家训？省事篇》。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颜氏家训？文章篇》。

　　七、结语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动荡的社会固然给教育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教育发展依然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和突破。第一，从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来看，官方学校教育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毕竟绵延传存下来。各国统治者依然给予教育一定的重视，包括刚刚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不仅如此，在学校的设置上也不仅限于太学、国学和郡国学校，新的学校和带有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也在出现，如北朝的四门小学、麟趾学和南朝的总明观和士林馆等。特别是南北朝均出现的分科教育，是我国专科教育的创始，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二，从教学内容上看，儒学虽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独尊的地位已被打破，玄、佛、道、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等都渗透到教育内容中来，甚至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这是这一时期专制主义的削弱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内容的扩大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从私学的发展来看，两汉私学是官方经学的补充，而魏晋南北朝私学走上了近乎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教育等级化的出现，私学主要在中下层人民中传播文化。私学教育家不求功利，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学生不畏艰难，千里寻师的精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佳话。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都是从私学中总结和产生出来的。私学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四，从人才选拔措施来看，我国历史上三大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均存在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第五，从教育思想的发展看，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十分活跃，嵇康的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思想大胆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对经学教育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另外，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和颜之推的士大夫和家庭教育思想都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秦汉教育的基本模式，又有诸多更新和调整，呈现出时代的特色。这些特色又为隋唐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绝不会出现隋唐教育的鼎盛。

　　尤其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为民族融合所做作的巨大贡献。

　　秦汉时期除匈奴等极少数民族外，大部分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在民族迁徙的浪潮中，他们在这一时代纷纷被卷入中原历史大舞台。最后均被融合在汉民族之中。这期间，血与火的战争固然是他们融合的一个动因，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传播文化的结果。首先是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上层的汉化继而带动了中下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变，十六国及北朝较为普遍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说教育的社会作用在这一时代尤为明显。

　　分裂和战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是不利的。学校的时兴时废使其根本无法承担长期培养人才的重任。横刀跃马可在乱世中自取富贵，使不少人不能安心于书桌之上，因此， 读书无用 的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玄风迭荡，社会贵族化、等级化趋势加强也无疑给教育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以血统论定地位、才智的高下，是历史的倒退。对受教育者的进取心理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教育史所必须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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