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哪里去了
本文依据有关书刊资料、个人回忆和私人信件写成，部分情节的真实性尚待证实……
①原载《科学画报》杂志，1979年第11、12期，参加写作的还有林一璞。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北京的一切机关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医学院B楼解剖系的一个办公室里，这里有两个保险柜，著名的北京人化石曾珍藏在其中。
1942年8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东瀛赶来的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据当时的报纸宣称，当他们来到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很快，一番追寻北京人化石的活动便紧张地开始了……
研究人类起源的瑰宝
人们为什么对北京人化石抱有如此大的兴趣？原来，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之一。在古人类化石发现尚少的时代，它的出现为人类起源的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基础。
那么，北京人化石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早在1918年春，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千米处的周口店勘查煤矿时，发现这里“龙骨”（实为哺乳动物的化石）颇多。1921年，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人们在龙骨山上找到了举世闻名的北京人遗址。
两年以后，奥地利籍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在此进行小规模发掘，获得了两枚古老的人牙化石。1926年，这一发现正式公布于世，遂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管，在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就在这一年发掘工作结束前的第三天，一枚保存状态极佳的右下第一臼齿被发现了。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即“北京人”。
1929年，在我国学者裴文中教授的主持下，发掘工作又获新进展：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一下子便轰动了国内外。
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才告一段落。在1927年至1937年的11年间，在北京人遗址里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其中有5具较完整的头盖骨、6块面骨、15具下颌骨残块、150枚牙齿以及部分肢骨残段。此外，还找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就有90多种），数以万计的石器和丰富的用火遗迹。
北京人及其洞穴之家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北京人化石是人类精神财富中的瑰宝，北京人洞穴之家成了研究人类起源和有关相邻学科的国内外学者来北京“朝圣”的“圣地”。
曾拟送美国暂存
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德籍（以后加入美籍）学者魏敦瑞，在美国大使馆撤退其侨民之际，停下了研究工作，决定去美国，并想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一起带去，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
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权乃属于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所委托的代表。故而魏敦瑞虽有想带走人类化石标本之意，事实上却难以实现。
据裴文中教授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撰文所载：魏敦瑞为了这件事，曾与他两次前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交涉北京人化石运美之事。美国公使表示，限于合同，在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魏敦瑞与裴曾通过美公使馆，给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去电，为安全计商讨将化石暂运至美国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大约在8月，翁文灏在重庆代表中国方面与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此事，事后又写信告诉裴，美方已同意此举。11月中旬，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北京人化石至美暂存。
“是我亲手包装的”
北京人化石是如何运出协和医学院的呢？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特地拜访了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胡承志，他当时在魏敦瑞的研究室工作，负责翻制化石模型。
在保管部的办公室里，胡承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还是1941年的4月，”他说，“魏敦瑞在离华前夕找我，要我将所有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做成模型，寄往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供他使用。他还说，在当今时局紧张之时，要作好随时装箱的准备，可以将北京人化石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总务长博文，然后由他们处理运美事宜。”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的一天上午，魏敦瑞的女秘书告诉我要装箱。当时，魏已去美了，下午我就去找裴文中教授，问他是否装箱，裴说可以装。于是我就请解剖科技士吉延卿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木箱，拿到办公室里开始装箱。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以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将之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有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两个大木箱内。至于牙齿化石，则是用装手饰用的小纸盒装的，盒内填以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上有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木箱为普通的白木板所钉成，未上油漆，北京人的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箱子里，略小一点的木箱内主要装山顶洞人的化石。两箱除分别标有“Case 1”和“Case 2”外，并无标签及其他标记。
“装好箱后，我将装有化石的木箱，用手推车送至C楼博文的办公室，他又将这两个木箱送到F楼下4号的保险室内，以后它们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胡承志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已故的杨钟健教授生前曾多次跟我谈起北京人化石丢失的事。他说在重庆时曾跟翁文灏有较多的接触，翁决定将北京人化石送到美国保存，起初只不过是想委托美国大使馆设法带至美国，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可由魏敦瑞使用，但应由中国大使馆代为保管和保存，待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运回来。”
关于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和命运，胡承志至今仍常常牵挂在心：“北京人化石是极其珍贵的，我们有责任找到它，也希望能找到它！”这不仅是胡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共同心声。
北京人化石没有被带走
北京人化石撤离协和医学院后，按原计划，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此举是否成功？某些杂志（如美国的《科学》）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所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此话当真？
“哈里逊总统”号原系民间船只，以后才为美国海军所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按原订计划，北京人化石就是准备带往秦皇岛后，在军队撤离时由“哈里逊总统”号带走的。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呢！
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均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为美军潜艇所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失踪前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的经过情况，众说纷经。最近，美国人詹纳斯对此作了许多调查，包括对当事人的访问，他在《寻找北京人》一书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自协和医学院运出后，被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交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
