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化的进程
人类的文化（或文明）包括着史前时期的原始文化（或文明）与历史时期的文化（或文明）。
①原载《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史前文化即原始文化指的是石器时代文化，它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99.75％的时间。石器时代的文化最初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期文化，前者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与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含有灭绝种的古老群；后者则以磨光石器为主要工具，伴以陶器的使用，生活以原始的农耕活动和部分驯化了的家畜结合着狩猎和采集为主，而与之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现生种动物群，偶或有一两种灭绝种动物如犀牛、象等，一般讲来，新石器时代已有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
随着史前考古工作的深入，自1875年起，在法国一些遗址中找到了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达林文化期而又不属于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物的文化遗存。其中以1887年发现的阿齐尔遗址、1879年发现的塔登诺阿遗址和1886年发现的坎皮尼遗址最为著名。于是，考古学家艾伦·布朗在1892年首次提出了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石器时代”的看法，但这一看法在当时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以后考古学家皮埃特对阿齐尔遗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成功地辨认出在马格达林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之间另有两层文化，于1895年发表论文，论证了“中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后又有麦卡利斯特于1921年发表《欧洲考古学》一书，格雷厄梅·克拉克于1932年发表《英国中石器时代》一书，他们都给予中石器时代文化以明确的定义，此后，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1928年考古学家加罗德发掘和研究了约旦和以色列的“吐纳夫文化”遗址，这是一个从狩猎向农耕过渡的很重要的遗址，它反映了一种与旧石器时代末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利用燧石来制作细小石器，当时已使用燧石石镰来收割野生大麦和小麦；骨镰柄部是以雕刻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品，还有牙质的头饰和项链等装饰品。狩猎和捕鱼在当时依然作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
在东南亚，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进行过探索。如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在越南北部进行考古发掘时，从不少的洞穴遗址中获得了为她所命名的“和平文化”的大量的文化遗存，这也是中石器时代文化在亚洲最早的识别。
在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30年代到广西考察时，在武鸣和桂林两地的洞穴中找到一些文化遗存，也被初步鉴定为“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近年来，又在华南地区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其中最著名的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是围绕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进行的，这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文化经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全过程，在学术上很有价值
一个实例的剖析
白莲洞遗址位于广西柳州市西南12千米处的白面山山腰，白面山山顶距地面152米，白莲洞洞口离地面27米。洞口朝正南，高约5.6米，宽18米左右，洞分外厅与其后的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实际上是一个半隐蔽的岩厦式洞窟，内含大量的堆积物。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化石的出土点通天岩，与此地仅隔2千米。
