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历史的种种特点。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
孔夫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中国历史 2000 多年。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家都曾出现文化断层，一些古老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几乎散灭已尽。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以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以致中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都看不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化，虽晚于古埃及等国家，但其历史水平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而且一脉相承，其文化传统得到比较完美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奇迹。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结局。
所谓没有出现分裂结局，并非不曾有过分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更替，也曾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局面。西周统一，东周混乱，战国分裂；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辽、金、夏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宋元政权更迭，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全国性政权；明统一，但很快衰落；清兵入关，出现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历史，可谓战乱不断，分裂不断；但战而又治，分而又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间不但远远长于分裂时间，而且统一是主流，统一合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合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有很大区别，首先就和西方基督教传统不一样。古罗马也是大帝国，但寿命不长；先是一分为二，后来二分为多；以致不但民族差异日益扩大，语言差异也日见明显。直到中世纪下半叶，欧洲才真正出现走向统一的曙光，但直到今天，欧洲的一些地区还在发生民族战乱。实际上西方自古罗马分裂以来，就不曾统一过。中东也是如此，甚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与之类似的现象。虽然造成的原因或许截然相反，但分裂的事实，则无须争议。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
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因素，自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在所有文化流派中它的影响最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是孤立出现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它为一家。以后因为社会需要，儒学被捧到独尊的地位，但独尊并非独有。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例如，儒学慎言鬼神之事，汉武帝本人却颇有些相信神仙。东汉时代，佛学东来，道教初兴；魏晋时代，玄学又起；于是儒、道、佛同生共在的文化现象成为盛唐文化的基本特色。
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不持绝对化立场。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论的存在，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存在。但有一个条件，任何宗教都不能以伤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作为存在的前提；否则，必予以打击或取缔。当然，中国历史漫长，宗教间的冲突，也曾有过，对宗教的迫害也曾有过。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及其影响毕竟是暂时的，而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却是长久的。中国文化本性宽容，唯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全国性大战乱。反倒在战争极其残酷、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关头，宗教活动起过某种缓冲和保护作用。例如佛教之于北朝，道教之于元代，都有安定社会、减少杀戳的意义存在。中国宗教活动论其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唯其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生命活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几乎总在宗教信仰、民族兴衰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更深的民族仇恨，或者直接引发地区性甚至世界性战乱。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自古罗马以来，它的所有战争、战乱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民族冲突有关，又和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纠纷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西方宗教信仰有强烈的排它性。而在中国历史宗教观念中，更主张求同存异，各自发展。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历史虽然有过多次民族冲突，但冲突的结果，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和睦。
中国历史上重大民族冲突，至少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一次是宋、辽、金、夏直至元代的民族战乱；一次是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三次大的民族性冲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结果，则毫无例外地走向民族和睦，有的则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大融合。所谓“五胡乱华”，华又何曾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乱在一时，和在长久；乱在取治，治后繁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盛唐的兴旺发达获得了更广泛的民族基础和更良好的文化基础。哲人所言“唐人有胡气”，就包含了对唐文化这种品性的肯定与称赞。宋元时代也曾发生各个民族间的猛烈战争，然而终于统一于元，稳固于明，其结果，同样达到民族的和解。清人入关，始则与民族压迫有直接联系，继而出现民族间的侵扰和大战，也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屠城惨案，但那结果不是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而是清王朝终于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特点之五：中国文化传统最仇恨别人的入侵，也不喜欢向外扩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特色的国家。