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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百卷本

第018卷 春秋战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书中从回顾西周教育的一般情况入手,探讨了处于政治大变革时代的春秋战国教育发生变革的原因,并系统介绍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以及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主张,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教育的总体情况。

  本书广泛吸收、融汇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注重史实与史论的有机联系;适于各级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及各类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阅读、参考。

  一、春秋战国教育概述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由诸侯分裂割据趋向全国大统一的时期。春秋开始,周王室还能作为140多个诸侯国家的 共主.以后,各诸侯国相互不断兼并,周王室反沦为大国的 附庸.到战国初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十几个国家;及至战国末期,余下的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相继被秦灭亡,全国才真正统于秦。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处于长期分裂、战事频繁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往往要受到巨大破坏,社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文化教育尤其受到严重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却奇迹般地推动着一场全面的大变革。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促使奴隶制社会崩溃而过渡到封建社会。

  教育的大变革,直接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各诸侯国国策的改变。奴隶社会中,国家大事唯戎与祀。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在学校中除了学习射、御以外,其他科目多与祭祀有关。到了春秋时期,宗族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已失去它的控制能力,诸侯纷纷立国,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治理政事、培植军事力量,以增强实力、盛大国势。他们的 大事 已不在戎与祀,而在戎与治,特别要求能适应新形势的新一代的管理人才。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正是最早广纳贤才破格用士的国君。他委任管仲以相仕,使齐桓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称霸,并且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史记?管晏列传》)。像管仲这样能在新形势下大显身手的人才,决不是在继承西周教育传统的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事实上,春秋初期,官学中僵化的学制和陈旧的课程,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各诸侯国的政治变革,逼使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这场变革,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延续了五百多年。其特点是贯穿着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着人才需求这个中心发展的。官学和私学并不是对立的,相互并不排斥,官学和私学的兴衰过程,恰恰是彼此替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替代方式,这决定于各国所制订的教育政策和政治改革的深度。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春秋初期至中期。各国开始改变西周的学制,并制订各自的教育政策。第二阶段,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诸侯国为了争霸或保持霸主地位而重用人才,器用人才,私学兴起, 师 的地位确立。第三阶段,约在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诸侯国间的分裂和兼并日益剧烈,私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不同学派,统治者逐渐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官学开始恢复。第四阶段,约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

  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向统一,分散的私学已不能发挥作用。官学的地位已超过私学,师资力量多向官学集中。执政者通过官学扶植统治力量,官学扩大,最后,实现 以法为教 、 以吏为师 的学吏教育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个阶段的教育变革,构成本书编写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教育史,实质上是一部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制教育的变革史。基于这个观点,本书从回顾西周教育情况入手,采取对比和分析的方法,使读者基本上掌握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虽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但有关史料却很缺乏,而且分散在一些古文献里,每每夹叙在历史人物的政治见解、伦理德行等言论之中。长期以来,有些教育史著作受史料的限制,对教育思想论述较多,史实较少。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史,史料更少。例如百家争鸣,联系到教育,即各个教育学派之争,就不如哲学思想争鸣的史料充实和广泛。因此,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分析和争辩,由于资料不足,又嫌记载简略,只能作一般推测。建国40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成果丰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出土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诸如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之类,直接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种种活动,其中不乏与教育有关的资料。如韩非在教育改革中,提出 以法为教 ,过去根据古文献资料,对 法 往往讲得很笼统,仅指法令政策而已,不能进一步具体化。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其中有许多是与 以法为教 密切联系的教材资料,这些都是具体说明学吏制度的宝贵记录。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就是力求将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学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教育史,以期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教育的实际。

  二、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

  西周王室作为 天下共主 约有300年光景,这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较之殷商已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在教育方面,建立起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官学制度。这套教育制度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因而它只允许也只有贵族子弟能享受到学校教育的权利。尽管当时的教育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为奴隶主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方面,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成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有效工具。直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变革教育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周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有着它自身独特的继承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实际是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教育,把教育权从奴隶主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教育变革是从西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即使到了战国后期,在教学内容上,还有《诗》、《书》、《礼》、《易》等课程。所以,概括地对西周教育作些回顾,有助于加深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

  (一) 学校由国家兴办

  学校由国家兴办,体现了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受教育权的绝对控制,这是奴隶社会教育的一大特点。所谓绝对控制,即不但在学校类别上,而且在入学年龄上,必须严格按照学生本人身份,区别对待。由于尊卑贵贱和地位高低,其差别十分明显。上层贵族的子弟不能与下层贵族子弟在同一等级的学校学习;即便是在同一等级学校学习的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年龄也有种种限制。

  西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建立了学校,可以分为两个等级,或称为两类:一类称为国学,办在王室京畿和诸侯国都。另一类称为乡学,办在郊区乡里。

  《礼纪?学记》指出,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州)有序,国有学。 ①塾、庠、序,都属于乡学,是地方学校;学即国学,是京都学校,也即是中央学校。

  1。国学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王室和诸侯各国所办的小学,其名称和规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办的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诸侯国都的大学,是诸侯之学,由国君直接管理,称为泮宫(或頖宫)。其次,在建筑规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圆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个小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东、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处半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的规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吕思勉曾说: 这是表明辟雍乃天子独家拥有的学校 ,诸侯得杀其制 , 以其半以示诎于天子 ①。

  ① 术学序 ,郑玄注: 术当为遂之误。 毛奇龄在《学校问》中认为术是州字之误.本书采用后者意见。

  国学招收的学生,自元士以上的贵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礼记?王制》说: 凡入学以齿。 郑玄注释: 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 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国学,凡是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入学,毋需再分尊卑等级。其实,这条 入学以齿 中的 齿 字,却很有讲究。恰恰是在这一 齿 字上,严格区分出尊卑贵贱,维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还有迁宗(分支)的规定。在臣属之间,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层层严格的等级关系。这些人的子弟虽然都有资格进入国学,但是 子随父贵 ,在入学的年龄上,也得按照等级差别,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级,其嫡子和余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学的年龄,也要相差两岁。这是奴隶制教育的特殊现象,也正是 齿 字的实际含义。

  贵族子弟入学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15岁升入大学。

  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20岁升入大学。

  嫡子以外的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称众子,15岁始进小学,7年读完小学,23岁升入大学①。

  从入学年龄的差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王太子15岁进入大学时,同年龄的嫡子以外的诸子还刚刚进入小学。这种悬殊的差别,显示了王太子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客观上必然造成的效果是,使等级较低贵族的子弟,从小在思想上就深深留下奴隶主贵族内部存在着森严等级制度的烙印,并确认这是无法转移和变更的,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宗族观念和制度,从而使他们终身维护着奴隶社会的尊尊之法。

  周代国学的设立,除了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在西周早期的一些青铜礼器铭文上,也已见刻铸。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周康王(钊)时期的青铜礼器 盂鼎 和 麦尊 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王太子要进小学学习的事实和康王在大学与诸侯合射的情况。这是西周早期确实建立了国学的最有力证据。

  盂鼎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清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这件重器为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铸,为了感谢康王对他的授封(册命),颂扬王的美德,铸作了用以祭祀盂的祖先南公的宝鼎。这件铜鼎,世称盂鼎,因为当年同出的还有一件小盂鼎,所以此鼎又称大盂鼎。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计291字。铭文记录了康王给盂讲述周代立国的历史和殷商丧国的教训,其中有 女妹(昧)辰又大服,余佳即朕小学,…… 等字句。

  据郭沫若对这段铭文的考释, 昧辰 即童年,是康王说王太子(昭王)幼年曾进小学学习,表明西周王室的王太子是要进小学学习的。①盂鼎铸造年代在康王23年(公元前1056年)。

  ①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 古学制 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①《尚书大传?略说》: (余子)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按西周学制,小学 7年学成,15岁入小学,则应23岁升入大学。

  ①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作者称: 《大盂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当非王自就小学,余疑乃昭王幼年时事,说见《大系》.《大系》即郭沫若所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专释》。

  著名的青铜礼器麦尊,有长篇铭文166字,其中有一段记载: ■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禽,侯乘于赤旗舟从,…….②王即康王。铭文记他在宗周会见诸侯,在丰京与诸侯举行酒祀。第二天,在辟雍,王又同诸侯泛舟合射,王射中水上的大鸿雁。辟雍环水,水域也称灵池、大池,可以泛舟,可以射猎。铭文所记情况都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西周成王、康王之际,政局安宁。《史记?周本纪》称那一段时期 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人们安居乐业,奴隶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王时代的青铜铭文中,出现了小学和辟雍(大学)记载。

  可以相信,当时的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铭文中还能见到有关国学的记载:宣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九代)的师■簋,记有小学: 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事。…… 共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两代)的趞曹鼎,记有射庐: 共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共王时期的■敦,记有宣榭: 丁亥,王格(在)宣榭。…… 懿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三代)的匡卣,记有射庐: 懿王在射庐,作象舞。…… 需要说明的是,从成王到厉王时期,在一些铜器铭文中,除了记有辟雍和泮宫外,还见到 学宫 ①、 射庐 、 宣榭 等名称。这些地方都在大学范围之内,射庐、宣榭是大学的一部分建筑,因此,铭文中提到的这些地方,指的就是在大学。

  西周的学校,既是从事教育的场所,也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往往要在国学中举行。遇有朝见、祭祀献俘等典礼,周天子要到大学来主持仪式或宴会,并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或合射,或乐舞。可见周代的学校机构,常用于官事,所以说官学设于官府之中。西周的铜器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

  国学学生读完大学,谓之 大成.经过官方考核而成绩优秀的,由国家任命为中、高级官员。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学则三代(夏、商、周)共之。 学,指南60)。显然,国学之分为大学和小学的体制,西周是沿袭于殷商,说明教育制度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继承性。

  2。乡学乡学,是招收郊区6乡国人子弟入学的地方学校。根据《周礼》6乡6遂的建制,周代王城和诸侯国都的近郊为乡,设家、比、闾、族、党、州等6乡;远郊为野,设家、邻、里、酂、■、县等6遂。居住在6乡的平民,叫做国人,他们多为士或庶人,他们的子弟有进入乡学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在6遂的都是奴隶,叫做野人。6遂不设学校,因此,奴隶的子弟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②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①见静簋铭文: 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学射。 据郭沫若考释: 史称宣王名静,本铭殆宣王为太子时习艺于学宫时事.杨树达在《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中称: 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

  国人子弟所进的乡学,相当于国学中的小学程度,其学习年限是否规定7年,尚不清楚。至于家塾、党庠、州序怎样衔接,更无史料可查。除了散见于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外,不如国学那样较有系统。目前,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也没有文字资料与之印证。陈梦家曾经根据两片甲骨(《乙》2803和4299)的卜辞,识读其中的 ■ 字可借读作 庠 ,并且认为其意近于 殷曰序 、周曰庠 的庠①。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字的确认尚有不同意见,还待今后的继续考定。与国学比较,能不能说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乡学的记载,就可以断定西周时期不曾设过乡学呢?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孟子?滕文公上》所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国学的设立,已在铜器铭文中见到,并且证实了周代的上层贵族学校确有两级:小学和大学。既然孟子所提到的 学 已为铭文所印证,那么, 周曰庠 ,当也不是虚有其事,我们应该相信当时设有乡学。至于铭文中没有见到记载,这是符合周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实际情况的。在奴隶社会,青铜礼器多为王室贵族铸作。平民没有特殊的军功,不会得到君王赏赐,也根本不可能自铸重器。据目前著录的金文内容,凡是有长篇铭文的,内容多半记载朝廷大事或诸侯的受策命、赏赐等等。铸造者除了君主本人,便是贵族大臣,属于低级官吏或平民者未见一器。而朝见、册命、祭祀的活动,常在辟雍或泮宫中进行,很自然的,铭文中就会提到这些场所。上层贵族子弟不在乡学学习,他们有所活动,也往往在都城并不在乡州。天子或诸侯到学校巡学,也都在国学。凡此种种,铭文中不见有乡学记载,便容易理解了。

  在乡学学习的国人子弟学成后,如果德行道艺都很优秀,经过乡里大夫的考察,可以向负责六乡教化的民政官员司徒荐举,称为 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考定更为优秀者荐举给天子或诸侯,经过认可以后,便能升入大学(辟雍或泮宫),称为 俊士.西周虽然建立了荐举制度,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进入大学的国人子弟,毕竟是少数。

  乡学学成的学生,经过地方官员的考查,成绩优秀的,将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二) 教育内容由国家规定

  在奴隶社会,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语),将祭祀活动和军事战争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所掌握的学校教育,其讲授的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围绕 祀 与 戎 这两件大事,选定有关的内容。祭祀一事在周代,是以祭祀祖先为主,不同于商代的 率民以事神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以事神而佑天下;周室祭祖,求祖先降福,实质上是利用血缘关系把同一宗族及有关氏族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宗法制度。这说明,到了周代,单纯依靠天(神灵)的保佑来强化统治是不易维持的,还得重视人事,加强周人内部的团结,才能巩固政权。当然,周代的祭祀,更加强调仪礼,就在行祭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程式,建立一定的秩序,并且逐渐固定下来,而称之为祭礼。祭祀的对象很多,内容繁复。例如讨伐出征,军队出发,要举行祭祀;凯旋归来,要举行祭祀;甚至献俘、庆功也要举行祭祀。在这类祭祀中,往往配有乐舞,仪礼十分隆重。国学子弟通常要参加仪式,接受祭礼教育。在周代,祭礼教育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 戎 ,这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周代,对外既要有足够的力量防御异族入侵,也要有力量向外扩展;对内则要能够驯服奴隶,制止他们的叛乱。因此,就得有强大而精锐的军事武装力量。国人是主要的兵源,国人的子弟进乡学学习,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至于上层贵族子弟也必须到军队服务,他们不是充当一般的兵卒,至少要担任中、下级军官,也同样要在国学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六艺课程,其中的 射 、 御 ,便是传授射击和驾驶兵车,包括进攻和防御的军事知识技能的主要学科。非常清楚,这些学科都是根据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的要求制定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奴隶社会文武兼备的统治人才。

  在西周的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 文 、 武 两方面的教育学科,只不过国学中门类较多,而乡学中门类极少;在内容上,也还有繁简之别。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1。国学的教育科目在国学中传授的科目,总共分为五大门类,计有: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等。①这些科目,在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怎样安排,缺乏史料记载,其具体要求也无法得知。不过,国学对学生隔年定期的成绩考查和考查内容,却规定得很具体(请参阅下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中《学习考查》一节),可供我们大致了解不同年度对学生学习的不同要求。

  (1)德行德行,即道德品行。具体内容包括三德和三行,合称德行。

  三德,即 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 其实,概括起来只用一句话便能说明:处处事事都做到不违背奴隶主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

  三行,即 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 这是要求学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上,在不同的人际关系能够妥善相处,不产生种种矛盾,便是最完美的品行。

  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需要有一整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维护宗族秩序,保持和巩固团结。德行这一科,正是要求学生从小立德立行的主要课程。

  (2)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六项训练的技能科目,内容繁杂而具体,要求却很高。

  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等五礼。

  吉礼,是指有关祭祀的典礼,主要有祭宗庙、祭社稷、祭天地等。在这些不同的祭典上,有着不同的仪式和活动,学生要学会参加种种不同的仪式和活动的本领。

  凶礼,是指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大致分为 复 (为死者招魂)、 敛(裹尸以后将尸体放入棺材,也叫入敛)、 殡 (即暂时将棺材停放在家中择日待葬)、 葬 (将棺椁运至坟地埋入地下,称出殡下葬)、最后是 服(为死者服丧,表示哀悼)。学生要懂得凶礼的全过程,也能参与其事。当然,服丧情况,需要根据死者与学生的关系,并遵守服丧的有关规定。

  ①五大门类的科目,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和《周礼?春官?宗伯》有关内容综合的。

  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活动。校阅、用兵与军事有关,容易理解。而田猎,即是郊野行猎,与军事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代利用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训练军队作战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仲春时节进行田猎,叫做春蒐,主要用鼓,金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 坐作、进退、疾除、疏数 等阵法和战术。在仲夏时节进行田猎,叫做夏苗,主要训练军队露宿,模拟夜间守备和作战。学生参加军礼,也是实习军事活动。

  宾礼,是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和礼仪,正是对未来官员的准备课程。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时,都要携带珍贵的礼物,如玉帛、兽皮等,贡献给天子,所以又称 朝贡.天子也要用玉帛、珠宝等物回赠诸侯。除此,诸侯还得根据自己的爵位穿戴相应的服饰,手中拿的表明自己身分的礼器,一点都不能错乱。如公执的九寸桓縠,侯执的七寸信珪,伯执的七寸躬珪,子执的五寸縠璧,男执的五寸蒲璧。就连朝见时所站的位置也有区别,公立于东面,侯立于西面,伯、子、男从侯而立。这种种礼节,都要在国学中学会。

  嘉礼,是指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大体上可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把社稷宗庙的祭肉,分赐给同姓之国,表示同享福禄)、贺庆等礼。其中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嘉礼仪式十分繁复,以冠礼为例,加冠的仪式就很复杂。

  古代男子年满20岁,要由他的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冠礼的日子是由父亲占卜(筮)确定的。行礼的日期确定后,要通知为儿子加冠的来宾。到了这天,行冠礼的席位安置在宗庙阼阶(堂前东阶)北端,将加冠的儿子从东堂领出就席,宾客们为他梳头、挽髻、加簪、著■(用于束发的黑帛)。然后,在父亲的主持下,再由已请定的那位宾客十分庄重地为加冠者加冠。开始,戴上缁布冠,表示今后能够治人、治家;再戴上皮弁(一种用白鹿皮缝制成的帽子),表示今后要尽服兵役的义务;最后戴上爵弁(一种形状像冕而无旒的帽子),表示今后有权参加祭礼活动。经过这三加,才完成冠礼。

  五礼为六艺之首,内容繁缛,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奴隶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这些礼节制度,如果不在学校学习并且 进行实习,是不容易掌握的。

  乐有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又称大舞。

  其实,六乐既是舞曲,也包括乐舞的歌词,分别歌颂黄帝、唐尧、虞舜、禹、汤和文武六代历史人物的功德,乃是史诗性的舞蹈音乐。如《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我将》和《臣工之什》中的《武》,便是《大武》舞曲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歌词。前者叙述武王在征伐殷商纣王前,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他们的保佑。后者叙述武王征伐纣王取得了胜利,继承了文王并为其子孙开创了基业。西周时期,每举行重大的庆典,都要有大舞,这也是进入官场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能。贵族官员不一定参加舞列,但至少要能够歌唱,或懂得歌词内容及其意义。

  射有五射。射,指射箭的技术。五射,即指五项射箭的技术,即白矢、参连、剡(Yǎn音眼,锐利)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

  白矢,要求射出的箭能够穿透箭靶,在靶的背后见到箭镞,这需要有强劲的臂力。

  参连,要求接连射出飞箭,即通常所说连珠箭法。这种快捷发箭,使得敌人难以躲避。

  剡注,要求离弦的箭,向着目标水平飞行,速度快,冲力大。这种射法容易射中目标。

  襄尺,要求射箭时姿态正确,拉弦时,肘必须保持平稳,在肘上能够放一杯水。这样射出的箭不会偏离方向,保证射中目标。①井仪,要求四箭连射,射中靶时,箭头分布呈井字,即射在四方形的四角,这样,杀伤力大。

  这五项射艺教学要求很高,训练也很艰苦。周代铜器铭文中曾多次提到在大学内训练射术,周天子也十分重视这项技艺的训练。著名的《静簋》铭文中有两段记述了某年周天子到学宫去亲自监督国学子弟训练射术的情况。

  第一次在6月,王命静(即周宣王)领导贵族子弟习射,并且察看他们学射的技能。第二次是在8月,王又到学宫,主持大家在大池中习射,成绩不错,天子给予奖励。②这些记事虽然简单,但证实了西周学校中确有 射 的学科,并且是一门重要的技能训练学科。

  军事训练的习射与平时在某些仪礼活动中进行的射礼是不相同的。作为射礼,并不要求达到五射的标准。孔子曾提出,在礼乐活动时的射,不要求箭镞都得穿过靶子。所谓 礼射不主皮 ,即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不同于军中的武射。

  御有五御。御是驾驶兵车(战车)。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骑兵,御都是指的驾车。五御,就是五项驾车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贾公彦疏,能达到这五项技能要求,也很不容易。

  鸣和鸾:要求车辆起动时,装在车辕前端衡上的铃(称为鸾)和装在车箱前边轼上的铃(称为和),同时发出锵锵响声,说明起步非常平稳。

  逐水曲:水曲就是水势,水流的方向。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驾车的人能够掌握水流情况,顺着河水流势前进,既快又稳,避免翻车。

  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遇到路障,能够不碰撞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

  平时训练,多半在辕门设障,教练学生驾车。

  舞交衢:衢是大路,交衢是十字路。要求车辆到十字路口,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

  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

  西周时期,两军作战,以车战为主。所以,要求在种种复杂的环境中,能熟练地驾驶兵车。

  书有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声。西周的识字教学,是将汉字的构成分为六书进行的。

  ①五射解释,参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疏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二章,第 106页。 襄尺 ,《周礼》疏为: 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 射艺不同射礼,本书不取其说。

  ②铭文解释,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目前,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经出土的文字实物资料,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帛书、简牍、印玺等,说明当时已广泛使用书面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据统计已见到5000多个单字。到了周代,单字增加更多,写法也繁复起来,有的字笔画多到20多笔。识读和书写这些单字,应该是学校教学中一项必修的课程。在国学和乡学中都有六艺,也都列有 书 的科目。但究竟当时有没有这项教学内容,目前尚有不同说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在青铜铭文中没有习书学书的记载。但是我们从铭文本身演进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以铜器铭文出现时间来说,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最早见于殷商后期。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标明器之氏族的标志,以后逐渐从标志性质转为记人记事,词汇不断丰富,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加。到了西周,长篇巨著已成常例。

  如武王时期的大丰簠,铸铭76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铸铭122字。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铸铭291字,小盂鼎铸铭近400字。三代之际,记事文字发展很快,文体也有很大变化,一般多为策命、赏赐记录,次为训、诰等。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过程,并赏赐利(人名)的情况。

  这是一篇简短而耐读的记事文,全文22字。其中所记灭商的最后战斗过程,只写 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说: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这天晚上就取得了灭商的胜利。实在是一篇难得的精短的文章。1975年,陕西歧山董家村出土的训匜(Yí音移,舀水或盛酒的器具),铸字157字,记载了周王重臣伯杨父处理一件诬告的案子,实际上是一篇最后审理的判决书。这篇判决书,讲事由,叙经过,最后提出处理办法,是一篇叙述有条理的应用文。这些不同的文体,虽然不需贵族王公自己动笔撰写,但是,由臣隶写成以后,王公应该能够全篇识读。因此,子弟们在学校中便不可缺少地要学好 书 这一门艺了。可以推知,国学中,小学以识字为主,大学就要学习读写文章了。史书载, 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是可信的。周太史籀(Zhòu音咒,人名)著大篆15篇,史称《史籀篇》,很可能是当时在小学中使用的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说: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育学童书也。 从铜器铭文的演进情况分析,周代出现识字课本,也当是可信的。

  数有九数。数,包括算术和数学,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等九种运算方法①。这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运算方法,如丈量土地,计算重量,修建防御工程的材料配置等。有的内容,如方程、盈不足、勾股的运算,与现代数学的代数、几何相似。

  西周规定,六岁儿童就要学习简单的数数。《礼记?内则》记载: 6年教之以数与方名。……9年教之数日。10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计即筹算,小学便开始学习简单运算。传说,《周髀算经》已作为学校教材,这虽难以断定,但计算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应早在西周以前便进行了。甲骨文的学 字,简单的写法为爻。爻最初表示算筹交错,意作数目概念。

  这可以理解为,由于最初的学习是从记数入手,所以把爻转意为学。周时儿童入学要学 数 ,这是可信的。至于数有九数,甚至包括方程、勾股,目前尚缺乏证实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①《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到东汉时,才有人给九数注出 方田、粟米、差分、少广…… 等九项。

  (3)六仪

  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 礼 的种种规定和内容,演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六仪,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

  西周的贵族官员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参加祭祀、宴会、朝聘、出征等活动时,他们的举止行动都要符合规定的一套进退礼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允许有一点差错,不然就是有失仪态,有失身份,就是无礼。这方面真是繁文缛节,十分复杂。春秋时期,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善的国家。连孔子到周公庙,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发问,以免有所差错。有人不理解说: 谁说叔梁纥的儿子很懂得礼呢?他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一一向别人请教。 孔子听到了这话,解释道: 我这样做,正是有礼呀! 鲁国太庙的仪礼如此繁杂,周室之六仪,条条框框更是可想而知。这是国学中一门繁重的科目。

  (4)三乐三乐,指乐德、乐语和乐舞。乐在西周学校中是一门主科。

  乐德之教,在于运用艺术的感染力量,陶冶性情,修养情操,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乐语之教,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飨饮酒礼、庆功贺节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歌曲。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

  乐舞之教,在于训练学生能与乐曲配合,既能歌又能舞,培养学生的多种艺术才能。

  礼与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礼记?文王世子》说得很中肯: 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 将礼教寓于乐教之中,学生容易接受,对提高修养,懂得礼节都有积极效果。《礼记?乐记》说得更深一层,进行三乐教育,就是要 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从乐舞和歌曲声中,使人们很自然接受奴隶社会的种种礼尚和道德。因此,这也可以称为形象的教育。

  (5)小舞小舞,有6种舞蹈,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

  旄舞、羽舞和皇舞,舞者要执羽毛而舞,或者用羽毛装饰而舞。

  旄舞,舞者要抡■牛的尾而舞。

  干舞,舞者要执兵器而舞,也叫兵舞。

  人舞,舞者不执道具,以手袖舞动。

  据《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这些舞蹈,用于祭社稷、宗庙、四方、辟雍(天地)、兵事和星辰。小舞是向年幼学生传授的舞蹈,20岁以后才学大舞。前者只训练舞蹈步伐动作和队列,后者要求掌握歌词乐曲。

  综括上述的五大门类学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周国学很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这也是周室百年来遵循的立国国策,进而成为周代的教育传统。当然,所以形成教育上的传统,是因为接受了历史上血的教训。周武王灭商后,将殷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为殷君,仍旧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武王死时,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庚公开叛周。待平定武庚和东征以后,周初分封诸侯时,成王就将商奄(今山东省曲阜)故墟,赐给周公旦长子伯禽,并封他为鲁公。据《说苑?君道》记载,伯禽受封时,成王告诫他说: 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既成威德,民亲以服。 武王的这番话,说明王室的巩固,一定要重视文武俱行,这是立国之本。进而,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文武和德威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后备贵族官僚培养的目标。

  2。乡学的教育科目乡学中传授的学科,只有德行和六艺两门,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学简单得多。(1)德行乡学中讲授的德行,其教育目的与国学相同,要求学生立德立行,符合贵族内部的道德品行和行为规范。

  德有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

  知,在于教育学生明事达理,不轻举妄动。

  仁,在于教育学生能够爱人,内善于心而外及于物。

  圣,在于教育学生善于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并且有预见性。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在事先能及早掌握。

  义,在于教育学生处理种种事物,能够把握适度,当机立断,抓住最佳的时机。

  忠,在于教育学生能够表里一致,忠诚老实,对国君顺从,这是奴隶社会要求国人最基本的做人态度。

  和,在于教育学生为人不刚不柔,既不倔强固执,盛气凌人;也不优柔寡断,无所适从。

  行有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这是作为六德的行为补充。六德偏重于思想教育,着力于认识;六行则偏重于行为教育,着力于实践。

  六行的具体要求是:孝敬父母,兄弟友好,和睦九族(直系亲属为:曾、祖、父、己、子、孙、曾、玄之九代;旁系亲属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善结外亲,朋友信任和恤赈忧贫。(2)六艺六艺的内容与要求基本上和国学所传授的相同,也为礼、乐、射、御、书、数。不过,在学习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如 礼 ,国学所教为 五礼 ,包括吉、凶、军、宾、嘉,而乡学所教的名为 六礼 ,却是冠、婚、丧、祭、飨、相见六个方面,多半着重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乡学中所传授的两门学科,一门重于品德培养,一门重于技能训练,似乎不强调乐舞。这是因为乡学学生,都是国人(即平民)子弟,不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毋需学习在一些隆重典礼上施行的种种仪礼。他们学成后,将是国家的兵源,因而在各种技能中,军事技能的训练,才是最为重视的。

  附带要提出的是,西周时期,纵令是贵族的女子,也没有入学资格,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据《周礼?内则》记载,女子到了10岁,就得留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如学习说话,和气顺从,会修饰美容,善于听命依嘱等。并且她们还要学习执麻枲(Xǐ音喜,大麻的雄株),治丝茧,能够用丝、麻、毛等编织绦和绶带,能纺织缝纫,制作衣裳等。这些所谓女事,古时称为妇功。妇功的好坏,也是作为女子有否家教的一个衡量标准。

  (三) 教师都是国家官吏

  西周的学校,全由国家开办,教师也都由国家政府官吏担任,官师合一。

  所以,学校称为官学,教师称为官师。官师担任的教学职务,一般都与其所任命的官职相符。例如乐师,他们在宫廷祭典活动需要配合乐舞时,负责组织、排练、指挥乐队,因此,他们在国学中担任小舞教学。但是,也有例外,如师氏,他是带兵守卫国门的武官,却负有 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诏告于王 的任务,①在国学中执教德行,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在国学中担任教学的官师,都是兼任的现任官吏,没有专任教师。在乡学中任教的官师,有兼任也有专职的。兼任的是现任的地方官吏,专职的是由曾经做过低级官吏现已退休回乡的大夫和士担任。

  1。国学和乡学的教师根据《周礼》中的《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记载,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中的教师情况,大致如下:国学教师,在古文献中没有将他们清楚地区分为大学和小学职别,统称之 教国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成均是古代大学又一名称),管理大学的学政,他也担任三乐的教学。遇到国家重大事件,按照惯例,如需要举行大型舞蹈,他还负责从国子中挑选优秀者去演出乐舞。

  师氏,除以三德教国子外,因为他还 掌国中、失之事.所以,在国学中,他讲解国事,将历史上曾经在礼仪方面做得好的经验(即中礼)和做得差的教训(即失礼)教给国子。

  保氏,负责向国子传授六艺和六仪。保氏和师氏一样同是武官,负责守卫王闱,即宫内巷门的警戒。

  乐师,负责教国子小舞。凡遇到国之小事①,要用乐舞时,则由乐师负责组织。周天子祭祀宗庙后,撤去祭品、祭器时,叫做 彻.此时乐师要带领国子唱《雍》的乐歌,叫做 歌彻.《诗经?周颂?臣工之什》中载有《雍》一首,是 彻 的唱词。

  大胥,掌国子之版,以待致诸子,就是管理国子的学籍簿册。如登记学习乐舞优秀的学生,必要时,便召集他们参加盛会演出。他是大司乐的教学助手,负责训练国子在大舞中的步调和安排出入程序等。遇到宗庙之祭,大胥要击鼓召集国子,从中挑选优秀者去表演乐舞。

  小胥,掌国子之征令而比之,觵(gōng,音公)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就是每当大胥召集国子练习乐舞时,小胥负责察看国子集合和学习态度。发现有人迟到时,要给以处罚;练习乐舞时发现有人怠慢,也会被小胥抽上几鞭,督促学生认真练习。

  乡学教师的教学职务,没有国学教师那样分工明确。

  大司徒,掌施十二教,范围广泛。如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等等。并且 以三物教万民.三物即六德、六行和六艺。因为大司徒是六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负责教育乡民的同时,也担任乡学教学。

  ①参见《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贾公彦疏。

  ① 国之小事 ,见《周礼?春官宗伯?乐师》: 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

  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

  父师,70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大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少师,70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庠、序都属于乡学。州长、党正都是地方官吏,很可能在乡学中也担任教学,这是根据各人担负的行政职务比照国家教师情况推知的。至于其他如籥师,教国子舞羽吹籥等,因过于细琐,没有列入。

  2。西周学官世代相袭奴隶社会,推行世袭官制。学官由官吏兼任,自然也是世代相袭的。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

  1974年12月,在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有西周中、晚两个时期的器物7件。其中的师■鼎、即簋和师丞钟三件礼器,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与晚清以来著录的师望鼎属于同一家族。它们的辈分排列是:师■鼎、师望鼎、即簋和师丞钟。师■、师望、即和师丞是相继连续的四世。

  李学勤认为师■一家世代为 师.①■、望、丞三人的名字前面都冠有师字,说明他们的职务相当于《周礼》中的师氏。即的名字前面,虽然没有出现 师字,但是在铭文中记录周王赏赐他的物品和师■鼎所记相同,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同样是师。师■这个人曾经引导穆王改正他犯过的错误,使穆王乐德。因为穆王没有任何理由便远征犬戎,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对的,穆王成了一个失德的君主。师■劝告他要善道。在西周,对王的劝谏正是师氏的职责,所谓 掌以媺(Měi音美,使物美善)诏王.师氏在国学中,也以三德、三行教国子。文献所载与鼎铭相符。

  师■自称为 伯大师 的 小子 ,师望也自称为 大师小子师望.李学勤根据两器的铭文,考定师■所称的 伯大师 ,是他的父亲虢季;师望所称的大师 ,是他的父亲■。伯大师也就是大师,相当于通掌国学的大司乐,是学政方面师氏的上级。

  虢季是昭王时人,■是穆王、共王(孝王)时人,望是懿王、孝王时人。

  按年代推知,当虢季担任掌管国学的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师氏;以后,当■升任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了师氏。祖孙三代,逐代递升,由此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学官一职,也是代代相继的世袭的职务。

  (四)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

  西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了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保证培养学生成为奴隶社会合格的统治阶级后备人才。这些办法,分为学习考查和奖励惩罚两大部分。

  1。对学生的学习考查西周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查,都是隔年举行的。据文献记载,考查的内容偏重在道德品行方面,而且规定得很为具体。

  学习一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 离经辨志 能力。离经,指对于经文能顺句读断,又能分析文理辞意;辨志,则要求学习经文后,能够总结对经文的哪些内容体会深刻,感到兴趣。