早在1956年，裴文中教授率领的中科院华南考察队即在白莲洞洞内的地表上获得打制石器多件，和一件扁尖的骨锥与一件粗制的骨针。后经贾兰坡教授等鉴定，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属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不久，又在洞外的堆积物中找到一件磨光石斧，遂被裴文中教授认为应属于新石器时代。自1973年以来，该洞又经柳州市博物馆的清理，陆续有所发现。1981—1982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柳州博物馆组织联合发掘队，继续在此清理和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残骸，其种类达30种之多，还有两颗人牙化石和包括500多件石制品在内的文化遗物。经研究证实，这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1991—1993年，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有关古生态环境与古文化的新一轮研究；经各方面专家的通力合作，再次确认这个洞穴遗址的堆积物层序清楚，连续而无间断，层内富集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是中国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
此洞穴遗址的堆积物厚度达3米，堆积物的东侧部可划分为8层，西侧部可划分为10层，东侧部的第7层与西侧部的第3层底部至第4层顶部在洞穴中部相连接，形成一个巨厚的横贯全洞室的钙华板层。经详细分析研究，堆积物中包含5个文化层，各文化层（自上而下）发掘的重要文物见表1。
表1 各文化层的重要文物
层序 文物
第一文化层（东1、3层） 含原始陶片、通体磨光石器（包括“重石”）
第二文化层（东4层） 仍以粗犷的砾石工具为主，并出现原始磨刃石斧、磨制端部的骨角器
第三文化层（东6层） 石器以砾石工具为主，并合穿孔砾石（“重石”）、赤铁矿粉
第四文化层（西4层） 出现众多细石器风貌的燧石小石器、箭镞和原始磨制品
第五文化层（西5、7层） 典型的旧石器器物、并出现不少燧石小石器、准箭头。人牙化石出现此层
白莲洞遗址层位连续且无间断，考察中共测得堆积层的25个绝对年代数据，几乎每一重要层位都有具体年代数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如此详测年代的一个遗址，研究确认时间跨度达3万年（东1层距今7080±125年～西10层距今37000±2000年）。五个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第一文化层为距今7080±125年～11160±5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3550±59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4650±270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9910±180年～26680±625年；第五文化层距今26000～3000O年。由此，原始人在白莲洞陆陆续续生活了2万多年。
对这五个文化层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归纳，结合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石器时代连续的三个文化阶段，即白莲洞Ⅲ期文化（第一文化层），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白莲洞Ⅱ期文化（第二、三文化层），代表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即中石器时代文化；白莲洞Ⅰ期文化（第四、五文化层），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
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白莲洞Ⅰ期文化处于距今1.8万～3万年之间，由于最后一期冰期的降临，当时气温呈下降趋势。但在前期，大约距今2.6万～2.8万年间尚有一个间冰段。过了这个间冰段之后，遂进入盛冰期（距今1.5万～2.3万年间），此时气候要较今日干冷得多。故植被方面由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转向温带山地针阔叶混交林的生态景观，而山区为寒温或温性针叶林。此时的哺乳动物群为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当盛冰期来临时，该动物群中的喜暖动物逐渐向南迁徙而去。
处于白莲洞Ⅰ期文化时期的白莲洞人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狩猎对象中含有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大型种类，如象、犀牛等。白莲洞内堆积物中螺壳出现最早层位为西4层的下部，该层底部钙华板距今年代为26680±625年，也就是说在距今2.6万年前左右原始人就已开始捕捞螺类食用。以后随时间的推移，螺壳含量渐渐增多，表明此时原始人不仅捕猎、打鱼，而且普遍捞取螺蚌为食。
此时期的工具多以砾石为主要原料，工具组合中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主要成分，还出现众多用黑色燧石制作的小石器，这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小型化的进步趋向。燧石小石器中出现箭镞，带有深凹刃口可供刮削箭杆的“辐刀”型刮削器为数不少，它们的出现表明狩猎活动很活跃，适于砸碎骨块的敲砸器也产生了，相应地堆积物中的动物肢骨多为碎块。在白莲洞Ⅰ期文化的层位中还出现两个灶坑的残迹，灶炕中有烧过的小型动物的骨块和烧过的石头，灰烬呈灰白色，厚度不大，这表明是用来烧烤食物的。白莲洞Ⅰ期文化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面貌，类似的文化遗址在华南地区发现了不少。