中国真正远征其他国家或与境内其他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大约只有汉武帝北伐匈奴这样一段历史，但那不是因为汉武帝对匈奴的土地产生了要求，而是为了保卫大汉帝国的安全与安宁。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或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和伤害。比如唐太宗就侵略过朝鲜。但公正地讲，入侵他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大不得人心，所以唐太宗固然英才天纵，一旦兵发异域，照样取辱而还。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五大特色，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所在，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些特点和优点，它才为人类文化保留下最完整的一份古文化遗产，也为人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化也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未来还将作出更大贡献。
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曲线看，中国历史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民族历史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西方历史的发展曲线相对照，二者的差异，尤为明显。西方文化属跳跃式发展类型，骤起骤落，波峰波谷，对比鲜明。西方文化如果从古希腊算起，直到近、现代文明，其历史发展曲线呈一个斜书的“Z”字。古希腊古罗马处于西方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与中国印度古文化相比，尽在伯仲之间。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低谷时期，思想禁锢，经济涣散，帝国分崩，宗教专制。西方中世纪有人称之为黑暗的世纪，纵然并非没有任何创造，但比之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确实失去昔日的辉煌；比之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近代文明，尤其相形见绌；比之东方古代文明同样处于劣势地位。例如和中国的唐王朝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到了元代，西方文化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西方后，因为他向同胞讲到中国人的财富，动辄以百万为计量单位，他们就以为他在胡说八道，便给他一个“百万?马可”的恶俗绰号，那意思就和汉语中的牛皮李二哥的意思差不多少。因为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确实有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东方文明至少在外在表现上还处在一花独秀的优越地位。
但西方中世纪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绝非一无是处。公道地讲，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不但有古代文明，也有基督教文明。只不过继承的方式颇有不同，何况物极必反，正因为基督教的统治走到了极端，所以才有宗教改革运动出现。韦伯写的文化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转化过程中，确有它自身的某种优势存在。总的讲，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是大起大落的，其文化形态对比强烈。中世纪文化中，很少看到古希腊文化传统，而近代文明，又是在对中世纪文明的激烈抗争和批判中诞生的。所以从历史的宏观发展上讲，西方文明的三个历史阶段，可能说即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化不是呈大起大落的发展态势，而是以循序渐进方式画下自己的历史发展曲线。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虽然也有高低，但反差不很强烈，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朝代虽有强弱兴废之别，但文化传统却一脉相承。自春秋战国算起，儒家文化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之后，儒学地位更其显赫。汉人习经，宋人讲经，明人清人依然不出儒学范畴。如果我们将孔子的书，董仲舒的书，朱熹的书，曾国藩的书一起送给一位西方人看，虽然孔子的时代距离董仲舒的时代相差近 5 个世纪，距离朱熹的时代相差 15 个世纪，距离曾国藩的时代相差 25 个世纪，但这些中国古、近代的大儒们，其议论其学识其风格，又何其相似乃尔。所以，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态度未免不够严肃，竟然认定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应该说，黑格尔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中国历史发展缓慢也是事实。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确实发展得太过缓慢了。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教导学生习六艺，到了清代，中国的学者和儒生还在读《五经》。《五经》即《六艺》，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少了一艺。刘邦杀害功臣，到了朱元璋还杀功臣；秦始皇筑长城，到了明代依然修筑长城；大唐王朝修皇宫，到明清两代仍旧修皇宫。当然无论什么时代，饭总是要吃的，房子总是要盖的，但如果从汉武帝吃到西太后依然是老一套吃法，而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一样不离秦砖汉瓦，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有点危险了。
危险其实早有征兆。至少从 15 世纪开始，中国已然落后。经过 16、17、18 世纪，中国文化已经被远远抛在近代文明的后面，不但经济方面已经大不如人，政治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朽下去；就是文化优势也已荡然无存。先进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习俗和家教变革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中国。而中国皇帝及其官僚、士大夫阶层，还浑然不觉，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着两千年的旧梦欣赏不已。直到英国军舰的大炮把中国的海防线打开一个大大的缺口，日本人以并无优势的海军力量埋葬了北洋水师，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栖栖惶惶逃离北京，中国人才开始清醒过来。原来，大清帝国在世界列强面前，不过是一块肥肉而已，而伟大又古老的中国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也不过东亚病夫罢了。正所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等，怎一个愁字了得？”
于是，前赴后继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那里？
原因自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中寻找。
原因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大陆文化。
人类历史上的地域文化模式包括三种基本类型。一种即中国式的大陆文化，一种即欧洲式的海洋文化，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如日本或英国式的岛国文化。
