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２年冬。一个寒冷的早晨，罗曼·罗兰家的门铃响了起来。德国驻日内瓦领事带着两名随从登门造访。
“尊敬的罗曼·罗兰先生，”领事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为了表彰您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敝国总统兴登堡先生特委托我向您赠送一枚‘歌德勋章’，请你接受这一崇高的荣誉。”
这位领事先生的话音未落，就听见罗曼·罗兰那浑厚的男中音厉声回答：“我不能接受这一荣誉！今天的德国已非歌德之德国。自由被抛弃，人权被践踏。反对党受排挤，犹太人遭受迫害……凡此种种已引起全世界的公愤。我怎能在这时候接受来自德国的‘荣誉’呢”！
这是罗曼·罗兰在与纳粹分子的斗争中所碰到无数事件中的一件小事。罗曼·罗兰是法国作家和音乐家，以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蜚声世界，并因这部著作和其它一些作品获得了１９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兰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士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组织集会，发表演说，撰写政论文章，抨击和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成了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第二次世界的大战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罗兰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１９３２年８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大会在荷兰召开，由于罗曼·罗兰的崇高声望，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他热情洋溢地为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辩护，认为反对法西斯就必须保卫苏联，因为“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挑战。”会后，罗兰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援助委员会”的名义，亲自起草签发了许多传单。这些传单被运往世界各地散发，也被送到了德国。于是，这年秋天，在柏林街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一群身着褐色衬衣的纳粹党冲锋队员正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突然，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洒下了一片片“雪花”。他们感到奇怪。定睛观看，哪里有什么雪花，分明是一张张传单。拣起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
“消灭褐色瘟疫！”
后面有一个龙凤飞舞的签名：“罗曼·罗兰”。
纳粹党徒们暴跳如雷。原来，褐色衬衣是纳粹党的规定服装。人们据此送了他们“褐色瘟疫”的“雅号”。他们一边飞报纳粹党部部，一边四处搜查，同时还争论不休。
一个问：“这罗曼·罗兰是谁？”
一个说：“嗯，这定然是一个化名。”
第三个说：“什么化名，这是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称。”
当这群无知的党徒还在争吵的时候，柏林纳粹党总部的头目们却正在为罗兰的事情伤脑筋。慑于罗兰的国际声望，他们不能公开与他为敌，也不敢派人暗杀他。他们想来想去，决定拉拢他。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１９３３年，纳粹分子蓄意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借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大迫害。罗曼·罗兰此时已上了纳粹的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德共总书记和季米特洛夫而四处奔走。这下终于彻底激怒了纳粹分子，他们撕破了脸面，开始公开把罗兰称为“德国的敌人”。罗兰的书被禁止，一本论文集《自由精神》刚刚印好，被全部销毁；一家已经谈妥出版小说《母与子》德译本的出版社撕毁合同，拒绝出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些德、俄共产党人的书籍一起，被列为“罪恶书籍”……
罗曼·罗兰得知这一切，并不感到惊奇。他反而很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作品的最高评价。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写作、演讲、组织集会、签发传单……他的精力惊人地充沛。在如此繁忙的日子，他也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或许是对自由的热爱，对和平、民主、进步的渴望支持着他。正象他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呼吁的：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沉重！……打开窗子，呼吸一点英雄的气息！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进犯法国。不久，罗兰的家乡被占领。此时他早已从瑞士回到故乡小镇。这样。罗兰落入了魔掌。他的住宅被监视、行动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不时接到恐嚇电话或匿名信。身穿褐色衬衣的党卫队员们肆无忌惮地在他家进进出出。“褐色瘟疫”蔓延到家门口，侵入了他的生活。法国傀儡政权听命于纳粹主子，也参加了对罗兰的迫害。他的政论集《战斗１５年》被销毁；他的作品被禁止在大中小学讲授。
然而，尽管已是年迈多病的罗兰却没有被吓倒，他早已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这些人类自由灵魂的血液。他的精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战斗不屈的精神。他一面等待着最坏的事情来临，一面抱病坚持写作。在法国被占领的４年中，他撰写了回忆录《内心旅程》，写出了传记《贝吉传》、《伟大的贝多芬》。他让自己与这些英雄们同在，让英雄们的不屈精神鼓舞自己的意志。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位伟大的人永远停止了他自己的战斗生涯。告别了人世。然而，他充满战斗的一生、他为人类创作的众多精神食粮、他那不屈于黑暗势力的崇高人格，却将永远与人类同在，永远鼓舞后人，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为自由与光明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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