白莲洞Ⅱ期文化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文化，是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罕见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仅有1935年裴文中教授等在广西调查时，对桂林和武鸣两地山洞中的文化遗存是否是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提出过怀疑。近20多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迅速开展，考古界发表了一批有关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新资料，不过大多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如内蒙古的海拉尔、青海省贵南拉乙亥遗址、陕西省大荔县沙苑以及河南省许昌灵井遗址等，至于南方地区究竟有没有中石器近代遗存，仍然是个问号。柳州白莲洞Ⅱ期文化的发现，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白莲洞Ⅱ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1.8万年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其起始时间还要早，如原思训先生认为可能在距今2万年时开始。此期间正当由主冰期逐渐转向距今1.4万年起的温暖期。然而其中距今1.5万～1.8万年尚属盛冰期。在此期间，干冷的气候形成了横贯全洞室的巨厚钙华板。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已为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代替，某些喜暖的大型种类如犀牛、剑齿象和猩猩等在本地区已绝迹。气温随冰川的消逝开始回升，植被中的喜冷性种类减少，逐步转化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在这种气候波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中，白莲洞人的经济生活尽管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但在具体内容上已有所变化，而且变化的力度较大，反映在新类型工具的出现和工具组合上的变化——当然透过工具又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在白莲洞的第二文化层中出现刃部已磨制的石斧，它比以后通体磨光的石斧原始得多。磨制技术应用于砍伐工具上，无疑是工具进化史上的大事。在磨制技术发展史上，属于第四文化层中，西4层出现的磨制的切割器可能带有偶然性，它还仅仅是利用小砾石磨削掉一部分，磨削面与砾石岩面形成了刃状。而在第二文化层中的磨刃制品，则是有意识地为获取锐缘而刻意磨削锐缘的一侧，这种为刃而磨显然相对于前期的偶然因磨而获刃在观念上是一个突破，也显示出它是为一定的劳作所需而产生的新的工艺思想，很可能磨刃的石斧和石锛的出现与砍伐和加工竹、木有关。与磨刃制品一起，在大型的砾石工具中还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砍砸器，它们与磨刃石斧一起，更可能是用作砍树的工具。据现代民族志资料表明，砍伐树木是为了开辟耕地，它与原始农耕活动——火耕有关。砍树一烧山一再加上用尖木棒（有时还套上“重石”）点播，这是现代某些少数民族依然采用的原始耕作法。
石器组合中有辐刀型的凹刃刮削器，它不仅可用来刮削箭杆，还可用来刮削木质或竹质的尖头挖土棒。特别有意思的是与这些砍伐工具一起还出土了两件原始型的“穿孔砾石”（又称为“穿孔圆石”或“重石”）。这种原始型的重石加工方法粗糙，以凿孔为主，我认为应是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标志。
穿孔砾石器有大有小，并因大小不同而有多种用途：小型可作网坠或狼牙棒棒头；大型可作某种仪典活动的道具；大小适中的穿孔砾石则作“重石”（或称“加重石”），用来增加挖土棒（或尖木棒）的重量以利于挖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这些情景，不仅在非洲布须曼人的史前壁画中得到生动的反映，而且前不久布须曼人依然在使用加重石的挖土棒作为播种工具。重石的出现，是对尖木棒功能的重要改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组合工具，便于在采集和火耕中增加力量。直到现在，在某些地区的点播农具上还有变形的加重石的痕迹。穿孔砾石的出现和发展与磨刃技术的出现一样，是工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标志着石器制作工艺的新发展，也反映了木制与竹制工具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重石的出现与不断地提高制作水平和广泛使用，展示了原始经济由采集活动向原始农耕进步的重要飞跃。这个飞跃恰恰出现在最后冰期（玉木冰期）于冷峰值最高期消退后，气候逐渐回升，生存环境逐步改观之际。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桂林地区的庙岩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传统的观念——以为陶片一定是新石器时代已确立的标志，甚至有“无陶新石器时代”的存在，表明陶片的出现不能早于新石器时代的观念。现在的局面却是，陶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