海洋文化亦可称为地中海文化，即西方文化。欧洲也有大陆，但从历史发展看，最先得到文化繁荣的地区，不在欧洲大陆的腹地，而在南部靠近海洋的地带。例如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不是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发生在地中海边缘。海洋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外向性。因为它面对海洋，而海洋既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人力财富的源泉。相比之下，土地的开发则比较艰苦，也比较缓慢，而且也不似大陆文化那样具有人口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凡此种种，都促使它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发展。所以欧洲文化千变万化，它的这一个基本特征总在发挥作用。
海洋文化的这第一个特点，注定会带来其第二个特点，即海洋文化必然也是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又促进了它的开放性质，欧洲数千年文明，最好的时期则是它的开放时期和重商时期。中世纪不走海路，想在内陆发挥优势，结果优势几乎丧尽，最终还得走重商开放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出，欧洲人之所以选择与中国人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双方的人种或性格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选择方式。
岛国文化处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一般地说，其生存背景是：幅员相对狭小，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也相对贫乏。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特性：越是资源贫乏的地区越有可能率先发展起来。比如中国，西部资源远胜于东部地区，但西部经济的发展就不如东部更快。但这一特性必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形成。即只有在实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少资源易开放的地带才能成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带。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必须向外发展。在西方，英国人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在亚洲，日本就成了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
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的内部就容易团结，尤其容易产生一种一致对外的向心力量。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容易产生向别人学习和借鉴的心理。在内部，也容易产生竞争与自强精神。既然先天不足，只好加倍努力。大陆文化则不然。大陆并非内陆，它也有海岸线，甚至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的对外发展总不如向内发展更为容易。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优势，从一开始就不反映在沿海地区，如古希腊古罗马那般模样，而是首先从内地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化即炎黄文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代表，黄帝是黄河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中心和重点大都处在中国大陆的平原地带。大陆文化是内向的，是重农的。它主张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问题。而对向外发展没有兴趣。
大陆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 4 个必备的环境条件。
第一，它必须幅员辽阔，地域太小不行。地域太小对人口增殖的压力太大，而人口发展不快，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大陆文化的第一个地域成因，就是得大，至少应和中国大陆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平原地带差不多大。像这样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确实少而又少。当然也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但它们往往处在大陆文化的幅射范围之内，作为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独立分支获得自己的文化特性。
第二，它的周边环境应该尽可能处于封闭状态，而中国大陆恰恰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大陆的西面，地理环境恶劣，不易交通，也不宜农业；西南面交通条件同样恶劣；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出去不易，进来也难；唯有北方，缺少天然屏障。于是中国人从先秦时代起，就开始修筑长城。其实即使只有三面呈封闭或半封闭边缘，这样的情况已然十分罕见。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也有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功劳在内。
第三，必须具备比较充裕的水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国古有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正是炎黄文化的古代摇篮。正如古巴比伦文化有两河流域作基础，古埃及文化有尼罗河作母亲，中国古代文化也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作保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河水文化这个范畴，有些道理。其实，任何一种农业文化没有比较充裕的水利资源都不能生存，更难有发展。中国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治水史。长江、黄河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命脉，还以自己的喜怒无常锻炼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品行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治水工程炼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位文化伟人——大禹王，就是一位治水专家。
第四，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说通俗点，就是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好。太冷则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农不如猎，就如同中国东北未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的那种情况。顺便说一句，为什么中国大陆有三块大平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生地却并不包括东北平原在内？这实在和东北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太热了也不好，热带天气其实对农作的生长有利，但在农业生产水平和文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又出现种不如采。正如太冷的地区依靠农业不如依靠狩猎，而太热的地区则依靠农业不如依靠采摘。这就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产生在大致相似的地球纬度上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的生成前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但农业文化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概念，并非只要有一块适宜农业生长的土地，就可以自自然然甚至风风流流地长出成千上万亩的小麦来。
