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６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值班员迪安·麦克沃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一名略带外国口音的男子说，他刚从一艘德国潜艇上登陆，有重要情报必须亲自交给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此时，珍珠港事件刚过不久，联邦调查局差不多每天都要接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电话。因此，麦克沃特把这个电话记录了下来之后便不再去想它了。
然而第二天，一名海岸警卫队员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昨天夜里在纽约阿曼甘塞特海岸遇到四个装扮成渔民的偷渡者，并在海边岩石里发现了大量爆破器材。麦克沃特想起了昨夜那个电话，觉得事情严重了，便立即向华盛顿总部报告了此事。
这名打电话的男子叫约翰·戴奇，是德国谍报局“帕斯陀雷斯行动”的第一小组组长。“帕斯陀雷斯行动”的内容是：派遣一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潜入美国，对一些军工企业和交通要道实施破坏活动，使美国工业陷入停产，并在一些影响最大的公共场所设置炸弹以制造恐慌。
“帕斯陀雷斯行动”的负责人是德国情报局的沃尔特·卡普文中尉，他招募了一些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德国人，对他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和纳粹主义教育。这些训练包括体能训练、各种纵火和爆破技术、联络密码和密写技术以及各种常规武器的使用方法。经过训练，这些人能够在普通商店买回各种原料，自己动手把它们配制成燃烧剂、引爆装置和密写药剂，能够徒手对付两三个成年人。同时，卡普尔还拼命向他们灌输纳粹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向他们许诺说，除了从现在起每月发给他们高额薪金外，战后还将给他们在政府里安排一个舒适的位置。
卡普尔指示戴奇他们，要先在美国站稳脚跟，把自己混迹于普通人之中。与此同时，可以不惜工本地发展成员，特别是发展那些德裔美国人，向他们许诺一切条件。当然，首先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旦有人危及他们的使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当戴奇等人成功地建立秘密破坏网络之后，卡普尔将亲自潜入美国，领导“帕斯陀雷斯行动”。戴奇是一个皮肤白晰、脸孔很大、略带忧郁和神经质的人，当年３９岁。１９岁那年，他潜入美国，混迹于各种行业之中。１９４１年回德国之前他还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过短时间兵役。因他熟悉美国情况，他被任命为第一小组组长。
就要出发了，但戴奇却对自己和自己此行的使命怀疑起来：凭自己八个人就能动摇美国的工业基础么？真能为希特勒日后侵占美国鸣锣开道么？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５月２６日早晨，戴奇和另一个小组即将由洛里昂潜艇基地登上潜艇的前两天，卡普尔发给了他们一笔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当戴奇把钱往箱子里装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些９年前就作废了的钞票！这一错误很快纠正了，他们得到了合法的钞票。但戴奇心中的怀疑和不安却加深了：既然谍报局的头头们连这样的错误都会犯，那么，他们又能干出什么聪明事呢？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人，不是太冒险了吗？
带着这种心情去从事间谍破坏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顺利地上岸了，只碰到一个海岸警卫队员，他们最终成功地将自己消失于人群之中。但实际上，当戴奇在浓雾中踏上阿曼甘塞特海岸时，他为第三帝国服务的决心却像春日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迅速地融化了。也因此，他没有按照特工工作的惯例弄死那个海岸警卫队员——这个人是幸运的，他碰到的是戴奇而不是别的特工，他甚至还得到戴奇强行塞给他的一些钱！
６月１４日晚，经过一天的考虑之后，戴奇终于下决心在纽约克林顿总督旅馆房间里打了那个电话。
戴奇的行动比较谨慎：他在纽约逗留了４天，一直等到他认为“帕斯陀雷斯行动”的第二个小组在佛罗里达海岸登陆并隐蔽起来之后，才前往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
戴奇一直讲述了整整两天，他激动不安，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毫无保留地谈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这些情报具有重大的价值。他谈到，德国的潜艇在远远超出盟军深水炸弹射程之外活动着。他详细描述了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叙述了卡普尔和他的训练学校，“帕斯陀雷斯行动”计划以及行动的两个小组成员的情况，还开列了他们有可能与之联系的美国人的名单和住址。
根据戴奇提供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很快捕获了其他７名“帕斯陀雷斯行动”小组成员。罗斯福总统专门指派了一个军事调查特别委员会审理此案。经过特别法庭的审查，被告和律师的辩护被驳回。戴奇和他的７名同伙被判触犯了战时法律。戴奇被判３０年监禁，同伙伯格——他事先知道戴奇准备去告密，但未加阻止——被判无期徒刑，其余６人均被电椅处死。
纳粹德国情报局精心策划的“帕斯陀雷斯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１９４８年４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特赦戴奇和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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