  ①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及《师■鼎剩义》,两文均载《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学习三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 敬业乐群 情况。敬业,指十分重视学业,学习态度端正,能够专心致志努力钻研。乐群,指能够适应集体学习生活,能够主动积极地与同伴们切磋学问,共同进步。学生在校切实做到敬业乐群,这是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保证。

  学习五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 博习亲师 情况,博习,要求学生在学业上能够广博多闻,这是衡量学生自学能力强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不能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与老师亲近,接受老师的教导。这也是检验学生的虚心向学,争取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七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 论学取友 情况。这是要求学生在研讨学业的基础上,能够善于选择志同道合的学友。论学,即能够与同学一起相互学习,辩论是非。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说明在学习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后再察看他所选择的学友,是不是能够从品德才学上去考虑。

  学完七年,也就完成了小学学习阶段,谓之 小成.通过考查,学业符合要求,便升入大学。

  学习九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 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类通达,指在学习上能够熟练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并且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强立而不反,指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再违反师长们的教诲。

  学完大学,谓之 大成.乡学的考查情况,文献没有记载,推测可能与国学的小学阶段考查要求差不多,从党、州长到大司徒官员的设置,以及 选士俊士 等推荐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肯定,乡学的学习考查也是相当严格的。有了考查,在乡学学习的学生,才能评出成绩优秀者;经过乡大夫荐举给大司徒,再经大司徒挑选上报给天子或诸侯,便可升入大学。

  2。学习奖惩西周学校的考查,是同奖惩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考查得到通过,国家给以奖励;考查没有通过,则要给以适当教育。经过教育而仍不见效果,甚至不服管教,便要给以严厉的惩罚。

  奖励有两种:一是升级升学,一是授官受禄。

  在小学学习,通过隔年考查,学满七年,成绩优秀者,便能直接升入大学。乡学学生,经过推荐,也能升入大学。

  在大学深造后,由天子或诸侯任命为官,颁发官禄。乡学学成后,由地方政府授以官吏。不过,后者还是以服兵役为多数。

  惩罚也有两种:轻者体罚,重者开除。

  学生在校,不能很好学习或者犯了错误,如习舞时,怠慢涣散,教师可随时进行体罚,所谓 扑作教刑。 扑是戒尺、鞭棒之类,用以鞭挞学生,作为管理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

  如果学生不服管教,经过一再教育,还是不改正错误,那么,不论在乡学或在国学,最后都要开除,并且遣送远方, 终身不齿 ,即永远不再录用他们了。

  在乡学,遇有不服管教的学生,先由乡大夫提名上报,由上级选定一个合适的日子,把乡里的耆老请到学校来,为不服管教的学生举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这是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射礼以尚武精神教人守纪服德;乡饮酒礼要饮 元酒 ,教人不忘古人先世创业之艰辛。进行这种活动时,还特地邀请学习优秀并已被荐举为选士的学友,回到学校为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充当服务生。通常,能够参加这些礼仪的服务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誉。选士们的行为示范,可以激励那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改过奋进,成为遵守纪律,服从和尊敬长者的好学生。经过感化教育,仍不见效果,便要改变其学习环境,将原来在右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左乡的乡学去,原来在左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右乡的乡学去。然后,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再进行一次感化教育。如果依旧不见效果,便要把犯错误的学生转送到郊外,同样再举行射礼和乡饮酒礼进行感化教育。如果学生还是不服管教,就得送到郊野奴隶居住的地区,由遂大夫主持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感化教育了。如果学生还是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学校只有开除他们,由政府将他们遣送远方,而且 终身不齿.在国学,遇到不服管教的学生,其处理过程,较之乡学要慎重得多。国子在大学学成毕业之际,由小胥、大胥和小乐正将学生中不服管教者,上报给大乐正(即大司正),再由大乐正上报给天子。于是,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到学校去,一方面重新审查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同时也要给他们习礼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经过教育,如果不见效果,周天子就得亲自过问,到学校去考察学生情况。同样,再给学生一次习礼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最后感化改造他们。若是学生仍旧无动于衷,继续不服管教,周天子便要三天 不举 ,即三天内停止杀牲并不设盛馔,表示对不服管教的学生感到不满和遗憾。然后开除学生,将他们遣送到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也是 终身不齿 ,永远不能再返回家乡了。

  这种奖励和惩罚的做法,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奴隶社会的国家教育宗旨:凡是能够接受学校教育,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就有机会被国家选用,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吏;如果学习成绩不佳,还不服管教,没有培养前途者,不但取消将来被任命为官的资格,而且还开除学籍并迁送远方,永远不再录用。

  西周时期的这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奖惩办法,是适应奴隶制度的需要的,它为奴隶制国家政权培养大批各级管理人材,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西周奴隶制的教育制度,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阶级为了富国强兵和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培养出新型的人材,对西周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之所以在这一章重点对西周的教育进行介绍,就是为了使读者在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为什么要变革;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以及哪些方面对西周教育行之有效的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模式。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

  西周是奴隶制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始终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宗族制度为宗旨,以传授宣扬等级森严、尊贵卑贱的礼乐为中心。总之,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阶级各级管理人才服务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之间不仅兼并争霸,而且对王室也越来越分庭抗礼。原来由周天子强行建立的一套唯天子独尊的礼乐制度,随着控制力量的削弱,也逐渐出现礼崩乐衰的局面,这也必然影响到西周的教育实施。最明显的是奴隶制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周室政权软弱,财力枯竭,与宗周时期已非同日而语。因此学校不易维持,造成学官四散,导致学术下移,而私学兴起。春秋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政权,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及至战国晚期,周代教育的种种措施,从制度到内容都作了彻底的变革,逐渐完成向封建制教育的过渡。这种变革,既与奴隶社会的解体有关,也同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教育提出新的相应的要求有关。

  (一) 王室的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代官学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自然是王室的不支,造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的局面。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自东周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甚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重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周平王迁都洛邑,表面上还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诸侯贵族并不顺从,还向王室争权夺利。如东周初,天子还占有土地约600里。可是为了拉拢诸侯,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往往要拿土地赐给立功诸侯,或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为采邑。有时,一些诸侯借着某种理由威胁王室,侵夺、强索王室土地,就连外方民族,如戎族也乘机占领王室土地。东周王室土地被侵占,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和庶民被一同转移,人口相应也减少了。这些,严重地影响了谷物农产品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征召,周天子的财源一再枯竭。

  其次,各诸侯国既然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他们也就不再严格遵守朝聘的义务,这又是王室收入的另一重大损失。

  朝 ,是指诸侯按规定的期限进京拜见天子的一种礼节。 聘 ,是指诸侯不能亲自朝见天子,派遣使者入朝。商代规定诸侯五年一朝。周代则根据各诸侯国都城距天子京都的远近,规定朝聘期限。凡距京都1500里以内的国家,每年朝见一次;1500里以外的,每远500里,便延长一年期限。到了朝见的年限,如果诸侯不进京朝聘,便认为 大不敬 ,要受到天子和其他诸侯国的讨伐。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诸侯的不按期朝聘,是作为周天子对诸侯国征伐的一项重要理由。朝聘天子时,诸侯除了述职外,还要携带玉帛、兽皮、珍玩以及本地区的土特产等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 朝贡.春秋初期,诸侯逐渐强大,对于日见衰弱的周王室表现出藐视不敬和傲慢态度,最明显的就是经常不按期限朝见天子,甚至数年不进京一次。到后来,不但诸侯自己不愿去朝见天子,连派遣使节也不再敷衍了。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为亲近。在春秋时期,鲁君朝见天子也不过3次,鲁大夫聘周也不过4次,其他国家的朝贡就可想而知了。

  周天子在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的同时,又严重地短少了 朝贡 ,因此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养不活大大小小众多的官员,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

  王室统治集团的内讧,也是失官的另一个原因。内讧主要是争夺王位。

  如周景王死后,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因为周惠王与王子颓,周襄王与大叔带先后两次发生王位之争,为了逃避京城内的乱动,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天子失官,为什么会连带出现 学在四夷 呢?

  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他们的出走,也随身带走了自身学得的文化学术。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记载,王子朝失败以后,一批人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仅此一举,便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楚国,推动了楚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再如司马迁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是在周室掌握周史的。他到了晋国,必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何况,司马氏到晋国以后,他的子弟又再分散卫国、赵国和秦国,文化学术的传播就远远超出了晋国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子失官,就是周王室失去了人才。

  《论语?微子》记录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东周时期,天子连身边的乐师也留不住,而分散到各国。孔子曾说,周王室的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室走出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在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此处指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海边。这些人的走出,同样会将周乐传到各诸侯国。1978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其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之乐相媲美。曾侯如此,其他大国更当过之了。

  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曾建议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 五官技 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①他说,懂诗的人,可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有了这五种有技艺的官,便能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如懂 诗 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以免出现差错。懂 时 的官,提前说明情况,以免错过时机。懂 春秋 的官,远占得失,作为前车之鉴。懂 出行的官,指点道路,免得弄错方向。懂 易 的官,预测祸福吉凶,以免发生错乱。吕思勉认为管仲提出的建议,正是 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 ②。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春秋初期已经散传到民间了。

  到了春秋中期(公元前525年),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27岁,他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 少皞氏 ?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道: 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学已散在四夷,王室自然不能再垄断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私学得以兴起。

  (二) 各诸侯国不再维护王室官学

  春秋开始,奴隶社会的体制逐渐向封建社会的体制转变,作为奴隶制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步瓦解,陈旧的宗法制度失去了控制力量。各诸侯国之间,强侵弱,大欺小,兼并日益剧烈。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史记?太史公自序》),各国诸侯早置周天子的礼制于不顾,王室的那套官学教育,更不被他们所重视了。春秋以后的各诸侯国,真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教了。

  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周代的学制体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天子京都和诸侯国都,乡学设在城郊六乡。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等,每占领扩大了新地区以后,他们不再依照西周原来行政建制管理,废除了国野、都鄙之制,不再分封子弟功臣,而是设县治理,以县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原奴隶主国家管理体制动摇了以后,必然影响到学校的设置。事实上,土地的大量兼并,原来划分的乡遂难以按照原样维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状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

  春秋初期,管仲帮助齐桓公治政,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不允许他们随便迁徙和杂处,而要求他们教育好自己子弟。如对于士,则 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能做到这样,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对于农、工、商的子弟,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内容,由其父兄负责。这也是为了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使专业手艺后继有人,保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①管仲的建议,见《管子?山权数》。

  ②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

  其次,变更了人才需求的渠道。

  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是培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渠道。虽然当时执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制,但是公卿大夫的子弟仍需要进官学学习,以取得官学考查认可,因为,在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都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需。这种培养方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已不合乎时代潮流,他们不再需要只会依靠森严等级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的旧式人才了,他们要求能适应新形式的新一代管理人才。这些人才自然不是周代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家几乎都撇开了官学,而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求人才,这也迫使教育必须变革。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霸主,正是他不拘泥于官学教育,不拘泥于世袭制度,善于启用人才。他重用管仲,不嫌管仲出身低微,曾替人家做过买卖,甚至不考虑管仲曾经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而任命他为相。

  齐桓公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对西周官学的一种否定,对西周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立,执政无常。齐国大夫鲍叔牙感到国家要乱,便怂恿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逃到莒国,管仲则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鲁国的公孙无知杀死襄公,齐人又杀了无知。本来,准备迎接公子纠回国为君,可是鲁国不放。于是,公子小白从莒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立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年,鲁国伐齐,与齐桓公战于乾时(今山东临淄东南)。管仲也参加了战斗,他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国打胜了,公子纠被齐国押回杀死,管仲则被囚在鲁国。管仲小时候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家贫母老,常常得到鲍叔牙的济助。鲍叔牙为了振兴齐国,特意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开始,齐桓公忌恨管仲替公子纠出力,还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但终因人才难得,被鲍叔牙说服。但是,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鲁国大夫施伯是一位善谋家,如果他知道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交还。

  鲍叔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齐桓公说: 我们可以派人向鲁庄公疏通。就说齐国国君的叛臣管仲现在囚在鲁国,齐桓公要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以为儆戒。讲明了原因,鲁国会把管仲交给我们的。 齐桓公便依鲍叔牙之计,派人到鲁国去,嘱咐他一定要按鲍叔牙所说的向鲁庄公交涉。使者到了鲁国,庄公把齐桓公要求押回管仲的事告诉施伯大夫。施伯说: 我想齐国不会这么傻,他们一定是要器用管仲的!管仲是天下最有才干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能逞强于天下。如果我们把管仲放回齐国,那么,鲁国便要长期受到威胁了。 庄公听完施伯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施伯主张先将管仲杀了,再把管仲的尸体还给齐国。齐国的使者得知这一信息,赶忙向庄公要求说: 我国国君就是要把管仲亲自杀戮,以报一箭之仇。如果交还的是管仲的尸体,还要派我来干什么呢?无论如何,请把活的管仲交给我押回齐国。 结果,庄公没有坚持施伯杀死管仲的建议,却将管仲捆绑以后交给使者带回。管仲一到齐国,齐桓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以礼遇相待。齐桓公如此诚意纳贤,是因为他看中了管仲的五大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fú音浮,鼓槌)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史记?管晏列传》所记管仲 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样的才能,西周官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从齐桓公求得管仲的事例可以看出,诸侯们已放弃了西周时期培养人才的选士、俊士、造士等做法。随着旧的政治的变革,影响到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这类人才的谋求,必然要突破旧时代的教育传统,这就有春秋战国时期广纳贤才的风尚,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第三,摒弃了官学僵化的教材,采用实用学科。

  西周官学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官学中传授的学科内容已脱离实际,僵化无用。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祀 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到了春秋时期,宗族制度已难以维持,宗法制度已毫无约束力。宗族也好,宗法也好,都要依靠种种 祭祀 繁杂的礼仪加以维系。西周宗室所利用的血缘关系,到了东周时期已逐渐松弛,甚至破坏。因此,用以维系宗族制度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就随之要加以改变,这也是促使教育变革的原因。

  诸侯对西周传统的国学,已不感兴趣。原来公、卿的子弟都应该进国学学习。但是,从春秋初期起,一些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不将自己的公子送进国学,而是聘请师傅,在宫廷中给公子传授知识。诸侯称王以后,便将公子改称太子。有时国君还要询问师傅们的教学情况。如春秋中期,楚庄王请士亹为太子箴傅,另外还向申叔时请教有关教学的内容。申叔时提出的科目内容,已与西周国学所教的三德三行,六仪三乐完全不同了。

  申叔时提出的教学内容,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内容切合实际,共列为九门:《春秋》,当时各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楚也有《楚国春秋》,记录楚国的历史,教之使人从善而厌恶,并懂得约束自己。

  《世》,这是楚国先王的世系,教之使人知道哪些先祖明德,哪些先祖愚昧,使之明白应该精励图治,警惕昏乱废世。

  《诗》,在孔子重订后和《诗经》里,没有明确标出楚国的诗篇,但这不等于说楚国没有 诗 ,没有民间歌谣。其实,《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召南》所采集的诗的地域,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一带。这个地域内,就包括有楚国。楚国在春秋以后,文化迅速发展,应该有诗。《召南》中有歌颂功臣的诗,有讽刺国君的诗,有咒骂官吏残害人民的诗,也有民间欢舞娱乐的诗,教之使人导广显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做事。当然,《诗》也包括西周时期人们歌颂成汤、文武功绩的一些赞美诗篇,以励其志。《礼》,这时的《礼》已不完全是周礼。春秋初期,各诸侯国逐渐都不服从周室的朝聘制度,再侈谈周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礼,当有楚国自己制订并遵守的礼,教之使人知道 上下之则.则,即是法,守礼与守法联系起来,有着强制性质。把守法的观念融合到守礼的行为中去,已不是西周那样单纯的 尊尊之礼 了。

  《乐》,西周的乐,偏重于祭祀和国事。春秋时期,周乐渐衰。楚国之乐,已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到移风易俗,荡涤邪秽的作用。教之使人趋向风雅,避开邪秽,陶冶情操,行为谨慎。

  《令》,令指先王颁布的法令,如同现时的法规条例。周有天子之法,各国也有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法令。教之《令》,使人掌握国家的法禁,监督百官的事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语》,指先王治国时讲过的精语警词。这些语词,总结了过去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西周国学中所传授的 乐语.《故志》,记载西周包括其他诸侯国家的成败之书,不限于楚国历史上的成败。读这样的书,使人了解国家之所以兴废的原因,从中警醒自己,不犯错误。

  《训典》,五帝先王之书,内容多为典章制度。《左传?文公三年》: 告之训典,教之防利.知道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能守本份,不贪多求。

  这些就是楚国太子学习的内容。把《春秋》、《世》列于《诗》、《礼》之前,非常实用。既扩大视野,又能深知历史的演进,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培养治国能力。春秋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清除,虽然诸侯各自为教,也不是完全创新,诸侯不再强调西周的立德立行教育,但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仍在起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各诸侯还加以利用。如齐桓公称霸,就是打着 尊王攘夷 的旗号。所尊的是周天子,但却又连续灭掉了西周分封的谭、遂等小国。齐桓公的做法,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再如,鲁僖公(公元前659- 前627年)的 修泮宫 ;公元前542年,郑相子产的 不毁乡学 ,也是继续维持旧的学校教育制度。可见,旧的教育传统在较短的时期,是难以完全改变的。一直到战国时代,由于私学盛行,西周旧的学校教育残痕才得到彻底清除。

  (三) 士的崛起增强了变革的实力

  士在西周,虽然也列在贵族行列,但是属于下层,地位很低。所谓人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僚、仆、台。士是贵族等级最低的一级,在士的下边,便是庶人和奴隶了。士作为一个固定的等级是无法变更的,可是,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却很复杂,陆续加入的人数愈来愈多,有些是从上层贵族子弟中 分离 出来下降为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如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都没有资格继承父辈爵位,除非因为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否则,只能降到士这一等级。

  士的嫡长子可以继承为士,其庶子别支则下降为庶人。而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又能通过选士和贡士,晋升为士,这是由庶人上升的士。

  士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禄田的微薄收入。所谓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①士所赖以为生的小块禄田,不易维持生活,多数人以充当武士为业。即使在官府干点差使,无非是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一些职事官。春秋开始被齐桓王重用为相的管仲,原系姬姓贵族后裔。《史记?管晏列传》说他少时贫困,由于周室衰落,没落为士。孔子年轻时也是一个士,就曾经在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要依附于比他高一级的大夫,作为大夫采邑的管理人员,有时还被人歧视。

  ①《国语?晋语四》。

  春秋时期,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变化中,王室土地一再被诸侯强索,小国相继被大国吞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再遭到破坏。士所得到的一小块禄田越来越靠不住。他们所充当的职事官,也因局势变幻,常遭丧职,唯有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另谋生路。士的本身因此不断分化,活动范围却越来越广,有的士交王侯,有的士结氓隶,在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成为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养士之风渐起,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士们也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治国取得成效后,诸侯各国从中认识到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的利害关系,争相养士用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西周青铜器中,几乎没有见到记载 士 的活动,更不见有 庶人 参与宴会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了 士 与 庶人 ,并且很得公卿的看重,足证士这一阶层的地位,确实有了提高。

  《邾公钟》记: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

  自作龢钟……以匽(宴)大夫,以喜诸士。…… 《邾公华钟》记: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用铸龢钟。……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 ①邾国的贵族选用最好的铜质铸造乐器,在宴会上演奏, 以喜诸士 , 以宴士、庶子 ,这在西周铜器铭文上实难见到,而在春秋时期,竟也在礼器铭文中占一位置。这不能不承认,士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里,起到了一定作用。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度的观念还没有被彻底冲破,即便养士用士,初起也还受到 举不失亲 传统影响。齐桓公开始用士,虽然公开宣称 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但是,他使用 三选法 所选中的 匹夫 ,只限于乡人,实际上仍是过去的国人,而国人原是属支系较远的贵族。如齐桓公所养游士80人, 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其中有隰明、宾胥无、戚宁等,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西周时期,国人以上才有受教育权。而春秋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来不及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只得从奴隶主贵族子弟中选用人才。

  随着郡县制的推广,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各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一般都不能世袭了。机构的改变,职务的更动,需要补充新的人员,除了使用旧日的士,还必须着手育士,培养新生力量。教育变革便应运而起。

  官学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利用官学毕竟 育士 有限。私学的兴起,承担了这方面的历史任务。因此,当私学一经出现,立即得到支持并迅速发展。

  这时四处寻求谋生之路的士们,成了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保证了创办私学的师资力量。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人数总达三千。在这些弟子中,不少人 贫且贱 ,没有社会地位。如子思,住的是狭小的茅屋,门扇用蓬蒿编成,门枢用桑树的枝干做成,窗口用破瓮堵塞,屋内用挂着的粗布帘隔成两间;雨天,房屋漏,地下湿,简直不能住人。再如曾参,家里也很穷,冬天御寒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十年不曾添制过新衣。他面色虚肿,常常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盖。

  也就是这些学生,学成以后,很多人被公室或私门所用所养,进入了新兴士人的行列。

  ①郭沫若:《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私学兴起,在造就人才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担任私学的老师,也发表了种种尚贤、举贤的见解,推动了诸侯重视和选用人才,使教育直接为社会变革服务。因此,西周那一套过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孔子提出 举贤才 的主张,是对尚贤、举贤时仍不放弃 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的旧传统的批判。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勇敢地坚持 有教无类 ,正是对旧教育传统的有力抨击。战国初期,墨子讲得更为透彻,即国家有了贤良之士,就能强国富民。在《墨子?尚贤上》中,他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古者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

  可是,在一些国家中,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其原因就在于 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说,能够召纳大量贤良之士的国家,政权必定巩固。贤良之士较少的国家,政权一定不稳。可见国家的强弱,与善于发挥贤良人士的才能有直接关系。墨子也同孔子一样,反对旧时的用人传统,主张对那些虽然处在农与工肆的人,只要他们真有才干,应当加以器用。

  孔子和墨子,在私学兴起之时,是两门显学。他们的闻名,不仅仅在于学术和教学,也在于他们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培养了有用的人才。

  以后,孟子主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更加清楚地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并要为士人开辟广阔的仕途。在客观上,也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发展道路。因为大量的人才,还得依靠私学的教育和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士最初分文士与武士。战国时期,文士情况复杂起来,有所谓 游说之士 、 法术之士 、 有方之士 、 智能之士 等等。

  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士是以做大官、取富贵为目的,如苏秦、张仪。他们替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却不兴教育,无助于学术下移,对教育改革没有起什么作用。另一类是有志于传道的文士,他们多数人也不免谋求仕途,但总的说来,这类文士是属于学者或教育家,如儒家、墨家。他们一方面将文化学术传播到民间,著书立说,培养了许多庶人学者;另一方面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封建社会教育学的基础。

  士的崛起,增强了教育变革的实力。而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大批文士,成了这时期教育变革的主力。

  (四) 社会生产发展推动了变革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密切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考古学资料,铁已见于商代。西周时已能使用锻铁,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应用,属于一种珍贵的金属。到了春秋时代,冶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能大量生产铸铁,并且开始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他说,如果美金(铜)多了,铸剑戟, 试诸狗马 ,恶金(铁)多了,铸锄斧, 试诸壤土.当时,齐国也有了专门监制、推销铁器的官员,叫做铁官,他们讲解使用铁器的效益,推销由官家作坊制成的铁器,为国家增加收入。管仲又向齐桓公介绍了铁官十分精明的理财办法。他很有启发地列举了一段理财之道,从侧面说明了铁器使用确很普遍:每一女必须有一枚鍼(针)和一把剪刀,才能做她的妇功;每一个耕者总得有一张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才能完成他的耕作;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工匠总得有一把斧,一把锯,一把锥和一柄凿,才能完成他的作业。如果缺少这些工具而能完成各人要做的事情,天下决无此理。

  铁官在推销这些工具的时候,把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个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就等于一个人交纳的人口税,别的铁器价格都照这样的标准加价,那么只要人们都能动手干活,增加的这点税收就没有负担不了的。①管仲所说的是理财之道,其中提到的耕者要备犁、备铧、备大锄,据此可以认为当时已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加速扩大。私田的大量增加,意味着私人所有的财富不断增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受到严重破坏,贵族地主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豪富起来。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易于取得,民间出现了私营的铸造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实用工具方面,几乎替代了铜器。从战国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制遗物来看,品种很多。 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器等,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鍤、铲、锸、镰、锄、耙和掐刀(爪镰);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凿、刀、削、锉、锤、锥、钻、针;武器和装备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此外,还有用作棺钉和刑具的,等等。铁器,到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了②。生产工具的大量供应,促进了制作业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又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兴起。如郑国商人的足迹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越国的大夫范蠡,协助勾践复国后,不愿担任勾践加封的高官而去经商。他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殷富商人,号称 陶朱公.经商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人才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并且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的才三百丈,小的仅百把丈。邑中居民,一般最多是千家上下,普遍是百家,最少才十家。战国时代,却出现了许多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郡县制度逐渐确立,郡下设县,小郡十几县,大郡三十多县,集中了很可观的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齐国国都临淄,有7万户居民,可以出兵21万。①城市拥挤热闹,街道上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史记?苏秦列传》)这些都市既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聚居的地方。都市客观上也为官府、豪门、富商所好的养士之风,提供了生活和物质条件。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吕不韦等,都养士达数千人。著名学者也往往带着弟子到那里去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如荀子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公孙龙带门人依附于平原君。所以,养士之家,对于繁荣学术,发展教育也有所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正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变革。

  ①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关于征收人口税的一段话,见《管子?海王》。

  ②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 2期。

  ①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第 46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铁之类的金属容易购得,使得一些小手工业发达起来。他们制作的日常用品中也包括一些文具用品,如刀削等,这对私学的兴办,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不少是训典经籍,或由国家发给书册,或由教师口头传授,或命学生各自传抄记录。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学生的传抄记录,都写在简牍上,然后编连成册。训典经籍,都收藏在官府,还设专门管理的官吏负责收藏,不能轻易流传,民间更难见到。加上当时制作简牍和书写工具都不易取得,即使有人口授,也无法记录。文具用品的不普及,也阻碍了文化教育的传播。

  东周以后,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学术走出国门,图籍流散民间。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墓葬中,多次出土 文具箱 ,箱内盛放着成套的制作简牍的文具。这些制简小型铜质文(工)具可能是墓主生前用物,足以说明制简文具已易备置。因而学习文化,书写传抄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不论官学或私学,在讲授知识时没有书籍而光凭口授,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学生学习没有书籍,又不能传抄,光凭记忆也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何况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记录老师的讲解,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呢?尤其是习字作文,更少不了书写材料。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工具也较复杂,有用于锯竹段、劈竹片、削光面等等用途的工具。过去我们对制作简版需要使用哪些工具,是不很清楚的。现在见到了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文具箱内保存的铜锯、铜锛、铜刀、铜锥和铜削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知道简牍制作的几道工序了。由于铁制的小型工具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的都是铜器。

  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一段段的竹筒,再破开劈成竹片,打磨光滑,便成了一根根简。字就写在篾青以里的部分,即篾黄,也叫篾白。

  刚劈成的竹简很湿,无法写字,要用火烤干。烤制的过程称为 汗青 ,也叫 汗简 、 杀青.因为湿的竹片,受到火烤,要渗出水珠,像出汗一样。后来,人们便把 汗青 特指史册。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的 汗青 正是指的史册。

  简有长短之分,战国的竹简,一般长23~27厘米,即当时所谓尺简。1965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一批楚简。一号墓楚简的内容似为论述《祭仪》的文稿,二号墓楚简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遣策》。

  整简长64厘米左右,宽0。6厘米,厚0。2厘米,这可称为长简了。解放初长沙杨家湾所出竹简,仅长13。5厘米,则是比较特殊的短简了。单独的一片竹片叫做简(或称牒),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策(通册)。单独的一片木片叫做版(或称札),正方形的版叫做方,一尺长的版叫做牍,①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叫做函,等等。

  ①有人认为要在木片(版或札)上写了字以后才叫牍,还有人认为,单片方版叫方,单片长版叫牍,更有人以为数块版编成篇章始称牍。

  上述简牍的这些名称,有的在春秋以前已经采用,有的则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古代它们的称法就不统一。比如,《礼记?中庸》中提到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 文武之政,布于方策。 方,指的木版。策,指竹片编连的简册,合起来,指的典籍。孔子告诉哀公,周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都写在典籍上。《庄子?列御寇》里则有 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 的话。古时赠人礼物需要包裹,苞苴指包裹礼物的材料,借用为馈赠礼物的别称。竿牍,就是简牍。这里指的是 苞苴以遗,竿牍以问.《墨子》里的《尚贤》、《兼爱》、《明鬼》、《非命》、《贵义》等篇,都说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便 书于竹帛 ,此处的 竹 ,就是经过加工的竹简。由上可知,古代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都要使用竹简或木牍。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学术下移,因而读书写文章的人以及官府的文牍也多起来了,竹简的需要量增多,使制作竹牍的工具,便成为必备的日常用具。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多次发现书写用品,而且盛放在 文具箱 内。特别是竹牍的制作工具,门类多,也很完整。其中有的锯、锛、刀、锥,装有木柄,便于使用。这些工具虽然与鼎、簋、簠、壶等礼器同出,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自难相比的。但是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同样是较为珍贵的发现。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楚墓左室内,随葬一只盛放文具的小木箱(发掘者称之为书写工具箱),长35。9厘米,宽16。1厘米,高14。7厘米,大小与现在的鞋盒差不多。箱内放了12件 文具 ,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制作简牍的,计有铜锯(截断竹片),铜锛(劈开竹筒,铲平竹片),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剃除茸毛,刮光简面,并在简边刻出固定简册编绳的缺口),铜锥(钻孔编册);另一类用于书写的,有毛笔、笔管(装笔用)和铜削(刊削笔误。同墓出土多枚有字竹简,个别简上有刀削痕,被削去三、四字)。这些今天看来感到十分特殊的文具,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确是制作简牍经常使用的 文具.1965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望山一号楚墓的前室,也出土了一只小型文具木箱。箱内只放了制作简牍的工具,没有书写用的毛笔之类。除了铜锛、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使用锛、刀刮削的时间长了,刃钝不利,需要砺石修磨。该砺石经过加工,方整见棱,比一般磨刀石精细小巧。

  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的战国墓南壁壁龛土台上,发现一件长方形文具盒,外面涂漆,可惜已朽成碎片。盒内有铜刀、铜刻刀、铜削、砺石,还有陶线锤两件。线锤是编制长册(策)时用的。制作简册时,竹简按简文顺序编妥,然后用线(丝线或麻绳),将各枚简夹住编连,这时,两头要用线锤拉紧编绳,把简夹牢。在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盛放在精致的特制漆盒内,表明人们对这些用品的爱惜和珍视。

  文具箱内所放的 文具 ,门类齐全,推知在战国时期,制作简牍和书写的用具已相当完备。这些用品既然可以作为随葬物埋入墓内,说明当时的文具用品已易于取得,可以满足墓主人的生前爱好。而在其死后随葬墓中,也反映文化、学术确已下移,开启了以文具入葬之习俗。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显宦和殷实富商,他们所用的书写文具,并不必由自己动手制作,完全可以命侍臣家奴代劳。因此,这些人所使用的文具盒内,不需要再放置一套齐全的制作竹牍的工具。1954年,在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木椁墓的头箱内,出土一件放置文具的竹筐,内有毛笔一枝,套在小竹管内,另有铜削一把和小竹筒一个(推测是贮放墨块的)。此外,还放了表面光滑的竹片25片,这是尚未使用的竹简,如同今天的空白纸张。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笔墨和竹简,说明当时的书写用品基本上齐备了。

  春秋战国使用的简牍制作工具,形制小巧,便于携带。直到两汉,其形制都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铁制品越来越多。砚,则由石砚(磨成薄薄的石板,又称研石)改进为厚实的台砚,有石制也有砖制、陶制,形状也不限方形。墨由碎块改进为胶墨。变化较大的是毛笔的制作,经过秦时的改型,到汉代就已定型,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样子。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早期的毛笔,距今已有2400多年。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文具箱内,发现一支毛笔。

  这支毛笔,杆为竹质,杆径0。9厘米,毛笔通长23。4厘米,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的四周,笔锋长2。5厘米,出土时,笔头还套在一支竹管内。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内,出土了3支毛笔。笔杆都是竹质的,上端削光,下端略粗,并镂空而成毛腔,用以插入笔毛。其中一支较长,杆长21。5厘米,径0。4厘米,毛腔里的笔毛长约2。5厘米。出土时,笔杆全部放在竹管制的笔套里。

  很清楚,到了秦代,毛笔的笔毛已由原来围在笔杆四周改为插入杆腔。

  这一改型,基本上与现代毛笔的制法相同了。也许,这就是秦笔专称的由来,以与过去的毛笔相区别。晋崔豹撰《古今注》说,自有书契,便应有笔。而蒙括所造之笔,实是秦笔。过去,人们对这句话,解释不甚清楚,有了战国墓和秦墓出土毛笔的实物比较,就十分明白了。原来秦笔是将笔毛插入杆腔,完全改变了将笔毛围在杆四周的旧型。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内,出土一支毛笔。杆是竹质,上端削尖,径0。3厘米;下端略粗,径0。5厘米。下端有毛腔,笔毛已朽。毛笔通长24。8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此墓是西汉初期的墓葬,这时的毛笔完全依照秦笔制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毛笔制作,在汉初已趋向定型。1973年,地处西陲的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中期的毛笔,也与秦笔制法一样。说明我国的毛笔制作,就连边陲地区,在汉代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趋向定型了。

  毛笔的改型,适应了当时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将笔毛插入杆腔,能使笔头多贮墨汁,有效地提高了书写数量和速度,从而大大方便信息量的传递和知识量的积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的易于取得和文具本身的不断改进,为文化下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播和私学迅速发展。也可以说,书写工具的普及和改进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成果之一。

  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条主线是: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个中心是: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官学由衰而兴,并不是指官学衰落以后,再度 兴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是指其所衰的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官学,其所兴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官僚建立的官学。这两者的教育宗旨是绝然不相同的。