中国农业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得来的。所谓治水文化，其实已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内。“水”是客观的；“治”是主观的，二者加在一起，其行态是能动的。治水文化有适应对象，主要是大区域大水系的农业工程。而这样的工程，没有严密的组织，卓越的智慧，科学的设计，千百万人齐心协力的奋斗精神，和为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不惜一切代价的权威机制，是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的几个与农业命脉相关的水系，带给农业的灾害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概括地说，可谓百年特大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三年一小灾。中国农业文化的成功，正是与水奋斗的结果。中华民族正是在与水患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历史性才华。造成农业灾害的，又岂止水患而已，还有旱灾、虫灾、震灾，以及因各种疾病带来的灾难。农业自然经济，其生产力水平原本有限，因而它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必然也是巨大的，所谓神农尝百草，其实是已经被诗化了的神话故事。
顺便说，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一大区别，在于中国神话总与农业生产环境有着不解之缘。而西方神话则更多地表现出人与神、神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大战。中国神话，它的主题常常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以及人与异类性格的同化和转换。如夸父逐日，如后羿射日，如愚公移山，如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是最有影响和魅力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之一。盘古为了打破宇宙的混沌状态而牺牲了自己——于是头颅化作东岳泰山，双足化作西岳华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胸腹化作中岳嵩山，左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牙齿化作星表，毛发化作森林，连身上的汗毛都化作无尽的花草。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陆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确立和制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理边缘，并且在大陆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着力开发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从结果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总和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区域相一致。农进则人进，人进则农进，二者相依为命。一些地区沙漠化了，比如大西北的古楼兰城，于是人们向东撤退；长江流域的农田不断向南扩展，则中华文明的范围也就随之向南扩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圈是以农业发展的边际线作为自己的长控线的，正是在这个边际上，中国大陆文化与农业文化取得最佳共鸣效应。然而，还不够，特定的经济形态固然是特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还需要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保护力量。
原因之三：中国大陆文化加上中国农业文化，又转化为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可以叫作“水、土、人、文”；也可以联称为“水土，人文”。意思虽有别，主旨却不错。水土是人文的基础。人文则是它的精神；而儒家文化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概括。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却是最佳代表。自然，儒家文化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而儒家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实际上所谓儒家文化，如果说得更详细一点，则应该称之为以儒学为主导的包括儒、道、佛等各类文化在内的共鸣文化体系。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先秦有百家争鸣，秦始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
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虽然也有“民为贵”之类的议论，但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心位置的无疑是皇帝。先秦诸子百家，只有儒家学说对尊卑问题讲得最合封建帝国之意。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兴旺和强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选中儒学作为官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秦始皇若不统一天下，那么，诸候国就不会看中孔夫子，因为看中孔夫子就该服从周王朝。而秦始皇一旦统一天下，那么，儒家学说或迟或早总会登上皇家官学的宝座。秦始皇乃一代之雄，却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来，可算是中国历史对始皇帝的一个黑色幽默。
其二，天人合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时已有萌芽，到董仲舒时代成为成熟的哲学观念。汉代以农业主国，对自然环境必然重视。一方面与天为邻，一方面又对天有所敬畏。于是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如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就有了双重价值。价值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为皇帝的最高权威找到根据，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价值之二，是使天下都能爱护自然，重视土地，从而保证农业自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合皇帝陛下的龙意。于是儒家学说，不能不受到帝王的青睐。而且封建体制一日不去，儒家的官学地位便一日不会动摇。