原始陶器的研究提示最早陶器是作为饮器与食具，陶器的出现仅仅与家居生活相关联，只有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也就是定居条件，才利于使用易破碎的器皿。陶器是怎样被发明的仍是一个科学之谜，最初的陶器可能是用泥敷在编织的箩筐或木制的容器上，甚至敷在葫芦上，由于偶然的机会，被火烧掉依附物而留下硬结的泥质外壳，这样就出现了最早且十分粗糙的陶器（土器）。由此推想，很可能当初的原始人为了煮些什么，用泥糊在简陋的编织物上既防止漏水，又能耐高温，所以陶器很可能是作为生活用具而出现的。最初的陶器因烧制温度低，故硬度小，以后随着制陶术工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陶窑的发明，烧制温度高，陶质硬度增大，才从生活器皿发展到陶质生产工具，如陶纺轮、陶弹丸和陶锉等。依我推测，在华南最初最需要煮的可能不仅是野生稻米、植物种籽和块根，而更应是螺、蚌之类腥味很大，难以生吃的水生动物，而且紧闭的蚌壳及深藏在螺壳中的肉食部分很容易经水煮而取出。因煮食螺蚌而产生陶器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而事实上恰恰在华南、在广西桂林还有江西和湖南的相应遗址中的早期螺壳文化层里找到了距今1.5万年以上的陶片，这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由于大量地吃食螺蚌之类食物，在粗犷的砾石工具中出现了一种像是专门用来砸螺壳的工具，即修有把手以便于抓握的敲砸器，敲砸端呈尖状或锐脊状。
虽然白莲洞遗址中大量的堆积物早已被当地农民挖去作为肥料，以致在残留的堆积物中未能找到早期陶片。但在同一时期的庙岩等遗址里已找到了早期陶片，说明陶器的产生应在这一阶段。由于早期陶片的出现，更说明了这些文化层所表现出的过渡特点。
除磨刃石器和重石外，在白莲洞遗址这一阶段的层位中还出土了很多细小类型的隧石器物，包括弓箭上使用的箭头——石镞。这表明了在原始农耕活动萌芽初期，狩猎活动仍是很发达的，这就为原始的家畜驯养活动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无法精确地确定此时白莲洞人究竟开始驯养了什么动物，或栽种了什么作物，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来推测，很可能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和猪……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瓜类、豆类以及块根类植物等。总之它们是在过渡时期极其广泛的食物种类（所谓广谱性食物）背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生产活动上的这种过渡特点也反映到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些方面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在东6层中曾出上了一件用于碾碎和研磨赤铁矿的圆形砾石，表明这个时期已在应用赤铁矿粉了。究竟用在哪些方面呢？没有直接证据。据考古发现，红色的赤铁矿粉常出现在埋葬活动中，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广东潮安陈村遗址，乃至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的人骨边或人骨上均有赤铁矿粉痕迹。我国岩画专家陈兆复曾到世界各地考察史前岩画，据考察发现，史前时期红色的使用往往与丧葬礼仪有关，在泰国北碧府村一带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尸骨上撒有赤铁矿粉，而且用红色颜料描绘花纹的随葬陶器也与丧葬有关。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陪葬品上亦染有红色——装饰品中钻孔的小砾石上，其孔壁残存有红的颜色，有孔的石珠上均有染成红色的痕迹，还有一件扁圆形小砾石上有三条淡红色的粗道，近似于欧洲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彩绘砾石。在河北兴隆还曾发现一件染成红色的纹饰鹿角，其年代为距今13065±270年，这件艺术品可能也是陪葬物。在甑皮岩遗址中埋有不少尸骨，其中也曾发现三件类似于白莲洞东6层出土的带有红色赤铁矿粉遗迹的圆砾石。红色赤铁矿粉亦可用来描绘岩画。民族志还曾记载了塔斯马尼亚妇女用石器刮取赤铁矿粉，然后用油脂调和，可用来涂擦头发。凡此种种，我们不难推测白莲洞人利用赤铁矿粉可能有多种用途。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这一阶段，细小隧石工具中有不少小尖状器，它们可当作纹身工具。这种对人体进行人为损伤留下疤痕图案或致使身体局部变形为美感，或某种宗教含义的举动，或作为部族的识别标志，可能是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化内容之一。
由此，白莲洞第二、第三文化层归于过渡期（或中石器时代）是有着特殊的经济形态与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这个过渡性质的中介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摇篮期。据此，在华南地区凡与它相类似的其他文化遗址，都可以归属到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列。