  教育变革的进程,开始于春秋初期,结束于战国晚期,可分成四个阶段。

  整个过程从西周旧官学衰落到秦统一全国确立 以吏为师 的新官学兴起,初步完成了从奴隶制教育到封建制教育的过渡。

  第一阶段,从春秋初期到中期。这时期,周王室的官学趋于衰落,列侯诸国为适应自身的发展需要,着手改变西周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教育政策。这时的教育变革是初步的,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教,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西周教育的某些传统。私学的兴起尚在萌芽之中。

  第二阶段,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此时各诸侯国间的以强侵弱,以大欺小,兼并剧烈。为了争夺霸主和保持霸主的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重用人才。这时的新 官学 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人才培养的任务。私学应运而起,逐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受到诸侯国家的支持。私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被确认, 夫子 受到尊重。

  第三阶段,从战国初期至中期。春秋时期的五国称霸,逐渐转成七国争雄,列国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剧烈。这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对于治国、治军、立法、理财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士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私学教师以士为主,私学成为育士的学校,推动了广泛的从师风尚。不同的学派,培养出了不同学派的人才,各自游说纷纭,形成了在教育学说上的百家争鸣。

  第四阶段,从战国中期至晚期。七雄相争的过程,正是全国逐渐趋向统一的过程,由秦统一天下的趋势逐渐明朗化。私学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战国后期政局变化的形势,不能满足在完成中央集权大业的过程中统治者的要求。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封建社会官办学校的先例。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确立法治,以吏为师, 官学 取代了私学。

  官学和私学,在教育变革时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春秋私学是在周室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以一种替补的性质兴办起来,正是表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教育。官学复起,则是在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和私学的彼此兴衰,完全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个时期所建立的私学和官学,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

  (一) 各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教

  西周奴隶主贵族官学的衰落,自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当时官学本身的僵化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发生在郑国的两次废学和毁校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在郑国国学学习的学生自己放弃学业;另一次是郑国乡人不愿维持乡校。这种公开抵制和反对官学的行为,都发生在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战乱不止,学校失修,学校教育本身暴露出来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迫使诸侯必须着手整顿学校教育,各自制订教育政策,这是教育变革的基本情况。《诗经?郑风?子衿》是一首讥讽郑国国学废弛的诗篇。《子衿》中分析所以产生废学的原因,在于 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所谓 不修 ,是由于郑国处于乱世,国家官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对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了。其实,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官家自顾不暇,官师常遭丧职,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学校涣散废弛是可以想象的。《子衿》反映了国学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校秩序混乱,听任教师和学生随便去留。留在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抱怨离去的同学轻易放弃了学业,唱出的《子衿》表达了对旧时友谊的怀念。其诗第一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流露出郑国学生的忧伤心情。学校不修,必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不安心学习,学校便等于虚设。这样 恶性循环 的结果,使传统西周式的国学,就势在必改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记载,郑国人游于乡校,大家议论起国家当前的政局。有位叫然明的人主张不如毁掉乡校,并认为毋需再建立这样的教育场所。后来被郑国正卿子产(公孙桥)劝阻,才没有毁坏。

  孔子为了这件事,还赞许子产一番。孔子的原意是,不毁乡校,能够保留东周的文化传统。可是,他却没有觉察到,这正说明人们对乡校这种教育形式已不再感兴趣。

  诸侯国家对于国学教育如此消极,京畿的学校教育则更是不景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认为不学亦可,这种厌学的情绪,也影响到官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记载,这年秋天,周大夫原伯鲁到曹国去参加曹平王的葬礼。鲁国有人遇见他,在同他谈话中,发现周大夫对学习的事情很不重视。鲁国人从曹国回来后,告诉鲁大夫闵子马。

  闵子马听了,感到这将是周王室衰乱的预兆。因为他判断,如今在东周一定有许多人都不爱好学习了。厌学情绪不断往上反映,王室的官员们听多了,竟也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周大夫所说的,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表明政府官员对待办学的态度。因此闵子马认为,在东周可以听到 不需要学习,不学习无害处 的奇谈怪论,说明官员们对学校教育发生怀疑,官员们如此,周室还能不乱吗?闵子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周大夫所说 不悦学 的原因,首先要从学习内容方面去分析。西周学校所传授的,除了射、御等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外,其他所谓的 学问 ,都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即使学得优秀,成绩斐然,却不能与社会需要接轨,学了又有什么用途?学生们肚子里全是一套颂扬奴隶社会的德行、礼乐,却根本不受诸侯各国统治者的欢迎。所学的东西虽优,但不能为仕,而且被拒于千里之外,反而成了谋生的障碍,学子们怎么能对学习感到兴趣呢?周大夫原伯鲁提出的 不悦学 ,实际上是 读书无用论 的反映。所学知识不能实用,当然 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官学废弛和衰落,不等于社会上就可以没有教育,学校就可以停办了。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不感兴趣的,只是周王室所实施的那套陈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制度。而他们自己还是重视国内的教育,着力于改革旧的教育,以适应富国强兵政治需要。他们一方面制定了基本的对国人大众进行教育的政策,另方面则积极改进学校教育。

  周代的教育实施,立脚点是在 祀 与 戎 上,即培养学生的宗族观念和战斗能力。春秋以后,奴隶制的宗法和氏族系统渐被破坏, 祀 已不能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的宗法血缘和等级关系纽带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王卿根本不再理会这一套,周 祀 几乎被废除。他们重视的是现实,关心的是国家威力。因此,国之大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 治 与 戎 上。不过,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多少还受到西周传统观念束缚,尚没有完全提高到 法治 的高度,而是着重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新的行为规范,以 礼治 为主,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并注意到守法。当然,春秋各国所守的礼,除了鲁国保存较多的 周礼 外,其他国家同周王室所制定的 礼 是不完全一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 礼 ,严格区分尊卑贵贱,深受宗法制度牵制管束,即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上下等级和必须遵守的一定秩序。如有违背,便是失礼,失掉身份。而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虽然也用礼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毕竟这个 礼 ,已不用来严格区分贵贱尊卑,而是要与道德人品相联系了。社会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都形成某种反映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自有它自己确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德作为内在修养,礼便成为外表形式。封建初期的所谓守礼讲德,实质上是遵守国君的旨意。秦汉以后,便是顺从帝王的旨意。这种封建式的德治,奠定了人治的基础。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立法,才公开要求法治。最明显的是秦国。秦国的教育政策,重点便放在教育大众知法守法上了。

  各诸侯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即使是相邻近的两个国家,由于当地民情风俗各异,受到周代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再因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差别,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也不一样。

  齐鲁两国是相邻的大国,属地同样是殷人的发祥地,曾有过高度发展的东夷文化。姜尚和伯禽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施政情况有别。到了春秋时期进行教育变革以后,两国的教育政策就很不一样了。

  西周成王时,姜尚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受封于齐。他到了齐国, 因其俗,简其礼 (《史记?齐太公世家》),尊重当地习俗,仅仅简化了一些当地的礼制,也没有完全搬用周礼,因此思想比较开放。齐桓公时器用管仲为相,采纳管仲积极改革的建议,允许采取不同旧日传统的一些做法,就是例证。管仲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政策,强调以礼、义、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来教育国人。如果这四维都不能积极推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甚至要灭亡了。礼为四维之首,以守礼带动奉公守法,防止越出本份。因此,要求士能够 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工能够 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商能够 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车,以周四方.农能够 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 ,冬日备耕,春天耕种, 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①即各行各业都能勤于职守,安居乐业,便是高度的知礼和守礼,达到了国家教育的要求。因为齐国提倡寓教于武,齐人因之好勇,而这又是与礼、义、廉、耻联系起来的。勇如果灌以爱国主义教育,便能知耻,英勇捍卫国家。所以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 齐有霸迹者,武政(教)也。 对齐国的教育非常称许。

  ①见《国语?齐语》。此处所说的士,不同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从管仲规定的 士乡十五 定居编制分析,应是指披甲执锐的武士,是国家军队的一支后备力量。

  齐国为发展教育选拔人才,还对乡大夫、属大夫执行 蔽明 、 蔽贤 和 下比 的治罪制度。如果在乡里有人 为义好学、慈孝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明。如果在乡里,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 ,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贤。如果在乡里 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合上令者,有则以告 ,如果知情不告,便是 下比 ,即同这些坏家伙沆瀣一气。凡是犯有 蔽明 、 蔽贤 和 下比 的过失者,都要治罪。这样一来,对乡里大众也是很好的教育,使得大家都明白 有善而得举 , 不善而得诛.当然,齐国也不仅仅停留在 蔽明 、蔽贤 和 下比 的治罪水平上,国家还行使更加积极的手段,提出如果乡里匹夫为善者不多 ,肯定是乡大夫、属大夫的教育不善。政府还规定: 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 (《国语?齐语》)这种把教育效果直接同国家政局安宁相结合,对教育实施不得力者加以惩处的作法,加强了乡、属大夫在乡里进行教育的责任感,保证了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应该指出,虽然西周时期,六乡六遂也设置了不少教育乡民遂人的官吏,职责分明,权力不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考察他们教育效果的办法,更没有颁布他们失职后的惩处办法。因此,越到后来,政府对乡遂越是不易管教,政局也越加不能安宁。而齐桓公能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是同他制定的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分不开的。

  西周武王时,周公旦封于鲁,是为鲁公。但是周公旦没有到鲁国去,仍留在武王身边,帮助武王治政。周公死后,子伯禽才去鲁国。他到鲁地, 变其俗,革其礼 ,做法完全与齐国不同。这是因为伯禽恪守他父亲制订的 周礼 ,也因成王为褒扬周公之德,给了鲁国特别优待,准许这个侯国拥有天子之乐,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为完整的国家。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访问,见到鲁国收藏的丰富文物典籍,惊叹地说: 周礼尽在鲁矣! 这里说的 礼 ,是指奴隶主贵族的全部文化。

  刘向在《说苑?政理》中不提鲁国霸迹,却说 鲁有王者迹,仁厚也.所谓仁厚,无非是指鲁国能够长期把周礼奉为圭臬。因此,鲁国统治者思想上比较保守,这也是产生儒教的历史渊源。鲁国的教育,自然要把重点放在 六艺而训于礼 之上,以周礼为教诲。孔子首倡仁学,强调立礼、复礼,这同他从小受到鲁国奉行周礼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成王立,封姬虞于唐,是为唐侯。古时,唐是尧的居地,原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叔虞之子姬燮以尧墟南面有晋水,改称晋侯,又称为晋国。春秋时期,晋的四周,东有齐,西有秦,北有燕,南有楚,都是一些大国强国。

  晋人要立足于强国之间,必须在思想上要敢于进取,行动上要勇于竞争。因此晋国统治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同齐鲁两国的教育政策就有所差别。

  晋地受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较之齐鲁为少。因此,晋国受周礼条条框框影响也没齐鲁两国那么繁多。晋文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34年),他准备出征,被子犯劝阻。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首先要以义、信、礼教育好老百姓,才能培训出优良的军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服从国君;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对于战士则加强军事训练,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的是,晋国的教育不再以礼为先了,义、信既重于礼,又偏重于法。

  因此,公元前513年,晋才有铸刑鼎之举,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铁鼎上,称为刑鼎,着重于向国人进行法制教育。到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纵横家、名家中有不少人出于三晋,是有一定原因的。

  楚地在周时被看作荆蛮边境地区。周成王时,封高阳后裔熊绎于楚蛮。

  楚国最初迁到江汉地区时,还是 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中原国家总是认为楚国文化教育落后,不开化,好利而不好义,往往以蛮地蛮人相对待。春秋初期,原来常因周人侵伐而被迫局限在汉水之南的楚国,减轻了来自周王室的军事压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使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或小国臣服,北面多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国或周的与国,有的被楚所灭,有的被楚屈服。到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2年- 626年)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楚国因距离中原较远,所受周文化影响也不大。但是,他们并不拒绝周人文化。楚庄王为他的儿子聘请教师(傅),教材中就有《礼》、《乐》、《诗》、《语》等,这是为了治国安邦。楚庄王在公元前611年灭掉庸国以后,推行寓教于武的教育政策。他一方面经常向国人宣讲 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 的道理,要求国人提高防御的警惕性,不能有一刻松懈;另方面,则要求军士不断提高战斗力量,告诫他们不努力训练,就不可能保证常打胜仗。正是庄王紧紧抓住对国人的现实教育,遂称霸于中原。楚国称霸,后继力量很强。因为楚国已认识到 骤胜而骄 的危险性,要求全国上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向国人进行的治家治国教育,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春秋初、中期的教育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各诸侯国除了制订教育政策以外,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国学可能未废,而国学教师和讲授内容,肯定有所改变。史籍记载晋国设公族大夫管理国君宗族和卿之子弟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晋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1- 前573年)时,韩厥的长子韩无忌已为公族大夫。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任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或为重新任命)四人为公族大夫, 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这是因为荀家惇惠,荀会文敏,栾黡果敢,无忌镇静。晋悼公还以这四人的特点为例,讲出了教育贵族子弟的一番道理:①膏梁子弟(即贵族显宦和富贵人家的子弟),骄放任性,不容易教育。

  所以要请荀家这样质朴忠厚的人去教育他们道艺,处处都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松懈。要请荀会这样礼法思捷的人去引导他们立志,可以顺势而使他们进入新的境界。请栾黡这样果断敢为的人指点他们的错误得失,教育他们有了过失不再隐瞒而能勇敢改正。要请无忌这样情绪平稳修养有道的人帮助修心养性,教育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再任性。

  悼公能够从惇惠、文敏、果敢和镇静等角度去考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无疑比所谓用六德六行教育要高明得多,实际得多。特别是看到膏梁子弟在特殊环境中养成骄放任性的恶劣品德,对症下药,任命了得力的公族大夫负责教化,这比西周固定教材、固定学官的做法,从教育效果上看,要高明得多。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以韩襄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继续负责公族子弟的教育。公族这类的官职,当时或仍有世袭的。

  ①《国语?晋语七》。

  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开始并不去国学学习,而是在宫廷内聘请教师辅导公子(国君称王时,其子由公子改为太子)学习,叫做 使某某为公子(太子)傅.据《大戴记》称: 傅,傅其德义。 事实上,傅的职责范围很广泛, 傅其德义 仅是一部分,还得辅助公子从政,跟随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傅,一般由大夫担任。国君和公子是很尊重傅的,而傅也得忠于国君和公子。傅与受教的公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沿续了二千多年,直到清代也还是如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帝党首领。在变法维新期间,老师为学生出谋划策,忠于光绪的政治改革。

  齐僖公(在位年代公元前731- 前698年)使鲍叔牙为公子小白(齐桓公)傅,请召忽担任公子纠的傅,鲍叔牙和召忽当时都是齐国大夫。据《史记?齐世家》记载,僖公死后,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与异母弟公孙无知发生矛盾。鲁国支持无知,杀襄公,立公孙无知。齐国混乱,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召忽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随后,为了争夺王位,又相互斗争,公子纠败,召忽自杀。老师也为弟子殉 职.齐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2年- 前554年)为公子牙(后立为太子)

  请了两位老师,使高厚为大傅,夙沙卫为少傅。齐灵公死后,原来被太子牙徙到东鄙的公子尧,复立为太子。他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杀高厚于临淄城,杀夙沙卫于高唐城。太子牙罢为公子,连老师也受害。

  鲁国也设傅。《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闵公的傅夺取鲁大夫卜■的田地。当时闵公不过10岁,不可能去阻止这件事。后来,庄公之弟共仲(即庆父)怂恿卜■在宫中虎门袭杀闵公。当然闵公之傅也不能幸免。

  晋献公(在位年代公元前677年- 前651年)曾请杜原款为太子申生傅。

  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获骊戎君之女骊姬,立以为夫 人。骊姬生奚齐,她想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想方设法迫害申生。有次祭祀,骊姬在酒里下了毒药,命申生献上,献公将酒洒在地面,地面拱起。他把酒给犬喝,犬死。给小臣喝, 小臣也死了。申生知道这是骊姬害他,逃到新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他的老师杜原款却受到牵连。杜原款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叫人带口信给申生说: 这是我太无知了。平时我不去打听情况,又不敏感,不能及时对你教导,才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这都是怪我没有深料国君(指晋献公)的心度,没有早早提醒你丢弃太子身份逃到别国去隐居起来。

  唉,早能提防,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 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以后,晋献公为他请荀息为傅。因为奚齐虽立为太子,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了晋献公的心病。他在病重的时候,把荀息叫去,问荀息道: 我把弱小的孤儿奚齐交给你了,你怎样培养他成人呢? 荀息回答说: 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教导好太子,并且以自己的忠贞来作保证。如果教育得好,这完全是国君的灵佑。如果教导不好,我可以拿生命担保.献公又问: 怎样叫做忠贞呢? 荀息说: 凡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把它做好。对待先君或者侍侯新君,我都是始终如一,不会变卦。这就叫做忠。安排好死者,扶养好生者,死去的人感到得其所任,活着的人不感到内惭于心,这就叫做贞。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里克在杀奚齐之前,先告诉荀息: 你怎么样? 荀息说: 我也将死。因为我对先君(指献公)说过的话是不能变的。 晋文公在外避难时,胥臣(也称臼季)跟随着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学读书于胥臣。有次,文公读了些书受到启发,便对胥臣说: 我没有到过远的地方,却知道了不少东西。 也许文公领会到读书的好处,即位以后,便请晋大夫阳处父为太子■(即晋襄公)傅。但是,他又躭心阳处父能否教育好■,便问胥臣。胥臣回答得非常合乎教育学的理论。他说,教育效果,首先在于■。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学习者本人。教育不是万能的,正如直着身子不能弯下腰的人,就不要求他俯视;弯着身子佝偻的人,就不要求他仰望;身材短小的人(僬侥),就不要求他高举;短小又发育畸形的人(侏儒),就不要求他攀登;眼睛瞎了的人,就不要求他去察看;哑巴就不要求他讲话,聋子就不要求他聆听;智能很低的人,就不要求他出主意想办法。根据学生本人的条件,加以引导,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违反学生本人具有的条件,教育便不起作用了。……凡是懂得教育的人,他会教不能直身的人去学撞击鎛钟(乐器),会教不能弯腰的人去学敲击玉磬,身材矮小的侏儒去学戏,盲人可以学修理乐器,聋子可以学烧炉灶(炊事)。这样,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同山溪水源,根据地势利导,就能汇成大江大海。人,因势利导,也能达到才尽其用。①晋大夫羊舌肸(xì音希),即叔向,精于春秋。晋悼公时,经司马侯推荐为太子彪(即晋平公)傅。平公即位,任叔向为太傅,参与国政。有次,平公射■(一种小雀),没有射死,他命叫襄的跟从赶快去捕捉,却没有捉到。平公大怒,把襄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叔向听说了这件事,晚上平公也来告诉他这件事。叔向认真说: 你一定要杀了襄。从前,我们的祖先唐叔在徒林中射兕(sì音四,雌的犀牛)。因一箭就射死了兕,周武王赏给他一副铠甲, 允许他在戎狄间立国。如今作为先君唐叔的后代,连小雀都射不死,捉也没有捉到,这不是给先君丢尽脸吗?你一定要快些杀掉 襄。同时,切不可把这件事传出去。 平公听了叔向这段有讽喻的话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下令免掉对襄的惩处。在晋国,国君做错了事情,老师还可以从旁指点,可见傅对君主的影响很大。

  楚国虽在荆蛮,国君也为太子请傅,而且非常认真。楚庄王(在位年代公元前614年- 前591年)请楚大夫士斖为太子箴(即共王)傅。士斖推辞说: 我没有才干,教育太子不会有长进。 庄王说: 这就全靠你教导有方了。士斖又说: 其实主要还在于太子自己是不是积极进取。他要想上进,自然会有人来教导他。他如果不想上进,那么教导便不顶事了。古代的尧、舜、启、汤和文王,都是道德高尚的君王,可是他们也有很坏的子弟。

  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启的儿子五观,汤的孙子太甲,文王的儿子管、蔡,不都是不争气的不肖子孙吗?做父辈的决不会希望后辈们堕落,但实在是难以办到呀! 可是庄王知道士斖的为人,硬是要他为太子彪傅。随后,庄王又问楚大夫申叔时怎样对太子进行教育。申叔时开列了九门课程,提出教授这九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并且说如果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见不到一点教育效果,那么,就没有资格担任师傅了①。庄王为太子彪请士斖为傅,态度诚恳坚决。同时,又去请教申叔时有关教育内容,说明庄王十分重视师傅的教育作用。

  ①参见《国语?晋语四》,胥臣讲的一段话有的地方是意译的,不尽依原文。

  ①申叔时所说的一段话,详见《国语?楚语上》。

  春秋初期的第一阶段,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开始不以周天子为命,为了争当霸主,充实国力,纷纷大胆破格选用出身低微的士担任重要官职,也聘用有才学的鄙野之人充当公卿子弟的老师。齐桓公是第一个破格用士的国君。

  继之,晋文公依靠出身卑贱的赵衰、狐偃等人成就霸业。以后,秦穆王器用逃亡于楚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 鄙人 孙叔敖为令尹,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就有希望进入仕途。这种破格用人的举动,既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也对私学的兴起,起着 催化 作用。就是说,私学的兴起与官府的提倡不无关系。官府鼓励兴办私学在于为执政者培养人才。公元前535年,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 师事仲尼 ,在促进私学发展中,是颇有影响的。这正是经春秋第一阶段教育变革以后,统治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西周教育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以私学兴起为重点,更加受到各国当权者的重视和鼓励。

  (二) 私学兴起,重视智能

  春秋初期,随着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诸侯各国纷纷各自为教,并努力创造办学条件。首先,扩大了在国人中的受教育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内容更适合各国的国情,从而使教育成为强国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专设公族大夫管理,并根据公族大夫本人的特长,分工负责;宫廷中则延聘师傅,成为太子、公子的私学教师,改变了西周国学中长期维持的一些传统就学制度。特别是春秋以后专为太子、公子聘请师傅的做法,实际为发展私学提供了先例。私学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文化学术的垄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西周时期,推行的是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政府,一切听从于官员。因此,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活动场所。而私学的兴起,改变了奴隶社会学校的性质。因此,春秋时期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教育 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

  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不断的兼并和政治斗争,在一定意义 上,乃是一种智慧和技能的竞争。各诸侯国争相养士用士,重用 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实质上,就是为了在智能上胜过别的国家。强国富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应有长足的发展。齐之称为首霸,楚之迅速逞强,都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好: 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在纷争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事态之中,某些人物智能的发挥,具有特殊的作用,常常会使事态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一计的得失,常常引起政局改变。某些国家或因此而进入列强,或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方面各诸侯国是十分清楚的。进入战国时代,所以有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的说法,决不是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是说明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是富于社会实践经验,并且能够与时代前进步伐合拍的士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春秋初、中期开办私学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支持,其特点之一,就是私学具有育士性质。聚徒听讲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来到私学之前,已经有过一段长短不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社会地位低贱、经济贫困家庭中走出的人,对政会的弊病,体会更深。他们进入私学,便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去理会老师的讲解,从而使教育效果非常显著。孔子弟子有72位贤人,其能称之为 贤 者,正是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智能。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对私学的评价,忽略了其成人教育的价值。现在,应该认为,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古代成人教育的最繁荣时期。私学到战国时期以 育士 成为专门职能,因此学校逐渐成为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场所,为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师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专门的固定的职业。

  私学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肯定已经有人办过私学了。至于是哪些人和具体的办学时间,因缺乏史料记载,尚难得知。

  不过,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孔子办的私学,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相当成熟。他教有理论,学有课程,而且在培养生徒,向官方推荐弟子等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果是首创者,不会有如此完善程度。这是因为教学是一项繁复的知识剖析和传授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并掌握一定的讲解技术。孔子办学能够受到学生欢迎,应该说是他接受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不然,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摸索经验的。实际上,孔子似乎没有经过摸索阶段。历史上,把孔子说成是私学的首创者,在于他所办私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最多。因此千百年来都尊孔子为先师,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其次,与孔子同时期聚徒讲学的,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鲁国有少正卯和王骀,在郑国还有邓析等。

  据《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是鲁国 闻人 ,与孔子同时办学。大概他聚徒讲学,传授的内容与孔子不同,并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一段时期,使得孔子之门, 三盈三虚.相传只有颜由(颜回的父亲)一直跟着孔子学习,没有改换门庭去少正卯那里听讲。

  据《庄子?德充符》记载,王骀是鲁国人,大概因触犯了某种刑律,而被砍去一只脚。他办的学校很有名,因此到王骀那里去学习的人竟和孔子所收的门徒差不多。有次,一位鲁国的贤人问 孔子: 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跟他学习的人,几乎与先生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在那里却不教导人家,坐在那里又不同人议论道理。可是,到那里学习的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得。回来的时候,却学到了许多东西。难道说,本来就有所谓不言之教,不需要采取任何形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了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孔子对王骀评价很高,他回答说: 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问是不及他的。现在,我还没有到他那里拜师。我得去拜王骀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不仅仅在鲁国,我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也应该到鲁国来跟王骀先生学习。 《庄子》所记的这件事,不少人发生过怀疑。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鲁国办私学的,决不止孔子一人。

  《汉书?艺文志》把郑国的邓析(公元前545年- 前501年)列入名家,即 名辩 的倡始人。他也曾设学并广收门徒,教人学习辩讼,使人懂得 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相传他 好为智巧, 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设计并制成汲水用的桔槔。邓析在郑国也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写在竹简上,被称为 竹刑 ,作为郑国原有《刑书》的补充。后来,他不幸遭到执政者驷驷杀害。因此名家邓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应是我国一位较早兴私学的教育先行者。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私学的兴起。孔子虽然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是,他创办的私学有不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在鲁国办学先后有过三次。

  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是在他已经30岁(公元前552年)以后的事了。他自己说的 三十而立 (《论语?为政》),这时,由于人已步入中年,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随着当时兴起的讲学之风,他开办了私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6岁的颜由(颜回的父亲),小7岁的冉伯牛,小9岁的子路。孔子起初办学,可能由于学生对他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老师的孔夫子还要亲自动员学生来学校学习。孔子就曾经动员过子路,其事记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有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 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 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 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 孔子根据子路话,引导他道: 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 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 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 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鲁国,在都城第二次开办私学。这段时期办学年代最长,达15年之久(从37岁到54岁)并且整理了《诗》、《书》、《礼》、《乐》等教材。这时,孔子的门生子弟越来越多,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鲁国来受业,其中不乏从楚、晋、秦、陈、卫、吴等地慕名而来者。

  他这时招收的弟子,年龄已逐渐偏小了,大多是青年学生。如学生仲弓少孔子29岁,颜回少孔子30岁,子贡少孔子31岁。只有少数人年龄偏大些,如冉求只少孔子9岁。就是在孔子的这段办学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子贡和子路。他们一文一武,都是当时社会欢迎的人才。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很器重他,仅次于颜回。子贡是孔门私学中文科学生的佼佼者,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4年前后,齐国田常准备伐鲁,子贡出使齐国说服田常不妨用伐鲁之兵去伐吴国,然后又去怂恿吴国借救鲁之名去伐齐。吴王怕越报复,准备平越以后再伐齐。

  子贡又提出要吴 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 ,就可以成为霸业。然后,子贡又到越国要越王乘吴伐齐而困于晋的时刻,出兵伐吴,必定胜利。又再去晋,要晋国提高警惕,做好修兵休卒防止吴国转攻晋国。最后,子贡完成了纵横捭搕于各国诸侯间的穿梭外交任务,回到了鲁国。果然不出子贡的安排,吴王发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师,并乘胜转打晋国。因为晋国此时已有了准备,吴师大败。而越王听到吴败的消息后,马上兴兵袭击吴国。

  吴王赶忙从北方撤兵与越战于五湖。吴国三战不胜,结果吴王夫差被杀,越国称霸。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转辗游说, 子贡一出,有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0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单凭子贡一人,就改变了五国的现状,确实表现了这位外交家的惊人才干。这样的人才,与孔子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仲由,卞国人,字子路,通称季路。他性情粗犷、刚直。他投身孔门之下,最听老师孔夫子的教诲,是个躬行实践的好学生。子路63岁时,仕于卫国,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蒉聩和孔悝作乱,袭攻国君出公。恰好子路这时不在卫国,当他听到出公逃到鲁国的情况后,便赶紧奔回卫国。这时,蒉聩已立为庄公。子路在城门口遇见子羔从城内出来,子羔对子路说: 出公已经逃出去了,城门也关闭了,你也可以返回了,不要再去自找灾祸了。 子路回答道: 我既然给孔悝办事,就不会逃避灾祸的。 子路进城后,见到蒉聩和孔悝都在高高的台上。他对蒉聩说: 你怎么能够器用孔悝这样的人呢?应该杀掉他! 蒉聩不听,子路就打算烧掉高台。蒉聩害怕起来,派石乞、壶黡去围攻子路。在搏斗之时,子路的冠缨被击断。他牢记孔子关于 君子死而冠不免 的礼仪教条,正要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武士对统治者能诚笃忠信如同子路这样,当然是春秋战国期间统治者所欢迎的将才。

  子贡之文才,子路之武勇,应是孔子教育之道的成果。由于孔门弟子的才干出众,所以培养他们的老师——孔子,在各国越来越有名气了。

  孔子第三次在鲁国办学,是外出14年之后。他由卫国回到鲁国,这时已68岁了。如果说,前两次在鲁国办学,孔子对他弟子的仕途十分关心。那么,他第三次办学,重视的是自己学说的建立和传播。孔子的晚年,培养出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弟子。其中不乏接受老师衣钵,传授老师道业的门徒。较为著名的是子夏等人。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少孔子44岁。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在孔夫子的循循善诱下,精研《诗》教,明于《春秋》大义,对《易》、《礼》也很精通。子夏与孔夫子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很有一定深度,甚得孔夫子的赏识。子夏提出的 学而优则仕 的著名论点,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子夏也曾入仕,任鲁国的莒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地方创办讲学据点,广收门徒,是为 西河之学 ,在学术和教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孔子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弟子,因此他在诸侯间很有名声。虽然孔子时私学初起,但很快得到发展,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统治阶级需要大量培养人才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大批文才武士很快从私学脱颖而出,这也正是私学胜过官学的地方。

  由于孔子培养了不少才华出众的子弟,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畏惧。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打算给孔子一片封地,把孔子留在楚国。但楚国令尹子西认为孔子得地后留在楚国,身边有一帮弟子相助,恐怕对楚国不是好兆头。

  他接连向楚王提出几个问题,以提醒楚王注意。如 你派出去办外交的使者,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 楚王说: 没有。 他又问: 你的得力助手(辅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 楚王说: 没有。 他又问: 你的将领统率大军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 楚王说: 没有。 他又问: 你的官员中能有宰予这样的人吗? ①楚王说: 没有。 接着子西又把问题的实质挑明,即如果孔子带了这一大帮能人将才到了楚国,楚国怎么应付得了。虽然子西拒绝孔子定居楚国是另有一番打算,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但从他说的一番话和所提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教育效果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以后,墨子所办的私学,名声也不错。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儒学,而墨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了墨学。虽然墨学是儒学的反对派,但他们所办的私学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称为当时的 显学.墨子重视生产知识,门下弟子都十分义勇。相传他的弟子三百人,个个都能赴火蹈刃,有高度的敢于牺牲精神。到战国时期,墨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广泛,《孟子?滕文公下》有 墨翟之言盈天下 的记载。

  ①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宰予曾因白天午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他的学习还是名列前矛的。

  他与子贡并列为孔门中言语科的优秀生。孟子称赞宰予 智足以知圣人.