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而且忠臣必定是孝子，孝子亦必须是忠臣。孔夫子对于孝的重视，足为百家先，而他对不孝的态度也是很激烈的。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唯有家庭富足，国家才能富强。中国传统家族与封建王朝属同位结构体，二者的兴致一般无二，区别只在所处位置不同。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土地是国家之本。这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商品，美国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下阿拉斯加。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代土地政策，也有差异。但每次改朝换代，如想取得成功必须在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上下功夫。土地是立国之本，而赋税是土地能否发挥最好效益的关键。赋税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农业与地主以及他们二者与国家的深层政治关系。无论哪个朝代，只有解决好土地与赋税问题，才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否则纵然有多么强大的管理力量，也非出乱子不可。
农业国家重视土地，但土地可以使人生活，不能使人剧富，而儒家学说正好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穷点没啥，但不均就不行。将这个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土地政策，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有这样合谐的社会历史基础，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都受到莫大影响。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但农、商二者有冲突，特别是处在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民得利不容易，相对讲商人获利则比较容易。农业是传统大陆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这个命脉的特点是：既稳固又脆弱。试想一个几千万人的农业大国，实力理应雄厚。但这种雄厚的实力非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因此，一旦发生农民向其他行业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作为社会生存基础的农业就会动摇。因此，重农必须抑商，而且反对一切人口流动。由农转商，固然要反对，就是农民向别处迁移，也要反对，甚至因饥荒而逃亡的流民都受到歧视。终整个封建时代，封建王朝对于流民都十分反感。因为当一个王朝对流民失去管理办法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寿命要终结了。
而儒家伦理观念，最重视家庭关系，所谓“忠孝传家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怎能不爱？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夫为妻纲，父尊子卑的理论依据则是父为子纲。二纲合一，最高男性家长便处于生宰地位。女子则没有地位，一个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这两个原则，既使家庭稳定，又使思想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尤其如此。比如夫妻既讲尊卑，感情好坏就是次要的。即使嫁给一个万分不如意的丈夫，也只能认命，这叫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传统家庭重视父子关系远胜于重视夫妻关系，因为只有父子相传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对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中庸即不用过激的态度看待社会，看待家庭。中国人素有“忍”功，因为中庸使人不便出头，不肯出头，也不敢出头。而农业自然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渴望和推崇平均土地的经济，因此中庸便取得它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中庸既反对冒尖，又反对落伍，前拉后推，无疑加强了人们行为选择的从众性和向一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伦理价值超过其理论价值。其八，渴望廉洁，重视吏治。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以来，秦朝模式统治数百年。隋唐改制，但在中央集权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中央集权的特色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腐败又是农业经济的首要敌人。于是为着圣朝永远不衰，也为着加强管理效用，历代清朝的王朝和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主张吏治。吏治，就是治吏，使各级官员遵纪守法，清正为官。但是看中国整个古代史，真正的清官总是不多。纵然有几位，也如凤毛麟角。于是社会舆论盼清官，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其实腐败是专制王朝的一个死症，而吏治则是它的一个理想。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性，洁身自爱，主张仁、义、礼、智、信，无论对吏治，对清官都有积极作用。
其九，克已复礼，以国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本位的。官本位的含义也并非一切都以官员的意志为主，而强调官府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孔夫子一生理想在于克已复礼，后世儒生尤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而且“君子不言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正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着个人——比自己身份高的个人而牺牲自己。中国儒学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农业大国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十，都德轻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像曾子那样的贤人，尚且要“吾一日三省吾身”，一般人等，可想而知。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却是一个特别需要道德规范的国家。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正合“寡人”之意。有人说中国人说教太多，动辄就是道德问题，这倒也是事实；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并非中国人对道德自作多情，没事找事。至于其流弊后人，容当后议。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断层，中华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果具体分析这三种文化的整体运作方式，还可以看到构成中国历史文化运作的有三个最基本的“文化圈”在经常发挥作用。
第一个文化圈，即体制、仕途、礼教组成的文化圈。
体制，即国家政体。自秦开始，首创郡县制，从而形成真正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秦始皇于此有巨大功劳，他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种种措施，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起了超越其历史时代的巨大作用。中国自先秦以来，二次变制。秦始皇是第一次变制的集大成者，隋文帝则是第二次变制的开拓者。隋与秦一样短命，但历史作用不是用存在时间可以衡量的。隋的贡献，一在最终确立三省六部制；二是创立科举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政体，中心是集权，因为不集权即不能保证小农经济基础的稳定。小农经济，哲人比喻为马铃薯经济，它的本性是封闭的、分散的、脆弱的。西方小农经济，前后不过数百年时间，便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风一吹而散。中国的小农经济共性如斯，但文化模式不同。小农经济固然是马铃薯，但中国古代管理体制却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于是钢筋混凝土统治了马铃薯，使之具有强大的整体力量。