白莲洞Ⅲ期文化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新石器是相对旧石器而言，就是说石器的制作技术已不仅仅限于以石击石的方法，还有磨制石器。虽说磨制技术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但用磨制方法加工石器工具，特别是通体磨光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点，同时还普遍出现了原始制陶术。
白莲洞Ⅲ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年至0.7万年间。在这时期随着全球性气温回升，海平面升高，大气环流改变，驱使夏季风明显加强。在盛冰期曾生长的喜温湿性针叶阔叶林分布区缩小，而对冷温环境适应性强的杉林在柳州、桂林地区消失，以常绿乔木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再次占据了低纬度和低海拔的柳州盆地。由于气温变得温暖湿润，蕨类植物繁盛，丰富的水域里软体动物大量繁殖，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在白莲洞堆积物的孢粉研究中还发现，在距今0.8万年左右时，白莲洞附近的常绿林减少，孢粉组合中出现了较多禾木科和蒿科的花粉粒。孢粉学家孔昭辰和杜乃秋指出，这可能是受当时古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所致，提出存在原始农耕活动活跃的可能性。白莲洞Ⅲ期文化展现了原始文化的另一种风采。
在白莲洞Ⅲ期文化的石器组合中，通体磨制的石制品其制作的精美令人惊叹。有件双刃锛形切割器器身磨得十分薄，两端均有单面磨削的刃口，刃缘锋利犹如剃刀一般，器身两侧有相对磨切痕迹，颇为精细。还有骨针、骨锥等磨制骨角器，此外薄形穿孔砾石装饰品可作垂饰。
相当于白莲洞Ⅲ期文化的遗址还有离白莲洞不远处的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它们的上文化层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骨制品，包括带倒齿的鱼叉、骨镞、作束发装饰用的骨笄，还有蚌制品以及作为原始农具的石制品如磨石、石杵、磨光石斧和石锛等。它们已能配套操作，由此，推测最早的农作形式——火耕（“刀耕火种”）可能已普遍施行。此外陶器已普遍使用，甑皮岩遗址中还出现最早家猪的骨骸。
学术界一般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四个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农耕和原始的家畜驯养）在这些遗址里均已基本具备，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人类的经济形态已由攫取性经济转化为生产性经济了。由采集性的攫取自然界现成资源，发展到人工种植和饲养动物，自然界的秩序被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遭到了冲击，人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有了转移，人所扮演的角色在逆转——人不再是顺从者，而是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异己的力量出现了，他想成为支配者！
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特别是白莲洞文化框架的识别和建立，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证实了我国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真实存在，并为探索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如何通过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转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材料。
时光倒流一万年——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启示
原始人发展到中石器时代可算是进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发生在这一阶段；自然界中人这一角色的位置发生转换也在这一阶段。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详细而又比较切合实际地获知这一过程？至少能了解他们的生活面貌？
一个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正如通过白莲洞遗址所揭示的那样，然而这已是一种“化石状态”了，无论获得多么丰富的文化遗存，毕竟已失去了鲜活的状态，不过是过去时光的凝固，它只能默默地诉说着，而且是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诉说着，让我们凭着高度的想像力、甚至浪漫的情怀去科学地构建远古的图景。
另一个是民族志的方法，借助于对现时尚处于相当这段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的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所谓“社会活化石”），并透过它的折光，获得相应的信息。当然他们在这个历史的旅途上跋涉已久，他们现时的生活并不完全相当于当时的原貌，显然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还遭到近代文明的“侵蚀”而有所变形，但毕竟使我们窥视到历史的一隅。保持着原始古老生活方式的这样的部落和民族存世的已不多，在今日甚至已是绝无仅有的了。由于他们与现代文明的接触，旧有的生活方式已处急骤地消逝之中，甚至我们有时已接触不到不久前尚存在的一些原住民（土著），只能从前辈学者的历史记录中去追寻我们所需的资料。在民族志中，曾保持原始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非常著名的民族有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已被殖民者毁灭了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后者的最后一位妇女名叫特鲁加尼娜，随着她于1876年的去世，这一民族就在世上消失了。