  私学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将受教育权夺回到民众手里,将文化知识回归给民众。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并存,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双轨制的学校制度。

  春秋时期开办的私学和西周官学比较,其所谓的 革命性 在哪些地方呢?私学的兴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私学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如前所述,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教师、教材和活动,都依附于官方,听从于官方。而私学则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现象,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唯有这样,教育才能与政治活动分离,才能专业化。尽管到了战国后期, 官学 渐起,私学衰落。及至秦国统一天下,废除私学。但由于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所以到了汉代又有所恢复。在封建社会,私塾、村学以及宋代的书院制度,都具有私学性质,仅仅形式不同而已。

  私学在春秋时期的独立现象,确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讲授的内容也不加以干预。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而王骀相传是讲老子道学,同样能够自立门户,各传衣钵。不仅如此,聚徒讲学还可以随师而迁,停停办办,各听自由。孔子在鲁国办学,第一次开办,只讲了几年便停办了,他到了齐国。两年后,从齐国回来,第二次开办,讲了十几年,又去了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十几国 周游 ,到了那些国家,带着弟子,不停讲学。随后,又回鲁国,第三次开办私学,依然无阻。孔子三次办学,鲁国国君自昭公、定公而至哀公,都没有进行过刁难。显然,春秋时学校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至于教师的身份,西周学校的教师,都是由现任官员兼职,担任什么官职,就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规定严格。而私学教师,没有什么兼职之说。孔子第一次担任教师时,无官职,无爵位,也无封禄。第二次办学时,开始也不是一位官员,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已经51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提升为司空。鲁定公十年,又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并列的司寇。仅3年时间,孔子的官运不通,就匆匆弃官离开鲁国。在他当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带徒讲学。这种高官兼教,如同学术辅导一样,成为私学的一种特别形式。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虽然鲁哀公曾向他问政,却没有器用他。他继续聚徒讲学。孔子曾经在鲁国担任过高级官吏,现在重新办学,也没有人去非议他。这都足以说明,私人办学在当时确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已成为自由选择的职业,要想办学就办学,要停办就停办。政府不负担经费,不提供设备,只要能招收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办私学。

  其次,私学既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中一切事务,包括教学活动在内,都由私学的主持者负责,不受国家限制,不受国家审查。

  周代官学的教学内容,规定得很为具体。而且,国学和乡学各有一套教材,其程度深浅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一样。由国家安排了具体的考查内容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政府官员还对犯了错误不服管教的学生,负有再教育的责任。最后,对国学和乡学的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官职。私学没有这些情况,统由教师自己料理。

  私学的教学内容,随教师本人的学识而定,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安排学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孔子的教学内容强调四教(文、行、忠、信),教学科目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材选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上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培养技能技巧等三个方面。其中传授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比重较多,这同孔子说过的: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论语?八佾》)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教学虽然也十分注意传统文化,曾经 行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淮南子?要略》),但由于他认为孔子讲的 礼 ,太烦琐不切实际,因此 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他自己创立的学说,即兼爱、尚同、非攻等。

  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孔子以培养 君子 为目的,墨子则以培养 兼士 (人人平等相爱,爱人若爱己者)为目的。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目标提出过什么意见和干预。

  第三,改变了西周官学中师生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师生关系,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讲的话就如同命令一样。而在私学中,学生承担了全部学习费用并自愿而来。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业不感兴趣,便可以自由离去,甚至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去学习。因此,师生之间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尽自己的努力,诲人不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而学生则是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正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的, 事师之犹事父也。 像在家庭中对待父辈那样亲切、尊重、融洽。孔子死后葬在鲁城,他的弟子都为其服丧三年。据《礼记》载,服丧三年应算是服长孝。

  孔子的弟子不论在孔子生前或死后,确实是以父辈敬之。学生们服丧三年后,相互道别,同窗之情难舍,不免还哭泣一阵。子贡不舍离开恩师庐墓,又坚持守墓三年,师生之情更胜过父子了。

  春秋时期学校师生关系的转变,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教育变革的初期,对改变西周学校教育的传统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师生关系的转变,不以上下级服从为前提,也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也正是在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情况之下,体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决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应该包含师生之间感情关系的转变和教师责任感的提高。有些时候,优秀教师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其他教师总是学其形式而领会不到要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只看成是技术创造,而没有探其实质,因此往往得其皮毛而不及精髓。

  改变奴隶制学校教育中隶属状态的师生关系,使之成为平等相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孔子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后世称孔子为 万世师表 ,首先是因为在师生关系上,他是一个突出的模范。在春秋时期,教师和学生能够展开平等的辩论,而且教师能够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改变自己的初衷。孔子曾经三次平等对待子路提出的不同意见,这在官学时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孔子私学之所以越办名气越大,学生越多,是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分不开的。孔夫子与学生间辨难析疑,从善如流,留下了不少对后人很有启迪的佳话。

  还是在子路到孔子私学读书不久,有一天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来请孔子,孔子准备到公山弗扰那儿去了。子路知道了,向老师提出意见,并且不高兴地说: 难道老师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偏要允承公山弗扰,到他那儿去呢? 原来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图谋反叛,孔子到了那里,便是与叛者合谋。孔子听了,解释道: 公山弗扰派人来找我,自然不会白白把我请去的。我的主张是:如果有人肯用我,我就在那地方宣扬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使它恢复广大。 在《论语?阳货》提到这件事,但没有记载孔子是否去了费邑。从孔子回答的语气来看,他可能采纳了子路的意见。

  孔子在卫国时,曾接受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召见。南子在卫国,因有不检点的行为,名声不好。开始,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是辞谢的。后来,经不住她一次次派人来催促,不得已进到宫中去见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坐在细葛布编织的幔帷中,孔子进门以后,便向着北面稽首,而南子在帷中一再回礼。南子回礼的时候,身上佩戴的玉器玎玲作响。孔子对南子说: 我一直没有来见你,现在以礼答之。 这件事,子路也表示很不高兴。孔子知道以后,急着发誓说: 假使我做得不对的话,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 他没有反驳子路,只是向学生表白了自己。

  孔子曾到过晋国。晋大夫赵简子(即赵鞅)为支持公室,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当赵简子攻打范氏家臣佛肸担任邑宰的中牟地方时,佛肸派人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想去。子路知道后对孔夫子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曾听老师不止一次的讲过:君子是坚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明明是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到那儿去,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孔子对自己讲过的话是承认的。他说: 对呀,我有过这样的话。 随即又解释说: 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使劲磨它也不会磨薄。最白的东西,也不容易染黑。我又不是匏瓜,难道只能长期挂在墙上而不给人吃吗? 言下之意是说,总不能放过出仕食禄的机会呀!老师在学生面前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与学生处在平等的立场。

  另有一次,孔子在郑国时候,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到处寻找老师,一位郑国人告诉他说,在东外门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好像丧家之狗一样。子贡到东门外找到老师以后,告诉了孔子刚刚听到的话。孔子听了一点都不恼怒,反而欣然笑道: 说我像丧家之狗,太像了,太像了! 这种情况,一是说明了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在老师面前说话比较随便,不拘形式,不必忌讳。二是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爱精神。因此,孔子凡是遇到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有学生跟随老师,和老师一起共同患难。

  从私学独立于官府并不受官府牵制,私学教师自由安排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和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第二阶段,私学的兴起与时代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三) 私学学派增多,官学开始恢复

  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并且各自正式成为诸侯,这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的标志。此时,周天子不仅已完全失去了共王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依靠着大国的保护,苟延残喘的小国。战国初期,在春秋大国争霸兼并的基础上,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各国都力图革新。因而一方面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另方面也对于西周文化传统进行了更猛烈地冲击,从而使战国时期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顾炎武曾概括地指出: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称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尊严祭礼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日知录》卷十三)这种变化,完全消除了周代的奴隶制影响,逐渐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变化,也使思想意识形态步入了新的领域,即创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开始受到从分裂趋向统一的政治影响。

  1。各国教育政策,开始重视法治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从西周教育的以 祀与戎 为中心转变成以 治与戎 为中心。但所谓治,仍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某些周礼。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或暂时还不能与新的客观形势相适应。因此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还不免借用一些 周礼 作为手段。齐桓公称霸,能够 九合诸侯 ,是因为他不得不打着 尊王攘夷 的旗号,否则便对各国诸侯失去号召力。但到了战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周王室的威信和影响丧失殆尽,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他们对礼治也产生了反感,完全解脱周礼的束缚,采取更加接近现实的法治。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始了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已进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例如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了新的土地法等。也制定了某些法律,如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郑国大夫邓析又作《竹刑》,补充原来所铸刑书的不足。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成刑鼎。

  公元前501年,郑相驷歂借故杀掉邓析,可是却依旧使用他所著的《竹刑》。

  这些新制度和法律的制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导,标志着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在各国执行的教育政策中,也以法治和尚武相结合,教育人民守法和加强武备。

  战国初期,魏国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很懂得 崇法尚武 之教。他为魏文侯在上地守卫时,想法教导人们掌握精良的射箭技术,他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如果民间有人对某事产生怀疑,而要打官司的,就命他射箭。只要一箭射中靶心,便算打赢官司。射不中的,便算败诉。这道命令发布后,上地人个个都争着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后来魏国同秦兵作战,大败秦兵,全靠了上地人民的高超的射箭本领(《韩非子?内储上》)。李悝著有《法经》,收集了各国的刑典,强调使用法律手段来 富国强兵.他还建议魏文侯废除残余的世袭禄位制度,剥夺那些才疏无能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按照 食有劳而禄有功 和 使有能而赏必行 的原则,尽量把禄位赐给为封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说苑?政理》)。魏文侯继李悝之后,又以军事家吴起为将,并任命他为西河郡守。有次,吴起同魏臣商子谈话说:治理国家,最要紧的是教导人民顺服,改变不良的习俗。训练士兵,就是教导他们乐死若生,要能够做到 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战鼓敲响,三军之士勇往前冲,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吴起的军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魏将公叔痤打败韩、赵联军,魏惠王要以田百万赏给公叔痤。公叔痤曾说,这次打仗,士兵们只要不倒下,个个勇往直前。不管敌人兵力多么强大,士兵们硬是不屈服。这些都是吴起教导出来的好战士,是吴起的教导有方!魏国正是由于贯彻了以法为教和以武为教的教育政策而富强起来。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又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以吴起为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守,不久又升任令尹。他帮助楚国改革内政,提出明法审令,采取与魏国同样处理旧贵族的办法,废去徒负虚名的公族旧宦,并大力主张抚养战斗之士,重在强兵,还教育人民守法等,因此楚国国势日臻强盛。

  春秋晚期,赵国赵简子曾进行一些变法,注意改革田制、军制和政府机构。到赵烈侯时,重视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从而使国家有了起色。及至赵武灵王时为了加强对夷狄的作战力量,对军队又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建立 胡服骑射 的部队装备。赵武灵王的改革很坚决,聘周绍为太子傅,同时要求周绍教育太子,也得身穿胡服, 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若于学 (《战国策?赵策》)。义 ,就是要求周绍根据赵武灵王的 崇法尚武 政策教育太子,不要使他沉溺在先王的诗书之中而忘掉了习武。一些宗室贵戚对赵武灵王的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 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 他说装备好坏,在于是不是使用方便。而礼制好坏,在于行使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兵器使用起来很不顺手,这样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改进?实施的教育对国家管理秩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改变它的内容和方式?赵武灵王认为,坚守陈旧的东西,总是仁义道德那老一套,决不能使夷狄顺归赵国。因此,他明确指出: 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不能用旧日教条来束缚人民,应该从当前的新形势出发,教育并引导人民坚持改革。

  公元前386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姜姓齐国的国君。到齐威王(公元前356- 公元前321年)时,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治。邹忌建议齐王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而不要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蒙蔽。他要齐王广开言路,使大家都敢说真话,法治也就能够顺利推行。与此同时,齐国还推行 尚武.经大将田忌的推荐,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田忌推荐孙膑,是他看到了孙膑的才干。当孙膑还在魏国时,由于庞涓妒嫉他,陷害他受了膑刑。他逃回齐国后,齐将田忌以宾客相待。但由于孙膑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才能,所以田忌没有立即向齐王推荐。有一次田忌和齐国的宗族公子跑马赛射,孙膑发现参赛的马匹力量速度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他向田忌说, 这回同他们比赛,我保证你能够取胜。 田忌非常相信孙膑的话,要同齐王和诸公子赌千金。到了比赛那天,孙膑向田忌献策说: 请用你的下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上等马匹,用你的上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中等马匹,再用你的中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下等马匹.三次赛毕,田忌一次失败两次得胜,结果千金归田忌所得。比赛过后,田忌看出了孙膑的神谋策算,把他推荐给齐威王。

  孙膑整军经武,著有《兵法》一书。但此书失传已经1700多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竹简《孙膑兵法》。

  该书共有竹简240多枚,字数在6000以上。孙膑在书中强调法治,主张 赏不逾日,罚不睘西.即有了功劳当天就赏,有了过失当时就罚。孙膑还强调人的作用,认为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在他的兵书中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强调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不然的话, 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 ①如果人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数数算筹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财富雄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量一量粮食的多少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胜负也就太容易知道了。光靠兵多、粮足和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关键是重视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因此,孙膑的治军理论与培养人才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对齐国的教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法和习武结合的教育政策在战国七雄中,以秦国推行得最为彻底。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被文化先进的东方六国看做是戎狄之邦。公元前316年,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下令征召贤能之士。

  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应募从魏入秦。起初,他想用孔子的儒术说服秦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继而他改为鼓吹法家学说,孝公便采纳了。他变更旧法创立新法,因仕秦有功,被封于商,号商鞅。商鞅强调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 (《商君书?画策》),提倡以法为教。 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 (《商君书?定分》)

  就是说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代,必须有老师讲授,才能了解书中的意思。假使没有老师传授,而是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去议论,恐怕到死也不能知道书中的内容和道理。所以圣人为了贯彻制定的法令,必须设置相应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教育大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怎样守法,即所谓 名分.名分确定下来,即使是十分奸诈的人也会变得忠实,很厉害的强盗也会老实起来。从而每个人都能懂得安分守己。这样,也就达到法治的目的。自此以后,秦国实行法治,大力推行以吏为师。不过这时已接近战国晚期,全国统一的形势已非常明朗。虽然秦国实行法治对统一中国起到了保证作用,但私学在秦国已无法存在了。

  战国时期,各国对公卿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推测,各国还是有专门的官师负责管理教育的,很可能如楚国的公族大夫那样。

  至于宫廷中的私家教育,仍如春秋时期一样,各国国君都为太子聘请师傅,这有不少史料记载。

  秦孝公聘请公子虔为太子嬴驷(即秦惠王)傅,公孙贾为太子师。有次,他们唆使太子犯了商鞅新定的法令。商鞅认为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不可以施刑。但他所以触犯了律法,是同教育他的师傅教育不当有关,其师傅罪应所得。于是,便由太子傅公子虔和师公孙贾替太子受刑。这和春秋时期,因太子或公子的祸事而牵连到宫廷教师,大同小异。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下编,《客主人分》。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

  楚襄王(横)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做为人质留在齐国。楚怀王死,太子横向齐王辞别回国奔丧。但齐王刁难,要求楚国把东边五百里地割给齐国,才能放回太子。如果不愿割地,太子就不得回楚。太子横说: 这件事我得去请教老师慎子。 太子横的傅慎子说: 我们献地,正是为了赎身。你舍不得土地而不去奔丧,这是不对的。 结果,被迫答应了齐王提出的要求后,太子横才回到楚国。在战国时代,到别国去作人质的太子,还要随身带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应该指出,秦太子嬴驷的二位师傅,唆使学生反对商鞅,干预政治。而楚太子横的老师,为学生定主意献地回国等,都超出了为师范围。

  其他各国,如赵武灵王曾为太子赵何(即楚惠文王)请周绍为傅,燕国最后一任国君燕王喜,也曾为太子丹请鞠武为傅。

  傅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很高,受到国君和太子的尊敬。战国初年,魏武侯子击(在位年代公元前369年- 前319年)尚为太子的时候,有次偶在朝歌路上遇见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马上把所乘的车辆避到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行礼问候,但田子方却并不回礼。子击见田子方这种傲慢态度,故意问道: 如今,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 田子方回答得很为深刻,他说: 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请你想一想,诸侯们如果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们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家业。贫贱的人则不一样。如果他们的举止不合富贵者心意,他们讲的话富贵者听不进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楚国、越国去,走得远远的,这好像脱掉鞋子那样方便。为什么一定要使人家和自己取得一致呢? 太子击知道田子方这番话意有所指,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赶紧走开。父亲的师傅是不能得罪的。

  战国时期,国君为太子聘请师傅的这种宫廷中的私家之教,一直保持到战国末年。秦国也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的 宫官制度 ,为太子延聘师傅。这种宫廷中的 私学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更确定为一种制度,为太子教者也有了一定官称。《通典》卷三十记载: 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为太傅、少傅)。逮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承秦制,也在宫中设立二傅制度,确立太子官,首位就是太傅和少傅。

  到了汉初,宫中就专为皇太子设太傅施教了。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汉代太傅秩次为真二千石(《汉书?百官表》作二千石),礼如师。《汉书》中有关太子太傅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肖望之为太子刘奭的太子太傅,他给刘奭讲授《论语》、《礼服》等课程。

  汉代对二傅也是十分尊敬的。《通典》卷30说: 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 2。私学盛行,尚贤之风也盛行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办私学的大师。随后,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私学的盛行和学派的林立,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有极大关系。

  首先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春秋时期各霸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成其霸业,对战国时的各国国君有很大影响。齐桓公善于用士,得管仲而振兴。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依靠随他历尽险阻艰难的赵衰、狐偃,创建霸业。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发展农业灌溉,加强战备,成为继晋而起的霸主。秦穆公器用百里奚而争霸中原。百里奚少年时生活贫困,只得到齐国乞食,并替人家养牛谋生。后来,他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到晋,又作为陪嫁的媵臣,押送秦国。中途百里奚乘机逃走,却被楚国扣押。秦穆公深知百里奚的才能,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把他赎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 五■大夫.秦穆公就是在他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的。越王勾践得出身卑贱的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养 君子六千人 (君子,即齐所谓 士 ),锐意灭吴雪耻。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历史的实例,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论出身低微,地位卑下,都有希望被破格任命,进入仕途,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能。春秋五霸的事迹,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

  魏文侯是尚贤之风的首创者。战国初期,魏国是一个较为先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最早,但魏国地处中原,成为列国相争的中心地带。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魏国对内必须实行改革,开发地力,广收贤才,加强国家治理;对外必须利用矛盾,争取与国,以巩固立国阵地。在这种形势下,魏文侯在当政的50年(公元前445年- 前396年)中,使用了一批勇于改革的人士,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重大改革。他任用李悝为相,一方面严格执行食有劳而禄有功 , 使有能赏必行 的原则;另方面又认真对待犯罪的人,采取 罪必当 的措施。李悝还把各国的刑典汇集起来,著有《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李悝是子夏的门生,正是在他老师变古、改革的思想启迪下,制订出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部《法经》。魏文侯还器用翟璜、翟角、魏成子、西门豹、吴起、北门可、屈侯驸、乐羊子、魏挚等。其中吴起为西河郡守,乐羊子为将领,西门豹为邺令,而翟角是魏国策士,曾主谋伐中山,开拓疆土。这些人都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足证魏文侯的善于用士。魏成子向文侯推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并以礼待段干木。①说明魏文侯又善于养士。魏国兴起的用士养士之风,对私学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学者段干木等,都是子夏的弟子, 成为西河学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魏文侯用士养士的政策,招揽了大批有识人士,从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并对各国的统治者以极大的影响,因而也相继效法魏国。战国中期以后,最着力招贤揽士的是秦孝公和燕昭王。

  秦孝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62年- 338年)深感中原诸侯瞧不起秦国,继而大力征召贤能之士,特别善用别国来秦之士,所谓客卿,与之谋国以开霸业。秦国先后器用的客卿有商鞅、张仪、魏冉等。此外,著名的别国来士如范睢是魏国人,楼缓是赵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春秋中晚期在诸侯各国的争霸角逐中,中原大地已出现了 楚材晋用 、 晋材吴用 、 晋材秦用 等人才交流的现象。不过,这些人才的交流,还以贵族阶层人物为主。但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才交流中,大批布衣庶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国广招的贤士,多数就不是来自贵族阶层。

  燕国昭王曾为争夺王位,受到齐国干涉,被迫流亡在韩。后由赵武灵王召立为燕王,发兵护送他回国。昭王即位(在位年代公元前312年- 前279年),立志要报受齐凌辱之耻,他屈身崇礼以招贤者。为了吸引天下有才之士,他首先从礼遇本国大臣郭隗做起。昭王认为,帝王的臣子,应该如同师友,魏文侯已做出了先例,燕国也应以礼遇厚待贤臣,连郭隗这样不是第一流学者的人,燕国都给以 礼贤 的厚待,别国的名士就一定会更乐于到燕国来。于是,他特地为郭隗筑台建宫,尊为老师。昭王的这一招揽天下贤士政策,果然收到很好效果。一时 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溱燕.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裔,长于兵术。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

  剧辛原居赵国,是武士。这些各有专长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燕国。

  ①见《吕氏春秋?察贤》。又《韩诗外传》: 李克(即李悝)谓翟璜曰:' 魏成子受禄日千钟,十一在内以约聘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

  由于各国招贤纳士,使士的地位日益提高,身价倍增,甚至士人敢与国君分庭抗礼,而统治者也奈何他不得。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慕颜斶(chù音触)其名,有次亲自召见他。当颜斶与宣王见面时,宣王不太客气地直呼其名说: 斶,你走到跟前来! 颜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 宣王,你走到我的跟前来! 宣王当然很不高兴。左右侍臣们忙向颜斶提意见说: 宣王是君主,你颜斶是臣子。你这样同君王说话,是不好的。 颜斶一点都不让步,回答说: 我要到宣王跟前就是表示慕势,而宣王到我跟前就是表示趋士。与其要我去巴结权势,不如宣王来尊重士人。 宣王听了,变了脸色说: 是作君王的高贵呢?还是士人高贵? 颜斶说: 自然是士人高贵,君王不高贵。 宣王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 我有事实说明。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 军队过鲁国时,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墓地50步周围砍柴的,死不赦。' 另一道是:' 有人得到齐王脑袋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 柳下季不过是一位名士而已,他职低位卑,而贤能称著,受到世人尊敬。齐王虽显赫,但他的脑袋,为什么不如柳下季坟边树木那样尊贵呢? 宣王一声不吭,窝着一肚子火。左右侍臣不但没有能说服颜斶,反被他所说服了。最后,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君子是不可侮辱的,并且愿意成为颜斶的弟子。宣王还说: 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 但颜斶没有接受齐宣王的优厚待遇,回答说, ……我是尽忠直言的人,现在,宣王也已通圣明之事,我希望能安步当车回到自己家乡。 宣王之所以尊重颜斶,目的还在于使颜斶能为宣王所用。颜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谈 士贵而王不贵 ,宣王不加严斥,反而愿执弟子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士之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大大超过了前期。

  不但公室,而且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都竞相用士养士。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成为著名的广揽士人的国君。至于私门,战国中期有些封君,为了自立门户,更是招揽天下士人。最著名的便是所谓 四大公子 ,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①等。

  齐国的孟尝君名田文,他是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田文为了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客无所择,一律优待。所以他的食客达数千人,人人都觉得孟尝君跟自己十分亲近。

  赵国的平原君名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宾客,客至数千人。著名的典故 毛遂自荐 的毛遂,就是平原君的座上客。

  魏国的信陵君名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他为人 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由于魏国信陵君多客,人又贤明,所以有十多年之久别国诸侯不敢轻易侵犯魏国。

  ①见《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各篇。

  信陵君求士之诚,恐怕当时任何人都比不过他。有次,他听说有位叫侯嬴的隐士,已70岁了,虽家贫,但有才华,做过夷门的守门小官吏。他便亲自去请,还送给侯生厚礼。侯生不肯接受,说: 我已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能因为守门小吏贫困而接受公子钱财。 信陵君决定大设宴席,聚会宾客以迎接侯嬴。设宴那天,宾客们到齐以后,信陵君却赶着车子,空出车厢内左边的坐位,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侯生也不客气,拿着破旧的衣冠就上了车,大摇大摆也坐在左边,打算看看公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只见信陵君亲自拉着鞭绳,态度非常恭敬诚笃。侯生向公子提出: 我有客人在市街上,能不能把马车到那里转一转。 信陵君便把车子驾到市街。侯生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便下了车,一面故意同朱亥交谈长久,一边偷偷观察着公子。市街上的人都看到信陵君拿着鞭绳站立车旁,和颜悦色地等候,一点也不显得烦躁。

  可是,这时魏国的宗室将相都已聚集在公子家中,正等着信陵君回家入席哩。

  跟着信陵君的侍从都很着急,暗暗地咒骂侯生耽误了大事。侯生见到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才谢客上车。车到了家门,信陵君一直把侯生领到上座,还向所有宾客介绍侯生,宾客们都为侯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惊讶不止。席间,信陵君站起身来,亲自为侯生斟酒。直到这时候,侯生才说: 今天我也太难为你了。我不过是个守关门的人,而公子能亲自为我驾车,亲自迎我到众人广坐之中,实在是对我过于荣宠了,而公子却要这样做。原来我想以公子名望来炫耀我自己,所以故意要公子在市街上过久逗留,街上的人都瞧着公子。而公子愈是恭敬,市街上的人就愈把我当做小人看待,也就更敬佩公子有长者风度和能够礼贤下士了! 侯生接受了信陵君的迎请,成为上客。

  公元前257年,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就是侯生出的主意。

  楚国的春申君名黄歇,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后改封江东,以故城吴墟(今江苏苏州市)为都邑。春申君也是著名的爱士者,有门客三千多人。有次,赵国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此人头上插着瑇瑁簪,所佩刀剑的鞘都用珠玉装饰,原想在楚人面前显示财富。

  但是,春申君的上客都穿着宝珠装饰的鞋子与赵使相见,使赵国使者见了自惭形愧。他自以为珍贵的簪、鞘,却远远比不上春申君上客脚下的宝珠。可见士们享受的待遇极厚,奢侈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并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是一种求得人才的手段。

  然而,在实践中,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君懂得:尚贤不仅能表现自己的礼让风度,而且在尊贤礼士的同时,也使自己提高了声望和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

  而那些不知尚贤,甚至对士人流露卑视的君主公卿,不但留不住士人,反而被社会舆论瞧不起。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提倡尚贤,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使贤者能者,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大家仰慕之人。

  因此,尚贤不仅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又为贤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春秋时期,像曹刿、管仲等人由布衣而为卿相,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

  而在战国时期, 朝为布衣,夕为卿相 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事例,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相见,虞卿戴着长柄笠,穿着草鞋。赵王赐给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相见,就拜虞卿为上卿。(《史记?虞卿列传》)

  从师现象起于春秋,而高潮的掀起则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于是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奔赴贤者能者门下,投师学艺。在尚贤之风的带动下,进一步掀起了从师之热。儒、墨、道、名、法诸家都兴办私学,而且都有一批学生随着老师游说讲学,所造声势和影响很大,其中以孟子较为典型。他到各国讲学,车辆从者很多。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彭更对老师说: 老师后面跟随几十辆车子,随从的人也有几百。这一大帮人从这个诸侯国游食到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孟子回答说: 如果不符合正道,就连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要是符合正道,就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一样,也不算过分。 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孟子听了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事实上,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也往往自动给这些人提供资助。如孟子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质量好,价值高的金子)一百镒。他离开宋国,宋公■送金子七十镒。离开薛国,薛侯送给他金子五十镒。可见各国对流动讲学是很欢迎的。尽管有的学者派头不大,师徒仅数人,但所到之国照样招待。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带着门徒数十人,穿着粗麻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

  当他们来到滕国后,滕文公以礼相待,还给他们安排住处。

  从师之热的高潮,表现在庶人工商及其子弟的到处投师游学。孔子门生中的子贡,就是一位经商能手,这仅是开其端。公元前493年,晋国赵鞅与郑国交战。赵鞅在前线誓师,说道: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①其中的 庶人工商遂 ,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周代奴隶主贵族强迫 庶人工商各守其业 , 民不迁,农不移.而春秋初期,齐国管仲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不能摆脱对工商迁其地变其业的限制。现在,凡是立功的工商者,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为士。一旦取得士的身份,就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便有希望进入仕途。工商者既跻身于士的行列,自然更要积极获取官职,以进一步改善其较为卑贱的身份。因此,这些人对投师游学感到极大兴趣。

  赵襄子(在位年代公元前475年- 公元前425年)时,任登为中牟令。

  任登有一次告诉襄子说: 中牟有两位叫中章和胥己的名士,他们颇有修养,学识广博,您完全可以器用他们。 襄子说: 你既然见到了,我就打算任命他们为中大夫。 旁边的高级官员提出意见,认为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中章和胥己两人,没有一点功劳却被任命较高职位,恐怕不太妥当。

  何况国君还没有见到其人,仅仅是听说而已。襄子说: 我器用任登是自己亲耳听亲眼见的,任登推举贤者也是他亲耳听亲眼见的。难道耳听眼见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吗? 于是,任登一日之内荐举了两位中大夫,并且给了他们田宅。一时, 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①两位普通的士人,一日间升为中大夫,自然给中牟之人以极大震动。大家都不愿再种耕,卖掉宅圃而从师学习。这种从师热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盛行。

  由于统治阶级提倡尚贤和士人的纷纷从师,使私学更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己任。也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施政主张并不一致,所以私学就得讲述不同的政治见解,传授相应的为政之道,以适应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战国初期,不同政治观点的讲述,形成不同学派,逐步为百家争鸣打下了基础。到了战国中期,学术争鸣便繁荣起来。

  ①见《左传?哀公二年》。遂,是进的意思。《礼记?月令》有 遂贤良 句,即达到贤良。庶人工商上一等,是士。此遂可作 进于士 解。

  ①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吕氏春秋?知度》,韩书写 王登 ,吕著写 任登 ,本书从后者。

  如果说,春秋初、中期,私学兴起的早期阶段是由一些丧失官职或地位不高的士人从事知识技能传授,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尚没意识到要通过讲学来创造新说,并建立自己的新学派。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便大有改变。他们一方面讲学与游说结合,只要游说的内容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有受命为执政大臣的希望。那时,稍有名声的学者,几乎人人都在 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另方面,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国间的战争和兼并日益加剧,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能吸引弟子了。也就是说,私学盛行之时,不能只进行教学和传授知识,而且还必须以传播新思想观点来吸引学生。不少弟子仰慕老师的学识,往往同老师的学术流派很有关系。

  因此,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聚徒讲学更多地采取流动形式。一帮师徒东游西转,他们或言仁治,或言法治,或言合纵,或言连横,或言兼爱,或言术势,在七国之间既讲学又游说,并且努力树立自己的学派,旗帜鲜明。

  在游说过程中,也不断吸取新来投师的生徒。

  农家许行,楚国人,晚年到滕国游说,曾向滕文公提出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的主张。这时宋国学者陈相听说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步行到滕国,拜许行为师。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他弃儒学农,曾受到孟子的非议。孟子对他说:陈良在楚国生长,爱好周公和孔子之道,并曾到北方中原地区学习过。当时,北方的学者,没有超过他的,他真算得一个豪杰之士了。而你们兄弟俩(指陈相、陈辛)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这是往不好的方面变呀!

  孟子的话反映了当时各派学说之间竞争很剧烈。学者以自己所创的新说拉拢吸引弟子,而从师者则随着自己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可转变观念而改换老师。

  战国时期的私学形式,基本上还是聚徒讲学,但流动讲学要比春秋时期频繁。这是因为各国诸侯都需要采纳对自己国家最有效的治国策略,欢迎并倾听不同学派的为政之道。遇到来讲学游说之士,一般各国都不加拒绝;即使话不投机,也都以礼相待。梁惠王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政论,但他还是奉孟子为座上客,以保持他礼贤孟子的名望。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所以孟子的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

  战国时期私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派别增多,讲学内容各异,因而各立私学,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这也和各诸侯国的尚贤和从师之热有着一定的关系。尚贤与从师,都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不限于个人爱好,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最初只有儒、墨两门显学。后来又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略去小说家)之说。这些不同的学派,其 救时之弊 各有特色,正如《尸子?广泽》所称: 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而《吕氏春秋?不二》指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 百家殊业,兼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各家都着力于治,其争鸣的内容在于如何治国,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各国国君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执政的得失,博采各家的政见供自己选择。因此,他们对待各家各派 兼而礼之.形势的发展使各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百家争鸣,虽然阐明了 大义 ,但真正管理好国家,还得靠教育来培养人才。

  战国初期,魏文侯就有意识地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孔子的门生子夏到魏国讲学,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受到魏文侯的重视,并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在魏文侯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夏创立了 西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是不图虚名,讲究实际,志在改革,并主张经世致用等,完全体现了魏国统治者对私学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第三阶段,私学盛行是最大特点。不过,这个阶段的私学与前一阶段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讲学内容,各派政论不同,论述各异,但是都注重联系实际。一些空泛论议,无助于改革的学说,自行消失。一家一派的学说,其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修正,才得以继续存在。战国以后,私学教学十分重视实际需要。子夏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而他的一些观点则显然与孔子不同。孔子论《乐》,认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子夏论《乐》,则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治国大道。他与魏文侯论《乐》时,提醒他要加强武备,准备打仗。随着形势的改变,子夏讲学内容也在改变,这对他的门生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起着良好作用的。荀子则根据各国普遍重视法治教育,提出了 重法爱民而霸 的主张,并且写出《议兵》篇,总结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用兵的要术。儒家思想中融进了兵家和法家的观点,说明这时讲学已不能固守一家之言,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与政治变革,特别是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生存。

  第二,招收生徒,仍不限出身,而且更加放宽。段木干是子夏的高足,但他是 晋国之大驵也. 驵 即是侩,他是一个大商人。索卢参,是子夏门生禽滑厘的学生。他被称为 东方之巨狡也 ,原来是一个大骗子。这种来者不拒广收门徒的做法,几乎成了私学招生的传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个特点。秦汉以后,官学建立,入学子弟逐渐又有了严格限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列为 刑戮死辱之人 ,诸如 大盗 、 大驵 、 暴者 、 巨狡 等,就根本不可能再踏进校门了。

  第三,战国初期以后,虽然私学盛行,但是往往把讲学与游说同时进行,流动性较大。而各国统治者却对办学的相对稳定感兴趣。子夏到魏国,迁居西河聚徒讲学。他针对魏国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的见解并不拘守于孔子的学说,深为执政者重视。他又将西河做为讲学的固定场所,不再外出游说,更受文侯欢迎。讲学地点的固定,便于各方人士投师;较固定的私学发展,也便于向所设国的当政者输送人才。《吕氏春秋?当染篇》记田子方学于子贡,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但他们又先后相集于西河, 受业于子夏 ,并且都有所成就,被推举给魏文侯。

  第四,教者与官府关系逐渐密切。战国以后,教者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魏文侯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利用私学并按照自己意图培养人才,可以组成一股不小的潜在势力。因此他尊贤礼士,支持学派,并因势利导,尊师子夏。这样,子夏的倾向性就非常明确,西河私学也成为直接服务于魏国政治的学校了。这种私学与官府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学官的设立,官学开始恢复。

  在教育大变革的第三阶段,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从师者也不必终奉一师,出现了复杂的师承关系。如法家、兵家、墨家各派人物,都曾到西河来求学。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活跃了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开拓者,往往通过开办私学建立自己的学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私学也就成为培植某一学派势力的重要场所。

  (四) 私学衰落,官学确立

  战国中期盛行的私学,到了战国晚期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少中小国家陆续灭亡,士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说讲学受到很大限制,因而私学逐渐衰落。教育变革的第四阶段,有关官学复起的史料,记载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便是齐国国都临淄所办的一座著名的官学: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有两大特点:一是创办的时间最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办到晚期,直到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学宫才告结束。二是这座官学是建立在私学的基础上。

  战国初期,魏文侯接受子夏的意见,创立西河学派,聚徒讲学。子夏迁居西河后,一直没有移动。这种较为稳定的由官府支持的私家办学形式,给各国采取新的办学形式以启发。魏文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并把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相结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西河学派出来的人,如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从魏入秦,先后都被楚、秦两国国君重用,也都为两国做出重大贡献。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正际七国争雄,政治上变法改革兴起,学术上百家争鸣渐入高潮之时。但齐国并没有如魏国那样,只支持子夏一派,而是对当时来稷下讲学的各学派兼容并包。稷下学宫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堂,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齐国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先后经历桓公(田午)、威王、宣王、涽王、襄王、王建等六代,历时约150年左右,中间曾因战事被迫停办数年。