仕途，汉代主要是荐举制，即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国家荐举人才。如魏武帝曹操，当初就是孝廉出身。但荐举的标准，主要仍是儒家学说。汉代官方规定的科目虽然不少，但还是以经为本。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汉代知识分子入仕王朝的最好途径。这无疑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有莫大好处。以至三国时期，汉献帝已经成为傀儡，但曹操、刘备、孙权都不敢贸然称帝。刘备本一介布衣，却在荆襄九群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袁术无识，抓到一块玉玺就以为抓到了天下，结果不免身败名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学所造就的正统观念在汉末已有 400 年历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儒家学说的地位依然如故。明代干脆废除有关自然科学的考科，经典只认《四书》、《五经》，而且非朱熹所著版本不取；文章只认“八股”，思想更其禁锢僵化。虽然如此，还是使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几百年时间。
还有礼教。礼教上达宫廷，下至黎庶，旁及各行各业，几乎无所不在。礼教的中心内容则是三纲五常，立论基础就是儒家经典。这种体制、科考、礼教三位一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绵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框架和脊梁。
第二个文化圈，即由人口、耕地和亩产形成的文化圈。
人口、耕地和亩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大体说来，它们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化不大。
从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全国有耕地 5.7 亿亩，隋唐时期有耕地 6.6亿亩，宋元时期北方无统计，南方有耕地 3.6 亿亩，明代约有 7 亿亩，清初约 6.3 亿亩；
从人均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人均耕地 9.68 亩；隋唐时期 12.6 亩，宋元时期不详，明代人均耕地 12.7 亩，清初只有 4.3 亩；
从亩产水平看，秦汉时期平均亩产 140 市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平均亩产 135 市斤，隋唐时期平均亩产 140 市斤，宋元时期（估计）220 市斤，明代平均亩产 250 市斤，清初则达 280 市斤。
从全国人口统计情况看，秦汉时期全国人口 5959 万人，隋唐时期 5291万人，宋元时期 7681 万人，明代 6659 万人，清初 14341 万人。综合上述资料，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粮食亩产，大体保持在 140 斤上下，直到宋元时期才突破 200 斤大关，但到清初也不过 280 斤。而清初的人均耕地只剩4.3亩，正好接近秦汉时期人均9.68亩的 1/2。可以这样说，中国自秦汉始，其人口、人均耕地和平均亩产在对应比例上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正是这种历 2000 年不变的应量对比关系，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改变，都变不出农业文化、大陆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本范畴去。
第三个文化圈，即宗教、文学与习俗的文化圈。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很少参与政治，却很多参与生活。而且无论何种宗教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佛教原本和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有尖锐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使佛教不能在中国得到安定和发展。后来，开明有远见的佛教人士作出适当调整，强调“三教合明”，在尊重王权，赞同孝道方面与儒学取得共识，于是便开始在中国得以长足发展。后来又产生出极富中国特色的禅宗。
中国古代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如果主要从社会一般接受者这一面看，它的存在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世俗期望方面。因之去佛寺道观上香叩拜的人中，虚心拜佛求道的人固然也不少，更多的人还是去还愿，祈寿求福。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心理，最大的期望还是请神佛保福保寿保财保禄保命保平安。所以中国的神祗中，最普及的还是灶王爷，人们最熟知的还是门神爷。因为他们的职责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也与老百姓的鬼神心理最易勾通。
宗教之外，还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不一定非与儒家学说相合，但大抵相合。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艺术性较强也包括艺术性很差的，对儒家学说的忠、孝、仁、义观念，充满了钦佩，宾服和赞扬，所谓听书看戏以正人心。诸如割臂疗母、死节殉夫的情节也时有所见。即使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有很深的旧文化的烙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胜利了，宋公明就是皇帝，不能胜利，或者为寇，或者接受招安。《金瓶梅》有不少赤裸裸的性场面，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向读者劝善。《红楼梦》最有叛逆精神，但对“忠”“孝”二字，往往避开不谈。中国古代习俗，上至宫廷王室，下到寻常百姓家，内容自是无比丰富，但其主旨，还是与天人合一、敬神敬祖、合家团聚、忠孝节义、五谷丰登、民安国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旧时的红白喜事。红事多表婚姻，虽当事人未必高兴，但家长一定高兴。白事多指丧事，中国人的葬事也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如家长仙逝，则办得越大越好，而且没有人找你的越礼之责。上述三个文化圈，相互依存，彼此勾通，终于形成以土地——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皇权为中心，以礼教为思想规范的文化模式。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的土地、人口和亩产相互对应的经济基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两个似乎完全相反的特性，一个是它的惧怕冲击性，另一个是它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
先讲第一个特性，它的惧怕冲击性。因为构成中国经济形态的三个对应量大体不变，所以任何一个对应量发生变化，都会使整个经济基础的运行方式发生混乱，甚至发生溃变。纵观中国历史，形成破坏性冲击力的社会因素主要有 4 个方面：
第一，政权腐败。造成腐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专制制度，二是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遗憾的是，凡专制必腐败，而专制加腐败，又必然使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因为这两个因素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即不腐败则已，一旦腐败就会迅速蔓延。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式腐败的特色是整体性的，仿佛一个苹果，要不烂全不烂，一旦烂就成穿心烂。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无法收拾了。