现在让我们透过前苏联民族学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经济生活考察时所获得的资料，将时光倒流一万年，去探索处于中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例如白莲洞Ⅱ期文化主人们的生活状况。须知道，在相当于此时期的柳州大龙潭人身上，反映了不少与澳大利亚一尼革罗人种相似的体质特征，如果不排除南来因素的渗入，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原始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也许就是华南中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活写照。
澳大利亚的土著在人种分类上属棕色人种，“发现”他们时，他们的经济形态尚处在农业产生的前夕，相当于中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更早阶段。他们过着纯粹的狩猎一采集生活，以狩猎小型动物与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在少数湖塘沿岸和海滨地区的土著们则以捕鱼为生。他们不能算作是存心贮食的人，因为他们仍处在“搜寻食物”阶段，早期的研究者已指出，这些土著居民在吃午餐之前尚不知他们将以什么为食。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动物种类有限，数量也不多，所以土著们在肉食方面选择余地不大，他们将一切能到手的动物都作为食物，然而他们的狩猎本领极其完美，以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狩猎虽然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却不是他们的苦役，而是一种娱乐、一种特别心爱的活动。他们在狩猎时专心得会忘却世上其他一切事情，因此他们从孩提时起，一方面在成年人指导下学习狩猎本领；另一方面还在游戏中模仿大人的各种狩猎办法，学会辨认兽迹，了解猎物的习性，养成使用武器的习惯，长大后就成了灵巧熟练的猎人。在这一点上，与动物学家所观察到的，肉食动物的捕猎行为本身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消遣，教育幼仔以及幼仔学习捕猎颇为相近！
澳大利亚土著在捕猎大型动物时，往往采用各种办法以达到目的。他们捕获袋鼠采用长时间追踪，从早紧盯不放，追逐到晚，夜间他们在火堆边休息和睡觉，黎明即起，继续跟踪追逐，直到袋鼠被追逐得精疲力竭，他们再用长矛将之打倒在地。这种狩猎方法要求猎人具有很强的耐力、毅力以及顽强的精神。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狩猎法早在直立人时期就已采用，一直流传到现在。
他们还采用集体围捕的方法，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追逐猎物；一组埋伏在掩体后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捕猎被追赶的动物。有时也采用挖陷阱和围栅栏的方法，但这种消极方法不及那种积极追逐的方法使用得多。他们有时根据猎物的习性，长途跋涉远出狩猎，甚至历时几个星期始归。为了捕捉树上的动物（如袋貂）和获取鸟蛋及蜂蜜，他们练就了一套独特的爬树本领，这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对于土穴中的动物，如有袋类的啮齿动物、袋狸、鼠类、邑、蜥蜴和蛇，不仅男人，连女人和少年也颇为热心地捕捉它们，一般用挖土棒搜寻和发掘它们，不过这类活动属采集范围的事。
对于飞禽，特别是水鸟，除了用“飞去来器”这种特殊猎具外，还采用套环来套取它们。对付猛禽更显示出他们的机灵和勇敢精神。他们手拿鱼肉，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日光照射的光秃秃的岩石面上，待猛禽扑下来取食时，猎人会猛然抓住它的腿，然后将之捕杀。捕鱼不仅采用空手捉鱼，还用鱼栅拦鱼、提篮罩鱼、鱼叉叉鱼以及用树枝、草束和芦苇编织渔网来捕鱼。钓鱼也很普遍，鱼钩多用骨头和贝壳来制作，鱼钩带有倒刺，鱼叉的尖端带有倒齿。他们有时在夜间用火炬照明来叉鱼，甚至有时撒放带有麻醉性植物的叶子来麻醉鱼，然后将之捕捉。在沿海地区会乘船去捕捉儒艮、海黾和鲑鱼。澳大利亚土著捕猎的目地纯粹是为了获得肉食。
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利用狼犬来帮助狩猎。他们捕捉小的狼犬加以驯化，有时妇女会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狼犬，这种半驯化的动物常用来寻找兽迹，有时也用来追逐猎物，常是追逐袋鼠。不过澳大利亚土著很少带狼犬去狩猎，因为他们更相信和依赖自己灵巧的狩猎本领。