  大体上可将稷下学宫的兴衰分为下述三个阶段:公元前374年- 前320年,桓公、威王时期,为初创期。

  公元前319年- 前284年,宣王、湣王时期,为兴盛期。

  公元前283年- 前221年,襄王、王建时期,为衰落期。

  第一阶段,稷下学宫的初创期。

  学宫的确切创建年代,因缺乏史料,已无法考定。有关稷下学宫的初期活动情况,也未见具体记载。但汉代学者有两条记载,可供我们据以研究。

  东汉末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 齐桓公(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齐桓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75年- 前359年)死时,孟子15岁,也许就在公元前359年,曾游于齐。现在有人认为15岁外出游学不可能,对孟子在齐桓公时游学齐国表示怀疑。但有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 孙卿(即荀况)有秀才,年15,始来游学。 既然荀子15岁已到稷下游学,那么徐干所记孟子之事,或有根据。也有人对齐桓公创办学宫之事产生怀疑,但不知其所据史料。

  桓公之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已有稷下先生。稷下先生是稷下学宫内教者的一种特别称呼。西汉刘向《新序?杂事》里记述了一段故事说,齐威王立志改革,求贤心切。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分析琴音调而天下治的道理。威王听了很高兴,三月后就任邹忌为相。这时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却大不以为然。淳于髡等一帮72人都看不起邹忌,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故意要难倒邹忌。一天,大家相约一同去见邹忌,他们态度很傲慢,邹忌态度却非常谦卑。

  淳于髡说: 一件白色的狐毛皮衣,补上一块坏的羊皮,怎样? 邹忌说: 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不敢把坏人混到好人中间。 淳于髡说: 方座之内要放进圆灯,怎样? 邹忌说: 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在办理公务的地方,不敢招待宾客。 淳于髡等人又问: 有三个人共同放牧一只羊,羊不能很好吃草,人也不得休息,怎样? 邹忌说: 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减少多余的官员,不让他们去麻烦老百姓。 淳于髡出的三个怪题,邹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那些原来想上门诘难邹忌的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临走的时候,邹忌反而占了上风,淳于髡等人却显得谦卑辞屈。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有淳于髡与邹忌(驺忌子)的一段与上述相类似的对话,但没有刘向所述详细。这完全可以说明,至迟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建立。因为稷下先生的称呼,只有在建立了稷下学宫以后并聘请了讲学的教师,才可能有此专称的。

  稷下先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敢于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思路敏捷,善于言词。他在治学上,则仰慕管仲,师承晏婴,兼隆礼法。齐威王即位初期,不理政务,好长夜饮,把国家管理大事委托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百官荒乱,诸侯并侵,齐国危亡,在于旦夕。可是,朝内左右没有人敢向威王提意见。

  淳于髡挺身而出,向威王提出一个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问题: 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王宫的庭院内。整整三年,这只大鸟不飞也不鸣。请问威王,这只大鸟在干什么? 威王想了想,理解了淳于髡的用意,便说: 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此后,齐威王振作起来亲自主持政事,赏罚分明。对敢来侵犯的诸侯,奋兵出击,国势转为强盛,此后齐称雄36年。但是威王积习难改,又犯了长夜饮的老毛病。有次,还特地在后宫置酒,召见淳于髡,并赏他酒喝。威王问他: 先生能喝多少的酒,才算醉倒? 淳于髡回答说: 我喝下一斗也能醉,喝下一石也能醉。 威王听了,很不理解,请淳于髡讲明理由。于是,淳于髡层层进说,最后归纳道: 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乐极生悲。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决不要做过头。事情做过头了,必定会产生不幸。 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威王再一次受到启发,才完全改掉了他的这一积习。

  可见,在学宫初创时期,稷下先生对朝廷的政务就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第二阶段,稷下学宫的兴盛期。

  齐威王晚年,齐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特别是将相之间矛盾尖锐,邹忌与田忌发生分裂,竟然发展到田忌领兵袭击临淄,要捉拿邹忌。结果没有成功,田忌便和孙膑一起逃到了楚国。邹忌也因此被免去了相国之位,而由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婴任相国。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不能不影响到稷下学宫。

  威王之后,宣王(辟彊)即位。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继续任田婴为相,整饬吏治,加强合纵同盟,特别是齐国与魏国马陵一战,大败魏军,国势因而大振。宣王又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又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①、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此处讲的 复盛 ,显然是指威王时因邹忌和田忌之争,引起稷下学宫一时不景气。宣王时扭转了萧条局面而发展到创办以来的高峰。《盐铁论?论儒》称: 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稷下学宫容纳的众多学者,虽然没有都任命为行政官吏,却鼓励大家参与议政,无疑成为齐王的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是齐国统治者管理国家高于别国一筹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述 霸王之术 的《管子?霸言篇》指出的那样: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 要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有了得力之人,如虎添翼,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齐威王就非常明确地把贤士看成国家的瑰宝。他更下令: 群臣吏民,能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对统治者当面批评,能够得到上赏。写书面意见,能够得到中赏。即便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传到统治者的耳朵里,也能够得到下赏。命令传下后,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宣王也欢迎学者议论政事,不仅从本国招聘贤人,而且从他国招聘,也不限制学派。据文献记载,在稷下学宫兴盛期间,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貌辨、颜斶、王斗、尹文等。

  在齐宣王在位的10多年间,稷下学宫发展到高峰,确实与他能采纳群言,广纳士人的豁达胸怀分不开的。如他对待颜斶这样的事例,在战国时期也不多见。再如他能接受王斗的批评意见,也是不容易的。前者劝王贵士,后者讥王不好士,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

  有次,齐人王斗去见齐宣王。他开门见山道:从前先君桓公有五好,使他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宣王只保留了四好。宣王说: 我是愚陋的。我守着齐国,就怕有所失误而失国,那里还保得了四好? 王斗说: 你讲得不对。先君爱好马,王也爱好马。先君爱好狗,王也爱好狗,先君爱好女色,王也爱好女色。只有一样,先君爱好士人,而王不爱好士人。 宣王辩解说: 当今世上没有士人呀!我怎么爱好呢? 王斗说: 世上少有的骐驎、騄耳(八骏之一)这样的好马,你的马群中已有了。世上少有的东郭逡和卢氏之狗,你养的狗中也有了。再如世上少有的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你的宫中已很多了。你仅仅是不爱好士人,并不是世上没有士人啊! 宣王说: 我是忧国爱民的,非常愿意士人来与我一同治理国家。 王斗说: 王是忧国爱民的。但是,却不如珍爱你的尺縠(一种縐纱做成的帽子)。 宣王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斗说: 你要找人做縐纱的帽子,不去找一些平时善于奉迎的人,而定要去找工匠,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有工艺技能。现在,王要治齐,除了左右那些奉迎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

  所以我说你的所谓爱士,真不如爱那顶縐纱的帽子呢! 宣王听了王斗的这番话,很受震动。他很感谢王斗提出的意见,说: 这确是我的过错,有罪于国家。 于是他就下令举士5人任官,齐国从此大治。

  ①邹衍(公元前 306- 前 240年)在稷下学宫,当为齐湣王时,《史记》或有误。

  齐涽王当政(在位年代公元前300年- 前284年),奋三世之余威,对待各诸侯国, 不由礼义而由权谋 (《荀子?王霸篇》)。他南破楚,西诎秦,又攻占了韩、魏的部分土地。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而尊齐湣王为东帝,一时齐国极盛。涽王前期,稷下学宫尤为发展, 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 ①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湣王拒绝纳谏,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意见,自己一意孤行。而到了后期,他更是骄横专行,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使一个强盛的齐国,弄得国力衰竭,民怨沸腾。稷下学宫的大批学者,见到齐国每况愈下的形势,深感失望,相继离去。正如西汉桓宽概括的: 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 (《盐铁论?论儒》)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乐毅率领六国(燕、赵、魏、韩、秦、楚)联军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受到破坏,学宫师徒四散逃亡,学宫停办了五、六年之久。自此,稷下学宫进入了衰落时期。

  第三阶段,稷下学宫的衰落期。

  燕国乐毅率大军伐齐所向披靡,齐湣王逃到莒地被杀。莒人和齐国亡臣又拥立湣王之子齐襄王(田法章)即王位,襄王在莒留居5年之久。齐将田单据守即墨孤城,一直坚持抵抗燕国,直到燕昭王死,田单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并依靠民众力量,乘敌不备,用火牛阵突击燕军,才解即墨之围。齐军乘胜前进一举收复70余城。燕国军队基本被赶出齐国后,又从莒地迎接襄王回到都城临淄。虽然齐已复国,但元气大伤,稷下学宫恢复后也大不如过去了。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很清楚,宣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田骈等都已死去了,再次从楚国回齐的荀况,已是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了。稷下学宫现出一派衰败的现象,已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原来学宫中有一大批人被授以上大夫职位,而到襄王时,名士稀少,只得勉强修列大夫之缺。惟有荀况为三祭酒(学宫之长),被列入上卿.襄王继承了尚贤的传统,广招人才。但是,他不能积极使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士人的作用。即使荀况担任学宫的主持人,但也无力回天。他这时所处的情况依然如去楚以前一样: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

  因此,襄王重建后的学宫,仅仅为了维持这所高等学府而已,缺乏生气,也不可能与昔日的稷下学宫同日而语了。

  襄王死后,其子王建继位(在位年代公元前264- 前221年)。因为王建年少,由他的母亲,即襄王之后(史称君王后)摄政。君王后是齐国史上第一位 女主.她在辅助王建治国和王建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政策,正适应秦昭王的远交齐国,近攻三晋的策略。齐国自保,加之又不在秦国第一批打击国家的总战略目标之内,因此大约有40多年,齐国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荀况在稷下 三为祭酒 期间,曾到秦国考察过秦国国情。此时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国势强盛,可是齐国面对日见强大的秦国,却不是积极治理国家,以防强敌。而是处处妥协,苟且偷安,国家前途非常危险。荀况向齐相进行谏说,却因此受谗而不得不离开齐国,再度奔楚。荀况在楚国被任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晚年在此著书立说,死于兰陵。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荀况的离去,使有学识的稷下先生也难于久留。因此稷下学宫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学宫每况愈下,徒负虚名了。

  在稷下学宫的衰落期,除了荀况,著名学者还有邹衍和邹奭. 他们都是齐国人,阴阳家。邹衍善辩,人称 谈天衍 ,他曾与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名家学者公孙龙争辩过 白马非马 的命题。邹奭的文采很好,人称 雕龙奭.但这已是凤毛麟角了。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 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降秦,齐国灭亡。此后,战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一座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也宣告结束了。

  在教育变革的最后阶段,私学活动已逐渐缩小,而官学规模逐渐扩大。

  各国执政者已不依靠私学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由公家建筑校舍,并且有了一套管理师生的办法,通过官学来扶植培养统治阶级的力量。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兼并使得统一的趋势逐渐加强。官学的恢复,正是适应了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因此,官学要秉承执政者旨意,既是制造舆论的机构,又是人才培养的场所。做为齐国官学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无不与齐国企图一统天下的 大欲 有关。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书中提出了统一帝国将要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些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旧制度的某些内容,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加以增设的新制度。这些主张,自然要通过官学传授给学生。因此,威王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今后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积蓄人才。

  战国中期以后,称雄的诸侯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依靠私学来培养统一国家的治理人才,确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稷下学宫中,虽然各个学派都聚在一起,兼蓄并包,但是在全国趋向统一的形势下,以法治国要比以礼、德、仁等治国显得更有吸引力。

  商鞅是法家的奠基者。他在与秦孝公谈论制定统一的法令时,就提出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的官学思想设计。秦国虽也尚贤,却没有办起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式的官学。随后,韩非又把商鞅的主张发挥为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秦国因而采取了 崇法尚刑 的教育政策。李斯为秦始皇相国以后,进一步实行以法为教,禁止一切儒家经典流行,取消私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官学和私学教育制度在秦国都被取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教育也很发展。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里。一些高科技部门,如天文、历算,更是官职世袭,子就父学,严加控制。即使是一些手工工艺,也因为 工商食官 而受官府管理,不能在民间传授技艺。春秋初期, 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畴人,指掌握天文历算者,因其技术、官职世代相传,所以名之,也称畴官。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所失的官包括畴官,而学在四夷,也包括科学技术。至于官家手工工艺,随着百工四散,便流传于民间。这些情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科技教育的发展。

  周代的科技已很发达。《周礼?冬官》虽已亡佚,但所补《考工记》记载的器物制作方法,却非常详尽。当时制作各种器物,分工很细,制作要求严格,凡使用材料、成分、尺寸、重量等,都有一定规格,不能马虎,并且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员。制作器物百工,基本上也是父传其子,世代相袭的。

  到了春秋时期,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或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设学收徒或以师带徒,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 职业学校 ,但是技术的传授比之周代,已很普遍了。

  工艺传授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从《礼记?学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技术教育的特点和所进行的教学方法。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

  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是说,凡善于修补金属器物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缝补毛皮衣服做起。善于做弓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弯曲荆条柳条编成箕筐做起。这同小马开始练习驾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必须让小马跟在车辆后边,随着车子行走,时间长了,再训练小马驾车,小马也不会惊恐了。想做学问的人,能够细细观察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下决心学习了。

  《学记》的记述,介绍了练习手工技艺的实例,说明君子要 志于学 的道理。所举的例子,却是总结了技术教育的传授经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学习之初,并不马上传授某项工种的专门技术,而是借用别类作业方式,由练习最简单的基本手法开始,再转入复杂的手艺。这也是循序渐进的有效措施。可见,古代的技术教育是有一套很好的传授经验的。但是,这些宝贵的技术教育经验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因此没有人进行系统总结,以致自行消亡而不可考知了。现在出土的不少古代器物,我们只能叹其精致,慕其美饰,但怎样制造,又怎样修饰,甚至怎样修补都不知道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科目有:农学、天文和数学、冶金学、医药学等。春秋时期,冶金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如生铁的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炼钢、合金和锻打技术;此外,还创造出合范铸造中的失蜡法。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发掘出土的盘尊,是一件盛酒器,通高30。1厘米,口径25(以透空附饰的边缘计)厘米。盘尊的附饰是铜制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饰。 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表层纹饰不同于其他青铜器上连续的镂空花纹,它们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构成为一个整体。 附饰用锡青铜铸成,没有经过锻打,也不曾留下铸接和焊接的痕迹,而形制的高度复杂又排除了浑铸或分铸的可能。 ①这件盘尊,经过鉴定,确认为采用失蜡法铸造,也是我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先秦的失蜡法所铸标本。

  过去,这种工艺被认为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传入或从西方传入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年代为西汉。擂鼓墩1号墓盘尊的出土,经科学鉴定为失蜡法铸件,这样就把我国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说明那时冶金铸造技术的传授,一定有其制度与方法。学术官守,不散民间,而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包括整套的编钟)来看,工艺匠人当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技术培养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和方法,可惜没有文字记录下来。可能,当时是在生产实践中,采用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即从基本的简单的手艺开始再逐渐复杂。而着重实践,应是手工技艺传授的最大特点。

  ①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 7期。此器出土时定名尊盘,因以盛酒的尊为主,应称盘尊。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历经几百年的教育大变革,对后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实施,影响是很深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 学而优则仕 的培养目标。奴隶社会官吏的选拔,限制在以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之内。而春秋时期以后,宗法制度废弛,士、工商者、庶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成为高官将相。社会尚贤的风气和仕途的开放,刺激了人们的从师进学。而办学者,也以其荐举人才的多少和所授职位高低而扬其名声。孔子主张 学也,禄在其中 ,并赞同子夏的 学而优则仕 的观点。从春秋开始,学与仕就紧紧结合起来了。应该说,当时把从师作为求仕的一条途径,对于士的解放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学官制度的建立。春秋时期,私学教师不受官府任命。虽然当时官学未废,但学官的名称不详。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以后,官学又逐渐恢复,学官职称也重新建立,如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曾经是魏国的博士弟子。博士所教授的学生叫博士弟子,可见魏国学校中设有学官。而齐设有祭酒,辅佐太子学习的学官,名师名傅。秦、汉以后,仍袭学官制度,太子的老师称太傅和少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为 太子少傅.汉时设六经祭酒,晋初改为国子祭酒。博士是教席官,祭酒是行政官,这些都是最高学府的学官。而学官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世袭的。自战国以后,改为任命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第三,制定管理学生的守则。奴隶社会,国学和乡学中都有了学生不听教诲给以惩罚的办法,尚未见有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记载。目前,史籍记载的最早一份学则,是收集在《管子》一书中 弟子职 一章。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详细内容见下一章)学则。其中具体列出学生应遵从的学习和生活行为的规范:如对老师, 若有所疑,奉手问之 ; 师出,皆起 等。这也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教师就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使官学由衰而盛,私学由盛而衰,其发展轨迹,又都与政治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几度起伏,最能说明问题。只有国家经济力量雄厚,政局稳定,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将人才需求和技术开发提到日程上来时,国家上下才能重视教育,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才能全面发展,也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更加兴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的种种变革,不是离开社会的发展而单独进行的。而教育的种种变革,既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也能阻滞社会的进步。因此,教育对国家的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五、教育变革中的三项典型事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经历了从西周的官学衰落、各诸侯国的各自为教,到春秋中期私学兴起、士的作用扩大,及至战国中期以后,封建制官学建立,教育管理渐趋统一。这五百多年间的变动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我国后世教育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春秋战国处于战争频繁的年代,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也不安宁,但由于诸侯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重视人才培养、重视知识分子(士人),各国诸侯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力图称霸争雄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教育变革和文化知识的传授。尤其在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教育事业得到格外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其中,如孔子创办的私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弟子职》等,对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这些事例,已初步勾勒出封建教育制度的粗糙轮廓。就以儒学的教育来说,两汉以后各个朝代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和一些具体措施,诸如学官的设立、教师的地位,特别是教材的选用等,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奉为圭臬。应该指出,汉代董仲舒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为推动儒家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也使儒学所总结的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包括教育的思想、方法、内容等等得以流传下来,一直为后世封建学校教育所依遵。直到近代的一些村塾里,学生进校,还要向先师孔子画像、牌位行礼。这些残痕,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强迫命令,乃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封建教育传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封建教育传统影响之深,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一) 孔子创办的私学

  孔子创办私学,已是春秋中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每称他为我国私学的首创者,但这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孔子之前,西周王朝的一些学官已陆续离开京畿,散到四处。不少图籍,也分散各地。西周的官学衰落,给失去官职外流的人员,提供了传授知识技能的机会。社会不可以没有教育,知识的传授不可能中断。因此在春秋初期,应该说已有私学产生,只是史书缺乏记载而已。而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与其同时鲁国就有少正卯,郑国有邓析等。

  这些人讲学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可能是在前人办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而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则各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如孔子和邓析,前者重礼,后者重法。从现有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在最早的一批私学的创办人中,孔子所创办的私学,保留的历史资料较多,贡献也最大。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教育史上私学的出现都归功于孔子,并把他作为私学的首创人。

  1。办学形式周代国学或乡学的校舍都由国家建立,而建立在什么地方,也由国家统一指定。这些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便变动。但私学就不受这方面的限制了。

  孔子和少正卯同时在鲁国都城开办私学,可见在什么地点,开办多少所私学,由谁开设,政府并不加干预。不过,私学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孔子的私学因受少正卯私学的影响,曾经 三盈三虚.学生自由择师,流动量也很大。聚徒讲学,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到适合社会需要,主要是能为诸侯、国卿的利益服务。同时在办学形式上,也要为学生考虑到就学方便。

  孔子办的私学,做到住校和走读两便,并不强求一律,这也是私学的特点之一。

  孔子办的私学校舍,有 堂 和 内.堂,就是教室。古代的教室不完全是学生学习和听讲的地方,也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内,也称弟子内,就是学生的宿舍。《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死后, 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司马迁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特地到曲阜去,亲自看到了仲尼故居改作的庙堂里所陈设的车服和礼器。

  孔子讲学,外地来的学生不少。 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除了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鲁以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西)所属地区慕名而来的学生。远地而来的人,自然要住在学生宿舍里了。

  在《论语?公冶长》中还记载了孔子学生宰予 昼寝 的事情。有次宰予白天睡觉,被孔子发现了,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 意思是说,白天不学习却如此贪睡,这样的人,好像腐烂了的木头,能雕刻出什么呢?粪土似的墙壁,再也无法粉刷了。《论语》用了 昼寝 两字,不是指随便打个瞌睡,可能指在学生宿舍里白天睡大觉。

  至于走读,记载最具体的为颜回的事情。颜回是鲁国本地人,住在都城。

  《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称赞他: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住在小巷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孔子能见到他的住食情况,正说明颜回不是在学校住宿,而是住在家中,上学走读。

  春秋时期,聚徒讲学,执教者不一定常驻一地,每有转移,便把讲学与游说结合起来。其原因,一是为传播自己建立的学说,在移地讲学的同时,吸收更多门生,树立学派,结成具有政治性质的集团,谋求建立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立足点。二是游说各国诸侯,使自己的治国学说能被某一统治者采纳,这与当时各个国家革新图治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是较长时间在一地办学,其间或因学生减少,或因不再受该国权势欢迎,或为学生谋仕找出路,而临时移地讲学。孔子创办私学,就曾有两次外出。第一次出外2年左右,那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冬,因鲁国内乱,孔离开鲁国到了齐国,昭公二十七年回国,继续讲学。而第二次在外达14年之久。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因孔子在鲁国做官碰壁以后,匆匆忙忙带着学生一同离开。

  当时的情况是,鲁国的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季桓子手中,齐国统治者专门挑选了美女80名,穿上华丽服装,载歌载舞。又挑选骏马120匹,都披上精美的绣缎。把这些送给鲁国君臣,用意在于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而疏远孔子。因为孔子当时官居大司寇,齐人怕孔子 为政必霸 ,想出如此的投人所好办法。结果,季桓子果真接受了齐国的 厚礼 ,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子路觉察到了,对孔子说: 事情已很清楚了,老师可以离开了。 孔子开始还有点犹豫,他还想季桓子能憣然悔悟,所以对子路说: 鲁国快要举行郊祭了,看看他们是不是仍旧把祭祀用的膰(fān音烦,祭祀用的熟肉)

  按礼送我一份。如果送给我,我还可以留下来。 然而,孔子参加陪祭仪式以后回到家中,一直不见祭肉的影儿。孔子终于忍无可忍,才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去。从此,孔子师徒一群人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大小几个国家奔走了14年。《论语》中提到卫灵公、陈惠公等都向孔子请教过,孔子也在各国继续讲他的 仁道.即使在途中,只要有机会,他仍坚持讲学。如公元前493年,孔子在卫,当看到卫灵公没有器用他的意图,便从卫到宋。途中,孔子曾在一棵大树下讲礼习礼。宋国的大夫司马桓魋知道了,想杀害孔子,赶去砍倒了那棵大树,作为对孔子的警告。弟子们都催孔子赶快离开,孔子只好改变装束穿过宋国,改道到了郑国。再如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正赶上这年吴国侵犯陈国,他又不得不离陈,到楚地负函去见诸梁①。当他们途经蔡地时,已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孔子还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和唱歌。

  孔子的两次外出,游说情况似乎不太理想。所经过的国家,欢迎他们的不多。每到一处,居留时间也都不长。孔子弟子三千人中,有的就是在外地流动讲学时招收的,这种游说兼流动教学的方式,战国时期开办私学的其他著名学者们,也常采用。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等一些学者,都去过不少国家。当然,流动讲学也有明显的求仕的目的。孔子在鲁,从中都宰升到司空,又当上了大司寇,如果他官运亨通,不与季桓子发生矛盾的话,他会留在鲁国,不会四处奔跑去求仕的。因此,春秋时期驻地办学是私学讲学的主要形式。而流动讲学,则是在驻地讲学遇到困难时,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与流动讲学结合,却成了时髦之举。

  2。招收学生孔子招收学生,有两条原则:一条是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论语?述而》)另一条是 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关于 束脩 ,一般的解释是: 只要能主动送点见面礼,我是不会不给他教诲的。 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挺),十挺为一束。古代往往用干肉作为见面的礼物。学生上学,初次见到老师,要送上束脩,如同交纳学费一样。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 束脩 不是见面礼物,而是指年龄已过15岁,即束带脩饰的意思。《论语?述而》郑玄注: 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又《孔子家语?本姓解》: 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余人。 因此,有人认为孔子办的私学,基本上属于成人教育。他只招收成人学生,不收儿童。

  事实上,要招收较多的弟子入学听讲,凭收交的学费是很难维持的。鲁国当局给了孔子相当的资助,孔子自己说: 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①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他赞助千钟,确给孔子办学帮了大忙。

  至于招收学生的 有教无类 原则,也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提出的 有教无类 是对西周控制的官学制度一次重大突破,私学招收学生,并不严格限于王室贵族子弟。只要愿受孔子教导,他都接受,没有年龄、贫富、社会地位和地域的区别。

  ①诸梁,楚国大夫,正驻守在负函(负函属楚地,在今河南信阳)。孔子到过楚地负函,也可以说他曾到过楚国。

  ①《说苑?杂言》: 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孔子招收的弟子,年龄相差十分悬殊。有少孔子6岁的颜元繇,少7岁的冉耕和9岁的仲由,也有少孔子50岁的冉孺、曹卹、伯虞,少孔子53岁的公孙龙等。

  孔子招收的弟子,贫富相差也十分悬殊。

  相当贫困的,如:颜回,少孔子30岁,吃的是 一箪食,一瓢饮 ,住的是 陋巷.仲弓,少孔子29岁。他的父亲是个 贱人 ,家穷得几 无置锥之地.子路,少孔子9岁,卞地的野人。他经常吃的是藜藿(野菜),还要到百里之外背米养活母亲。

  原宪,少孔子36岁。他住在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屋顶盖的是茅草。门户是用蓬蒿编成,而且东歪西斜。户枢是用桑树干,而窗口用破瓮堵塞。室内用挂着的粗麻布隔成两间。遇到雨天,雨水不断下漏,地皮没有干燥的地方。

  曾参,少孔子46岁。他种菜园子,帮助母亲织布。家境贫寒,有时几天揭不开锅。一年到头穿着破烂的衣服,10年不曾添制一件新衣。

  闵子骞,少孔子15岁。他受后母虐待,冬天穿里塞芦花的衣服,保暖御寒。

  家境富裕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他们兄弟俩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

  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富商。

  公良孺,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招收的弟子,社会地位相差也很悬殊。社会地位高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贵族子弟。

  社会地位低的,如:公冶长,曾被判刑入狱。颜涿聚,曾是一位大盗。(《群书治要》卷36)

  有教无类 的另一种说法,认为 类 字应该理解为智能品德方面的差别,而经过教育后,便不存在智和愚、贤和不肖的差别了。因此,有教无类,所说的应是教育的效能,并不是指教育的对象。颜师古注释这一句话是: 言人之性术在所教耳,无种类。 人的智能、品德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

  例如,孔子分析他的几个学生: 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迟钝),师(颛孙师)也辟(偏激),由(仲田)也喭(yàn音宴,卤莽)。 然后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性格和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如教育仲由,孔子针对他胆量大,勇于作为,但是卤莽,就得常常提醒他,想办法牵制他,使他胆大而又谨慎。所以,汉代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 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 关于孔子的 有教无类 ,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孔子自己还是掌握一定标准的。正如有次南郭惠向子贡探问: 为什么你们老师办的私学,招收学生那么杂呀! 子贡回答说: 我们老师确是这样的,他也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要来学习的人他从不拒绝。如果不愿学习而要离开的人,他也从来不加阻止。 其实,子贡讲的这番话,并没有全面领会老师的意旨。孔子虽然坚持 有教无类 的原则,但他招收学生,并不是随随便便,只要交了学费就一概收容,而是有着一定规章的。合于规章要求,才能被收为弟子。孔子所定的入学规章,有以下三条:其一,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人介绍或由孔子自己选中。如鲁国武城人澹台灭明,是经武城宰子游推荐给孔子的。而仲由则是孔子自己选中的。

  其二,有了推荐介绍人,还得经过面试才能入学。孔子对从师的人要 面试 ,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容貌仪态。如宰予 利口辩辞 ,很使孔子高兴,便被收取了。澹台灭明,因容貌丑陋,孔子不十分中意,但他是子游推荐的,所以才勉强收取,列为 以次相传 的弟子。不过,仅从外表观察的面试也不一定可靠,宰予入学后,曾有 昼寝 毛病,学习怠慢。而澹台灭明入学后,退而修行,很得人心,尤其是学成以后,南游至江,弟子从者300人,成为孔门著名的传道者之一。为此,孔子作过自我检讨,认为光凭听人家的夸夸其谈,就感到他有才学,便会像宰予那样,这是不对的。再如见到澹台灭明,嫌他长得丑陋,就以为他很薄才,这也是错误的。孔子所说的这一番自我反省的话表明,他招收学生,是要经过面试才录取的。

  有时,学生即使有人推荐,如果孔子不乐意,照样拒之门外。鲁国的恤由死了,鲁哀公向孔子推荐孺悲到私学来学习士丧礼。孔子不喜欢孺悲,便推托有病,连见都没有见孺悲。孺悲刚刚离去,孔子马上弹瑟唱歌,故意让孺悲听到,以使他知道孔子是不欢迎他这样的人。

  其三,能主动交纳学费。学生要以十条干脯作为从师的见面礼,也算是求师的礼节,就和现在办入学手续一样。

  3。教学内容孔子教学的内容很丰富。《史记?孔子世家》称,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又说: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归纳起来,孔子的教学内容可分为三方面: 四教 ,指文、行、忠、信。

  六经 ,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艺 ,指礼、乐、射、御、书、数等。

  四教的内容,有人说是以文字、品行、忠诚和信实等教育学生,有人说是以历史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待人忠行和人际信实教育学生。在孔子的弟子中,四教的优秀学生,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言语有宰我、子贡等。政事有冉有、季路等。文学有子游、子夏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是 四教 ,其中,德行,可能就是 行 ,文学可能就是 文.而言语、政事指的是什么呢?因此有人认为,四教是春秋时期,士人应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文化素质,政事、言语,应相当于 忠 、 信.古时, 教 字与 学 字相通,因此四教也就是四学,这是孔子制定的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六经的内容,即孔子删编整理的六种书籍。春秋初期,周代官学中传授的一些典籍,还比较完整。管仲曾向齐桓公介绍过《诗》、《时》、《春秋》、《行》、《易》、《卜》等书,申叔时也向楚庄王介绍过《春秋》、《世》、《诗》、《乐》、《礼》、《令》、《语》、《故志》、《训典》等书。到了春秋中期孔子办私学的时侯, 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因此,在他的教学中有些书籍已经不提了。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书籍的内容,仅适于奴隶主贵族子弟学习,到春秋时期已经过时,毋须讲读了。二是官学一再衰落,古籍一再散佚,到春秋时期,有些书籍已经不再存在了。由于教学的需要,孔子曾经两次整理过古籍,并加以适当改编。

  如《诗》、《书》、《礼》、《乐》都作过两次修编。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没有当上大官以前,他 退而修《诗》、《书》、《礼》、《乐》.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84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整理、删定,成为定型的教材。

  孔子整理古籍有一条原则,就是 述而不作 ,尽量保留原来的文献内容。

  孔子教《诗》,是因为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 ,在于提高学生的想像力,使之产生联想,激发情感,寄兴于物,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政治企图。观 ,在于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从诗中所反映的贵族和平民生活各个方面,学会观察社会动态,观察民情风俗和国事盛衰。 群 ,在于提高学生的合群能力。学诗,使人温柔敦厚,起到陶冶性情作用,使人易于合群,也乐于合群。 怨 ,在于提高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怨与 讽 、 刺 意义相近。《诗经?关睢序》指出: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即用诵诗方式来批评政治和当时社会的不良风尚。 谲谏 是指托辞不直言,使对方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弦外之音。学诗既能成为齐家治国的手段,也可以作为文明交际的手段。

  孔子曾说过 不学《诗》,无以言 的话。宋人邢昺《论语注疏》说: 以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不学之,何以为言也? 在春秋时期君臣聚会、朝聘、诸侯合盟、宴饮等等一些社会活动中,常常以赋诗引诗来表达各自意见。

  《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二百五十一次之多。如果在集会上,有人不能赋诗,也不懂引诗的意义,就要被大家看不起,有失身份。公元前530年,宋国元公即位,便派大夫华定到鲁国以通聘问,以表达新为宋国君的元公与鲁国昭公继续友好。华定到了鲁国,宴会上鲁国演奏诵唱起《诗?小雅?蓼萧》。诵唱这首诗是向宋元公表示感谢,并为宋元公颂德祝福。而华定却坐在席上如同木头人一样,不知道东道主为什么唱《蓼萧》,也不懂怎样以诗回答。他被昭子奚落一番,当场大出其丑。可见,学诗与从政也有着密切关系。

  孔子教《书》,要求学生从《书》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培养从政人才。《书》是一部历史文献,内容主要是古代的道德知识和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提到孔子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以古谕今,既是历史教材也是政治教材。

  孔子教《礼》,在于树立弟子的崇尚理想,并且能够躬身力行。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衰,正是因为周代制定的一套礼乐制度遭到破坏,造成了诸侯争霸,动乱不止的混乱局面。他强调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如果周礼真正恢复了,天下一定能够太平。因此,孔子认为礼是立国立人的根本大道。

  礼 在《论语》中出现74处之多,①说明在孔子的讲学中,有关礼的内容比重很大。

  孔子教《乐》,在于陶冶性情。礼是仪,乐是情。他的弟子中不少人都擅长音乐,就连仲由这样卤莽的人,也会鼓瑟弄弦。孔子认为,诗、礼、乐三者是互相结合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振奋,礼可以立身,乐是两者的统一。

  孔子教《易》,在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易》是探究事物发展变化的书籍,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戚。能够掌握这些事物变化的规律,可以正确处理或应付遇到的变化。孔子对《易》讲述不多,但他说过 加吾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的话。学《易》避过,正是他传授这门学问的目的。

  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孔子教《春秋》,在于使学生了解各诸侯国的政绩及其兴废,对学生未来从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春秋》并不单是记载鲁国的历史,通过编修,表达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他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

  关于 六经 的教育意义,孔子自己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 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六艺的内容,属于技艺,偏重技能训练,详细内容已在本卷《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一章中介绍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春秋时期的士人应具备的技能。但孔子对射、御讲得很少。有一次,卫灵公与孔子谈起关于军中阵法的问题,孔子回答说: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可能孔子热衷于周礼传道,而在军事方面兴趣不大。

  因此在他的学生中,所见的将才也不多。

  4。师生关系孔子招收学生是 有教无类 的,各色人等都有。孔子对学生是十分负责的,弟子们对老师也非常尊重。老师所讲的话,他们都当做教诲来认真对待。《论语》是一部孔子学生对老师言行的记录,其中有许多话,表明了师生之间亲密融洽的关系,这是迥然不同于奴隶社会官学中那种上下从属的师生关系。私学得到发展的原因很多,而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促使学生乐于学习,不能不是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好的师生关系,虽是双方共同创造的,但教师处于主导地位。

  孔子对自己的言行要求严格,处处以身作则,为弟子树立起榜样,确实做到了为人师表。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 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史记?孔子世家》)他也曾两次对子贡说: 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同时,孔子对待学生,在言行方面也没有一点隐瞒。有次,他对学生说: 二三子以为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论语?述而》)这是说, 有的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我是不会的。我没有什么不向你们公开,孔丘的为人便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又是怎样呢?颜回说: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孔子对人教导,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针对各人学习的特点来引导学生,开拓他们的眼界,培养他们的礼仪。有次,子禽问子贡,为什么孔子一到某个国家,就能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情况,这是靠什么办法得到的呢?子贡回答说: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这是说,孔子靠他的温和、善良、严肃有礼、节俭、谦逊等高尚的品德使人仰慕而得来的。孔子的一些好品德,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论语?述而》记: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这是孔子某些学生给老师的评价。说孔子温和而严厉,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坚持原则,但态度很好。孔子平时很重视老师的威仪,但不是使人不敢接近他,他尊严而不使人害怕,庄严却表现得很安详,使得学生都愿意跟他学。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由于孔子身体力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学生们都很尊敬他。有次陈亢(即子禽)怀疑孔子对孔鲤(孔子之子)在知识传授方面有偏爱,试探地问孔鲤: 你在你父亲那里还学到别的东西吗? 孔鲤回答说, 我没有学到别的东西呀!有一天我父亲在堂前见到我,问我学过《诗》了吗?我说还没有呢。父亲便告诉我,不好好学习《诗》,说话便不文雅了。又有一次,父亲在堂前见到我,问我学过《礼》了吗?我说还没有呢。父亲便告诉我,不好好学《礼》,就不能懂得立身处世的要求。我听到父亲的教导,仅这两次。 陈亢听了后,非常感动也很高兴,孔子真正是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一点没有偏私。

  学生做错了事,孔子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他并不因此便不再关怀他们,也不影响师生关系。如多才多艺的冉求,鲁国的执政季康子曾聘他为宰臣。

  公元前484年,冉求为季氏将左师,打败了齐国军队。季康子问他怎样学会打仗的,他说是向孔子学的,并且将自己的老师推荐给季氏。季氏派公华、公宾、公林到卫国去迎孔子归鲁。孔子在外游说流浪了14年,总算有了归宿。

  可是冉求当官后没有依照孔子的 敛从其薄 的主张,他替季氏实行田赋制度,反而增加了赋税。孔子生气地批评说: 冉求不是我的弟子,大家都可以攻击他! 不过,当孟武伯问起冉求这个人怎么样时,孔子还是肯定冉求的才能,认为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都可以叫他担任 邑宰 或 家宰.①孔子如此对待学生,所以学生们对老师的教诲,也都是口服心服的。

  鲁国国君昭公从吴国娶了位夫人。鲁国是姬姓之后,而吴国是太伯封地,也是姬姓。春秋时期仍循同姓不婚的旧制。这件吴鲁婚事,孔子知道是违背周礼的。有次,陈司败问孔子,鲁国的昭公懂得礼法吗?孔子却回答说,昭公懂得礼法。当孔子离开以后,陈司败向孔子的学生巫马期作了个揖,走近他并说: 我听说君子是不会袒护别人的,你的老师怎么也袒护起别人来了?