阿舒尔斯特上校随即命令士兵们，把北京人化石改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箱内，并责成即将离华赴美的军医福莱负责将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运到秦皇岛，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返美。
福莱军医受命后，即去电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医务室，指令他的助手、三等药剂士戴维斯照管好将由北京运来兵营的他的行李，装有北京人的木箱也在这批行李中，但福莱并未将此事告诉他。
秦皇岛距北京225千米，载有海军陆战队军用物品和行李的蒸汽机车，走了3天才到达，机车到达后，戴维斯和另外几个人，把刷有“W．T．Foley，USMC”标记的行李箱卸下，共有24箱之多，它们被暂时堆放在霍尔坎伯兵营戴维斯所住的砖瓦平房里，等待由上海开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按规定，该船应在12月11日抵达。
事与愿违，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船没有到，霍尔坎伯兵营却被日军占领了，美海军陆战队队员统统成了战俘，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不多的个人用品，其他东西则全被搁下，就这样，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跟其他行李统统都被留在兵营里了。
戴维斯跟其他战俘到天津后，见到了福莱军医，但后者并未向戴维斯打听行李的下落。大约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运回天津，福莱军医取回了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箱子时，发现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些纪念品以及教学用的现代人头骨标本都已丢失。至于上校委托他带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虽然仍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但福莱却没有打开作一番检查。
由于军阶较高的关系，福莱军医一开始受到了宽待，行动还算自由，于是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将行李疏散了。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三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而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后来，福莱军医也丧失了人身自由……
以上资料，是詹纳斯亲自访问了戴维斯和福莱之后写下的，其可靠程度还难以判断。以书中记载着来，最后福莱军医并未打开上校的行李箱，究竟箱内还有没有北京人化石呢？这是一个疑谜，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化石最后是经几个美国人的手而下落不明的。
最初的搜索
1942年8月间，发现北京人化石已不在保险柜内后，日方一方面在报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另一方面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下落。
次年4月间，日本的“华北驻北屯军最高司令部”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锭者这个人很厉害，仅用3天就问遍了所有有关人员，裴文中教授受到非难，而博文则被关了5天，吃了不少苦头！
据有的报道说，锭者在日军全力支持下多方搜索，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还特地叫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裴文中教授被释放，当时，日方还客气地对他说今后要多合作。
胡承志至今还怀疑，当时一切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试问像日本宪兵队这样的机关，竟然也介入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又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能如此‘善罢甘休’了吗？这是耐人寻味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间，曾有通讯社报道，在东京发现了北京人化石，说是东京帝国大学交给盟军总部的，由总部的科学顾问、地质学家怀特摩尔保管着，准备送回中国。
据说，怀特摩尔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奉命去东京盟军总部工作的，他同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罗氏基金委员会的委托，前去东京寻找北京人化石。
报上虽如此报道，但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所接受的东西中，却井没有北京人化石。为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的顾问李济博士（曾任台湾科学院院长，现已去世），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在东京曾先后5次寻找过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未找到（詹纳斯去台湾访问过他，他仍坚持应去东京寻找失落了的北京人化石）。最后代表团团长亲自出面，于1946年4月30日致函盟军总部，请求进一步寻找这批珍贵的化石。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据称，怀特摩尔并未进一步去寻找，有人怀疑他所知道的内情比他所说的多。不过他始终否认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军总部也曾动员在华美军寻找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踪迹全无。
搜索活动正在进行中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了突破，5月间首批民间访问者来华访问，其中有一位就是美国希腊古物基金会主席詹纳斯，此人是国际贸易家。在华期间他参观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对寻找北京人化石非常感兴趣，回国之后，他立即主动地行动起来。
最近他在给本文作者的来信中，谈到了他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了获得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可靠线索，他登报悬赏，现在已将悬赏金额扩大到15万美元。自1972年以后，在6年间他共获得300多个线索。他还到过菲律宾、希腊、苏联（前苏联）、香港、台湾……很遗憾，所有这些线索和所作的努力都未能使他获得积极的成果，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颇有价值。前面介绍的戴维斯和福莱的回忆，就是他提供的。这里不妨再介绍另一件颇有兴味的事，一位妇女曾给他寄来了据称是北京人化石的照片。
此事发生在他访问中国回国后不久，一位一直没有透露姓名的妇女，称她的丈夫在去世前曾告诉她保存有北京人化石。经詹纳斯的请求，他们在帝国大厦87层的瞭望台上会了面。经过几番周折，她邮寄了一张照片给詹纳斯。后者将照片复印了许多份分寄给各专家鉴定。除少数人相信照片中的一个头骨可能是北京人头骨外，不少人持有异议。
对于这张照片，我们的看法是，照片上所示的骨化石并不是北京人的，在遗失的化石中没有那些支离破碎的骨骸，至于右上角的头盖骨与北京人头盖骨并不相似。北京人头盖骨中央有矢状嵴隆起，故颅盖部分要来得高，而且前额的眶后部分显然要比照片上的头盖骨窄得多，这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胡承志在看过这张照片后，也否定了它的真实性。即使那个头盖骨，也只是一个“拙劣的仿制模型”。
詹纳斯6年前开始的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正在继续进行之中。
失物终将归原主
1979年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已遗失的北京人化石更加关切起来。
自从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古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研究表明，人类起源的发展的图景远比以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化石材料也有大量的积累，然而，就世界古人类研究史而言，像北京人遗址拥有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以及第四纪地质学诸方面如此丰富的材料，研究历史如此之长，而且所取得成果如此之多，实属少有，在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中，迄今还未被超越。北京人的化石材料，虽然已经有不少杰出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人化石这个无价之宝并未真正遗失。它们究竟在哪里呢？也许被埋藏在哪儿？也许被人有意隐藏起来了？
美国朋友詹纳斯出于个人对科学的爱好，更出于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已为寻找北京人化石作了不少努力。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们，他认为寻找到这些化石，将它归还给中国人民，是他个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义务。这种意愿应受到赞扬和支持。作为北京人化石的主人的中国人民，也不会等闲视之。愿所有关心北京人化石下落和命运的国内外人士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北京人化石重见天日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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