第二，自然灾害。小的自然灾害，或可自救，或可赈济；大的自然灾害必定产生大量流民。自然灾害加上土地兼并，就会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农民起义。第三，外力冲击。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攻击。第四，土地兼并。土地是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依靠，而外力入侵，必定破坏和侵占土地。政权腐败更导致兼并土地，官僚队伍膨胀也会挤占土地。遇到大灾大险，农民没了活路，只好变卖土地。这样七错八错，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平衡的基础经济就被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于是改朝换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对异族占领的同化本领和对既经破坏的体制的修复本领。
对异族冲击的同化本领，在历史上有数次典型表现。一次发生在东晋 16国和南北朝时期，即所谓“五胡乱华”。虽然少数民族取代汉族在北方的政权达 300 多年时间，但最终依然为儒家文化所同化，东晋 16 国和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混乱也终为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所取代。一次是元人入主中原，也很快接受中原文化。再一次是清人入关，同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与中原文化成为一体。元、清两代王朝都是战胜者。但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打了胜仗，在政治上取得天下，却在文化上成为战败者的学生。这种情况曾使一些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原文化——即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比之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态更先进些，而农业自然经济显然也比游牧经济更先进，当落后的文化与经济进入比之先进的文化经济环境之后，很快就被后者所熏染、所摄服，以后干脆融入到后一种文化模式中去了。对已经败坏的旧有体制的修复作用，则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最主要的是通过内部调节或变革修复；如此法不成，则只好推翻旧制予以重建。变革的方式也多，但自秦汉之后，很少有取得彻底成功的。即使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大举措，也是虎头蛇尾。因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一旦铸成错误，很难通过自身力量予以纠正。变革自然会有效果，但往往只能治标，难于治本。再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农民起义或其他方式的改朝换代。这仿佛把已经不能修理的房子，索性拆掉重建。问题在于，为什么拆了旧草房还要盖新草房，打跑了旧皇帝，又要拥戴新皇帝。此无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直到 1840年之前，变来变去，没有超出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藩篱之内。除去重寻旧路，别无它法。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推翻其实也是一种修复，黑格尔所言中国没有历史，其含义在此。
但黑格尔的议论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虽然是渐进性的，却并非只在原地打转。表面上看，它的运行轨迹只是一个一个的圆圈，但不是在同一个圆的轨迹上重复，而是呈螺旋状变化。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用开放和自我变革方式，扬弃旧我，获得新生。
中国的这种历史发展曲线，终于在 1840 年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个无法修复的缺口。中国从此也从自我修复的历史螺旋中走了出来。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同化那些比自己低一个历史层次的文化类型，面对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力量，旧药方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灵验。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在失败面前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自 1840 年起，中国寻求进步和富强的社会运动，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性质，即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无序状态。自林则徐禁烟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他们本身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各自的主张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但终于由闭关自守到面对现实，又由面对现实到习夷之长，以夷治夷，再由以夷治夷进化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国。直到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一条求得政治解放的正确道路。然而，自五四运动至今，对中西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中间也曾偃旗息鼓，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过去我们也曾认为，建立人民共和国，人民就完全解放了。现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比之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更宏伟也更艰巨。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告诫我们：中国的未来，一靠改革，二靠开放。通过改革开放，不但使未来的中国人成为现代化的公民，而且使未来的中国经济，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
但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恰恰相反，唯有那些能够找出自己民族特色的国家才更容易推进和实现现代化。例如英国的现代化就不以废除王室作前提；法国的现代化则几起几落，经过三次帝制，四次共和；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正是一条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路；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没有以牺牲自己的民族传统作代价。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内容，比如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人文风格等。了解历史，自然不等于明确未来。
但对于历史了解得愈深，对未来才会知之愈确并愈有信心。正是出于此目的，我们才决心把《中国全史》这样一部大型史书奉献在一切关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人们面前。
1994 年 5 月 4 日
写于北京莲花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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