  鲁国的昭公明明娶了吴国的夫人,吴国和鲁国是同姓封国,鲁国上下都不得不称昭公的这位夫人为' 吴孟子'.这鲁君究竟是懂得礼法,还是不懂礼法呢?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毫不掩饰地说: 我感到高兴,因为人家指出了我的错误。 按照周代的礼法,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以她出生之国的国名加上本姓。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则应称 吴姬.但为了回避 同姓不婚原则,不得不改 吴姬 为 吴孟子 ,即将她的本姓姬改成其名孟子了。孔子虽然对鲁君而言,做到了 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却又回避不了另一条姻亲的礼法,被人抓住了把柄。

  孔子温和,谦虚。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关心学生生活并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在私学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风气。而周代的官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二) 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设在齐国首都的著名高等学府,也是开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学。这所官学,吸取了私学的一些特点,改进自周代以来官学的一些传统,在组织管理和教学活动上有许多独到之处。稷下学宫的组织管理,体现了当时的养士、用士和育士精神,既进行知识传授、学术研讨,又成为政府的咨询机构。

  ①批评冉求见《论语?先进》。评价之事见《论语?公冶长》。

  学宫的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人数很多,均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应设有一套行政管理组织,但由于史料不全,其具体设置情况不可得知了。我们只知道著名的学者荀子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祭酒是学宫之长,当是学宫的主持人,如同现今的大学校长,这是国家委派的学官。既有祭酒主持学宫,理应配有其他行政官员,以负责管理学宫各方面的事务。

  稷下学宫对其师生,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享受不同待遇。教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待遇最高,皆赐列第,但不治而议论。他们之中,有的列为 上卿 ,多数为上大夫。如齐宣王时,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人,都列为上大夫。这些学者,如果学术成就越来越高,或者对齐王的贡献越来越大,受到的尊宠也会越来越高。淳于髡有次曾经言退诸侯犯兵,被立为 上卿 , 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①荀子由于学术地位提高而递升为卿。政府给这些人修建高门大屋,开辟宽阔的出入大道。再如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人与田骈的一段对话,说明当时学宫中的上大夫,确已相当富裕。《齐策》中记齐人见到田骈,跟他说: 听说先生很能发表高见。我不愿做官,却愿给你服务,学点本领。 田骈说: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齐人说: 我是从邻家的一位女子那里听来的。 田骈问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齐人说: 我那邻家的女子,不愿意嫁人,到了30岁却生了7个孩子。不嫁确是不嫁,可是生孩子比出嫁的人还厉害。

  如今先生还没有当上高官,资财已有千钟,随从有百人。您没有当官财富便早已超过当官的人了。 齐人虽然在挖苦田骈,把他同未嫁已育的女子相比,却从侧面说明齐王对稷下学者的优厚待遇。

  一类是较差于列弟上大夫的学者,即为一般的稷下先生。他们没有官位,也没有高门大屋。学宫为他们安排住宿,从事教学和著述等活动。齐王对他们也非常尊重。

  至于到学宫来学习的学生,称为稷下学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随老师(从师)而来的。战国时期,学者到各国讲学,往往带着一批弟子,这也是春秋时期聚徒讲学的遗风。孔子出游列国,总有弟子跟随。稷下学宫中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当不在少数。另一种是自己来学宫投师学习的。荀况15岁从赵国游学于齐,他可能就不是随师而来的。稷下学士的食宿由政府供给,都住在学宫。

  稷下学宫曾经容纳了很多学派。儒家有孟轲(邹人)、荀况(赵人)等人,道家有宋钘(齐人)、尹文(齐人)、接予(齐人)、环渊(楚人)、季真(齐人)、彭蒙(齐人)等,由道家再发展为法家的有:慎到(赵人)、田骈(齐人)等人,名家有田巴(国籍不详)、儿说(国籍不详)等人,阴阳家有邹衍(齐人)、邹忌(齐人)等人,还有其学无所主的淳于髡等等。

  齐王对待到学宫的学者,不加任何限制。来者欢迎,去者自愿。既不拒绝,也不阻难, 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曾前后两次来到稷下,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

  孟子第一次到稷下,大约是在齐灭薛国之前。由于当时孟子没有受到齐王的器重,孟子离去时威王特以 兼(好)金一百(镒) 送他,孟子不仅不受,反而责备威王 以货取君子.孟子第二次到稷下时,受到宣王的重视,被列于卿位。他曾满怀信心地对他的弟子公孙丑说: 以齐王,由反手也。 这是说,以齐国现在的情况来看,要称王于天下,简直像反掌那么容易。可是,后来齐国伐燕取得胜利,孟子向齐王建议撤回齐兵,并应该在燕国另扶植一位国君时,宣王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两年后,燕人叛背齐国,胜利果实全丢掉了。宣王觉得愧对孟子,孟子也感到齐王虽然对他十分尊重和颇有礼貌,但在关键时刻却又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便决心再次离开齐国。

  宣王想挽留他,打算在临淄城内给孟子盖所住宅,另给他的弟子提供万钟粟,结果孟子还是离开了。

  ①刘向:《说苑?尊贤》。

  稷下学宫中,各学派人员除了讲学、治学之外,还要参加 议政.议政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有 集议 、 微言 、 面谏 、 著书 等等。

  学宫中有 期会 制度,安排一定的时间召集全校师生就某一命题进行公开学术辩论,百家争鸣。稷下的各个学派人数多少不一,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也并不一律。但是在学术辩论时,没有上下之分,没有任何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言。学生不同意教师的话,可以参加驳难。学术上的民主气氛很浓厚,大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政见,都力求被当局采纳,这既是稷下师生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自己认为应负的社会责任。因此,各学派尽管辩论十分剧烈,但在辩论过程中,双方不是抱着你死我活的敌对态度。而是一方面唇枪舌剑,坚持自己观点,决不屈从;另一方面则是相得益彰,尊重真理,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正是稷下学宫生命力之所在。

  学宫的学风很端正,各家争鸣在于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表现各学派的学者风度。大家都愿意在争辩之中能与对方取得共识,所以辩论十分活跃热烈。既有各派之争,也有同派之辩;既有先生与先生之辩,也有先生与学生之争。学者们辩论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与齐王、宰相辩争。既辩于学宫之内,也辩于学宫以外,而且也不限年龄大小。鲁仲连12岁时,就曾辩胜过齐国辩士田巴。

  田巴是齐国有名的辩士,他 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即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离坚白(坚白指坚固与白色,两者性质不一样,所以,坚硬的石头与白色的石头也不是一样东西),合同异(同异指相同与不同。但是,它们可以合而为一). 坚白同异 是名家学说。这些有趣的命题,竟能 一日服千人.鲁仲连是徐刼的弟子,12岁便有 千里驹 的称号。他对田巴的辩说很不服气,有次去找田巴辩论。鲁仲连说: 我曾听人说过,官府人员怠懈,连田地杂草也不除了。如果锐利的钢刀架在颈边,射来的箭快到眼前,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事,能允许你迟疑吗?现在,楚国的军队到了南阳,赵国的军队侵伐高唐,燕国的10万大军占着聊城不去。齐国危险极了,真是亡在旦夕。先生,你说此时此刻该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应付这些危急的事,那你的夸夸其谈就好像猫头鹰的叫声,你一出城,人们一定非常憎恨你。我想,先生还是赶快收起这套空泛议论吧! 田巴听了,无言对答,只得说: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 事后,田巴对鲁仲连的老师徐刼说: 先生是一只飞兔,可是远远比不上千里驹! 从此,田巴终身不再辩谈。

  稷下学宫的争辩,有三大特点:一是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强词夺理,蛮理压人。鲁仲连与田巴的一场辩论,鲁仲连是以现实的危急形势同田巴的名家学说相争论,他并不否定名家学说,而是指出用这些论题来应付当前严峻的政局,即使发挥得再淋漓尽致,也无济于事。解救齐国危在旦夕的紧急状况,名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鉴于事实,田巴承认理屈,接受了鲁仲连的意见,双方都是尊重现实,不单是为辩论而辩论。辩论的目的,还在于寻求治世之道。据史载,田巴以后便弃文就武,成为齐国的武将。

  二是遵守法则,决不制造各种谎言、谬说。在辩论中,双方都对于自己的论点、论据力求明确,不采取狡辩的方法,而是用比喻分析的方法,使人易于理解。在辩论中,不能把两类根本不同的事物拿来比较,也不应相互混淆,尤其要反对在辩论的过程中偷换概念。因此,荀子强调 推类而不悖 ,人人都必须遵守谈说之术 参加辩论。

  三是态度端正,争在学术,不在个人得失。所谓争在学术,就是尊重真理,是为是,非为非,不要因为理不及人家强,道不及人家高,便一概不承认,找些歪理胡乱纠缠不放。这样的辩论,夹杂个人私欲和成见,是不可取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停止和他争辩。这就是荀子所主张的 有争气者,勿与辩也。 (《荀子?劝学》)

  由于学宫的学术辩论进行得十分正常,所以辩论地点,也成了各家学派互相切磋的场所。各家在辩论中取长补短,更加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孟子是以善辩著称的,而他在论辩中并不固执己见。他注意到,道家的 寡欲 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顺应自然的,因此他将 寡欲 的一些说法,充实到自己的 尽心 说中。在他的 尽心 中也补充了法家的观点,如: 桃应问曰:' 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 执之而已矣。'桃应是孟子的弟子,他问孟子,舜做了天子,让皋陶做了司法官(掌握刑法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该怎么处理呢?孟子是提倡孝道的,按照孝道,儿子怎么能让别人给父亲判罪呢?但是,孟子回答说,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孟子的这种法治观念,显然是受法家的影响。

  齐国以大量的财力兴办稷下学宫,广招天下各个学派的著名学者,最兴盛的时候,师生共达万人。这座学宫几代相袭,一直办了一百五十多年。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齐王装体面?齐王决不是为了体面,而是有着极为明显的政治意图。开始,不过是争夺霸主,称雄天下。以后,小国陆续被兼并,诸侯的领土不断扩大,国家越来越少。最后,大国之间又相互争夺,天下形势逐渐向统一的方向发展。齐国国君早就有一统天下的大欲,到了宣王时表露得更为明显。有次,他同孟子谈话,就被孟子道破了天机。在谈话中,孟子问宣王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宣王笑而不答。孟子问是美食不够吃呢?

  精制的衣服不够穿呢?优美的音乐不够听呢?还是左右侍候的人不够使唤呢?宣王说,我并不为了这些。孟子猜透了宣王的 大欲 ,便直截了当地说,想来宣王的最大欲望就是不断扩大疆土,使秦、楚这样的大国都来朝贡,齐国能够称霸中原并安抚四周的部族。①既然齐国国君想作统一天下的大君,其所办的稷下学宫,就不能不为实现齐王的大欲服务。到稷下来的先生们,自然也能想到这回事。他们的 不治而议论 ,正是为齐国的一统天下而竭尽全力的出谋划策。除了加强武备,提高国力,能够在战争中取得绝对胜利外,还必须制造舆论,以利于齐国的向外扩张。同时,也要拟订统一国家的典章制度,为统一后的体制建立准备好蓝图。

  稷下先生的著作很多,各个学派几乎都谈论到齐国统一天下的问题,上述《孟子?梁惠王上》就有所记载。而最具体的,要算《王度记》一书了,在该书中几乎勾勒出一幅统一帝国的蓝图。

  ①《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猜中宣王的大欲是: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王度记》一书,在东汉以后便亡佚了。据刘向《别录》说, 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所幸在班固、许慎、郑玄等学者所写的书中,都引用过《王度记》,使我们从这些引用的片断里,大体上看到稷下先生们为齐王欲建立的帝国所拟定的一些典章制度。如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制度等等。

  除了为齐王提供治国咨询外,稷下先生还受齐王的委托,办理一些行政事务。有时还受命出使到别的国家去。淳于髡曾为齐国使,到赵国去连赵却楚,取得成功。宋钘曾不辞辛劳,到秦国和楚国,劝说罢兵。孟子曾出使滕国。鲁仲连曾到赵国劝说平原君不要帝秦。邹衍曾出使赵国,并在赵国与公孙龙辩论。荀况还受命去秦国考察,到那里去调查研究秦国的情况。因此,出使也是受齐王之命办理政事。

  稷下学宫是在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所高等学府中,诸凡师生管理、学术辩论以及民主的学风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性。《荀子》一书,对稷下学宫的主要学派作了分析,也总结了一些学术辩论的经验,并提出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著名发展观。书中所述,可以看成是稷下学宫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和学宫内部百家争鸣的真实记录。

  (三) 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

  《管子》书中有一篇《弟子职》,自称为学则。据郭沫若考证,《弟子职》当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则,这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古代教育文献。

  稷下学宫,师生数千人,高潮时达到万人。教师方面,按其本人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规定了享受待遇的不同标准。学生方面,因人数众多,则需要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弟子职》从学习,生活(包括侍候师长)范围,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规则,如同现在的学生守则一样,制订得十分具体,要求也十分严格,分总则和细则两部。①因《弟子职》全文不长,加之又是一部我国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学则文献,因此我们把原文先录释如下,然后再作分析。

  《弟子职》全文如下:[总则]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 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细则]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潄,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汛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

  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子弟骏作。对客元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

  ①《管子?弟子职》原文没有分总则、细则两部分,是本书根据内容划分的。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潄,跪坐而馈。置醤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醤前,其设要方。

  饭是为卒,左酒右浆。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潄,拚前敛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奉彊,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

  旋而乡席,各彻其■,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凡拚之道:实于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膺■膺,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拚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彻。拚前而退,浆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

  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

  暮食复礼,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奉碗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

  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俶衽则请,有常则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周则复始,是谓弟子之纪。

  全文释文:[总则]先生进行教导,弟子就得遵守有关规则,(作为一个稷下学士)态度要温和、谦虚,懂得礼貌,一定要把课业学好。见到善良的行为就要跟着去学,见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性情要温和,孝敬年长者,但是决不能骄傲蛮横,也不能盛气凌人,有恃无恐。要有崇高理想,不搞歪门邪道,一言一行都要正直。不论外出或居家,都不应该随随便便,没有常规。一定要接近品德高尚的人(并向他们学习)。外表仪态要端正整齐,内心活动要符合道德规范。早作晚息,衣着穿戴必须洗刷干净。不论白天或晚上学习,都要专心致志,小心翼翼。以上提出的都要认真遵守,这就是学士的学习守则。

  [细则]学宫学士,晚睡早起。早晨起来,先要整理清扫铺位,洗手漱口。(然后服侍先生),做每件事情都要恭敬谨慎。轻轻地提起衣服,小心走动,把洗脸漱口水送到先生跟前,等候先生起来漱洗。侍候先生盥洗完毕,把漱洗用具撤走。将(课堂)洒帚干净,摆好讲席,请先生入坐。弟子进出(课堂)

  都要恭恭敬敬,就如同会见宾客那样。听讲时,要面向老师,坐得端正,不许挤眉弄眼,装作怪样。

  在聆听讲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老师讲课,一定是从年长的学生开始传授(顺着次序往下讲),整个讲完一遍以后,老师不再按着原先次序讲解。

  第一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往后便不要再站起来。一切言语、行动,都要合乎情理,必须牢牢记住这是做人准则。古来成大事的人,都是从这方面做起的。后到的学生入席就坐,如果坐席狭小,就不要挤进去,可以站着。见到宾客来,学生要赶快站起来。不要把客人带进课堂,有事要同客人外出,应该向老师请示。宾客要找的人不在,也必须向老师说明,然后回到原位继续学习。(在听课时)如有疑难,先向老师拱手再提出问题。老师(讲完课)

  离开课堂,学生都要起立。

  先生用饭,有侍食生制度。侍食生要把饭菜送上摆妥。(端菜端饭之前)

  先挽起衣袖打水给先生盥漱,再跪坐着把菜饭送给先生。案上的饭菜要按照一定顺序放置,切不可乱放。上菜的顺序是,先上蔬菜羹汤,再上荤菜:鸟、兽、鱼、鳖。羹和肉食放在案的中间,肉放在酱前,在案上放置的菜肴要方方正正,最后才上饭。左边放的酒,右边放的浆。饭菜都上完放妥后,请先生用饭,即可退在边上拱手站立。(在饭间侍食的学生)每餐饭前都要准备些干净的空碗,如果饭菜弄污可以更换。(先生用饭的时候)侍食生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拿着筷匕,在饭案间走动,见到饭菜有吃完的,要替先生添上。

  如果有好几位先生都需要添食,则按照年长次序添加。给先生添饭菜,由于拿着碗匕,不要求跪着添上。这是添食要注意的地方。先生全都吃罢,学生要收拾食具。然后,赶快送上漱口用具,再把案前清扫平净,同时也把祭品收拾完毕。

  要等先生吩咐之后,弟子才开始进餐。按照年齿长幼顺序坐好。坐时要尽量靠近席边(以免弄脏坐席)。饭要用手捧食,羹汤要用勺舀。允许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允许把两肘依靠案上。吃完吃饱,用手把嘴边擦干净,抖动抖动衣襟,把放在席上的坐垫移开。吃完饭时,提起衣裳离开坐位,(一会儿,大家都吃完饭了)再回到席前,各自收拾饭案,如同接待宾客一样。所有餐具都要刷洗并且收妥。收拾完毕仍旧原位站立着(听候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关于打扫清洁的做法,先在盘里盛满水,把衣袖挽到臂肘。堂上宽敞可以洒水,内室窄小要用手扬水。拿畚箕的时候,箕舌不要朝外,扫帚放在畚箕里。进到屋里先站立一会,这点非做到不可(在打扫前听听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吩咐)。拿扫帚扫地时,便把畚箕放下,靠在门边。屋内打扫,先从西南角落扫起。打扫时,仰起身子或俯下腰背,都要随时小心,不能碰动屋内东西。扫地要往后退着扫,最后把垃圾都扫在门边集成一堆,再蹲下去把垃圾畚起来,箕口要对着自己。(垃圾畚净)便把扫帚放进畚箕。如果这时先生站起身来,便要告诉老师打扫已毕。放下扫帚站立在旁,(先生认可后)

  才能出门倒掉垃圾。一切都打扫清洁了,还得回来站立,算是完成了扫除任务(再听听老师还有什么意见)。

  晚餐的礼节不变,天黑以后举火生要准备点火,点火就是点燃火把。

  举火生拿着火把坐在屋的一角。把备用的火把(以木柴或苇稭扎成)靠壁横放(免得妨碍人们走动)。注意火把燃烧情况,及时续上。接点火把的时候,新火把横在上,快烧尽的火把在下,两头相接,交形如矩。火把不要扎得太紧,要有点空隙。火把落下的灰烬,要捧碗接承。火把不明的时候,右手拿着火把,左手将火把上的灰烬拨掉,使之明亮。一人累了,由另一个举火生接替,轮番举火的人都不能背对老师。最后要把灰烬都收拾干净,才能离开。

  先生将要休息,弟子都要站起来。侍候生要恭恭敬敬送上枕席,先问先生睡在哪一方向,再放好枕席。第一次铺床问清楚了,以后就不需要天天问了。

  先生已经休息,弟子们各自去找较为接近的同学一起学习,互相切磋商讨。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进步。

  从早到晚,天天都要切实遵守学则。这就是学宫弟子必须遵守的规则。

  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我国古代学校中唯一完整的也是年代最早的学则。这份学则,不仅仅规定了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种种制度,而且反映了二千多年前,我国学校中的一些具体活动。因此《弟子职》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有关古代教育史的珍贵资料。

  学则的总则,是对每个学生的总要求,包括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首先是端正学习态度,对待老师要温顺恭敬自虚,自己则坚持努力学习,要把课业学好。其次在集体学习的环境中,相互之间要保持良好关系,见义勇为,但又不能蛮不讲理。特别要善于向别人学习,要有抱负和崇高理想。最后是注重自己衣着和外表修饰,因为这是文明素质,表里一致的体现。

  细则将一天的学校生活,从早晨起床到晚上休息,都制订出具体的行为规则。古代的寄宿学校学生,除了听课学习,还要服侍老师,为集体服务。

  由于古代的一些生活情况与现在很不相同,学则中的某些规定,需要加以说明。

  早晨,在老师没有起床前,轮到值勤的学生,要 攝衣共盥 ,这是一种礼节。 攝衣 ,是把衣裳轻轻提起,免得绊脚而惊动先生。攝衣是表示恭敬。共盥 ,即是供盥。古代供盥是一种对别人的尊重行为,主人对待宾客往往亲自供盥。古代盥洗,用匜(如今水舀子)舀子,用盘接水。学生用匜舀水倒在先生手里洗手洗脸,下面有盘接水,这种举动叫做沃盥。

  先生在课堂讲课前,值勤的学生要把老师的坐席放好。所谓正席,就是整理好坐席。学生听讲都要面向老师,因为古代课堂里,学生坐位不是如现今对着老师一行行前后排列,而是老师在上方,学生在下方相对排列坐听。

  根据《礼记?曲礼上》记述: 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向为上。 如果老师的讲席面向东,学生的听席便要南北相对放置。如果老师的讲席面向南,则学生的听席必须东西相对放置。学生彼此互相对坐,因此要求学生一定要面向老师听讲。

  学宫授课先从年长的学生开始。古代学校没有 年级 概念,学生入学也没有春秋季之分,凡愿从师受教,随时可以 插班.因此学生课上参差不齐,有学久的,有刚来的。所谓授课必由长始,大约有两种情况,如以年龄为准,长则指年长。如以入学早晚讲,长则指学龄长。古代学校,一般都是复式教学,私学更是如此。

  讲课时候,也会有迟到的学生。 后至就席,狭坐则起.古时,在室内的地面上往往要铺一层用竹篾编制的席,叫做筵,用来保持室内清洁。在筵上再铺一层比筵小的用蒲草编制的垫才叫做席,用来防潮。人们进到室内,就是坐在上层的席上,所以称做 席地而坐.筵只铺一层,席可铺多层。

  据古籍记载,古代天子坐位要铺五层席。坐席为长方形,有单人、双人,最长可容4人坐。如果后到的学生进了课堂,没找到座位或发现坐位太挤(狭坐),便要站着听讲。

  老师讲课,学生可以提问,提问时,学生先向老师拱手,这与现在的举手差不多。下课时候,先生走出课堂,学生一律起立,表示礼貌。与今不同的是,上课的时候,学宫允许宾客来找学生。被找的学生也允许向老师请假后外出。从这点分析,学宫学生当是成人,常有外人来找,所以学则特别拟订了课间请假制度。

  就餐时,学生要为先生端菜、盛饭、收拾餐具等。学则上规定得非常清楚,也非常具体。把古人吃饭前后的一些情况和盘托出,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先生的 伙食标准.古人就餐是讲究卫生的,饭前饭后都要洗手漱口。

  尤其是洗手,人人都得做到。因为古时饭食要用手抓,吃到带骨的肉食还要用手扯开。饭前手洗干净,饭后要洗净脏手。有意思的是,学则中将饭菜在案上排列方式规定得很详细,并且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菜,都有一定顺序。

  这种古代的饮食文明,在学校中被列为一种日常礼节训练。其中, 胾在酱前 , 左酒右浆 ,是为了便于先生饮食。胾是切好的肉食,酱是调味品。

  酱要放在肉的后边,这是对上菜的人说的。对就食的人则是酱放在肉的前边,以便于就食。左酒右浆几乎是古人的规矩。左手持酒,右手取食。而浆,一般吃完饭作为饮料或漱口之用。至于 三饭二斗 ,有释为三碗饭二斗酒者,好像定量供应。但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①中说,这是侍食者应备之器,遇到饭菜弄脏了,可以随时替换。 左执虚豆,右执挟匕 ,虚豆,意如空碗。侍食生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执着挟匕(挟匕用来夹肉食),所夹的肉食带有汤水,往席上碗内添加时,汤水滴下便用空碗接住,以避免滴在案上或弄脏衣裳。

  古代每饭必祭。《左传?襄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 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氾祭。 又《论语?乡党》: 虽蔬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据杨伯峻注,古人饮食必先祭。祭,即祭最初发明饮食的人。《左传》叫氾祭,就是在用食之前,将席上各种食品拿出少许放在食器之间作为祭。所以,孔子也说,虽然吃的是粗菜淡饭,每餐也是先祭,祭的时候还必须恭恭敬敬。

  学宫每饭必祭,也在于尊重社会的道德风尚。饭后收拾饭案时要把祭品打扫干净。

  学生用餐,要按长幼依次入坐,好像现在吃饭排队一样。在课堂上要正襟危坐,在饭堂则允许据膝,但不能靠在案边。学生吃毕,要 循咡覆手.咡,指嘴边。吃完饭要用手把嘴边擦干净,也以此表示已经吃饱。学生吃饭所用食器都要自己收拾洗刷。

  打扫室内清洁,规定也很具体,甚至执帚执箕,都有规定。这一段的文字不少,可见古人对室内的清洁卫生十分重视。

  我国的 烛 字,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夜间照明所用的 烛 ,都是用细木条或麻稭苇杆束成的火把,不是蜡烛。火把照明,必须有人照顾,一是不断接燃,二是防止火患。学宫人多,夜间用烛也多,所以特别制订 举火制度。因句中有 交坐 ,即交替举火,所以加释有 举火(值班)生.执烛的人要坐在角落,以免妨碍别人走动,也安全。室内举火,必须有专人执烛,不同于庭间 燎庭.燎庭用大烛,树立在地上。而室内火把,要拿在手中,不能安插。看来,学宫还安排师生同在一起夜间学习。

  先生要休息了,还得学生侍候。古人侍师如父,确实如此。

  先生休息,学生还得继续自学,钻研课业。大概学宫学生睡得较晚,学则两次提到 夙兴夜寐 , 夜寐早作 就是证明。

  稷下学宫,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寄宿学校。学校制订的《弟子职》,已充分注意到规定学生遵守统一的作息制度,养成尊敬师长的侍奉行为和培养整齐严肃的生活作风了。《弟子职》中规定的学生守则,有不少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意义。这些古代教育史上的精华,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很有参考价值,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遗产。

  ①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饮食部?古弟子尚食侍食彻食礼节》,岳麓书社 1991 年版。

  六、著名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名学者都聚徒讲学,几乎也都领徒游说。

  他们在向各国诸侯游说议政的同时,也对于人才培养发表了不少意见。而这些意见,每每又与其创立或继承的学派思想紧密联系着。例如,关于教育目的,儒家认为应该培养能行 中庸 之道的明诚君子(思孟学派)。墨家认为应该培养以 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 的 兼爱 之人。墨家的 兼爱 与儒家的 仁爱 不同。前者意味着人类之爱,一视同仁。后者则要从亲亲做起,先顾到自己的父母,再顾及别人的父母。而道家主张 无为 ,认为应该培养出世之人,一切顺从自然,甚至忘掉自己,与世无争。这样,人世间的是非曲直都不放在眼里,天下便太平了。法家是最重视现实的,认为应该培养 能法之士 或 智法之士 ,以帮助封建君主实行专制集权为己任,他们反对 仁慈 、 兼爱 ,也反对儒学的 文学之士 和道家的 恬淡之学.各个学派虽然都有自己的教育主张、教育和教学方法,但由于史籍资料有详有略,或有的学者在教育宗旨方面讲的不少,而教育活动不多,因此难以一一加以评介。所以本书只能就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或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较大的教育家,对他们的教育活动、教育主张(教育的作用)、德育的要求和智育的要求等分别加以介绍。

  (一) 孔 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在指导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具有权威性。两千年间,其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1。教育活动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先世是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孔子的三世祖孔防叔受华氏之逼,举家逃亡到鲁国。孔子3岁时,父亲去世。17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孔纥(叔梁纥)

  是一名武士。

  孔子大约是在 三十而立 之年前后,开始从事教育活动,他的教育生涯有40多年。虽然他中途也做了几年官,曾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并兼摄相事,但并没有停止他的教学工作。从30岁开始直到73岁,孔子的教育活动可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一、三、五阶段是驻地教学,第二、四阶段是流动教学。

  第一阶段,孔子30- 35岁,在鲁国开始办私学,是为驻地教学。孔子的第一批弟子中,有颜回的父亲颜由,少孔子6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指出:颜由 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孔子家语》也说: 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 在第一阶段孔子招收的弟子范围已经很广泛,就连贵族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拜孔子为师。当时鲁国国君也很支持孔子办学,在南宫敬叔与老师一同到周室学礼时,还向他们提供了 一乘车 、 两匹马 和 一■子.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率军队攻伐季孙氏,季孙、叔孙和孟叔三家联合反抗。昭公失败,鲁国都城动乱。孔子逃到齐国,结束了他第一阶段的教学活动。

  第二阶段,孔子35- 37岁,在齐国进行流动教学。在此期间,孔子曾向齐景公提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和 政在节财 的政见。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游教和游说是同时进行的。

  孔子在齐国住了两年左右。《史记?孔子世家》记: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 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鲁。 由于其道不能用于齐国,孔子只得又返回鲁国。

  第三阶段,孔子37- 54岁,在鲁国驻地教学。其间最后有4年是因当上中都宰并升至大司寇,边做官边教学。孔子47岁时,曾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 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十几年中,是孔子教育思想、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时期。孔子这时期所招收的弟子几乎遍及当时的各主要诸侯国。

  第四阶段,孔子55- 68岁。①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孔子受到鲁国三卿之一的实权派人物季桓子冷遇,愤然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流浪式流动教学时期。这期间,孔子到过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大小十几个国家,他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诸如子路、子贡等,走到哪里便将私学办到哪里。当时交通十分不方便,世局也很不安宁,孔子游说办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不但经常忍饥挨饿和担惊受怕,而且前途渺茫。但是,孔子并不灰心丧气,从没有停止他的教学活动。在他带着弟子去曹适宋中途,还 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就连在陈蔡绝粮的危困时刻, 从者病,莫能兴 ,但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孔子14年的流浪生活,虽没有使他自己当上一官半职,但他的弟子冉有和樊迟在鲁国做了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41岁的冉有为季氏将左师,以突击战术打败了齐军。这时,季桓子已死,他的儿子季康子掌握政权。经冉有说服季康子,把孔子从卫国迎回了。

  第五阶段,孔子68- 73岁,为孔子在鲁国讲学时期。孔子回到鲁国后,并没有得到季康子的起用。这时,他已不再 求仕 ,而是继续聚徒授业并驻地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把删《诗》、《书》,定《礼》、《乐》和修《春秋》等等的文献整理工作与他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提高了教育质量。

  虽然孔子晚年从卫回鲁,教学时间不过5年左右,但这一阶段是他兴办私学的极盛时期。

  从孔子教育活动的五个阶段来看,他堪称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把毕生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

  2。教育主张教育主张是教育家从事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孔子很重视教育作用,而且强调学习。他提出了 有教无类 ,不但在于使教育下移,也是对他所主张的教育作用理论的具体实施。

  ①孔子去鲁适卫的年代,有三说:《史记?鲁世家》为定公十二年,《史记?卫世家》为定公十三年,《史记?孔子世家》为定公十四年。据有的学者以 鲁郊尝在春 推定,当在鲁公十三年,时孔子 55 岁。

  孔子认为,人类的天赋并没有多大差异,其所以造成素质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教育和环境习染的影响。一个人有没有受过教育,他所处的环境俗习是不是良好完善,都能直接使一个人变得高尚或鄙野,变得好学或闭塞。《论语?阳货》记孔子讲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就明确提出了人的先天素质本来是接近的,因为受到外界环境习染的不同,彼此相差就很远了。一个人能够正确对待外部环境,甚至改变环境中的不良影响,关键便是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孔子所谓的环境和习染范围很狭,仅仅限于 择友 和 择邻 ,并不是指一个人周围所有的外部世界。他曾经对弟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说,同行的人中有比我好的,我就跟着他学。有比我差的,我就以他为诫。孔子还提醒学生们, 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 ①如果小时候受到不好的习染,久而久之,就会习以为常,这会毁了一个人。这是孔子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强调的教育作用,包括有老师传授和学生自我教育两方面。单有前者是不够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教育,而自我教育必须要和老师的传授相辅相成。孔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常常启发他们自我教育和学习自觉性。唯有做到这一点,教育的作用,才能更为有效。

  有次,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的回答反映了子贡已经懂得自我教育和自觉学习的道理。他说: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论语?子张》)学问到处都有,就看你怎样去学。

  子贡的话讲得很清楚,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仍保存在人间。有贤能的人,能够学到大处;而没有贤能的人,只会学会小节。既然到处都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就随处可学,为什么非得跟定一个老师,专门去学习呢!