采集，特别是植物性食物的采集，在澳大利亚上著经济生活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地区成为主要的生计活动，这是因为狩猎不能预先保证获得成功，妇女们所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就成为他们生活上较稳定的基础，尤其在动物资源少的地区更是如此。在原始时代后期，人口的增加，对食物的需求量加大，这点就显得更为重要。植物不仅用作食物，还可作为医药，甚至为某种技术所需，如有毒植物被用来麻醉捕鱼等。对澳大利亚土著来说，任何植物的任何部分均可当作食物，如浆果、硬壳果、谷粒、草籽、细根、块根、块茎、茎、嫩枝叶、幼芽、种实、花和软质树心等。其中块茎和根果占主要地位，往往被当作主粮，故有些学者称澳大利亚土著为“野生根果的挖掘者”。
除各种植物性食物外，许多小动物（如蜥蜴、老鼠、蛙、虾、蜗牛、螺、蚌、昆虫）、野蜜蜂及鸟类和爬行类的蛋等等都是采集的对象。事实上澳大利亚土著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能作为食物的东西。
主要的采集工具是用结实的树枝削尖头部做成的掘土棒。采集主要为妇女的劳作，因为只有妇女的耐心和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胜任这种简单而又枯燥，甚至有时单调得令人疲乏的劳动。例如：为了挖一支0.3米长的川蓖薢块根，必须挖开直径约1米，深达0.5米的大坑，先用掘土棒将块根周围的土挖松，再用手将松土一把一把地掏去，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单调而又令人厌倦的工作。在采集种子、草莓和硬壳果之类食物时无需工具，用手采集就是了，惟一的工具是用来盛东西的小木槽。
澳大利亚土著从不生吃狩猎来的肉食和鱼，但加工方法比较简单，很少煮食，主要是放在烧热的石头上、沙和灰烬中烤熟。采集来的食物有时生吃，但多半还是在火上调制的，如小动物、蛋和虫子多埋在灰烬中烤熟。许多植物性食物无需调制即可生食，但与需要加工的食物相比只占次要的地位。块根多放在灰烬中煨熟，而禾谷和草籽的加工要复杂些，需要打谷脱粒、碾碎、加水揉成面团，再放在火上烤成面饼。这些方法几乎与农业民族所采用的步骤完全相同，只是制作程序分得不很清楚，将有些程序合并在一起进行。块根和根茎的加工和谷物加工程序差不多，但要稍复杂一些，时间也花费得多些，特别是那些带苦味的，甚至有毒的块根，必须先用水浸泡很久，并反复烤几次才能食用。
实际上，澳大利亚土著在采集和加工植物性食物的许多方面，已跟原始农业很接近。除了没有耕种土地、播种和栽培外，农业操作的其他阶段，如收割、挖掘、打谷、簸谷、浸揉和搓成面团再烤成面饼，他们已很熟练，只要学会耕地和栽种，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农人了。如果从经济形态的阶段来看，他们确实处在生产性经济——原始农耕的前夕，然而他们比纯粹的攫取性经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甚至已有某些农耕的萌芽迹象。在澳大利亚西部某些地区的妇女，把川蓖薢的块根挖回来后，为了保证以后再次收获，他们将切下的块茎茎头又回插到地里去。当然还有一些打算种植其他所需植物的例子。不少学者将澳大利亚土著的经济与文化定位在中石器时代，我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原塔斯马尼亚文化，还要比澳大利亚土著显得原始，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广泛的生活资料，所谓广谱性的生活资料。不同的生态环境提供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生活资料，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时人是尊重自然界的，仅是多种形式合理地利用它，还没有发生以后滥用资源的现象。在这种原始的狩猎一采集生活中，男女分工也很明确，狩猎是成年男性的主业，而且男人们没有将之视作苦役，而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男人们乐意去做，甚至充满活力的男性会长途跋涉去狩猎动物。采集，特别是植物性食物的采集，是女性的主要技艺。女性特有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她们承担了这种单调、疲劳的工种。由于采集是生活资料相对稳定的来源，人们，特别是细心的妇女，给予它的关注也就更多。这对走向原始种植和家畜驯化关系重大，很可能原始农业就是在采集工作中占首要地位的妇女手中产生的。时至今日，妇女在家庭乃至整个国家提供食物保证方面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发布的一份题为《妇女喂养着世界》的公告中指出的。在原始时代，特别在中石器时代更可看出妇女在喂养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对澳大利亚土著的考察，作为种植的植物往往是当地常见的、也是普遍食用的种类。如澳大利亚库被尔斯克里克河两岸生长着类似黍子的一种草，有的地区生长此草的面积可达4平方千米以上，而在其他国家它已是一种栽培谷物，但在此地仍为野生谷物。将它转化为栽培作物是不难的，其实只要澳大利亚土著学会了对它进行栽培，这个地区的澳大利亚土著也就进入原始农业阶段了。
澳大利亚土著的这种经济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史前时期中石器时代，相当于白莲洞Ⅱ期文化的绝好的例证。
人类演化三轨道与“中石器革命”
原始人类的演化发展遵循着三个轨道在运行：
一个轨道是人本身——体质形态的演化发展。它由前人类（南猿群中的早期类型）进化为真人类（南猿群中的进步类型——人属的最初代表）；然后通过直立人群发展为化石智人群；最后通过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先民——他们是现代人的直接先辈，到达现代人阶段，其实到了化石智人群的后期代表已接近原始人阶段的结束。人类本身的这一演化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物进化的历程，其机制十分复杂，既遵循生物进化的法则，更涉及到深层遗传物质的复杂机制，这不能用任何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口号可以一言概括。