  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人们的素质不能得到提高,往往造成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的状况。这是孔子最忧虑的,因而他的一生,坚持诲人不倦,提倡教育,正是为了要解除他的这些忧虑。

  孔子崇礼,是他受奴隶主贵族礼乐制度影响过深的结果。因而他谈论的教育作用,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是说,使他的教育实践产生出难以克服的矛盾。《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记录老师的言行录。往往同一主题,孔子在言谈中前后论述并不相一致。如教育的作用,他既然肯定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并将此作为他的教育学说认识论的基础,即可以运用教育手段来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知识道德水平。但是,他却又宣扬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即认为聪明才智与笨拙愚蠢是先天决定不能改变的。这样,教育也就失去了作用。这同他说的 生而知之者上也 和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是一脉相承的,把 生而知之 与 困而不学 对立起来。于是,孔子从这里出发,又得出了另一个完全绝对的结论,即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反而在推行愚民政策了。孔子的这些自相矛盾的论述,恰恰反映了在时代剧变之时,思想意识领域内出现的种种互相矛盾观点,是人们所处于的历史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孔子正处于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奴隶主贵族旧的传统观念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意识,同时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之中。由于孔子长期生活在鲁国,必然较多地受到保守观念的影响,在他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毕竟孔子的教育作用论,还是较多地体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的进取精神,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他的 性相近,习相远 的崭新命题,在教育大变革中,不失为新兴封建势力向没落奴隶主阶级争夺教育权的锐利武器。而孔子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论语?子罕》)是说后者总要超过前者,人类才有发展,社会才能进步。这些话,既反映了孔子对学生寄予的无限希望,也反映了孔子认为在未来社会的改造中,教育也起着很大作用。

  ①《大戴礼记?保傅》。

  3。德育的要求孔子关于德育教育阐发的理论,涉及面很广。其中心点,就是要求学生做一个 贤人.贤人的标准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论语?述而》),这也是他的德育的标准。

  志于道,就是处处都要坚持道。孔子所谓的道指两个方面:一是忠,二是恕。

  忠,在于重道义。孔子强调 君子义以为质 ,即要求言行合乎社会道德标准,并且做到 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当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孔子又提出首先要能够 轻私利.道义与私利是对立的,重道义必然要轻私利。孔子几次提醒弟子要 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没有私心,便能坚持道义, 义然后取 ,便合乎道了。有次,孔子非常形象地告诉学生: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如果采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孔子看来如同浮云一般。能够轻私利,这是志于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恕,与忠是配合的。忠是对人,恕是对己。一个人为忠,做到的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而为恕,则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语论?卫灵公》)。前者,要求自己有良好的愿望,也努力帮助别人实现它;后者,自己不愿遭受的痛苦等等,也不应要求别人去做,不要去折磨别人。

  据于德,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上的道德准则。德的内容更加广泛,孔子还是着重个人修养,主要表现在孝梯、忠信等品德上。

  依于仁,仁指爱人。孔子将仁作为道德标准向弟子讲述,在《论语》中记录达105次之多。①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 仁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要求统治者应该切实做到 仁.他认为,统治者能做到 仁 ,国家便治理好了。在孔子阐述哲学思想的论著中,谈仁的内容很多,每每从伦理道德上分析,似乎抽象得很。《论语?乡党》记,有次孔子的马棚失火了,他从朝廷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首先问的是伤了人没有?却不问马匹怎样。这个事例很典型、很具体的说明了孔子所谓的 仁.儒家学派育人的目标,最重要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的人,也就是教育学生都成为君子。因此,儒家办的私学,都把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很可能同受教育者多为成人有关。孔子在这方面的要求尤其明确,他对年轻人的学习,首先是要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然后再考虑做学问。他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仁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只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说话谨慎而守信用,关心爱护大众,能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品德都能切实做到以后,便可以学习文化了。

  ①详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的《论语词典》部分,中华书局 1984 版。

  4。智育的要求智育的要求,包括给学生以什么样的知识和怎样传授这些知识。前者主要是教材的选择,这在前述孔子所办私学一节里,已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指教学方法。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向不同程度的学生传授同样的教材,便要使用种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孔子总结的经验既丰富又实用,特别是他不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引导他们积极掌握知识。这种教学方法是符合认识论的要求的,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孔子的教学方法,可以归纳成四大特点:(1)善于启发从形式上看,教学过程是一种教师讲解学生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似乎教师是处在主动地位,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教师任务的完成,在于把教材内容全部讲解完毕;而学生则以听完教师的讲解,便是完成学业。因此,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虽然也称得上把课程讲完,但决不能算是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应该以学生掌握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熟练程度为衡量。填鸭式教学,既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使学生主动自觉地理解老师的讲解,因而囫囵吞枣,自然谈不到教学效果了。所以,孔子反对将知识灌注给学生,而是主张启发学生自觉学习。

  《论语?述而》中,记录了孔子善于启发学生的一条原则,即 不愤不启,不排下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按照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曰开其意,发曰答其词。

  心求通,口欲言,正是思维活动处于最积极状态,这时听讲的学生注意力也最集中,老师如能在关键的地方加以点拨,往往会使学生豁然开朗,加深理解。同样,老师以相近的事物或相似的道理,启发学生举一反三,也容易收到极好的效果。在此基础,再作进一步引导,更能迅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随着学习成果的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愈来愈大,学习才能坚持,学习才能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教师讲课,全是口授方式。孔子运用了两种口授的启发方法。

  一是谈话法,避免教师从头讲到尾,课堂上显得呆板沉闷。谈话法采用师生就某一命题相互谈论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谈话法中,教师善于提出合宜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得合适,应该是一门教学艺术。

  所谓合适,是指能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以及他们的兴趣。孔子是一位善于向学生提出各种不同问题的老师。据《论语》中记载,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常常带有启发性。有次孔子同学生谈论各人志向,他先向学生说: 我的年龄比你们都大,你们也不用拘束。平时你们常常抱怨自己怀才不遇。

  现在,如果有人知道你,要请你们出去干一番事业,你们怎样打算呢? ①这样的启发,既不生硬,也不带有命令式和家长式味道,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都很高兴地谈出了自己的志向。大家谈了自己的心愿,孔子才有可能进行指导。

  ①《论语?先进》。孔子的原话是: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 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孔子运用谈话法的同时,也启发学生提问。如果光老师提出问题,学生不会提出问题,表明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技能还没有很好掌握。鼓励学生也能向老师提出问题,才算谈话法获得成功,教学取得效果。孔子的弟子曾经向老师提过许多问题,涉及面也很广。诸如: 问仁 、 问礼 、 问政 、 问孝 、 问知 、 问士 、 问友 、 问耻 、 问话 、 问行 、 问君子……等等,在《论语》中,达一百多处。

  孔子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正面答复。很多时候,他还根据学生的提问,再从反面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自己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以提高学生运用已学知识来解决自己未知问题的能力,这更是谈话法的妙用。

  二是举例法。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采用举例手段,或直比或类比,鼓励学生产生联想,往往触类旁通,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有次,弟子问齐国的管仲懂不懂礼节。孔子回答说: 齐国国君宫殿门前,砌了一座照墙(如同照壁),管仲门前也砌了一座照墙。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时,饮食器皿放在器具台上,管仲也同样砌了这样的台子。你说,管仲懂礼还是不懂礼呢? ①老师举出例子,使学生自己判断。举例本身就是一种启发。

  当然,孔子提倡的启发式教学,由于他有 生而知之者 , 上智与下愚不移 的 天才论 的观点。因而他的所谓 启发 ,也有一定局限性。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这是对的。教师的启发,要针对学生愤悱的情况。

  至于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就未免不足了。举一反三,这是经过启发,产生联想的结果。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便认为学生学习能力太差,不再加以教导,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固然有他的才智,即使不能举一反三,也决不能轻易肯定他愚笨,应该继续千方百计地启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2)因材施教在一个学习集体中,每个成员由于各人的生活环境、早期教育和经历不同,其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甚至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知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注意区别对待,针对不同的学生,同一内容应有不同的传授方法。另外,由于各人境遇不同,各人的兴趣、爱好、志向也不一样,教师还应该针对各人的特点进行教育,发挥各人的长处,以加强教育的效果。上述两方面综合起来,便是因材施教的要求。

  孔子办私学,招收的学生不少。但是,孔子采取的教育或教学方式,还是注重个别教育。因为他的教与学的活动是 一对一 的,所以因材施教就格外重要。

  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施教强调的是针对性,没有对学生的了解,施教所向便很不明确,结果会造成隔靴搔痒,毫无效果。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了解,他对学生言行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为政》)廋是隐藏、隐匿的意思。经过他对学生仔细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还有什么能隐瞒得了的呢?

  如果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先得考查他的下降原因。究竟是受外界干扰,还是他自己不努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对症下药,否则费了劲儿,却不见效果。

  ①《论语?八佾》。孔子回答的原话是: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正是通过对弟子的深入了解,常常对同一个问题,根据不同的人的特点,便有不同的回答。这方面的事例,《论语》中有不少的记载。最典型的一次是子路和冉求向孔子提出 闻斯行诸 (一听说,就该立即去做吗?)

  的问题。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则各有侧重。孔子回答子路说: 有父亲和兄长在,得先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动手干。 孔子回答冉求则说: 当然,一听说就应该动手干。 显然,孔子对两个学生提问的回答备不相同。所以公西华听了以后很不理解,不免要向老师问: 子路提的问题,老师回答先要征求父兄的意见。冉求提出同样的问题,老师却鼓励他马上动手干。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了。所以特向老师问个清楚。 孔子分析给他听: 子路这个人胆子大,敢作敢为,冒冒失失反而容易把事情做坏,所以教育他遇到事情不妨先退一步,至少先去请示父兄,然后再动手干。而冉求胆小,做事缩手缩脚,少有闯劲,所以教育他遇到事情得抓紧些,一听说马上就去做。 ①这是孔子掌握了学生的特点而施以的不同教育。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孔子的因人施教,是从学生实际出发的。

  (3)循序渐进学习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必须经过知识的积累、消化,才能得到牢固的掌握,从而达到运用自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学习是一种获得理解周围事物,处理周围矛盾能力的手段。学习本身不是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 学以致用.从学到用,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才能运用到实际中去。知识量的积累需要通过认识和理解,不能像一本字典或辞典那样机械地储存资料。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单靠老师满堂灌,把学生的脑子当作容器,而是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

  循序渐进包括深度和广度。老师传授必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否则会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并因此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数学,学生不会加减,就不能去学乘除。学习语文,学生不会造句,也就不易写成文章。

  循序,实质上是遵守人类的思维、认识规律,这是科学的教学方法。循序渐进,也不等于放慢进度,不等于一再重复。问题在于老师对 序 是否能够正确掌握。

  《论语?宪问》记录子路有次向孔子提问怎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 君子.子路一连问了三次,孔子也回答了三次。但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而是把问题向深处引导,从而使子路对做一个君子的了解更加全面。①第一次回答是 修己以敬 ,第二次是 修己以安人 ,第三次是 修己以安百姓.能够做到 修己以安百姓 ,便是十分崇高的君子了,连尧舜都很难做到。首先孔子要求的是从自我做起,作为一个君子,最起码的是自己要有良好的修养,然后再 修己以安百姓.这样由浅入深,子路也容易理解了。

  ①《论语?先进》:子路问: 闻斯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求问: 闻斯行诸? 子曰: 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 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①《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反对教学上的速成。欲速则不达,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孔子在教学上的循序渐进,受到了学生们赞扬。颜回说他的老师: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孔子采用有步骤、有程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在学文上,从博入手,逐渐扩大知识领域。

  在学礼上,从约入手,一步步提出严格要求。老师的这种教导,使学生对知识产生了兴趣,学生要放弃学习都做不到了。

  (4)学思并重学习也是思考过程。学习而无思考,即使能背诵老师讲解的全部内容,仍是一堆死知识,不会变成自己的才智。孔子有句名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将学与思的关系,说得很透彻。

  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发展,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不可偏废。光学而不动脑筋,不去作种种思考,学了也无用,只能人云亦云,跟在人家后面作应声虫。光动脑筋而不学习,没有知识做为依据,这样的 动脑筋 ,也仅是空想而已,没有一点用处。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与其空想不如多读书。他反对学而不思,更反对思而不学。既不学又不思的人,是最难教育的人。所以孔子说他们: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论语?阳货》)。

  避免 思 成为一种空想,首先要求学习要扎实,获得巩固的知识。知识的巩固来自反复学习, 学而时习之 是巩固知识的主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经常的复习,是为了 温故而知新 ,在于通过 温故 巩固学习成果和取得新知识。

  肯学还得善思,肯学而不能善思,容易使人钻牛角尖。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有九种思考,其中的 视思明 、 听思聪 、 疑思问 ,是同学习思考相关的。观察的时候,要多问自己看明白没有,不要仅仅留下一个印象。

  倾听的时候,要多问自己听出道理来没有,不要仅仅记住一些内容。遇到疑问的时候,要考虑怎样向人家提问,要问到要害的地方,特别要善于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学与问是统一的,问,实际上是学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一种弥补学而不足的手段。有学有问,才称得上学问。孔子鼓励学生多问,他赞誉卫国大夫孔圉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而好学,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能不耻下问,学习会更加完善。孔子将 下问 之上加以 不耻 两字,说明有疑惑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好问 的。学习中有了疑问,是学习上的进步,而把 疑问 藏在心里,不向别人请教,甚至不屑向人家请教,这又成了妨碍进步的一大障碍。下问还得有勇气。有人考虑自己提的问题是不是太浅薄,会被人笑话,也有人考虑自己提的问题是不是太狭窄,使人为难。还有人考虑自己比人家年长,或比人家职位高,提出疑问,是不是有失身份。总之,他们不以学习为前提,而考虑其他因素过多,这样就会影响学习效果。因此,学与思的结合,既需要 学而时习之 ,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思考。同时还要能够 不耻下问 ,才会有 温故而知新 的收获。

  孔子提倡学与思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科学方法。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学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应该说从学到实践,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孔子的孙子孔伋在《中庸》提到的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深刻而全面地总结了孔子的学、思、习、行教学过程。博学、审问的重点是学,慎思、明辨的重点是思,笃行便是实践。孔子将上述几种教学方法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其中不少精华,还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所继承。

  (二) 墨 子

  墨子是一位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他们兴办的私学教育和创立的学派,同称为 显学.如果说,孔子是我国私学教育的首创人,那么墨子便是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首创人。

  1。教育活动墨子姓墨名翟,有关他的生平和籍贯文献记载不多,特别是有关他的教育活动的记载,既没有孔子那样地点清楚、年代确切,也没有孔子那样记录丰富。司马迁编写《史记》,孟轲和荀卿都有列传,而作为 显学 之一的墨翟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附记一小段,仅仅24个字左右,即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根本没有提到墨子的教育活动。

  清人孙诒让著《墨子间诂》中有《墨子传略》,记述比《史记》详细得多。但对墨子教育活动也谈得不多。现在,我们介绍墨翟的教育活动及其主张,主要根据《墨子》一书。

  墨子的生卒年月已无法确考。一般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认为是宋国人。

  司马迁认为他还是宋国大夫。墨子常称自己是 贱人 (《墨子?贵义》),早年曾 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孔门弟子,认为 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①他反对儒家的 求仕 ,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 求仕.墨子对《诗》、《书》、《春秋》很有研究,却不主张学习《礼》、《乐》的繁文缛节。孔子很重视礼仪,注重仪态,而墨子则倾向务实。墨门师生 多以裘褐为衣,以氾■为服.他们身穿粗糙的麻葛衣服,脚着木制草编的鞋子,食不得饱,仍能自觉地勤劳吃苦。

  墨子以聚徒讲学组成墨家学派,也带着弟子游说列国。但这个学派不同于当时其他学派,他们纪律严明,主张 为义 ,团结勇为,还绝对服从领导,简直成为一种学术帮派或集团。集团的首领叫巨子,巨子是由上代指定的,代代相传,墨子就是第一代巨子。学派成员所作所为,都要严格遵守墨家纪律。遵守纪律的弟子,墨子会表扬他,违背纪律的,则受到批评,甚至要干涉他的行动。

  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到卫国去做官,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十分优厚,而且列位于卿。高石子将墨家的治国之道详详细细告诉卫君,可是卫君却不感兴趣,没有照着他的方案去做。高石子便辞去高官厚禄,离开卫国到了齐国。

  他见到墨子说: 老师,我这样做,卫国的国君不以为我太狂妄了吧? 墨子听了,对学生说: 你不愿留在卫国,是为了维护墨家之道,人家说你狂妄,那又何妨? ①墨子的另一个弟子胜绰到齐国大夫项子牛那里去干事。项子牛连续三次侵犯鲁国,胜绰也三次跟随入侵。墨子很不赞同项子牛的行动,因为他曾同项子牛谈起齐国伐鲁是齐国的一大过失。而项子牛没有听墨子的劝告,胜绰还跟着去讨伐,这是违背了墨家的意旨。所以他派了高孙子到齐国去,要求项子牛撤掉胜绰的官职。

  ①《淮南子。要略》。

  ①《墨子?耕柱》。

  墨子的威望很高,当时被称为 北方之圣.墨家的纪律严明,上下一致,首领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执行制度。当然,他们也不是采用强制手段,而是申明大义,使成员们理解以后,才强加约束的。墨家强调身教,首领们必须处处事事做到以身作则,成为大家的榜样。

  楚惠王十五年(公元前474年),墨子到楚国都城郢地(今湖北江陵县北),将阐述墨家之法的书献给惠王。惠王读后说: 这真是好书!我虽然不得天下,却乐于接待贤人。 墨子听了,便向惠王告辞道: 翟曾听说贤人被接待时,如果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一定不接受赏赐。他维护的道义不被采纳,一定不留在那个国家。现在,墨家之法不能在楚国贯彻,我只好向王辞别了。 当墨子将要离开楚国时,惠王派穆贺去劝说墨子。他对墨子说: 先生对君王讲的话确是非常诚善的。然而君王也是天下之大王啊,他没接受意见,不能就说' 贱人之所为' 没被君王瞧得起呀! 墨子解释道: 我认为提出的主张是可行的。比如用药,一束草根,天子服后,对他的疾病很有效果,难道仅因为是一束草根就不屑服用了?再如农夫将粮食税于大人,大人制酒造饭,祭祀上帝鬼神,难道仅因为是出于农夫的劳力就不能作为祭品了吗?我虽是贱人,上比农夫,下比药物,难道还不如一束草根吗? 鲁阳文君知道后,赶紧告诉惠王: 墨子是北方贤圣人。你既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又没有给以礼遇,请不要因此亏待了他。 于是惠王命文君去追赶墨子,要以书社五百里封之。但墨子还是没有留下。①墨家巨子腹■居留秦国期间,坚决抵制枉法循私,对犯了刑法的儿子也同样执法如山。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感到腹■已经年迈,且只有一个儿子,便命令官吏们不要判处死刑,并希望老先生能够听从君主的安排。腹■认为不妥,对惠王说:墨家有自己的法规:凡是杀人的偿命,伤人的服刑。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杀伤人的事情发生。能够禁止杀人伤人,乃是天下最得人心的正义行为。现在王虽然对我很宽容,命令官吏们不要判处我孩子的死刑。而我本人却不可不执行墨者之法。 结果,他还是没有听从惠王的安排,将亲子杀死偿命。为此,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去私》中大加赞扬道: 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墨子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采取了 亏人自利 的行为。

  墨家的理想王国是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助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墨家所要培养的人,便是能助人的有力者,能分人的有助者,能教人的有道者。墨子不仅自己力求成为这样的人,对于弟子也同样要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不想为此,也根本不可能如此。因此,墨子提出的教育目的和一些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

  ①《墨子?鲁问》。

  2。教育主张墨子主张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不论 王公大人 还是 匹夫徒步之士 ,都要经过教育。当然,学习的是墨家之道,实践的也是墨家之道,把他们培养成团结相爱的人。这样理想的王国便能建立起来了。墨子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①这是一种设想的推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成立。尤其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雄之际,应该说, 兼爱 、 非攻 之议是不合潮流的。墨子虽然看到教育的作用,也极力利用教育手段来改变现实,但他的假设太多,与实际大相脱离。因此,墨家虽受到人们尊重,但他们的教育改革主张,却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恰恰是他们推行的那套科技教育,反而受统治者的欢迎。这些手工工艺技术的传授,比起 兼爱 、 非攻之道要实在得多。

  墨子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还不能避开所处的环境,教育必须同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他提出的著名 染丝论 ,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 论有相同之处,但更为积极。《墨子?所染》称墨子见到染素丝者,颇有感触地说: 把素丝投到青色染缸,便染成青色。

  投到黄色染缸,便染成黄色。只要你投进不同的染缸,染成的颜色也随之变化。把素丝投入五种不同的染缸,便染成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色之前要小心慎重,别染错了。 很显然,墨子所指的染缸是喻指环境。处于得当的环境,就会给人以正确良好的习染。墨子进一步指出: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他列举春秋五霸: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卜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 此五君所染当(得当),故霸诸侯.而吴国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所染不当,国家因此残亡。士亦有染,如果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那么,必然会 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 ,做起官来也治理有方。人们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 时年岁善(庄稼丰收),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灾荒之年),则民各且恶 (《墨子?七思》),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环境影响中最主要的是人的因素。人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染成某种颜色,很难消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墨子以 染丝 相比,且不谈相比是否妥当,但他以此来阐述教育的作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将《墨子》的《所染》一节改编为 当染(当作得当,妥当解)一篇,意义更加明确。发挥教育作用,应该考虑受教育者所处环境(主要是择友)当染不当染的问题。帮助受教育者改变他的环境,以使教育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3。德育的要求墨子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 兼士.依靠兼士,推行墨家 兼相爱 、 交相利 的治世宗旨,建立 人人平等而相爱 的世界。他不同于孔子培养的 君子 ,没有仁义上的许多条条框框。墨子首先要求能有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凡是有利天下的事情,不惜任何牺牲也要去完成它。凡是能替别人解除痛苦的事情,就是经受最大的困难也要帮助他。因此,墨门子弟被称为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孟子?尽心上》),即从头到脚都受到损伤,只要有利于天下,就在所不顾。墨子将意志的磨炼,看成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表现。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很难做到兼爱。所以,墨子接收弟子,都要看他们能否吃苦耐劳,强化他们的毅力。禽滑厘是墨子的大弟子,他服侍墨子三年,手足都长上老茧,面目黝黑,还不断供墨子使役,却不能向他请教。最后感动了墨子,才接受禽滑厘为弟子。①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并不只表现为自我完善,还体现在积极进取和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上。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农民妇人,都应该独立自强地做出成绩来,不能有一点怠倦。对王公大人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对卿大夫来说,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对农夫来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对妇人来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这样,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并进而要求君子力事日强,切实做到贫则见廉,富利见义。《墨子》有《修身》一章,强调修身在于力行。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即便有广博的学识,还应该以实践为根本。有学识而不运用,是为徒学。运用又必须能利他人,不能只为自己沽名钓誉。 名不徒生,誉不自长,功名遂成,名誉不可虚假。 墨子还告诫弟子, 名不可简而成,誉不可巧而立。 这种德行修养是作为兼士的必要条件。

  墨子重视实践,重视力行,具有这样品德的人,也必然是言行一致。凡是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说。既然说了,就千方百计去做到。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墨子?兼爱下》)

  墨子的德育措施是非常实际的,从而为实现墨家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4。智育的要求墨子认为,王公大人和匹夫徒步之士,都应该受教育。至于传授的内容,除了《诗》、《书》和《(百家)春秋》外,主要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墨家学派以 农与工肆之人 为教育对象,给他们以实用的知识技能,使他们成为 各从事其所能 的 兼士 ,参加国家治理,推行墨家之道。

  墨家传授的自然科学技术,内容是很丰富的。在《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篇中,有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记载①,尤以数学、力学和光学为突出。这是掌握自然科技的基础,也是从事科技研究的基础。

  数学。对几何学上的点、面、线、圆、立体等概念原理及其运算方法,墨家都有非常科学的阐述。以 点 和 圆 的概念来看,所谓点,《经上》说:端(点),体之无序(厚)而最前者也。 《经说上》称: 端(点),是无同(间)也。 综合起来点就是无厚无间的。也就是说,没有长度、宽度、厚度,却有位置(或可以定位)的几何图形叫做点。这与今天几何学 点 的概念相近。所谓圆,《经说上》称: 圆,规写交也。 综合起来圆就是同一中心的等长的径线,即用规画一条周线相交。而现今几何学上圆的定义是: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两者意近,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①《墨子?兼爱上》。

  ①《墨子?备梯》。

  ①参见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其中译数学类 17 条,力学类 11 条,光学类 8条。

  力学。墨子向弟子传授的杠杆、天平、滑车、斜面等原理及其应用方法,都与力的作用有关。所谓力,《经上》说: 力,刑(形)之所以奋(动)

  也。 《经说上》称: 力,重之谓。下与(举),重奋也。 综合起来,就是将物体运动的根源,归之为力作用于物。重量的轻重,反映力的大小。

  向下坠,往上举,都是运动着的力。因此,墨子以力与重量的关系,清楚地叙述了杠杆实验的结果①:设有一杠杆,一端悬挂砝码(权),另一端悬挂重物( 重 )。支点的一边叫做 标 (力臂),另一边叫做 本 (重臂)。如果两边平衡,那么杠杆必成水平。如果加重其中一边,那么这一边必定下沉。如果要想使两边恢复平衡,应当移动支点,使 本 缩短而 标 加长就能达到目的。

  光学。墨子向弟子传授关于阴影、倒影、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知识及其试验方法。墨子和他的弟子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说明光线直射的原理。

  墨子的教学内容,以科技和生产方法知识为主,教学自有其特点。这就是:其一,比较偏重注入式。墨子在传授生产知识时,用比喻讲实验,由抽象到具体,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能力。但是,他不善于启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他主张弟子学习 必强为之 ,这同墨家子弟的意志锻炼是一致的。

  其次,与 强为 、 强行 结合。墨子要求学生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有次墨子讲完课,学生要求老师再教他们学射。墨子说: 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 (《墨子?公孟》)意思是说,凡有学识的人都应该量力而行,才能把事情做好,比如战士在战场上,要求他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又救护受伤的人员,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你们不是战士却同战士作战一样,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课业还没有完成,怎么又可以另学射术呢?

  墨子要求学生精通一门再学一门,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其三,重视亲自动手,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墨子把知识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种。闻知,是从听到的传闻和看到的书本中得到的知识。

  说知,是通过师长和学友的讲解和讨论,同时经过自己的思考取得的知识。

  亲知,是自己亲身经历,直接取得的知识和经验。墨子鼓励学生要多亲知。

  能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与墨子传授的教学内容很有关系。他所教的是实用学科,只凭理解,不会实践,等于纸上谈兵,毫无用处。所以在教学中,墨派采用实验的方法,很有效果。如通过对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的对比实验,帮助学生掌握光的反射原理,了解光线的理论,这是闻知、说知难以做到的。而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引起他们对事物发生的各种现象产生追究的兴趣,对于发展手工工业,提高生产力都起到推动作用。

  墨家教育思想形成于战国初期,他们代表农民、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对于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一些意识形态,是采取反对态度的。他们既不颂扬奴隶主贵族的礼乐,也不同意新兴地主阶级的礼乐。因此在墨家的私学中没有音乐教育的内容。而在教学方法上,虽然强调注入式,要求学生 强为 、 强行 ,但也十分注意学与思的结合,并不一味实施 依样画葫芦 的教法。墨子认为,学习一门学问,不但要知其然,也应该知其所以然,这在科技教育中极为重要。 依样画葫芦 只是模仿而已,不是创造。模仿,即使能追上师授,也算不得真本领。在《墨子》各篇中,有许多 何自 、 是何故也 、 何以为 、 何以知之 等的提问,就是避免学生只会死记硬背。

  ①例引《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中《墨子和墨经》一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战国初期,墨家提出了尊天明鬼的宗教迷信思想,这是想以一种超人的力量推行他们 兼爱 、 非攻 的政治主张。到了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日益强大,墨家的一套尊天明鬼理论已不合时宜,他们便倾向辩学和科技知识的研究与传授。墨子在教育上的贡献,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影响,但由他创导的科学技术教育,对战国时期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儒家学派无法比拟的。

  (三) 孟子

  孟子的一生活动主要是在战国中晚期,约在孔子死后150年左右。这时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比孔子所处的时代更不安宁。《孟子》一书具体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即各大国彼此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统治者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 ;广大人民却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对这种局面,孟子反对兼并战争,反对暴力统一,极力推行儒学之道,讲仁义,论仁政。然而这些主张当然不会被诸侯所接受,所以他没有担任过行政官职,而是一生从事教育,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1。教育活动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鲁国邹邑(今山东省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受业于子思。子思名孔伋,是孔子的嫡孙,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参。孔伋系统地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倡王道。孟子崇拜孔子,把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说成是出自人的本性,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关于孟子,只记下137字,主要是说孟子提倡的 仁义 ,在战国时期完全不适用,好像 持方枘欲内圆凿 ,龃龉而不入。而孟子的教育活动,除了散见于战国晚期的一些书籍,如《荀子》、《吕氏春秋》等外,以《孟子》一书所记最为详细。

  孟子从小就受到母亲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汉刘向《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传》中,有两处记载了孟母教育孟子的故事。

  一是 孟母三迁.孟母十分重视教育环境,为给孟子选择良好的教育环境,曾经几次搬家。

  (孟子的住家)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 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街卖之事。

  孟母又曰:' 此非吾所以处子也。' 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 真可以居吾子矣。' 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

  ①关于孟轲的生卒年月,秦汉魏晋诸代史籍都没有明确记载。后人有三种推测:生于周烈王四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死于周赧王十三年;生于周安王二十二年,死于周赧王十五年。本书取第一种说法。

  二是 孟母断织 ,也称 孟母断机.孟母对孟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以断织教育他不得中途放弃学习。刘向记载道 自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

  孟母方织,问曰:' 学所至矣?' 孟子曰:' 自若也。' 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 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 孟子惧,旦夕勤学不忽,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 上述的两件事,虽不一定就是事实,但反映了孟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他以后从事教育活动和取得成就起着积极作用。

  孟子一生的活动,以聚徒讲学和 以儒道游于诸侯 (赵岐《孟子题辞》)

  为主。早年,他在邹鲁一带讲学授徒。中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孟子带领弟子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政治理想。有时他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往来于诸侯之间。司马迁说: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一套治国理论,过于 迂远而阔于事情 ,诸侯虽尊重却并不欢迎他的游说。如他对滕文公讲 性善 、 仁政 ,对魏惠王讲 仁政 、 仁义 ,向齐宣王宣扬 王道 ,最后还到宋国鼓励宋王偃实行 王政 ,但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盐铁论?论儒》称孟子一生 守旧术,不知世务.所谓不知世务,是指孟子陈旧的政治主张。最典型的话,如 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他主张善于打仗的人应受到最严厉的刑罚,搞合纵连横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开垦荒地和尽量利用土地的人应受再次一等的刑罚。显然,孟子提出这些与时代前进步伐格格不入的主张,是会到处受到冷遇的。因此,孟子一生官运不通。

  以儒道游于诸侯,而无一用其道者,终于使孟子感到失望。晚年他回故乡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作为君子三乐中的一乐。

  同时,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所收弟子也不少,在《孟子》一书中提到的就有万章、公孙丑、公都子、乐正子、充虞、陈臻(陈子)、陈代、孟仲子、咸丘蒙、高子、屋庐子、桃应、彭更、滕更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和孟仲子等。而滕更是滕国国君的弟弟,是孟子弟子中地位最高的。

  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所著《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但现存仅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对政治主张、哲学伦理、学术问题的问答和论争等,有的章节还记录了孟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这为研究孟子的教育思想,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

  2。教育主张孟子提出 善政不如善教 的主张。他自己就是一生为教,并且乐于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善的。善是什么?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表现为仁。羞恶之心,表现为义。辞让之心,表现为礼。是非之心,表现为智。 仁 、 义 、 礼 、 智 ,乃人之本性,与生俱来。他把 性善论 贯彻在他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中。他反对告子所持的人性无善无不善的论说。告子拿急流比喻: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①告子曾是孟子的弟子,他不同意老师的 性善论 ,而把人性比之于水流,在东边打开缺口,水便向东流;在西边打开缺口,水便向西流,因此人性是没有什么善与不善的。孟子也用水流来驳斥他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②人性如同水的向下流动一样,水是没有不往下流的,人是没有不向善的。其实,告子所比喻的和孟子所比喻的,完全是两回事情。告子以水流方向说明人性的善与不善决非天生。如同水流一样,由于外在条件的影响,才有东西之流向,也即才有善恶之分。而孟子的命题,将人性之善与水流向下作了内在必然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命题。因为反过来说: 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 亦无不可。不过孟子以性善论出发,强调通过教育手段保持人们的本性,尽管主观唯心论的色彩十分浓厚,但是他重视教育,力求发挥教育的作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他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深刻的。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使用良好的政治手段不如使用良好的教育手段。前者使人不敢违抗,可以得到人民的财富。后者受到人民的爱戴,可以得到民心。

  善教并不能离开善政。善教要在善政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教育的使用。

  孟子积极推行仁政,要求君主者刑罚、薄税敛,使民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 ,然后再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必定能取得很好效果。庠序之教,指加强类似周代的地方学校教育。

  孝悌之义,在于培养最基本的道行,即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这样才称得上善教。

  人性是善的,其所以为恶,是因为受到外界影响,失去了本性。正如水一样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只要用手击水,溅起来的水点可以高过头额。堵住水流向上引,可以引到山上。但这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受外力作用的结果。人失去本性,同样是受外界影响,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才能帮助他恢复原来的善性,并不断地给予扩充。人是不可以缺少教育的。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做人有那么一条通理:如果饱食暖衣,居住安逸,又不受一点教育,那么就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孟子进一步说: 仁 、 义 、 礼 、 智 ,就好比长在人身上的四肢,是人的本性。一个人四体不勤,善性不能得到发挥时,便需要通过教育,使人勤于四体,扩充人的善性。

  很清楚,孟子强调教育,其目的在于申孝悌、明人伦,这同他奔走列国宣讲仁义,以实现他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仁,是为人的本心(性)。义,是做人的道路。放弃了做人的道路不走,丢掉了为人的本心(性)不知寻追,这是多么可悲!人们丢失了鸡犬还会四处寻找,而善良的本心(性)丢掉了,反而不知道去寻找。

  其实,做学问的道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把丢失的本心寻找回来罢了。

  孟子的这段话,可以认为表现了他的教育目的,即回复人的本心。

  ①《孟子?告子上》。

  ②《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大力鼓吹仁义的同时,又将天下之人分为两类,即劳心者和劳力者。这两类人是不平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子贤人、公卿大夫都是劳心者,是治人、食于人者。而庶人小人都是劳力者,是治于人、食人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改变。孟子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治人的君子,培养劳心者。因此,对劳力者的教育和要求就和墨家有很大差距,但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孔子虽然提倡 有教无类 ,可是又认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知之 ,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教育在内。孟子的劳心与劳力论,是给孔子的这些主张作了具体的补充和发挥,反映了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3。德育的要求孟子培养的 君子 ,要求存其心养其性,扩充其仁、义、礼、智的善端,发扬人的善性。君子的善性,集中表现在 人伦 上。孟子的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名分关系。他将等级名分列为 五伦 ,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孟子的道德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能够遵守封建社会里尊卑、贵贱、男女、长幼和朋友的相互关系。孟子认为,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在上的君臣都能懂得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在下的普通小百姓就会相互亲和了。不然, 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孟子?离娄上》)居上的人如果不懂礼义,居下的人就无法跟着学习仁义道德。坏人便越来越多,乱事往往由此而起,国家灭亡的日子也就很快了。所以孟子强调实施道德教育,提出从自我做起的具体要求。

  孟子提倡自我做起,采取的是强制性的自我约束。有的地方,约束是合理的,但有的地方,约束却偏离了现实。合理的约束,能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则产生消极作用。孟子所要求的自我做起,包括寡欲、自省、知耻、改过等内容。他认为人人都认真地做到了这些要求,便不会失去善性,失去良心了。

  寡欲是为了养心。对外界的一切不良引诱,只有采取寡欲的办法才能抵制。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一个人欲望的多少与他所保存的善心多少是成正比的。凡是人的欲望越少,虽然善心有所丧失,但丧失不多。

  凡是人的欲望越多,虽然善心有所保存,却也保存的不多了。孟子对于 欲望 讲得很不具体,似乎除了仁、义、礼、智以外,人们不应再多求。把寡欲绝对化,变成不能有爱好、有追求,不能有一点物质享受,这是脱离现实的一种空想,作为道德准则也是片面的。

  自省,即自我检查,以避免主观错误。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提出的自省,要求君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应该 反求诸己.例如: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①如果你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的仁心是否够了。如果你去治理别人,人家不买你的帐,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是否方法妥当。

  如果你对别人很讲礼节,人家却不理睬,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是否恭敬够了。这种严于律己、厚于待人的态度,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 反求诸己 以后,能够把事情处理好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自然应该 自省.要是别人依旧如故,不亲、不治、不答,那又怎么办?孟子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①孟子认为,爱别人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万一遇到这样的人,你对他表示敬爱,而他却蛮横无理。那么,君上需要反省自己,肯定自己的诚意不够,肯定自己的礼貌不周。不然,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如此蛮横不讲礼的人呢?经过反省,感到自己确是诚意的,确是有礼的,而人家还是蛮横无理,君子要再次反省,肯定自己不忠实。经过反省,感到自己确是忠实的,而人家照旧老样子,这时君子可以自慰,不妨把对方看成是一个胡闹的家伙,如同禽兽一般,不必再去计较。孟子所主张的这种忍让,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反而自欺欺人,自省成为无原则的自责了。

  人是免不了要犯错误,或做错事的。错了,要能够改正。孟子主张与人为善,如果与人为 恶 ,那便是无耻。人应该知耻,知耻才能改过迁善。

  他鼓励人们改过,改过是为了更好从善。即使自己无过,也有必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能够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也好比同别人一起在行善了。这是积极的进取,也是更深一层的改过。

  寡欲、反省、知耻、改过,是孟子进行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求,目的正是为了寻找 丧失 了的善性。这些要求是不容易做到的,必须磨炼坚强的意志。在意志锻炼方面,孟子认为要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一个人的心志受到折磨,筋骨受到劳累,机体受到饥饿,身子受到困乏,使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不能如愿,这样才能触动他的思想,坚定他的性格,增长他的才干,从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唯有如此,才能担任重大的职务,完成重大的使命。

  孟子自称他善于 养吾浩然之气.这种 浩然之气 ,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 浩然之气 看来十分抽象又十分神秘。其实,这就如现在所讲的 崇高伟大的理想 一样,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能够自觉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孟子把进行道德教育,最后与锻炼成为 大丈夫 联系起来,这是值得重视的。

  4。教学的要求孟子一生从事教育活动,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办学的态度是: 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以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办学,学生要来上学的,不拒绝。愿意离开的,不拉扯。只要怀着求学的愿望而来,他都接受。他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作为自己的最大乐趣。

  孟子办学采用的教材包括哪些内容,尚没有见到详细的史料记载。从《孟子》第一篇《梁惠王上》所引用《诗》、《书》的内容,可以推知他还是以儒家的《诗》、《书》、《礼》、《乐》和《春秋》作为基本课程。

  ①《孟子?离娄上》。

  ①《孟子?离娄下》。

  孟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和孔子在教学中一样,都重视因人施教,强调启发。他曾说: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注释这一段话时称: 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程度,就要施以不同的教导方法。有的如同及时雨滋润万物一般,让他尽量吸收。有的方法着重培养品德,有的方法着重培养人的才能,有的仅在于回答问题,有的则不作具体指导,让他明白道理自己去努力进取。

  在启发诱导方面,孟子采取 引而不发 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解疑。教师不能包办代替,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①学习还需要坚持不懈,他用掘井作为例子, 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孟子?尽心上》)掘井时,挖了六、七丈深以后,还没有挖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学习一定不能半途而废,才有学成的希望。

  孟子进行启发教学,循序渐进,不是脱离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不凭教师的主观愿望而求之过急。他用宋人拔苗助长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循序渐进的道理,告诫人们欲速则不达,反而要干出蠢事。拔苗并不能助长,非但无益而又害之。孟子主张教学必须由近及远,类比论证,这都是启发学生思考,一步一步扎实前进。否则,就会出现 其进税者,其退速 ,同拔苗助长的效果一样。

  教师的启发诱导,决不是代替学生思考。学生还应该自觉开动脑筋,观察周围事物,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学到的东西才不会成为一堆无用的知识。孟子说: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干着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习惯了某些事物却不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一辈子照着它去做而不弄清楚其中的道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孟子要求学者不能学而不化,还得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孟子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反对自暴自弃。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

  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孟子?离娄上》)对于自暴者,不必再同他讲些什么。对于自弃者,也不必再勉强要求他有什么作为。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集中精力并专心致志是取得良好效果的有力保证。

  孟子举了下棋的例子,将 专心 与 不专心 分析得很深入。他说,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弈秋海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下围棋只是一种小技艺,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难以学好学成的。弈秋是下棋的名家,棋艺非常出众,而向他学习棋艺的两个弟子,收获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人学习十分认真,专心致志地听弈秋的讲解。而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讲,心里却想着会有天鹅飞来,准备拉弓发箭去射落它。结果,他虽与别人同受高师的传授,而其棋艺却远不如别人。

  难道能说他不如人家聪明吗?决不是这么回事。

  学习必须专心,是两千多年前孟子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原则。至今,这条原则仍旧值得依循。

  ①全句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主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尽心下》)。书指《尚书》。现借用于指广泛的书,而特指《尚书》。

  (四) 荀子

  荀子是儒家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儒学中的 德治 并与 法治 相结合,在战国中、晚期,成为孟子以后的著名传经大师和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在主持齐国稷下学宫时,吸取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成果,提出自己唯物主义的论点,也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颇有影响的哲学家。

  1。教育活动荀子名况,时人尊号为卿,又称荀卿。因避宣帝刘询讳,西汉人改称其名为孙卿。荀子是战国晚期赵国人,约生于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从他到齐国游学开始记他事迹,有关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已无法考知。据司马迁所记,荀况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而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中却说 齐威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两人说法不一。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认为应是15岁。①荀子生活的战国晚期,诸侯列国在长期历经兼并、侵吞后,国数日减,已出现统一的趋势。他游学的齐国稷下学宫,各个学派的争辩也在为齐国统一天下制造舆论和对策。荀子对这种形势发展看得很清楚,他的言行反映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并认为齐国堪当此重任。但是齐湣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民怨沸腾。荀子曾规劝和警告过湣王,但遭到拒绝。荀子深感失望,只得离开齐国到楚国去了。齐襄王时,重建稷下学宫,荀子携徒再次来齐。他在学宫的列大夫中最为老师 ,被尊称为卿,并曾 三为祭酒 ,主持学宫事务。他在学宫中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提倡学术辩论人人平等。后来,他因遭到谗言诽谤,只得再次离齐国赴楚国。在楚国,荀子被春申君黄歇任命为兰陵令。有楚人对黄歇进言说,您赐给了荀卿百里地,恐怕会对楚国有危害。

  春申君因听信谗言,便不敢重用荀子了,继而荀子遭到辞退。荀子无奈,只得由楚国回到家乡赵国。赵成王曾同他讨论过军事问题。荀子也到过秦国,会见过秦昭主和秦国宰相范雎。他曾建议秦国实施 王道 ,但当时封建统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霸道在历史舞台上正高潮迭起,因此,荀子的不合时宜的王道终不为秦用。晚年,他又再到楚国,春申君复任他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子也失去了官职,居住在兰陵,从事著书讲学活动。

  司马迁说他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荀子曾写过许多著作,但有的已经散佚。现存《荀子》一书,共有32篇。据唐杨倞考证,此书文章多为荀子所写,只有《大略》以下六篇,诸如《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是弟子记述的。

  荀子虽然是出自儒门,但可以说他是儒家的改革派,他的学说中反映了不少法家思想。在他所传授的学生中,如李斯、韩非等,都成了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①《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卷七《穷通》第 323页。

  2。教育主张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学大师,也都重视教育作用。但他们对于教育作用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孟子从 人性本善 出发,认为人本来就是性善的,后来之所以丧失道德,做出坏事,是由于失去了善性。因此需要加强教育,是为了把善性重新找回。而荀子反对孟子的说法,认为 人性本恶.他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人之所以能尊尚道德,做出好事,就是由于加强对他们教育的结果,使他们变恶为善。

  荀子强调后天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 人无师法 和 人有师法 ,说明为人的两种不同效果。 人无师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荀子?儒效》)人有师法和人无师法,其思想行为有如天壤之别,正是由于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

  人的恶性决不能任其发展,必须采用教育手段来改变它,引导人们走向正道。

  教育除了能改变人性,而且能使人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因为教育使人获得知识和才能,使人懂得道德,明白礼让。荀子提出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 ,这也是对教育的肯定。他在人才培养上,有着独到的观点。

  能在治国安邦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他称为 大儒.而 大儒 不是天生的,需要经过教育培养,也只有少数人能达到如此高度。学校还需要培养更多的 法士 ,他们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和维持良好风尚的人才。事实也是如此,才学超众,能力超人的尖子总是少数。培养尖子不能成为教育的重点,而众多的治国人才,乃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应是教育的重点。荀子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培养人才的措施是十分明确的。他也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准则: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 (《荀子?君道》)一个有用的人才,如果仅有知识,而没有好的品德,不能使用。道德品行虽好,但没有知识,也不能使用。必须是既有知识又有道德,这才是国家要选用的合格人才。此外,他对人才既不论资排辈,也不论地位高低。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人才的选用,首先要重视教育培养,再以考核为准则。荀子反对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他认为,不应该因是出身庶人的子孙,便忽视他的才能,阻碍他 归之卿相士大夫的行列。

  荀子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对教育作用充满信心和希望。《荀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劝学》。该篇首句就说: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一个人受过教育总要比不受教育强得多,能有所提高,也能有所发展。如同青颜色是从一种蓝草中提炼出来的,但比蓝草原始颜色要青得多。现在我们常说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荀子的《劝学篇》。人们常用这句话比喻学生的学业超过老师,一代更比一代强。很显然,荀子在教育理论上的高瞻远瞩,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家中最突出的人物。因此,他教育学说的不少精华,直到现在还很有影响。

  3。德育的要求荀子实施的道德教育,要比孔子、孟子进行的道德教育实际得多。他不以培养理想中的 完人 为目的,而着重于现实。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荀子提出的道德行为标准,注重于 礼 ,强调 礼 的教育。他认为,礼者 是强国之本。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学礼是最为重要的。学礼,要先学《礼》,因为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荀子?劝学》)

  《礼》是法律的纲领和准则,法律是依据礼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条文,礼与法律两者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能把《礼》学好,经书之类,便算学到头了。当然,荀子所说的 礼 ,已不同于孔孟之礼,不囿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跳出了把礼义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与治国安邦、富国裕民的大事结合起来了。因此,荀子主张道德教育必须与实行法制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既有礼义道德的教化,又有法制的约束,则天下一定安宁。

  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呢?荀子认为,首先要 明礼义以化之.即对礼义的内涵,要阐讲清楚。从理论认识上,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荀子在明礼义方面,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是非。比如,他在《荀子?荣辱》中谈到勇敢,分析了 君子之勇 和 小人之勇.所谓君子之勇,表现在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同挠,意为屈从).君子为了坚持正义,不怕权势,不顾利害得失。虽然爱惜生命,但是大义凛然毫不妥协。而所谓小人之勇,则 轻死而暴.他们违反了国家的法制,破坏了社会秩序,轻而丢掉了生命,这完全是轻举妄动,而不是什么勇敢。把道理讲明,再提出具体要求,学生自然容易接受教育了。

  其次是要重视良师益友的潜移默化作用。荀子说: 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 (《荀子?性恶》)反之,与不善者相处,就会受到坏的影响。 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作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戳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 (《荀子?性恶》)与不善人常在一起,就易学到败坏道德的行为,直至犯法受刑,还不能自知。因此,对一个人良好道德的培养不能不重视他的周围环境与他相交结的人的影响。

  荀子认为,进行道德教育,光凭诵读一般的经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将《诗》、《书》背得烂熟,只不过是一个陋儒,毫无用处。他主张教育内容还应该包括 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师法就是以良师益友为学习榜样,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义,并不限于《礼》,必须涉及伦理道德、法制典章、礼仪条文以及当前国家有关的礼法制度等。荀子将礼的作用,提到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 的高度。这个 礼 ,在传统的《礼》上是没有记载的。因此,荀子主张的 师法之化,礼义之道 ,既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内容。

  最后,荀子要求把受到的道德教育贯彻到实践中去。良师益友的默化作用固然重要,最后还得依靠各人主观上的努力和实际行动。他说: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ruǎn,音软,微动)动,一可以为法则。 (《荀子?劝学》)君子学习德行,要真正听进耳朵,牢记心上,行为举止有威仪,日常行动都合乎道德准则。君子的一言一动,都应该供一般人取法。当然,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不断加强个人的意志锻炼,并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果。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荀子?修身》)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能够体现在行动上。知而后行,这正是荀子教育的突出特点。

  4。教学的要求从 教 和 学 的角度来衡量,荀子提出的教学论和教育论,其精神是一致的。他要求教者以身作则,而学者要持之以恒。荀子十分强调教师的作用,这很值得我们重视。与此同时,他主张学习是为了应用,这对我们的教学实践也很有参考价值。

  教学过程,是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荀子认为,整个教学过程,要包括知行的过程。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而困。 (《荀子?儒效》)教师传授的,多半是书面知识,讲解以后,需要指导学生实地观察,观察以后,要加以分析,使学生懂得道理,把听到见到的转化为自己学到的知识。有了知识,再用于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算完成了教学过程。反之,如果只闻不见,虽然听到很多东西,一定会错误百出。如果只见不知,虽然见到的东西很多,一定会闹出笑话。如果只知不行,虽然知道的东西很多,却不解决问题,成为一堆无用的知识。荀子提出的教学过程,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是非常科学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只有不断推进,才能不断提高认识的广度深度。因此,学习也不能间断。《荀子》第一章《劝学》的第一句话是 学不可以已。 就是学习不允许间断或停止。这是荀子在总结学习经验中提出的科学论断。

  在具体指导学生的学习时,则要注意循序渐进,积少成多,教导学生持之以恒。荀子有一段话,至今还被视为教育名言。这就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千里之遥,是一步一步走到的。汪洋江海,是小小的溪流汇聚成的。最强的骏马,一跃也超不过十步之远。但最笨的驽马连跑10天,也能赶上骏马奔驰的路程。①用刀刻物,如果不能坚持,虽是朽木也不能折断。只要坚持不停地刻下去,即使是最坚硬的金石,也容易雕刻成功。

  坚持是必要的,但要目标要明确,方向对头,决不能见异思迁。如果用心不专一,学习也不会有所收获。关于此,荀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蹞(同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 (《荀子?修身》)这段比喻,即形象又生动。跛脚的鳖,一步一步不停地向前爬,也能爬到千里。如果一点一点不停地堆土,也会堆成高山。如果把水源堵塞,却又开出沟渠放水,再满的江河也会干涸。如果要求马匹忽进忽退,忽左忽右地走动,再好的六骥名马,也达不到目的地。

  综合荀子所说的上述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已掌握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方法上的循序渐进和态度上的持之以恒。荀子所总结的教学过程中规律性的问题,是我们在今天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值得借鉴的。

  ①参见《荀子?修身》中说的: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

  在春秋战国的教育家中,荀子是最尊重教师和最重视教师作用的。他认为,尊师并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荀子?大略》)对教师不尊重,不能发挥教师的作用,使人产生放纵之心。一旦人们有了放纵之心,接踵而来的是犯法违法,乃至破坏了法律的约束。一旦国家到这地步,便是衰败了。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这已为千百年来的历史所证实。不重视教育,不尊重教师,其后果是难以很好培养人才,难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国家的安定和强盛,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荀子的这些话,直到今天还很有现实意义。

  荀子尊敬教师,是建立在对教师严格要求的基础上。他提倡 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荀子?致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既要有尊严,又使人敬服,才能为师。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使人信服,才能为师。传授知识,有条理不矛盾,才能为师。讲解学术理论深入细致,阐述正确明瞭,才能为师。当然,教师要能够做到这四点要求,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因此,教师受到尊敬,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

  (五) 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 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 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料中很少记载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情况。可能与他口吃有关。他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但他才能出众,李斯承认自己不如韩非。因此为李斯所忌,终为李斯所害。但韩非虽死,他提出的变法和改革主张,并没有被废弃。他倡导的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教育改革得到实施,形成了一套学吏(或称师吏)制度,促使全国的教育纳入官学的轨道。值得重视的是,在70年代出土的秦简中,非常具体地提供了这方面的翔实资料。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批秦代竹简,①内容大部分是法律和文书。有些条文,就涉及到学吏制度,是我国教育史的珍贵资料。如《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有简文记: 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吏是从事文书事务的小吏。简文指出,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到学室里学习,如果有违犯法令的便要判罪。从这些记载可以推知,秦国应已建立学吏制度,而且管理严格,甚至连学室都禁止非学习者进入。在学室中学习的学生,称为学僮,他们主要是学习律法文书。《说文?叙》引汉《尉律》说, 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汉承秦制,可见秦时,为史者,需由学僮考试合格而任用。11号秦墓墓主喜,在他自己编写的《编年记》中,曾记载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喜年19岁时 揄史 ,即19岁这年进用为史,这与学吏制度是相符合的。这说明,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不久,已经完全推行了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学制。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不同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等,都必须随之而进行变革。他不同意孟子鼓吹的 法先王 ,反对复古主义。他认为,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蠹》)先王之教,全是不切实际的说教,所以应该 废先王之教.而 仁义道德 ,无益于国计民生,完全像神巫祷词一样是对民众的愚弄。他主张教育变革,就在于变古,在制度、内容和方法都得改变过去的老一套。

  ①参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

  韩非提出的教育变革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就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师生等方面,略作介绍:1。反对私学,禁止私学韩非把私学称为 二心私学.所谓 二心 ,就是同国家政府不是一条心,不遵从法令而自作主张。二心私学有碍于法令的推行,必须禁绝。他把私学描绘成是 岩居■处,■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 办私学者好为食客不为仕宦,他们住在岩洞地穴里,深思计谋,大者诋毁当今,小者欺骗老百姓。可是当局者又不去禁止,反而对他们很尊重,当权者这样做太过头了,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这些人一再聚徒讲学,传播自己的 杂学 ,完全和现行的法令相抵触,甚至造成 群臣为学,门子好辩.韩非认为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非禁止不可。他要求对私学者, 禁其行 , 破其群 , 散其党.①私学被禁,各个学派的宣讲活动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这样一来,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办学方式才能得以建立。

  2。以法为教韩非主张 明主之国.应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所教的法,只是一些政策、法令。 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使 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韩非子?难三》)这便是韩非的法治教育。历史上凡是开明通达的君主国家,用不着任何书籍文字,只需把法令全都教给老百姓,要求他们能够听从遵守就行了。从这层意义上讲,在秦国,以法为教 ,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是指学僮所学的内容,广义则指全国人民共同学习的内容。

  韩非并不反对学习,但只限于学习法令。他认为 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 ,应该做到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治理当今之事,不必按照古代的情况办理,不必依循过去的惯例。世间的事情是在变化的,处理的方法也就不能一成不变,教育更是如此。但是,韩非在强调教育改革、强调法治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过去,使改革绝对化,不能有一点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育,把儒家痛斥为不廉、不惠、不忠、不仁、不义、不智之徒。儒家提倡的 礼乐 ,是在引人入邪;儒家讲述的 仁慈 ,成了万恶之源。韩非这些主张,就失之偏颇,过于片面了。法家只认定唯有以法治国,用国家的法令政策来统一舆论、统一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行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这是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理论根据。施用强制手段,正是秦始皇实施专制主义的体现,所以受秦国统治者的欢迎。

  ①战国晚期, 私学 有两种解释,一指与官学相应的私学,即学校。一是私家学术,如各个不同学派。

  韩非申斥的多指后者。 禁其行 ,原句为: 有二心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 (《韩非子?诡使》)

  法与刑是相联系的。最完善的法律,要能使大家都自觉遵守,才起到积极作用。教育人民守法,不能单纯采用规劝和说服,还得配合刑罚,采用强制手段。因为,法治离不开惩处,只有使百姓懂得法令,又了解刑罚,自然可以去恶务善。韩非说: 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治国手段是正明法,陈严刑。法治教育所传授的也应是知法理刑,知道什么是犯法,将要受到怎样的严刑,使自己的行为不触动刑律。

  韩非虽然批判儒家的仁义道德,但并不是不讲道德。在《韩非子?饰邪》中,他用明主应该明于公私之分,人臣应该 去私心行公义 ,表达了他提倡的道德准则是 公私不可不明.几乎把仁、义、廉、恥等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都归纳到 公私分明 之中,这也是法家的道德观。韩非的 以法为教 ,同样要求严格区分公和私的界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马谈的话: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正是进行法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在睡虎地秦简中,明文规定为吏者必 审悉毋私 、 审当赏罚 ,①做到秉公无私。并且能够 正行修身 , 临财见利,不敢苟富。

  临难见死,不敢苟免.②荀子曾经到秦国去实地考察,他说过, 在秦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道而公也。 这与秦简《为吏之道》对照,说明荀子当时见到的是秦实际情况。学吏制度必然也要贯彻尽力守法的精神。

  秦简所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初年时期,正逐渐从诸侯称雄割据状态向中央集权制统一的封建国家转变。大部分简文为颁布的律法和解释这些律法及量刑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决了对韩非提出的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所产生的若干疑难问题,例如,儒家教学,有《诗》、《书》、《礼》、《乐》、《春秋》,而法家采用哪些课本,又怎样给学生传授等。秦简中恰恰发现了这方面的内容,既有具体的秦律条文,又有阐述条文的辅导材料。特别是其中有一篇给为吏者讲解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的课文,叫做《为吏之道》。通过这珍贵史料的研究,什么叫 良吏 ,什么叫 恶吏 ,两相对照就十分具体明白了。

  这批秦简中,有关学法的教材,已经分编为多层次内容,简直成为系统的法学教科书了,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主科教材——《秦律》。这是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掌握的。例如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法律,秦代称为《效》律。《效律》的简就有60支简,律22条。在律中凡是提到度量衡器物,则将误差的限度都一一注明。这正是在法律上保证贯彻统一度量衡制度。再如《金布律》,秦时布帛也作为一种货币,用于贸易交换,因此必须统一规格。秦律中有一条: 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如果布的质量不好,长宽不合标准的,不得流通。学僮在学室内首先要熟记这些条文,以便日后管理和执行。

  ①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二是配合主科的辅助教材——《法律答问》。秦自商鞅变法后,由国君制订并颁布统一政令。有些政令条文的涵义、意图及术语需要作出明确解释,使执行者明确其意,才能正确地行使职权。而这些,是需要中央设置官吏统一进行解释的。秦简中抄录的《法律答问》,所解释的是秦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部分。解释范围很广,包括了诉讼程序的说明。其中有关术语的剖析,简单明了,作为辅助教材,是相当不错的。如解释什么叫做 不直 ,什么叫做 纵囚 时,简文说: 论狱何谓,' 不直' (不公正)?何谓' 纵囚' (放走罪犯)?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 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 纵囚'. 就是说怎样判案称为 不直 ?怎样称为 纵囚 ?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称为 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减轻案情,故意使犯人够不上判罪标准,称为 纵囚 ,把界限讲解得十分明确。

  三是相当于实习的教材——《审理过程》,①即案件的具体处理。秦简中有《封诊式》,全篇共98支简,抄录了不少案件处理的具体实例。内容除了调查、检验、审讯等过程的文书程式,还特地列举了不同案件的审理办法。

  如审理案件时,首先要求对案发的情况作详细记录。在现场记录时,还要善于观察,找出疑点,这是令史的职责。简文中还记录了一桩某人被杀的现场调查情况,不仅现场观察仔细,而且还有推断。这份记录,依照检验顺序,先记什么,再写什么,次序分明,不是杂乱无章,而且对有些重要数据和情节毫不遗漏,可以看出记录者有深厚的办案基本功。调查以后,便要进行审讯。简文明确提出审讯的一些要求,并把审讯的程序交代得非常明白,连注意事项也一一列具清楚。这份《案件审理过程》,与秦律相配合,是秦代治狱的一份经验总结,可以作为一份极好的 实习 教材。

  秦律条文、法律答问和案件审理过程,三部分构成了学法的整体,尽管这些教材还不是全部,但是已具备了学法的基本要求。

  3。以吏为师周代奴隶主贵族所办的官学中,教师都是由政府官员兼任的, 以吏为师 早已有此制度。韩非继商鞅之后,推行这项吏师制度,并不是要回复到周代的学官做法,而是因为儒、墨之师,只会讲授六经六艺或兼爱非攻,至于传授法令政策,必须由国家官吏担任。在地方上,县属令史之类的小吏,他们办理文书、档案、书记等杂务,都能担任吏师。史,是一种通称。秦代对史的资格审查非常严格。秦律的《内史杂》中有两条规定:一是 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 下吏是指某种罪犯,即使他们能够书写,也不准作史的事务。二是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 侯是一种被用以伺望敌情的刑徒。侯、司寇以及众下吏,都不准作官府的佐、史和禁苑内的宪盗(一种捕盗的职名)。另处还有一条 令□史毋从事官府.犯过罪的史,虽经赦免也不准再在官府供职。这些规定,保证了师资的质量。

  从秦简《编年记》来看,11号秦墓墓主喜生前曾经做过安陆御史、令史、鄢令史,并审理过刑法案件。从墓内又随葬有《秦律》、《法律答问》和《为吏之道》等简册来看,可能死者生前就担任过吏师,传授政策律法。墓中随葬的简册,可能就是他亲自编抄的一部分教材,其中不少案例,应是补充教材。秦始皇曾要求赵高向二世胡亥传授法律,他应是秦代的最高级的吏师了。

  学吏的学僮称为 史子 ,即是史的儿子,也有人认为是史的学徒弟子。

  史子有专门学习的地方,叫做 学室 ,相当于学校的教室。学室是个管理严格的学习场所,不准一般人随便出入。非史子不能进入,即使经过赦免的史也不能进入。如果违犯,就会 犯令者有罪 ,加以追究查处。这些规定,可能与教师讲解的内容有关。如介绍治狱的案例,因涉及保密问题,需要加强管理。此外,严禁史子以外的人进入学室,也提高了官学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严性。

  ①秦简中的《封诊式》,出土时成卷放在死者头部右侧。《封诊式》是总题,另有小标题如《治狱》、《讯狱》和《盗马》、《争牛》、《告臣》、《告子》等案例。 审理过程 则是本书作者所加。

  史的学徒弟子,是得到政府照顾的。为了使学吏者能安心学习,可以免除服役。同时,又制订了一些法律,防止乱收学僮。一是不准将不合史子要求的人收留下来,逃避服役。如规定: 县毋敢包卒弟子,尉赀二甲,免;令,二甲.这是说,如果县里把军士收留为学吏弟子,那么,违犯的县尉罚兵甲二副,免职。县令则罚兵甲二副。二是不准随便给史子除名。秦简有《除弟子律》称, 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候。使其弟子赢律,及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 这是说如发现不适当地将弟子除名,或任用保举弟子不当者,都要剃去须鬓(即耐刑),充当伺望敌情的刑徒(候)。

  如果役使弟子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并且鞭笞他们,就得罚一副兵甲。要是打破皮肉,则罚二副兵甲。这一条规定,恰恰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作为史子就有名籍,这如同入学注册一样。学习不好或犯了错误,可以除名。吏师有权役使弟子,必要时还要体罚,吏师也应是严师。秦律之所以列出《除弟子律》,很可能因当时县史对弟子役使过度,才不得已加以限制。但这也说明能进学室作一名史子,他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低了。这些对年轻子弟们,应是很有吸引力的。

  韩非强调教育改革,重视法治轻视德治,并大力提倡法治教育,是法家的一贯主张。自商鞅起,法家的这些主张一直坚持下来。到了韩非时期,法令政策更加完备,法治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法制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上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七、结语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教育思想的探讨,教育理论的剖析,教育方法的整理,一直列为重要课题,并已发表不少文章和著作。但对这个时期的一些较为重大的问题,如变革中的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的关系,官学和私学各自发展的情况等等,则论述不多。而学校制度的变动,是教育变革的脉搏。

  只有全面地了解学校制度的变化,才能掌握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教育史的实际意义,才能理解这段时期教育变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因此,本书试图从历史进程中来探讨学校制度的变动,从学校制度的变动中来探究其深远意义,以期为读者了解春秋战国教育大变革的全貌,提供一条显明的线索。

  也许古代的一些教育实践和经验,对于今时的教育,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教育史所涉及的方面较广,包括学制课程、学校管理、教师、学生,成绩考查和奖惩以及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思想等。已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尚缺乏集诸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介绍,尤其是以春秋战国为阶段的,几乎没有类如的论述。本书的第五部分,列举三个实例,即孔子的私学、齐国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学则《弟子职》,就是试图将私学和官学中有关课程、教师、教学和学生管理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从而使读者对春秋早期初起的私学及战国中期恢复的官学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有些教育史著作,偏重教育家生平和他们的教育思想的评介。应该说,这是教育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怎样将教育家的一些教育主张,通过史实从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也应是不可缺少的研究课题。例如韩非,他是著名的法家教育家,他提出的学吏制度,在战国末期是一项重大的学制改革。但过去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在介绍他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主张时,每每提及其有关思想、原则,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具体事例。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记录了不少与学吏制度有关的具体做法。这是在韩非死后,秦国大力推行学吏制度的真实记录。本书则对这些新史料加以论述,从而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秦灭六国前后,对教育开始实施的严格控制。这样,在介绍韩非的教育思想时,就有了客观的文字实物资料为依据。因而我们对韩非教育思想的评价,可能要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在教育家介绍的一章中,我们没有列入老子和庄子。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与其说他们是伟大的教育家,不如说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教育活动,有关他们教育实践的经验也鲜见史籍记载。因此,本书对他们就不作特别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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