另一个轨道是生产技艺的演化发展，这是石器时代生产工艺的演化历程。它表现在石器制作技艺上（有些学者所称的“石器工业”上）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可分早、中和晚三期）、中石器时代（亦可分期，如白莲洞Ⅱ期文化还可分早、晚两期）和新石器时代（至少可分早、中和晚三期）。在由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化过程中，在一些研究比较深入的地区，某阶段的划分要细致得多，以西亚的耶哥利文化为例，从事该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做如下的划分：
由距今1.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纳吐夫文化）发展为“原始新石器时代”，原始新石器时代为由游猎向定居过渡的阶段，此时原始农业是否产生，尚不得而知。再由它发展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有时也称为“无陶新石器时代”，它可再分为两段，距今1万年前的A段，以出现原始农业，石器中出现石镰、石镞、石锥、石凿和石锛为特色；距今0.9万年前的B段，此时石器中出现长而薄的石刀和大型的磨石、石锤、石杵和碾石等，特别是已有雏形的城市出现。再进一步发展为“有陶新石器时代”，顾名思义，此时已普遍使用陶器，本期亦可分为A、B两段，但具体资料较少。由此可见，耶哥利文化展现了不同于东南亚的白莲洞文化与和平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面貌，欧洲又将是另一种特点。而这一切都是在各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石器时代某一阶段生产工艺上的不同面貌。
第三个轨道是文化发展的历程。虽然生产技艺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文化还不止于此，它拥有更广泛、更深邃的内涵，它是人与生产技艺结合而产生的众多要素的综合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其实生产技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它是借助于除生产工具之外的另一种“工具”——符号而发展起来的有形或无形的精神财富，它特别积淀在人的大脑，也就是思维与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它使人拥有了巨大的潜能，人类的演化成为了生物进化与人类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数百万年来人类的祖先和先辈们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思想、知识、经验等等，所有这一切变成了信息都集中存蓄到大脑中来，一代代向下流传，人的心智由此越来越强，通俗地说就是人变得越来越聪明。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人类文明的昌盛，不只艺术，还有科学技术，再加上人类所特有的丰富的想像力。人发明了所能发明的一切，也创造了所能创造的一切。人的智慧已不仅是天赋的天然智能，还添加了人工智能……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学活动中指出，过去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文化水平太低估了。确实如此，实际上我们对中石器时代的认识更肤浅，当我们越了解由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化历程的具体内容时，就越发感到人类很早就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虽然通过史前考古所能获得的有形东西太少、太零碎、太单调，很不起眼，但蕴藏在人类大脑中、深深根植于大脑之中人的智慧却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一点已经和正在被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人正常地生活着，大脑中的智慧就会进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一句至理名言——人手是人类智慧的刀刃。毫无疑问，人手促进了人脑的进化和发展，进化了的大脑又指挥着人手的行动。这个世界只能由行动而不是由冥想来把握。行动不是盲目的举动，而是在智慧把握之下的实践。原始人类发展的三条轨道只在一个交汇点上才迸发出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光辉，这就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转化。它的根基是由攫取性经济形态向生产性经济形态过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质的飞跃。这就是“中石器革命”，学者们喜欢用“新石器革命”来描述这个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新石器革命”，不如说是“中石器革命”来得更妥帖和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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